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东周王朝。自东周建立至秦灭六国，历史上又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476年)和战国(公元475年至公元前221年)两个时期。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争此起彼伏的时代，是中国社会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的大变革时代。
第一节 职业医生的出现和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萌芽
第二节 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
第三节 药物学的成就与方剂学萌芽
第四节 临床各科成就
第五节 初具体系的医学理论
第六节 军事医学
第七节 医学著述
第八节 医家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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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职业医生的出现和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萌芽
春秋后期，产生了我国思想史上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他们分别开创了道家和儒家两大流派。战国时期，造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阴阳、名、农、纵横、杂、兵等“九流十家”便是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代表性学派。与此同时，天文、算学、冶金、纺织、制陶、水利工程、建筑、机构等技术也有很大发展。
春秋战国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一、职业医生和医学专著的出现
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医生队伍。医缓、医和、扁鹊及其弟子子阳、子豹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职业医生，公元前6～5世纪的秦国还有了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并设有“太医令”这一官职。同时，专门医学著作也陆续问世，如长桑君授与扁鹊的《禁方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也多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时，医书的数量已十分可观，传世的《黄帝内经》，所引用的《上经》、《下经》、《金匮》、《揆度》等十多种古医书无疑都要早于《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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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向医学的渗透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医巫的分化，而且在渗透到医学之中，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形成。所有名家的哲学思想几乎无不涉及生理、病理、养生、治疗等，形成各自的哲理性医学理论观点；医学著作也吸收和应用哲学概念和思想从而逐步建立医学理论基础，如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论等思想，因而使中医理论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哲学思想气息。
三、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奠定
随着巫、医的分流和医学研究的开展，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逐渐形成。如春秋时医和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扁鹊言论涉及的“五脏”、“肠胃”、“血脉”、“血气”、阴阳等生理概念，《内经》确立了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http://www.100md.com 四、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分科趋势
经验疗法可以上溯到巫医混杂的时代乃至人类形成之初。到春秋战国时期，医疗经验已积累到相当程度，从《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疗法可以看出当时已普遍使用复方，其医疗技术与方法已有药敷、药浴、烟熏、蒸气熏、熨法、砭法、灸法、按摩、角法、外科手术等；书中所载用狗膀胱套竹管插入肛门吹胀以引出痔核加以割除的内痔割除法十分巧妙。《汉书.艺文志》方技类所载“经方”，属内科的著作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等共七种207卷；外伤科有《金疮瘛.S方》30 卷；妇儿科有《妇人婴儿方》19卷。这些专著文献的出现表明临证医学内科、外科和妇(产)儿科之分工。
第二节 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
春秋战国时期，个人饮食、饮水、环境卫生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均达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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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生保健
个人卫生，主要表现在盥漱、沐浴等方面。《礼记.内则》：“鸡初鸣，咸盥漱”。《礼记.曲礼上》：“主人未辩，客不虚口”，“虚口”，指饮宴后用浆与酒漱口，显然对保持口腔卫生是十分有益的。同书还强调饮食之前“先盥其手”，《礼记.内则》规定人们定期沐浴，清洁身体。同时还要求中上下分开使用，“浴用二巾，分别用于头身和脚的洗浴。当时王宫、旅舍等地也有这种供洗浴的设施，当时沐浴并配合熏香或涂身，被视为一种待人十分恭敬的礼节。”沐浴不仅是一种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的卫生方法，而且还是一种简便的治病方法，“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据《西京杂记》卷六载汉代广川王发掘战国魏襄王墓，发现“床上有玉唾壶一枚”，可见当时已使用唾壶，不随地吐痰。
饮食卫生，人们已经注意到饮食定时、定量、清洁，认为饮食必须按四时变化加以安排。《墨子.非攻》说：“食饮之下时，讥饱之下节，百姓蹈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有“十不食”，如“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不多食”、“食不语”等，当时人们讲究饮食卫生，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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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冰或原始冷库冷藏食物。《吴越春秋》记载：“勾践之出游也，休息食宿于冰厨”。1965年韩都新郑发掘出地下建筑和冷藏井，地下室内有南北成行排列的5眼井，深约2米，用预制的口径近1米的陶井圈套叠而成。同时还在地下室和井中发掘出大量的羊，猪、牛、鸡等骨骼和大批陶器。有的陶器上刻有左厨等文。陕西凤翔春秋时期秦都遗址发现“凌阴”(冰室)，可藏冰190立方米。战国时期冷藏井是宫廷中重要设施之一。这些“冰厨”、冷藏井等用来贮存食品，可防止食物发霉变质。
饮水卫生，为了确保饮水卫生，饮用井水和保持井水清洁得到严格的重视和管理。如水井，每年春天定期清除井内污泥浊物，有的水井还设井台、井栏、井亭、甚至还有公用取水桶。1977年在河南登封战国阳城遗址内发掘出贮水池、输水管道关用的“阀门坑”，其结构很象现代城市中的“自来水”设施。
环境卫生，洒扫庭院，已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如果不洒扫庭院，就会遭到卑视。如晋人曾讽刺晋昭侯(公元前745～前740在位)说：“子有廷内，弗洒弗扫”。有的都市里埋设了排除污水用的地下水管，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就出土虎头形下水道陶管，说明当时人们对环境卫生的重视。《孙子兵法》：“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强调了环境卫生时行军的重要意义。同时人们还对不同水质与健康的关系作出了富有科学道理的论述。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养生。《庄子.养生主》总结出“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的养生理论与方法，诸子都曾论述过养生尤其老庄的养生思想对后世医学、养生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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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气玉佩铭》，为战国初期(约公元前380年)遗物，所刻内容为，“行气，深则蓄，畜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其春在上，地其春在下。顺则生，逆则死”。该文叙述了早期气功锻练的方法与要令。《十问》说：“深息以为寿”。呼吸锻炼在当时称为“吐纳”、“行气”、“咽气”、“食气”等，《吕氏春秋.尽数》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当时称肢体锻炼为“导引”，马王堆帛画《导引图》载有44种导引，其中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成为后世仿生导引术的滥觞。
二、疾病预防
“预防”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时期，知识界已普遍形成防范于未然的思想，如《管子》说：“惟有道者，能避患于未形，故祸不萌”。这种避祸防患的观念影响到医学界，被引申、发展成为预防疾病的思想，《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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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傩”采用的形式是迷信的，但却蕴藏着早期预防传染病的思想。《山海经》所载，防蛊8种，防疫4种，还有预防其他疾病的20多种药物等均能说明此期这疾病预防已为人们所重视。
第三节 药物学的成就与方剂学萌芽
秋战国时期，用药品种日益增多，药物学知识不断丰富。除了用单味药治病之外，还探索多味药组成复方疗疾，因而出现了方剂学的萌芽。
一、本草知识的丰富
1.出土医书中的药物
(1)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
此书简残损太甚，根据可辨认者统计，共收载药物七十多种。其中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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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记载非常古朴，如“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2)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五十二病方》因残损较多，很难确知原来所载方药总数。据帛书整理小组统计，共列药物247种。其中矿物药21种，草类药51种，菜类药10种，木类药29种，果类药5种，人部药9种，兽类药23种，鱼类药3种，虫类药16种，器物、物品类30种，泛称类药10种，待考药名14种。
此外，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物品中，还发现不少盛放在香炉或熏炉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贲、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等。
从《万物》和《五十二病方》来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现了众多的药物，而且对药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以记载药物知识为主的专书，但所载几乎都是单功能药物，其内容简略而古朴。《五十二病方》虽是记载临床治疗的方书，而所载药物之多却是空前的，仅次于后来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所记述之每一种药物已具有多种治病功效，比《万物》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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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对药物的论述
(1)《山海经》：是一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在叙述山川地域及其物产时，也记载了各地出产的药物，共一百多种。其中约有：
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补养药；食之宜子孙的生育药；服之不字食之无子的避孕药；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药：食之无疫疾；食之无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药；食之可以杀人的剧毒药；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治)毒的解毒药；可以杀虫的杀虫药；食之不眠，食之无卧的兴奋剂等。
此外，约在这一时期在成书的非医药专著如：《管子》、《离骚》、《昌氏春秩》、《礼记》、《尔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论及了不少的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
二、方剂学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药知识的积累，逐渐由使用单方过渡到使用复方，并且不断探索组方的原则和理论，方剂学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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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汉简《万物》记载有一些复方。如“倍力者以羊与龟”，认为龟羊合用，其强身健体之功更著，是复方的萌芽。
《五十二病方》，收载医方283个，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帛书《五十二病方》，复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剂型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
《内经》奠定方剂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内经》并非方书，但对方剂理论和组方配伍原则作出了出色的归纳与总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节 临床各科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承周制，医学已有疾医(内科医生)、疡医(外伤科医生)、食医(营养医生)和兽医之分是肯定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曾为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五官科)，说明从周过渡到春秋战国时期，医学渐趋专科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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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科疾病
二、外科疾病
三、皮肤科疾病
四、骨伤科疾病
五、妇产科疾病
六、小儿科疾病
七、五官科疾病
八、针灸科
九、法医学
一、内科疾病
在一些非医学文献中也记述了内科杂病的病证表现与病因，例如 《山海经》已有瘕、瘿、风、狂、疟和疫疾等十余种；有些还论述了症状与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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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中，已记载季节变换与疾病的关系，例如所叙春季多发头痛，夏季易发疮疡，秋季常流行疟疾，冬季以咳嗽喘息为多见。这是通过对四时季节变换和气候失常等不同致病因素的观察中，反映了当时对部分内科杂病病因的认识。
《吕氏春秋.尽数》中不仅论证了瘿，而且观察到本病的发生与所在地的水质有密切关系。至於医学文献对内科杂病的认识与论述已更为深入。例如：
《五十二病方》，并非内科专著，但也反映了当时对内科杂病的认识水平。其论述多以观察各种疾病的特点入手，例如“痫证”，就是以疾病发作时与马、羊等动物某些形态相似，而命名“马痫”、“羊痫”等，这种命名法在后世医家的著作中多有启示，《黄帝内经》对内科杂病的认识，已联系病因，脏腑经络气血以及病状特点来进行分类，已突出了类的概念。注意抓某类疾病的共同特点，对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风为共同病因而引起的疾病甚多，有肝风、心风、脾风、肺风、肾风、首风、大风、病风、偏风、风痹等。其中五脏风多属外感热性病范畴；偏风是指脑血管疾患，疠风、大风多指麻风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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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对急症的认识也很突出。它把突然发作、病情危重的疾病称为“卒病”、“暴病”、“暴疾”，范围所及达数十种，其中以内科病居多。有的突出症状特点，如痉证、呕血；有的以病因命名，如伤寒；有的以疾病性质别类，如热病；有的按病机区分，如厥逆；有的根据病位冠名，如心痛。内容多散见于各篇，但也有以“举痛论”、“厥论”、“厥病”、“热论”、“热病”、“刺热论”、“评热病论”等设专篇以论专病者。
《内经》还为中医治疗学提出许多正确的治则治法，因而对提高内科临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外科疾病
在中国医学史上，人们同化脓性感染，外伤等的斗争，从而积累的外科治疗经验。例如：砭石，是已知的最早的医疗工具，当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或更早些。汉?许慎在解释“砭”字时指出：“以石刺病”谓之砭，《灵枢.玉版》更明确认为：“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原始人的钻颅术、拔牙成形等，无论其有否外科治疗目的，但均对外科之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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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疗技术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了外科专门人才和专门外科机构的设立，据《周礼.天官冢宰》所载，周代已设有疡医。“医师”明确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等四科。当时的疡医即外科，是四科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对比脓性感染的病因疾病鉴别、症状诊断以及某些治疗原则和技术、手术方法等。已能作出比较正确的阐释，其理论在后世也有不断发展与进步。
《灵枢，痈疽篇》更设专篇依次由头面、项颈、胸腹四肢等论述了不同部位的痈疽，对其大小、颜色软硬、疼痛性质、诊断治疗原则以及预后等，作了相当系统的叙述。如咽喉部位的“猛疽”，发于颈部的夭疽，发于颈腋之“马刀挟瘿”等20条种。治疗方法此期大约已有内、外用药物治疗、切开引流和手术截趾、指等三类。再如截趾以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外科手术疗法，指出：“发于足指，名曰脱疽，其状赤黑者，死不治。不赤黑者，不死。治之不衰，急斩去之，不去则死矣”。尤其可贵的是《内经》已发明和运用放腹水的医疗技术。《内经》时代，不但能用筒针于腹部脐下三寸处作为腹腔穿刺点以放腹水，更已有了“束身令实，夏饮补药”的护理原则。《五十二病方》以次论述了诸伤、伤痉、婴儿索痉、婴儿病痫、婴儿瘛、狂犬病、体臭、皮肤病、毒箭伤、蝎伤、蛭伤、毒蛇伤、疣、癫痫、白癜风、肋间神经炎、毒虫伤、麻风、人病马痫、人病羊痫、人病蛇痫、泌尿系结石、腹股沟斜疝、内、外痔与瘘管以及痈疽、下肢烧伤等等共计52种疾病，从现代概念理解几乎完全可以视为外科疾病。故《五十二病方》很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存目的《金疮瘛.S方》。再从该书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作些叙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外科诊治水平所达到的高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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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伤：论述了人体被金刃等伤所造成的疼痛、出血、瘢痕等病症以及各种用酒止痛等治疗方法；
伤痉：由于金刃等外伤而引致之痉症。按其所叙：“风入伤，身伸而不能屈”之病因、症状描述，可断定即破伤风。在其治疗的六个处方中，包括有炒盐令黄，布囊淬酒以“熨头”，取药汁“强启其口，为灌之”，…同时，从治疗方法和用药剂型的多样，也能反映出此时对破伤风的认识和治疗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冥病：即麻风病。“其所发毋恒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尽管由于文字有缺损，但仍然可以看出先秦医学家对麻风病病困、发病部位、症状与预后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即~，属阴囊病范围，其中用以治疗腹股沟斜疝的疝气罩，或为疝气带，已有发明。如“穿小瓠壶，令其孔尽容者肾与(月最),即令-者烦(握)瓠，东向坐于东陈垣下，即纳肾(月最)于壶孔中，…再摩之”。这种还纳疝内容入腹，再将缩小的阴囊纳入壶卢内，壶卢底部压迫疝环处而阴茎从壶卢孔穿出不影响排除小便的医疗技术，其设计已十分精巧。这种技术同后世所应用的疝气罩、疝气带等器具，在科学原理和使用价值上有相似之处。此外，该书在治疗腹股沟斜疝上还创造了外科手术疗法，其手术虽然比较原始，但有效和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所强调：“……，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旁，口口汁及膏口，挠以醇口，又灸其，勿令风及，易瘳。……”其文虽有缺损，但仍可清楚看出其手术方法与步骤是：先将阴囊之疝内容还纳入腹.然后将皮表向下引牵，再用砭石穿刺其疝旁部位，使破出血汁等。并于其伤口挠以醇酒，再用火灸其疮面，并且强调不要接触风的护理要求，如此造成疝环部位创伤，加之酒与灸刺激烧熨，局部必然形成较深广的瘢痕，很可能因此而闭锁其疝环，从而达到疝修补术手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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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五十二病方》已有脉痔、牡痔、牝痔、血痔、巢(肛门瘘管)以及肛门部搔痒、脱肛(人州出)等病名诊断、鉴别诊断、医疗技术的论述。仅就医疗与外科手术水平而言，对于“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孔其中”之牡痔，已有进行烧灼结扎痔根的手术，对位于肛门旁大如枣的牡痔，以角法使痔由肛门吸出进行手术结扎切除疗法。对“牡痔之有数窍，蛲虫从道出者”，进行“先导以滑夏铤，令血出”的搔爬手术，并配合药熏疗法，更可贵者是对混合痔合并脱肛之“巢塞(月直)者”，创造出“杀狗，取其脬(膀胱)，以穿竹管，入肛门中，吹之，引出，徐以刀剥去其巢”。这一手术是非常先进的。
三、皮肤科疾病
不少皮肤病已描写或初步认识，出现了许多皮肤病古病名，诊断和治疗方法正有显著进步。
《山海经》中载有疠、疣、疽、痤、白癣、疥、骚、垫、痈、底(胝)、皮张、腊、曝(皮皴)、肿等十多种病名，相应的防治药物有30多种，还提到悦容和灭瘢。《战国策》豫让“漆身为厉，灭须去眉，以变其容”的故事，说明当时对麻风病已较熟悉，而漆身为厉则是人为的大漆皮炎的最早记载。《庄子.逍遥游》述有：防治手足皲裂的有效方法，这也是世界上防治职业性皮肤病的最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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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发现的第一部载有多种皮肤病症和治法内容的方书。突出的表明了诊断与治疗方法的进步。其中，与现代相应之皮肤病有：
夕下：为腋下湿痒类皮肤病，如多汗症、腋下湿疹等；疣、马疣：寻常疣等；白处：白癜风；冥病：按本书成书年代，麻风病已为人熟知(称为“疠”)，且本方所述者未涉及“不仁”等神经麻木症状，故考虑麻风病外，还类似于寻常性狼疮等皮肤结核病；
乾骚(瘙)：皮肤瘙痒症及疥癣类。
