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里的追堵围截
过年前收拾废纸，发掘出一张“出土文物”，上面除了一个号码，就是几个奇怪的时间：“8点上班”、“9点半再打”、“半个钟后(10点)”、“12点上飞机”、“12点打打看”……一开始实在忆不起这记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后来看了背面才想起，这记录的是今年年初卫生部工作会议之后，电话采访上海流通经济研究所所长汪亮的曲折过程。
一天上网跟孙书博聊天，他说周末会去开卫生部的会议，于是周末晚上上网搜索看有什么新内容，正看到“平价医院”呢，就收到刘虹的短信：“卫生部会议有新内容，大家出出主意，明天一早谈策划。”，看来大家都在关心同一个事。
这样的策划并不是第一次，说实话对它又兴奋又发怵。之前做了“取消药品加价”、“医改基本失败”两个专题，都是周一布置任务，周二晚上就要交稿。说兴奋，是因为这些策划都是当前的热点，让人看到某些变动的迹象，到底会怎么改变却众说纷纭，作为记者，寻觅到合适的对象来对此进行讨论，实在是一件十分痛快的事情。可是令人发怵的是，接下了这么紧急的任务，版面基本上都根据内容定好了，一旦采访对象突然有变动或者拒绝接受采访，那就意味着版面没稿，自己也陷入千夫所指的地步。
发怵归发怵，为了保险起见，我一接下任务就赶紧给一个采访对象打电话——广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徐久，没想到他很痛快，“你下午过来芳村慈善医院采访吧”，于是，那天下午跟这位秘书长聊了几个钟头，他作为慈善医院的出资方，参观过香港以及国外的一些慈善医院，所以对比国外情况，谈了很多关于平价医院兴办、管理的看法，其中很多话题到了一个多月之后的现在，大众媒体才刚刚开始讨论。
周二一大早，我打电话给另外一位采访对象，就是汪亮所长，当时他正在开会，一听说这个话题，就很兴奋，很痛快地答应了采访，不过要我周三早上8点打过去。听到他这么痛快，我心里美滋滋的，没想到这次策划还做得相当顺利嘛。
第二天为了怕挤公车误了采访，我决定在家守着自家电话。先是打汪所长的手机，没想到怎么打都没人接，后来打座机，接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姐，她说汪所长早上有个会议，我说跟他约好了采访，那个小姐一听，笑着说：“我这也有几个记者在等着采访他呢，都得等他开完会。”我一听，死了!估计汪所长忘了我们不在上海，还以为我是登门采访呢。这个话题是大热门，各报社可不都在抢采访对象吗？汪所长以前是上海医改小组的组长，又比较敢说话，就更是大家争抢的对象了。那个小姐听出我的焦急，跟我说要不你九点半打过来吧，或许那时候他已经开完会了。于是我等啊等，九点半到了，立刻打，“会倒是开完了，不过现在都被记者堵住了，估计接不了你的电话。半个钟后再打过来试试吧。不过告诉你啊，汪老师12点要上飞机。”一听，我恨得牙痒痒的，却无处发泄，没办法，谁叫咱们是电话采访呢，被人抢也是正常。于是，十点钟打过去，汪老师说：“不好意思，还在接受采访，11点打过来吧”，可是等到十一点多，居然还在接受采访。等啊等啊，惟有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跟他在去机场的路上聊了。结果12点打过去，又是女孩子接：“汪老师还有一个会，推迟坐飞机，你等下再打吧。”这个时候，我几乎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了，那边编辑正催着我的稿，今天就要出A了，居然下午还没有采访到人!可是没办法，硬着头皮，每半个钟头打一次电话，终于在2点半，我幸福地与汪老师接上了头，他也不负我望，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接着，我把这一个多钟头的电话录音争分夺秒地整理出来。然后发给张涛，麻烦她在单位帮我传真给汪老师，而我再回单位看看他传回来的修改意见。
