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猷：做一辈子的好人
【人物名片】
何建猷：
1967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后，她自愿赴广东省湛江市最艰苦的徐闻县前山镇卫生院工作了13年。39年来，她一直从事内科教学、临床医疗和科研第一线工作。现任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广东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从医近40年来，何建猷教授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她的事业、病人和学生。她几十年如一日，像亲人一样帮助困难病人、同事和学生，是群众公认的“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2005年10月，在“建设和谐医患关系与建设和谐广东”户外巡回论坛湛江站的节目中，其先进事迹第一次传遍南粤大地。
【人生画卷】
“从那个年代过来，什么都能看淡”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发表“六二六指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激荡着何建猷年轻的心。
, 百拇医药
1967年从中山医学院毕业后，本可以留在广州的何建猷，选择去当时湛江地区最艰苦的徐闻县前山镇卫生院工作。
她和几个同时分配到那里的同学，坐上了去湛江的长途客车，一路上怀着对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如苏联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壮美”的憧憬。30多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后，眼前的现实和理想开了个玩笑，她没想到迎接她的是一辆缓慢的牛车和漫天的红土。
后来生活的艰难，她这辈子都不能忘记，一个省城的大学生就这么被抛向贫瘠的荒芜之中。占满何建猷记忆的是那些小小的跳蚤，即使家里再干净，它们也无孔不入，常常一咬一串疤痕。更困难的是当时医疗环境的极端恶劣，何建猷住的破旧木板楼，楼上住人，楼下就是诊室，没水没电，平时遇到群众外伤做个缝针手术，都得打着手电筒做。她的父母来看了她几次，很心疼。
但就在那样的环境中，何建猷很快以一个基层医生的身份融进了雷州半岛的群众中……头戴着竹笠，身背着急救箱奔走在当地十多条村庄中，何建猷抢救了许多生命。
, 百拇医药
给前山镇群众印象最深的是，只要谁家一有人得急病，何医生就背着药箱上门，有时病人没钱买药，她就自己先垫着，等病人有了钱再补交。
有一年大年初一，一个病人呼吸衰竭，请她出诊，病人家离卫生院有20多里路，而且没有车，她一路小跑赶去，遗憾的是她去到时病人已停止了呼吸，但看到病人家属哀伤的面容，她立即口对口用力为病人吸痰。尽管她很瘦弱，气力有限，还是坚持吸了十来分钟，但因病人病情太重，最终没能挽回病人的生命，为此她伤心了很久。
还有一回，一个小学生因溺水呼吸停止被送到医院，何建猷接诊后马上采取急救措施，在当时缺乏医疗器械的情况下，她用口吸出了孩子呼吸道中的异物，前后抢救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但她自己却累倒了。为了抢救病人，何建猷经常是废寝忘食，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自己。神经内科有个病人因脑出血呼吸衰竭，她积极协助抢救，自己胃病发作，就悄悄服药后再继续投入工作。
在那个生活都成问题的环境里，何建猷和同为医务人员的丈夫却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何建猷还在当地培养了几个赤脚医生，没有讲义就自己编，没有黑板就在树下放块门板贴上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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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可以在城里过舒服日子，何建猷却选择了过艰苦的生活，她难道就没有抱怨过？“我性格内向，也很听党的话，党安排我在哪儿就在哪儿，去了就没想调出来，不然我的3个孩子不会都在那儿出生。我的生活虽然很艰难，但农村群众的生活更艰难，他们每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农民来看病总要为他们多考虑一点。”
即使不为自己考虑，也没为3个孩子的未来考虑过吗？“对于孩子的培养，我们是让他们走自己的路。我们夫妇俩都是医务人员，没有多少时间教育孩子。孩子们看我们白天上班，晚上为解决病人问题在煤油灯下翻书，自己也就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
