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介入：可破解重大医患纠纷难题？
围攻医院、恐吓、殴打医务人员、在医院设灵堂等事件近年来在医院频频发生，众多医院对此苦无良策。浙江舟山市最近出台关于重大医患纠纷处置新规，并成立由卫生、公安、司法、民政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医患纠纷调处中心”，进一步明确了有关部门的职责，为解决重大医患纠纷提供了一条新途径，让长期处于舆论核心的医院有望得以解脱。但业内人士也指出，外部干预虽然有效，但内部因素也不可忽视，如果能从管理角度消除重大医患纠纷的潜在引发因素，进一步改善医疗作风，将对从源头预防重大医患纠纷的发生有更积极的意义。
政府介入调处重大医患纠纷
日前，浙江省舟山市政府制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医疗机构重大医患纠纷处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由市政府牵头，成立了由卫生、公安、司法、民政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市级医疗机构重大医患纠纷处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又称“医患纠纷调处中心”。“调处中心”下设法律咨询、鉴定外联、纠纷调解和安全保卫共4个小组，工作职责包括：为患方提供法律、诉讼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为患方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和尸检的指导与服务；根据医方或患方的申请按规定组织鉴定和尸检，引导医患双方平和协商，不使矛盾纠纷升级；协调和组织实施重大医患纠纷现场的治安保卫工作，维护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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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所表述的重大医患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对医疗结果在认识上产生意见分歧或争议，由于医患双方或其中一方的原因，造成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解决而引发的严重影响医疗机构正常医疗和工作秩序的纠纷事件。主要包括通过以下行为严重影响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聚众占据医疗机构医疗或办公场所；发生“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行为；侮辱、威胁、恐吓、围攻、殴打医务人员或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在医疗机构内外拉横幅、设灵堂、张贴大字报，堵塞交通的；拒不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以尸体相要挟。《意见》还强调，卫生、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及患方所在地政府，在重大医患纠纷处置中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依法、及时、有效地处置重大医患纠纷事件。
无独有偶，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不久前，河南省开封市各大医院院长还自发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院长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日趋激烈的重大医患纠纷难题：患者对医院动辄就打砸抢，有关执法部门的介入却往往并不奏效，使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以暴制暴，无疑会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如果一味忍让，则又容易导致一些以此为生的“医闹(职业的医院闹事者)”诱导患者与医院纠缠并引发更加重大的医患纠纷。尽管最后通过诉讼等形式医院也可能为自己讨回说法，但医院很容易因此卷入社会舆论谴责的风波，损失依然很大。这让院长们颇为头疼。在这种苦无良策的情况下，院长们打算联名向河南省人大提交相关解决提议，希望政府能介入这些重大医患纠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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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协同处理
对于浙江舟山市设立“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做法，很多业内人士颇为赞赏，认为这对医患双方尤其对医院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湖北省荆州市妇幼保健院院办王荣贵认为：“这一做法，对于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职能也规定得非常明确，不仅可以比较公正地对医患纠纷进行有效协调，尽可能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可以保证在重大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患之间有了一个可以平静对话的第三个地方，这对问题的处理非常有利。”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科刘何根对这种“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做法也非常认同：“调处中心是在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下成立起来的，而且要求卫生、公安、司法、民政等多个相关部门参与进来，这非常明确地表明，重大医患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其实并不只是医院一家的事情，这也让长期处于舆论核心的医院有望得以解脱。”