上述病名虽较简单，但其中有的病名因正确地反映了诊断特点而沿用至今(如疣、漆疮等)或成为今日命名之滥觞；并根据不同诊断，采取不同有效治法。除祝由法外，各类治法约70条，有内服、外涂、灸疗、洗浴、熏蒸、按摩等；所用药物有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30余种，并常采取多种疗法综合治疗，特别是疮疡疥癣使用了堆黄、石(砷剂)和水银(汞剂)，这是领先于世界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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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骨伤科疾病
《灵枢》指出可以通过解剖了解人的形态构造，在《素问》和《灵枢》中，分别描述了人体的骨骼系统构造，指出骨骼的功能是人体的支架和杠杆作用，“骨为干”、“骨属屈伸”，同时，还论述了骨骼中有骨髓，脊椎有脊髓，脊髓上通于脑，受脑统属。对全身的骨骼，主要关节均有记载和命名。
关于骨折的诊断分类：《阴阳脉死候》有：“凡三阳，……其病唯折骨列(裂)肤一死”的记载。“折骨绝筋”是指闭合性骨折。“折骨列肤”是指开放性骨折。
关于开放性创伤并发症《五十二病方》首先记载了开放创伤并发破伤风。认为伤口被“风”邪感染会引起“痈痛”。并观察到开放创伤感染有红、肿、痛、化脓、溃破，甚至创口生虫，经治后出现肉芽增殖，瘢痕形成而愈合的症状病理变化过程。
关于骨痈、疽、肿瘤：对此类疾病《五十二病方》已记载有痈、疽、骨疽、肿瘤痛的一些症状。《灵枢.痈疽》又从病因病理、病变部位和症状表现上指出痈、疽的鉴别诊断。这些记载，都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发于四肢部位类似骨髓炎、骨结核的症状体征。发于膝部位的类似痈是“如坚石”，后世又称为“石痈”，与骨肿瘤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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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观点的形成：战国时代“形不动则精不流”的观点，形成了重视运动、运用导引等以强身防病的“治未病”观点。
《五十二病方》治伤、痈、疽的方法和用药，反映了一方多用、局部病变全身调治和内外兼冶的思想，既有内服，又有外敷、外洗、外熨等。
《内经》科学地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在具体的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疗法则。洗浴、外敷包扎、追蚀、切开排脓和发汗等。
洗涤法《内经》称为“浴之”。据《五十二病方》等书所载，“浴之”应用于创口早期的消毒法，感染病灶的洗涤法(包括痈、疽治疗)，以及筋骨痹等温洗疗法。
《五十二病方》是世界上较早记载应用水银膏治疗外科感染的文献。
导引和按摩疗法是这一时期对骨科伤病的重要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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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用椒、姜、桂和酒煮熏浴冶痹痛；用连翘煮汤熏浴治痈疽，并指出：“病在骨，粹针药熨”。“今风寒客于人，……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认为药熨、熏浴能疏通气血，活血化瘀。祛风寒湿邪，这一疗法，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国骨伤科宝贵的治疗经验之一。
五、妇产科疾病
《山海经》已记载了佩带某种药物可以有助于生育，食某种药可以使人“无子”、“不育”。
《周礼》明确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内则》更强调：“妻不娶同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医生扁鹊，具有多方面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他曾行医来到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由于当地人民重视妇女，便按当地群众的需要，当了一名“带下医”(妇科医生)。这说明我国早在公元前4～3世纪，就已有了以治疗妇科疾病为主，而行医于民间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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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病方》记有妇女常见病：女子(癃)，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则是我国现今已知的，最古的以胎产命名的产科著述。其中有医论一篇，即“禹问幼频”，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变化和产妇的调摄；另外，还绘有两种埋胞方位的图形，显然是与迷信有关。
《五十二病方》中已记有“女子月事”。《内经》则更全面地论述了月经的产生及其与生育机能的密切关系。《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主而长极，……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提出了月经是妇女的一种生理现象；明确了月经的周期性：女子14岁初潮，进入生育年龄；到了49岁，为绝经期，主育机能衰退，认为月经的产生主要是肾气，天癸，冲任脉的作用。《灵枢.五音五味篇》又说：“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深刻揭示了女子以血为本的生理病理特点。
关于妊娠的生理和妊娠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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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产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变化。论中把最初形成一个月以内的胚胎描述为“流刑”；指出胚胎发育至二、三月时，呈一团“膏”、“脂”状物；四、五月时，胚胎产生血与气；依赖气血的供养，胚胎先后子七、八、九月生成筋、骨、皮肤、毛发等各种器官组织。经10个月的变化过程、胚胎发育成熟，最后娩出母体，这在中国人体胚胎发育史上确实是最早的论述，北齐医学家徐之才的“十月养胎法”即源于此，从而奠定了中医妇产科学“胎教”和孕妇保健的理论基础。
关于妇科疾病的认识与治疗：关于妇科疾病，《素问》已记载有女子不月，月事不来，月事衰少，血枯(经闭)；崩中，经水过多；女子带下瘕聚；还记有产科病，如子(妊娠音痖)等。《灵枢.水胀篇》更记有肠罩和石瘕，对其症侯特点和病变部位也有比较确切的描述和分析。现代多数学者认为，肠罩与卵巢囊肿、输卵管积水相类似；石瘕与子宫肌瘤相类似。《内经》还提出了一些有关妇科疾病的治则和方药。加因感受寒邪、血凝气滞，导致的经少、经闭。《素问.调经论》则用消法，“消而去之”；若发生汤罩、石瘕、《灵枢.水胀篇》则用导法，认为“可导而下”。《素问.腹中论》为治疗月事衰少不来、血枯经闭，制定了妇科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通经方剂：四乌贼骨一芦茹丸。方中有乌贼骨、雀卵、鲍鱼汁，为血肉有情之品，可益精血补肝肾；并用茜草可祛瘀生新。为妇科处方用药树立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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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儿科疾病
《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记有儿科内容的医书。书中记载的“婴儿索痉”可能为新生儿破伤风，“婴儿病痫”可能为小儿热性惊厥，说明先秦医学对不同性质的小儿痉挛性疾病已能作出较为准确的鉴别诊断。
《素问.上古天真论》对儿童生长发育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男子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把小儿的生长发育与肾气的盛衰联系起来，给后世儿科医家从肾论治以极大的启发。书中还对小儿常见危重病症的症状、体征、诊断、预后有所认识，如《灵枢.论疾诊尺》载：“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间青脉起音。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所述头发逆上、掣痛、大便赤瓣飧泄等症状，多为营养失调、消化不良、缺乏钙、磷所致。《素问.奇病论》对先天性癫疾作了精辟的阐述，认为“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这与今之新生儿癫痫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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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官科疾病
春秋战国时期，以《黄帝内经》为主的医籍对口腔的生理解剖、病理以及病症有所论述，并对某些疾病采用针灸疗法。
《素问.上古天真论》已明确记载女子七岁“齿更”、21岁“真牙(智齿)生”；男子8岁换牙，24岁主智齿。这和现代的情况基本吻合。《灵枢.肠胃》载：“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二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毫无疑问，这些记录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基础之上的，当时已注意到口腔疾病与营养、内脏的关系。对龋齿，《灵枢.论疾诊尺》根据压痛部位来诊断，云：“诊龋齿痛，按其阳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并提出针刺疗法，如“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素问.缪刺论》)
扁鹊及其弟子行医到周都洛阳，知周人尊老，即以“耳目痹医”名于时。扁鹊专治耳疾，目病，实则为五官科之最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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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对五官疾病的记载还有龋齿、口疮、咽喉病、齿痛、舌本痛、舌本烂、重舌、舌纵、唇胗、眼疾、耳聋、耳鸣、鼻病等。
在五官病治疗上，《灵枢.九针论》指出：“病生于咽喉，治之以甘药。”它还强调食治。《灵枢.痛疽》记载：“痈发干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发，”对针刺治疗五官病论述也很充分，《灵枢.厥病》指出：“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等等”。这些方法至今还有沿用者。
八、针灸科
我国针灸历史非常久远，由于冶炼事业的发展，开始有了金属针，是在砥石、砭针基础上形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医缓曾对针灸治疗的宜忌作了一定的论述。秦越人以砭石弹刺奏武王面部痈肿，并和弟子子阳、子豹一起“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获得成功。说明当时是针石并用的，在医学专著中，《灵枢.玉版》说：“其已致脓者，其惟砭石、铍锋之所取也”。《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疽砭石”。亦皆说明，自远古以来，以砭石为针灸医疗用具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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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古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抄本)、《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四种，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为马王堆古医书后三种之合，皆与经络、经脉等针灸基础理论有着密切关系。马王堆古医书还有《五十二病方》，这些古医书皆只有灸法，而无针法。《史记.仓公列传》记载有《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石神》、《经脉上》、《经脉下》等医学专著，由公乘阳庆、公孙光等传授于淳于意等流传于世。《黄帝内经》虽详于针而略于灸，标志着针与灸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并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仅从以下四方面阐述此期针灸学的主要成就。
经络学的成就：经络学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是人们在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发现和认识的，从马王堆古医书、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仓公传》中的《黄帝脉书》等到《黄帝内经》，可以清楚看到，经络学从零散的记载发展到十一条经脉和十二条经脉的全过程；腧穴学的成就：马王堆古医书的两种灸经和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皆只有脉而无具体腧穴。《史记.扁鹊列传》始有“五藏之输”和“三阳五会”的记载，标志着腧穴出现。《黄帝内经》虽屡讲365穴，但实有双穴名135个，单穴名25个，共有295穴，仍缺70穴，而不足365穴之数，腧穴已形成腧穴分类、腧穴定位和特定腧穴等三个理论方面，说明其发展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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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学的成就：在掌握针灸治疗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的基础上，在针灸治疗选穴、配穴和治疗三个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例如：
选穴，已总结出循经选穴，即病在何经则选其所属经脉穴位进行针灸，以及“按藏府选穴”的两种选穴理论与方法；关于配穴原则：主要有局部取穴、远隔取穴、局部与远隔相结合三种配穴原则；
各种病证治疗：以针灸治疗的病证主要有热病、寒热证、疟疾、腰痛、膝痛、心痛、腹痛、痿证、喘证、水肿鼓胀、癫狂、痫疚、头痛、项强项痛、耳聋耳鸣、喑哑失音、齿痛龋齿、衄血、重舌、目赤痛、口苦、犬伤、疠风等三十多种病证，为针灸治疗学奠定了基础。
上述成就，标志着针灸学已由经验进入理性阶段，开始形成一门重要学科。
九、法医学
法医学的萌芽时期：中国的成文刑法最早见于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又铸刑鼎，可惜均已失传，公元前407年，魏文侯颂布李悝《法经》，这是一部集诸候法律之大成的杰作，是以后历代封建法典的蓝本，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前350年)，其中的刑法(秦律)就是依据李悝《法经》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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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萌芽状态的法医学，大约就是从实行《法经》与《秦律》以后开始出现的《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孟秋纪》都记载：“是月也，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博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蔡邕注：“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即当时已有命令理官检验不同程度损伤的规定，近年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发现的《秦律》，其中确有不少与法医学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同时出土的《封诊式》明确记载了许多有关法医学检验和刑事侦查的案例，一切都充分说明战国时期是我国法医学与刑事技术的萌芽时期。
秦律与法医学：1975年末，我国考古学界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其中十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定名为《睡虎地秦墓竹简》。墓主喜(公元前262～前217年)曾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和鄢令史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
秦简中与法医学关系密切的是《法律答问》和《封诊式》两部分，《法律答问》计简210支，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律的某些条文做出明确的解释。由其内容可以看出，秦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运用了法医学知识。例如：秦律明确规定，不同程度的损伤处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如毁损耳、鼻、唇、指等处以耐刑(是剃去双鬓及胡须的一种古刑法)；拔去须眉，斩下发髻处以完城旦(不加肉刑，保持身体完整去服筑城的劳役)之刑；以针、锥等锐器伤人处以黥为城旦(即受墨刑兼服筑城的劳役)之刑等，论刑时除了考虑到损伤本身的轻重外，也考虑到凶器的性质，如咬伤与用锥、针伤人的刑罚显著不同，对于使用锐器伤人被认为是情节严重的，秦律有剃鬓及胡须的耐刑之设，又有割人须发得受处重刑的规定，反映战国时期非常重视须眉鬓发，说明毁容问题已列为刑律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封诊式》中提到“诊其痍状”，而在《法律答问》中又专对“大痍”作了解说：“何如为大痍？大痍者肢或未断，及将长令二人扶出之，为大痍”。这一解说正是大痍的诊断标准，这是战国时期进行法医学活体检验的又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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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诊式》及其法医学成就：《封诊式》中的“封”指查封；“诊”指诊察、勘验、检验；“式”格式或程式。《封诊式》就是有关查封与勘验程式的一部书籍。全书共有竹简98支，分25节，包括书题共3010字，内容有审讯、犯人历史调查、查封、抓捕、自首、惩办和勘验。勘验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包括活体检验、首级检验、尸体检验、现场检验和法兽医学检验(验牛齿)等，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案例的形式介绍的，具有典型案例性质；同时这些内容也是以文书格式的形式出现的。现将其缢死之检验报告译文介绍如下：
缢死爰书：某里的里典甲说：“本里人士伍丙在家中缢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前来报案。”当即令史某前往检验，令史某爰书：本人和牢隶臣某随甲同丙的妻和女儿对丙进行检验，丙的尸体悬挂在其家东侧卧室北墙的房椽上，面向东，用拇指粗的麻绳做成绳套，束在颈上，绳套的系束处在项部，绳索向上系在房椽上。绕椽两周后打结留下的绳头长2尺，尸体头上离椽2尺，脚离地2寸。头和背贴着墙，舌出齐唇吻，二便失禁并污两脚，解索，其尸口鼻有气出，如叹息状。颈部索迹呈淑郁色，不同项处长2寸，其他部位未见兵刃、木棒、绳索等损伤痕迹。房椽粗一围，长3尺，西距地上土台2尺，在上台上面可以系挂绳索，地面坚硬，不能查知人的痕迹。绳索长1丈，死者身穿薄绸单上衣、裙各一件，赤足。当即令甲及死者之女将丙尸运到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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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时必须首先仔细观察痕迹，应当亲到停尸现场，检查绳索悬挂处，该处有绳索通过的痕迹，检查舌出不出，头、足离悬索处及地各多少，有无大小便失禁，然后解绳索，看口鼻是否作喟然叹息状，索迹是否呈椒郁色。通过系绳处试脱头，能脱，再解其衣，详细检查全身、头发内和会阴部。若“舌不出、口鼻不喟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难走缢死。若死后经过较久，口鼻可无喟然叹息状。自杀者必有原故，应讯其同居人，弄清原因。
这是一个典型的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案例，特别珍贵的是对索沟性状的描述，以“不周项”作为索沟的特征，以椒郁色作为生前缢沟的特证，法医检验已达到很高水平。
《封诊式》记载了外伤流产和麻风病的诊断方法，以及流产胎儿的检验鉴定方法。
在现场勘验方面，一些案例详细记载了现场的方位、四至、停尸处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现场的血迹、足迹、手迹、膝迹及工具痕迹，现场上遗留的物品及其他物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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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资料可以认为，《封诊式》就是一部以文书格式形式出现的秦代刑事技术书籍。说明我国古代法医学的萌芽阶段。《封诊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丰富的法医学内容的刑事技术书籍。
战国时期的检验制度：
检验程序：从《封诊式》的内容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已有一定的检验组织制度，每个案件“爰书”的开头，都有一段作为检验前提的报案，是由基层人员的里典、求盗到县报告的，也有是被害人控告的，然后由县令或县丞命令令史率领隶臣等前去勘验。检验时允许家属和有关的同里人参加共同观看，检验后由令史写出检验报告书，报案加上检验报告书就成为县令或县丞处理该案的依据。
检验人员战国时期已有明确分工，如令史：是一县之中的下属官吏，负责进行活体检验、尸体和现场检验，还负责拘捕人犯；医生：参加与疾病有关的活体检验，不参加尸体检验；隶妾：即女奴隶，活体检查妇女下部，由经产的隶妾进行；隶臣：即男奴隶。检验时帮助搬运尸体，脱穿衣服，协助测量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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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令史是负责刑事侦查的主要人员，是刑事警察、侦查员、法医、痕迹检验员的前身。
检验报告书：相当法医鉴定书，其内容包括：
报案因由：简述由何人(注明姓名、性别、职务或等级、住址等)，因何故前来报案；检验记录：首先注明指派的检验人员姓名、身分，然后详细记录检验的经过，检验的所见；结论：根据检验结果作出结论，要求简明扼要。
《封诊式》就是提供检验报告书标准格式的书籍，供检验人员书写检验报告之参考。
第五节 初具体系的医学理论
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由萌芽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由纷乱到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医学在春秋时期已产生了一些概念和简单的理论认识，而到《内经》时代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中医理论的形成，不仅是以春秋战国时医家们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当时的自然哲学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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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脏象学说
二、气血精津液学说
三、经络学说
四、病因病机学说
五、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中的应用
一、脏象学说
脏象学说是关于人体脏腑形态功能及其与人体其它组织器官相互关系的中医生理学说。
脏腑的形态与名称：《内经》之前和各种现存的和出土的医学和非医学文献，尚无系统论述人体脏腑的形态结构者，不过到春秋时期，对脏腑的认识有了显著的进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和虢中庶子的对话中已明确提到了“脏”、“五脏”的概念。并有“胃肠”、“三焦”、“膀胱”等名称，表明公元前6～5世纪人们对脏腑的认识已有所进步,同时“五脏”概念的提出也表明当时医家已经注意到了五脏在形态结构上的特征。《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灵枢.肠胃》对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分，包括唇、口、舌、咽、胃、回肠(即小肠)、广肠(即大肠)的位置、长度、广度、重量、形状、递接关系等一一具体描述，这无疑是当时实际解剖观测结果的记录；若以所述大小肠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为35∶1，而现代解剖测为37∶1为例，说明当时的解剖观测是有一定依据的，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内经》对其它脏器形态结构位置的有关描述，无疑都是解剖观测的结果。尸体解剖的实施为脏象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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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五脏别论》：根据人体内脏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特点将它们区分为三类：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一胆、胃、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由于其概念明晰，很快为医界接受，并为后世所遵从。