有过那段经历，何建猷的人生观、世界观得到了深刻的改变，也前所未有地体会到农村群众朴实、深厚的情感。而与她同去徐闻的其他同学则全部早早离开了那里。
从那个年代过来，什么都能看淡。以至于后来的下乡、义诊、“抗非”，何建猷都不觉得辛苦，毕竟“现在已经有汽车到农村去了，以前才真的是苦，都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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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近40年，得到的是大家都说我是好人”
1980年，因身体不好的父亲调到湛江工作，在徐闻工作了13年的何建猷被调到位于湛江市区的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以方便照顾父母。徐闻的群众知道何医生要走了，非常不舍，何建猷留了电话、地址，让他们到湛江看病就去找她。
到了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后，自知在学术上荒疏已久的何建猷开始拼命学习。她天天待在病房，中午就在值班室睡，晚上还去听课。结果第一年就获得大家的好评，她被推上讲台介绍怎样从基层迎头赶上的经验；后来又做科研、做老师，渐渐就成了医院呼吸内科的业务骨干。
但是，与城里的许多医生相比，何建猷发现自己显得格格不入。她写病历很慢，卫生厅要求15分钟看一个病人，她就真的看那么久。别人3行就写完诊断的，她要在详细询问、检查之后，写五六行才把诊断写好。她开处方大多是10元8元，只以治好病为原则，能用廉价药就不用贵药，能用国产药就不用进口药，以至于医生中她的提成最少。丈夫不解，她却有点无奈，“马马虎虎看就快，一细心就看不了几个。面对病人期盼的眼神我于心不忍，不能几个字就把病人打发了。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得那么快。”至于红包，何建猷这么多年来从没拿过，病人硬塞给她的时候就让自己的学生送回去，“这样他们就不好再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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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市客路镇一位农民，因意外受伤，先后花去了上万元的医疗费，仍未痊愈，家境不好的他带着东筹西借的3000元，前往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要求住院治疗。何建猷了解到病人的实际困难后，对其进行了认真的检查，认为并非一定要住院治疗不可。她对症下药，并开具了后续治疗的药物处方，让病人回家治疗，病人取药时惊讶地发现，药费居然才20多元。谈起这件事，那位已经痊愈的病人满怀感激地说：“这半年来，我先后到过5家医院，看过近十位医生，但每次药费都超过千元，而且看一次医生开一次处方，还让我住院。没有谁像何医生那样，连我回家治疗的处方都开好了，而且每次用药都是十几二十元的。遇到何医生，让我觉得像时光倒流，又回到了过去廉价医疗的年代。”
何建猷做医生从不问病人出处。徐闻的群众来找何建猷看病，她总是热情接待，甚至把家里的床铺腾出来，让前来治病的乡亲们落脚，还自掏腰包给他们买饭盒。据说，她工作后上街买得最多的有两样东西，一是医学专业书籍，二是饭盒。一般农村来的病人没带饭盒，她知道了便买来送给他们，有时还亲自喂病人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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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说她这样的人出去社会寸步难行，何建猷自己评价说：“我很平凡，但做事前总能先想到别人。我不是当官的料，没有魄力，只是老好人的性格。”
不过，她也感到“做得很辛苦，什么娱乐也不会”。就像别人常去的沐足她只去过一次，还是因为某次去外地会诊时硬被拉去的。还有，她也没有地方去吃饭，别的医生天天这个车那个车来接，“除了科室活动，没人请我”。
“我就是放心不下，如果对白天的诊断不明确，晚上我就会看书查资料。我奇怪有些医生，又唱歌，又洗脚，哪里有时间看书呢？我24小时都不够学习。我的大书包里常带着要改的论文，要编的书之类的，有空了就拿出来看。还有一支红笔是改论文的，蓝笔是写书的，钢笔是写处方的。还有U盘，看到好的文章就拷下来；这个是肺功能检查、体格检查课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电脑水平比不上年轻人，只能尽量跟。”她把书包里的东西一一翻给记者看。
