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天价药费调查 是人为涂改还是修改了病历
主治医生王雪原在给哈医大二院调查组的说明材料上说，翁文辉曾经写过纸条，表示“渴啊，不舒服啊，难受啊，疼啊”。
于玲范还在其书面材料中透露，王辰、陈惠德、李春燕在此前后也曾多次用自己亲人患病后采取的人性化措施为家属现身说法，表示目前的费用太高，代价太大，病人的寿命已经在论小时论天数，建议采用支持疗法。
此时，除家属翁强，其他人包括患者妻子、次子翁小刚、三子翁小铁等人均表示理解，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但翁强坚持己见，继续以其神通在北京请专家会诊，并要求加大治疗力度。
此后，翁老先生接受了腹腔内注射化疗药物；其病情于7月10日再度恶化后，再接受了血管穿刺、肾脏替代等治疗。其间所用药物，多为国外进口、价格昂贵的新药，输液量惊人，检查频率也大幅增加，所需费用也不断升高。
然而，病人的病情仍在恶化。陈惠德等医生也强调，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生离死别的事情，家属应该想清楚。然而，翁强仍于7月24日请北京专家对父亲进行了会诊，并坚持对翁老先生进行新一轮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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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于8月4日结束。患者虽肿瘤本身有缓解，但整体状态恶化，需要的液体量居高不下，感染性休克恶化无力纠正。最后于2005年8月6日，病人终因多脏器衰竭，于凌晨2点抢救无效死亡。
王雪原在2005年9月5日的书面说明中，回忆了抢救翁老先生的最后一天的情形。
“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抢救，但患者呼吸循环衰竭，反复应用肾上脉素等药物，他已经对药物没什么反应。我曾请示过陈惠德教授和于玲范教授关于心跳停止后是否进行心肺复苏……当时陈(惠德)主任说他去与家属谈。8月6日2时06分患者心跳停止，陈主任和于主任均未指示进行心肺复苏，随后家属进入ICU，由陈主任主持进行尸体料理。”
然而，这是一个病人家属难以接受的结果。
病人家属显得缺乏思想准备。“我最气愤的，就是我爸人没了。”翁小刚对《财经》说。翁强也对新华社记者说：“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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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患者家属的说法，即使一位会诊主力专家也说：“他这个病能够活两个月就不错了。”
既然是一场必输的仗，为什么还要打？
“这主要是一个治疗策略的问题。”卫生部调查组一位专家说。按他个人意见，身为淋巴癌晚期的翁老先生根本就不应该进ICU治疗。“但是如果病人说了，多活一分钟，我花多少钱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就是进ICU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医生毕竟不能把病人推出去。不过，一个负责的医生是要告知的。”
在翁老先生的病程记录上，《财经》看到，在每一个重大或者具有风险的手术和药物使用之前，在每一次翁老先生病情恶化时，医院都会告知，并要求家属签字表示同意或了解。签名的正是翁小刚和翁强。
事后，翁强也曾多次向媒体强调其不惜耗费财力物力的决心，包括买国外进口药，买呼吸机等高精尖器材，打点医护人员的一日三餐，请北京专家，“只要坚持一分钟就不惜花任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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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决心隐含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花钱，请到良医，买到好药和高精尖的治疗器材，就可以挽回生命。然而，生命无价，命运无情。在患者病情危重的情况下，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更像是一场前途渺茫的赌博。
直到翁老先生去世半年后的今天，翁小刚依然感到忿忿不平。“类似我爸的病，比我爸重的人，那好多都没什么事，都活着。我们是尽力了，很多人没有我们这个条件，没尽那么多力，但人家现在还活着。”他对《财经》说。
应该救谁
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是医疗资源不当调用的典型反例
1月6日，记者来到大雪覆盖的哈医大二院门诊大楼。
“前段时间确实对二院影响很大。”哈医大副校长李玉堃说，“我记得有一天全天只开了十台手术，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一般二院一天最少也有几十台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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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夫还告诉记者，病人和医生之间互不信任，天天有患者对收费单提出疑问，医生的治病积极性也大大降低，“本来可以做的手术，只要有风险，就不做，让病人上北京做去。”
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发生的2005年，正是国内医学界热议医疗改革之时。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高强公开表示要建立“平价医院”、“公益医院”，并提倡“见死必救”。
哈医大二院曾是“平民医院”的代表。因为其临近哈尔滨郊区，患者多为农民，被称为“屯子医院”，更在全国最早设立了“扶贫病房”。当然，“天价医疗费事件”以后，哈医大二院的“平民医院”形象已经荡然无存。然而，在医学界诸多专家眼中，这一事件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我国著名危重症专家、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就认为，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正是医疗资源不当调用的典型反例。