关于五脏与躯体组织器官的关系：如《管子.水地》云：“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脾发于鼻，肝发于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文子.十守》则云：“肝主目，肾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胆主口。”说明战国时期对五脏与驱体组织器官关系的认识尚处于多说并存阶段。由于《内经》本身的理论比较系统，故逐渐统一起来。
《内经》还提出了脏腑相关的理论。它认为五脏六腑虽各有功能，但总体上却是相互关联着的，其一是认为五脏与六腑之间的表里阴阳相合，如：“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肝合胆”，“脾合胃”，“肾合三焦膀胱”，其二是认为五脏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二、气血精津液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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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精津液学说是关于人体生命物质的产主、分布、形态、运行及其机能等的中医生理学说。这一学说发端于春秋，形成于战国。集中地体现在《内经》一书中。
《内经》把人体内的一切精微物质统称为“气”。进而又把“气”区分为性质各异的六种。分别称之为“精”(狭义)、“津”、“液”"、“血”、“脉”。据《内经》有关内容可知：狭义的“精”是指主殖之精，即肾精：《内经》认为肾精是由五脏六腑之精气汇集而成，当人发育到一定的阶段，肾精满溢，两性交合，便可妊育新生命，故精是生成新的生命体的基始物质，所谓“人始生，先成精。”(《灵枢经.经脉》卷三)。狭义的“气”是指由上焦宣发出来，呈雾露状的、对人体有充养作用的水谷精微物质。《内经》认为，“气”在人体中是无休止的运行着。《灵枢.脉度》所云：“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其流溢之气，内溉脏腑，外濡腠理。”(《灵枢经》卷四)。气的流行不已，才能对身体各组织器官发挥滋润濡养作用。
《内经》确立了气血精津液学说的基本理论，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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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是关于人体经络的循行分布规律及其功能的中医生理学说。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在《内经》中有较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这表明经络学说是在从春秋到战国的较长时期内逐步完善起来的。
1、经络学说的逐步完善
经和络分别指经脉和络脉，“脉”、“经”、“络”的名称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已经提到“脉”、“血脉”、“阴脉”、“阳脉”、“经”、“络”等名称，这表明当时“脉”已为医家们所注意，而且他们对脉的性状已有一定的研究，并认识到血与脉的联系。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上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可以看出，最迟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医家已经大致认识了人体经络系统中的十一对正经在体表的主要循行路线，并据其主要循行部位结合三阴三阳为其一一命名，它对经脉的描述虽然还十分简单，但它们却在认识人体经络系统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确立了经络学说的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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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正经又是其中的主体，因而对正经的认识也就成为经络学说的重点。从《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到《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再到《灵枢?经脉》篇(以下简称《经脉》)，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家对人体正经的认识及其发展过程。
总之，在《内经》中，形成了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后世除在对奇经八脉的认识方面较之《内经》有所发展外，基本上都是遵循《内经》的定论，可以说中国古代经络学说在《内经》时代已基本完善。
2、关于经脉系统发现过程的讨论
经脉系统当初是如何被发现的？这是中国医史研究至今争论未决的难题。有人认为，经脉是由于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医疗活动中逐步发现人体有许多通过一定的刺激，如压、按、刺、灸等可以治疗病症的点(即穴位)，进而发现许多有相同或相近治疗作用的点基本分布在一条线上，这一条条有相同治疗作用的点的分布线就是经脉。有人则认为，经脉是通过“感传”现象而发现的，即古人在偶然发现肢体某些部位受刺激后会产生胀、麻或似“气行”等感觉沿着一定路线传导的现象时，这一条条相对固定的感传路线就被认为是经脉。还有人认为，经脉当初就是指血管，经脉的循行和分布是古人在可见(包括解剖)的血管循行分布路线的基础上推想出来的。另外还有人认为，经脉是通过练气功而发现的，当气功练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体会到身体中有气沿着一定的路线移行，这种气行路线便是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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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第一和第四种观点不能成立。按照第一种观点，应该是首先发现了很多穴位及其治疗作用，才会有对“经脉”的认识，然而，历史实事相反，已知最早的论述经脉的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只有经脉循行部位的叙述，而没有穴位记载，其灸法治病也只提“灸某某脉”而不说“灸某某穴”，足见“经源于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四种观点是在近几年的“气功热”中产生的，它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先秦时期已有能使人体验到自身气行的气功，先秦文献从未提到练气功与经络的关系；同时，气功师所感受到的“气行”是循环连贯的(所谓“小周天”与“大周天”)，而两部《十一脉灸经》所记述的经脉循行却未构成循环连贯的路线；《内经》所描述的十二正经及其分支和经别、奇经八脉、十五大络等循行路线也绝非练气功所能自我体验到的。
经脉系统的发现当与“循经感传”和血管有关。从《内经》对“脉”的论述可知，“脉”本来即指血管。
既然“脉”(经络)原指血管，那么“经络”的发现自然也就与血管的发现有关；体表观察、触摸和解剖观测就是发现“经络”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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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脉系统的循行分布与现代解剖学所发现的人体血管系统大部分并不相符，因而经脉系统不可能是完全通过观测血管而发现，经络系统也不等同于血管系统，“经络”还包括了血管以外的人体组织或物质。经络有“感传”的特性，根据报道，循经感传现象的出现率在20%左右，而且与古代经络的循行路线基本相同。因此大部分经脉行路线可能是通过循经感传现象而发现的。
至于经脉与脏腑之联系的确定，一方面是在针(砭)灸临床实践中发现针灸某经脉能治疗某脏腑的疾病，由此推论经脉与此脏腑有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等自然哲学理论对脏腑经脉关系所作的理论上的推演。
四、病因病机学说
病因病机学说是关于人体疾病产生的原因和疾病发生、变化机理的学说。中医学的病因病机学说在春秋时已露端倪，而到战国时则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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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春秋时秦国著名医生医和为晋侯治病提出：阴、阳、风、雨、晦、明等六种天气现象的太过会导致人体发生疾病。医和的“六气”病因论开创了中医外感病因学说的先河，是后世“六淫”病因论之滥觞。
《五十二病方》中有一些关于病因的记载。例如，该书认为外伤所引起的“痉”证是由于“风入伤”(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36、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引起的；“婴儿索痉”是因“产时居湿地久”(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36、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即感染湿邪所致。此外，《五十二病方》所提到的病因尚有犬或狂犬咬伤、毒蛇和其它毒虫咬伤、植物中毒、寄生虫等等。
到战国时期，人们对病因认识更为拓宽和加深，已从天气现象、个人生活环境、饮食劳作、生活习惯、精神情志、社会环境等多角度探索病因，由此形成了更为科学的病因学说。这种病因学说在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多有涉及。例如《韩非子.杨权》云：“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 。(《韩非子》卷二，1123页，《二十二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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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对病因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夫百病之所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灵枢经》卷七，71页，商务印书馆。)。概括了《内经》病因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内经》所论述的病因内容主要有天气因素(风、寒、暑、湿、燥、火)、情志因素(怒、喜、忧、思、悲、恐、惊)和饮食起居(饮食、劳逸、房事、起居等)三大方面，对于各种病因的致病特点，《内经》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
2、病机理论
病机理论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虢中庶子及扁鹊关于虢太子之病病机的论述，涉及到正邪斗争及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的失调。表明对病机的认识已上升到理论高度，病机学说已具雏型。《史记》同一篇还记载有扁鹊论齐恒侯之病每隔五日依次“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这是最早的疾病传变论述。
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而系统的关于疾病发生、病理变化及其传变过程的病机学说。这一学说在《内经》中有集中的论述。关于疾病的发生，《内经》认识到是体虚与外邪共同作用的结果，邪气单方面并不一定致病，所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灵枢经.百病始生》卷十)；“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卷九。《内经》还认识到，疾病的发生与人的体质有关，不同体质类型的人，其所易患疾病是不一样的，例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还将人的体质按五行分为五大类二十五小类，并指出了各种类型的人所易患之病及其发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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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与人的体质及其疾病之间的联系在战国时也已被注意到。《素问.异法方宜论》对东、南、西、北、中五方的地理环境及其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性与各方人们的体质及其易生之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内经》还注意到了社会因素与发病的关系。
重视疾病的发生与四时更替、月相盈亏等天时的关系，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不仅人之生理机能随天时而变化，而且疾病的发生和变化也受其影响。
关于人体在病邪作用下发病后的病机，《内经》也作了大量的论述，构成这一时期病机认识的主体内容。《内经》对病机的认识不仅涉及人体疾病的一般病理，而且还深入到许多疾病或病证的具体发病机制。关于人体疾病的一般病理，《内经》详明地论述了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各种病变形式及外在症候表现，如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气机失调、经络气血凝滞、厥逆、十二经是动病和所生病，气血不足、气血逆乱、气滞血菀等等。关于各种疾病或病证的具体病机，《内经》深入地分析和描述了痹、厥、疟、风、伤寒、温病、两感、肾风、风水、酒风、消瘅、鼓胀、肠蕈、石瘕、血枯、肠蕈、伏梁、息积、痈疽、瘰疬、阴阳交等数十种内外科疾病和病证，这标志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逐渐理论化和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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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中的应用
春秋战国时的“阴阳”概念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两种基本的物质之气，春秋时期人们已认识到阴阳之气的正常与否关系到天象、气候、物侯等自然现象的正常与异常。战国时期的阴阳学说还着重阐述了阴阳二气的盈虚消长、升降出入的运动变化规律及其对季节、气候和物侯的支配性作用。
“阴阳”概念的另一种意义是指相互对立的两种基本属性，或属性相反的两类事物，或一个事物中属性相反的两个方面。如雌雄、上下、左右、南北、进退、动静、生杀、强弱、明暗、寒热等等，《易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高亨《周礼注疏》卷五.544页，齐鲁书社，1979)，即是对阴阳属性的表述。由于阴阳属性是相对的，故而在阴阳之中可以再分阴阳。《文子.微明》云：“阳中有阴，阴中又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文子缵义》卷七，《二十二子》851，852页)，即表述了这一思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这两段话中的五味、五色、五声、五节即是按五行将味、色、声、节各分为五种以入五行之类，五行学说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五行相胜理论在春秋时也已产生。如《左传.哀公九年》云：“水胜火”(《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火胜金”(《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三)可以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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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五行学说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五行之所的概念。《吕氏春秋.应同》所载邹衍“五德终始”论中提到了“土气”、“木气”、“金气”、“火气”、“水气”，这便是五行之气的概念。从邹子的“五德终始”论中可以看出，五行之气与五行归类有着密切的关系：五行之气分别支配着相应的五类事物；五行之气也有五行相胜关系；五行之气按相胜之序递胜(旺盛)，由此引起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战国时期五行学说的另一个进展是明确了五行主时和五行方位的理论。
阴阳的概念在医学中应用较早。医和的六气病因论即有阴气和阳气。《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及虢中庶子之言中提到了“阳缓而阴急”(《史记》卷一百五，中华书局，1959)。“破阴绝阳”等语，既有表示属性的“阴阳”，也有表示物质之气的“阴阳”，表明在春秋时期阴阳的概念已用于分析人的生理和病因病理。《周礼.天官冢宰》医师章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养其死生(《周礼注疏》卷五，见《十三经注疏》，666页)之语，这显然是运用五行概念来归类，以诊断疾病的指导疗养，所以五行概念应用于医学当在《周礼》成书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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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中系统地总结了当时自然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例如《素问.阴阳离合论》云：“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发挥了阴阳属性的相对性及其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又如，先秦诸子著作对五行主时只论及五行所司季节和日期，而《内经》则进一步把五行主时落实到时辰，为建立和发展医学理论服务。
《内经》中的阴阳概念也包括物质之气，即阴气和阳气。基于天人相应的观念，《内经》认为人身阴阳二气与天地阴阳二气呈同步一致的消长变化，认为人身脉象的变化与四时阴阳消长相应。脉象是人体气血阴阳状况的表现。脉象应四时阴阳即意味着人身阴阳与天地四时阴阳相应。《素问.脉解篇》还根据一年中天地阴阳的消长升降规律及其变异来解释各月份人体易产主的病症，认为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的消长升降完全时应相符。阴阳二气失调，会导致疾病的产生。
《内经》中的五行概念也包括五行归类和五行之气两种意义，《素问》将人体脏腑组织器官和情志、病症等正常和异常的生命表现以及与人体有关的各种事物按五行进行了归类，其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表(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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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
五时
五方
五色
五音
五味
五脏
五腑
五官
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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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邪
五畜
五谷
五志
五声
木
春
东
青
角
酸
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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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
目
筋
风
鸡
麦
怒
呼
火
夏
南
赤
徵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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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小肠
血
脉
热
羊
黍
喜
笑
土
长夏
中
黄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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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脾
胃
口
肉
湿
牛
稷
思
歌
金
秋
西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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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辛
肺
大肠
鼻
皮
燥
马
稻
忧
哭
水
冬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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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羽
咸
肾
膀胱
耳阴
骨
寒
彘
豆
怒
呻
《内经》上述五行归类的理论意义在于运用五行学说来推求人体脏腑之间、脏腑与生命现象之间以及脏腑与体外事物之间的同类相区，五行相克和相生的关系，由此形成相应的生理、病因病理诊断和养生治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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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的这一理论虽然失于机械，但它注意到了人体机能活动有时间节律性，这种节律与天地总体变比节律有统一性并影响到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变化，因此其思想是具有合理内容的。
第六节 军事医学
军事医学始于古代。自从出现了战争，就产生了救护和医治战争中伤病员的需要，军事医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医学领域，它是建立在一般医学及医学专科的基础上，并利用它们的知识和技术，从预防、诊断和治疗角度，保障军人的健康。
各时代军事医学的发展和现状，都取决于社会的、军事的、医学的诸因素，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状况和该时代的战争特点，如兵器的使用、战争的性质、兵制的建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等等。
军医组织起源于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由于铁制器具的开始使用和畜力耕作的逐步推广，为各国建军扩军提供了物质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在春秋时代战争是由数量较少的军队来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范围较狭，战争的胜负主要靠车兵，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决定胜负。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地主政权建立，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份，军队人数大增，军事范围较前扩大。战争方式由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乓的野战和包围战，战争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疾病和伤亡人数也较多，因此，对部队将士的医疗和保健问题也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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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队中巫医和方士的设置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将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已经注意到应关怀士卒的健康。《吴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践在伐吴前，誓师时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子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
齐景公之将军司马(姓田)穰苴，对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史记.司马穰苴传》)。他所著《司马法.仁本篇》中曾说：“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可见当时部队中已设有掌管医药的人员。
魏国大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负粮，与士卒分劳瘁，有士卒患疽，吴起亲为吮脓血(《史记.吴起列传》)。
