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现代化是否意味中医和中药渐行渐远
几千年来，中医学以其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明确的临床治疗效果，保障了中华民族繁荣昌盛。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是我国一项战略任务。在我国传统的中医学中，中医和中药是不分家的，但在如今现代化的医疗体系下，医药分开却是大势所趋。实现中医药现代化，是否就意味着中医和中药渐行渐远？
中医药现代化：能否重走日本的“汉方”之路？
如今，每提及中医药现代化，人们总喜欢拿日本的“汉方”来比较――在国际市场中，日本的“汉方”占了很大比重，而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仅仅占了不足5%，许多穿了“洋装”的中药还大量出口到我国。今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二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上，伦敦中医学院院长、梅氏集团董事长梅万方教授指出，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对中医药的原创贡献，只是进行了有效的整理和包装。仔细研究日本的“汉方”之路，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条“废医存药”之路，即废除中医，仅存中药。日本的许多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都热衷于对中药(包括汉方药、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鉴定，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天然药物”，而并不重视对汉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一所正规的汉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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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近年来的中医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也在走“汉方“之路――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弄清楚中药的有效成份，分离、提取后进行产业化生产，以期与国际接轨，得到美国FDA的认可，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近日在南通召开的“江浙沪中医妇科名家论坛”上，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张承烈教授认为，中医和中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没有中医基础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仅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份进行现代化的生产，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最多只能称之为“植物药”。
“中药”与“植物药”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中药是中医大夫按照中医理论、根据八纲辨证所使用的药；而植物药是根据美国FDA《植物药产品行业产品指南》中规定，“包括植物类、藻类、肉眼可见的覃类以及它们的混合物”。张教授认为，中、西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在西医药体系中，医是医，药是药，西医大夫仅仅是西药的使用者。而在中医学体系中，既学医又学药，医药是不分家的，但凡合格的中医师，必然会临床亲自制药，必然能辨别药的好坏优劣，甚至能亲自采药制药，许多成方名药都是中医师临床实践的总结。我国中医药有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有浩瀚的文献，遣方用药都有规律可循。而废除中医，仅存中药，实际上中药也不复存在，所剩的仅是按西药理论使用的特殊西药而已。而如果以现代药理学研究结论作为选方依据，即“辩病”而非“辨证”地使用中成药，结果还可能会导致中药制剂临床使用混乱。例如，日本厚生省1994年对小柴胡汤改善肝功能障碍的功效予以认可，并将该方作为肝病用药正式收入国家药典，以致造成全日本上万肝病患者同服这一处方的“盛况”。但两年以后，日本就出现了88例慢性肝炎患者因小柴胡汤副作用，而导致间质性肝炎、10例死亡的情况。此事件后，小柴胡汤销售额下降了1/3，还遭遇了从医疗保险中开除的危险。又如我国的“龙胆泻肝丸”事件，也是由于违背中医理论、不在中医的指导下、长期乱用出现的副作用，结果给中药带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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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后继乏力：中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与轰轰烈烈的中药现代化相比，近年来我国中医现代化却显得十分沉默。专家们指出，目前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更多偏重于中药现代化，而轻视了中医现代化，国家为中医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远远少于西医，古老的中医正面临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危险。据统计，目前我国西医从业人数有558.39万人，而中医只有40.72万人；西医院有1.68万个，而中医院只有0.26万个。国家对中医院的投入也远远小于西医院，甚至购买一台先进的仪器设备就相当于一所中医院全年的投资，为了生存，许多中医院不得不开西医门诊搞创收。
