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自由，愈不自由
——>报告
如果国家放开药房管理政策，任由其自由发展，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奥地利健康研究院对允许药房自由发展的欧盟成员国进行了一项调研，发现药品零售市场的自由化程度越高，其市场竞争和药学服务的自由度就越低，国家有必要对药房发展进行调控。在欧洲药房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会不时地瞥见当前中国药品零售行业的影子，如药房数量激增、竞争白热化、药师数量不足……
为了保证药房广覆盖率的高质量，过去的欧洲对药房实行严格管理，包括政府对新办药房的规定(主要考虑公众需要)、药房经营者的资格(药房只能由个体药剂师经营，禁止药房连锁)、药剂师培训和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欧盟国家逐渐对卫生保健及药房放开政策。药房在自由发展的同时，是否能在保证药学服务质量和覆盖率相对稳定(即使新办药房的数量在增加)的同时，提高竞争并降低药品价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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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制药联盟(PGEU)委托维也纳独立研究所BIG(奥地利健康研究院)对药房自由发展的可能效应进行了调研，重点研究药房服务的覆盖率、质量和消费。在收集了欧洲3大城市的相关资料后，研究人员对药房服务的表现进行统计、分析和评级。此外，为了验证可能由药房自由发展所引发的价格牵制假设，BIG研究组还专门对OTC畅销药物进行了单价对比。今年2月，BIG向PGEU提交了这份题为《欧洲社区药房：自由发展个案研究》的分析报告。
药房自由发展现状
研究人员选取了欧洲三大允许药房自由发展的国家——爱尔兰、荷兰和挪威作为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在收集了必要的数据后，这些国家还要与周边对药房进行集中调控的参照国进行国间对比和基准校验。
爱尔兰的药房发展相当自由，国家仅是稍加调控。如近期起草的《药业法案》之现代“执业资质”标准，就允许爱尔兰制药协会作为法定团体对执业药师进行认定。按照法律规定，在爱尔兰，任何法定个人可以拥有一家以上的药房。事实上，由药剂师经营的连锁药房开始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的所有药房均在3大批发商的掌控之下。1996年，新办药房的开业标准才首次提上议事日程，2002年却又撤销此提案，因此药房数量剧增。总体而言，与其他国家相比，爱尔兰配有调剂师的药房布点还不错。不过，尽管满足乡村的处方用药供应是未来的一大商机，但仍有迹象表明药房还是会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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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药房早就有自由化发展的传统。早在1个世纪以前，荷兰就允许在药房之外销售OTC，于是，这里的社区药房专售处方药，OTC则在药店销售。20世纪90年代末，由荷兰皇家制药协会拟定的药房建立和所有权法案被废除，而此前该项议题还从未立法。此后，药房数量(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城市)和连锁药房的增加开始受到关注。荷兰药房的人员配备与欧洲其他药房大不相同：每间药房的药剂师数量较少，药学技术人员的学历较低，一些在其他国家只能由药剂师担任的工作，如配制处方药和提供用药咨询，也可由药学技术人员承担。关于荷兰药房雇员的资质问题，目前仍是一大热点：近期草拟的《药房法案》允许药剂师作为监管药师在多个药房任职，不再强制药剂师在一家药房全职工作。
挪威药房常被作为药房服务自由化的经典个案。2001年以前，挪威药房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新办药房要实现5年建设计划，药房所有者只能为一名药剂师。自2001年3月，挪威取消新办药房的5年计划以后，新办药房的数量剧增。这一变化在弥补药房不足的同时，也展现出药房向都市聚集的趋势。尽管挪威卫生部与连锁药店的一项协定显示，在过去几年里，没有一家乡村药房倒闭，但挪威的二级城市仍无药房，因为新办药房主要开设在药学服务较为发达的一级城市。伴随着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药剂师和药学技术人员的数量跟不上药房数量的增长。此外，挪威药房异常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产业的垂直集中。在令人惊讶的极短时间里，连锁药店一家接一家地开，其经营者多为欧洲3大药品批发商，并开始垄断市场。仅在这次药房异常增长的4年以后，挪威4/5的药房尽归药品批发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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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药房数量的增加以外，挪威出现的LUA店也很可观，目前已发展到约6000多家，从2003年起，LUA店可以销售少量OTC畅销药品。
与参照国的对比分析
与以上3国进行对比研究的参照国为奥地利、芬兰和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作为后备国，在需要的时候提供补充信息。这些国家都对药房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开办药房必须达到法定标准，药房只能由药剂师所有，严禁联合经营。