五点多，接到了汪老师的电话，他说：“小江啊，我觉得还有必要做一些完善。”没想到这一完善，就多了五六百字，我能做到的惟有坐在那里拎着电话，一句一句修改、删除、添加，持续了大概近一个钟头。唉，等打完电话，刘虹说我都“面无人色”了。这次我创了一个最迟交稿的记录，虽然苦，可更苦的是这个版的编辑张涛，不知那天又忙到了几点呢。
医药经济报2006年 智慧公社总第五期(2006.3)(江沂)
一天上网跟孙书博聊天，他说周末会去开卫生部的会议，于是周末晚上上网搜索看有什么新内容，正看到“平价医院”呢，就收到刘虹的短信：“卫生部会议有新内容，大家出出主意，明天一早谈策划。”，看来大家都在关心同一个事。
这样的策划并不是第一次，说实话对它又兴奋又发怵。之前做了“取消药品加价”、“医改基本失败”两个专题，都是周一布置任务，周二晚上就要交稿。说兴奋，是因为这些策划都是当前的热点，让人看到某些变动的迹象，到底会怎么改变却众说纷纭，作为记者，寻觅到合适的对象来对此进行讨论，实在是一件十分痛快的事情。可是令人发怵的是，接下了这么紧急的任务，版面基本上都根据内容定好了，一旦采访对象突然有变动或者拒绝接受采访，那就意味着版面没稿，自己也陷入千夫所指的地步。
发怵归发怵，为了保险起见，我一接下任务就赶紧给一个采访对象打电话——广州市慈善总会秘书长徐久，没想到他很痛快，“你下午过来芳村慈善医院采访吧”，于是，那天下午跟这位秘书长聊了几个钟头，他作为慈善医院的出资方，参观过香港以及国外的一些慈善医院，所以对比国外情况，谈了很多关于平价医院兴办、管理的看法，其中很多话题到了一个多月之后的现在，大众媒体才刚刚开始讨论。
周二一大早，我打电话给另外一位采访对象，就是汪亮所长，当时他正在开会，一听说这个话题，就很兴奋，很痛快地答应了采访，不过要我周三早上8点打过去。听到他这么痛快，我心里美滋滋的，没想到这次策划还做得相当顺利嘛。
第二天为了怕挤公车误了采访，我决定在家守着自家电话。先是打汪所长的手机，没想到怎么打都没人接，后来打座机，接的是一个年轻的小姐，她说汪所长早上有个会议，我说跟他约好了采访，那个小姐一听，笑着说：“我这也有几个记者在等着采访他呢，都得等他开完会。”我一听，死了!估计汪所长忘了我们不在上海，还以为我是登门采访呢。这个话题是大热门，各报社可不都在抢采访对象吗？汪所长以前是上海医改小组的组长，又比较敢说话，就更是大家争抢的对象了。那个小姐听出我的焦急，跟我说要不你九点半打过来吧，或许那时候他已经开完会了。于是我等啊等，九点半到了，立刻打，“会倒是开完了，不过现在都被记者堵住了，估计接不了你的电话。半个钟后再打过来试试吧。不过告诉你啊，汪老师12点要上飞机。”一听，我恨得牙痒痒的，却无处发泄，没办法，谁叫咱们是电话采访呢，被人抢也是正常。于是，十点钟打过去，汪老师说：“不好意思，还在接受采访，11点打过来吧”，可是等到十一点多，居然还在接受采访。等啊等啊，惟有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跟他在去机场的路上聊了。结果12点打过去，又是女孩子接：“汪老师还有一个会，推迟坐飞机，你等下再打吧。”这个时候，我几乎都像热锅上的蚂蚁了，那边编辑正催着我的稿，今天就要出A了，居然下午还没有采访到人!可是没办法，硬着头皮，每半个钟头打一次电话，终于在2点半，我幸福地与汪老师接上了头，他也不负我望，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接着，我把这一个多钟头的电话录音争分夺秒地整理出来。然后发给张涛，麻烦她在单位帮我传真给汪老师，而我再回单位看看他传回来的修改意见。
五点多，接到了汪老师的电话，他说：“小江啊，我觉得还有必要做一些完善。”没想到这一完善，就多了五六百字，我能做到的惟有坐在那里拎着电话，一句一句修改、删除、添加，持续了大概近一个钟头。唉，等打完电话，刘虹说我都“面无人色”了。这次我创了一个最迟交稿的记录，虽然苦，可更苦的是这个版的编辑张涛，不知那天又忙到了几点呢。
医药经济报2006年 智慧公社总第五期(2006.3)(江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