“中医药现代化首先要理论现代化，”在“江浙沪中医妇科名家论坛上，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医药学会会长施杞教授无不担忧地指出：“如何传承我国中医学理论，包括其中丰富的学术流派，目前已成为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我国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流派众多，历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流派有伤寒、河间、攻邪、丹溪、易水、温补、温病等，这些流派之间不断争鸣和渗透，使我国的中医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临床疗效不断提高。也正是这些学术流派，体现了我国中医的特色，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灵魂和精髓。而传承学术流派首先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过硬的中医理论功底，对中医各家学说思想有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还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信息学和统计学等方法，对名老中医的工作经验进行整理和研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融会新知，使其学术思想日臻完善，临床疗效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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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专家认为，按照目前我国的中医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不是纯正的“中医大夫”，很难担当传承我国中医理论的大任。目前，我国的中医教育体制是从西医学来的，课程的设置和编排都是参照西医，现有的医疗体系也要求执业中医师要用西医的方法书写病历，因此，中医院校的学生必须学习相当数量的西医课程。在许多中医院校，西医的课程已占到总学时的三成，中医课程只占四成，其余近三成为公共基础课程，外语的课时比古汉语还多，这种西化教育导致许多学生很少有时间、有精力看中医的经典书籍，有的中医院校甚至将《内经》等经典著作，列为学生的选修课。
此外，中医是一门实践科学，但现在的中医院学生几乎接触不到中医临床，论文的结论都是从动物实验中得来的；而中医教科书中，用西医理论诠释中医概念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把“血”解释为“在血管里流动的红色液体”，就显然违背了中医理论对“血”的理解。因此，按照这种西医思路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几乎不会按中医思路看病，转行的很多。有人估计，目前我国拿得出手的名老中医不过300人，能真正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000人，大多数中医已经严重西化，很难称为中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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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张承烈教授还认为，我国中医后继乏力，还与其自身的“劣根性”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我国中医各流派之间闭关自守、文人相轻，相互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缺少与时俱进的团队精神。中医是一门经验科学，但不能凭经验办事，而有些中医学院的老师讲稿一直讲了20多年，以至于纸张都发黄了。
重塑民族自信心：我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中医药中心？
近年来，中医药市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劲增长，目前全球总成交量已超过160亿美元，占整个植物药市场的六成以上，并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而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介绍，我国的中医药只是“进入了缓慢的增长期”，我国每年7.2亿美元的中医药出口额，仅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0.3%；而作为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中药，至今还一个都没有。如果仅从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份额看，我国的中医药的确面临了被全球化和现代化“边缘”的危险。但如果从中医中药产生的文化根源来看，我国则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医药中心。几千年来，中医药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医疗保健体系，时至今日，无论大病小病、急性病慢性病，都可以依赖中医；中医药在治病之外，还有一整套保健养生的中医理论，由于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些常见的中医养生之道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西方国家对中医中药的了解，远不如我国，因此，对于中医中药我国最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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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医药现代化，首先必须重塑民族自信心。”我国最大的中药企业之一、上海绿谷集团董事长吕松涛认为：“中医药与国际接轨，不是技术与科学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实现中医药现代化，要从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高度去认识、去实践。”这位哲学专业毕业的企业家认为，在中医药产业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播超越了科技的传播，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其它自然科学领域，科学技术本身极少有争论，惟有中西医药，几乎水火不容，这其实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文化的歧视，不是中医药被歧视，而是中医药依托的文化被歧视。
