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藏医药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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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17日
作者：魏立新(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藏医药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古老的医药体系之一。她在西藏及其毗邻地区、蒙古、俄罗斯Buryat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北印度等地区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在欧洲和北美也有良好的声誉。在当今回归自然，倡导系统治疗的医学风气下，藏医药在治疗某些疑难病症和常见病症方面的独特效果，以及为现代医药体系提供医药学指导思想、诊断治疗方法和药物选择性方面焕发出诱人的魅力。国内外对藏医药的研究和开发应用有蔚然成风之势。本文拟对中国以外地区，重点包括俄罗斯、美国、欧洲及亚洲部分地区，对藏医药的研究历史和现状作概况性介绍，希望为藏医药保护研究及其开发利用提供借鉴和帮助。
一、藏医药研究在俄罗斯
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始于十八世纪末期或者更早时期。研究范围广泛，几乎涉及到藏医药的全部领域，并且在藏药的现代研究方法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从十九世纪初期到1979年发表的有关藏医药方面俄文文献和出版的俄文书籍共有433篇(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藏医药研究文献更多达数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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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mayev P A (1811-1923) 用俄文介绍了藏医药的诸多情况，并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rGyud-bzhi) 第一部《总则本》的俄文本。Dambo Ulyanov介绍了藏医药治疗传染病、霍乱、和麻风病，及《蓝琉璃》的大致情况。Aleksey Matveevich Pozdneyev (1851-1920)，是俄罗斯著名的探险家和科学家，对蒙古和西藏颇有研究。他于1908年在St.Petersburg出版了《四部医典》的第二部《论述本》的俄文译本，其中参考了蒙古版的《四部医典》。这几位较早的藏医药研究者和出版者有的虽是东方学专家，但却缺乏专门的医学训练；有的虽做过医生，药物学者，临床大夫或植物学家，但却缺乏相关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知识，也没有藏医药或者印度医药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出版物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重要的，但由于历史和方法的限制，也很难给读者展现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概念和藏医药系统及理论的本质形象。
此后，从二十世纪初到六十年代末，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虽未间断，但发展不大。前苏联著名的藏学研究专家M.I.Tubyansky对藏医药的学习问题颇为关注，于1935年发表了题为“有关藏医药学习中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他说，“必须承认的是，至今还没有人能从整体及实际内涵的角度彻底的掌握了藏医药学，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把一些藏医药原始的教科书翻译成俄文或其它的文字就叫做学习或研究。” M.N.Varlakov在此期间发表了20多篇有关介绍藏医药的历史，藏医处方、藏药、临床、藏药化学及药理研究的论文，并于1963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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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八十年代，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空前热烈，并且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Mumiyah-asil是藏药中神秘的传奇药物之一，《青海省藏药标准》(1992)将其定义为“岩精膏”(藏文译名“扎星” )，认为是鼠兔科动物红耳鼠兔Ochotona erythrotis Buchner的干燥粪便。俄罗斯却对mumiyah进行了近20年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A.Grechikhin在1971年以“石怪的眼泪”为题综述了俄罗斯对mumiyah的研究结果。他认为没有人确切知道mumiyah起源于什么，但有三种起源学说比较典型，即矿物说，动物说和植物说。在手抄本的《四部医典》注释本中，有信息表明mumiyah是鼠粪，这些鼠的洞穴中有稀有金属的沉积。Biruny在他的《矿物学》一书中认为mumiyah是野生动物和家畜粪便经细菌发酵后产生的。N.V.Syrovezhko则把它看作是植物(plant)，称作Tibetan Plant mumiyah-brag zhun,并研究了它的药理活性和抗菌活性等。Ash Shakirov则认为mumiyah是一种岩石分泌的矿物，他描述mumiyah是“固体形状，呈黄、棕和黑色，表面有光泽，味微苦；当环境温度升高或降低时它就变的软起来”。他认为mumiyah的性质与其所含的钼有关，有类似Bitumen(沥青)的性质。他还研究了mumiyah在防止伤口感染，促进骨组织愈合，及抗菌活性等方面的作用。A.Grechikhin则综合上述各家学说和研究成果认为mumiyah是矿物、植物和动物三者结合的混合物。他描述这种药物的特征时总结到，mumiyah可以快速地促进骨组织的愈合和恢复，因为它含有氧化钙、氧化钾、氧化磷及锶(strotium)和铍(bervllium)等矿物和金属元素；它有较强的抗菌作用，可以杀死某些对青霉素有抗性的微生物。从对mumiyah的研究，可以看出俄罗斯对藏药的重视和深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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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种渠道的统计结果来看，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俄罗斯发表的藏医药的文献超过2000篇以上。其内容广泛，研究深刻，从藏医理论到藏药成品，从藏医的外科手术器材到藏医教育的漫汤挂图，几乎无所不及。