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农村医疗半世纪之阅
作为新农合试点之一，江苏省江阴市有着良好的经济基础，其保险公司参与的方式也走出了新农合的新路子。事实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统一模式的农村合作医疗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仿照“吴江模式”，再到今天太平洋保险公司的全力参与，江阴对于农村医疗探索的步子，从来没有停止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以来，全国很多地方集体所有制的卫生室承包给了个人，合作医疗也随之中断了。而江阴尽管也面临过“公转私”的困顿，却将农民的合作医疗坚持了下来，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增加了许多新元素。
梳理江阴的农村医疗模式，或能循迹查看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大致脉络；总结其得失，也希冀给那些农民看病仍然困难的地区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20世纪50年代
一切让工分说话
“乡亲们看病，每次只出8分钱的挂号费，药费不用掏。遇到重大传染病，需要发放预防药物时，乡村医生就到卫生院统一领取，也不用花钱。”
, 百拇医药
年届60的张建国做了30多年的乡村医生，由于技术过硬、服务态度好，并且全力支持上级的农村医疗政策，被卫生部评为2005年度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这个不可多得的荣誉称号，让他很是兴奋了一段时间。
“我不是最早的乡村医生。初中毕业后被生产队选送到卫校学习了两年，回来以后我就跟着生产队的老医生给大伙儿看病。”尽管不是最早的乡村医生，但张建国对当年村里的医疗状况了如指掌。“几个自然村组成一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有一个卫生室，里面有三五个乡村医生，有的还没有这么多。”张建国所说的生产队，是他目前所在的江阴市璜土镇的一个小村落。那时候，张建国是卫生室里年纪最小的医生。“咱们卫生室一共有3间房子，大小和功能和现在没有什么区别，中间是诊断室，两边分别是治疗室和药房。桌子、床、药柜和房子，都是生产队给解决的。”据张建国回忆，卫生室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是乡卫生院配发的，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生产队出钱。“不过生产队也出不了几个钱，主要还是由国家分配医疗耗材。老百姓来看病，只要出点挂号费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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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张建国是没有工资的，一切劳动报酬以“工分”来计算，虽然未能发家致富，但是比一般农民挣的工分要多。一年下来，他行医积累的工分也够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卷起裤腿我是农民，戴上听诊器我就是医生。”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就是张建国工作状态的写照。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由于业务还不是十分熟练，张建国行医所得的工分只有年长医生的一半。不过下地干活的时候，张建国这样的青壮劳动力就能拿一个全劳力的工分——8分/天。
“乡亲们看病，每次只掏8分钱的挂号费，药费不用掏。遇到重大传染病，需要发放预防药物时，乡村医生就到卫生院统一领取，也不用花钱。”据张建国介绍，乡亲们看病的挂号费积攒起来，就是卫生室运转经费的一部分，每当需要增补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时候，卫生室负责人就拿着这一笔钱到卫生院购买。当然，大多数时候这一笔钱都是很少的，生产队还要从预算经费里面出大头。
“那时候，生产队队长的权力很大。一个小小的卫生室，怎能满足所有乡亲的看病需求呢？遇到大病时，要生产队队长开介绍信，才能到乡卫生院或县医院就诊。”不过，在张建国看来，生产队队长的权力虽大，但并没有妨碍乡亲们到医院看病，而且那时候医院和患者的关系也没有现在紧张，只要生产队队长出面说一句话，医疗费用可以缓一缓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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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代，江阴市的农村合作医疗与全国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两样。
20世纪90年代
照搬“吴江模式”
“个人缴纳10元，市里补贴每人0.5元，镇里补贴每人1.0元，实行镇办镇管，一次一报，起报点为500元，每年1万元(补偿额)封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很受老百姓欢迎的，直到现在，一些人老年人谈及当年的农村合作医疗，还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几分怀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以生产队为存在基础的卫生室也随之失去了集体所有制的依托，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民看病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另一方面卫生室也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衰落。