目前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已经深陷怪圈：用西医的模型要求中医，用西药的标准要求中药，中医院校培养的是二流的西医人才，中医院变成了二流的西医院，这样的现代化无异于“缘木求鱼”。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研究员严仲铠也认为，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不能“削足适履”，我国一方面要自主制定科学的中药标准规范，让世界跟我国接轨，确立中国传统中药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让国际医药界了解中国数千年中药史积淀形成的宝贵经验，使世界各国在制定生产质量标准时多参考，接受我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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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召开的““第二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上，一些业内专家还指出，如今在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仍然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全国各地都在大谈中药材的出口是否明智？一方面我们的中药材资源尤其是一些名贵药材的资源紧缺问题愈发突出，而另一方面，低水平、低附加值的药材原料却被看中短期利益的商人大量出口，更有些地方还在此时高呼建立药材出口基地。在研发资金捉襟见肘的时候，却投入大笔的资金发展药材贸易，各地决策部门是否应该斟酌一下？
事实上，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9亿农民，要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就必须充分发挥中医的“简、便、廉、验”优势，为我国的健康事业服务，在当前我国广大农民医疗健康没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大力培育发展国内中医医疗市场，是否应该是比出口更为重要的“当务之急”？中医药在农村卫生服务中与西医药相比更有优势，更容易发挥作用。由于医疗设备和技术人才匮乏，农村许多医疗点连最基本的化验和最简单的手术也无法开展。中医药的诊断简便、适应症广、医疗成本低、易推广应用的突出优势，使其在农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药方剂的多种有效组分能适应人体多样性和病变复杂性，针灸和推拿等方法疗效显著，适用范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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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我国广大农村利用中医药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最为成功的经验。当时村村都有医务室，没有像样的医疗器械，赤脚医生只有几支银针和一把草药，由于使用大量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尽管那时合作医疗水平不高，有些赤脚医生甚至根本就谈不上医术，但是他们真正优势并不在于他们有多高的医术，而在于他们紧紧地贴近群众。而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我国农村这些深受农民欢迎的“赤脚医生”早已经荡然无存，我国中等及高等医学院校每年毕业的几十万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千方百计留在城市医院工作，而不愿意去农村。在目前正在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中医药的作用再一次得到了重视。一些符合条件的县级中医医院都列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许多中成药和中草药也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用药目录，国家卫生部门正大力加强对试点县中医医院、乡镇卫生院中医科的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开展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组织中医药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农民选择运用中医药预防和诊疗疾病。
我国的中药产业界也正在积极探索“医药一体化”的新渠道，上海绿谷集团目前正以肿瘤、妇科等中医特长领域为突破口，在全国各地编织一个“特诊连锁网”，依托这些中医特色门诊，还将在互联网上组建一个健康服务网。该集团同时还致力于建立“专家库”和“患者库”，充分发挥全国各地名老中医的作用，而任何一个在其连锁门诊就医的患者，则可以享受到医院以外的各种形式跟踪服务。
信息来源：新华社, 百拇医药
中医药现代化：能否重走日本的“汉方”之路？
如今，每提及中医药现代化，人们总喜欢拿日本的“汉方”来比较――在国际市场中，日本的“汉方”占了很大比重，而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中国仅仅占了不足5%，许多穿了“洋装”的中药还大量出口到我国。今年在成都召开的“第二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上，伦敦中医学院院长、梅氏集团董事长梅万方教授指出，日本几乎没有什么对中医药的原创贡献，只是进行了有效的整理和包装。仔细研究日本的“汉方”之路，不难发现这其实是一条“废医存药”之路，即废除中医，仅存中药。日本的许多科研机构和制药公司都热衷于对中药(包括汉方药、中草药)有效成分的提取、分离和鉴定，目的是为了获得新的“天然药物”，而并不重视对汉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到目前为止，日本没有一所正规的汉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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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国近年来的中医药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也在走“汉方“之路――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弄清楚中药的有效成份，分离、提取后进行产业化生产，以期与国际接轨，得到美国FDA的认可，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近日在南通召开的“江浙沪中医妇科名家论坛”上，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张承烈教授认为，中医和中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没有中医基础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仅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份进行现代化的生产，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最多只能称之为“植物药”。