在多部门的参与中，公安部门的介入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最多关注。有医院人士指出，其实早在1986年公安部、卫生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联合通告》，专门针对破坏医院医疗秩序的各种行为进行了严格界定，并出台相关处理规定。在此基础上，各地卫生主管部门也与公安部门进行了合作，公安部门专门在一些大的医疗机构设立派出机构，或者由距离医疗机构比较近的派出所代为执勤，对在医院行窃以及有寻衅滋事倾向的人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但因为对重大医患纠纷的重视不够、警员人手不足等原因，对重大医患纠纷的介入程度还十分有限。“往往只是停留在制止闹事过激行为这一阶段，而很少进一步调查取证，依法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因此，医院的重大医患纠纷事件发生频率还是持续上升。”北京鼎钟律师事务所孙万军律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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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浙江舟山这种由地方政府出面，建立一种多部门合作执法的形式，一方面进一步强调、明确了公安部门的职责，另一方面，一个多部门组成的“调处中心”，也加大了对各部门处理重大医患纠纷的监督力度，因此值得期待。
医院需进一步改进医疗作风
“调处中心确实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这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刘何根指出了他的一些担忧，“对于医院而言，最根本的还是要让医院免于受到重大医患纠纷事件的困扰，医院以及管理者完善自身的建设迫在眉睫。”
业内人士认为，患者之所以要通过暴力事件的形式来发泄对医院以及医务人员的不满，原因很复杂，甚至涉及很多深层次障碍，但从医院自身来寻找原因，医疗作风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北京鼎钟律师事务所孙万军律师告诉记者，有专业律师网站统计表明，在众多的医疗纠纷诉讼案件当中，因医疗作风提起诉讼的占很大比例，真正对治疗本身提出意见的并不多。如医院未能充分尽到告知义务，医护人员告知时过于简单、专业化，令患者不知所云，告而不知；患者对医院侵犯隐私权反映也较多，等等。“这些问题在医院出现的频率并不鲜见，形成了医院发生重大医患纠纷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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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角度考虑，有专家建议：“医院应该改进医护人员的医疗作风，需要医生更耐心地去了解病人，尽量以患者可以理解的方式保障患者知情权，尊重患者隐私权等等，以减少医患间的误解，从根本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医疗机构与患方要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良好医患关系也很重要。采访中，记者发现不止一个律师和业内人士对浙江舟山市此次出台的《意见》中明确“必要时，院方领导应当与患方见面，进行解释和沟通，回答患方提出的涉及医疗方面的问题和要求”的做法非常认可，“现实中，一旦发生了重大医患纠纷以后，医院管理者或者装聋作哑，或者干脆就逃之夭夭，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做法，使得医院有理都变得无理了，因此特别值得医院管理者注意。”浙江省舟山市中医院的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室主任在接受采访时提醒说。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5期, 百拇医药(汪言安)
政府介入调处重大医患纠纷
日前，浙江省舟山市政府制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级医疗机构重大医患纠纷处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并由市政府牵头，成立了由卫生、公安、司法、民政等相关部门组成的市级医疗机构重大医患纠纷处置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卫生局，又称“医患纠纷调处中心”。“调处中心”下设法律咨询、鉴定外联、纠纷调解和安全保卫共4个小组，工作职责包括：为患方提供法律、诉讼等方面的咨询服务；为患方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和尸检的指导与服务；根据医方或患方的申请按规定组织鉴定和尸检，引导医患双方平和协商，不使矛盾纠纷升级；协调和组织实施重大医患纠纷现场的治安保卫工作，维护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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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所表述的重大医患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在医疗活动中，对医疗结果在认识上产生意见分歧或争议，由于医患双方或其中一方的原因，造成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解决而引发的严重影响医疗机构正常医疗和工作秩序的纠纷事件。主要包括通过以下行为严重影响医疗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的行为：聚众占据医疗机构医疗或办公场所；发生“打、砸、抢、烧”等严重违法行为；侮辱、威胁、恐吓、围攻、殴打医务人员或非法限制医务人员人身自由；在医疗机构内外拉横幅、设灵堂、张贴大字报，堵塞交通的；拒不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以尸体相要挟。《意见》还强调，卫生、公安、司法、民政等部门及患方所在地政府，在重大医患纠纷处置中要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依法、及时、有效地处置重大医患纠纷事件。