农村医疗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困顿，在江阴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合作医疗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以往的模式完全断裂。卫生室的房子依然是村里公共的，需要修葺的时候，乡村医生就会告诉村长，然后由村长负责安排工人修葺。村民每人每年也交纳一定的费用，用来维持卫生室的运转。只是大家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起来以后，就医的选择较之以前多了很多，直接到卫生院不再需要生产队队长的介绍信，很多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卫生院，卫生室的职能逐渐退缩了。与之相对应，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些乡村医生也开始脱离卫生室这个具有公益性质的组织，另起炉灶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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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室维持好了，并不等于解决了群众的看病难题，实际上，卫生室的技术力量和职能是相当有限的。”虽然最初的组织形式并未断裂，但是农民看病难题依然存在。张建国把这个问题归结于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增强了。
据江阴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俞勤龙介绍，“文革”以后，各乡镇也一直在举办合作医疗，参合农民每人每年缴纳的资金也由最初的2元钱升到上世纪90年代的几十元钱。1995年，市委市政府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广大农民群众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出台了《江阴市推行农村住院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由个人缴纳10元，市里补贴每人0.5元，镇里补贴每人1.0元，实行镇办镇管，一次一报，起报点为500元，每年1万元(补偿额)封顶，费用主要是由卫生局管理，补偿额6000元以内的由各乡镇报销，6000元以上的由市里审核。据统计，当年全市投保率和资金到位率均达到94%。
俞勤龙也承认，这种仿照江苏省吴江市的做法所推出的农民住院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政府投入低、资金管理不规范、起报点太高、封顶较低等。到了2001年，江阴市28个乡镇中，还在维持这种合作医疗的只剩下10个乡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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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习惯把仿照吴江的做法称为“老农医”。与后来太平洋保险介入的农村合作医疗相比，“老农医”中，政府是经营农村合作医疗的惟一主体，从发起、组织到管理的全部环节都由乡镇政府一手包办，这就给关系户的“黑箱操作”留有生存空间，大量的“人情医疗”让农民们失去了公平获赔的权利，也蛀空了原本就投入很低的基金。与此同时，“老农医”繁琐的报销手续也让农民“望而却步”。
进入21世纪
被保险公司点燃的未来
“市财政对参保人员每人每年补助2元，乡镇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元，筹集投保金2100万元，其中市财政补助500万元，将传统合作医疗纳入现代社会保险体系。”
“老农医”的种种局限大大影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江阴。从2001年起，江阴市改变住院医疗保险的形式，提高筹资额度，实行“政府主管、卫生行政部门监督、太平洋保险(简称‘太保’)公司基金运作”的方式，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实行专业化征缴管理。市财政对参保人员每人每年补助2元，乡镇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元，筹集投保金2100万元，其中市财政补助500万元，将传统合作医疗纳入现代社会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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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阴市医保办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市每年拿出1000万元用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剩下100多万元则用于农民的医疗保险。从2003年开始，太平洋保险江阴支公司在江苏医保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参与了江阴新农合的管理。几年来，太平洋保险与当地政府、卫生局、财政局等一起建立了全新的“征、管、监”相分离的运作机制，彻底改变了以往合作医疗由政府直接发起、组织、管理引发的人情支付、不透明、不公平等问题，从机制上保证了运行的效果。