托名姜尚，成书于战国未期的《六韬》，在卷三《龙韬.王翼》篇中，记载了一个由72人组成的统帅部系统，其中提到军中应有“方士二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周代曾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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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迎敌祠篇》：“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对“长具药”的解释是“医之长掌具药备用”。从以上记载，可见最早的军医是由巫医和方士担任的。
二、选拔士兵的体质及技艺标准
春秋时选拔士兵，即已注重体质的强弱，其标准是能否穿着甲胄进行军事活动。能者称为“胜衣”，不能者叫“不胜衣”，如不胜衣就没有当兵的资格。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对士兵的体质及战斗技术的要求大为提高，当时选拔士兵时，对步兵、车兵和骑兵的体质、耐力和技艺各有不同的标准。
(一)步兵练卒 以魂国武卒为例，选拔的标准是：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身背50支箭和一柄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能行一百里。经考试合格，可免除一家徭役，田宅也都免税(《荀子.议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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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骑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身高七尺五寸以上(合今1.73米)：身强力壮，行动敏捷，能在乘马急驰中，挽弓射箭，前后左右回旋，跳越河堑，攀登山坡，冲过险阻，横渡大河，追逐强敌，敢以少击众的人，才能选为武骑士(《六韬.武骑士》)。
(三)车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年龄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前后左右回旋，力能在车上掌握大旗，拉满八石弓，向前后左右射箭。达到这些标准，才可以选拔为“武车士”(《六韬.武车士》)。
三、对伤病员的安置--临时伤兵医院
春秋战国时期，当与敌人作战时，常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将重伤士兵安置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墨子.号令篇》中有所记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诈为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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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伤病员巡视及医护不力者的处罚
《通典》中记载：“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视医药”(卷149兵二杂教令)。
这一规定，不但使伤病员精神上能得到安慰和鼓励，同时时医护人员也有督促和考核的作用。《六韬.复军诫法》中规定：“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
第七节 医学著述
一、简书《万物》
《万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之一(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4)：36，1988)。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万物》的竹简抄本年代，在西汉初年，据竹简“出现的‘越’、‘符离’等春秋时期才有的地名”，考证《万物》的撰写时代，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胡平生、韩自强:《万物》说略，文物，(4)：48，1988)。竹简残损严重，初以“杂方”名之。后胡平生、等据W001号竹简：“……，不可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简文而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简共计133支，共约1100字，最长者约21.6厘米，载30余字，其余长短不一，字数多寡不等。叙事记物，一句一读，两句之间，以墨色圆点隔开，一支简有写二、三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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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本草学成就：《万物》的药物种类，初步统计为71种，其中：玉石部5种，草部23种，木部5种，兽部11种，禽部4种，鱼部11种，果部4种，米谷部4种，菜部4种。此外，还有“莫盗”、“鼠享”、“大发”、”石卦”等待考。分析《万物》所记载药物，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药物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从“蜀椒”来说，可以推测，这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各地之间的药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万物》记载药物治疗的疾病，初步统计有病名31种，其中有的“浍”等个别病名尚待考证。这些疾病，包括内、外、五官、神经等各科疾病。《万物》所记载的病证，如寒热、烦心、心痛、气臾、鼓胀、瘘、痤、折、痿、痈、耳、惑、睡、梦噩、失眠、健忘等，皆流传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万物》记载的药物功用，有很多不仅与后世本草学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临证医疗中被应用。《万物》关于药物的采集，几乎没有记载。但加工炮制，则已记载有“煮”、“焙”、等几种原始方法。对药物服法与禁忌的记载亦极为简略，只有一条与服法或禁忌有关，如：“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乌喙，即乌头，有毒。由于应用适当炮制方法，可以降低乌头的毒性。因此虽不确切但可初步推测为服食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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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方面的资料，《万物》的撰述年代应早于五十二病方，《万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本草史和医学史上战国初期至春秋时代之间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马王堆出土医书
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继对长沙市东郊的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其中一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国相侯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即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是利苍的儿子。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献资料，包括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医药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等。以上十一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种，所以实际上是十种。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竹木简200支。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四种，以上帛书和订木简医书共计为十四种。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的古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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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部古脉灸经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以下简称《阴阳》)，全面论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从成书的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经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比两部脉灸经都晚，我们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内经》的十二经脉，是在帛书十一条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看不出各条经脉与脏腑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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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两部脉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有些命名比较原始。
2、帛书《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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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3、《却谷食气》与《导引图》
帛书《却谷食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帛书《却谷食气》篇幅较长，原文有将近500字，惜因残损太甚，现今可辨认者仅270余字。从现存《却谷食气》的残文来看，它主要记载的是导引行气的方法和四时食气的宜忌。该篇认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尽量吐故纳新，做好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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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经复原后，此图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在这幅色彩绚丽的导引图上，描绘了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这些人物形态逼真，姿势各殊，服装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这44人的动作姿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呼吸运动，一为活动四肢及躯干的运动，一为持械运动。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引脾病”，即以导引防治痹证或腹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帛画《导引图》中，还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在以仿生动作作为导引术式这一点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4、帛书《养主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帛书《养生方》残损相当严重，估计原书有6000字左右，现仅存3000余字。该书正文在前，目录在后，原有标题卅二个，经整理后尚可辨认者有27个，如“老不起”、“为醴”、“益甘”、“病最种(肿)”、“茎(轻)身益力”、“除中益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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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健身补益方，主要用于强身健体，增强筋力，黑发益气美色等。一类是补益性机能的。
该书在叙述胎儿逐月发育的状态时，曾经明确地写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侯(猴)等等。这是最早对胎教的论述，认为孕妇的饮食起居，所见所闻，思想情志等，都将对胎儿发育的优劣，乃至胎儿性别的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江陵张家山医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挖掘江陵县张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汉初州古墓时，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简最多、达1000多枚，大部分贮藏在竹简(箱)内，保存较完整，字迹清晰。除了法律、军事、数学和遣册等类文献外，还有两种医书，题名为《脉书》和《引书》。据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随葬竹简的历谱推算，其墓葬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文帝初年(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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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脉书》述要
《脉书》共2028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65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2/5，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332字、较乙本多122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6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2、《引书》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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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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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四、《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黄帝内经》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万言。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从其内容看，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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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五色》、《脉经》等。说明在《内经》之前已有许多种医书流传於世。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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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0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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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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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第八节 医家传记
医缓
医和
医
文挚
秦越人(附：长桑君、子阳、子豹等)
一、医缓
医缓，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记载，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国国君景公姬据(公元前599～公元前581年)生病，先叫桑困巫治疗。桑田通过占卜，认定景公的病，是遭晋景公杀害的晋国大夫赵同和赵括的鬼魂作祟所致。晋景公听说秦国有良医，就派遣使臣求医于秦国。秦恒公(公元前603～公元前577年)派遣医缓往诊，医缓即到晋国，诊景公病直言不讳说：“疾不可为也!”因为病程已发展到“在盲之上，膏之下”的晚期，而“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就是说，以砭石、针灸攻治已不可及，服食药饵医治，亦不能至，而医疗无能为力。从引“病入膏育”就成为一句典故与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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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和
医和，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国语.晋语》记载，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后(公元前576～公元前537年)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就是说，平公的病已不能治好，因为近女室。惑以生蛊!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得禁绝情欲吗？医和答道“节之”，要有节制和限度，还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并针对平公的疾病和提问，进一步解释说：“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还把这话告诉了赵孟，赵孟不解地问道：“何谓蛊？”医和解释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落风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听了这话，亦称赞说：“良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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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
医, 战国时期秦国人，事迹出于《尸子》，据说“为宣王割痤。为橥趿浦探杂。张子之背肿，命橹沃，遂愈。”从其所治疗的疾病来看，皆为外科疾思，医橛且晃灰搅萍际醺呙鞯耐饪埔缴。
四、文挚
文挚，战国时期宋国人，洞明医术。事迹出于《吕氏春秋.至忠篇》，据说齐王田地(公元前323～公元前284年)有病，使人请文挚。文挚诊王病，根据病情决定采用心理疗法治疗，遂对太子说：“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杀挚也。”太子问：“何故”？文挚说，“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于是，太子再三恳求说：“苛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于是，文挚应允、愿冒死为齐王治病，便与太子约期前往，而文挚故意不守信誉，三次失约，不按约期为王治病，使齐王很生气，当文挚见齐王时，又不脱鞋就上他的床，还故意践踏他的衣服，用很不礼貌的语言询问他的病情，使齐王气得不肯答言。文挚却反口出陋辞，以激怒齐王。于是齐王大怒，与文挚争吵起来，使其病遂愈，而文挚终为齐王所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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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秦越人(附：长桑君、子阳、子豹等)
秦越人约生于公元前5～4世纪，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医学家，世称扁鹊。河北任邱人。一说为山东长清人。还有人据《陈璋圆壶》、《陈璋方壶》铭，及古陶文等，认为是临淄附近的郑阳人，秦越人生平事迹出于《史记》、《韩诗外传》、《战国策》、《说苑》等古代典籍。
秦越人约自公元前386年前后即“为人舍长”，随长桑君“出入十余年”，承长桑君授以《禁方书》，在诊断上，他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针药并用、综合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证成功。虢君感动他说：“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捐弃沟壑，长终而不得反!”遂“名闻天下”。他以砭石弹刺，治疗秦武王面部痈肿成功。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也”，而使人刺杀秦越人于秦国。
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游历了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域。从事过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多学科的医疗工作。精通汤液、针灸、砭石、熨帖、按摩、手术等各种技术。体现了为广大民众解除病痛的优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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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齐恒侯病案后，司马迁对秦越人评价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故医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微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冶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三个病例说明，在危重病患面前，秦越人敢于承担风险，当“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的评论出现时，秦越人则实事求是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秦越人在医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经络脏象方面：秦越人提出病邪沿经络循行与脏腑的深浅，由表入里传变。他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脏厥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秦越人所说的是足阳明胃经“下膈、属胃、络脾”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别下于三焦膀胱”，即手少阳三焦经“下膈，属三焦”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或足太阳膀胱经“络肾，属膀胱”的循行与脏俯关系“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即是沿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循经取穴，进行针刺治疗，抢救了垂危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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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诊合参方面：秦越人“特以诊脉”为其专长，而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美誉。齐恒侯田午一例，则是全凭望色观察分析病情的发展过程，正确判断齐桓侯的发病机制，即从腠理侵入血脉，继入肠胃，再入骨髓，说明了秦越人在望诊上的造诣。由于秦越人充分掌握了诊断方法，在诊断学上能言病之听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3、辨证论治与综合治疗方面：虢太子的“尸厥”证，秦越人“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把病人从昏迷中抢救过来。然后“乃使弟子子豹为五分之熨，更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为病人进行保温治疗，促使病人很快恢复到能够自己“起坐”。再“服汤二旬”，以“更适阴阳”，使病人恢复健康。秦越人和弟子子阳、子豹等，综合应用多种疗法，成为中国医学史上进行辩证论治和施行全身综合治疗的奠基人。