乡村覆盖率不足
覆盖率是评价一个国家药学服务的关键指标。该指标不仅包括及时而充分的处方药物供应，还包括药品种类和有效服务。
药房建立标准的自由化可能导致药房数量的增加，就像挪威药房的自由发展那样。然而在所调查的6个国家中，挪威的药房密度仍然偏低：每8500个居民才拥有1个处方药物供应点。居民/处方药物供应点比率最低的是西班牙(20501)，接下来是爱尔兰(30001)和奥地利(37001)。西班牙和奥地利的药房密度发展得比较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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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调查的国家中，药房建立标准解禁通常会产生更多的药房，但新开药房大多集中在城市中心的发达地区。这一现象除了对经营产生负面影响(药房数量在小范围内过度增加会破坏其经济增长力)外，还会影响公众健康(药房不加控制地在城镇聚集将会忽略人口稀少的乡村地区)。
至于药品供应问题，大部分受调查的国家(包括对药房进行调控的国家)会通过立法或自我调节迅速而有效地组织货源。供货最有保障的国家是奥地利和芬兰，接着是西班牙和挪威。这与上述各国批发运输的高频率有关，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平均每天就有3次药品批发运输。
未引发平价大战关于自由发展的另一个假设是社区药房可能会在价格上互相牵制，尤其是降低药价。在BIG的这项报告中，研究人员还对6个国家的4种OTC畅销药(扑热息痛片、布洛芬片、双氯芬酸膏和阿昔洛维膏)的价格走势进行了分析。之所以选择OTC药品进行分析，是因为处方药的价格多由国家定价，而自由定价的OTC药品能充分反应出药房异常发展对价格牵制的影响。不过，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2种以上的OTC药品降价，奥地利和芬兰的药价最稳定，爱尔兰的药价波动最高，而挪威的药品消费增长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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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过去的10年中，相对于爱尔兰和挪威而言，3个对药房实行宏观调控的国家(尤其是芬兰)和荷兰的药品消费增长率较低。对于爱尔兰和挪威而言，失控的药品消费却也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药房自由发展不会降低OTC药价，因为药品价格还受到法定约束，不仅是药房说了算。因此，单纯的药房自由发展并不能降低药品价格。大体而言，药房自由发展和竞争提高并不能实现药品的价格牵制。很明显，除了药剂师由于经济刺激(因为竞争的需要)推荐较为便宜的药物以外，药品价格还受多种因素影响。
极具市场优势的垂直垄断在对药房实行宏观调控的国家(奥地利、芬兰和西班牙)，依据对药房所有人的相关法规，每一家社区药店隶属于一位独立的药剂师。爱尔兰和荷兰分别有90%和70%的药房归药剂师所有，这些药剂师有的为合伙经营者，有的为某一连锁药店的加盟者。挪威的药品批发商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放开药房政策后，大型医药批发公司在短期内收购了大量药房，仅余19%的药房归药剂师所有。与此同时，单体药房只占整个挪威药房的2%，而爱尔兰和荷兰的单体药店约占25%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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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药房的例子说明自由发展不会自己推动竞争。因为没有法律条款的约束(如排他或限制特定的市场参与者成为社区药房所有人)，市场参与者会钻空子以赢得市场优势。挪威药房的自由发展并未能实现更大的竞争，当地3大药品批发商所属的连锁药房包揽了当地80%的药房，新办药房很难进入这一领域。政府有必要在此前采取相关措施。
政策解禁的假想
不限定药房所有者
药房所有者完全自由化最可能引起药房的垂直集中。如个案中，药房所有者由药剂师变为药品批发企业，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批发商并非药剂师。
这就可能会制约药剂师工作的专业自由度，作为一名雇员，药剂师必须听从上级指示，他们可能会违背职业操守而引导顾客消费。此外，药房的这种垂直集中还会引发其他问题。
首先，垂直集中可能会导致“见利忘义”。为了避免这一局面，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医生和制药企业成为药房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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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型公司对药房的渗透使单体药店很难脱离加盟药店而独立，单靠个人力量自然拼不过这些财大气粗的大公司。
此外，药房所有者的改变还会割裂所有权与专业责任的统一性，在药房出现误操或疏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责任不清的情况。这就需要所有权的排他政策来预防此种情况的发生。
允许联合经营将会影响连锁药房的构成。各连锁分店归连锁所有者所有，交由一个或多个药剂师监管。某些连锁药店会交给监管药剂师部分药房经营权。这种水平集中会降低药剂师的专业自由度，并引起更大的人员流动。在社区药房，药剂师的专业独立性和全职工作制可以与患者建立良好关系，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更有利于用药安全。