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选取较为典型的几位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窥一斑。Elbert Gombozhapovich Bazaron(1931-)，于1982年收集整理并编目了从十九世纪初叶到1979年间发表的藏医药俄文文献433篇，并由Natalia Bolsokhoyeva博士全部译成英文。E.G.Bazaron的研究领域涉及古代藏医外科手术器械，藏药的医学分类法，藏医的基本理论介绍，藏药材Gentiana barbata Froel. 和 Odontites rubra L. 对大白鼠凝血系统的影响，mumiyan brag-zhun的起源，并对Hippophae rhamnoides L.的化学成分和抗炎等药理活性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Sof’ya Mayorovna Batorova(1944-)，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藏药。关于藏药植物名称，藏药植物分类，《四部医典》第三部中第3章，第26章和第59章中60个治疗肝病的处方研究(包括化学成份分析及药理作用)，比较了不同种属的药用植物在治疗肝胆疾病中的可替代性及新证明的其它药理活性，蒙古的藏医药传播和使用情况，Saussurea lappa Clark (藏名ru-rta)的替代药材Echinops Latifolia Tausch根的水煎液的药理活性，及其它几百种藏药材的药理作用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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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ra Anatol’evna Aseyeva (1943-),在她研究早期主要以译注藏药材名称为主(1973-1983年)；1983年以后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药的组方方面，很有特色。她介绍了《Bolshoy Aginsky Sbyor》中藏药处方的分类，病重时藏医所用的药味往往会更多，并且探讨了从这些众多的药味中挑选了3-5味组成精干的新处方可使其具有原有药理效用的可能性。在研究针对某些疾病的藏药组方原则时，作者注意到藏药复杂的治疗系统是源于最初的3-5味药味的组方，只是随着后来的发展才演变为60位甚至更多药物组成的庞大组方。作者分析针对某种疾病的组方原则时认为：①按照不同的疾病将基本处方进行分类、配比，如在治疗器官和组织炎症时应配有调理机体失调之药物，②列表比较处方的调配和方中每个组份的藏医治疗特征，③对针对该种疾病所使用药物的使用频率进行比较和取舍，④应考虑对单味药的化学组成、药理作用与其在组方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比较。作者还详细研究了治疗肝病的39种藏药制剂的不同治疗效果，治疗炎症的不同组方及其它藏药组方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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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关于藏医药的研究大多是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来完成的，在今天Buryat的泛贝加尔湖地区，特别是Ulan-Ude。并且，俄罗斯的藏医药研究者几乎全部是俄罗斯人自己，这与下面将要介绍的美国和印度等许多地方的藏医药研究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地方的藏医药研究大多都是由藏族人来进行和完成的，所以应当称做藏医药在各地的传播似乎更为合适。
二、藏医药研究在美国
检索到的较早的美国藏医药信息是在1890年的《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4期上，作者是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 题目是“喇嘛教徒仪式——显圣珍宝丸”，主要介绍了佛舍利的来源及其神奇的护佑和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另一篇是在一本名为《Scatologic Rites of all Nations》书中，是关于藏族喇嘛“圣物”(the Ordure of the Grand Lama of Thibet)的护身和驱病作用等，作者John Gregory Bourke (1846-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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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藏医药的真正了解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Lobsang Dolma Khangkar (1934-1989),是七十年代旅美并进行藏医学讲座的早期学者之一。她从父亲Dr.Tsering Wangdu和老师Geshe Lhungtok Nyima那里学习藏医，六十年代在尼泊尔和印度行医，在Dalhousie办有私人诊所。她是“亚洲传统医学研究国际联合会”(设在美国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委员，印度Calcutta的Via-Bharati大学的藏医学博导。被美国的几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同时在美国、英国、瑞士、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荷兰指导藏医药实习班。Dolma博士一生著作很少，但她以精湛的医术和精彩的演说传播了藏医药文化。在她去世以后，她的女儿Dolkar Khangkar继承了她的事业。
Lobsang Rabpgay (1955- ) ,他于1986年获得临床精神病学博士学位，1988年到美国开始传播藏医药学对精神病的治疗作用，是UCLA的精神病学家，哈佛医学院的讲演者，后来移居到纽约Cornell Medical Centre继续他的工作。在Tibetan Medicine 和Tibetan Review (Delhi)杂志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藏医药的理论及技术等，特别介绍了尿诊来源及简单的自我尿诊方法等。首次详细报道了Dharamsala的Tibetan Medical Centre于1980年前后生产出Tsothay (gTso thal)(“佐台”)，并隆重推荐其用于癌症的治疗。Yeshe Donden (1929-), 是现代著名的藏医药学大师，是Khyenrab Norbu (1883-1962)的杰出门徒。六七十年代在印度行医、授课，是Dharamsala藏医中心的首任所长。他出版的文献和著作很多，涉及藏医药的各个方面。八十年代开始在美国讲学，1983年在美国Virginia大学(与Dr. Gerald Goldstein合作)用传统藏药做抑制癌细胞生长的实验。现在是位于Florida Miami的Holder Research Institute的所长。