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价医药费结果仍然没公布 中纪委称坚决要追究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本报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从开始的中纪委、卫生部联合调查小组已经升级为中纪委监察办、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黑龙江纪检四大部门联合调查，调查的级别不断上升
“关于天价医药费事件，不会不了了之的，谁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定追究到底。”中纪委调查组的一位成员3月16日在电话中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从2005年的11月份至今，已经耗时5个月的天价医药费调查，结果一直没有公布于众。从开始的中纪委、卫生部联合调查小组已经升级为中纪委监察办、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黑龙江纪检四大部门联合调查，调查的级别不断上升。
“调查组没有公布结果，到底医院多收了多少费用，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有人说多收20万元这个数字至少是不对的。”中纪委调查组上述成员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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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一直关注着此案件的进展，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ICU科的管理混乱，其事实比前段时间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更加严重，从改病例到改医嘱，病患翁文辉整个就医过程问题不断。
患者转入哈医大二院心外ICU前的三天
翁文辉，75岁，2005年5月16日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临床医院住院部二部高干病房，6月1日转入ICU病房，8月6日因抢救无效去世。
入住哈医大二院之后，特别是转入ICU病房之前三天的检查中，原本身体其他各项检查指标都正常的翁文辉，却在两个月内告别人世。
此前，翁文辉因腿部发现肿块，在多家医院进行病理检查。其中，2005年4月4日，黑龙江省肿瘤医院(哈医大附属第三医院)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检查报告：翁文辉的肝、胆、肾、肾上腺、脾、胰未见异常，胸部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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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10，黑龙江省肿瘤医院进行病理检查的诊断报告为：(大腿)非何杰氏(Hodgkin)淋巴瘤，倾向T细胞型。
2005年5月10日，哈医大二院病理会诊报告单：富于T细胞的淋巴瘤。
2005年5月11日，哈医大一院诊断报告：(右大腿皮肤皮下)非何杰氏淋巴瘤，外周非特异性T细胞型可能性大。
“我父亲的病是在5月份才确诊，在这之前，根本没有去过其他的医院治疗过。确诊之后去哈医大二院进行化疗。”患者的家属3月16日对记者说。
从住院的病程记录上可以看到，患者于5月16日下午2点入院，神智清，体温36.6℃,脉搏84次/分,血压145/70mmhg,遵医嘱给予内科入院常规二级护理，普食。从记者调查的二部的化疗过程中的记录看，到5月19日，患者在进行化疗后，体征一直处于平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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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31日，化疗后我父亲的病情加重，转到了哈二院的心外ICU。”患者家属对本报记者说，“转科的事情由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来处理的，根本用不上我们家属，而且二部距离ICU不远，只有200多米，进入ICU就如进行手术室，不是普通人能进去的。怎么可能会有警卫人员，简直是说谎。”
此前，有报道称：“翁文辉转院期间，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奥迪车，分别把路口封锁。几十名身穿统一制服的保安站在从高干病房到ICU大门的两侧，以清出道路。病人抬入急救车后，一路无阻地进入了ICU病房。”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转科与急救不同，不需要急救车开出去救人，也不要把转科的病人装到急救车上，只需要担架、医生、护士的护理以及输液架和呼吸机的随行即可。
哈二院心外ICU的文化
“6月1日，患者进入ICU后，情况比较严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到了6月中旬，患者的病情好转了，当时就想抛开有创呼吸机，上无创伤的呼吸机，因为当时医院没有这个设备，所以就没有用。”翁文辉的原主治医生王雪原在3月17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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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之是大量的肿瘤禁忌药物珍怡(编者注：珍怡说明书上明确标示肿瘤患者忌用)的使用，400支氯化钾的大量使用，这些在患者家属后来搜集到的治疗账单上都有清晰记录。
对于非何杰氏淋巴瘤，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病，一直致力于研究淋巴瘤的江苏省通州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治疗方面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淋巴瘤并不意味着死亡，淋巴瘤晚期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晚期。淋巴瘤现在经过化疗和中医中药的综合治疗，在我们这里的治愈率达30%~50%。”