司马迁对秦越人在中国医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作过高度评价，他说：“扁鹊言医，守数精明，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表明秦越人对中国医学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秦越人以卓越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崇高威信，使广大民众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在全国各地为秦越人建立的纪念性墓祠之多、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是历史罕见的。, http://www.100md.com
第一节 职业医生的出现和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萌芽
第二节 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
第三节 药物学的成就与方剂学萌芽
第四节 临床各科成就
第五节 初具体系的医学理论
第六节 军事医学
第七节 医学著述
第八节 医家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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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职业医生的出现和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萌芽
春秋后期，产生了我国思想史上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他们分别开创了道家和儒家两大流派。战国时期，造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墨、道、法、阴阳、名、农、纵横、杂、兵等“九流十家”便是当时思想战线上的代表性学派。与此同时，天文、算学、冶金、纺织、制陶、水利工程、建筑、机构等技术也有很大发展。
春秋战国不仅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科学技术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医学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
一、职业医生和医学专著的出现
在春秋时期，中国已经出现了专职的医生队伍。医缓、医和、扁鹊及其弟子子阳、子豹等都是当时著名的职业医生，公元前6～5世纪的秦国还有了专门的宫廷医疗机构，并设有“太医令”这一官职。同时，专门医学著作也陆续问世，如长桑君授与扁鹊的《禁方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也多成于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时，医书的数量已十分可观，传世的《黄帝内经》，所引用的《上经》、《下经》、《金匮》、《揆度》等十多种古医书无疑都要早于《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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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哲学向医学的渗透
春秋战国时期哲学的发展不仅有力地促进了医巫的分化，而且在渗透到医学之中，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形成。所有名家的哲学思想几乎无不涉及生理、病理、养生、治疗等，形成各自的哲理性医学理论观点；医学著作也吸收和应用哲学概念和思想从而逐步建立医学理论基础，如元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天人相应论等思想，因而使中医理论一开始就具有浓郁的哲学思想气息。
三、医学基础理论体系的奠定
随着巫、医的分流和医学研究的开展，春秋战国时期医学理论逐渐形成。如春秋时医和的阴、阳、风、雨、晦、明“六气”致病说，扁鹊言论涉及的“五脏”、“肠胃”、“血脉”、“血气”、阴阳等生理概念，《内经》确立了以脏腑经络气血为核心的医学理论体系，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http://www.100md.com 四、临床经验的积累和分科趋势
经验疗法可以上溯到巫医混杂的时代乃至人类形成之初。到春秋战国时期，医疗经验已积累到相当程度，从《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疗法可以看出当时已普遍使用复方，其医疗技术与方法已有药敷、药浴、烟熏、蒸气熏、熨法、砭法、灸法、按摩、角法、外科手术等；书中所载用狗膀胱套竹管插入肛门吹胀以引出痔核加以割除的内痔割除法十分巧妙。《汉书.艺文志》方技类所载“经方”，属内科的著作有《五脏六腑痹十二病方》三十卷，等共七种207卷；外伤科有《金疮瘛.S方》30 卷；妇儿科有《妇人婴儿方》19卷。这些专著文献的出现表明临证医学内科、外科和妇(产)儿科之分工。
第二节 卫生保健和疾病预防
春秋战国时期，个人饮食、饮水、环境卫生以及养生保健等方面均达到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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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卫生保健
个人卫生，主要表现在盥漱、沐浴等方面。《礼记.内则》：“鸡初鸣，咸盥漱”。《礼记.曲礼上》：“主人未辩，客不虚口”，“虚口”，指饮宴后用浆与酒漱口，显然对保持口腔卫生是十分有益的。同书还强调饮食之前“先盥其手”，《礼记.内则》规定人们定期沐浴，清洁身体。同时还要求中上下分开使用，“浴用二巾，分别用于头身和脚的洗浴。当时王宫、旅舍等地也有这种供洗浴的设施，当时沐浴并配合熏香或涂身，被视为一种待人十分恭敬的礼节。”沐浴不仅是一种清洁皮肤、促进血液循环的卫生方法，而且还是一种简便的治病方法，“头有创则沐，身有疡则浴”。据《西京杂记》卷六载汉代广川王发掘战国魏襄王墓，发现“床上有玉唾壶一枚”，可见当时已使用唾壶，不随地吐痰。
饮食卫生，人们已经注意到饮食定时、定量、清洁，认为饮食必须按四时变化加以安排。《墨子.非攻》说：“食饮之下时，讥饱之下节，百姓蹈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论语.乡党》中记载孔子有“十不食”，如“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不多食”、“食不语”等，当时人们讲究饮食卫生，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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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冰或原始冷库冷藏食物。《吴越春秋》记载：“勾践之出游也，休息食宿于冰厨”。1965年韩都新郑发掘出地下建筑和冷藏井，地下室内有南北成行排列的5眼井，深约2米，用预制的口径近1米的陶井圈套叠而成。同时还在地下室和井中发掘出大量的羊，猪、牛、鸡等骨骼和大批陶器。有的陶器上刻有左厨等文。陕西凤翔春秋时期秦都遗址发现“凌阴”(冰室)，可藏冰190立方米。战国时期冷藏井是宫廷中重要设施之一。这些“冰厨”、冷藏井等用来贮存食品，可防止食物发霉变质。
饮水卫生，为了确保饮水卫生，饮用井水和保持井水清洁得到严格的重视和管理。如水井，每年春天定期清除井内污泥浊物，有的水井还设井台、井栏、井亭、甚至还有公用取水桶。1977年在河南登封战国阳城遗址内发掘出贮水池、输水管道关用的“阀门坑”，其结构很象现代城市中的“自来水”设施。
环境卫生，洒扫庭院，已形成良好的社会习俗。如果不洒扫庭院，就会遭到卑视。如晋人曾讽刺晋昭侯(公元前745～前740在位)说：“子有廷内，弗洒弗扫”。有的都市里埋设了排除污水用的地下水管，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就出土虎头形下水道陶管，说明当时人们对环境卫生的重视。《孙子兵法》：“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强调了环境卫生时行军的重要意义。同时人们还对不同水质与健康的关系作出了富有科学道理的论述。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开始重视养生。《庄子.养生主》总结出“吹呼吸，吐故纳新，熊经鸟伸”的养生理论与方法，诸子都曾论述过养生尤其老庄的养生思想对后世医学、养生学产生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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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气玉佩铭》，为战国初期(约公元前380年)遗物，所刻内容为，“行气，深则蓄，畜则伸，伸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萌，萌则长，长则退，退则天。天其春在上，地其春在下。顺则生，逆则死”。该文叙述了早期气功锻练的方法与要令。《十问》说：“深息以为寿”。呼吸锻炼在当时称为“吐纳”、“行气”、“咽气”、“食气”等，《吕氏春秋.尽数》指出，“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当时称肢体锻炼为“导引”，马王堆帛画《导引图》载有44种导引，其中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成为后世仿生导引术的滥觞。
二、疾病预防
“预防”一词最早见于《周易.下经》，“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春秋时期，知识界已普遍形成防范于未然的思想，如《管子》说：“惟有道者，能避患于未形，故祸不萌”。这种避祸防患的观念影响到医学界，被引申、发展成为预防疾病的思想，《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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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傩”采用的形式是迷信的，但却蕴藏着早期预防传染病的思想。《山海经》所载，防蛊8种，防疫4种，还有预防其他疾病的20多种药物等均能说明此期这疾病预防已为人们所重视。
第三节 药物学的成就与方剂学萌芽
秋战国时期，用药品种日益增多，药物学知识不断丰富。除了用单味药治病之外，还探索多味药组成复方疗疾，因而出现了方剂学的萌芽。
一、本草知识的丰富
1.出土医书中的药物
(1)阜阳汉简《万物》所载药物：
此书简残损太甚，根据可辨认者统计，共收载药物七十多种。其中玉石类、木部类、兽部类、虫鱼部类、果部类、米谷部类、菜部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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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记载非常古朴，如“鱼与黄土之已痔也”，“姜叶使人忍寒也”，这些都是比较原始的用法。
(2)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所载药物《五十二病方》因残损较多，很难确知原来所载方药总数。据帛书整理小组统计，共列药物247种。其中矿物药21种，草类药51种，菜类药10种，木类药29种，果类药5种，人部药9种，兽类药23种，鱼类药3种，虫类药16种，器物、物品类30种，泛称类药10种，待考药名14种。
此外，在马王堆一号汉墓的随葬物品中，还发现不少盛放在香炉或熏炉里有茅香、高良姜、姜、桂、蒽(蕙)、贲、花椒、辛夷、藁本、杜衡、佩兰等。
从《万物》和《五十二病方》来看，说明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现了众多的药物，而且对药物的性味功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万物》是我国迄今发现的以记载药物知识为主的专书，但所载几乎都是单功能药物，其内容简略而古朴。《五十二病方》虽是记载临床治疗的方书，而所载药物之多却是空前的，仅次于后来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该书所记述之每一种药物已具有多种治病功效，比《万物》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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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山海经》、《吕氏春秋》等书对药物的论述
(1)《山海经》：是一部约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地理著作，在叙述山川地域及其物产时，也记载了各地出产的药物，共一百多种。其中约有：
如食之多力，食之不愚的补养药；食之宜子孙的生育药；服之不字食之无子的避孕药；服之美人色的美容药：食之无疫疾；食之无大疾；可以御疫的防病疫药；食之可以杀人的剧毒药；可以御百毒，可以为(治)毒的解毒药；可以杀虫的杀虫药；食之不眠，食之无卧的兴奋剂等。
此外，约在这一时期在成书的非医药专著如：《管子》、《离骚》、《昌氏春秩》、《礼记》、《尔雅》等，也都其不同的角度论及了不少的药用植物、动物、矿物等。
二、方剂学的萌芽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用药知识的积累，逐渐由使用单方过渡到使用复方，并且不断探索组方的原则和理论，方剂学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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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阳汉简《万物》记载有一些复方。如“倍力者以羊与龟”，认为龟羊合用，其强身健体之功更著，是复方的萌芽。
《五十二病方》，收载医方283个，如治癃病方、治牡痔熏蒸方等等。从上举诸例可以看出，帛书《五十二病方》，复方大量增加了，而且剂型多种多样，既有内服的，又有外用的，洗浴、熏蒸、涂擦、外敷、充填诸剂齐备。
《内经》奠定方剂理论：《素问.至真要大论》说：“主病之谓君，左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非上下三品之谓也。”又说：“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内经》并非方书，但对方剂理论和组方配伍原则作出了出色的归纳与总结，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节 临床各科成就
春秋战国时期承周制，医学已有疾医(内科医生)、疡医(外伤科医生)、食医(营养医生)和兽医之分是肯定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曾为带下医、小儿医、耳目痹医(五官科)，说明从周过渡到春秋战国时期，医学渐趋专科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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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内科疾病
二、外科疾病
三、皮肤科疾病
四、骨伤科疾病
五、妇产科疾病
六、小儿科疾病
七、五官科疾病
八、针灸科
九、法医学
一、内科疾病
在一些非医学文献中也记述了内科杂病的病证表现与病因，例如 《山海经》已有瘕、瘿、风、狂、疟和疫疾等十余种；有些还论述了症状与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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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礼》中，已记载季节变换与疾病的关系，例如所叙春季多发头痛，夏季易发疮疡，秋季常流行疟疾，冬季以咳嗽喘息为多见。这是通过对四时季节变换和气候失常等不同致病因素的观察中，反映了当时对部分内科杂病病因的认识。
《吕氏春秋.尽数》中不仅论证了瘿，而且观察到本病的发生与所在地的水质有密切关系。至於医学文献对内科杂病的认识与论述已更为深入。例如：
《五十二病方》，并非内科专著，但也反映了当时对内科杂病的认识水平。其论述多以观察各种疾病的特点入手，例如“痫证”，就是以疾病发作时与马、羊等动物某些形态相似，而命名“马痫”、“羊痫”等，这种命名法在后世医家的著作中多有启示，《黄帝内经》对内科杂病的认识，已联系病因，脏腑经络气血以及病状特点来进行分类，已突出了类的概念。注意抓某类疾病的共同特点，对临床治疗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以风为共同病因而引起的疾病甚多，有肝风、心风、脾风、肺风、肾风、首风、大风、病风、偏风、风痹等。其中五脏风多属外感热性病范畴；偏风是指脑血管疾患，疠风、大风多指麻风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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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对急症的认识也很突出。它把突然发作、病情危重的疾病称为“卒病”、“暴病”、“暴疾”，范围所及达数十种，其中以内科病居多。有的突出症状特点，如痉证、呕血；有的以病因命名，如伤寒；有的以疾病性质别类，如热病；有的按病机区分，如厥逆；有的根据病位冠名，如心痛。内容多散见于各篇，但也有以“举痛论”、“厥论”、“厥病”、“热论”、“热病”、“刺热论”、“评热病论”等设专篇以论专病者。
《内经》还为中医治疗学提出许多正确的治则治法，因而对提高内科临床治疗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外科疾病
在中国医学史上，人们同化脓性感染，外伤等的斗争，从而积累的外科治疗经验。例如：砭石，是已知的最早的医疗工具，当是新石器时代的产物，或更早些。汉?许慎在解释“砭”字时指出：“以石刺病”谓之砭，《灵枢.玉版》更明确认为：“故其已成脓血者，其唯砭石铍锋之所取也。”原始人的钻颅术、拔牙成形等，无论其有否外科治疗目的，但均对外科之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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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医疗技术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社会上已有了外科专门人才和专门外科机构的设立，据《周礼.天官冢宰》所载，周代已设有疡医。“医师”明确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和兽医等四科。当时的疡医即外科，是四科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对比脓性感染的病因疾病鉴别、症状诊断以及某些治疗原则和技术、手术方法等。已能作出比较正确的阐释，其理论在后世也有不断发展与进步。
《灵枢，痈疽篇》更设专篇依次由头面、项颈、胸腹四肢等论述了不同部位的痈疽，对其大小、颜色软硬、疼痛性质、诊断治疗原则以及预后等，作了相当系统的叙述。如咽喉部位的“猛疽”，发于颈部的夭疽，发于颈腋之“马刀挟瘿”等20条种。治疗方法此期大约已有内、外用药物治疗、切开引流和手术截趾、指等三类。再如截趾以治疗血栓闭塞性脉管炎的外科手术疗法，指出：“发于足指，名曰脱疽，其状赤黑者，死不治。不赤黑者，不死。治之不衰，急斩去之，不去则死矣”。尤其可贵的是《内经》已发明和运用放腹水的医疗技术。《内经》时代，不但能用筒针于腹部脐下三寸处作为腹腔穿刺点以放腹水，更已有了“束身令实，夏饮补药”的护理原则。《五十二病方》以次论述了诸伤、伤痉、婴儿索痉、婴儿病痫、婴儿瘛、狂犬病、体臭、皮肤病、毒箭伤、蝎伤、蛭伤、毒蛇伤、疣、癫痫、白癜风、肋间神经炎、毒虫伤、麻风、人病马痫、人病羊痫、人病蛇痫、泌尿系结石、腹股沟斜疝、内、外痔与瘘管以及痈疽、下肢烧伤等等共计52种疾病，从现代概念理解几乎完全可以视为外科疾病。故《五十二病方》很可能就是《汉书.艺文志》存目的《金疮瘛.S方》。再从该书所达到的科学水平作些叙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外科诊治水平所达到的高度。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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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伤：论述了人体被金刃等伤所造成的疼痛、出血、瘢痕等病症以及各种用酒止痛等治疗方法；
伤痉：由于金刃等外伤而引致之痉症。按其所叙：“风入伤，身伸而不能屈”之病因、症状描述，可断定即破伤风。在其治疗的六个处方中，包括有炒盐令黄，布囊淬酒以“熨头”，取药汁“强启其口，为灌之”，…同时，从治疗方法和用药剂型的多样，也能反映出此时对破伤风的认识和治疗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冥病：即麻风病。“其所发毋恒处，或在鼻，或在口旁，或齿龈，或在手指，使人鼻缺指断”。尽管由于文字有缺损，但仍然可以看出先秦医学家对麻风病病困、发病部位、症状与预后已有比较正确的认识；
~：即~，属阴囊病范围，其中用以治疗腹股沟斜疝的疝气罩，或为疝气带，已有发明。如“穿小瓠壶，令其孔尽容者肾与(月最),即令-者烦(握)瓠，东向坐于东陈垣下，即纳肾(月最)于壶孔中，…再摩之”。这种还纳疝内容入腹，再将缩小的阴囊纳入壶卢内，壶卢底部压迫疝环处而阴茎从壶卢孔穿出不影响排除小便的医疗技术，其设计已十分精巧。这种技术同后世所应用的疝气罩、疝气带等器具，在科学原理和使用价值上有相似之处。此外，该书在治疗腹股沟斜疝上还创造了外科手术疗法，其手术虽然比较原始，但有效和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如所强调：“……，先上卵，引下其皮，以砭穿其旁，口口汁及膏口，挠以醇口，又灸其，勿令风及，易瘳。……”其文虽有缺损，但仍可清楚看出其手术方法与步骤是：先将阴囊之疝内容还纳入腹.然后将皮表向下引牵，再用砭石穿刺其疝旁部位，使破出血汁等。并于其伤口挠以醇酒，再用火灸其疮面，并且强调不要接触风的护理要求，如此造成疝环部位创伤，加之酒与灸刺激烧熨，局部必然形成较深广的瘢痕，很可能因此而闭锁其疝环，从而达到疝修补术手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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痔：《五十二病方》已有脉痔、牡痔、牝痔、血痔、巢(肛门瘘管)以及肛门部搔痒、脱肛(人州出)等病名诊断、鉴别诊断、医疗技术的论述。仅就医疗与外科手术水平而言，对于“如鼠乳状，末大本小，有孔其中”之牡痔，已有进行烧灼结扎痔根的手术，对位于肛门旁大如枣的牡痔，以角法使痔由肛门吸出进行手术结扎切除疗法。对“牡痔之有数窍，蛲虫从道出者”，进行“先导以滑夏铤，令血出”的搔爬手术，并配合药熏疗法，更可贵者是对混合痔合并脱肛之“巢塞(月直)者”，创造出“杀狗，取其脬(膀胱)，以穿竹管，入肛门中，吹之，引出，徐以刀剥去其巢”。这一手术是非常先进的。
三、皮肤科疾病
不少皮肤病已描写或初步认识，出现了许多皮肤病古病名，诊断和治疗方法正有显著进步。
《山海经》中载有疠、疣、疽、痤、白癣、疥、骚、垫、痈、底(胝)、皮张、腊、曝(皮皴)、肿等十多种病名，相应的防治药物有30多种，还提到悦容和灭瘢。《战国策》豫让“漆身为厉，灭须去眉，以变其容”的故事，说明当时对麻风病已较熟悉，而漆身为厉则是人为的大漆皮炎的最早记载。《庄子.逍遥游》述有：防治手足皲裂的有效方法，这也是世界上防治职业性皮肤病的最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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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病方》是迄今所发现的第一部载有多种皮肤病症和治法内容的方书。突出的表明了诊断与治疗方法的进步。其中，与现代相应之皮肤病有：
夕下：为腋下湿痒类皮肤病，如多汗症、腋下湿疹等；疣、马疣：寻常疣等；白处：白癜风；冥病：按本书成书年代，麻风病已为人熟知(称为“疠”)，且本方所述者未涉及“不仁”等神经麻木症状，故考虑麻风病外，还类似于寻常性狼疮等皮肤结核病；
乾骚(瘙)：皮肤瘙痒症及疥癣类。
上述病名虽较简单，但其中有的病名因正确地反映了诊断特点而沿用至今(如疣、漆疮等)或成为今日命名之滥觞；并根据不同诊断，采取不同有效治法。除祝由法外，各类治法约70条，有内服、外涂、灸疗、洗浴、熏蒸、按摩等；所用药物有动物药、植物药和矿物药30余种，并常采取多种疗法综合治疗，特别是疮疡疥癣使用了堆黄、石(砷剂)和水银(汞剂)，这是领先于世界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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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骨伤科疾病
《灵枢》指出可以通过解剖了解人的形态构造，在《素问》和《灵枢》中，分别描述了人体的骨骼系统构造，指出骨骼的功能是人体的支架和杠杆作用，“骨为干”、“骨属屈伸”，同时，还论述了骨骼中有骨髓，脊椎有脊髓，脊髓上通于脑，受脑统属。对全身的骨骼，主要关节均有记载和命名。
关于骨折的诊断分类：《阴阳脉死候》有：“凡三阳，……其病唯折骨列(裂)肤一死”的记载。“折骨绝筋”是指闭合性骨折。“折骨列肤”是指开放性骨折。
关于开放性创伤并发症《五十二病方》首先记载了开放创伤并发破伤风。认为伤口被“风”邪感染会引起“痈痛”。并观察到开放创伤感染有红、肿、痛、化脓、溃破，甚至创口生虫，经治后出现肉芽增殖，瘢痕形成而愈合的症状病理变化过程。
关于骨痈、疽、肿瘤：对此类疾病《五十二病方》已记载有痈、疽、骨疽、肿瘤痛的一些症状。《灵枢.痈疽》又从病因病理、病变部位和症状表现上指出痈、疽的鉴别诊断。这些记载，都在一定程度上描写了发于四肢部位类似骨髓炎、骨结核的症状体征。发于膝部位的类似痈是“如坚石”，后世又称为“石痈”，与骨肿瘤关系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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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观点的形成：战国时代“形不动则精不流”的观点，形成了重视运动、运用导引等以强身防病的“治未病”观点。
《五十二病方》治伤、痈、疽的方法和用药，反映了一方多用、局部病变全身调治和内外兼冶的思想，既有内服，又有外敷、外洗、外熨等。
《内经》科学地总结了前人的治疗经验。在具体的方法上，提出了一系列的治疗法则。洗浴、外敷包扎、追蚀、切开排脓和发汗等。
洗涤法《内经》称为“浴之”。据《五十二病方》等书所载，“浴之”应用于创口早期的消毒法，感染病灶的洗涤法(包括痈、疽治疗)，以及筋骨痹等温洗疗法。