Yeshe Donden和Lobsang Rapgay都著有许多关于藏医药学习及治疗疾病的英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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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Trogawa Rinpoche (1931-)和Tenzin Choedrak (1924-)定期到美国讲学和行医。1987年在Terry Clifford邀请之下Tenzin Choedrak第一次访美，其目的之一是探索藏医药对AIDS治疗的可能性。因此在John Giorno 的帮助下Tenzin Choedrak 在纽约与gay和AIDS组织进行了接触。1988年，Tenzin Choedrak第二次访美，被一大群美国的支持者热烈欢迎，但却以不光彩的结局离开了美国，因为他夸张的治疗AIDS的过程被记者暗拍并在电视上爆了光。此后的几年，藏医药在美国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993年哈佛大学的David Eisenberg 博士在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的后来被称为“交替治疗法”或“非传统治疗法”的文章，又使藏医药等自然医学回到了美国大众的怀抱。现在，一种新的“补充和交替疗法”医药工业增长点正在西方逐步形成，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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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he Donden在他的美国合作者Dr. Debu Tripathy和Marsha Woolf的帮助下,于1999年获得美国FDA新药研究安全性试验的许可。在1999年4月到2000年11月期间对他自己经常使用的7种藏药处方药进行12例妇女的转移性胸腺癌安全性试验。结果表明这些药物是安全的，在完成试验的9名妇女中，有一名妇女的癌没有任何生长，还有一名妇女的癌得到了控制(生长缓慢)。现在，该试验补充了更多的藏药处方来进行自愿者的抗肿瘤试验(UC-San Francisco’s Mount Zion Medical Center)。
在谈到美国的藏医药研究时，不能不谈到英年早逝的Terry Clifford (1945-1987)女士。她在美国Ohio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到了印度和尼泊尔从事藏医药的系统研究，后回到美国成为一名杰出的精神病医生。她是美国藏医药学会(1983年在纽约建立)主席及主要发起人。在她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的藏医药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她最出名的著作是：“Tibetan Buddhist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The Diammond Healing ”,其中包含了她博士论文的大部分内容。Terrence Clifford在这本书中翻译了《四部医典》第三部《秘诀本》中关于精神病治疗的第77，78和79章。这本书先后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及葡萄牙语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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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医药研究在欧洲
第一位介绍藏医药的欧洲人是意大利耶稣会教士 Ippolito Desideri (1684-1733)。他曾于1716-1721年在拉萨学习和传教，而这个时期是藏医药发展最为繁盛的阶段。Desideri的笔记中关于藏医药是这样描述的：“西藏有许多杰出的藏医，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医师。通常他们并不问病人怎么了，那里疼，而是先给病人诊脉，先诊一只胳膊，后诊另一只胳膊，然后两只胳膊一起诊，之后才告诉病人他那里不舒服。他们的好药不多，珍贵药材大都来源于中国、尼泊尔和印度等地。药物通常为丸或散剂，治疗效果十分显著。……”可惜的是，他的手稿失踪了大约150年后于1875年重新被发现，而直到1931年才第一次被译成英文而广传于世。现在通常看到的是由Filippo de Filippi编辑，George Routledge & Sons (London)出版的1937年版本。
另一位较早(1789年)介绍藏医药的欧洲人是英国的外科医生Robert Saunder。他令人吃惊地详细介绍了水银的去毒炮制过程：“一定比例的明矾(alum)、硝石(nitre)、朱砂(vermillion)和水银(quicksilver)放入陶锅底部，用另一个小一些的锅倒扣在这些物料上，然后用封泥很严密地封好，在小锅上添满燃料，煅烧大约40分钟。……”经过这样加工地水银已失去其原有的金属形态，最终成为安全无毒而有效地神奇药剂。这篇文章发表于1789年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第74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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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欧洲对藏医药的研究模式类似于美国的情形。在意大利的Venice 和Milan都有专门的藏医药学习和实习中心，Trogawa Rinpoche, Ganchen Rinpoche, 和Namkhai Norbu Rinpoche定期就藏医药的精神和药物治疗方面进行讲座。世界著名藏医Tenzin Choedrak和Pasang Yonten也在意大利进而到欧洲其它各地进行诊疗和讲座。德国Ulm大学的J.C.Aschoff博士研究了包括“珍宝丸”在内几种藏药的临床效果，单独和合作出版了几部有关藏医药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藏医药文献集》。这本书收集了1789-1995年20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藏医药出版物和研究论文索引，并用英语作了简单的注释。欧洲其它地方如英国、荷兰、瑞士、波兰、丹麦、法国等对藏医药也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和研究，有的也很有特色，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展开介绍了。
