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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透露:正拟规范医院受赞助捐赠办法
http://www.100md.com 2006年9月13日 《财经时报》
     在对医疗机构正常的商业赞助、捐赠与商业贿赂之间,需要有明确的规范,以划清界限。现在,针对这一规范,卫生部正在酝酿中。

    对于医疗机构和医药企业而言,现在正是“敏感期”,每个政策的出台都扣人心弦。

    8月27日上午,卫生部治贿办主任毛群安,在“反商业贿赂高峰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卫生部正在抓紧时间,制定关于医疗卫生机构接受捐赠和赞助的管理办法。

    话音一落,台下辉瑞制药有限公司的代表就高高举起手,询问这个“办法”所规范的对象、内容和形式。

    显然,关于这一话题每一个官方的说法,都值得医疗机构和企业“竖起耳朵”来听。

    好赞助 坏赞助

, 百拇医药     辉瑞集团的代表听到的显然是“利好”消息。毛群安说:“欢迎医药企业资助医疗机构进行学术交流。”

    事实上,医药企业资助医疗机构进行学术交流,以及其他一些捐赠行为,是医药企业很常见的行为,但这往往会变成一种营销手段,而这样一种手段经常会被跨国公司利用。

    “这样的方式能够向医生传达最新的药品性能及其相关知识,起到教育医生的作用。这对医疗机构的科研帮助也很大。”武汉远大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王芳玲说。

    而医院也非常需要这样的捐赠和赞助。据统计,公立医院财政拨款还显不足,一般只占到医院收入的5%。因而,如果有医药企业能赞助进行科研和学术交流,医疗机构求之不得。

    “不过,对于国内的医药企业而言,‘赞助’并不局限在这个层面。”浙江一位叫陈廷的医药代表说。他一直在卫生系统工作,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做医药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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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说,国内医药企业研发能力低,大多产品都是仿制药,靠着给医生、医院“好处”来互相竞争。这些“好处”除了众所周知的“回扣”之外,也包括“赞助”。

    “相对于回扣,这些赞助更加公开。”陈说,“一种药允许进医院后,医药代表一般要向医院交5000~7000元的赞助费,抗生素则高达3万元。这些赞助一般被用作奖金,或其他活动经费。”

    陈说,对于这些赞助,医院会给医药代表开个收据,但是否入账,外人不得而知。

    “也有的时候医药企业给医院的是学术赞助资金。但实际上可能是赞助了院长的孩子去国外留学。”江苏一名医生说,并且再三要求记者为其保密身份。

    鉴于此,毛群安说,对于这些赞助,违法还是合法的界限难以区分,所以要力求让这种行为公开、透明,符合法律规范,以杜绝以资助为名的不正当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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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边球

    毛群安的回答,显然还有些不够明确。

    “这种行为会不会将原来的非法行为合法化,使之成为变相的行贿受贿?还有,会不会引发捐赠攀比,以吸引医疗机构用药?”一位女士如此发问。她来自执法系统。

    她的这种疑问不无道理。虽然反商业贿赂的力度很大,但是,“擦边球”依旧层出不穷。

    “虽然各个地方都有规定,医药代表不许和医院接触,但这个规定实行起来就变了味。我认识的一个医药代表和医生关系很好,前一阵医生就对她说,‘你最近不要来医院了,我们的账两个月一结’。你看,照样会有回扣,和以前一样,不过是地上变成了地下。”陈廷举例说。在他看来,这个《办法》会给出更多规范,但同时,也可能给出更多的灰色地带。

    卫生部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毛群安表示,卫生部正在积极地征求各方意见。在9月末还会召开一次会议,邀请医药企业来一起“探讨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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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效机制

    作为医药代表的一员,陈廷觉得,是各种制度漏洞和潜规则逼着这行“越来越黑”。

    “政府和媒体把板子都打在医药代表身上,实在很不公平。”他说,“拿药厂来说,现在很多药厂在药品的研发上不舍得花钱,在回扣时却毫不吝啬。疗效都差不多,医生们关心的是哪个药给的回扣和赞助高,谁也不用回扣低的药。我们只好较着劲地给回扣。医院有些活动,或者盖大楼,伸手要赞助我们也不敢不给。”

