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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00md.com 2006年6月14日 《北京现代商报》 2006.06.14
     曾做医生的我,知道这名字意味着什么,当出现任何意外和风险时,我需要站出来替她做主,并承担责任。我更理解她这样做的另一层含义,人到中年哪个不是单位中的栋梁,家庭中的砥柱,背负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责任。上有老下有小,谁不是“报喜不报忧”,能“扛”的自己都“扛”了。

    “反正是个局部麻醉的小手术,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再说手术当中病人是完全清醒的,有什么问题大夫会跟病人直接沟通。”我心里想着,也向她解释,让她轻轻松松,没有思想包袱。

    在医院各楼层之间“上蹿下跳”跑了一天,术前检查终于全部做完了。

    检查报告中关键的一项,令大夫眉头锁紧。

    “呦,邢悦,我得告诉你,这个可不太好。看样子我们得改变原来的手术计划,改全身麻醉吧,如果手术中冰冻病理结果不好,我就得大做。”主刀赵大夫是我同学,我深知他每一句话的意思,心想“这下可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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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意味着有可能是恶性的,“大做”指的是做根治手术,创伤大,风险也随之增加。

    我这个“家属”,当不成了。全身麻醉意味着手术中意识丧失,任何决策都要由家属来把握。显然,我已经不具备这样的法律资格和权力。

    “告诉你的家人吧。”赵大夫把病情和各种手术方案及结果向她做了解释。

    “知情权”害人啊!多少人因为盲目地追求这个权力而承受了不必要的心理压力。虽然她的脸上并未表现出多少波澜,但我仍然能体会出听到电话那头母亲的哭泣时她心中的感受。

    面不改色的我在脑海中一扫而过的更是一些最坏的结果——术后体态上面目全非,放化疗造成的头发脱落、术中缺氧造成的术后昏迷……一时间,即使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被我找了出来。

    “口是心非”恐怕是医生的职业病,嘴上说出去的一定是轻描淡写的对手术的蔑视和对医生医院水平超高评价的安慰话,该说的我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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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赶到了医院,直到下午一点她才被推进手术室。

    我生平第一次坐在了家属等候区的座位上,眼睛看着电视播放的《乔家大院》,脑海中闪现的一会儿是她带着气管插管躺在抢救床上,一会儿是她化疗后头发稀疏的模样。万一是恶性的,我将怎样动员她剪掉那乌黑飘逸的满头长发呢?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时间一分分地过去。我心想:“怎么还不出来?按理说冰冻结果应该出来了,良性恶性大夫一定知道了。要是良性的,手术应该结束了。要是恶性的,大夫通常会出来和家属沟通一下的。”

    我终于沉不住气了。医生的职业素养一扫而光,开始站起身来在楼道里踱来踱去。

    “不行,不能就这么等下去,我得找个人问问。”于是我坐电梯到另一个病房找到另一位同学。

    虽然好久不见,我顾不得寒喧,请他打电话到她接受手术的手术间,直接问主刀大夫,到底是良性还是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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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拨通手术室的电话,我的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手里捏出了汗。

    “呦,良性的,过5分钟就出来”。

    同学的电话还没放下,我已经转身准备跑了。“下次再聊。”我连个谢字都没来及说,就匆忙告别了那位热心的同学。

    我要把这消息赶快告诉和我同样焦急的她的家人,哪怕只提早了一分钟。

    当手术室的门被拉开的时候,她头戴蓝色的帽子,身上盖着洁白被单,被推了出来。

    我迎上前去,俯下身子,抚摸着她的脸,擦去她眼角的泪痕。

    她显得很虚弱,皱着眉头,嘴里不断地呻吟着“疼、疼”。

    在我看来,她的那张脸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美丽而又动人。

    邢悦,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