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价医院平的是什么？
日前，对全国卫生工作会议高强部长的讲话，大多数媒体在报道时，关注的仍然是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措施，特别是这两个观点：
一、平价医院的试点；二、建立医疗救助基金，用于解决弱势人群的特殊困难。
如《择试点建立平价医院，设基金禁绝见死不救》(《广州日报》2006年1月8日A1版)，再如：《不许见死不救，要建平价医院》(《羊城晚报》2006年1月8日要闻)，媒体的关注点有着明显的一贯性，这反映了大多数人对于医疗改革的一种期望，仍然停留在医疗价格上。
而其实，对于整体医疗改革的方向以及卫生部所采取的措施有意义的观点绝不仅于此，而且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但被媒体漏掉了，或者可以说是被公众漏掉了，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医疗体制改革遭遇到了最大的暗礁就是“医患信赖”的颠覆。
老百姓由于健康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将矛盾集中于医院，浓缩为“看病难、看病贵”两句话，加上一些所谓权威机构数据分析进行推波助澜，有报告甚至称中国医疗资源已经过剩，过剩原因是老百姓看不起病，有病只好扛着，再加上个别医院在利益面前不断触礁，天价医疗案在去年再一次把本以脆弱的医患关系，抛上高空，跌个粉碎，难与贵已经成为了公众的共识，而其本则在于医院的逐利。
, 百拇医药
而公立医院那些本来颇有些道理的理由：财政窘境和以药养医体制，居然被看作是“不地道的医疗机构盘剥病人的振振有辞的公开借口和逃避追究的护身符”(《南风窗》2006年1月1日《启动医疗领域的公共治理》)，看来医院盘剥病人已经是百口难辩。医疗机构委屈的声音也总显得力量不足：《羊城晚报》1月10日的报道说“广州三大医院由于见死先救年欠费超过百万”，但标题却是《广州大医院“见死先救”遭暗算》，大医院的发言人不能说患者，只好抱怨小医院把病人往大医院推，甚至“有的因此延误了救治时机”。这理由有些藏头藏尾，愈发显出在医患问题的天平上，医院呈现的弱势。这条报道当可作为这种尴尬的注脚。
其实，“看病难，看病贵”的诊断，只是一个病症，而本则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资源的分配”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医院一端的问题，只是由于那里是终端，才集中了全部矛盾。而对于需求来讲，由于社会的发展，又绝非一个标准所能涵盖：既有广大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医疗需求，也有中等收入人民的个性化需求，需求的不同，服务不同，按道理，需要的医疗资源也不同，有些人所宏论的“同为纳税人，共享全部医疗资源”的说法未免有些“天下大同”、“均贫富”的小农理想。可是这些在公众的视野中要辩驳却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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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卫生部非常清楚，去年夏季，卫生部高强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呼吁全社会广泛参与医改，他说“做好卫生工作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卫生部门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应该甘为领头羊，坚持从自我做起，从能够解决的问题做起”。
领头羊，从我做起，是负责任的说法，可责任到底也不能由卫生系统一肩挑，更不能由医院一人扛，但态度总是要表的。
因此在我看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是给了这种精神以兑现：他表明了医疗改革是为人民的目的，表明了医疗改革要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规范特需服务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肯定了特需服务，只是要把更多关怀投向农村、社区；强化对医疗行为的规范和监督；强调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而平价医院的药方，来自于一些地区医院的实验，能够走多远，仍然是个问题，但不妨作为试点，目的也很明确是希望用这样一种试点带动医院之间的竞争，进而成为一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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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在答记者问时把这种目标说得很清楚：无论是平价医院，还是平民医院、惠民医院、济困医院，他们目前所承担的低价医疗责任，应是所有公立医院应承担的责任。因此，目前各地探索中的平价医院，应是公立医院转变运行机制，回归平民医疗责任的一个过渡。最终政府投资兴办的公立医院都应实行收支两条线，不以营利为目的，满足普通公众和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医疗需求。
这是一个试点，成败与否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至少作为一种姿态，他表明了卫生工作的责任心和决心。所以我以为，平价医院也许未必能够把看病贵这个社会问题给平下来，但至少他可以平民心。