他告诉记者，在国外，对于危重病人能否进入ICU，主要看他进入ICU后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并得到恢复。如果认为一个出现了多个器官衰竭的病人进入ICU后根本无望恢复，一般来说，医生不会建议病人进入ICU病房。为此，国外普遍建立了急性和慢性病的一个评分体系。只有十分以上的病人才能进入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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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伦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事件最终涉及的是一个生命权应该在谁手中的问题。”席修明说：“是在病人自己手中，在家属手中，还是在医生手中？”
席修明认为，对这样一个希望不大的病人，动用了这么多资源，最后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值得深思。
“一位80岁的老人明明没有任何治疗的希望，却在ICU病房占用着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一个20岁的年轻人生命本来更有价值，却难以得到必要的救治。”席修明说，“应该做出哪种决定呢？”
席修明和许多专家都提出：“这实际涉及的是一个医学伦理学的问题。当一个富人利用金钱和权力，最大化地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并要求医院最大限度延长生命时，医院应该如何做？”
在他们看来，医疗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对于生命终末期病人，医学可以提供人道主义支持，也可以在富有患者与一般患者之间建立某种区格，但是，这种区格应有限度。这才是医学界和患者都应当具备的理性态度。无疑，如何合理调配宝贵的医疗资源，也正是未来中国医疗改革的深层次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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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下称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事件”引起了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卫生部组成调查组三度赴哈调查，历时两个多月。期间，调查组组长由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王大方，升级为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李熙。
据悉，目前相关调查已经有了初步结论。调查组认为，哈医大二院的主要问题为“大量涂改病历、过度收费、违背会诊制度、使用了未经准入的药品、自购药品有丢失、输血和血液运输等管理混乱等”。尽管调查尚未结束，对于部分相关负责人的处理已经开始。目前，哈医大二院的心外科ICU病房主任于玲范、纪委副书记杨慧、输血科主任丁巾、院长张岂凡等，均已停职检查。
《财经》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此类涉及到医院管理的问题事实上在国内不少医院均或多或少存在，显示了医院制度安排存在严重扭曲，改革严重滞后。随着此类问题暴光，医疗体制的全面改革应尽快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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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玲范还在其书面材料中透露，王辰、陈惠德、李春燕在此前后也曾多次用自己亲人患病后采取的人性化措施为家属现身说法，表示目前的费用太高，代价太大，病人的寿命已经在论小时论天数，建议采用支持疗法。
此时，除家属翁强，其他人包括患者妻子、次子翁小刚、三子翁小铁等人均表示理解，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但翁强坚持己见，继续以其神通在北京请专家会诊，并要求加大治疗力度。
此后，翁老先生接受了腹腔内注射化疗药物；其病情于7月10日再度恶化后，再接受了血管穿刺、肾脏替代等治疗。其间所用药物，多为国外进口、价格昂贵的新药，输液量惊人，检查频率也大幅增加，所需费用也不断升高。
然而，病人的病情仍在恶化。陈惠德等医生也强调，每一个家庭都会面临生离死别的事情，家属应该想清楚。然而，翁强仍于7月24日请北京专家对父亲进行了会诊，并坚持对翁老先生进行新一轮化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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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疗于8月4日结束。患者虽肿瘤本身有缓解，但整体状态恶化，需要的液体量居高不下，感染性休克恶化无力纠正。最后于2005年8月6日，病人终因多脏器衰竭，于凌晨2点抢救无效死亡。
王雪原在2005年9月5日的书面说明中，回忆了抢救翁老先生的最后一天的情形。
“这几个小时一直在抢救，但患者呼吸循环衰竭，反复应用肾上脉素等药物，他已经对药物没什么反应。我曾请示过陈惠德教授和于玲范教授关于心跳停止后是否进行心肺复苏……当时陈(惠德)主任说他去与家属谈。8月6日2时06分患者心跳停止，陈主任和于主任均未指示进行心肺复苏，随后家属进入ICU，由陈主任主持进行尸体料理。”
然而，这是一个病人家属难以接受的结果。
病人家属显得缺乏思想准备。“我最气愤的，就是我爸人没了。”翁小刚对《财经》说。翁强也对新华社记者说：“花了天价，想不到我父亲却被治死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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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患者家属的说法，即使一位会诊主力专家也说：“他这个病能够活两个月就不错了。”
