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赎的药方
最近，一位美国医生爱德华•罗森邦编写的以亲身经历为蓝本的书《亲尝我自己的药方》在业界引起了关注。
爱德华•罗森邦是一位受人尊敬、颇有建树的内科医生，在行医50年之后，突然被发现患上了喉癌，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他开始重新审视医学、医院和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同。”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道：自己过去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习惯发号施令，但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草率的体检马虎了事、被两次误诊、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看门诊排队等了1小时而看病只有5分钟、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
当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很多医生开始一味抱怨医生越来越难当，指责患者越来越难缠，却很少反思医生缺失了什么。罗森邦医生的故事，是借给了医药人士一双换位思考的眼睛，也是用一种美国人的方式重提医生的天职、道德、正直、人道主义等等。他说：“如果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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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还会发现，通常医生只是代表医疗界和病人面对面，而人们很容易将这一切简化为“医生—病人”之间的事，使得人们所有对于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都投射到医生身上。在医疗健康这个链条上，除去医生和病人两个直接作用体，还有着医疗体系更多的作用因素，背后还藏着医药行业一些复杂而强大的影响力。
首先，在医药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驱动因素，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直白一些说，医疗体系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重新定位，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不仅仅是中国或者美国的问题，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地都在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其次，当医药行业的天职与经济因素发生冲突时，往往会牵扯出道德问题。这在其他的行业还没有那么明显，不过分的利己主义似乎也能被理解和接受；但医疗似乎处在一个最敏感的地带，因为人命关天，因为病患永远是弱势，因为救死扶伤是天职，所以医药成为最不能以经济的理由而被宽恕的——以道德的名义。
, 百拇医药
再次，金钱和技术成为医学的焦点，医生只是一个被推着走的载体。随着科学的进步，医学的技术因素越来越多，金钱因素也越来越多。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医疗系统，使得医生的关注点不仅仅在技术问题，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是一股难以说清楚好坏的商业潮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速度过快，坐在其中的肯定会晕眩、会迷失。就像罗森邦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
这似乎给了“医者难自医”的另外一种诠释：随着科技的进步，让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绝症已经越来越少，即使是罕见病症也有“孤儿药”可以期盼，但是医疗体系自身的病症呢？却不是几台成功的手术、几种创新药物或者是强调医护人员的人道主义意识就可以消解的。“医者难自医”，成为医学的“通病”。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81期, http://www.100md.com(郭望)
爱德华•罗森邦是一位受人尊敬、颇有建树的内科医生，在行医50年之后，突然被发现患上了喉癌，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他开始重新审视医学、医院和医生：“站在病床边和躺在病床上所看的角度完全不同。”顷刻之间它们获得不同的意义——属于病人的意义。他回忆道：自己过去作为医生高高在上、习惯发号施令，但成为癌症病人后，遭遇和心情与病人如出一辙——不敢面对疾病真相、被护士嘲笑“脖子短”，草率的体检马虎了事、被两次误诊、医护人员无视他的尊严、看门诊排队等了1小时而看病只有5分钟、眼前的医疗环境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老医生发现：“行医不再是一件充满乐趣的事。”
当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很多医生开始一味抱怨医生越来越难当，指责患者越来越难缠，却很少反思医生缺失了什么。罗森邦医生的故事，是借给了医药人士一双换位思考的眼睛，也是用一种美国人的方式重提医生的天职、道德、正直、人道主义等等。他说：“如果能从头来过的话，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医，很不幸的是，生命不给人这种重新来过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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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还会发现，通常医生只是代表医疗界和病人面对面，而人们很容易将这一切简化为“医生—病人”之间的事，使得人们所有对于医学、医疗、保险体系的不满和怨愤，最后都投射到医生身上。在医疗健康这个链条上，除去医生和病人两个直接作用体，还有着医疗体系更多的作用因素，背后还藏着医药行业一些复杂而强大的影响力。
首先，在医药背后，有各种各样的经济驱动因素，它们汇成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直白一些说，医疗体系不是慈善机构，不是收容所，在商品社会里，它不得不重新定位，不得不出卖、牺牲部分的“清高”，换取经济利益来维持自己的生存。这不仅仅是中国或者美国的问题，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医疗政策，或多或少地都在与经济的撞击中处于尴尬的境地。
其次，当医药行业的天职与经济因素发生冲突时，往往会牵扯出道德问题。这在其他的行业还没有那么明显，不过分的利己主义似乎也能被理解和接受；但医疗似乎处在一个最敏感的地带，因为人命关天，因为病患永远是弱势，因为救死扶伤是天职，所以医药成为最不能以经济的理由而被宽恕的——以道德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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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金钱和技术成为医学的焦点，医生只是一个被推着走的载体。随着科学的进步，医学的技术因素越来越多，金钱因素也越来越多。我们所处的复杂的医疗系统，使得医生的关注点不仅仅在技术问题，也会谈起病房管理、成本控制、提高病床周转率、如何控制医保和自费的用药比例、商业保险如何介入医疗体系……这是一股难以说清楚好坏的商业潮流，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速度过快，坐在其中的肯定会晕眩、会迷失。就像罗森邦医生抱怨的那样：“感觉自己成了一个设计不良、运转不周、资金不足的医疗体系的替罪羊”。
这似乎给了“医者难自医”的另外一种诠释：随着科技的进步，让现代医学无能为力的绝症已经越来越少，即使是罕见病症也有“孤儿药”可以期盼，但是医疗体系自身的病症呢？却不是几台成功的手术、几种创新药物或者是强调医护人员的人道主义意识就可以消解的。“医者难自医”，成为医学的“通病”。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81期, http://www.100md.com(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