无独有偶，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不久前，河南省开封市各大医院院长还自发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院长会议，讨论如何应对日趋激烈的重大医患纠纷难题：患者对医院动辄就打砸抢，有关执法部门的介入却往往并不奏效，使医疗机构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以暴制暴，无疑会使医患关系更加紧张，如果一味忍让，则又容易导致一些以此为生的“医闹(职业的医院闹事者)”诱导患者与医院纠缠并引发更加重大的医患纠纷。尽管最后通过诉讼等形式医院也可能为自己讨回说法，但医院很容易因此卷入社会舆论谴责的风波，损失依然很大。这让院长们颇为头疼。在这种苦无良策的情况下，院长们打算联名向河南省人大提交相关解决提议，希望政府能介入这些重大医患纠纷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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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协同处理
对于浙江舟山市设立“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做法，很多业内人士颇为赞赏，认为这对医患双方尤其对医院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湖北省荆州市妇幼保健院院办王荣贵认为：“这一做法，对于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职能也规定得非常明确，不仅可以比较公正地对医患纠纷进行有效协调，尽可能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同时也可以保证在重大医患纠纷发生后，医患之间有了一个可以平静对话的第三个地方，这对问题的处理非常有利。”
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务科刘何根对这种“医患纠纷调处中心”的做法也非常认同：“调处中心是在政府部门的直接干预下成立起来的，而且要求卫生、公安、司法、民政等多个相关部门参与进来，这非常明确地表明，重大医患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其实并不只是医院一家的事情，这也让长期处于舆论核心的医院有望得以解脱。”
在多部门的参与中，公安部门的介入引起了业内人士的最多关注。有医院人士指出，其实早在1986年公安部、卫生部就联合印发了《关于维护医院秩序的联合通告》，专门针对破坏医院医疗秩序的各种行为进行了严格界定，并出台相关处理规定。在此基础上，各地卫生主管部门也与公安部门进行了合作，公安部门专门在一些大的医疗机构设立派出机构，或者由距离医疗机构比较近的派出所代为执勤，对在医院行窃以及有寻衅滋事倾向的人确实起到了很大的威慑作用，但因为对重大医患纠纷的重视不够、警员人手不足等原因，对重大医患纠纷的介入程度还十分有限。“往往只是停留在制止闹事过激行为这一阶段，而很少进一步调查取证，依法追究违法犯罪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因此，医院的重大医患纠纷事件发生频率还是持续上升。”北京鼎钟律师事务所孙万军律师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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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像浙江舟山这种由地方政府出面，建立一种多部门合作执法的形式，一方面进一步强调、明确了公安部门的职责，另一方面，一个多部门组成的“调处中心”，也加大了对各部门处理重大医患纠纷的监督力度，因此值得期待。
医院需进一步改进医疗作风
“调处中心确实能发挥很大的作用，但这还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刘何根指出了他的一些担忧，“对于医院而言，最根本的还是要让医院免于受到重大医患纠纷事件的困扰，医院以及管理者完善自身的建设迫在眉睫。”
业内人士认为，患者之所以要通过暴力事件的形式来发泄对医院以及医务人员的不满，原因很复杂，甚至涉及很多深层次障碍，但从医院自身来寻找原因，医疗作风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北京鼎钟律师事务所孙万军律师告诉记者，有专业律师网站统计表明，在众多的医疗纠纷诉讼案件当中，因医疗作风提起诉讼的占很大比例，真正对治疗本身提出意见的并不多。如医院未能充分尽到告知义务，医护人员告知时过于简单、专业化，令患者不知所云，告而不知；患者对医院侵犯隐私权反映也较多，等等。“这些问题在医院出现的频率并不鲜见，形成了医院发生重大医患纠纷的潜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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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院角度考虑，有专家建议：“医院应该改进医护人员的医疗作风，需要医生更耐心地去了解病人，尽量以患者可以理解的方式保障患者知情权，尊重患者隐私权等等，以减少医患间的误解，从根本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医疗机构与患方要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良好医患关系也很重要。采访中，记者发现不止一个律师和业内人士对浙江舟山市此次出台的《意见》中明确“必要时，院方领导应当与患方见面，进行解释和沟通，回答患方提出的涉及医疗方面的问题和要求”的做法非常认可，“现实中，一旦发生了重大医患纠纷以后，医院管理者或者装聋作哑，或者干脆就逃之夭夭，这显然是一种非常消极的做法，使得医院有理都变得无理了，因此特别值得医院管理者注意。”浙江省舟山市中医院的一位不愿具名的科室主任在接受采访时提醒说。
医药经济报2006年 医院周刊第15期, 百拇医药(汪言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