何建猷就这么默默地做了近40年医生，而在去年被发掘出来并被广为报道之前，虽然周围的人都说她“做了一辈子好人”，但是她也遭到过很多误解。丈夫心疼，“人家也做医生，没有你做得这么辛苦的。”孩子疑惑，问她“做了一辈子好人，有什么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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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曾彷徨过。“我自己以前也常会讲，好心没有好报。做得那么辛苦，得到的就是大家都说我是好人。”
“很难说要别人跟我学习”
然而，何建猷的彷徨终于在去年得以彻底释然。
2005年10月，在“建设和谐医患关系与建设和谐广东”户外巡回论坛湛江站节目的推选中，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从院长到一线人员都一致推选何建猷，无法推脱的她答应“试试看”。
那天，没有人知道，穿惯白大褂、生活简单朴素的她在去论坛演讲前，连件合适的衣服也找不到，还是医院党委一位同志送了她一件衣服。那天她没有准备稿子，有些忐忑，就如拉家常般地谈着。“我也不会讲，就主持人问什么，我答什么。”
有记者后来报道，“台下雷动的掌声和何建猷脸上的平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何建猷回忆说：“其实是台上灯光很耀眼，我看不到下面而已。我不知道下面有很多领导坐着，也不知道有人听得流泪，后来他们放录像给我看我才知道。”之后，何建猷的事迹被写成《红土白衣谱谐章》一书。何建猷说：“还是记者问一句，我答一句。书出来后，有人说这本书还没写出你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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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那本书拿给记者，如递给记者任何一本书一样平常，并感叹：“我觉得很奇怪，我做的只是一个平凡医生应该做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动那么多人。就像给病人口对口呼吸，在那种情况下病人都要死了，作为医生不这样做，还能怎么办？!”
为了写《红土白衣谱谐章》这本书，何建猷夫妇继1980年离开后第一次重新踏上徐闻这块记录青春的红土。让她没想到的是，一位30年前救治过的病人一见面就抱住她痛哭；还有20多年来没再见过面的病人说：“何医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医生。”淳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一次重回徐闻让何建猷感触很深。“有些群众说我抢救过他们的孩子，我都忘记了，没想过会这么受大家的爱戴。现在有个想法，再过两年退休后有时间还是要回去为乡亲们服务。那里还有很多人很苦，没有机会到城里来看病。”
之后，各大媒体的记者蜂拥而来。何建猷一下子从台下走到闪光灯前。她倒不怕采访，对来访的记者说：“我该做的都做了，问什么都可以，问谁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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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继续低调，“现在回想起走过的路，辛苦这么多年，不需要大家去宣扬我，能够得到大家的承认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现在的人有各种想法，我很难说要他们跟我学习。我不收红包，说了也没人相信。开始我还争辩一下，讲到后来发现多数人都在收，我就看得很淡了。我不在乎别人的看法，自己清白做人、良心过得去就好。”
不过有一点她是非常高兴的。“被评上典型后，我最高兴的是还了孩子先生的亲情‘债’。”因为，丈夫一直默默地给她当“后勤部长”。孩子中，老大结婚，她在上课；老二结婚，她在主持会议；老三，现在还是光棍。“那你通过什么方式关爱他们？”“关心他们的身体和是否上进。”
而今，她终于笑容灿烂地告诉记者：“我觉得好人还是有好报的。”
记者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你心目中的好人是什么样的？”她眼神闪烁，“从小我父亲就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比如我家住楼上，有次拖凳子，父亲就说不要拖，因为这样会吵到楼下的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想过占别人便宜，好人就是要摸着良心做事，提高一个层次就是尽心尽责地为广大群众服务。”
, 百拇医药
采访结束时，这个做了“一辈子”的好人，执意送记者到车站。在夕阳余晖中，在一阵媒体的喧嚣过后，带着“好人好报”的欣慰，何建猷回到她简单平凡的“好人”生活中去了，瘦小的身影拉得很长。
何建猷其言
我觉得很奇怪，我做的只是一个平凡医生应该做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动那么多人。就像给病人口对口呼吸，在那种情况下病人都要死了，作为医生不这样做，还能怎么办？!
