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艾滋病报道中的耻辱和歧视 ——减少HIV/AIDS耻辱和歧视媒体研讨会综述
11月15日，前景集团政策项目中国总部(中国——美国政府艾滋病合作项目)在昆明召开“减少HIV/AIDS耻辱和歧视媒体研讨会”，昆明各大媒体记者、国内外专家和HIV感染者代表近40人汇集一堂，就加强媒体和感染者的沟通和交流，反对对艾滋病的耻辱和歧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报记者对本次研讨会进行了专题采访，现将研讨会的精彩观点集纳于此，以飨读者——
耻辱和歧视是艾滋病防治的软肋
政策项目中国总部首席代表高源博士指出，国际经验证明，耻辱和歧视是艾滋病防治的软肋。耻辱和歧视越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艾滋病防治的工作越难做，成效也越差。要消除社会歧视，记者比医生的作用更大。
政策项目越南办公室的大卫·斯泰凡斯说，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耻辱和歧视，在每一个艾滋病流行的国家都存在。例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的澳大利亚，艾滋病常常作为头条新闻，并且往往是以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出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故事总是关注他们生活中的不利方面，增加了社区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
, 百拇医药
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止研究所副所长李建华指出，歧视所产生的负效应使国际上行之有效的行为干预措施难以展开，十分有限的资源没有得到完全的利用，从而使艾滋病快速地向普通人群传播。
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
作为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0多年的人，大卫·斯泰凡斯自身的经历很有说服力：大部分采访过我的记者都是善解人意的，但是我也经历过一些误导性的报道。公开个人生活和家庭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记者发表的文章没有反映事实，这无助于建立记者和感染者、病人之间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公开和坦诚交流的基础。
小普曾经接受过某电视台的采访，该电视台不仅将他的图像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而且不顾他的多次抗议，将他的照片发布在互联网上，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本次研讨会上，他呼吁，媒体要尊重感染者的权利，要保护感染者的隐私，不要让别的感染者再受到和他一样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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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儿的发言直截了当：记者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应该让公众知道，我们是人，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我们需要正常的生活。
真正的威胁在于根本不知道感染者在哪里
新华社资深记者熊蕾说：真正的威胁在于根本不知道感染者在哪里，而这正是歧视和污名带来的恶果。艾滋病在中国境内传播20年，媒体对艾滋病报道在经历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狼来了”两个阶段后，在2000年后有了长足进步和实质性变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歧视。
熊蕾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在河南爆发血源性艾滋病感染之前，云南就有了一个数量很大的感染者群体，可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媒体没有对他们做像对河南艾滋病问题那样有分量、有深度、有影响的报道。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存在一种道德评判：云南的众多感染者是由于吸毒感染的，他们咎由自取。这种歧视，阻碍了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报道艾滋病问题，使艾滋病感染人群长期边缘化，从而也阻碍了艾滋病防治工作。我们现在号称有100万感染者，但有95%的感染者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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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指出，和歧视相关的问题是猎奇，将艾滋病问题娱乐化甚至商业化，从而冲淡了我们对一些严肃问题的关注，伤害了感染者，误导了公众，对媒体自身的形象造成了损害。
以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对待感染者和患者
高源博士指出，不恰当的“关爱”使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伤害到感染者。有一位感染者对我说，你没有被感染，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处境和心理。不理解的关爱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应该强调的是平等对待。新闻媒体需要做的事情是：发现事实，讲述事实，不受自己的偏见所左右。因为媒体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你的偏见会对感染者和病人的生活和命运产生不好的影响，反过来，它们又会反作用于我们大家，也就是社会的大多数人。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的朋友们不仅要持续关注，持续学习，还要持续地用情报道关于艾滋病的人和事。
熊蕾认为，尊重和平等，是一种平视，是把他们作为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居高临下”关怀”他们。对媒体来讲，这种尊重一方面体现在我们报道中，是不是把他们作为有尊严的人来对待，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我们对他们的采访中，是否尊重了他们的权利。感染者和患者中，很少有公众人物，他们并没有义务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报道。
, http://www.100md.com
李建华认为：应该从成长性的、建设性的角度去报道艾滋病。
媒体应该对艾滋病的报道态度进行反思
与会专家指出，媒体应该对过去那种对艾滋病符号化、污名化的报道态度进行反思。
