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进步的NDP期待
从消失的药丸说起
200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救命药”断档白血病患儿苦盼》一文，报道指出，在北京儿童医院，一些白血病患儿家长为治疗孩子疾病的必需药物巯嘌呤时时断档而心急如焚。其时，该院的医生向该报记者反映，巯嘌呤经常断档，最长的一次断了3个月。
而类似临床急救和必用的经典药出现缺货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从去年开始，北京天坛医院药剂科主任赵志刚领衔开展了一项名为《医院常用药品供应短缺现状》的研究课题，在对全国5个地区的调查中，就有200多种药品上了短缺名单。短缺药有两种：一是临床常用廉价药，二是临床必需的小品种药。例如，抢救休克病人用的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几角钱一支，这种药没有替代药品，但供应不足。罕见病用药，如治疗儿童多动症的利他林，也是几角钱一盒，但几年前就停产了。后来厂家推出该药的控释剂型，价格涨了，才开始供药。
目前，一支政府定价为0.91元的青霉素只能在农村市场找到，大城市的医院所使用的多为外企生产的头孢他啶等药物，尽管与青霉素针对的病症基本相同，一支价格却高达几十元，而价廉的青霉素则难觅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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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廉价药断档的政策引导
上述廉价高效药丸的消失，主要是因为这些廉价高效药利润太低。因此，药厂和医药公司只能停产停销。一些医疗机构也因此弃用了几十年的廉价高效药，专用一些利润比较高的药或者进口药、合资企业生产的新药来替代。
专家指出，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国内缺乏宏观机制去平衡产业内各方利益，这个宏观机制可以认为就是国家药物政策。由一国政府构建、解决医药产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总体政策框架，世界卫生组织(WHO)称之为国家药物政策(National Drug Policy，NDP)。在各国，NDP用以指导该国的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健康发展。因为保证一些廉价基础药物的可得性正是它的核心内容之一。
虽然早在1979年我国已着手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工作，1997年在《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也作出了建立并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的相关规定。但由于这一制度的落实工作分散在不同的职能部门，缺乏整体协调力度，以致出台的措施与措施之间时有冲突，影响了这一利国利民政策的顺利实施。目前，我国基本药物政策的执行更多地停留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上，而对廉价药断档现象缺乏强制性约束措施。
, 百拇医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张新平的话也印证了上述问题，她指出，国家药物政策的最核心目标是基本药物的可得性、药品质量以及合理用药。目前，我国除了药品质量有了较大的改观外，其他核心目标，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而目前我国的制药行业，面临着仿制药太多、创新药太少、产品同质化严重和恶性竞争等诸多问题，“企业多，规模小，技术少”的局面虽然在实施GMP强制认证之后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整个制药业的药品研发、生产和流通，却缺乏国家药物政策层面的宏观引导。
在此背景下，虽然国家发改委在各个时期有专门针对医药行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但却不是国家药物政策层面上的引导，亦非放到整个国家发展层面上的规划。
几位企业老总在跟记者的沟通时谈到，今年是医药行业政策频出的一年，但是在这些缺乏综合治理的政策面前，企业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整个制药业却进步缓慢。其中，每年的药品政策性降价的压力最终被医药行业弱势的一方——制药企业承担，而强势的一方——用药的医疗机构却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 百拇医药
有关议题在酝酿之中
张新平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正处于医药行业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可以看作是我国药物政策的进步。但是她同时认为，我国的国家药物政策尚未形成，主要原因在于相关部门尚未形成共同的政治愿景，同时也缺乏有效的沟通。
2004年6月，国务院研究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国家药物政策研讨会，得到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卫生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部委极大的支持与关注。
当时，以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李大魁为代表的业内专家在研讨会上纷纷强调，制定我国的国家药物政策紧迫性已经体现。一国的政府不可能仅凭单项政策和采取某些措施去解决，必须制定出统一的国家政策，协调有关各方的工作，以达到合理利用社会有限医药资源、满足广大民众合理用药需求的目的。
, 百拇医药
这次会议被视为我国国家药物政策制定上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国家对NDP的工作开始重视。
采访中，数位专家和企业方呼吁，我国的国家药物政策应尽快出台。在此目标下，国务院可以成立一个由各部门组成的协调小组来着手制定NDP，并且和医疗体制改革等结合起来。企业的老总们还强调，政府不但要制定国家药物政策，而且在具体的药品监管上，还要学习欧盟和美国的经验，实行专家委员会管理和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广东省中医院的一位人士认为，国内不仅需要NDP，而且在出台之后，相关的微观机制也要确实配套建立和运转，才能同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解决国内医药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而使健康进步和产业上升。
李大魁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政府已经开始对国家药物政策重视起来，各个部门正在共同商讨制订国家药物政策的有关事项，NDP制订的有关议题已在酝酿之中。
张新平甚至认为，我国不仅需要国家药物政策，更需要在大健康观的背景下，制订国家健康法或国家卫生法，以促进民众的健康，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111期, 百拇医药(钟可芬)
