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制才是价高之源
药价虚高的经济学分析
(续上期蓝叠2版)
医药不分为何导致“超垄断”呢？这是由处方的特殊性决定的。处方的主要功能是分析病人的病因，对症下药，以求药到病除，本来并无经济学上的意义。但在医药不分机制下，处方就是一张“销售合同”，一张标志药品买卖成交的“交易合同”。在这张“合同”上，病人是购买者，但他缺乏选择商品的知识，只能是被动接受，医生(医院)是出售者，凭借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决定病人购买何种药品，同时又凭借售药的功能，获取销售利润。于是，医药不分机制，使处方具有了医学和经济双重功能，使医生行使了治疗和销售双重职能，最终导致药价虚高的后果。
医药不分机制下的药品价格形成是特定条件下的怪胎，笔者将之命名为“超垄断”。“超垄断”形成价格主要由某种在常态下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异常机制决定，它的特点是：价格越高，越易换得交易的机会，价格低反而不会成交。所以，“超垄断”形成价格必定趋向于高，姑且把它当作特殊情况下的第三种价格形成吧。
这个机制巧妙地体现在医生开处方的行动之中。一般来说，医生开处方的首要条件是对症，因为不对症不能治病，甚至会因药致病，至少也会耽误病情，责任重大。但对症之药甚多，有疗效高低和价格高低之分，如何选择呢？机制把医生划为两类：一类是有良知的，是大多数，他们在药品上的选择顺序是高价高效——低价高效——高价低效——低价低效。但也有少数医生，他的选择顺序是高价高效——高价低效——低价高效——低价低效。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效与价的选择中，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医者的道德与经济规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还有部分医生，把低价高效放在首选之位，这是医生中的“圣人”。他们在医药不分机制下，还能真正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但这样做不符合现有机制的“基本规律”，不可能成为大多数人的理智选择。因为医生也是人，首先是经济人和社会人。
医药不分机制，严格地说，是医药不分机制之母——以药养医机制，在拼命地把医生往“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道路上拉。这样，在医生良心的天平上，为病人疗疾祛病与为医院(也为己)创收增利展开了厮杀。此时，很难说每位医生都能十分妥当地处理这个矛盾。实际上，药品企业、医院的各种激励、制约措施都在促使医生的良心向金钱方向倾斜。多少好医生经不起诱惑，把经营权凌驾到了处方权之上。当然，也有坐怀不乱的好医生，他们不为利所动，对非法谋利、不良谋利行为深恶痛绝，甚至拍案而起，披露内幕于媒体、社会。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肖启伟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但他神圣的“利民之为”竟然成为全院的“千夫所指”，最终被逼远离家乡，到千里之外打工。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张曙医生也是一例。他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坚持举报，被有关部门领导指责为“搞笑”、“大惊小怪”，受到全院声讨；从1999年到2003年，他坚持“不举报、不收回扣”两大原则；从2003年起，他“收”回扣了，却全额捐给省妇联的“春蕾计划”，当起了“挑战药品回扣的唐吉诃德”。以个人之力挑战机制，蚍蜉撼树啊!
比较一下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在竞争价格机制下，消费者有选择权(选何种商品)，选择权能压低价格，价格动态地趋向于低；在垄断价格机制下，消费者有选择权(选买与不买)，选择权不能压低价格，价格定位大大超过成本；在“超垄断”价格机制下，消费者无选择权，非消费者控制的选择权能抬高价格，价格动态地趋向于高。这里讲的是单纯的价格机制和理智的医生群体，至于个别披着医生外衣，不顾对症，一味只开高价药，大剂量药，牟取暴利，那不属于机制的范畴，而只是对机制的利用，是犯罪行为，这些人也不配称为医生，也不在本文讨论之中。(未完，见下期蓝叠2版)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91期(郭泰鸿)
(续上期蓝叠2版)
医药不分为何导致“超垄断”呢？这是由处方的特殊性决定的。处方的主要功能是分析病人的病因，对症下药，以求药到病除，本来并无经济学上的意义。但在医药不分机制下，处方就是一张“销售合同”，一张标志药品买卖成交的“交易合同”。在这张“合同”上，病人是购买者，但他缺乏选择商品的知识，只能是被动接受，医生(医院)是出售者，凭借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决定病人购买何种药品，同时又凭借售药的功能，获取销售利润。于是，医药不分机制，使处方具有了医学和经济双重功能，使医生行使了治疗和销售双重职能，最终导致药价虚高的后果。
医药不分机制下的药品价格形成是特定条件下的怪胎，笔者将之命名为“超垄断”。“超垄断”形成价格主要由某种在常态下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的异常机制决定，它的特点是：价格越高，越易换得交易的机会，价格低反而不会成交。所以，“超垄断”形成价格必定趋向于高，姑且把它当作特殊情况下的第三种价格形成吧。
这个机制巧妙地体现在医生开处方的行动之中。一般来说，医生开处方的首要条件是对症，因为不对症不能治病，甚至会因药致病，至少也会耽误病情，责任重大。但对症之药甚多，有疗效高低和价格高低之分，如何选择呢？机制把医生划为两类：一类是有良知的，是大多数，他们在药品上的选择顺序是高价高效——低价高效——高价低效——低价低效。但也有少数医生，他的选择顺序是高价高效——高价低效——低价高效——低价低效。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效与价的选择中，何者在先，何者在后，医者的道德与经济规律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还有部分医生，把低价高效放在首选之位，这是医生中的“圣人”。他们在医药不分机制下，还能真正做到“毫不利已、专门利人”。但这样做不符合现有机制的“基本规律”，不可能成为大多数人的理智选择。因为医生也是人，首先是经济人和社会人。
医药不分机制，严格地说，是医药不分机制之母——以药养医机制，在拼命地把医生往“价重于效、价高于效、价先于效”的道路上拉。这样，在医生良心的天平上，为病人疗疾祛病与为医院(也为己)创收增利展开了厮杀。此时，很难说每位医生都能十分妥当地处理这个矛盾。实际上，药品企业、医院的各种激励、制约措施都在促使医生的良心向金钱方向倾斜。多少好医生经不起诱惑，把经营权凌驾到了处方权之上。当然，也有坐怀不乱的好医生，他们不为利所动，对非法谋利、不良谋利行为深恶痛绝，甚至拍案而起，披露内幕于媒体、社会。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肖启伟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但他神圣的“利民之为”竟然成为全院的“千夫所指”，最终被逼远离家乡，到千里之外打工。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张曙医生也是一例。他从1996年开始到1999年坚持举报，被有关部门领导指责为“搞笑”、“大惊小怪”，受到全院声讨；从1999年到2003年，他坚持“不举报、不收回扣”两大原则；从2003年起，他“收”回扣了，却全额捐给省妇联的“春蕾计划”，当起了“挑战药品回扣的唐吉诃德”。以个人之力挑战机制，蚍蜉撼树啊!
比较一下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在竞争价格机制下，消费者有选择权(选何种商品)，选择权能压低价格，价格动态地趋向于低；在垄断价格机制下，消费者有选择权(选买与不买)，选择权不能压低价格，价格定位大大超过成本；在“超垄断”价格机制下，消费者无选择权，非消费者控制的选择权能抬高价格，价格动态地趋向于高。这里讲的是单纯的价格机制和理智的医生群体，至于个别披着医生外衣，不顾对症，一味只开高价药，大剂量药，牟取暴利，那不属于机制的范畴，而只是对机制的利用，是犯罪行为，这些人也不配称为医生，也不在本文讨论之中。(未完，见下期蓝叠2版)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91期(郭泰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