    在他看来,这样的做法不仅损害了患者利益,损毁了医院形象,还不利于中国医药工业的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郑超愚教授则认为,现在的医疗反商业贿赂措施都放在医疗服务供应方的自律方面,而患者作为需求方应该有权知道更多信息。比方说药品的真实价格等等。

, http://www.100md.com     与毛群安强调的捐赠程序的公开透明相比,郑超愚更强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现医疗信息透明:“现在信息技术很发达,完全有可能做到信息透明,要让患者自己去比较各个医院的医疗服务。”

    “在制度层面之外,还要关注医生群体的信仰和道德状况。”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说,“我希望大家都思考一下,为什么在‘SARS’来袭的时候,医生是‘白衣天使’,而现在是‘白蛇’。”

    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反商业贿赂力度是很大,风声是很紧,但是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些老医药代表。”浙江的医药代表陈廷说。他做医药代表已经很多年了。

    自从政府要求医药代表禁止进入医院以来,老医药代表的生意似乎做得更稳了。“不会有新医药代表来竞争。医生看见那些拿着大包的新医药代表都躲得远远的,怕有风险。”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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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他仍然和各个医院的院长、临床主任保持密切联系。隔三岔五吃饭时,也会“评估”一下现在的医疗反商业贿赂和医疗改革的政策。

    “都在评点问题出在哪里,但拿钱的时候也照样要拿。”陈廷说。

    即使风声很紧,政策不断出台,陈廷也仍然能如鱼得水。

    比方说,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政策,就没有切断医院和药品采购之间的利益关系。

    “我们现在要进行两次攻关。”陈廷说。

    在他所代理的药品进入政府招标目录前,他会逐一和各个医院的药剂科科长打招呼——当然,同时也会给些好处。这些药剂科科长要参与政府招标项目的讨论,因而也掌握着药品进入医院资格的生杀大权。

    即使进入了招标项目,也只是意味有进入医院的资格。之后,要让医院用药,医药代表还是要打通各种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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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步是拿药到药剂科长那里去登记。”陈廷说,“不是科长的熟人或者熟人请托的,就很困难。”当然,即使有熟人关系,钱也是必要的。一般的药会给2000~3000元,抗生素则会给到1万元左右。

    “接下来,要通过药事委员会审批。”在这一环节中,临床主任和院长就十分关键。“一般药品,请临床主任开个《用药申请报告》需要1000元,抗生素还需和院长商量,给1万元左右。”

    审批成功之后,需要交一笔赞助费。普通药所给的赞助5000~7000元,抗生素高达3万元。医院会将这笔费用用作奖金或其他活动经费。

    “药方信息中心的统方员那里也要每个月塞200元。”陈说。每个医生开多少药,在药方信息中心记录得非常详细。医药代表通过统方员的统计开给医生回扣。

    而每个医生每支药会拿零售价20%~30%的回扣。在医院各科室的会议上,经常讨论的一个项目,是哪个医药代表给的回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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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廷还详细剖析了高额药费,最后流入了哪些人的口袋。

    “国家定为零售价100元的药品,成本一般不到1/10。”陈廷举例说。

    一般药品批发价是零售价除以1.15。医院的进价又会便宜一点,是批发价的75%到80%。当地医药公司又会拿走批发价的5%作利润。为了逃税,有些沿海发达地区的医药代表,会找内陆不发达地区的医药公司代开发票,并给批发价5%作酬劳。

    因而以患者零售价100元的药品为例,实际的成本可能只是10元不到,但批发价是87元。医院的进价最高只需70元,能有30元的利润空间。当地医药公司和代开发票的医药公司都能得到4.3元。剩下的61元中,医药代表的进药成本约6到10元。剩余的50多元,就是支付各种灰色开销了,其中有20~30元是给医生的回扣,之外还有打点药剂科科长、院长、临床主任的费用。

    陈廷介绍,当医药企业彼此之间竞争到回扣不能再加的程度时,药厂会将老药重新换个新包装或者更新剂型。这样的药品到市场上零售价又能涨很多。

    如今利用这种方式推高药品价格的药厂不在少数。据统计,2005年中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新药达1113个,同时,药监局每年批准1万多个药品注册申请事项。而同期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共批准81个新药上市。

    “所以我建议病人去医院开了方子之后,不要在医院拿药。去外面的药房会便宜很多。”陈廷说,“一般药房的利润不过30%,一些平价药房利润只有15%。”, 百拇医药(徐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