如果与垂直垄断相结合的话，水平垄断将成为一大威胁。在药品零售终端，某一家规模很大的药品批发企业足以在市场翻云覆雨，掀起专卖垄断风暴，那么市场的准入门槛将会更高。要预防这一局面就要限制连锁药房的成长，如挪威就规定连锁药店的分店数量不能超过全国总药房数量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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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定药房建立标准
药房建立标准解禁直接导致新办药房数量的增长，最大的可能就是提高药房密度。药房数量的增长程度取决于政策放开前的药房现状，药房数相对较低的国家，药房数就增加得较多，比如挪威。
任由药房自由发展，而不设定标准限制，只会增加竞争的激烈程度，未能提高药房对所有市民的覆盖率，因为新办药房多向城市聚集，而某些乡村药房也在向经济发达的城市迁移。如此一来，乡村地区的药房分布并不乐观。
但是，社区药房的数量激增除了提高药房的覆盖率以外，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某一些地区的药房数过度增长会破坏当地单体药房的经济生长力，降低药房可供药品的多样性，消费者为了配药将不得不奔走于多个药房。
此外，药房提供的服务也会受到不良影响。随着药房数量的增加及其竞争加剧，每间药房的药剂师及药学技术人员的数量也会降低，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药房经营者必定会将原有的药房工作人员分散至更多的药房工作。每间药房的员工越少，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就越重，特别是药剂师，可能会影响其药学服务质量。据观察，在一些药房政策放开的国家中，药房工作人员的工作满意度较低，因为他们的工作负担较重，而且不能从专业角度自由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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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国家调控可以保证药房的专业性，而药房的异常增长主要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商业利益，而不惜缩减药房工作人员及其服务，在被研究的国家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这一情况。
自由发展不能实现预期目的
从药房异常增长的可能结果来看，政策放开后，药房发展并不总能达到其预期目的。
在欧洲的社区药房中，药剂师是关键的健康顾问，他们在促进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患者不仅在药剂师处调配处方，还能获取个性化的药学服务，如健康检查或健康相关信息。在一些偏远地区，药剂师还可能是最先接触到病患的人。大体而言，欧洲的药学服务质量较高，受调查的6个国家基本上都能体现出这一点。
不过，在对药房服务覆盖率、质量和消费等各项指标进行基准比较时，某些国家(多为对药房进行严格调控的国家)的评级要优于其他国家，尽管其他国家的表现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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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系统都具有一定的特性，这一特性可以折射出历史发展、文化模式和民族传统，当然药房也不例外。因此，报告对各国药房的评估也不局限于国家政策放开的自由化影响，各国的“政策文化”也被考虑其中。比如在一些国家中，个性化用药并不占主导地位，那么尽管在药房自由发展以后，个性化药学服务很可能消失，这一现象理应归结于传统原因。
综上所述，药房自由发展并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在3个政策放开的国家中，自由发展还出现在能源、电信等若干部门，而药房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将提高竞争和成本抑制视为药房自由发展的两个主要目标，那么研究表明，社区药房的自由发展并未能实现目标。相反，一些不利影响却日益凸现，如药品零售终端的垄断经营、新办药房忽视乡村地带分布不均。因此，如果药房政策放开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若要避免药房自由发展对市民产生的不良影响，政府应该在此前做好关于药房发展规划、激励措施等相关规则的立法准备。
药房自由化发展需要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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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视自由化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并处理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国家有必要预先进行改革，最好的例子就是挪威防止乡村药房关门的协定。在放开药房政策以前，政府要充分评估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预测到各种负面影响及某些市场参与者可能会钻的空子，如挪威在政策放开后出现的药房覆盖率不足及服务质量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卫生保健是一项特殊的行业，它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宏观调控，即便上述对药房发展放开政策的国家，也仍保持着对药房的一定调控，如药品的覆盖率和社区药房的责任等。