我奇怪有些医生，又唱歌，又洗脚，哪里有时间看书呢？我24小时都不够学习。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想过占别人便宜，好人就是要摸着良心做事，提高一个层次就是尽心尽责地为广大群众服务。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5期, 百拇医药(殷毅 摄影报道)
何建猷：
1967年毕业于中山医学院(现中山大学)临床医学系。毕业后，她自愿赴广东省湛江市最艰苦的徐闻县前山镇卫生院工作了13年。39年来，她一直从事内科教学、临床医疗和科研第一线工作。现任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广东医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从医近40年来，何建猷教授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她的事业、病人和学生。她几十年如一日，像亲人一样帮助困难病人、同事和学生，是群众公认的“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2005年10月，在“建设和谐医患关系与建设和谐广东”户外巡回论坛湛江站的节目中，其先进事迹第一次传遍南粤大地。
【人生画卷】
“从那个年代过来，什么都能看淡”
上世纪60年代，毛主席发表“六二六指示”，号召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激荡着何建猷年轻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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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从中山医学院毕业后，本可以留在广州的何建猷，选择去当时湛江地区最艰苦的徐闻县前山镇卫生院工作。
她和几个同时分配到那里的同学，坐上了去湛江的长途客车，一路上怀着对社会主义新农村“一如苏联电影里描写的那样壮美”的憧憬。30多个小时的舟车劳顿后，眼前的现实和理想开了个玩笑，她没想到迎接她的是一辆缓慢的牛车和漫天的红土。
后来生活的艰难，她这辈子都不能忘记，一个省城的大学生就这么被抛向贫瘠的荒芜之中。占满何建猷记忆的是那些小小的跳蚤，即使家里再干净，它们也无孔不入，常常一咬一串疤痕。更困难的是当时医疗环境的极端恶劣，何建猷住的破旧木板楼，楼上住人，楼下就是诊室，没水没电，平时遇到群众外伤做个缝针手术，都得打着手电筒做。她的父母来看了她几次，很心疼。
但就在那样的环境中，何建猷很快以一个基层医生的身份融进了雷州半岛的群众中……头戴着竹笠，身背着急救箱奔走在当地十多条村庄中，何建猷抢救了许多生命。
, 百拇医药
给前山镇群众印象最深的是，只要谁家一有人得急病，何医生就背着药箱上门，有时病人没钱买药，她就自己先垫着，等病人有了钱再补交。
有一年大年初一，一个病人呼吸衰竭，请她出诊，病人家离卫生院有20多里路，而且没有车，她一路小跑赶去，遗憾的是她去到时病人已停止了呼吸，但看到病人家属哀伤的面容，她立即口对口用力为病人吸痰。尽管她很瘦弱，气力有限，还是坚持吸了十来分钟，但因病人病情太重，最终没能挽回病人的生命，为此她伤心了很久。
还有一回，一个小学生因溺水呼吸停止被送到医院，何建猷接诊后马上采取急救措施，在当时缺乏医疗器械的情况下，她用口吸出了孩子呼吸道中的异物，前后抢救了一个多小时，终于挽救了孩子的生命，但她自己却累倒了。为了抢救病人，何建猷经常是废寝忘食，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自己。神经内科有个病人因脑出血呼吸衰竭，她积极协助抢救，自己胃病发作，就悄悄服药后再继续投入工作。
在那个生活都成问题的环境里，何建猷和同为医务人员的丈夫却通过各种渠道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何建猷还在当地培养了几个赤脚医生，没有讲义就自己编，没有黑板就在树下放块门板贴上白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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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可以在城里过舒服日子，何建猷却选择了过艰苦的生活，她难道就没有抱怨过？“我性格内向，也很听党的话，党安排我在哪儿就在哪儿，去了就没想调出来，不然我的3个孩子不会都在那儿出生。我的生活虽然很艰难，但农村群众的生活更艰难，他们每分钱都来之不易，所以农民来看病总要为他们多考虑一点。”
即使不为自己考虑，也没为3个孩子的未来考虑过吗？“对于孩子的培养，我们是让他们走自己的路。我们夫妇俩都是医务人员，没有多少时间教育孩子。孩子们看我们白天上班，晚上为解决病人问题在煤油灯下翻书，自己也就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
有过那段经历，何建猷的人生观、世界观得到了深刻的改变，也前所未有地体会到农村群众朴实、深厚的情感。而与她同去徐闻的其他同学则全部早早离开了那里。
