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人员面对医患纠纷：如履薄冰
张蕊今年25岁，受伤的手一直带着夹板。
去年底，一位患者的父亲因认错了人，上来对张蕊就是一顿暴打。这个人是一名外地警察，当班的3个护士全被他打了，其中一个被一脚踹在了肚子上，还有一个被拳头打在了脑袋上，而张蕊被他拉住头发在走廊里一直拖着走了很远，满地都是被他拽下的长发。挣扎中，张蕊手指骨折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腿上全是伤，而那块夹板一直“伴随”她至今。
“那一刻，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清秀的张蕊从小和姥姥一起长大。被打那晚回家，懂事的张蕊不敢告诉姥姥受伤的真相，只能说是追公共汽车时摔的，姥姥还埋怨她，“以后回家不要着急，多等一辆车又费不了多长时间。”那段时间，张蕊甚至不敢看家人的眼睛，就怕自己忍不住突然哭出来。
张蕊被打的经过，被急诊室走廊里的监视器拍摄了下来，院里开会播放时，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流下了眼泪。
郝婕36岁，已经工作了十余年。“我刚工作时，医患关系特别好，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都特别信任放心。这几年不知道怎么了，医患关系变得紧张、复杂，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虽说患者是消费者，消费者是上帝，但医院和一般的服务行业性质不一样，我们是特殊的服务行业，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简单。孩子有病了，家长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的委屈谁能理解？我希望大家能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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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婕说:“护士给孩子打针，家长在旁边如此安慰自己的宝贝:‘她扎咱们，一会妈妈给你报仇。’家长这样的教育方式妥当吗？更有甚者，我们这儿的小护士一针没扎好，家长上来就是一记耳光!我们都是为人女、为人母的人，没有不爱孩子的，可理解我们的人太少。”郝婕也曾被患者家属打过，她说那一刻的屈辱感，这辈子也忘不了。
采访中，几个护士都哭了。她们说，在发生纠纷时，旁边在场的家长没有一个人会帮忙劝开，表情都非常麻木，这让她们更为痛心。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每天平均接待400位小患者，“每天像打仗一样，高峰时患者数量在2300人/天，大量的体力劳动我们可以忍受，但心理压力快使我们崩溃了。”
“理解、尊重、平等、和谐是我们期待着的医患关系”
刘冰是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的护士长，在他们科里，主要以脑瘫、脑血管疾病、抑郁症等病人为主，大小便失禁、失语、肢体瘫痪的患者很多，所以护理量非常大，42个床位总共才14名护士，大家都非常辛苦。“上班时间不准休息，而走动的时间太长，我们科三分之二的护士都得了静脉曲张。”说起这些，刘冰觉得有些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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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底，我们有一个新来的小护士，刚毕业，很负责任地护理了一位病人，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病人不幸死亡了。没想到几天之后，死者家属突然闯进科室对这位护士进行群殴，抓起她的头发，用脚踢，用拳头打，我劝架的时候也差点被他们用遗像打倒。后来这位护士吓得都有点神经错乱了，只好到别的科室去了。”刘冰回忆这件事时仍然心有余悸。
“脱掉工作服，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要去医院看病。理解、尊重、平等、和谐是我们期待着的医患关系。”采访中，一位医生说。
但从目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支持度来看，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仍面临着不少难题。
在笔者的随机调查采访中，一些人以自己的经历对医患关系的改善表示质疑和担心。
“有一次我到医院看病，本来只是个门诊手术，可医生偏让我住院观察，还说最好检查得详细一点。她当时的态度特别好，可我总觉得不对劲，两三百元门诊手术可以解决的问题，偏要花上两三千元，从那以后，我对医院开始产生反感情绪。”一位自称“不信任医院”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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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还有一些人觉得少数医生缺少基本的职业道德。“有一次我去医院妇科看病，医生当着其他几位患者，问我是否做过人流和性生活的情况，我觉得非常尴尬。”一位在求医过程中留下“后遗症”的病人说。
在采访中，不少病人和医生都感觉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正是这种不信任直接导致双方都存在一些心理压力———医生担心病人“找岔子”，病人担心医生“不尽力”或“乱治病”。
为此，有业内人士建议，医院应当实行上下级垂直管理，卫生技术人员和医疗设备由卫生部门统一发放，医疗收入和分配由卫生部门统一管理，人才和技术流动得以真正实施，避免各自为政。