“中药”与“植物药”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中药是中医大夫按照中医理论、根据八纲辨证所使用的药；而植物药是根据美国FDA《植物药产品行业产品指南》中规定，“包括植物类、藻类、肉眼可见的覃类以及它们的混合物”。张教授认为，中、西医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在西医药体系中，医是医，药是药，西医大夫仅仅是西药的使用者。而在中医学体系中，既学医又学药，医药是不分家的，但凡合格的中医师，必然会临床亲自制药，必然能辨别药的好坏优劣，甚至能亲自采药制药，许多成方名药都是中医师临床实践的总结。我国中医药有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有浩瀚的文献，遣方用药都有规律可循。而废除中医，仅存中药，实际上中药也不复存在，所剩的仅是按西药理论使用的特殊西药而已。而如果以现代药理学研究结论作为选方依据，即“辩病”而非“辨证”地使用中成药，结果还可能会导致中药制剂临床使用混乱。例如，日本厚生省1994年对小柴胡汤改善肝功能障碍的功效予以认可，并将该方作为肝病用药正式收入国家药典，以致造成全日本上万肝病患者同服这一处方的“盛况”。但两年以后，日本就出现了88例慢性肝炎患者因小柴胡汤副作用，而导致间质性肝炎、10例死亡的情况。此事件后，小柴胡汤销售额下降了1/3，还遭遇了从医疗保险中开除的危险。又如我国的“龙胆泻肝丸”事件，也是由于违背中医理论、不在中医的指导下、长期乱用出现的副作用，结果给中药带来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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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后继乏力：中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与轰轰烈烈的中药现代化相比，近年来我国中医现代化却显得十分沉默。专家们指出，目前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更多偏重于中药现代化，而轻视了中医现代化，国家为中医发展所提供的物质基础远远少于西医，古老的中医正面临后继乏人、后继乏术的危险。据统计，目前我国西医从业人数有558.39万人，而中医只有40.72万人；西医院有1.68万个，而中医院只有0.26万个。国家对中医院的投入也远远小于西医院，甚至购买一台先进的仪器设备就相当于一所中医院全年的投资，为了生存，许多中医院不得不开西医门诊搞创收。
“中医药现代化首先要理论现代化，”在“江浙沪中医妇科名家论坛上，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上海中医药学会会长施杞教授无不担忧地指出：“如何传承我国中医学理论，包括其中丰富的学术流派，目前已成为需要迫切思考的问题。”
我国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流派众多，历史上起主要作用的流派有伤寒、河间、攻邪、丹溪、易水、温补、温病等，这些流派之间不断争鸣和渗透，使我国的中医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临床疗效不断提高。也正是这些学术流派，体现了我国中医的特色，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中具有生机和活力的灵魂和精髓。而传承学术流派首先要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过硬的中医理论功底，对中医各家学说思想有全面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同时还要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充分利用计算机技术、信息学和统计学等方法，对名老中医的工作经验进行整理和研究，去粗存精、去伪存真、融会新知，使其学术思想日臻完善，临床疗效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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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许多专家认为，按照目前我国的中医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不是纯正的“中医大夫”，很难担当传承我国中医理论的大任。目前，我国的中医教育体制是从西医学来的，课程的设置和编排都是参照西医，现有的医疗体系也要求执业中医师要用西医的方法书写病历，因此，中医院校的学生必须学习相当数量的西医课程。在许多中医院校，西医的课程已占到总学时的三成，中医课程只占四成，其余近三成为公共基础课程，外语的课时比古汉语还多，这种西化教育导致许多学生很少有时间、有精力看中医的经典书籍，有的中医院校甚至将《内经》等经典著作，列为学生的选修课。
此外，中医是一门实践科学，但现在的中医院学生几乎接触不到中医临床，论文的结论都是从动物实验中得来的；而中医教科书中，用西医理论诠释中医概念的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把“血”解释为“在血管里流动的红色液体”，就显然违背了中医理论对“血”的理解。因此，按照这种西医思路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几乎不会按中医思路看病，转行的很多。有人估计，目前我国拿得出手的名老中医不过300人，能真正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000人，大多数中医已经严重西化，很难称为中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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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张承烈教授还认为，我国中医后继乏力，还与其自身的“劣根性”息息相关。长期以来，我国中医各流派之间闭关自守、文人相轻，相互之间缺乏交流与合作，缺少与时俱进的团队精神。中医是一门经验科学，但不能凭经验办事，而有些中医学院的老师讲稿一直讲了20多年，以至于纸张都发黄了。
重塑民族自信心：我国为什么不能成为世界中医药中心？