璜土镇卫生院的负责人说，政府具有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优势，卫生主管部门具有对医院的诊疗和用药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的便利条件，保险公司则是发挥了自己的网络技术、人员管理及理赔方面的优势，实际上形成了人民是主人、政府是监督员、保险公司是管家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农合模式。该负责人还向记者介绍，该院的出院结账处与政府设立的医保处分设在卫生院门诊大厅的两侧，参合农民在出院结报时，只要经过两个流程、花费15分钟就能拿到保险补偿金，这是保险业参与新农合管理后给农民就医带来的便捷、实惠的服务。
2005年，江阴市住院农民人均医疗费用比2004年降低了420元，比周边地区低1100元以上；结报补偿人次由2001年的3.1万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6.9万人次。这种运作方式还让政府减少了运作成本，据江阴市财政局测算，市政府每年需支付的管理费用和办公经费为300多万元，比政府直接办理要节省一半的费用。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36期, 百拇医药(刘景峰)
梳理江阴的农村医疗模式，或能循迹查看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发展的大致脉络；总结其得失，也希冀给那些农民看病仍然困难的地区一些可借鉴的经验。
20世纪50年代
一切让工分说话
“乡亲们看病，每次只出8分钱的挂号费，药费不用掏。遇到重大传染病，需要发放预防药物时，乡村医生就到卫生院统一领取，也不用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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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届60的张建国做了30多年的乡村医生，由于技术过硬、服务态度好，并且全力支持上级的农村医疗政策，被卫生部评为2005年度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这个不可多得的荣誉称号，让他很是兴奋了一段时间。
“我不是最早的乡村医生。初中毕业后被生产队选送到卫校学习了两年，回来以后我就跟着生产队的老医生给大伙儿看病。”尽管不是最早的乡村医生，但张建国对当年村里的医疗状况了如指掌。“几个自然村组成一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有一个卫生室，里面有三五个乡村医生，有的还没有这么多。”张建国所说的生产队，是他目前所在的江阴市璜土镇的一个小村落。那时候，张建国是卫生室里年纪最小的医生。“咱们卫生室一共有3间房子，大小和功能和现在没有什么区别，中间是诊断室，两边分别是治疗室和药房。桌子、床、药柜和房子，都是生产队给解决的。”据张建国回忆，卫生室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是乡卫生院配发的，当然有一个前提就是要生产队出钱。“不过生产队也出不了几个钱，主要还是由国家分配医疗耗材。老百姓来看病，只要出点挂号费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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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张建国是没有工资的，一切劳动报酬以“工分”来计算，虽然未能发家致富，但是比一般农民挣的工分要多。一年下来，他行医积累的工分也够一个人一年的口粮。“卷起裤腿我是农民，戴上听诊器我就是医生。”很长一段时间内，这就是张建国工作状态的写照。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由于业务还不是十分熟练，张建国行医所得的工分只有年长医生的一半。不过下地干活的时候，张建国这样的青壮劳动力就能拿一个全劳力的工分——8分/天。
“乡亲们看病，每次只掏8分钱的挂号费，药费不用掏。遇到重大传染病，需要发放预防药物时，乡村医生就到卫生院统一领取，也不用花钱。”据张建国介绍，乡亲们看病的挂号费积攒起来，就是卫生室运转经费的一部分，每当需要增补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时候，卫生室负责人就拿着这一笔钱到卫生院购买。当然，大多数时候这一笔钱都是很少的，生产队还要从预算经费里面出大头。
“那时候，生产队队长的权力很大。一个小小的卫生室，怎能满足所有乡亲的看病需求呢？遇到大病时，要生产队队长开介绍信，才能到乡卫生院或县医院就诊。”不过，在张建国看来，生产队队长的权力虽大，但并没有妨碍乡亲们到医院看病，而且那时候医院和患者的关系也没有现在紧张，只要生产队队长出面说一句话，医疗费用可以缓一缓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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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代，江阴市的农村合作医疗与全国其他地方并没有什么两样。
20世纪90年代
照搬“吴江模式”
“个人缴纳10元，市里补贴每人0.5元，镇里补贴每人1.0元，实行镇办镇管，一次一报，起报点为500元，每年1万元(补偿额)封顶。”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很受老百姓欢迎的，直到现在，一些人老年人谈及当年的农村合作医疗，还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几分怀念。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后，以生产队为存在基础的卫生室也随之失去了集体所有制的依托，其结果是一方面农民看病有了更大的选择权，另一方面卫生室也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衰落。