以下将要介绍的是现代化藏药研究和开发的典范Padma 28，这粒有着100多年传奇经历的神奇种子，最终落脚于欧洲美丽的花园——瑞士，并在此生根、发芽、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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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盛夏，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行政长官Nikolay Nikolayevich Muravyev-Amursky将贝加尔湖以东Chita地区Aginsky 佛教寺庙的一名喇嘛Sultim Badmaev(即后来的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admaev)带回了St. Petersburg，从此揭开了藏医药在西方传播的真正序幕。1870年Sultim Badmaev的弟弟Zham-Saran Badma (Pyotr Alexandrovich Badmaev)也来到了St. Petersburg，他们共同使藏医药在St. Petersburg及其周围地区广为传播。十月革命后不久Pyotr A. Badmaev死后，他的儿子Vladimir Nikolayevich Badmaev (1884-1961)逃到了波兰。Vladimir N. Badmaev曾在Moscow的军医学校学习过西医，因此他能把藏医和西医结合起来应用到诊疗实践中。Vladimir N. Badmaev的儿子Peter Badmayer Jr.毕业于波兰的Lodz医学院，正是他把祖传的古老的藏药处方于1964年带到了瑞士的苏黎士。而唆使他从波兰到瑞士的是一名瑞士籍的商人Karl Lutz。经过两人的协商和合作于1969年在苏黎士成立了Padma AG公司，专门生产和销售Badmaev家族的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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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ma AG公司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制造古老处方上的藏药，并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证明它们的有效性。Peter Badmaev把他自己的经验和他父亲Vladimir Badmaev几十年对30多个藏药处方的临床经验结合起来认识藏药的作用。他认为，虽然藏药的作用表面看来是渐进式的和长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藏药是缓效的。例如Formula 28 (即Padma 28)，由于它的抗脓毒性和心血管病特征早在抗生素发明以前就被Vladimir Badmaev用来治疗细菌性心内膜炎。他积极倡导做Formula 28的周围血管疾病(PVD)的临床试验。终于，在1979年Formula 28的第一个临床试验在瑞士由Hurliman医生完成。随后关于Formula 28的PVD双盲试验相继进行。
Padma 28由20味藏草药组成，由Padma AG公司制成片剂行销于欧美。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发表的有关Padma 28的研究论文有几千篇之多。其研究治疗范围从心脑血管疾病、肝炎、癌症到抗氧化剂、免疫调节剂等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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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藏医药研究在亚洲
亚洲的伊斯兰教国家对藏医药研究几乎没有涉及；与佛教有关的国家如蒙古、尼泊尔、不丹、锡金、缅甸以使用藏医药为主，研究很少；就是藏医药起源地之一的印度，对藏医药的研究也不多，至多也是一些流亡的藏医举办的藏医学校和治疗中心，以介绍和学习藏医药及使用为主。亚洲最具现代化研究特色的藏药研究当数以色列(Israel)。一位以色列医生在印度偶尔用藏药治好了感染病，间接使各类藏药材及其制剂成为以色列药学界的一大重点研究领域，也使藏医药的基础研究工作在欧洲得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做重点介绍。
1988年，来自以色列耶路撒冷Hadassah医院的小儿胃肠病学家Sarah Sallon正在印度Calcutta做防治赤痢的工作，当地街童因饮水不洁，纷纷染上赤痢。Sarah Sallon不幸也染上了这种病(dysentery)，痛苦不堪，即使服用一般的抗寄生虫药物，也无法去病止泻。后来，靠当地的一名印度草方郎中用藏药治疗并辅以草药滋补，才获痊愈。有感于藏药的神奇效果，她北上印度的Dharamsala，在那里她接触到不少真正的藏药，并从此为藏药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积极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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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努力下，以色列拥有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传统藏药研究机构——天然药物研究中心，位于Hadassah大学附属医院。经过“天然药物研究中心”的努力，以色列科学家已经开始用Padma 28来替病人治病。在过去的几年里，Padma 28在瑞士已被广泛用来治疗跛足，这种残疾主要是因为腿部血管阻塞所致。而欧洲的若干研究报告也已证实，服用了Padma 28后，许多原本不良于行的跛者，已能自行走很远的距离，更主要的是这种药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偶尔有恶心现象，但只要跟食物一同服用就能克服。Hadassah医院在英国血管医学专刊上发表的报告也指出，这种药的确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跛足。有鉴于此，Hadassah医院的研究人员相信，Padma 28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用来清除造成血管阻塞的自由基，避免动脉硬化，而由于动脉硬化是造成心脏病和中风的头号杀手，Padma 28的研究开发将为人类带来更丰富的选择。
天然药物研究中心也在研究另一种传统藏药Padma 179，该药一直被用来治疗便秘(constipation)。Sarah Sallon等人证实这种药确实可以缓解习惯性的便秘症状，改善大肠功能失常的问题。Padma 179也被发现具有缓解过敏性肠综合症的功效，而这是西方最常见的肠类疾病。该中心还研究了另外一些治疗慢性疲劳症的兴奋剂及治疗尿路感染的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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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的研究，Sarah Sallon设法在以色列南方一处沙漠边缘的地方试做草药的有机栽培，种植没有杀虫剂污染的草药。她们引进了包括黑石榴、红紫苏、银山艾和一种稀有枇杷树等草药。最特别的是一种桃花心木料的热带树neem tree, 这种树的种籽含有干扰昆虫繁殖的成分。她们也试图将原来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costus root移植到以色列来，因为这种药材几近绝种。
在以色列“天然药物研究中心”和Padma AG公司的积极参与和带领之中，国外藏医药研究正展现着她美妙的青春。