“哈二院出现这样的事件，也许跟治疗目标不明确有关，是没有与患者家属沟通清楚导致的。作为医生，一定要进行目标治疗：存活、治愈、致残、致死，这些都要明白的。”某医院的ICU专家说。
“我只是知道有些地方不对，但是不知道数字差别会这样大，我也是在翁文辉去世后，才第一次看到账单。”作为翁文辉主治医生的王雪原说，“作为主治医生来说，我的工作主要是医疗，账目由主任于玲范和护士长来负责，我没有权利过问账目，这与行政安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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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成堆的假医嘱、假病历，作为主治医生的王雪原感到无奈。
“管理非常混乱，虽然说我名义上是主治医生，但是我与另外两个住院医生是平级的，他们的行为听命于主任于玲范。虽然觉得他们的医嘱不对，我也改不了。”
据本报记者调查，在ICU工作的两个住院医生是于玲范带的研究生，他们在2005年7月才能毕业，此前，于2005年3月份进入ICU科室进行见习，当时还不具备医师资格证书。
但是记者却在2005年6月份到8月份翁文辉的病程记录上，看到了很多由两位学生下达医嘱的签字。
而且，作为心脏外科重症监护室的心外ICU，收治翁文辉这样的肿瘤患者，也是先前被遗漏的重点：在完全封闭的治疗室内，哈二院的心外ICU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科室？
记者从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处了解到，他从2001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哈二院心外ICU，截止到2005年翁文辉患者入住心外ICU，这四年的时间他极少接触非心脏手术的患者。心外ICU的病人，多数是做过心脏外科手术、在心外ICU过渡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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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之前几乎没有接过非心外科的病人。从2003年到2004年8月份，这一年我们科室是零投诉。”王雪原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于玲范收治非心外ICU的病人？
“作为心外科术后的科室，与心血管内科还是有着不同，因为心外科术后的病人，体外循环、呼吸机等有独特的使用方法。于主任是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基本上与此类病人接触的比较少，对仪器的使用也不是很了解。”
记者通过调查得知，于玲范2004年8月接手ICU主任的职务之后，到外地考察了两周，因为ICU的患者比较少，她上任后查房比较少。而她的查房也是比较有特色，把医生、护士叫到办公室，把病历放到桌上，由负责医生汇报，然后再把病历看完，提出治疗方案，虽然ICU的患者少，但是这个过程从上午8点一般到10点才能结束。而医院常规的病房床头查房和交接的流程被于玲范取消了，护士的交接班也不看病人，在办公室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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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了之后把我们以前的床头查房的程序改掉了。因为她在办公室进行的查房要进行2个小时，有时病人在叫，我们都去不了。”王雪原告诉记者。
“我在心外ICU工作了4年,见证了三位科室主任领导ICU的风格，前两位与目前于玲范的风格截然不同。”王雪原3月1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哈二院的ICU室成立于1984年，是心脏外科术后病人的监护室，为心脏外科服务，主要职责是监测、护理、治疗。由于分工越来越细，从2000年10份，这个科室从心脏外科独立出来，但也是为心脏外科服务。心脏外科每年做的心脏直视手术达1000多例，心脏直视手术的创伤大，所以一般都在心外ICU进行恢复。
2001年的时候，哈二院的主任是孙成光，2003年去世。接手哈二院心外ICU主任的是张卫星，内科学博士、主任医师。
张卫星现就职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ICU。张于2004年4月到北京大学深圳医院，2004年6月份正式从哈二院心外ICU办理离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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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听说天价医药费事情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作为ICU医生，第一个要审视自己，第二要问自己也有哪些不对，举一反三。”2006年3月20日，正在赶往广州的张卫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翁强发家路径
“作为一个父亲的儿子，任何一个人都会竭尽全力去拯救给予自己生命的父亲。即使我没有钱，我宁肯借钱都要给父亲去治病。我想任何一个做子女的人都会这样想。”这句话是患者的长子翁强先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不断强调的。
针对记者提出的前阵子有媒体称他与北京某高官有关系的报道，“如果真是这样，哈二院的医生还会这样对待我的父亲吗？”他表示，他找到哈医大二院最大的官就是医务科的副科长。
按照翁强自己的说法，他是白手起家，从美容店到服装，一点点地积累着自己的事业，跟相传的钱权关系大相径庭。
“他是一个能吃苦的人，小的时候他的脚趾摔断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着体育锻炼，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请过假。”一位与翁强同在当年国字足球少年班接受过徐根宝训练的人士这样对记者说。
