治疗教育迫在眉睫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相关人群采访手记
镜头一：一个中年男人抱着头坐在昆明市金碧广场上的花台前泪流满面，无神的眼睛茫然四顾，似乎在过往的人群中寻找着什么？这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从2003年接受抗病毒治疗，已经有了很好的疗效。半年前，他的医生给他换了新的抗病毒药，可现在这个药一时买不到了。想到因为不能按时服药，前期的治疗将会前功尽弃，他感到绝望……
镜头二：两个艾滋病感染者在一起交流服用抗病毒药的感受，其中一个取出自己服用的药给另一个看，突然发现他一天的服药量是正常用量的两倍，而这个用量他已经持续了近1年，并且以他的身体状态，他根本用不着服药。交流的结果，使他大惊失色……
不能按时按量服药或者在不该服药的时候服用了过量的药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为什么上述感染者会如此惶恐？就此，记者采访了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专家李晓亮。李晓亮说，他们面临着产生抗药性，降低治疗的依从性等严重后果。在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中，治疗教育尤为重要。
李晓亮介绍说，从用药开始，病菌和你的斗争就开始了。谁输谁赢就要看能否控制抗药性的产生。而在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中，抗药性比别的病更容易产生。因为它是多种药物放在一块，也就是鸡尾酒治疗，其中只要一种药产生抗药性，这个配方也就不能用了。一个新药，从实验室开始，经过一次两次甚至百次、千次的实验，直到生产，往往要花费上亿元的投资，而且这个过程很可能要经历很多年，可抗药性的产生很可能只需要几个月。举例来说，结核病一直是免费治疗，但治疗的依从性很低。因为一服用药物就有效果，病人就停药了，很快就产生抗药性，治疗结核病的常规药就不能再用，必须换成抗抗药性的药，而和常用药相比，这要贵出很多倍。如果没有考虑后果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个后果，那么，原本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会变成10块、100块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 百拇医药
从国家层面来说，1个亿能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10亿100亿。这是从经济方面来说。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些病都是传染病，抗药病毒也会传染。如果我身上带着一个抗药毒株，我传播出去的也是一个抗药毒株。换句话说，一旦我产生了抗药性，那么我身边的一群人都会产生抗药性。而且，毒株常常发生变异。你可以设想，当人们对那些原来有效的药物束手无策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李晓亮说，服药是一个行为，行为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一般人都有一个期望，药吃下去就会有效果，没有效果就会失去信心，就停了；或者有效果后就停了，两天后反弹再来服，或者漏服、不按时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抗药性是迟早的事。要让人的行为有改变，就要有教育。而教育的实施者首先是健康教育者，然后通过人际交流进行传播。要使每一个需要服药的人，或者说每一个家庭都知道，按时按量服药是治疗奏效的保障。
李晓亮认为医生是治疗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医生不仅有责任去传递这些信息，而且要准确地传递信息。同时，在态度上，在传播方式上需要转换。因为不同的表达方式对老百姓来说，接受的程度就不一样。所以，如果在医院有一些简明扼要的小册子，让医生和病人一起阅读，会大大地提高治疗的依从性。所谓依从性是指一个病人能够遵循医生所给予的医疗指导，而进行治疗的一个过程。它由提供方和接受方构成，双方的意识、观念、背景都会影响治疗的依从性。因此，医生要使病人对自己建立足够的信任感。能否科学地给予病人医疗指导或治疗教育，也是反对歧视的一个方面。病人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不敢平等地与医生对话，这就要求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充分地认识到这点。如果不放下架子，病人就不能从医生这里获得足够的信息。此外，在社区层面和倡导方面，也应该去做一些意识转变和知识普及工作，让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对自己的生命和健康真正地担起一份责任。(梁苹), 百拇医药
镜头二：两个艾滋病感染者在一起交流服用抗病毒药的感受，其中一个取出自己服用的药给另一个看，突然发现他一天的服药量是正常用量的两倍，而这个用量他已经持续了近1年，并且以他的身体状态，他根本用不着服药。交流的结果，使他大惊失色……
不能按时按量服药或者在不该服药的时候服用了过量的药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为什么上述感染者会如此惶恐？就此，记者采访了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专家李晓亮。李晓亮说，他们面临着产生抗药性，降低治疗的依从性等严重后果。在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中，治疗教育尤为重要。
李晓亮介绍说，从用药开始，病菌和你的斗争就开始了。谁输谁赢就要看能否控制抗药性的产生。而在艾滋病的抗病毒治疗中，抗药性比别的病更容易产生。因为它是多种药物放在一块，也就是鸡尾酒治疗，其中只要一种药产生抗药性，这个配方也就不能用了。一个新药，从实验室开始，经过一次两次甚至百次、千次的实验，直到生产，往往要花费上亿元的投资，而且这个过程很可能要经历很多年，可抗药性的产生很可能只需要几个月。举例来说，结核病一直是免费治疗，但治疗的依从性很低。因为一服用药物就有效果，病人就停药了，很快就产生抗药性，治疗结核病的常规药就不能再用，必须换成抗抗药性的药，而和常用药相比，这要贵出很多倍。如果没有考虑后果或者根本不知道这个后果，那么，原本1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会变成10块、100块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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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层面来说，1个亿能解决的问题就变成了10亿100亿。这是从经济方面来说。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些病都是传染病，抗药病毒也会传染。如果我身上带着一个抗药毒株，我传播出去的也是一个抗药毒株。换句话说，一旦我产生了抗药性，那么我身边的一群人都会产生抗药性。而且，毒株常常发生变异。你可以设想，当人们对那些原来有效的药物束手无策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李晓亮说，服药是一个行为，行为的产生都有一定的社会背景。一般人都有一个期望，药吃下去就会有效果，没有效果就会失去信心，就停了；或者有效果后就停了，两天后反弹再来服，或者漏服、不按时服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抗药性是迟早的事。要让人的行为有改变，就要有教育。而教育的实施者首先是健康教育者，然后通过人际交流进行传播。要使每一个需要服药的人，或者说每一个家庭都知道，按时按量服药是治疗奏效的保障。
李晓亮认为医生是治疗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医生不仅有责任去传递这些信息，而且要准确地传递信息。同时，在态度上，在传播方式上需要转换。因为不同的表达方式对老百姓来说，接受的程度就不一样。所以，如果在医院有一些简明扼要的小册子，让医生和病人一起阅读，会大大地提高治疗的依从性。所谓依从性是指一个病人能够遵循医生所给予的医疗指导，而进行治疗的一个过程。它由提供方和接受方构成，双方的意识、观念、背景都会影响治疗的依从性。因此，医生要使病人对自己建立足够的信任感。能否科学地给予病人医疗指导或治疗教育，也是反对歧视的一个方面。病人一开始就处于弱势地位，不敢平等地与医生对话，这就要求我们的医务工作者充分地认识到这点。如果不放下架子，病人就不能从医生这里获得足够的信息。此外，在社区层面和倡导方面，也应该去做一些意识转变和知识普及工作，让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对自己的生命和健康真正地担起一份责任。(梁苹),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