1998年11月，由George Washington大学医学中心发起组织的“第一界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 会议主要分五个大的部分进行了交流和讨论：1)传统藏医药的现状和实践，由美国John Hopkins大学的Christopher Beyer博士主持；2)藏药的现代科学研究及临床试验，由瑞士PADMA公司的Herbert Schwabl博士主持；3)藏医药经典著作的翻译及其方法学研究，由法国巴黎CNRS的Fernand Meyer和美国的B. Aan Wallace主持；4)意念/形体关系及精神疗法在藏医中的应用，由美国Mind/body医学研究所的Herbert Benson博士主持；5)藏药资源的保护及其利用，由美国的John Ackerly主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名学者参加，交流的论文100多篇。2002年10月在奥地利Graz大学召开的“东西方传统医学大会”也将主题放在了藏医药的研究和讨论上。“第二届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规模更大。由此可见，国际上对藏医药的研究热潮已经是越来越高，这对藏医药的保护和发展无疑是件值得庆幸之事。, http://www.100md.com
藏医药是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古老的医药体系之一。她在西藏及其毗邻地区、蒙古、俄罗斯Buryat地区、尼泊尔、锡金、不丹、北印度等地区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在欧洲和北美也有良好的声誉。在当今回归自然，倡导系统治疗的医学风气下，藏医药在治疗某些疑难病症和常见病症方面的独特效果，以及为现代医药体系提供医药学指导思想、诊断治疗方法和药物选择性方面焕发出诱人的魅力。国内外对藏医药的研究和开发应用有蔚然成风之势。本文拟对中国以外地区，重点包括俄罗斯、美国、欧洲及亚洲部分地区，对藏医药的研究历史和现状作概况性介绍，希望为藏医药保护研究及其开发利用提供借鉴和帮助。
一、藏医药研究在俄罗斯
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始于十八世纪末期或者更早时期。研究范围广泛，几乎涉及到藏医药的全部领域，并且在藏药的现代研究方法方面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从十九世纪初期到1979年发表的有关藏医药方面俄文文献和出版的俄文书籍共有433篇(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的藏医药研究文献更多达数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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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mayev P A (1811-1923) 用俄文介绍了藏医药的诸多情况，并于1903年翻译出版了《四部医典》(rGyud-bzhi) 第一部《总则本》的俄文本。Dambo Ulyanov介绍了藏医药治疗传染病、霍乱、和麻风病，及《蓝琉璃》的大致情况。Aleksey Matveevich Pozdneyev (1851-1920)，是俄罗斯著名的探险家和科学家，对蒙古和西藏颇有研究。他于1908年在St.Petersburg出版了《四部医典》的第二部《论述本》的俄文译本，其中参考了蒙古版的《四部医典》。这几位较早的藏医药研究者和出版者有的虽是东方学专家，但却缺乏专门的医学训练；有的虽做过医生，药物学者，临床大夫或植物学家，但却缺乏相关的语言、文学和历史知识，也没有藏医药或者印度医药的实践经验。他们的出版物在当时的条件下无疑是重要的，但由于历史和方法的限制，也很难给读者展现一个完整的、科学的概念和藏医药系统及理论的本质形象。
此后，从二十世纪初到六十年代末，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虽未间断，但发展不大。前苏联著名的藏学研究专家M.I.Tubyansky对藏医药的学习问题颇为关注，于1935年发表了题为“有关藏医药学习中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他说，“必须承认的是，至今还没有人能从整体及实际内涵的角度彻底的掌握了藏医药学，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把一些藏医药原始的教科书翻译成俄文或其它的文字就叫做学习或研究。” M.N.Varlakov在此期间发表了20多篇有关介绍藏医药的历史，藏医处方、藏药、临床、藏药化学及药理研究的论文，并于1963年出版了他的论文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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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特别是八十年代，俄罗斯对藏医药的研究空前热烈，并且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Mumiyah-asil是藏药中神秘的传奇药物之一，《青海省藏药标准》(1992)将其定义为“岩精膏”(藏文译名“扎星” )，认为是鼠兔科动物红耳鼠兔Ochotona erythrotis Buchner的干燥粪便。俄罗斯却对mumiyah进行了近20年深入细致的探讨和研究。A.Grechikhin在1971年以“石怪的眼泪”为题综述了俄罗斯对mumiyah的研究结果。他认为没有人确切知道mumiyah起源于什么，但有三种起源学说比较典型，即矿物说，动物说和植物说。在手抄本的《四部医典》注释本中，有信息表明mumiyah是鼠粪，这些鼠的洞穴中有稀有金属的沉积。Biruny在他的《矿物学》一书中认为mumiyah是野生动物和家畜粪便经细菌发酵后产生的。N.V.Syrovezhko则把它看作是植物(plant)，称作Tibetan Plant mumiyah-brag zhun,并研究了它的药理活性和抗菌活性等。Ash Shakirov则认为mumiyah是一种岩石分泌的矿物，他描述mumiyah是“固体形状，呈黄、棕和黑色，表面有光泽，味微苦；当环境温度升高或降低时它就变的软起来”。他认为mumiyah的性质与其所含的钼有关，有类似Bitumen(沥青)的性质。他还研究了mumiyah在防止伤口感染，促进骨组织愈合，及抗菌活性等方面的作用。A.Grechikhin则综合上述各家学说和研究成果认为mumiyah是矿物、植物和动物三者结合的混合物。他描述这种药物的特征时总结到，mumiyah可以快速地促进骨组织的愈合和恢复，因为它含有氧化钙、氧化钾、氧化磷及锶(strotium)和铍(bervllium)等矿物和金属元素；它有较强的抗菌作用，可以杀死某些对青霉素有抗性的微生物。从对mumiyah的研究，可以看出俄罗斯对藏药的重视和深入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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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几种渠道的统计结果来看，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俄罗斯发表的藏医药的文献超过2000篇以上。其内容广泛，研究深刻，从藏医理论到藏药成品，从藏医的外科手术器材到藏医教育的漫汤挂图，几乎无所不及。