近年来，中医药市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强劲增长，目前全球总成交量已超过160亿美元，占整个植物药市场的六成以上，并且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递增。而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沈志祥介绍，我国的中医药只是“进入了缓慢的增长期”，我国每年7.2亿美元的中医药出口额，仅占我国外贸出口总量的0.3%；而作为药品进入美国市场的中药，至今还一个都没有。如果仅从世界贸易额中所占的份额看，我国的中医药的确面临了被全球化和现代化“边缘”的危险。但如果从中医中药产生的文化根源来看，我国则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中医药中心。几千年来，中医药一直是我国唯一的医疗保健体系，时至今日，无论大病小病、急性病慢性病，都可以依赖中医；中医药在治病之外，还有一整套保健养生的中医理论，由于数千年的文化传统，这些常见的中医养生之道已经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中。西方国家对中医中药的了解，远不如我国，因此，对于中医中药我国最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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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医药现代化，首先必须重塑民族自信心。”我国最大的中药企业之一、上海绿谷集团董事长吕松涛认为：“中医药与国际接轨，不是技术与科学问题，而是态度问题，实现中医药现代化，要从弘扬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高度去认识、去实践。”这位哲学专业毕业的企业家认为，在中医药产业化进程中，文化的传播超越了科技的传播，中医药的博大精深是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其它自然科学领域，科学技术本身极少有争论，惟有中西医药，几乎水火不容，这其实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文化的歧视，不是中医药被歧视，而是中医药依托的文化被歧视。
目前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已经深陷怪圈：用西医的模型要求中医，用西药的标准要求中药，中医院校培养的是二流的西医人才，中医院变成了二流的西医院，这样的现代化无异于“缘木求鱼”。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所研究员严仲铠也认为，我国的中医药现代化不能“削足适履”，我国一方面要自主制定科学的中药标准规范，让世界跟我国接轨，确立中国传统中药大国的地位；另一方面也要让国际医药界了解中国数千年中药史积淀形成的宝贵经验，使世界各国在制定生产质量标准时多参考，接受我们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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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召开的““第二届中医药现代化国际科技大会”上，一些业内专家还指出，如今在我国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仍然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全国各地都在大谈中药材的出口是否明智？一方面我们的中药材资源尤其是一些名贵药材的资源紧缺问题愈发突出，而另一方面，低水平、低附加值的药材原料却被看中短期利益的商人大量出口，更有些地方还在此时高呼建立药材出口基地。在研发资金捉襟见肘的时候，却投入大笔的资金发展药材贸易，各地决策部门是否应该斟酌一下？
事实上，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有9亿农民，要建立全面的小康社会，就必须充分发挥中医的“简、便、廉、验”优势，为我国的健康事业服务，在当前我国广大农民医疗健康没有充分保障的情况下，大力培育发展国内中医医疗市场，是否应该是比出口更为重要的“当务之急”？中医药在农村卫生服务中与西医药相比更有优势，更容易发挥作用。由于医疗设备和技术人才匮乏，农村许多医疗点连最基本的化验和最简单的手术也无法开展。中医药的诊断简便、适应症广、医疗成本低、易推广应用的突出优势，使其在农村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中药方剂的多种有效组分能适应人体多样性和病变复杂性，针灸和推拿等方法疗效显著，适用范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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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我国广大农村利用中医药的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制度曾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最为成功的经验。当时村村都有医务室，没有像样的医疗器械，赤脚医生只有几支银针和一把草药，由于使用大量廉价中草药和自制成药，减少了合作医疗经费的开支。尽管那时合作医疗水平不高，有些赤脚医生甚至根本就谈不上医术，但是他们真正优势并不在于他们有多高的医术，而在于他们紧紧地贴近群众。而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我国农村这些深受农民欢迎的“赤脚医生”早已经荡然无存，我国中等及高等医学院校每年毕业的几十万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都千方百计留在城市医院工作，而不愿意去农村。在目前正在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中，中医药的作用再一次得到了重视。一些符合条件的县级中医医院都列入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服务机构，许多中成药和中草药也纳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用药目录，国家卫生部门正大力加强对试点县中医医院、乡镇卫生院中医科的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开展简、便、验、廉的中医药服务；组织中医药科普宣传，积极引导农民选择运用中医药预防和诊疗疾病。
我国的中药产业界也正在积极探索“医药一体化”的新渠道，上海绿谷集团目前正以肿瘤、妇科等中医特长领域为突破口，在全国各地编织一个“特诊连锁网”，依托这些中医特色门诊，还将在互联网上组建一个健康服务网。该集团同时还致力于建立“专家库”和“患者库”，充分发挥全国各地名老中医的作用，而任何一个在其连锁门诊就医的患者，则可以享受到医院以外的各种形式跟踪服务。
信息来源：新华社,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