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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开“看病难”这个结?
http://www.100md.com 2006年2月16日 《中国医学论坛报》 2006年第6期
     2005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进行的“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课题研究已发表的《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评价与建议》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于是,各家媒体的专题报道集中在“百姓看病难”的话题上,一时间似乎“看病难”成为中国社会问题的第一大顽症。笔者作为一个卫生法学研究者想谈谈自己对“看病难”的看法。

    治本——必须从源头解决财政投入不足和卫生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象

    从中国卫生总费用的结构来看,确实存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无论是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还是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均呈现下降趋势,即使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比较低的。根据测算,政府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由1991年的23%下降到2001年的15%,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在此期间由39%上升为61%。“六五”期间政府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为3.1%,而到2001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我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用于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支出非但没随之提高,反而有所降低,这显然是造成“看病难”的大前提。所以必须加大政府对卫生的投入,完善城乡医疗保障体系,拓宽医疗保险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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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政府卫生投入不足形成明显反差的是,我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医疗资源闲置的现象。据了解,目前我国近70%的一、二级医院都处于亏损状态。也就是说,一方面大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可以高达110%左右,而另一方面小型医院的病床使用率却只有36%左右。我国医师人均每天接诊4.5人次左右,而许多大型医院医师人均每天接诊则高达60多人次。一些人认为我国医师资源缺乏,但据笔者了解,其实我国医师数量并不少,2000年中国每一千人的医师数为1.67,与英国和日本接近。因此,实际上在老百姓抱怨“看病难”的同时,一、二级医院的医疗卫生资源却存在着大量的闲置,医疗卫生资源在全国的分布很不均衡。

    笔者认为,正在起草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初级卫生保健法》(以下简称《初级卫生保健法》)必须承担起平衡国家医疗卫生资源的任务。一方面,全国人大应在法律的层面明确政府卫生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合理比例范围,以及政府卫生投入占国民卫生总费用的合理比例范围;另一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在法律层面明确政府卫生投入必须体现对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倾斜,以缓解我国地区之间医疗卫生资源不均衡的现象。第三,《初级卫生保健法》应当明确“首诊医院制度”,以解决城市内各级医院医疗卫生资源不均衡的现象。所谓首诊医院,即对于公费医疗病人和参加城镇医疗保险的病人视病种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首诊医院。应在立法上明确,对于常见病、慢性病只能首先选择一级医院或社区医院。如果基层医院无法诊治,根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的规定严格执行转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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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标——必须由政府、医院和医师协同推行实名挂号、实名看病制度

    实名挂号、实名看病是现代医院管理的要求,它有益于门诊病案的规范管理,确保病案资料中患者信息的客观、真实;它有益于医院准确了解病人年龄,对应不同行为能力的病人给予不同注意程度的诊疗护理;它有益于公共卫生信息(传染病疫情或其他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涉信息)的统计汇总和交流沟通。

    以北京为例,在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北京同仁医院等有名的医院都有大量“号贩子”以倒卖专家号为生。为了挂到专家号,很多患者从前一天傍晚就开始排队,而在这些排队者中就有很多人是“号贩子”专门雇来的。虽然很多医院都已经采用了挂号实名制,并且经常整治打击,但是各大医院的“号贩子”一直屡打不绝。目前绝大多数的挂号实名制,都名存实亡。从“号贩子”处买来高价号,用挂号单上的名字就诊就行了。真不知道这样的实名制是在对付谁?我们都知道,没有携带身份证件,任何乘客都无法登机。因为没有携带身份证件,就无法确认乘客与民航运营商之间的合同关系。实名挂号、实名看病之所以必须推行,就是因为它是形成合法医患合同关系的第一步。所以,卫生部通过部门规章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必须实施实名挂号、实名看病制度,而每名执业医师也必须严格执行实名挂号、实名看病制度,切不可让实名制走过场,更不能让医院中小集体利益挡住医院管理和改革的步伐。,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