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选取较为典型的几位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以窥一斑。Elbert Gombozhapovich Bazaron(1931-)，于1982年收集整理并编目了从十九世纪初叶到1979年间发表的藏医药俄文文献433篇，并由Natalia Bolsokhoyeva博士全部译成英文。E.G.Bazaron的研究领域涉及古代藏医外科手术器械，藏药的医学分类法，藏医的基本理论介绍，藏药材Gentiana barbata Froel. 和 Odontites rubra L. 对大白鼠凝血系统的影响，mumiyan brag-zhun的起源，并对Hippophae rhamnoides L.的化学成分和抗炎等药理活性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Sof’ya Mayorovna Batorova(1944-)，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藏药。关于藏药植物名称，藏药植物分类，《四部医典》第三部中第3章，第26章和第59章中60个治疗肝病的处方研究(包括化学成份分析及药理作用)，比较了不同种属的药用植物在治疗肝胆疾病中的可替代性及新证明的其它药理活性，蒙古的藏医药传播和使用情况，Saussurea lappa Clark (藏名ru-rta)的替代药材Echinops Latifolia Tausch根的水煎液的药理活性，及其它几百种藏药材的药理作用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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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ra Anatol’evna Aseyeva (1943-),在她研究早期主要以译注藏药材名称为主(1973-1983年)；1983年以后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药的组方方面，很有特色。她介绍了《Bolshoy Aginsky Sbyor》中藏药处方的分类，病重时藏医所用的药味往往会更多，并且探讨了从这些众多的药味中挑选了3-5味组成精干的新处方可使其具有原有药理效用的可能性。在研究针对某些疾病的藏药组方原则时，作者注意到藏药复杂的治疗系统是源于最初的3-5味药味的组方，只是随着后来的发展才演变为60位甚至更多药物组成的庞大组方。作者分析针对某种疾病的组方原则时认为：①按照不同的疾病将基本处方进行分类、配比，如在治疗器官和组织炎症时应配有调理机体失调之药物，②列表比较处方的调配和方中每个组份的藏医治疗特征，③对针对该种疾病所使用药物的使用频率进行比较和取舍，④应考虑对单味药的化学组成、药理作用与其在组方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深入的分析比较。作者还详细研究了治疗肝病的39种藏药制剂的不同治疗效果，治疗炎症的不同组方及其它藏药组方原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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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关于藏医药的研究大多是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来完成的，在今天Buryat的泛贝加尔湖地区，特别是Ulan-Ude。并且，俄罗斯的藏医药研究者几乎全部是俄罗斯人自己，这与下面将要介绍的美国和印度等许多地方的藏医药研究有所不同，因为这些地方的藏医药研究大多都是由藏族人来进行和完成的，所以应当称做藏医药在各地的传播似乎更为合适。
二、藏医药研究在美国
检索到的较早的美国藏医药信息是在1890年的《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第14期上，作者是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 题目是“喇嘛教徒仪式——显圣珍宝丸”，主要介绍了佛舍利的来源及其神奇的护佑和治疗各种疾病的效果。另一篇是在一本名为《Scatologic Rites of all Nations》书中，是关于藏族喇嘛“圣物”(the Ordure of the Grand Lama of Thibet)的护身和驱病作用等，作者John Gregory Bourke (1846-1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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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藏医药的真正了解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Lobsang Dolma Khangkar (1934-1989),是七十年代旅美并进行藏医学讲座的早期学者之一。她从父亲Dr.Tsering Wangdu和老师Geshe Lhungtok Nyima那里学习藏医，六十年代在尼泊尔和印度行医，在Dalhousie办有私人诊所。她是“亚洲传统医学研究国际联合会”(设在美国Harvard Medical School)的委员，印度Calcutta的Via-Bharati大学的藏医学博导。被美国的几所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同时在美国、英国、瑞士、澳大利亚、意大利和荷兰指导藏医药实习班。Dolma博士一生著作很少，但她以精湛的医术和精彩的演说传播了藏医药文化。在她去世以后，她的女儿Dolkar Khangkar继承了她的事业。
Lobsang Rabpgay (1955- ) ,他于1986年获得临床精神病学博士学位，1988年到美国开始传播藏医药学对精神病的治疗作用，是UCLA的精神病学家，哈佛医学院的讲演者，后来移居到纽约Cornell Medical Centre继续他的工作。在Tibetan Medicine 和Tibetan Review (Delhi)杂志上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藏医药的理论及技术等，特别介绍了尿诊来源及简单的自我尿诊方法等。首次详细报道了Dharamsala的Tibetan Medical Centre于1980年前后生产出Tsothay (gTso thal)(“佐台”)，并隆重推荐其用于癌症的治疗。Yeshe Donden (1929-), 是现代著名的藏医药学大师，是Khyenrab Norbu (1883-1962)的杰出门徒。六七十年代在印度行医、授课，是Dharamsala藏医中心的首任所长。他出版的文献和著作很多，涉及藏医药的各个方面。八十年代开始在美国讲学，1983年在美国Virginia大学(与Dr. Gerald Goldstein合作)用传统藏药做抑制癌细胞生长的实验。现在是位于Florida Miami的Holder Research Institute的所长。