从那个年代过来，什么都能看淡。以至于后来的下乡、义诊、“抗非”，何建猷都不觉得辛苦，毕竟“现在已经有汽车到农村去了，以前才真的是苦，都熬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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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医近40年，得到的是大家都说我是好人”
1980年，因身体不好的父亲调到湛江工作，在徐闻工作了13年的何建猷被调到位于湛江市区的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以方便照顾父母。徐闻的群众知道何医生要走了，非常不舍，何建猷留了电话、地址，让他们到湛江看病就去找她。
到了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后，自知在学术上荒疏已久的何建猷开始拼命学习。她天天待在病房，中午就在值班室睡，晚上还去听课。结果第一年就获得大家的好评，她被推上讲台介绍怎样从基层迎头赶上的经验；后来又做科研、做老师，渐渐就成了医院呼吸内科的业务骨干。
但是，与城里的许多医生相比，何建猷发现自己显得格格不入。她写病历很慢，卫生厅要求15分钟看一个病人，她就真的看那么久。别人3行就写完诊断的，她要在详细询问、检查之后，写五六行才把诊断写好。她开处方大多是10元8元，只以治好病为原则，能用廉价药就不用贵药，能用国产药就不用进口药，以至于医生中她的提成最少。丈夫不解，她却有点无奈，“马马虎虎看就快，一细心就看不了几个。面对病人期盼的眼神我于心不忍，不能几个字就把病人打发了。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得那么快。”至于红包，何建猷这么多年来从没拿过，病人硬塞给她的时候就让自己的学生送回去，“这样他们就不好再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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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州市客路镇一位农民，因意外受伤，先后花去了上万元的医疗费，仍未痊愈，家境不好的他带着东筹西借的3000元，前往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要求住院治疗。何建猷了解到病人的实际困难后，对其进行了认真的检查，认为并非一定要住院治疗不可。她对症下药，并开具了后续治疗的药物处方，让病人回家治疗，病人取药时惊讶地发现，药费居然才20多元。谈起这件事，那位已经痊愈的病人满怀感激地说：“这半年来，我先后到过5家医院，看过近十位医生，但每次药费都超过千元，而且看一次医生开一次处方，还让我住院。没有谁像何医生那样，连我回家治疗的处方都开好了，而且每次用药都是十几二十元的。遇到何医生，让我觉得像时光倒流，又回到了过去廉价医疗的年代。”
何建猷做医生从不问病人出处。徐闻的群众来找何建猷看病，她总是热情接待，甚至把家里的床铺腾出来，让前来治病的乡亲们落脚，还自掏腰包给他们买饭盒。据说，她工作后上街买得最多的有两样东西，一是医学专业书籍，二是饭盒。一般农村来的病人没带饭盒，她知道了便买来送给他们，有时还亲自喂病人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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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说她这样的人出去社会寸步难行，何建猷自己评价说：“我很平凡，但做事前总能先想到别人。我不是当官的料，没有魄力，只是老好人的性格。”
不过，她也感到“做得很辛苦，什么娱乐也不会”。就像别人常去的沐足她只去过一次，还是因为某次去外地会诊时硬被拉去的。还有，她也没有地方去吃饭，别的医生天天这个车那个车来接，“除了科室活动，没人请我”。
“我就是放心不下，如果对白天的诊断不明确，晚上我就会看书查资料。我奇怪有些医生，又唱歌，又洗脚，哪里有时间看书呢？我24小时都不够学习。我的大书包里常带着要改的论文，要编的书之类的，有空了就拿出来看。还有一支红笔是改论文的，蓝笔是写书的，钢笔是写处方的。还有U盘，看到好的文章就拷下来；这个是肺功能检查、体格检查课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电脑水平比不上年轻人，只能尽量跟。”她把书包里的东西一一翻给记者看。
何建猷就这么默默地做了近40年医生，而在去年被发掘出来并被广为报道之前，虽然周围的人都说她“做了一辈子好人”，但是她也遭到过很多误解。丈夫心疼，“人家也做医生，没有你做得这么辛苦的。”孩子疑惑，问她“做了一辈子好人，有什么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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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曾彷徨过。“我自己以前也常会讲，好心没有好报。做得那么辛苦，得到的就是大家都说我是好人。”