文章资料出处《COMMUNITY PHARMACY IN EUROPE：Lessons from deregukation - case studies》
医药经济报2006年 药店周刊第17期, http://www.100md.com(范晓艳/编译)
如果国家放开药房管理政策，任由其自由发展，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奥地利健康研究院对允许药房自由发展的欧盟成员国进行了一项调研，发现药品零售市场的自由化程度越高，其市场竞争和药学服务的自由度就越低，国家有必要对药房发展进行调控。在欧洲药房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会不时地瞥见当前中国药品零售行业的影子，如药房数量激增、竞争白热化、药师数量不足……
为了保证药房广覆盖率的高质量，过去的欧洲对药房实行严格管理，包括政府对新办药房的规定(主要考虑公众需要)、药房经营者的资格(药房只能由个体药剂师经营，禁止药房连锁)、药剂师培训和其他药学技术人员的资格。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欧盟国家逐渐对卫生保健及药房放开政策。药房在自由发展的同时，是否能在保证药学服务质量和覆盖率相对稳定(即使新办药房的数量在增加)的同时，提高竞争并降低药品价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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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制药联盟(PGEU)委托维也纳独立研究所BIG(奥地利健康研究院)对药房自由发展的可能效应进行了调研，重点研究药房服务的覆盖率、质量和消费。在收集了欧洲3大城市的相关资料后，研究人员对药房服务的表现进行统计、分析和评级。此外，为了验证可能由药房自由发展所引发的价格牵制假设，BIG研究组还专门对OTC畅销药物进行了单价对比。今年2月，BIG向PGEU提交了这份题为《欧洲社区药房：自由发展个案研究》的分析报告。
药房自由发展现状
研究人员选取了欧洲三大允许药房自由发展的国家——爱尔兰、荷兰和挪威作为个案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在收集了必要的数据后，这些国家还要与周边对药房进行集中调控的参照国进行国间对比和基准校验。
爱尔兰的药房发展相当自由，国家仅是稍加调控。如近期起草的《药业法案》之现代“执业资质”标准，就允许爱尔兰制药协会作为法定团体对执业药师进行认定。按照法律规定，在爱尔兰，任何法定个人可以拥有一家以上的药房。事实上，由药剂师经营的连锁药房开始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尔兰的所有药房均在3大批发商的掌控之下。1996年，新办药房的开业标准才首次提上议事日程，2002年却又撤销此提案，因此药房数量剧增。总体而言，与其他国家相比，爱尔兰配有调剂师的药房布点还不错。不过，尽管满足乡村的处方用药供应是未来的一大商机，但仍有迹象表明药房还是会在经济发达的城市扎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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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药房早就有自由化发展的传统。早在1个世纪以前，荷兰就允许在药房之外销售OTC，于是，这里的社区药房专售处方药，OTC则在药店销售。20世纪90年代末，由荷兰皇家制药协会拟定的药房建立和所有权法案被废除，而此前该项议题还从未立法。此后，药房数量(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城市)和连锁药房的增加开始受到关注。荷兰药房的人员配备与欧洲其他药房大不相同：每间药房的药剂师数量较少，药学技术人员的学历较低，一些在其他国家只能由药剂师担任的工作，如配制处方药和提供用药咨询，也可由药学技术人员承担。关于荷兰药房雇员的资质问题，目前仍是一大热点：近期草拟的《药房法案》允许药剂师作为监管药师在多个药房任职，不再强制药剂师在一家药房全职工作。
挪威药房常被作为药房服务自由化的经典个案。2001年以前，挪威药房受到非常严格的管制：新办药房要实现5年建设计划，药房所有者只能为一名药剂师。自2001年3月，挪威取消新办药房的5年计划以后，新办药房的数量剧增。这一变化在弥补药房不足的同时，也展现出药房向都市聚集的趋势。尽管挪威卫生部与连锁药店的一项协定显示，在过去几年里，没有一家乡村药房倒闭，但挪威的二级城市仍无药房，因为新办药房主要开设在药学服务较为发达的一级城市。伴随着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药剂师和药学技术人员的数量跟不上药房数量的增长。此外，挪威药房异常发展的另一个主要影响是产业的垂直集中。在令人惊讶的极短时间里，连锁药店一家接一家地开，其经营者多为欧洲3大药品批发商，并开始垄断市场。仅在这次药房异常增长的4年以后，挪威4/5的药房尽归药品批发商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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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药房数量的增加以外，挪威出现的LUA店也很可观，目前已发展到约6000多家，从2003年起，LUA店可以销售少量OTC畅销药品。
与参照国的对比分析