《五十二病方》是世界上较早记载应用水银膏治疗外科感染的文献。
导引和按摩疗法是这一时期对骨科伤病的重要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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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用椒、姜、桂和酒煮熏浴冶痹痛；用连翘煮汤熏浴治痈疽，并指出：“病在骨，粹针药熨”。“今风寒客于人，……或痹不仁肿痛，当是之时，可汤熨及火灸刺而去之。”认为药熨、熏浴能疏通气血，活血化瘀。祛风寒湿邪，这一疗法，一直沿用至今，是中国骨伤科宝贵的治疗经验之一。
五、妇产科疾病
《山海经》已记载了佩带某种药物可以有助于生育，食某种药可以使人“无子”、“不育”。
《周礼》明确规定：“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礼记.内则》更强调：“妻不娶同姓”。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医生扁鹊，具有多方面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他曾行医来到赵国的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由于当地人民重视妇女，便按当地群众的需要，当了一名“带下医”(妇科医生)。这说明我国早在公元前4～3世纪，就已有了以治疗妇科疾病为主，而行医于民间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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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二病方》记有妇女常见病：女子(癃)，马王堆帛书《胎产书》，则是我国现今已知的，最古的以胎产命名的产科著述。其中有医论一篇，即“禹问幼频”，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变化和产妇的调摄；另外，还绘有两种埋胞方位的图形，显然是与迷信有关。
《五十二病方》中已记有“女子月事”。《内经》则更全面地论述了月经的产生及其与生育机能的密切关系。《素问.上古天真论》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主而长极，……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提出了月经是妇女的一种生理现象；明确了月经的周期性：女子14岁初潮，进入生育年龄；到了49岁，为绝经期，主育机能衰退，认为月经的产生主要是肾气，天癸，冲任脉的作用。《灵枢.五音五味篇》又说：“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以其数脱血也。”深刻揭示了女子以血为本的生理病理特点。
关于妊娠的生理和妊娠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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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产书》比较详细地论述了胎儿在母体中的发育变化。论中把最初形成一个月以内的胚胎描述为“流刑”；指出胚胎发育至二、三月时，呈一团“膏”、“脂”状物；四、五月时，胚胎产生血与气；依赖气血的供养，胚胎先后子七、八、九月生成筋、骨、皮肤、毛发等各种器官组织。经10个月的变化过程、胚胎发育成熟，最后娩出母体，这在中国人体胚胎发育史上确实是最早的论述，北齐医学家徐之才的“十月养胎法”即源于此，从而奠定了中医妇产科学“胎教”和孕妇保健的理论基础。
关于妇科疾病的认识与治疗：关于妇科疾病，《素问》已记载有女子不月，月事不来，月事衰少，血枯(经闭)；崩中，经水过多；女子带下瘕聚；还记有产科病，如子(妊娠音痖)等。《灵枢.水胀篇》更记有肠罩和石瘕，对其症侯特点和病变部位也有比较确切的描述和分析。现代多数学者认为，肠罩与卵巢囊肿、输卵管积水相类似；石瘕与子宫肌瘤相类似。《内经》还提出了一些有关妇科疾病的治则和方药。加因感受寒邪、血凝气滞，导致的经少、经闭。《素问.调经论》则用消法，“消而去之”；若发生汤罩、石瘕、《灵枢.水胀篇》则用导法，认为“可导而下”。《素问.腹中论》为治疗月事衰少不来、血枯经闭，制定了妇科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通经方剂：四乌贼骨一芦茹丸。方中有乌贼骨、雀卵、鲍鱼汁，为血肉有情之品，可益精血补肝肾；并用茜草可祛瘀生新。为妇科处方用药树立了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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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小儿科疾病
《五十二病方》是现存最早记有儿科内容的医书。书中记载的“婴儿索痉”可能为新生儿破伤风，“婴儿病痫”可能为小儿热性惊厥，说明先秦医学对不同性质的小儿痉挛性疾病已能作出较为准确的鉴别诊断。
《素问.上古天真论》对儿童生长发育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男子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把小儿的生长发育与肾气的盛衰联系起来，给后世儿科医家从肾论治以极大的启发。书中还对小儿常见危重病症的症状、体征、诊断、预后有所认识，如《灵枢.论疾诊尺》载：“婴儿病，其头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间青脉起音。掣痛，大便赤瓣飧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飧泄、脉小、手足温、泄易已。”所述头发逆上、掣痛、大便赤瓣飧泄等症状，多为营养失调、消化不良、缺乏钙、磷所致。《素问.奇病论》对先天性癫疾作了精辟的阐述，认为“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这与今之新生儿癫痫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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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五官科疾病
春秋战国时期，以《黄帝内经》为主的医籍对口腔的生理解剖、病理以及病症有所论述，并对某些疾病采用针灸疗法。
《素问.上古天真论》已明确记载女子七岁“齿更”、21岁“真牙(智齿)生”；男子8岁换牙，24岁主智齿。这和现代的情况基本吻合。《灵枢.肠胃》载：“唇至齿长九分，口广二寸半。齿以后至会厌，深二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两，长七寸，广二寸半”，毫无疑问，这些记录是建立在人体解剖基础之上的，当时已注意到口腔疾病与营养、内脏的关系。对龋齿，《灵枢.论疾诊尺》根据压痛部位来诊断，云：“诊龋齿痛，按其阳之来，有过者独热，在左左热，在右右热。在上上热，在下下热”，并提出针刺疗法，如“齿龋，刺手阳明，不已，刺其脉入齿中。”(《素问.缪刺论》)
扁鹊及其弟子行医到周都洛阳，知周人尊老，即以“耳目痹医”名于时。扁鹊专治耳疾，目病，实则为五官科之最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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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对五官疾病的记载还有龋齿、口疮、咽喉病、齿痛、舌本痛、舌本烂、重舌、舌纵、唇胗、眼疾、耳聋、耳鸣、鼻病等。
在五官病治疗上，《灵枢.九针论》指出：“病生于咽喉，治之以甘药。”它还强调食治。《灵枢.痛疽》记载：“痈发干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发，”对针刺治疗五官病论述也很充分，《灵枢.厥病》指出：“耳聋无闻，取耳中，耳鸣，取耳前动脉。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脓，……，耳无闻也，耳聋，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与肉交者，先取手，后取足等等”。这些方法至今还有沿用者。
八、针灸科
我国针灸历史非常久远，由于冶炼事业的发展，开始有了金属针，是在砥石、砭针基础上形成的。
春秋战国时期，医缓曾对针灸治疗的宜忌作了一定的论述。秦越人以砭石弹刺奏武王面部痈肿，并和弟子子阳、子豹一起“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获得成功。说明当时是针石并用的，在医学专著中，《灵枢.玉版》说：“其已致脓者，其惟砭石、铍锋之所取也”。《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皆为痈疡，其治疽砭石”。亦皆说明，自远古以来，以砭石为针灸医疗用具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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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王堆古医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抄本)、《脉法》、《阴阳脉死侯》等四种，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为马王堆古医书后三种之合，皆与经络、经脉等针灸基础理论有着密切关系。马王堆古医书还有《五十二病方》，这些古医书皆只有灸法，而无针法。《史记.仓公列传》记载有《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石神》、《经脉上》、《经脉下》等医学专著，由公乘阳庆、公孙光等传授于淳于意等流传于世。《黄帝内经》虽详于针而略于灸，标志着针与灸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并初步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仅从以下四方面阐述此期针灸学的主要成就。
经络学的成就：经络学是针灸学的理论核心，是人们在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发现和认识的，从马王堆古医书、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仓公传》中的《黄帝脉书》等到《黄帝内经》，可以清楚看到，经络学从零散的记载发展到十一条经脉和十二条经脉的全过程；腧穴学的成就：马王堆古医书的两种灸经和江陵张家山汉简《脉书》，皆只有脉而无具体腧穴。《史记.扁鹊列传》始有“五藏之输”和“三阳五会”的记载，标志着腧穴出现。《黄帝内经》虽屡讲365穴，但实有双穴名135个，单穴名25个，共有295穴，仍缺70穴，而不足365穴之数，腧穴已形成腧穴分类、腧穴定位和特定腧穴等三个理论方面，说明其发展已初具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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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学的成就：在掌握针灸治疗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术的基础上，在针灸治疗选穴、配穴和治疗三个方面有较突出的成就，例如：
选穴，已总结出循经选穴，即病在何经则选其所属经脉穴位进行针灸，以及“按藏府选穴”的两种选穴理论与方法；关于配穴原则：主要有局部取穴、远隔取穴、局部与远隔相结合三种配穴原则；
各种病证治疗：以针灸治疗的病证主要有热病、寒热证、疟疾、腰痛、膝痛、心痛、腹痛、痿证、喘证、水肿鼓胀、癫狂、痫疚、头痛、项强项痛、耳聋耳鸣、喑哑失音、齿痛龋齿、衄血、重舌、目赤痛、口苦、犬伤、疠风等三十多种病证，为针灸治疗学奠定了基础。
上述成就，标志着针灸学已由经验进入理性阶段，开始形成一门重要学科。
九、法医学
法医学的萌芽时期：中国的成文刑法最早见于公元前536年，郑国子产首先铸刑书；公元前513年晋国又铸刑鼎，可惜均已失传，公元前407年，魏文侯颂布李悝《法经》，这是一部集诸候法律之大成的杰作，是以后历代封建法典的蓝本，商鞅变法(公元前359～前350年)，其中的刑法(秦律)就是依据李悝《法经》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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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萌芽状态的法医学，大约就是从实行《法经》与《秦律》以后开始出现的《礼记.月令》与《吕氏春秋.孟秋纪》都记载：“是月也，有司修法治，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博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蔡邕注：“皮曰伤，肉曰创，骨曰折，骨肉皆绝曰断。”即当时已有命令理官检验不同程度损伤的规定，近年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发现的《秦律》，其中确有不少与法医学有关的内容；特别是同时出土的《封诊式》明确记载了许多有关法医学检验和刑事侦查的案例，一切都充分说明战国时期是我国法医学与刑事技术的萌芽时期。
秦律与法医学：1975年末，我国考古学界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发掘了12座秦墓，其中十一号墓出土了大量秦代竹简，定名为《睡虎地秦墓竹简》。墓主喜(公元前262～前217年)曾历任安陆御史、安陆令史和鄢令史等与司法有关的职务。
秦简中与法医学关系密切的是《法律答问》和《封诊式》两部分，《法律答问》计简210支，多采用问答形式，对秦律的某些条文做出明确的解释。由其内容可以看出，秦律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运用了法医学知识。例如：秦律明确规定，不同程度的损伤处以不同程度的刑罚，如毁损耳、鼻、唇、指等处以耐刑(是剃去双鬓及胡须的一种古刑法)；拔去须眉，斩下发髻处以完城旦(不加肉刑，保持身体完整去服筑城的劳役)之刑；以针、锥等锐器伤人处以黥为城旦(即受墨刑兼服筑城的劳役)之刑等，论刑时除了考虑到损伤本身的轻重外，也考虑到凶器的性质，如咬伤与用锥、针伤人的刑罚显著不同，对于使用锐器伤人被认为是情节严重的，秦律有剃鬓及胡须的耐刑之设，又有割人须发得受处重刑的规定，反映战国时期非常重视须眉鬓发，说明毁容问题已列为刑律的一项重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在《封诊式》中提到“诊其痍状”，而在《法律答问》中又专对“大痍”作了解说：“何如为大痍？大痍者肢或未断，及将长令二人扶出之，为大痍”。这一解说正是大痍的诊断标准，这是战国时期进行法医学活体检验的又一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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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诊式》及其法医学成就：《封诊式》中的“封”指查封；“诊”指诊察、勘验、检验；“式”格式或程式。《封诊式》就是有关查封与勘验程式的一部书籍。全书共有竹简98支，分25节，包括书题共3010字，内容有审讯、犯人历史调查、查封、抓捕、自首、惩办和勘验。勘验是本书的中心内容，包括活体检验、首级检验、尸体检验、现场检验和法兽医学检验(验牛齿)等，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以案例的形式介绍的，具有典型案例性质；同时这些内容也是以文书格式的形式出现的。现将其缢死之检验报告译文介绍如下：
缢死爰书：某里的里典甲说：“本里人士伍丙在家中缢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前来报案。”当即令史某前往检验，令史某爰书：本人和牢隶臣某随甲同丙的妻和女儿对丙进行检验，丙的尸体悬挂在其家东侧卧室北墙的房椽上，面向东，用拇指粗的麻绳做成绳套，束在颈上，绳套的系束处在项部，绳索向上系在房椽上。绕椽两周后打结留下的绳头长2尺，尸体头上离椽2尺，脚离地2寸。头和背贴着墙，舌出齐唇吻，二便失禁并污两脚，解索，其尸口鼻有气出，如叹息状。颈部索迹呈淑郁色，不同项处长2寸，其他部位未见兵刃、木棒、绳索等损伤痕迹。房椽粗一围，长3尺，西距地上土台2尺，在上台上面可以系挂绳索，地面坚硬，不能查知人的痕迹。绳索长1丈，死者身穿薄绸单上衣、裙各一件，赤足。当即令甲及死者之女将丙尸运到庭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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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时必须首先仔细观察痕迹，应当亲到停尸现场，检查绳索悬挂处，该处有绳索通过的痕迹，检查舌出不出，头、足离悬索处及地各多少，有无大小便失禁，然后解绳索，看口鼻是否作喟然叹息状，索迹是否呈椒郁色。通过系绳处试脱头，能脱，再解其衣，详细检查全身、头发内和会阴部。若“舌不出、口鼻不喟然、索迹不郁、索终急不能脱”，难走缢死。若死后经过较久，口鼻可无喟然叹息状。自杀者必有原故，应讯其同居人，弄清原因。
这是一个典型的缢死的现场尸体检验案例，特别珍贵的是对索沟性状的描述，以“不周项”作为索沟的特征，以椒郁色作为生前缢沟的特证，法医检验已达到很高水平。
《封诊式》记载了外伤流产和麻风病的诊断方法，以及流产胎儿的检验鉴定方法。
在现场勘验方面，一些案例详细记载了现场的方位、四至、停尸处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现场的血迹、足迹、手迹、膝迹及工具痕迹，现场上遗留的物品及其他物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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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资料可以认为，《封诊式》就是一部以文书格式形式出现的秦代刑事技术书籍。说明我国古代法医学的萌芽阶段。《封诊式》是世界上最早的有丰富的法医学内容的刑事技术书籍。
战国时期的检验制度：
检验程序：从《封诊式》的内容可以看出，战国时期已有一定的检验组织制度，每个案件“爰书”的开头，都有一段作为检验前提的报案，是由基层人员的里典、求盗到县报告的，也有是被害人控告的，然后由县令或县丞命令令史率领隶臣等前去勘验。检验时允许家属和有关的同里人参加共同观看，检验后由令史写出检验报告书，报案加上检验报告书就成为县令或县丞处理该案的依据。
检验人员战国时期已有明确分工，如令史：是一县之中的下属官吏，负责进行活体检验、尸体和现场检验，还负责拘捕人犯；医生：参加与疾病有关的活体检验，不参加尸体检验；隶妾：即女奴隶，活体检查妇女下部，由经产的隶妾进行；隶臣：即男奴隶。检验时帮助搬运尸体，脱穿衣服，协助测量尺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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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令史是负责刑事侦查的主要人员，是刑事警察、侦查员、法医、痕迹检验员的前身。
检验报告书：相当法医鉴定书，其内容包括：
报案因由：简述由何人(注明姓名、性别、职务或等级、住址等)，因何故前来报案；检验记录：首先注明指派的检验人员姓名、身分，然后详细记录检验的经过，检验的所见；结论：根据检验结果作出结论，要求简明扼要。
《封诊式》就是提供检验报告书标准格式的书籍，供检验人员书写检验报告之参考。
第五节 初具体系的医学理论
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经历了由萌芽到成熟，由简单到复杂、由纷乱到统一的历史过程。中医学在春秋时期已产生了一些概念和简单的理论认识，而到《内经》时代则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中医理论的形成，不仅是以春秋战国时医家们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的，当时的自然哲学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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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脏象学说
二、气血精津液学说
三、经络学说
四、病因病机学说
五、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中的应用
一、脏象学说
脏象学说是关于人体脏腑形态功能及其与人体其它组织器官相互关系的中医生理学说。
脏腑的形态与名称：《内经》之前和各种现存的和出土的医学和非医学文献，尚无系统论述人体脏腑的形态结构者，不过到春秋时期，对脏腑的认识有了显著的进步。《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和虢中庶子的对话中已明确提到了“脏”、“五脏”的概念。并有“胃肠”、“三焦”、“膀胱”等名称，表明公元前6～5世纪人们对脏腑的认识已有所进步,同时“五脏”概念的提出也表明当时医家已经注意到了五脏在形态结构上的特征。《灵枢.经水》:“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皆有大数。”《灵枢.肠胃》对人体消化道的各个部分，包括唇、口、舌、咽、胃、回肠(即小肠)、广肠(即大肠)的位置、长度、广度、重量、形状、递接关系等一一具体描述，这无疑是当时实际解剖观测结果的记录；若以所述大小肠长度与食管长度的比例为35∶1，而现代解剖测为37∶1为例，说明当时的解剖观测是有一定依据的，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内经》对其它脏器形态结构位置的有关描述，无疑都是解剖观测的结果。尸体解剖的实施为脏象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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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五脏别论》：根据人体内脏的形态结构及其功能特点将它们区分为三类：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一胆、胃、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由于其概念明晰，很快为医界接受，并为后世所遵从。
关于五脏与躯体组织器官的关系：如《管子.水地》云：“脾生膈，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脾发于鼻，肝发于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文子.十守》则云：“肝主目，肾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胆主口。”说明战国时期对五脏与驱体组织器官关系的认识尚处于多说并存阶段。由于《内经》本身的理论比较系统，故逐渐统一起来。
《内经》还提出了脏腑相关的理论。它认为五脏六腑虽各有功能，但总体上却是相互关联着的，其一是认为五脏与六腑之间的表里阴阳相合，如：“肺合大肠”，“心合小肠”，“肝合胆”，“脾合胃”，“肾合三焦膀胱”，其二是认为五脏之间有相生相克的关系。
二、气血精津液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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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精津液学说是关于人体生命物质的产主、分布、形态、运行及其机能等的中医生理学说。这一学说发端于春秋，形成于战国。集中地体现在《内经》一书中。
《内经》把人体内的一切精微物质统称为“气”。进而又把“气”区分为性质各异的六种。分别称之为“精”(狭义)、“津”、“液”"、“血”、“脉”。据《内经》有关内容可知：狭义的“精”是指主殖之精，即肾精：《内经》认为肾精是由五脏六腑之精气汇集而成，当人发育到一定的阶段，肾精满溢，两性交合，便可妊育新生命，故精是生成新的生命体的基始物质，所谓“人始生，先成精。”(《灵枢经.经脉》卷三)。狭义的“气”是指由上焦宣发出来，呈雾露状的、对人体有充养作用的水谷精微物质。《内经》认为，“气”在人体中是无休止的运行着。《灵枢.脉度》所云：“气之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其流溢之气，内溉脏腑，外濡腠理。”(《灵枢经》卷四)。气的流行不已，才能对身体各组织器官发挥滋润濡养作用。
《内经》确立了气血精津液学说的基本理论，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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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络学说
经络学说是关于人体经络的循行分布规律及其功能的中医生理学说。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在《内经》中有较系统而全面的论述，这表明经络学说是在从春秋到战国的较长时期内逐步完善起来的。
1、经络学说的逐步完善
经和络分别指经脉和络脉，“脉”、“经”、“络”的名称在春秋时已经出现。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已经提到“脉”、“血脉”、“阴脉”、“阳脉”、“经”、“络”等名称，这表明当时“脉”已为医家们所注意，而且他们对脉的性状已有一定的研究，并认识到血与脉的联系。
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上的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可以看出，最迟春秋战国之际，我国医家已经大致认识了人体经络系统中的十一对正经在体表的主要循行路线，并据其主要循行部位结合三阴三阳为其一一命名，它对经脉的描述虽然还十分简单，但它们却在认识人体经络系统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确立了经络学说的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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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脉是经络系统中的主干，正经又是其中的主体，因而对正经的认识也就成为经络学说的重点。从《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到《阴阳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阴阳》)再到《灵枢?经脉》篇(以下简称《经脉》)，展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医家对人体正经的认识及其发展过程。
