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人员面对医患纠纷：如履薄冰
“医生收红包从侧面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
王硕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回忆起去年被患者侵害的事件，他仍感到痛心疾首。
2005年3月8日下午4时，王硕在手术室门前向一位患者家属交代病情，并准备接着做第二台手术。这时，一个女子突然走到他面前问：“你是王硕吗？”得到肯定答复后，该女子拿出一个不透明的白色瓶子，将里面的红色液体泼在王硕脸上。结果王硕眼角膜被灼伤，3个月不能做神经外科手术。
据天坛医院负责人介绍，该女子的母亲崔某2004年10月因颅内病变住进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患者已经63岁，属于高龄，而且患有高血压和严重的糖尿病，加上脑部肿瘤的位置较深，王硕对她进行了脑部肿瘤的切除手术。手术进行十分顺利，但在手术后第三天和第六天，患者两次病情加重。2005年1月18日，患者最终由于体内多脏器衰竭而死亡。这直接导致患者家属对王硕实施“报复”。
, http://www.100md.com
统计显示，北京各大医院近几年来医生被打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医生在此类事件中是受害者，但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却站在患者的角度上，指责目前中国的医生“惟钱是从，没有爱心”。也有一小部分人支持受害医生，但话语也多是一种愤激的态度，比如“明知有风险，大夫就不该做手术，让病人自然死亡，医生就不挨打了!”有人说，“社会人人都向钱看，为什么要求医生当圣人？”还有人进一步议论：“把好端端的天使变成恶魔的是医疗制度。”
社会上，更是存在着一种“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敢手术”的荒谬现象。前几日一则报道称河南郑州一位患者一直不肯上手术台。他坚持认为，医生只有收了钱，才表明他会对手术“上心”。
“医生收红包，归根结底是患者给一些医德较差的医生惯出来的毛病，但是，这也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天坛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
, 百拇医药
李薇(化名)是北京市某医院妇产科的进修医生。她说：“拿回扣，收红包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应该不是普遍现象，只是如果不整改的话，老百姓很难改变对医生的看法。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病人家属，常年在国外工作，为了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护理，硬要给我塞红包，弄得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
“我觉得医护人员形象受影响还是让红包给闹的，但如果换位思考，把医生作为一个人来看，他要生存，每天承担着高风险的工作，又拿着那么少的工资，收红包的事就不难理解了。归根结底，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医疗制度不完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引起的。”
“我们的工作是高风险职业，具有性质特殊、风险高的特点。医护人员自身的责任大、压力大，工作量大，我们现在承受着空前的压力。”李薇这样总结说。
“医患关系变得紧张、复杂，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
北京儿童医院急救中心科室是全院最繁忙的科室。用“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形容这里一点也不为过———医院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抱着孩子疾行的家长；二楼输液室里，所有的床位坐满了打点滴的孩子，孩子们的哭闹，家长们的急躁，使得这里一片混乱。面对这种状况，工作着的护士们都显得十分小心谨慎。
李璇、蒋理、郝婕、林冰和张蕊是5个刚下夜班的女护士。她们5人当中，在工作中有过被打经历的有3人，而被病人或病人家属骂，5人都觉得是家常便饭。
去年11月，是李璇她们在急诊科最难熬的月份———接连发生的3起护士被打事件让大家几次抱头痛哭。“我们真的承受不了了，这种心理压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我们特别希望能配一个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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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硕是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副主任，回忆起去年被患者侵害的事件，他仍感到痛心疾首。
2005年3月8日下午4时，王硕在手术室门前向一位患者家属交代病情，并准备接着做第二台手术。这时，一个女子突然走到他面前问：“你是王硕吗？”得到肯定答复后，该女子拿出一个不透明的白色瓶子，将里面的红色液体泼在王硕脸上。结果王硕眼角膜被灼伤，3个月不能做神经外科手术。
据天坛医院负责人介绍，该女子的母亲崔某2004年10月因颅内病变住进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中心。患者已经63岁，属于高龄，而且患有高血压和严重的糖尿病，加上脑部肿瘤的位置较深，王硕对她进行了脑部肿瘤的切除手术。手术进行十分顺利，但在手术后第三天和第六天，患者两次病情加重。2005年1月18日，患者最终由于体内多脏器衰竭而死亡。这直接导致患者家属对王硕实施“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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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显示，北京各大医院近几年来医生被打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医生在此类事件中是受害者，但相当一部分人的立场却站在患者的角度上，指责目前中国的医生“惟钱是从，没有爱心”。也有一小部分人支持受害医生，但话语也多是一种愤激的态度，比如“明知有风险，大夫就不该做手术，让病人自然死亡，医生就不挨打了!”有人说，“社会人人都向钱看，为什么要求医生当圣人？”还有人进一步议论：“把好端端的天使变成恶魔的是医疗制度。”
社会上，更是存在着一种“医生不收红包，患者不敢手术”的荒谬现象。前几日一则报道称河南郑州一位患者一直不肯上手术台。他坚持认为，医生只有收了钱，才表明他会对手术“上心”。
“医生收红包，归根结底是患者给一些医德较差的医生惯出来的毛病，但是，这也恰恰从侧面反映了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天坛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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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薇(化名)是北京市某医院妇产科的进修医生。她说：“拿回扣，收红包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我觉得应该不是普遍现象，只是如果不整改的话，老百姓很难改变对医生的看法。我曾经遇到过一位病人家属，常年在国外工作，为了让病人得到更好的护理，硬要给我塞红包，弄得我当时特别不好意思。”
“我觉得医护人员形象受影响还是让红包给闹的，但如果换位思考，把医生作为一个人来看，他要生存，每天承担着高风险的工作，又拿着那么少的工资，收红包的事就不难理解了。归根结底，我觉得这是我们国家医疗制度不完善，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引起的。”
“我们的工作是高风险职业，具有性质特殊、风险高的特点。医护人员自身的责任大、压力大，工作量大，我们现在承受着空前的压力。”李薇这样总结说。
“医患关系变得紧张、复杂，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
北京儿童医院急救中心科室是全院最繁忙的科室。用“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形容这里一点也不为过———医院里进进出出的全是抱着孩子疾行的家长；二楼输液室里，所有的床位坐满了打点滴的孩子，孩子们的哭闹，家长们的急躁，使得这里一片混乱。面对这种状况，工作着的护士们都显得十分小心谨慎。
李璇、蒋理、郝婕、林冰和张蕊是5个刚下夜班的女护士。她们5人当中，在工作中有过被打经历的有3人，而被病人或病人家属骂，5人都觉得是家常便饭。
去年11月，是李璇她们在急诊科最难熬的月份———接连发生的3起护士被打事件让大家几次抱头痛哭。“我们真的承受不了了，这种心理压力是常人难以想像的。我们特别希望能配一个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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