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们这样走过
我想去西藏
■王军
2006年7月中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山和黄)副总经理方广宏说他刚刚“进藏送药”回来，“把药品送到了西藏最落后的墨脱县”。这是企业开拓第三终端活脱脱的案例，我立即采访他，并完成了题为《比第三终端还第三终端的探险开拓》的报道。
在报道中，我们配了3张白云山和黄在路途上以及进入西藏后活动情景的图片，其中有一张是他们驾车行驶在狭窄的盘山公路上，看上去随时都有栽下悬崖的可能，而雨水形成的瀑布从陡峭的山壁上倾泻而下，刚巧浇在他们的车顶上……如此糟糕的路况令看照片的人都不免紧张。
报道出来后的震撼效果令编辑十分满意，大家纷纷预测该报道在业界可能引起的反响。
果然，几天之后，安徽一家药品生产企业某部门负责人打电话给我，询问更详细的情节。原来，他们通过报道了解到白云山和黄“送药进藏”的壮举后，十分钦佩这种营销行为和构想，想深入了解这种构想产生的方式和促成此举的详细过程，并希望我们对白云山和黄的后续举措加以关注。
, 百拇医药
凑巧的是，我随后了解到白云山和黄在继“送药进藏”之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市场的渗透，欲在两个月后再次进藏，与一企业洽谈合作事宜。为丰富采访报道，也为关注这一行动的其他企业展现更多的现场细节，我找到白云山和黄的总经理李楚源，表达了想随他们的“部队”一同进藏的愿望，并得到许可。遗憾的是，白云山和黄此举未果，我的这个心愿也就未能实现。
事实上，我在采写中小企业如何开拓第三终端的报道时，好几次听采访对象说“第三终端周刊为企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参考案例”，其中有几家提到，白云山和黄的上述举措拓宽了他们的眼界和思路。
但愿我们在今后的采访中，能够有更多机会随企业一起真正走进第三终端，在见证企业开拓第三终端市场的同时，为关注这一市场的企业提供更多真实的案例。
我需要诗意地阐述
■刘景峰
, 百拇医药
前不久，我在某报纸上看到一篇描述乡村医生生活的报道，内容十分感人，只是文章的题目——《最后的赤脚医生》让我费解，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文章中的主人公怎么就成了最后的赤脚医生呢？
我固执地认为，之所以有报道将所采访的乡村医生称为“最后的赤脚医生“，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这种体制上的嬗变，或是想用哗众取宠的标题吸引读者的眼球。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我一直用乡村医生和“赤脚医生”两种称谓，这完全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专业读者面前，我并不想对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的演变再做赘述，而只想最真实地表达我的个人感受。
可能是我本来就是农村人的缘故，所以当我辗转找到广东省清新县禾云镇黄田村的时候，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除了语言障碍以外，和乡村医生朱桂祥聊天的感觉总体还是很愉快的、我熟悉他说的一切农村生活细节，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采访。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平时十分留意关于乡村医生的报道。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针对这个群体的报道，同行们总是不约而同地举起相机，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呈现这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大概大家都被乡村医生的生活情景和工作状况所打动吧。在最朴实的感动面前，文字的叙述往往会失去表现力，似乎必须借助图片来进行传神的表达，整个报道才能走进读者的内心深处。
, 百拇医药
我很想借用匈牙利的摄影大师布拉塞的话来进一步表达：为什么摄影作品在19世纪以后备受推崇？因为在以往的艺术家手里，他们通过自己的特长表现出来的现实不是更好就是更坏，我们无法看到风景、一张脸、一个城镇不经过中间媒介、不带有情绪化的传递。