“很难说要别人跟我学习”
然而，何建猷的彷徨终于在去年得以彻底释然。
2005年10月，在“建设和谐医患关系与建设和谐广东”户外巡回论坛湛江站节目的推选中，广东医学院附属医院从院长到一线人员都一致推选何建猷，无法推脱的她答应“试试看”。
那天，没有人知道，穿惯白大褂、生活简单朴素的她在去论坛演讲前，连件合适的衣服也找不到，还是医院党委一位同志送了她一件衣服。那天她没有准备稿子，有些忐忑，就如拉家常般地谈着。“我也不会讲，就主持人问什么，我答什么。”
有记者后来报道，“台下雷动的掌声和何建猷脸上的平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但何建猷回忆说：“其实是台上灯光很耀眼，我看不到下面而已。我不知道下面有很多领导坐着，也不知道有人听得流泪，后来他们放录像给我看我才知道。”之后，何建猷的事迹被写成《红土白衣谱谐章》一书。何建猷说：“还是记者问一句，我答一句。书出来后，有人说这本书还没写出你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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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把那本书拿给记者，如递给记者任何一本书一样平常，并感叹：“我觉得很奇怪，我做的只是一个平凡医生应该做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动那么多人。就像给病人口对口呼吸，在那种情况下病人都要死了，作为医生不这样做，还能怎么办？!”
为了写《红土白衣谱谐章》这本书，何建猷夫妇继1980年离开后第一次重新踏上徐闻这块记录青春的红土。让她没想到的是，一位30年前救治过的病人一见面就抱住她痛哭；还有20多年来没再见过面的病人说：“何医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医生。”淳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这一次重回徐闻让何建猷感触很深。“有些群众说我抢救过他们的孩子，我都忘记了，没想过会这么受大家的爱戴。现在有个想法，再过两年退休后有时间还是要回去为乡亲们服务。那里还有很多人很苦，没有机会到城里来看病。”
之后，各大媒体的记者蜂拥而来。何建猷一下子从台下走到闪光灯前。她倒不怕采访，对来访的记者说：“我该做的都做了，问什么都可以，问谁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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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点她是非常高兴的。“被评上典型后，我最高兴的是还了孩子先生的亲情‘债’。”因为，丈夫一直默默地给她当“后勤部长”。孩子中，老大结婚，她在上课；老二结婚，她在主持会议；老三，现在还是光棍。“那你通过什么方式关爱他们？”“关心他们的身体和是否上进。”
而今，她终于笑容灿烂地告诉记者：“我觉得好人还是有好报的。”
记者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你心目中的好人是什么样的？”她眼神闪烁，“从小我父亲就说，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比如我家住楼上，有次拖凳子，父亲就说不要拖，因为这样会吵到楼下的人。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想过占别人便宜，好人就是要摸着良心做事，提高一个层次就是尽心尽责地为广大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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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时，这个做了“一辈子”的好人，执意送记者到车站。在夕阳余晖中，在一阵媒体的喧嚣过后，带着“好人好报”的欣慰，何建猷回到她简单平凡的“好人”生活中去了，瘦小的身影拉得很长。
何建猷其言
我觉得很奇怪，我做的只是一个平凡医生应该做的事，不知道为什么会感动那么多人。就像给病人口对口呼吸，在那种情况下病人都要死了，作为医生不这样做，还能怎么办？!
我奇怪有些医生，又唱歌，又洗脚，哪里有时间看书呢？我24小时都不够学习。
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想过占别人便宜，好人就是要摸着良心做事，提高一个层次就是尽心尽责地为广大群众服务。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5期, 百拇医药(殷毅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