既然是一场必输的仗，为什么还要打？
“这主要是一个治疗策略的问题。”卫生部调查组一位专家说。按他个人意见，身为淋巴癌晚期的翁老先生根本就不应该进ICU治疗。“但是如果病人说了，多活一分钟，我花多少钱也没有关系，那么他就是进ICU了，也没什么可说的。医生毕竟不能把病人推出去。不过，一个负责的医生是要告知的。”
在翁老先生的病程记录上，《财经》看到，在每一个重大或者具有风险的手术和药物使用之前，在每一次翁老先生病情恶化时，医院都会告知，并要求家属签字表示同意或了解。签名的正是翁小刚和翁强。
事后，翁强也曾多次向媒体强调其不惜耗费财力物力的决心，包括买国外进口药，买呼吸机等高精尖器材，打点医护人员的一日三餐，请北京专家，“只要坚持一分钟就不惜花任何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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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决心隐含了这样一种信念：只要花钱，请到良医，买到好药和高精尖的治疗器材，就可以挽回生命。然而，生命无价，命运无情。在患者病情危重的情况下，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做法，更像是一场前途渺茫的赌博。
直到翁老先生去世半年后的今天，翁小刚依然感到忿忿不平。“类似我爸的病，比我爸重的人，那好多都没什么事，都活着。我们是尽力了，很多人没有我们这个条件，没尽那么多力，但人家现在还活着。”他对《财经》说。
应该救谁
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是医疗资源不当调用的典型反例
1月6日，记者来到大雪覆盖的哈医大二院门诊大楼。
“前段时间确实对二院影响很大。”哈医大副校长李玉堃说，“我记得有一天全天只开了十台手术，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情景。一般二院一天最少也有几十台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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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大夫还告诉记者，病人和医生之间互不信任，天天有患者对收费单提出疑问，医生的治病积极性也大大降低，“本来可以做的手术，只要有风险，就不做，让病人上北京做去。”
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发生的2005年，正是国内医学界热议医疗改革之时。前不久，卫生部部长高强公开表示要建立“平价医院”、“公益医院”，并提倡“见死必救”。
哈医大二院曾是“平民医院”的代表。因为其临近哈尔滨郊区，患者多为农民，被称为“屯子医院”，更在全国最早设立了“扶贫病房”。当然，“天价医疗费事件”以后，哈医大二院的“平民医院”形象已经荡然无存。然而，在医学界诸多专家眼中，这一事件并非如此简单。例如我国著名危重症专家、复兴医院院长席修明就认为，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正是医疗资源不当调用的典型反例。
他告诉记者，在国外，对于危重病人能否进入ICU，主要看他进入ICU后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疗，并得到恢复。如果认为一个出现了多个器官衰竭的病人进入ICU后根本无望恢复，一般来说，医生不会建议病人进入ICU病房。为此，国外普遍建立了急性和慢性病的一个评分体系。只有十分以上的病人才能进入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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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伦理的角度，我觉得这个事件最终涉及的是一个生命权应该在谁手中的问题。”席修明说：“是在病人自己手中，在家属手中，还是在医生手中？”
席修明认为，对这样一个希望不大的病人，动用了这么多资源，最后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值得深思。
“一位80岁的老人明明没有任何治疗的希望，却在ICU病房占用着大量的医疗资源；而一个20岁的年轻人生命本来更有价值，却难以得到必要的救治。”席修明说，“应该做出哪种决定呢？”
席修明和许多专家都提出：“这实际涉及的是一个医学伦理学的问题。当一个富人利用金钱和权力，最大化地占用有限的医疗资源，并要求医院最大限度延长生命时，医院应该如何做？”
在他们看来，医疗资源永远是稀缺的。对于生命终末期病人，医学可以提供人道主义支持，也可以在富有患者与一般患者之间建立某种区格，但是，这种区格应有限度。这才是医学界和患者都应当具备的理性态度。无疑，如何合理调配宝贵的医疗资源，也正是未来中国医疗改革的深层次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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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下称哈医大二院)“天价医疗费事件”引起了卫生部的高度重视。卫生部组成调查组三度赴哈调查，历时两个多月。期间，调查组组长由卫生部监察局局长王大方，升级为中纪委驻卫生部纪检组组长李熙。
据悉，目前相关调查已经有了初步结论。调查组认为，哈医大二院的主要问题为“大量涂改病历、过度收费、违背会诊制度、使用了未经准入的药品、自购药品有丢失、输血和血液运输等管理混乱等”。尽管调查尚未结束，对于部分相关负责人的处理已经开始。目前，哈医大二院的心外科ICU病房主任于玲范、纪委副书记杨慧、输血科主任丁巾、院长张岂凡等，均已停职检查。
《财经》采访的专家普遍认为，此类涉及到医院管理的问题事实上在国内不少医院均或多或少存在，显示了医院制度安排存在严重扭曲，改革严重滞后。随着此类问题暴光，医疗体制的全面改革应尽快提上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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