基于此，在报道中，我不仅关注乡村医生诸如工作性质、待遇，还学会了如何真实地、恰到好处地把我们看到的事实真相呈现在读者面前。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带着读者真正走进第三终端。
我的脚印留在社区
■李蕴明
“不走下去，就难以听到最真实的声音。”我忘了这句话是谁说的，但事实确实如此——在真正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前，虽然也有电话联系，或随一些业内专家到社区考察，但大多是去看一些已经做好充足准备的内容，真实被蒙上了一层面纱。
, 百拇医药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行走社区缘于2006年护士节，编辑想跟踪报道一个社区护士的一天。由于离出版只有一天，时间非常紧。跟负责家庭病床的护士黄姑娘取得联系后，我们约好第二天由我做她的“跟班”。
类似的报道只要跟护士详细谈一下，把她感触较深的事件记录下来也可以完成，但接触一线的机会难得，不能浪费。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跟随黄姑娘踏上了一天的工作之旅。现在回想起来，幸好当时我走下去了，否则我不可能真正明白家庭病床对患者的意义，更不会触摸到真实的社区中心。
我们的第一位拜访者是一位住在一楼的老婆婆，她家不到10平方米的小厅里堆着各种杂物，大白天都要开灯照明，老婆婆双脚肿得发黑，根本不可能走到社区中心；第二位拜访者也是位老婆婆，她患了白内障，从黄姑娘进门的那一刻开始，老婆婆就不停地和她聊着家长里短，也不断重申，若不是女儿太忙，也不用麻烦黄姑娘上门服务；第三位是一个脑萎缩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的他已经言语不清，但还是非常认真地学习黄姑娘教的保健动作；第四位老婆婆长期卧病在床，手臂上连血管也难以找到……看到这些患者，我深深领会到家庭病床的意义，也明白为什么社区宁愿减少收入(若黄姑娘不外出，每个上午至少能服务近20人，而不是4名患者)也坚持开展这项服务。我改变主意了：把黄姑娘一天的行程完完全全地记录下来，最真实、最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 百拇医药
老实说，工作在社区一线的医护人员接触的大都是常见病患者，很难像大医院的医生或专家教授那样通过攻克某疑难杂症一举成名，但社区医生与患者的生活更加贴近，更了解他们的需求。不止一名社区医护人员对我说过，之所以一直在社区工作，是因为不想离开那些信任自己的人，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事。也许会有人怀疑这些话太空，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他们的真挚，而我需要做的，就是把看到的一切记录下来。
我想有双万能的手
■张永超
作为第三终端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医疗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在2006年一年的采访中，很多乡村医生的事迹让人感动不已。
李玉堂是山东一个小山村的医生，为改变村里脏乱差的面貌，年近50岁的他出资26万元修建了防洪水坝，不但花光了行医20余年的积蓄，还欠了几万元的债务。得知这一线索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层医生典范，于是辗转查到了李玉堂的电话，并进行了采访。《李玉堂治水》一文便于2006年7月17日见报。收到样报后，李玉堂发来短信表示感谢；后来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采访他后，他又发来短信告诉我播放时间，希望我能收看到。几次来往，我能看出，乡村医生对于关乎其自身的报道是非常看重的，而且对记者特别真诚。
, http://www.100md.com
河北省固安县乡村医生申敏收养弃婴的事迹更是感人。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8年来收养了6名患有先天性残疾的弃婴，原本较为富裕的家庭也因此变得一贫如洗。我采访了他，并在2006年9月25日本报8版上发表了《1个与6个，挑起生命的重担》一文。报道出来后，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强烈反响，很多乡村医生对申敏的举动表示赞赏和感动。文章见报的第二天，就有热心读者打电话向我询问申敏的通讯地址，说是要为他捐款。申敏的经历让人强烈感受到乡村医生的纯朴和善良，而捐款者的热情又让我感到“你以善良对人，世界便以善良回报你”。