也许正是这样的毅力，天价医药费的事情才会以这种“激烈”的方式公布于众。同时，患者家属也对记者表示，在天价医药费公诸于世的过程中，哈医大二院众多医务人员为其搜集证据提供了帮助。
对于一个医生，即使受贿1万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前段时间有报道称，院方多收了20万元,虽然这个钱数最后还没有定论，但是即使是20万元，也足以用法律手段去严惩。在医患关系成为全社会关注焦点之时，天价医药费更应该问责到底。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http://www.100md.com
本报记者马晓华发自北京 从开始的中纪委、卫生部联合调查小组已经升级为中纪委监察办、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黑龙江纪检四大部门联合调查，调查的级别不断上升
“关于天价医药费事件，不会不了了之的，谁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定追究到底。”中纪委调查组的一位成员3月16日在电话中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从2005年的11月份至今，已经耗时5个月的天价医药费调查，结果一直没有公布于众。从开始的中纪委、卫生部联合调查小组已经升级为中纪委监察办、国务院纠风办、卫生部、黑龙江纪检四大部门联合调查，调查的级别不断上升。
“调查组没有公布结果，到底医院多收了多少费用，现在还不知道，但是有人说多收20万元这个数字至少是不对的。”中纪委调查组上述成员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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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一直关注着此案件的进展，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二临床医院ICU科的管理混乱，其事实比前段时间新闻媒体揭露出来的更加严重，从改病例到改医嘱，病患翁文辉整个就医过程问题不断。
患者转入哈医大二院心外ICU前的三天
翁文辉，75岁，2005年5月16日入住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临床医院住院部二部高干病房，6月1日转入ICU病房，8月6日因抢救无效去世。
入住哈医大二院之后，特别是转入ICU病房之前三天的检查中，原本身体其他各项检查指标都正常的翁文辉，却在两个月内告别人世。
此前，翁文辉因腿部发现肿块，在多家医院进行病理检查。其中，2005年4月4日，黑龙江省肿瘤医院(哈医大附属第三医院)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检查报告：翁文辉的肝、胆、肾、肾上腺、脾、胰未见异常，胸部未见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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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5月10，黑龙江省肿瘤医院进行病理检查的诊断报告为：(大腿)非何杰氏(Hodgkin)淋巴瘤，倾向T细胞型。
2005年5月10日，哈医大二院病理会诊报告单：富于T细胞的淋巴瘤。
2005年5月11日，哈医大一院诊断报告：(右大腿皮肤皮下)非何杰氏淋巴瘤，外周非特异性T细胞型可能性大。
“我父亲的病是在5月份才确诊，在这之前，根本没有去过其他的医院治疗过。确诊之后去哈医大二院进行化疗。”患者的家属3月16日对记者说。
从住院的病程记录上可以看到，患者于5月16日下午2点入院，神智清，体温36.6℃,脉搏84次/分,血压145/70mmhg,遵医嘱给予内科入院常规二级护理，普食。从记者调查的二部的化疗过程中的记录看，到5月19日，患者在进行化疗后，体征一直处于平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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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5月31日，化疗后我父亲的病情加重，转到了哈二院的心外ICU。”患者家属对本报记者说，“转科的事情由医院的医生和护士来处理的，根本用不上我们家属，而且二部距离ICU不远，只有200多米，进入ICU就如进行手术室，不是普通人能进去的。怎么可能会有警卫人员，简直是说谎。”
此前，有报道称：“翁文辉转院期间，200米长的小路上，加长的林肯车和数辆奔驰、奥迪车，分别把路口封锁。几十名身穿统一制服的保安站在从高干病房到ICU大门的两侧，以清出道路。病人抬入急救车后，一路无阻地进入了ICU病房。”但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转科与急救不同，不需要急救车开出去救人，也不要把转科的病人装到急救车上，只需要担架、医生、护士的护理以及输液架和呼吸机的随行即可。
哈二院心外ICU的文化
“6月1日，患者进入ICU后，情况比较严重，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到了6月中旬，患者的病情好转了，当时就想抛开有创呼吸机，上无创伤的呼吸机，因为当时医院没有这个设备，所以就没有用。”翁文辉的原主治医生王雪原在3月17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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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随之是大量的肿瘤禁忌药物珍怡(编者注：珍怡说明书上明确标示肿瘤患者忌用)的使用，400支氯化钾的大量使用，这些在患者家属后来搜集到的治疗账单上都有清晰记录。
对于非何杰氏淋巴瘤，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病，一直致力于研究淋巴瘤的江苏省通州市人民医院肿瘤科治疗方面的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淋巴瘤并不意味着死亡，淋巴瘤晚期也并不意味着生命的晚期。淋巴瘤现在经过化疗和中医中药的综合治疗，在我们这里的治愈率达30%~50%。”