与以上3国进行对比研究的参照国为奥地利、芬兰和西班牙，法国和葡萄牙作为后备国，在需要的时候提供补充信息。这些国家都对药房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开办药房必须达到法定标准，药房只能由药剂师所有，严禁联合经营。
乡村覆盖率不足
覆盖率是评价一个国家药学服务的关键指标。该指标不仅包括及时而充分的处方药物供应，还包括药品种类和有效服务。
药房建立标准的自由化可能导致药房数量的增加，就像挪威药房的自由发展那样。然而在所调查的6个国家中，挪威的药房密度仍然偏低：每8500个居民才拥有1个处方药物供应点。居民/处方药物供应点比率最低的是西班牙(20501)，接下来是爱尔兰(30001)和奥地利(37001)。西班牙和奥地利的药房密度发展得比较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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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调查的国家中，药房建立标准解禁通常会产生更多的药房，但新开药房大多集中在城市中心的发达地区。这一现象除了对经营产生负面影响(药房数量在小范围内过度增加会破坏其经济增长力)外，还会影响公众健康(药房不加控制地在城镇聚集将会忽略人口稀少的乡村地区)。
至于药品供应问题，大部分受调查的国家(包括对药房进行调控的国家)会通过立法或自我调节迅速而有效地组织货源。供货最有保障的国家是奥地利和芬兰，接着是西班牙和挪威。这与上述各国批发运输的高频率有关，在奥地利和西班牙，平均每天就有3次药品批发运输。
未引发平价大战关于自由发展的另一个假设是社区药房可能会在价格上互相牵制，尤其是降低药价。在BIG的这项报告中，研究人员还对6个国家的4种OTC畅销药(扑热息痛片、布洛芬片、双氯芬酸膏和阿昔洛维膏)的价格走势进行了分析。之所以选择OTC药品进行分析，是因为处方药的价格多由国家定价，而自由定价的OTC药品能充分反应出药房异常发展对价格牵制的影响。不过，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避免2种以上的OTC药品降价，奥地利和芬兰的药价最稳定，爱尔兰的药价波动最高，而挪威的药品消费增长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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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过去的10年中，相对于爱尔兰和挪威而言，3个对药房实行宏观调控的国家(尤其是芬兰)和荷兰的药品消费增长率较低。对于爱尔兰和挪威而言，失控的药品消费却也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发展。
药房自由发展不会降低OTC药价，因为药品价格还受到法定约束，不仅是药房说了算。因此，单纯的药房自由发展并不能降低药品价格。大体而言，药房自由发展和竞争提高并不能实现药品的价格牵制。很明显，除了药剂师由于经济刺激(因为竞争的需要)推荐较为便宜的药物以外，药品价格还受多种因素影响。
极具市场优势的垂直垄断在对药房实行宏观调控的国家(奥地利、芬兰和西班牙)，依据对药房所有人的相关法规，每一家社区药店隶属于一位独立的药剂师。爱尔兰和荷兰分别有90%和70%的药房归药剂师所有，这些药剂师有的为合伙经营者，有的为某一连锁药店的加盟者。挪威的药品批发商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在放开药房政策后，大型医药批发公司在短期内收购了大量药房，仅余19%的药房归药剂师所有。与此同时，单体药房只占整个挪威药房的2%，而爱尔兰和荷兰的单体药店约占25%和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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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药房的例子说明自由发展不会自己推动竞争。因为没有法律条款的约束(如排他或限制特定的市场参与者成为社区药房所有人)，市场参与者会钻空子以赢得市场优势。挪威药房的自由发展并未能实现更大的竞争，当地3大药品批发商所属的连锁药房包揽了当地80%的药房，新办药房很难进入这一领域。政府有必要在此前采取相关措施。
政策解禁的假想
不限定药房所有者
药房所有者完全自由化最可能引起药房的垂直集中。如个案中，药房所有者由药剂师变为药品批发企业，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些批发商并非药剂师。
这就可能会制约药剂师工作的专业自由度，作为一名雇员，药剂师必须听从上级指示，他们可能会违背职业操守而引导顾客消费。此外，药房的这种垂直集中还会引发其他问题。
首先，垂直集中可能会导致“见利忘义”。为了避免这一局面，大多数国家都不允许医生和制药企业成为药房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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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大型公司对药房的渗透使单体药店很难脱离加盟药店而独立，单靠个人力量自然拼不过这些财大气粗的大公司。
此外，药房所有者的改变还会割裂所有权与专业责任的统一性，在药房出现误操或疏忽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责任不清的情况。这就需要所有权的排他政策来预防此种情况的发生。
允许联合经营将会影响连锁药房的构成。各连锁分店归连锁所有者所有，交由一个或多个药剂师监管。某些连锁药店会交给监管药剂师部分药房经营权。这种水平集中会降低药剂师的专业自由度，并引起更大的人员流动。在社区药房，药剂师的专业独立性和全职工作制可以与患者建立良好关系，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更有利于用药安全。