李玉堂和申敏的共同之处在于善良、无私、胸襟宽广、不看重物质生活，不贪恋金钱。他们原来的经济条件都不错，但自费修建水坝、收养弃婴这些善举让他们生活陷入窘迫，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穷医生”，这样的胸怀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也有的乡村医生因周围环境不佳而生活艰难。我采访的第一个乡村医生叫王天宏，家在河南省伊川县半坡乡某村。他在当地小有名气，针灸术高明，人称“金针神医”，早年还在洛阳开过诊所。然而王医生在家乡工作得不太顺心：先是在得到村长口头同意的情况下，他盖了几间房子开诊所，没想到房子盖好后不久，村里另一位乡医纠集了一些群众来闹事，说王天宏盖的房子违规，后来还闹到了法院。法院让王天宏暂时管理和使用这套房子，但两年内要归还给村里，这让王天宏有些不理解。“做一名乡医太难了。”记得当时王天宏这样对我说。
, 百拇医药
前不久，浙江省某县一名乡村医生深夜给我发来的近千字的短信让我感慨良久。这名年过半百的乡医对记者说，几十年来乡医不辞辛劳、日夜奔波在千家万户，始终保持着24小时工作制，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控制传染病的肆虐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现今大多两鬓斑白，他希望党和政府能考虑一下乡医群体的工资待遇补贴及养老保险待遇问题……这确实是乡村医生的心里话，也非常有道理，有关部门确实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来了。现在乡医们每年都要按规定上交管理费、疾控检测费、药品检查费、学习培训费等诸多费用，如果得不到补助和保障的话，乡医自然难以承受。然而，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能做的只有呼吁、报道，让有关部门看到这一现象，这才有解决的可能。此时，我多想有双万能的手，劫富济贫、扶正祛邪。好在，我有一支行走如飞的笔，真实的记录比冲动的观望或许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我的意外之得
■陈爱军
去年春节期间，我随父亲回到他阔别已久的家乡。父亲的家乡在湖南、广西交界的一个小村子里，过去是不通车的，到镇上需要翻山涉水，走十几里山路；而如今，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村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几乎家家盖起了新房，与外界联系的公路也修好了，摩托车取代单车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到镇上只需半个小时。
, 百拇医药
由于以往我的采访对象多是药企或药店，很少深入到农村一线，出于职业的敏感，虽然没有采访任务，我却带着采访的目的而来，因为我想了解新农合的真实情况。我的叔叔一直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临近退休前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他便成了我的采访对象之一。
一路上，我明显感受到新农合的春风吹到了这个偏远小镇：公路上方拉起了宣传新农合的横幅，道路两旁的房子墙壁上也刷着各种新农合标语。招待我们的叔叔准备了丰盛的晚饭，鸡鸭鱼肉摆满一桌。叔叔夹菜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经了解，他患有高血压，但一直没有服药治疗。我劝他高血压不要喝酒，他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没事。”
尽管我再三叮嘱，叔叔还是没有把我的劝告听进去，虽然他教了一辈子书，但在看病吃药上所表现出来的固执与其他村民无异。要说服大部分人加入新农合，看来不是一件易事。
我问叔叔：“村子里有多少人参加了新农合”，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没多少人。”
, http://www.100md.com
“谁参加了？”我追问。
“村里的几位干部和他们的亲戚。”叔叔仍不以为然。
我吃了一惊：“他们的亲戚？”
“上面要求参合率要达到一定比例，他们就弄虚作假，上报的数字也有很大的水分。”叔叔告诉我，虽然教师的报销比例要高于其他村民，但他还是不愿意参加，因为“小病没必要去看，大病报销也不多”。另外，报销的手续比较麻烦，“还要跑到乡镇卫生院”，这也是村民不愿意参合的原因之一，他说：“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他们参加这个有什么用？而且他们年轻力壮，生病的不多，看病的多数是老人，年轻人就想着为什么要交钱给别人用。”