Yeshe Donden和Lobsang Rapgay都著有许多关于藏医药学习及治疗疾病的英文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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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Trogawa Rinpoche (1931-)和Tenzin Choedrak (1924-)定期到美国讲学和行医。1987年在Terry Clifford邀请之下Tenzin Choedrak第一次访美，其目的之一是探索藏医药对AIDS治疗的可能性。因此在John Giorno 的帮助下Tenzin Choedrak 在纽约与gay和AIDS组织进行了接触。1988年，Tenzin Choedrak第二次访美，被一大群美国的支持者热烈欢迎，但却以不光彩的结局离开了美国，因为他夸张的治疗AIDS的过程被记者暗拍并在电视上爆了光。此后的几年，藏医药在美国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993年哈佛大学的David Eisenberg 博士在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发表的后来被称为“交替治疗法”或“非传统治疗法”的文章，又使藏医药等自然医学回到了美国大众的怀抱。现在，一种新的“补充和交替疗法”医药工业增长点正在西方逐步形成，势不可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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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he Donden在他的美国合作者Dr. Debu Tripathy和Marsha Woolf的帮助下,于1999年获得美国FDA新药研究安全性试验的许可。在1999年4月到2000年11月期间对他自己经常使用的7种藏药处方药进行12例妇女的转移性胸腺癌安全性试验。结果表明这些药物是安全的，在完成试验的9名妇女中，有一名妇女的癌没有任何生长，还有一名妇女的癌得到了控制(生长缓慢)。现在，该试验补充了更多的藏药处方来进行自愿者的抗肿瘤试验(UC-San Francisco’s Mount Zion Medical Center)。
在谈到美国的藏医药研究时，不能不谈到英年早逝的Terry Clifford (1945-1987)女士。她在美国Ohio获得博士学位后，就到了印度和尼泊尔从事藏医药的系统研究，后回到美国成为一名杰出的精神病医生。她是美国藏医药学会(1983年在纽约建立)主席及主要发起人。在她的积极努力下，美国的藏医药研究取得很大的进展。她最出名的著作是：“Tibetan Buddhist Medicine and Psychiatry, The Diammond Healing ”,其中包含了她博士论文的大部分内容。Terrence Clifford在这本书中翻译了《四部医典》第三部《秘诀本》中关于精神病治疗的第77，78和79章。这本书先后被翻译成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及葡萄牙语等多种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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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医药研究在欧洲
第一位介绍藏医药的欧洲人是意大利耶稣会教士 Ippolito Desideri (1684-1733)。他曾于1716-1721年在拉萨学习和传教，而这个时期是藏医药发展最为繁盛的阶段。Desideri的笔记中关于藏医药是这样描述的：“西藏有许多杰出的藏医，他们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职业医师。通常他们并不问病人怎么了，那里疼，而是先给病人诊脉，先诊一只胳膊，后诊另一只胳膊，然后两只胳膊一起诊，之后才告诉病人他那里不舒服。他们的好药不多，珍贵药材大都来源于中国、尼泊尔和印度等地。药物通常为丸或散剂，治疗效果十分显著。……”可惜的是，他的手稿失踪了大约150年后于1875年重新被发现，而直到1931年才第一次被译成英文而广传于世。现在通常看到的是由Filippo de Filippi编辑，George Routledge & Sons (London)出版的1937年版本。
另一位较早(1789年)介绍藏医药的欧洲人是英国的外科医生Robert Saunder。他令人吃惊地详细介绍了水银的去毒炮制过程：“一定比例的明矾(alum)、硝石(nitre)、朱砂(vermillion)和水银(quicksilver)放入陶锅底部，用另一个小一些的锅倒扣在这些物料上，然后用封泥很严密地封好，在小锅上添满燃料，煅烧大约40分钟。……”经过这样加工地水银已失去其原有的金属形态，最终成为安全无毒而有效地神奇药剂。这篇文章发表于1789年英国《皇家学会哲学学报》(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第74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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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欧洲对藏医药的研究模式类似于美国的情形。在意大利的Venice 和Milan都有专门的藏医药学习和实习中心，Trogawa Rinpoche, Ganchen Rinpoche, 和Namkhai Norbu Rinpoche定期就藏医药的精神和药物治疗方面进行讲座。世界著名藏医Tenzin Choedrak和Pasang Yonten也在意大利进而到欧洲其它各地进行诊疗和讲座。德国Ulm大学的J.C.Aschoff博士研究了包括“珍宝丸”在内几种藏药的临床效果，单独和合作出版了几部有关藏医药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他的《藏医药文献集》。这本书收集了1789-1995年200多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藏医药出版物和研究论文索引，并用英语作了简单的注释。欧洲其它地方如英国、荷兰、瑞士、波兰、丹麦、法国等对藏医药也有不同程度的介绍和研究，有的也很有特色，由于篇幅所限就不展开介绍了。
以下将要介绍的是现代化藏药研究和开发的典范Padma 28，这粒有着100多年传奇经历的神奇种子，最终落脚于欧洲美丽的花园——瑞士，并在此生根、发芽、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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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盛夏，俄罗斯东西伯利亚的行政长官Nikolay Nikolayevich Muravyev-Amursky将贝加尔湖以东Chita地区Aginsky 佛教寺庙的一名喇嘛Sultim Badmaev(即后来的Alexander Alexandrovich Badmaev)带回了St. Petersburg，从此揭开了藏医药在西方传播的真正序幕。1870年Sultim Badmaev的弟弟Zham-Saran Badma (Pyotr Alexandrovich Badmaev)也来到了St. Petersburg，他们共同使藏医药在St. Petersburg及其周围地区广为传播。十月革命后不久Pyotr A. Badmaev死后，他的儿子Vladimir Nikolayevich Badmaev (1884-1961)逃到了波兰。