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医闹”：扭曲性的医患互相伤害
据报道，云南出现了一种叫“医闹”的新职业，一个“医闹”团体少则十余人，多则百余人，他们每天穿梭于昆明各大医院之间寻找“商机”，和出现了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相互利用，或是在医院门前聚众静坐，或是在医院拉起横幅要求赔偿，严重的就将死者或伤者抬到医院门诊大厅扰乱就诊秩序，穿着孝服又哭又闹，在医疗纠纷当事人获得了医院的赔偿后，他们再与其分红。如果在网上搜索一下就会发现，成都、郑州等许多城市也都出现了这种职业。
看到“医闹”这个名词，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许多与“医”相关的灰色职业，有帮医院和医生拉病源的“医托”，有推销药品给医生和医院的“医药代表”，有倒卖专家号宰病人的“号贩子”等等，这些都是寄生在医疗体系上的特殊群体。我感觉，一个行业体制越不健全、资源分配越不均衡、问题和漏洞越多，那么寄生在这个行业的灰色职业就越多。这些职业从不创造什么价值，而是在资源分配的混乱中蚕食价值。
“医闹”之所以成为一种职业的直接原因，大概是缘于医患矛盾中双方博弈能力的不均等。出现争执后患者常处于非常弱势的境地：一方面是信息的不对称，患者虽感觉治疗有问题，但很难掌握证据，医院永远处于主动方；另一方面是患者面对的常常不是一个医生或一个科室，而是一家财大气粗的医院，难以进行平等的对话；还有，虽然有看似中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事故鉴定委员会、医学会等等，可由于利益关系，这些部门与医院走得非常近，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决。而且即使作出赔偿的决定，往往数额也非常之少。很显然，当在正当制度中寻求不到公正的救济途径时，处于弱势的患者就会想到非制度化的“讨说法”途径。如此，“帮患者讨说法”的医闹职业应运而生。
除了这个原因外，“医闹”职业中似乎还带着一种患者与医院在关系对立中互相伤害的意味。医院和医生为了追逐利益，利用医托、医药代表等中介，抬高了患者的医疗成本，加剧了看病难——当患者在就医中感觉受到医院伤害后，反过来又会撕破脸皮不惜使用“中介”，以纠集“医闹”的方式对医院进行伤害，在宣泄性的“医闹”中获得一种心理补偿。从“医托”到“医闹”，其中隐含着一种冤冤相报、非理性的医患互相伤害。
从这个角度看，医院和医生不要为利用医托、医药代表这些“中介”获得那点利润而庆幸，医方能利用中介牟利，医患关系在“中介”的隔离中被破坏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中介同样会被患者所利用。当然，患者并不会从“医闹”中获得什么利益，医院的赔偿最终还会转嫁到其他患者的医疗成本中，医患矛盾只会在“利用中介”的互相伤害中日益加剧。, http://www.100md.com
看到“医闹”这个名词，脑海里立即浮现出许多与“医”相关的灰色职业，有帮医院和医生拉病源的“医托”，有推销药品给医生和医院的“医药代表”，有倒卖专家号宰病人的“号贩子”等等，这些都是寄生在医疗体系上的特殊群体。我感觉，一个行业体制越不健全、资源分配越不均衡、问题和漏洞越多，那么寄生在这个行业的灰色职业就越多。这些职业从不创造什么价值，而是在资源分配的混乱中蚕食价值。
“医闹”之所以成为一种职业的直接原因，大概是缘于医患矛盾中双方博弈能力的不均等。出现争执后患者常处于非常弱势的境地：一方面是信息的不对称，患者虽感觉治疗有问题，但很难掌握证据，医院永远处于主动方；另一方面是患者面对的常常不是一个医生或一个科室，而是一家财大气粗的医院，难以进行平等的对话；还有，虽然有看似中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事故鉴定委员会、医学会等等，可由于利益关系，这些部门与医院走得非常近，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决。而且即使作出赔偿的决定，往往数额也非常之少。很显然，当在正当制度中寻求不到公正的救济途径时，处于弱势的患者就会想到非制度化的“讨说法”途径。如此，“帮患者讨说法”的医闹职业应运而生。
除了这个原因外，“医闹”职业中似乎还带着一种患者与医院在关系对立中互相伤害的意味。医院和医生为了追逐利益，利用医托、医药代表等中介，抬高了患者的医疗成本，加剧了看病难——当患者在就医中感觉受到医院伤害后，反过来又会撕破脸皮不惜使用“中介”，以纠集“医闹”的方式对医院进行伤害，在宣泄性的“医闹”中获得一种心理补偿。从“医托”到“医闹”，其中隐含着一种冤冤相报、非理性的医患互相伤害。
从这个角度看，医院和医生不要为利用医托、医药代表这些“中介”获得那点利润而庆幸，医方能利用中介牟利，医患关系在“中介”的隔离中被破坏后，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中介同样会被患者所利用。当然，患者并不会从“医闹”中获得什么利益，医院的赔偿最终还会转嫁到其他患者的医疗成本中，医患矛盾只会在“利用中介”的互相伤害中日益加剧。,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