在回村之前，我对新农合的印象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各地的参合率都较高，并且每年都有大幅提升，看来这些令人兴奋的数据背后也有一点“虚火”。这次看似简短的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推进新农合，关键是要抓落实，要倾听基层群众的需要；在采访时多听听基层的声音，才会使报道更贴近事实。, 百拇医药
■王军
2006年7月中旬，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广州白云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云山和黄)副总经理方广宏说他刚刚“进藏送药”回来，“把药品送到了西藏最落后的墨脱县”。这是企业开拓第三终端活脱脱的案例，我立即采访他，并完成了题为《比第三终端还第三终端的探险开拓》的报道。
在报道中，我们配了3张白云山和黄在路途上以及进入西藏后活动情景的图片，其中有一张是他们驾车行驶在狭窄的盘山公路上，看上去随时都有栽下悬崖的可能，而雨水形成的瀑布从陡峭的山壁上倾泻而下，刚巧浇在他们的车顶上……如此糟糕的路况令看照片的人都不免紧张。
报道出来后的震撼效果令编辑十分满意，大家纷纷预测该报道在业界可能引起的反响。
果然，几天之后，安徽一家药品生产企业某部门负责人打电话给我，询问更详细的情节。原来，他们通过报道了解到白云山和黄“送药进藏”的壮举后，十分钦佩这种营销行为和构想，想深入了解这种构想产生的方式和促成此举的详细过程，并希望我们对白云山和黄的后续举措加以关注。
, 百拇医药
凑巧的是，我随后了解到白云山和黄在继“送药进藏”之后还要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市场的渗透，欲在两个月后再次进藏，与一企业洽谈合作事宜。为丰富采访报道，也为关注这一行动的其他企业展现更多的现场细节，我找到白云山和黄的总经理李楚源，表达了想随他们的“部队”一同进藏的愿望，并得到许可。遗憾的是，白云山和黄此举未果，我的这个心愿也就未能实现。
事实上，我在采写中小企业如何开拓第三终端的报道时，好几次听采访对象说“第三终端周刊为企业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参考案例”，其中有几家提到，白云山和黄的上述举措拓宽了他们的眼界和思路。
但愿我们在今后的采访中，能够有更多机会随企业一起真正走进第三终端，在见证企业开拓第三终端市场的同时，为关注这一市场的企业提供更多真实的案例。
我需要诗意地阐述
■刘景峰
, 百拇医药
前不久，我在某报纸上看到一篇描述乡村医生生活的报道，内容十分感人，只是文章的题目——《最后的赤脚医生》让我费解，我一直没有弄明白，文章中的主人公怎么就成了最后的赤脚医生呢？
我固执地认为，之所以有报道将所采访的乡村医生称为“最后的赤脚医生“，很大程度上是不了解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这种体制上的嬗变，或是想用哗众取宠的标题吸引读者的眼球。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我一直用乡村医生和“赤脚医生”两种称谓，这完全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专业读者面前，我并不想对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的演变再做赘述，而只想最真实地表达我的个人感受。
可能是我本来就是农村人的缘故，所以当我辗转找到广东省清新县禾云镇黄田村的时候，一切都那么熟悉那么亲切，除了语言障碍以外，和乡村医生朱桂祥聊天的感觉总体还是很愉快的、我熟悉他说的一切农村生活细节，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比较成功的采访。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平时十分留意关于乡村医生的报道。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巧合，针对这个群体的报道，同行们总是不约而同地举起相机，以图文并茂的方式来呈现这个群体的生活状态。大概大家都被乡村医生的生活情景和工作状况所打动吧。在最朴实的感动面前，文字的叙述往往会失去表现力，似乎必须借助图片来进行传神的表达，整个报道才能走进读者的内心深处。
, 百拇医药