看来，要改善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于淼 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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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底，一位患者的父亲因认错了人，上来对张蕊就是一顿暴打。这个人是一名外地警察，当班的3个护士全被他打了，其中一个被一脚踹在了肚子上，还有一个被拳头打在了脑袋上，而张蕊被他拉住头发在走廊里一直拖着走了很远，满地都是被他拽下的长发。挣扎中，张蕊手指骨折了，身上青一块紫一块，腿上全是伤，而那块夹板一直“伴随”她至今。
“那一刻，我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清秀的张蕊从小和姥姥一起长大。被打那晚回家，懂事的张蕊不敢告诉姥姥受伤的真相，只能说是追公共汽车时摔的，姥姥还埋怨她，“以后回家不要着急，多等一辆车又费不了多长时间。”那段时间，张蕊甚至不敢看家人的眼睛，就怕自己忍不住突然哭出来。
张蕊被打的经过，被急诊室走廊里的监视器拍摄了下来，院里开会播放时，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都流下了眼泪。
郝婕36岁，已经工作了十余年。“我刚工作时，医患关系特别好，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关系也很简单，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都特别信任放心。这几年不知道怎么了，医患关系变得紧张、复杂，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难做。虽说患者是消费者，消费者是上帝，但医院和一般的服务行业性质不一样，我们是特殊的服务行业，不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简单。孩子有病了，家长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我们的委屈谁能理解？我希望大家能相互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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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婕说:“护士给孩子打针，家长在旁边如此安慰自己的宝贝:‘她扎咱们，一会妈妈给你报仇。’家长这样的教育方式妥当吗？更有甚者，我们这儿的小护士一针没扎好，家长上来就是一记耳光!我们都是为人女、为人母的人，没有不爱孩子的，可理解我们的人太少。”郝婕也曾被患者家属打过，她说那一刻的屈辱感，这辈子也忘不了。
采访中，几个护士都哭了。她们说，在发生纠纷时，旁边在场的家长没有一个人会帮忙劝开，表情都非常麻木，这让她们更为痛心。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每天平均接待400位小患者，“每天像打仗一样，高峰时患者数量在2300人/天，大量的体力劳动我们可以忍受，但心理压力快使我们崩溃了。”
“理解、尊重、平等、和谐是我们期待着的医患关系”
刘冰是北京同仁医院神经内科的护士长，在他们科里，主要以脑瘫、脑血管疾病、抑郁症等病人为主，大小便失禁、失语、肢体瘫痪的患者很多，所以护理量非常大，42个床位总共才14名护士，大家都非常辛苦。“上班时间不准休息，而走动的时间太长，我们科三分之二的护士都得了静脉曲张。”说起这些，刘冰觉得有些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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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底，我们有一个新来的小护士，刚毕业，很负责任地护理了一位病人，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病人不幸死亡了。没想到几天之后，死者家属突然闯进科室对这位护士进行群殴，抓起她的头发，用脚踢，用拳头打，我劝架的时候也差点被他们用遗像打倒。后来这位护士吓得都有点神经错乱了，只好到别的科室去了。”刘冰回忆这件事时仍然心有余悸。
“脱掉工作服，我们也是普通人，我们也要去医院看病。理解、尊重、平等、和谐是我们期待着的医患关系。”采访中，一位医生说。
但从目前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理解和支持度来看，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仍面临着不少难题。
在笔者的随机调查采访中，一些人以自己的经历对医患关系的改善表示质疑和担心。
“有一次我到医院看病，本来只是个门诊手术，可医生偏让我住院观察，还说最好检查得详细一点。她当时的态度特别好，可我总觉得不对劲，两三百元门诊手术可以解决的问题，偏要花上两三千元，从那以后，我对医院开始产生反感情绪。”一位自称“不信任医院”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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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还有一些人觉得少数医生缺少基本的职业道德。“有一次我去医院妇科看病，医生当着其他几位患者，问我是否做过人流和性生活的情况，我觉得非常尴尬。”一位在求医过程中留下“后遗症”的病人说。
在采访中，不少病人和医生都感觉现在的医患关系比较紧张。他们不约而同地提到，正是这种不信任直接导致双方都存在一些心理压力———医生担心病人“找岔子”，病人担心医生“不尽力”或“乱治病”。
为此，有业内人士建议，医院应当实行上下级垂直管理，卫生技术人员和医疗设备由卫生部门统一发放，医疗收入和分配由卫生部门统一管理，人才和技术流动得以真正实施，避免各自为政。
看来，要改善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于淼 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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