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报道艾滋病，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鼓舞感染者和所有人战胜疾病的信心，而不是散布对疾病的恐惧；要以平常心态看待患者，既不要用道德评判的思维定势歧视他们，也不要用我们自以为是的关爱把他们特殊化，使他们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特殊人群。目前我们对艾滋病报道的数量超过对任何一种疾病，甚至超过对公共卫生的报道数量，这并不正常；不要把艾滋病意识形态化。就艾滋病的报道而言，关注疾病所危害的人比关注这个人为什么得了这个病更重要；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对待艾滋病报道，而是要长期不懈地关注它。(梁苹), 百拇医药
耻辱和歧视是艾滋病防治的软肋
政策项目中国总部首席代表高源博士指出，国际经验证明，耻辱和歧视是艾滋病防治的软肋。耻辱和歧视越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艾滋病防治的工作越难做，成效也越差。要消除社会歧视，记者比医生的作用更大。
政策项目越南办公室的大卫·斯泰凡斯说，对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耻辱和歧视，在每一个艾滋病流行的国家都存在。例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晚期的澳大利亚，艾滋病常常作为头条新闻，并且往往是以一种耸人听闻的方式出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故事总是关注他们生活中的不利方面，增加了社区对艾滋病的恐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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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止研究所副所长李建华指出，歧视所产生的负效应使国际上行之有效的行为干预措施难以展开，十分有限的资源没有得到完全的利用，从而使艾滋病快速地向普通人群传播。
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
作为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0多年的人，大卫·斯泰凡斯自身的经历很有说服力：大部分采访过我的记者都是善解人意的，但是我也经历过一些误导性的报道。公开个人生活和家庭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记者发表的文章没有反映事实，这无助于建立记者和感染者、病人之间的信任，而这种信任是公开和坦诚交流的基础。
小普曾经接受过某电视台的采访，该电视台不仅将他的图像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公众面前，而且不顾他的多次抗议，将他的照片发布在互联网上，给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在本次研讨会上，他呼吁，媒体要尊重感染者的权利，要保护感染者的隐私，不要让别的感染者再受到和他一样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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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儿的发言直截了当：记者千万不要好心办坏事。应该让公众知道，我们是人，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我们需要正常的生活。
真正的威胁在于根本不知道感染者在哪里
新华社资深记者熊蕾说：真正的威胁在于根本不知道感染者在哪里，而这正是歧视和污名带来的恶果。艾滋病在中国境内传播20年，媒体对艾滋病报道在经历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狼来了”两个阶段后，在2000年后有了长足进步和实质性变化。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歧视。
熊蕾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在河南爆发血源性艾滋病感染之前，云南就有了一个数量很大的感染者群体，可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我们的媒体没有对他们做像对河南艾滋病问题那样有分量、有深度、有影响的报道。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存在一种道德评判：云南的众多感染者是由于吸毒感染的，他们咎由自取。这种歧视，阻碍了我们以正确的态度报道艾滋病问题，使艾滋病感染人群长期边缘化，从而也阻碍了艾滋病防治工作。我们现在号称有100万感染者，但有95%的感染者我们不知道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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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蕾指出，和歧视相关的问题是猎奇，将艾滋病问题娱乐化甚至商业化，从而冲淡了我们对一些严肃问题的关注，伤害了感染者，误导了公众，对媒体自身的形象造成了损害。
以尊重和平等的态度对待感染者和患者
高源博士指出，不恰当的“关爱”使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伤害到感染者。有一位感染者对我说，你没有被感染，根本就不可能真正理解我们的处境和心理。不理解的关爱只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应该强调的是平等对待。新闻媒体需要做的事情是：发现事实，讲述事实，不受自己的偏见所左右。因为媒体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你的偏见会对感染者和病人的生活和命运产生不好的影响，反过来，它们又会反作用于我们大家，也就是社会的大多数人。这就要求新闻媒体的朋友们不仅要持续关注，持续学习，还要持续地用情报道关于艾滋病的人和事。
熊蕾认为，尊重和平等，是一种平视，是把他们作为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居高临下”关怀”他们。对媒体来讲，这种尊重一方面体现在我们报道中，是不是把他们作为有尊严的人来对待，另一方面，也体现在我们对他们的采访中，是否尊重了他们的权利。感染者和患者中，很少有公众人物，他们并没有义务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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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认为：应该从成长性的、建设性的角度去报道艾滋病。
媒体应该对艾滋病的报道态度进行反思
与会专家指出，媒体应该对过去那种对艾滋病符号化、污名化的报道态度进行反思。
应该以科学理性的态度报道艾滋病，对这个疾病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把握，鼓舞感染者和所有人战胜疾病的信心，而不是散布对疾病的恐惧；要以平常心态看待患者，既不要用道德评判的思维定势歧视他们，也不要用我们自以为是的关爱把他们特殊化，使他们成为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特殊人群。目前我们对艾滋病报道的数量超过对任何一种疾病，甚至超过对公共卫生的报道数量，这并不正常；不要把艾滋病意识形态化。就艾滋病的报道而言，关注疾病所危害的人比关注这个人为什么得了这个病更重要；不能用搞运动的方式对待艾滋病报道，而是要长期不懈地关注它。(梁苹),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