我很想借用匈牙利的摄影大师布拉塞的话来进一步表达：为什么摄影作品在19世纪以后备受推崇？因为在以往的艺术家手里，他们通过自己的特长表现出来的现实不是更好就是更坏，我们无法看到风景、一张脸、一个城镇不经过中间媒介、不带有情绪化的传递。
基于此，在报道中，我不仅关注乡村医生诸如工作性质、待遇，还学会了如何真实地、恰到好处地把我们看到的事实真相呈现在读者面前。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带着读者真正走进第三终端。
我的脚印留在社区
■李蕴明
“不走下去，就难以听到最真实的声音。”我忘了这句话是谁说的，但事实确实如此——在真正走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之前，虽然也有电话联系，或随一些业内专家到社区考察，但大多是去看一些已经做好充足准备的内容，真实被蒙上了一层面纱。
, 百拇医药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行走社区缘于2006年护士节，编辑想跟踪报道一个社区护士的一天。由于离出版只有一天，时间非常紧。跟负责家庭病床的护士黄姑娘取得联系后，我们约好第二天由我做她的“跟班”。
类似的报道只要跟护士详细谈一下，把她感触较深的事件记录下来也可以完成，但接触一线的机会难得，不能浪费。抱着这样的想法，我跟随黄姑娘踏上了一天的工作之旅。现在回想起来，幸好当时我走下去了，否则我不可能真正明白家庭病床对患者的意义，更不会触摸到真实的社区中心。
我们的第一位拜访者是一位住在一楼的老婆婆，她家不到10平方米的小厅里堆着各种杂物，大白天都要开灯照明，老婆婆双脚肿得发黑，根本不可能走到社区中心；第二位拜访者也是位老婆婆，她患了白内障，从黄姑娘进门的那一刻开始，老婆婆就不停地和她聊着家长里短，也不断重申，若不是女儿太忙，也不用麻烦黄姑娘上门服务；第三位是一个脑萎缩的老人，坐在轮椅上的他已经言语不清，但还是非常认真地学习黄姑娘教的保健动作；第四位老婆婆长期卧病在床，手臂上连血管也难以找到……看到这些患者，我深深领会到家庭病床的意义，也明白为什么社区宁愿减少收入(若黄姑娘不外出，每个上午至少能服务近20人，而不是4名患者)也坚持开展这项服务。我改变主意了：把黄姑娘一天的行程完完全全地记录下来，最真实、最直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 百拇医药
老实说，工作在社区一线的医护人员接触的大都是常见病患者，很难像大医院的医生或专家教授那样通过攻克某疑难杂症一举成名，但社区医生与患者的生活更加贴近，更了解他们的需求。不止一名社区医护人员对我说过，之所以一直在社区工作，是因为不想离开那些信任自己的人，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事。也许会有人怀疑这些话太空，但是我还是选择相信他们的真挚，而我需要做的，就是把看到的一切记录下来。
我想有双万能的手
■张永超
作为第三终端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医疗一直是我们关注的对象。在2006年一年的采访中，很多乡村医生的事迹让人感动不已。
李玉堂是山东一个小山村的医生，为改变村里脏乱差的面貌，年近50岁的他出资26万元修建了防洪水坝，不但花光了行医20余年的积蓄，还欠了几万元的债务。得知这一线索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基层医生典范，于是辗转查到了李玉堂的电话，并进行了采访。《李玉堂治水》一文便于2006年7月17日见报。收到样报后，李玉堂发来短信表示感谢；后来山东电视台《农科频道》采访他后，他又发来短信告诉我播放时间，希望我能收看到。几次来往，我能看出，乡村医生对于关乎其自身的报道是非常看重的，而且对记者特别真诚。
, http://www.100md.com
河北省固安县乡村医生申敏收养弃婴的事迹更是感人。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8年来收养了6名患有先天性残疾的弃婴，原本较为富裕的家庭也因此变得一贫如洗。我采访了他，并在2006年9月25日本报8版上发表了《1个与6个，挑起生命的重担》一文。报道出来后，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强烈反响，很多乡村医生对申敏的举动表示赞赏和感动。文章见报的第二天，就有热心读者打电话向我询问申敏的通讯地址，说是要为他捐款。申敏的经历让人强烈感受到乡村医生的纯朴和善良，而捐款者的热情又让我感到“你以善良对人，世界便以善良回报你”。