Vladimir N. Badmaev曾在Moscow的军医学校学习过西医，因此他能把藏医和西医结合起来应用到诊疗实践中。Vladimir N. Badmaev的儿子Peter Badmayer Jr.毕业于波兰的Lodz医学院，正是他把祖传的古老的藏药处方于1964年带到了瑞士的苏黎士。而唆使他从波兰到瑞士的是一名瑞士籍的商人Karl Lutz。经过两人的协商和合作于1969年在苏黎士成立了Padma AG公司，专门生产和销售Badmaev家族的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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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dma AG公司用现代化的生产手段制造古老处方上的藏药，并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证明它们的有效性。Peter Badmaev把他自己的经验和他父亲Vladimir Badmaev几十年对30多个藏药处方的临床经验结合起来认识藏药的作用。他认为，虽然藏药的作用表面看来是渐进式的和长期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藏药是缓效的。例如Formula 28 (即Padma 28)，由于它的抗脓毒性和心血管病特征早在抗生素发明以前就被Vladimir Badmaev用来治疗细菌性心内膜炎。他积极倡导做Formula 28的周围血管疾病(PVD)的临床试验。终于，在1979年Formula 28的第一个临床试验在瑞士由Hurliman医生完成。随后关于Formula 28的PVD双盲试验相继进行。
Padma 28由20味藏草药组成，由Padma AG公司制成片剂行销于欧美。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发表的有关Padma 28的研究论文有几千篇之多。其研究治疗范围从心脑血管疾病、肝炎、癌症到抗氧化剂、免疫调节剂等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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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藏医药研究在亚洲
亚洲的伊斯兰教国家对藏医药研究几乎没有涉及；与佛教有关的国家如蒙古、尼泊尔、不丹、锡金、缅甸以使用藏医药为主，研究很少；就是藏医药起源地之一的印度，对藏医药的研究也不多，至多也是一些流亡的藏医举办的藏医学校和治疗中心，以介绍和学习藏医药及使用为主。亚洲最具现代化研究特色的藏药研究当数以色列(Israel)。一位以色列医生在印度偶尔用藏药治好了感染病，间接使各类藏药材及其制剂成为以色列药学界的一大重点研究领域，也使藏医药的基础研究工作在欧洲得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做重点介绍。
1988年，来自以色列耶路撒冷Hadassah医院的小儿胃肠病学家Sarah Sallon正在印度Calcutta做防治赤痢的工作，当地街童因饮水不洁，纷纷染上赤痢。Sarah Sallon不幸也染上了这种病(dysentery)，痛苦不堪，即使服用一般的抗寄生虫药物，也无法去病止泻。后来，靠当地的一名印度草方郎中用藏药治疗并辅以草药滋补，才获痊愈。有感于藏药的神奇效果，她北上印度的Dharamsala，在那里她接触到不少真正的藏药，并从此为藏药在世界各地的传播而积极奔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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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她的努力下，以色列拥有现今世界上最大的传统藏药研究机构——天然药物研究中心，位于Hadassah大学附属医院。经过“天然药物研究中心”的努力，以色列科学家已经开始用Padma 28来替病人治病。在过去的几年里，Padma 28在瑞士已被广泛用来治疗跛足，这种残疾主要是因为腿部血管阻塞所致。而欧洲的若干研究报告也已证实，服用了Padma 28后，许多原本不良于行的跛者，已能自行走很远的距离，更主要的是这种药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偶尔有恶心现象，但只要跟食物一同服用就能克服。Hadassah医院在英国血管医学专刊上发表的报告也指出，这种药的确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跛足。有鉴于此，Hadassah医院的研究人员相信，Padma 28也是很好的抗氧化剂，可以用来清除造成血管阻塞的自由基，避免动脉硬化，而由于动脉硬化是造成心脏病和中风的头号杀手，Padma 28的研究开发将为人类带来更丰富的选择。
天然药物研究中心也在研究另一种传统藏药Padma 179，该药一直被用来治疗便秘(constipation)。Sarah Sallon等人证实这种药确实可以缓解习惯性的便秘症状，改善大肠功能失常的问题。Padma 179也被发现具有缓解过敏性肠综合症的功效，而这是西方最常见的肠类疾病。该中心还研究了另外一些治疗慢性疲劳症的兴奋剂及治疗尿路感染的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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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深入的研究，Sarah Sallon设法在以色列南方一处沙漠边缘的地方试做草药的有机栽培，种植没有杀虫剂污染的草药。她们引进了包括黑石榴、红紫苏、银山艾和一种稀有枇杷树等草药。最特别的是一种桃花心木料的热带树neem tree, 这种树的种籽含有干扰昆虫繁殖的成分。她们也试图将原来生长在喜马拉雅山脚下的costus root移植到以色列来，因为这种药材几近绝种。
在以色列“天然药物研究中心”和Padma AG公司的积极参与和带领之中，国外藏医药研究正展现着她美妙的青春。
1998年11月，由George Washington大学医学中心发起组织的“第一界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 会议主要分五个大的部分进行了交流和讨论：1)传统藏医药的现状和实践，由美国John Hopkins大学的Christopher Beyer博士主持；2)藏药的现代科学研究及临床试验，由瑞士PADMA公司的Herbert Schwabl博士主持；3)藏医药经典著作的翻译及其方法学研究，由法国巴黎CNRS的Fernand Meyer和美国的B. Aan Wallace主持；4)意念/形体关系及精神疗法在藏医中的应用，由美国Mind/body医学研究所的Herbert Benson博士主持；5)藏药资源的保护及其利用，由美国的John Ackerly主持。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近200名学者参加，交流的论文100多篇。2002年10月在奥地利Graz大学召开的“东西方传统医学大会”也将主题放在了藏医药的研究和讨论上。“第二届国际藏医药学术研讨会”于2003年11月在美国华盛顿召开，规模更大。由此可见，国际上对藏医药的研究热潮已经是越来越高，这对藏医药的保护和发展无疑是件值得庆幸之事。,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