总之，在《内经》中，形成了经络学说的基本理论。后世除在对奇经八脉的认识方面较之《内经》有所发展外，基本上都是遵循《内经》的定论，可以说中国古代经络学说在《内经》时代已基本完善。
2、关于经脉系统发现过程的讨论
经脉系统当初是如何被发现的？这是中国医史研究至今争论未决的难题。有人认为，经脉是由于古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及医疗活动中逐步发现人体有许多通过一定的刺激，如压、按、刺、灸等可以治疗病症的点(即穴位)，进而发现许多有相同或相近治疗作用的点基本分布在一条线上，这一条条有相同治疗作用的点的分布线就是经脉。有人则认为，经脉是通过“感传”现象而发现的，即古人在偶然发现肢体某些部位受刺激后会产生胀、麻或似“气行”等感觉沿着一定路线传导的现象时，这一条条相对固定的感传路线就被认为是经脉。还有人认为，经脉当初就是指血管，经脉的循行和分布是古人在可见(包括解剖)的血管循行分布路线的基础上推想出来的。另外还有人认为，经脉是通过练气功而发现的，当气功练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体会到身体中有气沿着一定的路线移行，这种气行路线便是经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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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第一和第四种观点不能成立。按照第一种观点，应该是首先发现了很多穴位及其治疗作用，才会有对“经脉”的认识，然而，历史实事相反，已知最早的论述经脉的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中只有经脉循行部位的叙述，而没有穴位记载，其灸法治病也只提“灸某某脉”而不说“灸某某穴”，足见“经源于穴”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第四种观点是在近几年的“气功热”中产生的，它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先秦时期已有能使人体验到自身气行的气功，先秦文献从未提到练气功与经络的关系；同时，气功师所感受到的“气行”是循环连贯的(所谓“小周天”与“大周天”)，而两部《十一脉灸经》所记述的经脉循行却未构成循环连贯的路线；《内经》所描述的十二正经及其分支和经别、奇经八脉、十五大络等循行路线也绝非练气功所能自我体验到的。
经脉系统的发现当与“循经感传”和血管有关。从《内经》对“脉”的论述可知，“脉”本来即指血管。
既然“脉”(经络)原指血管，那么“经络”的发现自然也就与血管的发现有关；体表观察、触摸和解剖观测就是发现“经络”的基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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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经脉系统的循行分布与现代解剖学所发现的人体血管系统大部分并不相符，因而经脉系统不可能是完全通过观测血管而发现，经络系统也不等同于血管系统，“经络”还包括了血管以外的人体组织或物质。经络有“感传”的特性，根据报道，循经感传现象的出现率在20%左右，而且与古代经络的循行路线基本相同。因此大部分经脉行路线可能是通过循经感传现象而发现的。
至于经脉与脏腑之联系的确定，一方面是在针(砭)灸临床实践中发现针灸某经脉能治疗某脏腑的疾病，由此推论经脉与此脏腑有联系；另一方面则是运用阴阳五行学说等自然哲学理论对脏腑经脉关系所作的理论上的推演。
四、病因病机学说
病因病机学说是关于人体疾病产生的原因和疾病发生、变化机理的学说。中医学的病因病机学说在春秋时已露端倪，而到战国时则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
, 百拇医药 1、病因学说
据《左传.昭公元年》记载，春秋时秦国著名医生医和为晋侯治病提出：阴、阳、风、雨、晦、明等六种天气现象的太过会导致人体发生疾病。医和的“六气”病因论开创了中医外感病因学说的先河，是后世“六淫”病因论之滥觞。
《五十二病方》中有一些关于病因的记载。例如，该书认为外伤所引起的“痉”证是由于“风入伤”(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36、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引起的；“婴儿索痉”是因“产时居湿地久”(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五十二病方》，36、40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即感染湿邪所致。此外，《五十二病方》所提到的病因尚有犬或狂犬咬伤、毒蛇和其它毒虫咬伤、植物中毒、寄生虫等等。
到战国时期，人们对病因认识更为拓宽和加深，已从天气现象、个人生活环境、饮食劳作、生活习惯、精神情志、社会环境等多角度探索病因，由此形成了更为科学的病因学说。这种病因学说在战国诸子著作中也多有涉及。例如《韩非子.杨权》云：“夫香美脆味，厚酒肥肉，甘口而疾形” 。(《韩非子》卷二，1123页，《二十二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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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对病因有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夫百病之所生者，必起于燥湿，寒暑、风雨、阴阳、喜怒、饮食、居处。”(《灵枢经》卷七，71页，商务印书馆。)。概括了《内经》病因的主要内容，也就是说，《内经》所论述的病因内容主要有天气因素(风、寒、暑、湿、燥、火)、情志因素(怒、喜、忧、思、悲、恐、惊)和饮食起居(饮食、劳逸、房事、起居等)三大方面，对于各种病因的致病特点，《内经》都作了不同程度的论述。
2、病机理论
病机理论的出现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虢中庶子及扁鹊关于虢太子之病病机的论述，涉及到正邪斗争及脏腑经络气血阴阳的失调。表明对病机的认识已上升到理论高度，病机学说已具雏型。《史记》同一篇还记载有扁鹊论齐恒侯之病每隔五日依次“在腠理”、“在血脉”、“在肠胃”、“在骨髓”。这是最早的疾病传变论述。
到战国时期，形成了比较丰富而系统的关于疾病发生、病理变化及其传变过程的病机学说。这一学说在《内经》中有集中的论述。关于疾病的发生，《内经》认识到是体虚与外邪共同作用的结果，邪气单方面并不一定致病，所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灵枢经.百病始生》卷十)；“邪之所凑，其气必虚”(《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卷九。《内经》还认识到，疾病的发生与人的体质有关，不同体质类型的人，其所易患疾病是不一样的，例如，《灵枢.阴阳二十五人》还将人的体质按五行分为五大类二十五小类，并指出了各种类型的人所易患之病及其发病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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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与人的体质及其疾病之间的联系在战国时也已被注意到。《素问.异法方宜论》对东、南、西、北、中五方的地理环境及其人们的饮食生活习性与各方人们的体质及其易生之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和论述。
《内经》还注意到了社会因素与发病的关系。
重视疾病的发生与四时更替、月相盈亏等天时的关系，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不仅人之生理机能随天时而变化，而且疾病的发生和变化也受其影响。
关于人体在病邪作用下发病后的病机，《内经》也作了大量的论述，构成这一时期病机认识的主体内容。《内经》对病机的认识不仅涉及人体疾病的一般病理，而且还深入到许多疾病或病证的具体发病机制。关于人体疾病的一般病理，《内经》详明地论述了人体脏腑、经络、气血的各种病变形式及外在症候表现，如五脏六腑的虚实寒热、气机失调、经络气血凝滞、厥逆、十二经是动病和所生病，气血不足、气血逆乱、气滞血菀等等。关于各种疾病或病证的具体病机，《内经》深入地分析和描述了痹、厥、疟、风、伤寒、温病、两感、肾风、风水、酒风、消瘅、鼓胀、肠蕈、石瘕、血枯、肠蕈、伏梁、息积、痈疽、瘰疬、阴阳交等数十种内外科疾病和病证，这标志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逐渐理论化和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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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阴阳五行学说在医学中的应用
春秋战国时的“阴阳”概念有两种意义，其一是指两种基本的物质之气，春秋时期人们已认识到阴阳之气的正常与否关系到天象、气候、物侯等自然现象的正常与异常。战国时期的阴阳学说还着重阐述了阴阳二气的盈虚消长、升降出入的运动变化规律及其对季节、气候和物侯的支配性作用。
“阴阳”概念的另一种意义是指相互对立的两种基本属性，或属性相反的两类事物，或一个事物中属性相反的两个方面。如雌雄、上下、左右、南北、进退、动静、生杀、强弱、明暗、寒热等等，《易传》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高亨《周礼注疏》卷五.544页，齐鲁书社，1979)，即是对阴阳属性的表述。由于阴阳属性是相对的，故而在阴阳之中可以再分阴阳。《文子.微明》云：“阳中有阴，阴中又阳，万事尽然，不可胜明。”(《文子缵义》卷七，《二十二子》851，852页)，即表述了这一思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云：“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一)。这两段话中的五味、五色、五声、五节即是按五行将味、色、声、节各分为五种以入五行之类，五行学说中的一条基本原理--五行相胜理论在春秋时也已产生。如《左传.哀公九年》云：“水胜火”(《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八)。《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火胜金”(《春秋左传正义》卷五十三)可以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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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五行学说有进一步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五行之所的概念。《吕氏春秋.应同》所载邹衍“五德终始”论中提到了“土气”、“木气”、“金气”、“火气”、“水气”，这便是五行之气的概念。从邹子的“五德终始”论中可以看出，五行之气与五行归类有着密切的关系：五行之气分别支配着相应的五类事物；五行之气也有五行相胜关系；五行之气按相胜之序递胜(旺盛)，由此引起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变化。战国时期五行学说的另一个进展是明确了五行主时和五行方位的理论。
阴阳的概念在医学中应用较早。医和的六气病因论即有阴气和阳气。《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扁鹊及虢中庶子之言中提到了“阳缓而阴急”(《史记》卷一百五，中华书局，1959)。“破阴绝阳”等语，既有表示属性的“阴阳”，也有表示物质之气的“阴阳”，表明在春秋时期阴阳的概念已用于分析人的生理和病因病理。《周礼.天官冢宰》医师章有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养其死生(《周礼注疏》卷五，见《十三经注疏》，666页)之语，这显然是运用五行概念来归类，以诊断疾病的指导疗养，所以五行概念应用于医学当在《周礼》成书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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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中系统地总结了当时自然哲学的阴阳五行学说。例如《素问.阴阳离合论》云：“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黄帝内经素问》卷二)。发挥了阴阳属性的相对性及其无限可分性的思想。又如，先秦诸子著作对五行主时只论及五行所司季节和日期，而《内经》则进一步把五行主时落实到时辰，为建立和发展医学理论服务。
《内经》中的阴阳概念也包括物质之气，即阴气和阳气。基于天人相应的观念，《内经》认为人身阴阳二气与天地阴阳二气呈同步一致的消长变化，认为人身脉象的变化与四时阴阳消长相应。脉象是人体气血阴阳状况的表现。脉象应四时阴阳即意味着人身阴阳与天地四时阴阳相应。《素问.脉解篇》还根据一年中天地阴阳的消长升降规律及其变异来解释各月份人体易产主的病症，认为人身阴阳与天地阴阳的消长升降完全时应相符。阴阳二气失调，会导致疾病的产生。
《内经》中的五行概念也包括五行归类和五行之气两种意义，《素问》将人体脏腑组织器官和情志、病症等正常和异常的生命表现以及与人体有关的各种事物按五行进行了归类，其主要内容可归纳如下表(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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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
五时
五方
五色
五音
五味
五脏
五腑
五官
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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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邪
五畜
五谷
五志
五声
木
春
东
青
角
酸
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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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
目
筋
风
鸡
麦
怒
呼
火
夏
南
赤
徵
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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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小肠
血
脉
热
羊
黍
喜
笑
土
长夏
中
黄
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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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
脾
胃
口
肉
湿
牛
稷
思
歌
金
秋
西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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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辛
肺
大肠
鼻
皮
燥
马
稻
忧
哭
水
冬
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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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
羽
咸
肾
膀胱
耳阴
骨
寒
彘
豆
怒
呻
《内经》上述五行归类的理论意义在于运用五行学说来推求人体脏腑之间、脏腑与生命现象之间以及脏腑与体外事物之间的同类相区，五行相克和相生的关系，由此形成相应的生理、病因病理诊断和养生治疗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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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的这一理论虽然失于机械，但它注意到了人体机能活动有时间节律性，这种节律与天地总体变比节律有统一性并影响到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变化，因此其思想是具有合理内容的。
第六节 军事医学
军事医学始于古代。自从出现了战争，就产生了救护和医治战争中伤病员的需要，军事医学不是一个独立的医学领域，它是建立在一般医学及医学专科的基础上，并利用它们的知识和技术，从预防、诊断和治疗角度，保障军人的健康。
各时代军事医学的发展和现状，都取决于社会的、军事的、医学的诸因素，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当时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力状况和该时代的战争特点，如兵器的使用、战争的性质、兵制的建立、军事思想、以及军事技术的发展等等。
军医组织起源于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由于铁制器具的开始使用和畜力耕作的逐步推广，为各国建军扩军提供了物质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先后都建立了自己的常备军，在春秋时代战争是由数量较少的军队来进行的，军事行动的范围较狭，战争的胜负主要靠车兵，在较短时间内就可决定胜负。到了战国时代，由于地主政权建立，武器的进步，和军队以农民为主要成份，军队人数大增，军事范围较前扩大。战争方式由车阵作战，改变为步、骑乓的野战和包围战，战争比较带有持久的、长期的性质，疾病和伤亡人数也较多，因此，对部队将士的医疗和保健问题也更加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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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队中巫医和方士的设置
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将帅，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已经注意到应关怀士卒的健康。《吴越春秋》中，曾提到越王勾践在伐吴前，誓师时说：“士有疾病不能随军从兵者，吾子其医药，给其糜粥，与之同食”。
齐景公之将军司马(姓田)穰苴，对士卒“次舍并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疾，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三日而后勒：兵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史记.司马穰苴传》)。他所著《司马法.仁本篇》中曾说：“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可见当时部队中已设有掌管医药的人员。
魏国大将吴起，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自负粮，与士卒分劳瘁，有士卒患疽，吴起亲为吮脓血(《史记.吴起列传》)。
托名姜尚，成书于战国未期的《六韬》，在卷三《龙韬.王翼》篇中，记载了一个由72人组成的统帅部系统，其中提到军中应有“方士二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周代曾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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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迎敌祠篇》：“举巫医，卜有所，长具药，宫养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孙诒让在《墨子间诂》中，对“长具药”的解释是“医之长掌具药备用”。从以上记载，可见最早的军医是由巫医和方士担任的。
二、选拔士兵的体质及技艺标准
春秋时选拔士兵，即已注重体质的强弱，其标准是能否穿着甲胄进行军事活动。能者称为“胜衣”，不能者叫“不胜衣”，如不胜衣就没有当兵的资格。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战争对士兵的体质及战斗技术的要求大为提高，当时选拔士兵时，对步兵、车兵和骑兵的体质、耐力和技艺各有不同的标准。
(一)步兵练卒 以魂国武卒为例，选拔的标准是：全身披甲能操作十二石的弩，身背50支箭和一柄戈，头戴铁盔，腰佩短剑，带三天粮食，半天能行一百里。经考试合格，可免除一家徭役，田宅也都免税(《荀子.议乓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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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骑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身高七尺五寸以上(合今1.73米)：身强力壮，行动敏捷，能在乘马急驰中，挽弓射箭，前后左右回旋，跳越河堑，攀登山坡，冲过险阻，横渡大河，追逐强敌，敢以少击众的人，才能选为武骑士(《六韬.武骑士》)。
(三)车兵战士 选拔的标准是年龄四十以下，身长七尺五寸以上，跑步能追及快马，在奔驰中跳上战车，前后左右回旋，力能在车上掌握大旗，拉满八石弓，向前后左右射箭。达到这些标准，才可以选拔为“武车士”(《六韬.武车士》)。
三、对伤病员的安置--临时伤兵医院
春秋战国时期，当与敌人作战时，常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将重伤士兵安置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墨子.号令篇》中有所记载：“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诈为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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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伤病员巡视及医护不力者的处罚
《通典》中记载：“诸将三日巡本部吏士营幕，阅其饮食精粗、均劳逸，……，视医药”(卷149兵二杂教令)。
这一规定，不但使伤病员精神上能得到安慰和鼓励，同时时医护人员也有督促和考核的作用。《六韬.复军诫法》中规定：“军人被创，即给医药，使谨视之；医不即视，鞭之”。
第七节 医学著述
一、简书《万物》
《万物》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汉简之一(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安徽阜阳地区博物馆，阜阳汉简整理小组：阜阳汉简《万物》，文物，(4)：36，1988)。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前元十五(公元前165)年，故《万物》的竹简抄本年代，在西汉初年，据竹简“出现的‘越’、‘符离’等春秋时期才有的地名”，考证《万物》的撰写时代，可能是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胡平生、韩自强:《万物》说略，文物，(4)：48，1988)。竹简残损严重，初以“杂方”名之。后胡平生、等据W001号竹简：“……，不可闻也；万物之本，不可不察也；阴阳之化，不可不知也”的简文而定名为《万物》。《万物》残简共计133支，共约1100字，最长者约21.6厘米，载30余字，其余长短不一，字数多寡不等。叙事记物，一句一读，两句之间，以墨色圆点隔开，一支简有写二、三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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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的本草学成就：《万物》的药物种类，初步统计为71种，其中：玉石部5种，草部23种，木部5种，兽部11种，禽部4种，鱼部11种，果部4种，米谷部4种，菜部4种。此外，还有“莫盗”、“鼠享”、“大发”、”石卦”等待考。分析《万物》所记载药物，绝大多数为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东西，这是药物早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特征。从“蜀椒”来说，可以推测，这在战国初期或春秋时代，各地之间的药物交流就早已存在。
《万物》记载药物治疗的疾病，初步统计有病名31种，其中有的“浍”等个别病名尚待考证。这些疾病，包括内、外、五官、神经等各科疾病。《万物》所记载的病证，如寒热、烦心、心痛、气臾、鼓胀、瘘、痤、折、痿、痈、耳、惑、睡、梦噩、失眠、健忘等，皆流传于后世，其中有的至今仍被沿用。
《万物》记载的药物功用，有很多不仅与后世本草学相符合，而且至今仍在临证医疗中被应用。《万物》关于药物的采集，几乎没有记载。但加工炮制，则已记载有“煮”、“焙”、等几种原始方法。对药物服法与禁忌的记载亦极为简略，只有一条与服法或禁忌有关，如：“服乌喙百日令人善趋也”。乌喙，即乌头，有毒。由于应用适当炮制方法，可以降低乌头的毒性。因此虽不确切但可初步推测为服食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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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方面的资料，《万物》的撰述年代应早于五十二病方，《万物》的出土，填补了中国本草史和医学史上战国初期至春秋时代之间的空白，提供了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二、马王堆出土医书