农村医疗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困顿，在江阴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合作医疗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与以往的模式完全断裂。卫生室的房子依然是村里公共的，需要修葺的时候，乡村医生就会告诉村长，然后由村长负责安排工人修葺。村民每人每年也交纳一定的费用，用来维持卫生室的运转。只是大家的经济条件逐渐好起来以后，就医的选择较之以前多了很多，直接到卫生院不再需要生产队队长的介绍信，很多农民更倾向于选择卫生院，卫生室的职能逐渐退缩了。与之相对应，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一些乡村医生也开始脱离卫生室这个具有公益性质的组织，另起炉灶为村民提供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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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室维持好了，并不等于解决了群众的看病难题，实际上，卫生室的技术力量和职能是相当有限的。”虽然最初的组织形式并未断裂，但是农民看病难题依然存在。张建国把这个问题归结于人民群众对健康的需求增强了。
据江阴市卫生局办公室主任俞勤龙介绍，“文革”以后，各乡镇也一直在举办合作医疗，参合农民每人每年缴纳的资金也由最初的2元钱升到上世纪90年代的几十元钱。1995年，市委市政府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广大农民群众对医疗保健的需求，出台了《江阴市推行农村住院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意见》，由个人缴纳10元，市里补贴每人0.5元，镇里补贴每人1.0元，实行镇办镇管，一次一报，起报点为500元，每年1万元(补偿额)封顶，费用主要是由卫生局管理，补偿额6000元以内的由各乡镇报销，6000元以上的由市里审核。据统计，当年全市投保率和资金到位率均达到94%。
俞勤龙也承认，这种仿照江苏省吴江市的做法所推出的农民住院医疗保险制度，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政府投入低、资金管理不规范、起报点太高、封顶较低等。到了2001年，江阴市28个乡镇中，还在维持这种合作医疗的只剩下10个乡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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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阴市习惯把仿照吴江的做法称为“老农医”。与后来太平洋保险介入的农村合作医疗相比，“老农医”中，政府是经营农村合作医疗的惟一主体，从发起、组织到管理的全部环节都由乡镇政府一手包办，这就给关系户的“黑箱操作”留有生存空间，大量的“人情医疗”让农民们失去了公平获赔的权利，也蛀空了原本就投入很低的基金。与此同时，“老农医”繁琐的报销手续也让农民“望而却步”。
进入21世纪
被保险公司点燃的未来
“市财政对参保人员每人每年补助2元，乡镇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元，筹集投保金2100万元，其中市财政补助500万元，将传统合作医疗纳入现代社会保险体系。”
“老农医”的种种局限大大影响了农民参保的积极性，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困扰着江阴。从2001年起，江阴市改变住院医疗保险的形式，提高筹资额度，实行“政府主管、卫生行政部门监督、太平洋保险(简称‘太保’)公司基金运作”的方式，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职能，实行专业化征缴管理。市财政对参保人员每人每年补助2元，乡镇财政每人每年补助3元，筹集投保金2100万元，其中市财政补助500万元，将传统合作医疗纳入现代社会保险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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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江阴市医保办的工作人员介绍，该市每年拿出1000万元用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剩下100多万元则用于农民的医疗保险。从2003年开始，太平洋保险江阴支公司在江苏医保监督管理局的部署下，参与了江阴新农合的管理。几年来，太平洋保险与当地政府、卫生局、财政局等一起建立了全新的“征、管、监”相分离的运作机制，彻底改变了以往合作医疗由政府直接发起、组织、管理引发的人情支付、不透明、不公平等问题，从机制上保证了运行的效果。
璜土镇卫生院的负责人说，政府具有发动和组织群众的优势，卫生主管部门具有对医院的诊疗和用药行为进行有效监管的便利条件，保险公司则是发挥了自己的网络技术、人员管理及理赔方面的优势，实际上形成了人民是主人、政府是监督员、保险公司是管家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农合模式。该负责人还向记者介绍，该院的出院结账处与政府设立的医保处分设在卫生院门诊大厅的两侧，参合农民在出院结报时，只要经过两个流程、花费15分钟就能拿到保险补偿金，这是保险业参与新农合管理后给农民就医带来的便捷、实惠的服务。
2005年，江阴市住院农民人均医疗费用比2004年降低了420元，比周边地区低1100元以上；结报补偿人次由2001年的3.1万人次增加到2005年的6.9万人次。这种运作方式还让政府减少了运作成本，据江阴市财政局测算，市政府每年需支付的管理费用和办公经费为300多万元，比政府直接办理要节省一半的费用。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三终端周刊第36期, 百拇医药(刘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