李玉堂和申敏的共同之处在于善良、无私、胸襟宽广、不看重物质生活，不贪恋金钱。他们原来的经济条件都不错，但自费修建水坝、收养弃婴这些善举让他们生活陷入窘迫，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穷医生”，这样的胸怀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也有的乡村医生因周围环境不佳而生活艰难。我采访的第一个乡村医生叫王天宏，家在河南省伊川县半坡乡某村。他在当地小有名气，针灸术高明，人称“金针神医”，早年还在洛阳开过诊所。然而王医生在家乡工作得不太顺心：先是在得到村长口头同意的情况下，他盖了几间房子开诊所，没想到房子盖好后不久，村里另一位乡医纠集了一些群众来闹事，说王天宏盖的房子违规，后来还闹到了法院。法院让王天宏暂时管理和使用这套房子，但两年内要归还给村里，这让王天宏有些不理解。“做一名乡医太难了。”记得当时王天宏这样对我说。
, 百拇医药
前不久，浙江省某县一名乡村医生深夜给我发来的近千字的短信让我感慨良久。这名年过半百的乡医对记者说，几十年来乡医不辞辛劳、日夜奔波在千家万户，始终保持着24小时工作制，为改变农村缺医少药、控制传染病的肆虐做出过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现今大多两鬓斑白，他希望党和政府能考虑一下乡医群体的工资待遇补贴及养老保险待遇问题……这确实是乡村医生的心里话，也非常有道理，有关部门确实应该把这个问题提上日程来了。现在乡医们每年都要按规定上交管理费、疾控检测费、药品检查费、学习培训费等诸多费用，如果得不到补助和保障的话，乡医自然难以承受。然而，我能做些什么呢？我能做的只有呼吁、报道，让有关部门看到这一现象，这才有解决的可能。此时，我多想有双万能的手，劫富济贫、扶正祛邪。好在，我有一支行走如飞的笔，真实的记录比冲动的观望或许对我来说更为重要。
我的意外之得
■陈爱军
去年春节期间，我随父亲回到他阔别已久的家乡。父亲的家乡在湖南、广西交界的一个小村子里，过去是不通车的，到镇上需要翻山涉水，走十几里山路；而如今，改革开放的成果在村里得到了充分体现：几乎家家盖起了新房，与外界联系的公路也修好了，摩托车取代单车成为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到镇上只需半个小时。
, 百拇医药
由于以往我的采访对象多是药企或药店，很少深入到农村一线，出于职业的敏感，虽然没有采访任务，我却带着采访的目的而来，因为我想了解新农合的真实情况。我的叔叔一直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临近退休前通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他便成了我的采访对象之一。
一路上，我明显感受到新农合的春风吹到了这个偏远小镇：公路上方拉起了宣传新农合的横幅，道路两旁的房子墙壁上也刷着各种新农合标语。招待我们的叔叔准备了丰盛的晚饭，鸡鸭鱼肉摆满一桌。叔叔夹菜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不停地颤抖。经了解，他患有高血压，但一直没有服药治疗。我劝他高血压不要喝酒，他满不在乎地说：“没事，没事。”
尽管我再三叮嘱，叔叔还是没有把我的劝告听进去，虽然他教了一辈子书，但在看病吃药上所表现出来的固执与其他村民无异。要说服大部分人加入新农合，看来不是一件易事。
我问叔叔：“村子里有多少人参加了新农合”，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没多少人。”
, http://www.100md.com
“谁参加了？”我追问。
“村里的几位干部和他们的亲戚。”叔叔仍不以为然。
我吃了一惊：“他们的亲戚？”
“上面要求参合率要达到一定比例，他们就弄虚作假，上报的数字也有很大的水分。”叔叔告诉我，虽然教师的报销比例要高于其他村民，但他还是不愿意参加，因为“小病没必要去看，大病报销也不多”。另外，报销的手续比较麻烦，“还要跑到乡镇卫生院”，这也是村民不愿意参合的原因之一，他说：“村里大多数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他们参加这个有什么用？而且他们年轻力壮，生病的不多，看病的多数是老人，年轻人就想着为什么要交钱给别人用。”
在回村之前，我对新农合的印象是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各地的参合率都较高，并且每年都有大幅提升，看来这些令人兴奋的数据背后也有一点“虚火”。这次看似简短的对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进一步推进新农合，关键是要抓落实，要倾听基层群众的需要；在采访时多听听基层的声音，才会使报道更贴近事实。,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