如果与垂直垄断相结合的话，水平垄断将成为一大威胁。在药品零售终端，某一家规模很大的药品批发企业足以在市场翻云覆雨，掀起专卖垄断风暴，那么市场的准入门槛将会更高。要预防这一局面就要限制连锁药房的成长，如挪威就规定连锁药店的分店数量不能超过全国总药房数量的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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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限定药房建立标准
药房建立标准解禁直接导致新办药房数量的增长，最大的可能就是提高药房密度。药房数量的增长程度取决于政策放开前的药房现状，药房数相对较低的国家，药房数就增加得较多，比如挪威。
任由药房自由发展，而不设定标准限制，只会增加竞争的激烈程度，未能提高药房对所有市民的覆盖率，因为新办药房多向城市聚集，而某些乡村药房也在向经济发达的城市迁移。如此一来，乡村地区的药房分布并不乐观。
但是，社区药房的数量激增除了提高药房的覆盖率以外，还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某一些地区的药房数过度增长会破坏当地单体药房的经济生长力，降低药房可供药品的多样性，消费者为了配药将不得不奔走于多个药房。
此外，药房提供的服务也会受到不良影响。随着药房数量的增加及其竞争加剧，每间药房的药剂师及药学技术人员的数量也会降低，为了降低人力成本，药房经营者必定会将原有的药房工作人员分散至更多的药房工作。每间药房的员工越少，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就越重，特别是药剂师，可能会影响其药学服务质量。据观察，在一些药房政策放开的国家中，药房工作人员的工作满意度较低，因为他们的工作负担较重，而且不能从专业角度自由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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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国家调控可以保证药房的专业性，而药房的异常增长主要是为了达到一定的商业利益，而不惜缩减药房工作人员及其服务，在被研究的国家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出现了这一情况。
自由发展不能实现预期目的
从药房异常增长的可能结果来看，政策放开后，药房发展并不总能达到其预期目的。
在欧洲的社区药房中，药剂师是关键的健康顾问，他们在促进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患者不仅在药剂师处调配处方，还能获取个性化的药学服务，如健康检查或健康相关信息。在一些偏远地区，药剂师还可能是最先接触到病患的人。大体而言，欧洲的药学服务质量较高，受调查的6个国家基本上都能体现出这一点。
不过，在对药房服务覆盖率、质量和消费等各项指标进行基准比较时，某些国家(多为对药房进行严格调控的国家)的评级要优于其他国家，尽管其他国家的表现也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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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系统都具有一定的特性，这一特性可以折射出历史发展、文化模式和民族传统，当然药房也不例外。因此，报告对各国药房的评估也不局限于国家政策放开的自由化影响，各国的“政策文化”也被考虑其中。比如在一些国家中，个性化用药并不占主导地位，那么尽管在药房自由发展以后，个性化药学服务很可能消失，这一现象理应归结于传统原因。
综上所述，药房自由发展并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在3个政策放开的国家中，自由发展还出现在能源、电信等若干部门，而药房只是其中之一。
如果将提高竞争和成本抑制视为药房自由发展的两个主要目标，那么研究表明，社区药房的自由发展并未能实现目标。相反，一些不利影响却日益凸现，如药品零售终端的垄断经营、新办药房忽视乡村地带分布不均。因此，如果药房政策放开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若要避免药房自由发展对市民产生的不良影响，政府应该在此前做好关于药房发展规划、激励措施等相关规则的立法准备。
药房自由化发展需要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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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正视自由化发展所带来的冲击并处理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国家有必要预先进行改革，最好的例子就是挪威防止乡村药房关门的协定。在放开药房政策以前，政府要充分评估可能出现的各种后果，预测到各种负面影响及某些市场参与者可能会钻的空子，如挪威在政策放开后出现的药房覆盖率不足及服务质量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卫生保健是一项特殊的行业，它需要政府给予一定的宏观调控，即便上述对药房发展放开政策的国家，也仍保持着对药房的一定调控，如药品的覆盖率和社区药房的责任等。
文章资料出处《COMMUNITY PHARMACY IN EUROPE：Lessons from deregukation - case studies》
医药经济报2006年 药店周刊第17期, http://www.100md.com(范晓艳/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