1972年初至1974年初，考古工作者相继对长沙市东郊的一、二、三号汉墓进行了发掘。经考证，其中一号汉墓的墓主是西汉长沙国国相侯利苍的妻子，名叫辛追；二号墓的墓主即利苍本人；三号墓的墓主则是利苍的儿子。在这群墓葬中，出土了大批稀世的文献资料，包括许多已经失传了的医药文献。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古医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侯》、《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和《胎产书》等。以上十一种，由于《阴阳十一脉灸经》有甲、乙两种本子，文字基本相同，可以算一种，所以实际上是十种。马王堆三号汉墓还出土竹木简200支。全部是医书，分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四种，以上帛书和订木简医书共计为十四种。这些都是后世已经失传的古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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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部古脉灸经
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以下简称《足臂》)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以下简称《阴阳》)，全面论述了人体十一条经脉的循行走向及所主治的疾病。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论述经脉学说的文献。从成书的年代来看，在两部脉经中，《足臂》最为古朴，《阴阳》则稍晚，而《灵枢?经脉》比两部脉灸经都晚，我们可以说，两部脉灸经是《灵枢?经脉》的祖本。其主要依据是：
第一，两部脉灸经只记载了人体的十一条经脉，和《灵枢.经脉》相比，少了一条手厥阴经。《内经》的十二经脉，是在帛书十一条经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经脉的循行走向上，《内经》所述十二经脉互相衔接，循行走向很有规律；而帛书所载十一条经脉互不衔接，循行走向只偏重于某些部位。
第三，在两部脉灸经中，看不出各条经脉与脏腑有什么必然联系，即使偶有联系，也无规律可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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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两部脉灸经对经脉的命名尚不统一，有些命名比较原始。
2、帛书《五十二病方》
帛书《五十二病方》，现存一万余字，全书分52题，每题都是治疗一类疾病的方法，少则一方、二方，多则二十余方。现存医方总数283个，用药达247种，书中提到的病名有103个，所治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疾病。内科病的治疗在全书中所占比重不大，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治疗内科病的水平。如该书对“癃”即淋病的治疗，处方合理，且大多为现今临床所沿用。尤其是血淋、石淋、膏淋、女子淋的分证治疗，可以说是对淋病进行辨证论治的雏型。全书以外科病所占比重为最大，也最为突出。该书在论述疽病的治疗时，已初步运用了辨证论治的原则，其处方讲究加减化裁，注意对证用药。例如：“睢(疽)病，冶白莶(蔹)、黄蓍(耆)、芍乐(药)、桂、姜、椒、朱(茱)臾(萸)，凡七物。骨睢(疽)倍白签(蔹)，(肉〕睢(疽)(倍)黄蓍(耆)，肾睢(疽)倍芍药，其余各一。并以三指大最(撮)一入怀酒中，日五六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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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一般疽病用白蔹、黄耆、芍药、桂、姜、椒、茱萸等七味药物通治，但必须注意辨证，症状不同，则用药的分量亦各有区别。
《五十二病方》在论述痔疮的治疗时，除了运用各种药物疗法外，还记载了精彩的手术疗法。
其它所载治法多种多样，除了以内服汤药为主之外、还有大量的外治法，如敷贴法、烟熏或蒸气熏法、熨法、砭法、灸法、按摩疗法、角法(火罐疗法)等。治疗手段的多样化，也是当时医疗水平提高的标志之一。
3、《却谷食气》与《导引图》
帛书《却谷食气》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气功导引专著。帛书《却谷食气》篇幅较长，原文有将近500字，惜因残损太甚，现今可辨认者仅270余字。从现存《却谷食气》的残文来看，它主要记载的是导引行气的方法和四时食气的宜忌。该篇认为，要根据月朔望晦和时辰早晚及不同的年龄特征来行气，讲究呼吸吐纳，尽量吐故纳新，做好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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帛画《导引图》，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医疗体操图。经复原后，此图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在这幅色彩绚丽的导引图上，描绘了44个不同性别年龄的人在做各种导引动作。他们分别列成四排，每排11人，人象高9～12厘米。这些人物形态逼真，姿势各殊，服装各异，一个个栩栩如生，都在凝神操练。这44人的动作姿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为呼吸运动，一为活动四肢及躯干的运动，一为持械运动。如“引聋”，即以导引防治耳聋，“引脾病”，即以导引防治痹证或腹痛。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在帛画《导引图》中，还有许多模仿动物动作的导引术式。在以仿生动作作为导引术式这一点上，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
4、帛书《养主方》、《杂疗方》和《胎产书》
帛书《养生方》残损相当严重，估计原书有6000字左右，现仅存3000余字。该书正文在前，目录在后，原有标题卅二个，经整理后尚可辨认者有27个，如“老不起”、“为醴”、“益甘”、“病最种(肿)”、“茎(轻)身益力”、“除中益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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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书内容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类是健身补益方，主要用于强身健体，增强筋力，黑发益气美色等。一类是补益性机能的。
该书在叙述胎儿逐月发育的状态时，曾经明确地写道：“三月始脂，果隋宵效，当是之时，未有定义(仪)，见物而化。是故君公大人，毋使朱(侏)儒，不观木(沐)侯(猴)等等。这是最早对胎教的论述，认为孕妇的饮食起居，所见所闻，思想情志等，都将对胎儿发育的优劣，乃至胎儿性别的形成等，产生直接的影响。
三、江陵张家山医简
1983年底至1984年初，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在挖掘江陵县张家山M247、M249、M285三座西汉初州古墓时，相继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以M247出土的竹简最多、达1000多枚，大部分贮藏在竹简(箱)内，保存较完整，字迹清晰。除了法律、军事、数学和遣册等类文献外，还有两种医书，题名为《脉书》和《引书》。据张家山汉简整理小组对墓葬形制、出土器物以及M247随葬竹简的历谱推算，其墓葬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文帝初年(约公元前2世纪中期)，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葬年代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同期或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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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脉书》述要
《脉书》共2028字，约在西汉初期被抄写在65枚竹简上，其内容可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论述病候，自头至足依次叙述了67种疾病的名称及简要症状，涉及内、外、五官、妇、儿科病症，其中内科病约占2/5，不同于马王堆医书《五十二病方》侧重于外科病；第二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两本完全相符，且所保存的文字较甲本多332字、较乙本多122字，使《阴阳十一脉灸经》在更大程度上得以复原成为可能。第三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医书《阴阳脉死候》基本相同，且多出69字，其中说：“夫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动。动则实四支(肢)而虚五臧(脏)，五脏虚则玉体利矣。”是目前书已知古籍中最早甲“流水”与“户枢”的比喻论述人体运动有利健康的原理。第四部分，用四言韵体论述人体骨、筋、血、脉、肉、气等6种组织或生理机能及其发病为“痛”的症候特征；第五部分内容与马王堆帛书《脉法》基本相同，且多出124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弥补帛书缺文。
2、《引书》述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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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书》共3235字，约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前抄写在113枚竹简上，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论述四季养生之道，篇首指出：“春产(生)、夏长、秋收、冬藏(藏)，此彭祖之道也”，接着依四季之序介绍各季的养生方法，这一部分的基本精神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载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相同，即养生必须顺应自然界的运行规律。
第二部分论述导引术式及其作用。
总之，《引书》共载导引术110种，除去重复者还有101种。其中述术式者85种，用于治病有50种，仅述功用者有16种。可见，汉初以前运用导引治疗疾病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引书》是汉初之前医疗导引术的一次总结。
《引书》所载导引术与马王堆帛画《导引图》相比较，两者风格相近，命名原则相同。而《引书》所载导引种数更多。内容更丰富，除了折阴、熊经、引膝痛、引聋和引颓等5种导引名称相同(其中3种名同术异)外，帛画所载导引数只有《引书》的2/5左右，而且单个动作的静态画面，很难反映导引的动态过程，更难描述呼吸、意念方面的要领，《引书》则可以弥补这些不足。总之，《引书》的发现，为研究汉以前导引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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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书》第三部分讨论了致病因素、防治方法以及养生理论等问题。
总之，江陵张家山医简的发现，对于中国医学史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譬如，它改写了一些中国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如《引书》记载下颌关节脱位整复术和叩齿术，较晋代葛洪的记录要早四五百年等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将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价值。
四、《黄帝内经》
《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托名黄帝及其臣子岐伯、雷公、鬼臾区、伯高等论医之书。《黄帝内经》包括《灵枢》和《素问》两部分，各卷81篇，共80余万言。
《黄帝内经》的著作时代，至今尚无定论。从其内容看，非一人一时之作，但一般认为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国时期医学理论水平的，基本定稿时期应不晚于战国时期。当然，其中有些内容可能出于秦汉及六朝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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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所引古代医籍。有《上经》、《下经》、《揆度》、《阴阳》、《奇恒》、《经脉》《五色》、《脉经》等。说明在《内经》之前已有许多种医书流传於世。
经络与针灸，在《黄帝内经》中，居于主体地位，继承和发展了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侯》和张家山汉简《脉书》，乃至扁鹊等的经络学说和针刺治疗经验，在针刺治疗上，不仅突破了上述帛简医书和《五十二病方》等只采取灸法的水平，同时也远比《史记.扁鹊传》记载的治疗经验更加具体和系统。在《黄帝内经》中，《灵枢》：经脉篇、经别、经筋，更加完整和系统地论述了经络学；《灵枢》：九针十二原、九针论等篇，论述了针刺器材的制备；《素问》：气穴、气府、骨空、水热穴等各篇，论述了腧穴分布；《灵枢》：九针十二原、邪客等各篇，论述了持针法则；《素问》：八正神明、离合真邪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的补泻方法；《灵枢》：诊要经终、禁例等各篇，论述了针刺禁忌等，以及各种疾病的针刺疗法。
阴阳五行学说被引入医学，最早是秦国医和，马王堆帛书《阴阳十一脉灸经》中的“病至则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惊”，也反映了五行学说的内容，这段文字后来载入《灵枢.经脉篇》，《素问.脉解篇》说：“所谓甚则厥，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惊者，阳气与阴气相薄，水火相恶，故惕然而惊也。”说明阴阳五行学说，已被引入医学理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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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撰成之初，在战国时代可能为《黄帝脉书》、《扁鹊脉书》等20余种单行本。西汉后期，刘向、刘歆父子校书，始由李柱国等校定为《黄帝内经》十八卷。到东汉初班固撰《汉书》时，这些医籍的传本仍被完整保存，而载于《汉书.艺文志》。东汉末张仲景撰《伤寒杂病论》、魏末皇甫谧撰《针灸甲乙经》时，《汉书.艺文志》的十八卷本《黄帝内经》传本即已不复存在，不仅被分割为《素问》、《九卷》或《针经》两书，而且“亦有所亡失”。
1、《灵枢》，亦称《九卷》、《针经》、《九灵》、《九墟》等。汉魏以后，由于长期抄传出现多种不同名称的传本，唐王冰所引用古本《针经》传本佚文与古本《灵枢》传本佚文基本相同，说明为一共同的祖本，但与南宋史崧发现的《灵枢》传本(即现存《灵枢》传本)则不尽相同。史载北宋有高丽献《针经》镂版刊行，今无书可证。至南宋初期，《灵枢》和《针经》各种传本均失传。绍兴二十五年(1155)，史崧将其家藏《灵枢》九卷八十一篇重新校正，扩展为二十四卷，附加音释，镂版刊行。至此，《灵枢》传本基本定型，取代各种传本，而一再印行，流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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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素问》，在汉魂、六朝、隋唐各代皆有不同传本。为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王焘等在其著作中所引用。主要有：(1)齐梁间(公元6世纪)全元起注本，是最早的注本，但当时其中的第六卷已亡佚，实际只有八卷。这个传本先后被唐.王冰、宋.林亿等所引用，至南宋以后失传。(2)唐、王冰注本，唐.宝应元年(762)，王冰以全元起注本为底本注《素问》，将已亡佚的第七卷，以七篇“大论”补入，到北宋.嘉.治平(1057～1067)年间，设校正医书局，林亿等人在王冰注本的基础上进行校勘，定名为《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雕版刊行，而定型。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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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的著成，不仅在中国受到历代医家的广泛推崇，即使在国外的影响也不容低估。日本、朝鲜等国都曾把《黄帝内经》列为医生必读课本，而部分内容还先后被译成英、法、德等国文字，在世界上流传。近年来一些欧美国家的针灸组织也把《黄帝内经》列为针灸师的必读参考书。
第八节 医家传记
医缓
医和
医
文挚
秦越人(附：长桑君、子阳、子豹等)
一、医缓
医缓，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记载，鲁成公十年(公元前581年)，晋国国君景公姬据(公元前599～公元前581年)生病，先叫桑困巫治疗。桑田通过占卜，认定景公的病，是遭晋景公杀害的晋国大夫赵同和赵括的鬼魂作祟所致。晋景公听说秦国有良医，就派遣使臣求医于秦国。秦恒公(公元前603～公元前577年)派遣医缓往诊，医缓即到晋国，诊景公病直言不讳说：“疾不可为也!”因为病程已发展到“在盲之上，膏之下”的晚期，而“攻之不可，达之不及，药不至焉，不可为也。”就是说，以砭石、针灸攻治已不可及，服食药饵医治，亦不能至，而医疗无能为力。从引“病入膏育”就成为一句典故与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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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医和
医和，春秋时期秦国人。据《左传》、《国语.晋语》记载，鲁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晋平公姬彪(公元前557～公元前532年)有疾，求医于秦国：秦景公嬴后(公元前576～公元前537年)派遣医和往诊，医和诊病后说：“疾不可为也，是谓近女室，疾如蛊，非鬼非食，惑以丧志”。就是说，平公的病已不能治好，因为近女室。惑以生蛊!平公问道：“女不可近乎”？得禁绝情欲吗？医和答道“节之”，要有节制和限度，还对疾病的机理做了阐释说，“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淫寒疾，阳淫热疾，风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并针对平公的疾病和提问，进一步解释说：“女阴物而晦时，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今君不节不时，能无及此乎？”
医和还把这话告诉了赵孟，赵孟不解地问道：“何谓蛊？”医和解释说：“淫溺惑乱之所生也，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落风山谓之蛊，皆同物也。”赵孟听了这话，亦称赞说：“良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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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医.
医, 战国时期秦国人，事迹出于《尸子》，据说“为宣王割痤。为橥趿浦探杂。张子之背肿，命橹沃，遂愈。”从其所治疗的疾病来看，皆为外科疾思，医橛且晃灰搅萍际醺呙鞯耐饪埔缴。
四、文挚
文挚，战国时期宋国人，洞明医术。事迹出于《吕氏春秋.至忠篇》，据说齐王田地(公元前323～公元前284年)有病，使人请文挚。文挚诊王病，根据病情决定采用心理疗法治疗，遂对太子说：“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杀挚也。”太子问：“何故”？文挚说，“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于是，太子再三恳求说：“苛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于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于是，文挚应允、愿冒死为齐王治病，便与太子约期前往，而文挚故意不守信誉，三次失约，不按约期为王治病，使齐王很生气，当文挚见齐王时，又不脱鞋就上他的床，还故意践踏他的衣服，用很不礼貌的语言询问他的病情，使齐王气得不肯答言。文挚却反口出陋辞，以激怒齐王。于是齐王大怒，与文挚争吵起来，使其病遂愈，而文挚终为齐王所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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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秦越人(附：长桑君、子阳、子豹等)
秦越人约生于公元前5～4世纪，是战国时期的著名医学家，世称扁鹊。河北任邱人。一说为山东长清人。还有人据《陈璋圆壶》、《陈璋方壶》铭，及古陶文等，认为是临淄附近的郑阳人，秦越人生平事迹出于《史记》、《韩诗外传》、《战国策》、《说苑》等古代典籍。
秦越人约自公元前386年前后即“为人舍长”，随长桑君“出入十余年”，承长桑君授以《禁方书》，在诊断上，他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针药并用、综合治疗虢太子的“尸厥”证成功。虢君感动他说：“有先生则活，无先生则捐弃沟壑，长终而不得反!”遂“名闻天下”。他以砭石弹刺，治疗秦武王面部痈肿成功。秦国太医令李醯“自知技不如也”，而使人刺杀秦越人于秦国。
秦越人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人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游历了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陕西等省的广大地域。从事过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小儿科等多学科的医疗工作。精通汤液、针灸、砭石、熨帖、按摩、手术等各种技术。体现了为广大民众解除病痛的优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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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诊齐恒侯病案后，司马迁对秦越人评价说：“使圣人预知微，能使良医得早从事，则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医之所病，病道少。故医有六不治：骄恣不论于理，一不治也；轻身重财，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适，三不治也；阴阳并，藏气不定，四不治也；形微不能服药，五不治也；信巫不信医，六不冶也。有此一者，则重难治也。”
三个病例说明，在危重病患面前，秦越人敢于承担风险，当“天下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的评论出现时，秦越人则实事求是他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秦越人在医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经络脏象方面：秦越人提出病邪沿经络循行与脏腑的深浅，由表入里传变。他说：“若太子病，所谓‘尸厥’者也，夫以阳入阴中，……，中经维络，别下于三焦膀胱。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争、会气闭而不通，阴上而阳内行，下内鼓而不起，上外绝而不为使。上有绝阳之络，下有破阴之纽，破阴绝阳，色废脉乱，故形静如死状，太子未死也，夫以阳入阴，支兰藏者生，以阴入阳，支兰藏者死。凡此数事，皆五脏厥中之时暴作也。良工取之，拙者疑殆!”秦越人所说的是足阳明胃经“下膈、属胃、络脾”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别下于三焦膀胱”，即手少阳三焦经“下膈，属三焦”的循行与脏腑的关系：或足太阳膀胱经“络肾，属膀胱”的循行与脏俯关系“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即是沿足阳明胃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太阳膀胱经的循行，循经取穴，进行针刺治疗，抢救了垂危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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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四诊合参方面：秦越人“特以诊脉”为其专长，而有“至今天下言脉者，由扁鹊也”之美誉。齐恒侯田午一例，则是全凭望色观察分析病情的发展过程，正确判断齐桓侯的发病机制，即从腠理侵入血脉，继入肠胃，再入骨髓，说明了秦越人在望诊上的造诣。由于秦越人充分掌握了诊断方法，在诊断学上能言病之听在，闻病之阳，论得其阴；闻病之阴，论得其阳。病应见于大表，不出千里，决者至众，不可曲止也!
3、辨证论治与综合治疗方面：虢太子的“尸厥”证，秦越人“乃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以取外三阳五会”，把病人从昏迷中抢救过来。然后“乃使弟子子豹为五分之熨，更以八减之齐和煮之。以更熨两胁下”，为病人进行保温治疗，促使病人很快恢复到能够自己“起坐”。再“服汤二旬”，以“更适阴阳”，使病人恢复健康。秦越人和弟子子阳、子豹等，综合应用多种疗法，成为中国医学史上进行辩证论治和施行全身综合治疗的奠基人。
司马迁对秦越人在中国医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作过高度评价，他说：“扁鹊言医，守数精明，为方者宗，后世循序，弗能易也。”表明秦越人对中国医学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秦越人以卓越的医疗技术和高尚的医德医风，在广大民众中树立了崇高威信，使广大民众产生了无限的敬仰，在全国各地为秦越人建立的纪念性墓祠之多、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宏大，是历史罕见的。,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