(本文作者为南方某大型三甲医院从业人员)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2期, http://www.100md.com(三分毒)
一、平价医院的试点；二、建立医疗救助基金，用于解决弱势人群的特殊困难。
如《择试点建立平价医院，设基金禁绝见死不救》(《广州日报》2006年1月8日A1版)，再如：《不许见死不救，要建平价医院》(《羊城晚报》2006年1月8日要闻)，媒体的关注点有着明显的一贯性，这反映了大多数人对于医疗改革的一种期望，仍然停留在医疗价格上。
而其实，对于整体医疗改革的方向以及卫生部所采取的措施有意义的观点绝不仅于此，而且更加具有现实意义，但被媒体漏掉了，或者可以说是被公众漏掉了，为什么？因为长期以来医疗体制改革遭遇到了最大的暗礁就是“医患信赖”的颠覆。
老百姓由于健康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将矛盾集中于医院，浓缩为“看病难、看病贵”两句话，加上一些所谓权威机构数据分析进行推波助澜，有报告甚至称中国医疗资源已经过剩，过剩原因是老百姓看不起病，有病只好扛着，再加上个别医院在利益面前不断触礁，天价医疗案在去年再一次把本以脆弱的医患关系，抛上高空，跌个粉碎，难与贵已经成为了公众的共识，而其本则在于医院的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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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立医院那些本来颇有些道理的理由：财政窘境和以药养医体制，居然被看作是“不地道的医疗机构盘剥病人的振振有辞的公开借口和逃避追究的护身符”(《南风窗》2006年1月1日《启动医疗领域的公共治理》)，看来医院盘剥病人已经是百口难辩。医疗机构委屈的声音也总显得力量不足：《羊城晚报》1月10日的报道说“广州三大医院由于见死先救年欠费超过百万”，但标题却是《广州大医院“见死先救”遭暗算》，大医院的发言人不能说患者，只好抱怨小医院把病人往大医院推，甚至“有的因此延误了救治时机”。这理由有些藏头藏尾，愈发显出在医患问题的天平上，医院呈现的弱势。这条报道当可作为这种尴尬的注脚。
其实，“看病难，看病贵”的诊断，只是一个病症，而本则在于“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与医疗资源的分配”之间的矛盾，并不是医院一端的问题，只是由于那里是终端，才集中了全部矛盾。而对于需求来讲，由于社会的发展，又绝非一个标准所能涵盖：既有广大农村和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医疗需求，也有中等收入人民的个性化需求，需求的不同，服务不同，按道理，需要的医疗资源也不同，有些人所宏论的“同为纳税人，共享全部医疗资源”的说法未免有些“天下大同”、“均贫富”的小农理想。可是这些在公众的视野中要辩驳却已经到了非常困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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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卫生部非常清楚，去年夏季，卫生部高强部长在人民大会堂做报告，呼吁全社会广泛参与医改，他说“做好卫生工作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卫生部门肩负着重要的责任，应该甘为领头羊，坚持从自我做起，从能够解决的问题做起”。
领头羊，从我做起，是负责任的说法，可责任到底也不能由卫生系统一肩挑，更不能由医院一人扛，但态度总是要表的。
因此在我看来，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是给了这种精神以兑现：他表明了医疗改革是为人民的目的，表明了医疗改革要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求，规范特需服务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肯定了特需服务，只是要把更多关怀投向农村、社区；强化对医疗行为的规范和监督；强调要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等。
而平价医院的药方，来自于一些地区医院的实验，能够走多远，仍然是个问题，但不妨作为试点，目的也很明确是希望用这样一种试点带动医院之间的竞争，进而成为一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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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在答记者问时把这种目标说得很清楚：无论是平价医院，还是平民医院、惠民医院、济困医院，他们目前所承担的低价医疗责任，应是所有公立医院应承担的责任。因此，目前各地探索中的平价医院，应是公立医院转变运行机制，回归平民医疗责任的一个过渡。最终政府投资兴办的公立医院都应实行收支两条线，不以营利为目的，满足普通公众和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医疗需求。
这是一个试点，成败与否还需要时间的检验：但至少作为一种姿态，他表明了卫生工作的责任心和决心。所以我以为，平价医院也许未必能够把看病贵这个社会问题给平下来，但至少他可以平民心。
(本文作者为南方某大型三甲医院从业人员)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2期, http://www.100md.com(三分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