2006年3月28日，《人民日报》刊登《“救命药”断档白血病患儿苦盼》一文，报道指出，在北京儿童医院，一些白血病患儿家长为治疗孩子疾病的必需药物巯嘌呤时时断档而心急如焚。其时，该院的医生向该报记者反映，巯嘌呤经常断档，最长的一次断了3个月。
而类似临床急救和必用的经典药出现缺货的现象并不是孤立的。从去年开始，北京天坛医院药剂科主任赵志刚领衔开展了一项名为《医院常用药品供应短缺现状》的研究课题，在对全国5个地区的调查中，就有200多种药品上了短缺名单。短缺药有两种：一是临床常用廉价药，二是临床必需的小品种药。例如，抢救休克病人用的盐酸肾上腺素注射液，几角钱一支，这种药没有替代药品，但供应不足。罕见病用药，如治疗儿童多动症的利他林，也是几角钱一盒，但几年前就停产了。后来厂家推出该药的控释剂型，价格涨了，才开始供药。
目前，一支政府定价为0.91元的青霉素只能在农村市场找到，大城市的医院所使用的多为外企生产的头孢他啶等药物，尽管与青霉素针对的病症基本相同，一支价格却高达几十元，而价廉的青霉素则难觅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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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廉价药断档的政策引导
上述廉价高效药丸的消失，主要是因为这些廉价高效药利润太低。因此，药厂和医药公司只能停产停销。一些医疗机构也因此弃用了几十年的廉价高效药，专用一些利润比较高的药或者进口药、合资企业生产的新药来替代。
专家指出，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国内缺乏宏观机制去平衡产业内各方利益，这个宏观机制可以认为就是国家药物政策。由一国政府构建、解决医药产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总体政策框架，世界卫生组织(WHO)称之为国家药物政策(National Drug Policy，NDP)。在各国，NDP用以指导该国的药品研发、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健康发展。因为保证一些廉价基础药物的可得性正是它的核心内容之一。
虽然早在1979年我国已着手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工作，1997年在《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也作出了建立并完善基本药物制度的相关规定。但由于这一制度的落实工作分散在不同的职能部门，缺乏整体协调力度，以致出台的措施与措施之间时有冲突，影响了这一利国利民政策的顺利实施。目前，我国基本药物政策的执行更多地停留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的调整上，而对廉价药断档现象缺乏强制性约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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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张新平的话也印证了上述问题，她指出，国家药物政策的最核心目标是基本药物的可得性、药品质量以及合理用药。目前，我国除了药品质量有了较大的改观外，其他核心目标，没有什么太大的进展。
而目前我国的制药行业，面临着仿制药太多、创新药太少、产品同质化严重和恶性竞争等诸多问题，“企业多，规模小，技术少”的局面虽然在实施GMP强制认证之后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整个制药业的药品研发、生产和流通，却缺乏国家药物政策层面的宏观引导。
在此背景下，虽然国家发改委在各个时期有专门针对医药行业发展的指导意见，但却不是国家药物政策层面上的引导，亦非放到整个国家发展层面上的规划。
几位企业老总在跟记者的沟通时谈到，今年是医药行业政策频出的一年，但是在这些缺乏综合治理的政策面前，企业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而整个制药业却进步缓慢。其中，每年的药品政策性降价的压力最终被医药行业弱势的一方——制药企业承担，而强势的一方——用药的医疗机构却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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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议题在酝酿之中
张新平告诉记者，目前，我国正处于医药行业政策与法规的制定与完善阶段，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可以看作是我国药物政策的进步。但是她同时认为，我国的国家药物政策尚未形成，主要原因在于相关部门尚未形成共同的政治愿景，同时也缺乏有效的沟通。
2004年6月，国务院研究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北京联合召开的国家药物政策研讨会，得到了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卫生部、国家知识产权局、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部委极大的支持与关注。
当时，以中国药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协和医院药剂科主任李大魁为代表的业内专家在研讨会上纷纷强调，制定我国的国家药物政策紧迫性已经体现。一国的政府不可能仅凭单项政策和采取某些措施去解决，必须制定出统一的国家政策，协调有关各方的工作，以达到合理利用社会有限医药资源、满足广大民众合理用药需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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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会议被视为我国国家药物政策制定上的转折点，从此之后，国家对NDP的工作开始重视。
采访中，数位专家和企业方呼吁，我国的国家药物政策应尽快出台。在此目标下，国务院可以成立一个由各部门组成的协调小组来着手制定NDP，并且和医疗体制改革等结合起来。企业的老总们还强调，政府不但要制定国家药物政策，而且在具体的药品监管上，还要学习欧盟和美国的经验，实行专家委员会管理和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广东省中医院的一位人士认为，国内不仅需要NDP，而且在出台之后，相关的微观机制也要确实配套建立和运转，才能同时在宏观和微观层面解决国内医药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而使健康进步和产业上升。
李大魁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目前政府已经开始对国家药物政策重视起来，各个部门正在共同商讨制订国家药物政策的有关事项，NDP制订的有关议题已在酝酿之中。
张新平甚至认为，我国不仅需要国家药物政策，更需要在大健康观的背景下，制订国家健康法或国家卫生法，以促进民众的健康，构建真正的和谐社会。
医药经济报2006年 第111期, 百拇医药(钟可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