“哈二院出现这样的事件，也许跟治疗目标不明确有关，是没有与患者家属沟通清楚导致的。作为医生，一定要进行目标治疗：存活、治愈、致残、致死，这些都要明白的。”某医院的ICU专家说。
“我只是知道有些地方不对，但是不知道数字差别会这样大，我也是在翁文辉去世后，才第一次看到账单。”作为翁文辉主治医生的王雪原说，“作为主治医生来说，我的工作主要是医疗，账目由主任于玲范和护士长来负责，我没有权利过问账目，这与行政安排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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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成堆的假医嘱、假病历，作为主治医生的王雪原感到无奈。
“管理非常混乱，虽然说我名义上是主治医生，但是我与另外两个住院医生是平级的，他们的行为听命于主任于玲范。虽然觉得他们的医嘱不对，我也改不了。”
据本报记者调查，在ICU工作的两个住院医生是于玲范带的研究生，他们在2005年7月才能毕业，此前，于2005年3月份进入ICU科室进行见习，当时还不具备医师资格证书。
但是记者却在2005年6月份到8月份翁文辉的病程记录上，看到了很多由两位学生下达医嘱的签字。
而且，作为心脏外科重症监护室的心外ICU，收治翁文辉这样的肿瘤患者，也是先前被遗漏的重点：在完全封闭的治疗室内，哈二院的心外ICU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科室？
记者从翁文辉的主治医生王雪原处了解到，他从2001年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哈二院心外ICU，截止到2005年翁文辉患者入住心外ICU，这四年的时间他极少接触非心脏手术的患者。心外ICU的病人，多数是做过心脏外科手术、在心外ICU过渡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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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之前几乎没有接过非心外科的病人。从2003年到2004年8月份，这一年我们科室是零投诉。”王雪原说。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于玲范收治非心外ICU的病人？
“作为心外科术后的科室，与心血管内科还是有着不同，因为心外科术后的病人，体外循环、呼吸机等有独特的使用方法。于主任是心血管内科的医生，基本上与此类病人接触的比较少，对仪器的使用也不是很了解。”
记者通过调查得知，于玲范2004年8月接手ICU主任的职务之后，到外地考察了两周，因为ICU的患者比较少，她上任后查房比较少。而她的查房也是比较有特色，把医生、护士叫到办公室，把病历放到桌上，由负责医生汇报，然后再把病历看完，提出治疗方案，虽然ICU的患者少，但是这个过程从上午8点一般到10点才能结束。而医院常规的病房床头查房和交接的流程被于玲范取消了，护士的交接班也不看病人，在办公室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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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了之后把我们以前的床头查房的程序改掉了。因为她在办公室进行的查房要进行2个小时，有时病人在叫，我们都去不了。”王雪原告诉记者。
“我在心外ICU工作了4年,见证了三位科室主任领导ICU的风格，前两位与目前于玲范的风格截然不同。”王雪原3月1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
哈二院的ICU室成立于1984年，是心脏外科术后病人的监护室，为心脏外科服务，主要职责是监测、护理、治疗。由于分工越来越细，从2000年10份，这个科室从心脏外科独立出来，但也是为心脏外科服务。心脏外科每年做的心脏直视手术达1000多例，心脏直视手术的创伤大，所以一般都在心外ICU进行恢复。
2001年的时候，哈二院的主任是孙成光，2003年去世。接手哈二院心外ICU主任的是张卫星，内科学博士、主任医师。
张卫星现就职于北京大学深圳医院ICU。张于2004年4月到北京大学深圳医院，2004年6月份正式从哈二院心外ICU办理离职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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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听说天价医药费事情的时候，当时就是觉得作为ICU医生，第一个要审视自己，第二要问自己也有哪些不对，举一反三。”2006年3月20日，正在赶往广州的张卫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翁强发家路径
“作为一个父亲的儿子，任何一个人都会竭尽全力去拯救给予自己生命的父亲。即使我没有钱，我宁肯借钱都要给父亲去治病。我想任何一个做子女的人都会这样想。”这句话是患者的长子翁强先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不断强调的。
针对记者提出的前阵子有媒体称他与北京某高官有关系的报道，“如果真是这样，哈二院的医生还会这样对待我的父亲吗？”他表示，他找到哈医大二院最大的官就是医务科的副科长。
按照翁强自己的说法，他是白手起家，从美容店到服装，一点点地积累着自己的事业，跟相传的钱权关系大相径庭。
“他是一个能吃苦的人，小的时候他的脚趾摔断了，但是他还是坚持着体育锻炼，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请过假。”一位与翁强同在当年国字足球少年班接受过徐根宝训练的人士这样对记者说。
也许正是这样的毅力，天价医药费的事情才会以这种“激烈”的方式公布于众。同时，患者家属也对记者表示，在天价医药费公诸于世的过程中，哈医大二院众多医务人员为其搜集证据提供了帮助。
对于一个医生，即使受贿1万元,都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前段时间有报道称，院方多收了20万元,虽然这个钱数最后还没有定论，但是即使是20万元，也足以用法律手段去严惩。在医患关系成为全社会关注焦点之时，天价医药费更应该问责到底。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