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适合中医药研究的实验动物学
随着西方医药学在我国快速深入地发展，作为其重要研究工具的实验动物学也逐渐应用到中医领域。尽管西医的实验动物学应用于中医研究尚存在许多问题，但彼此并无根本冲突，西医的研究工具一样可以为中医所用。战国时代齐国阴阳家代表人物邹衍就说过：“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我国古代的医家，常从对“小物”的观察中发现新药物，而应用于临床。这虽然不能等同于现代的动物实验，但其中蕴含的质朴思想却说明只要应用得当，西方实验动物学完全可以为中医提供便利的手段和高效的工具，而大大有利于中医的创新和发展。
中国古代对自然界动物的观察促进了新药的发现和应用，其经验值得借鉴。许多中药的发现来源于对动物自身本能行为的观察。《抱朴子·内篇》载，有鼠狼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将蛇当腰咬断而破腹，衔出四子，尚有气，以大豆叶嚼而敷之，皆活。后人本于此而以豆汁治蛇咬。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记载：“昔有田父耕地，值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著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余叶以治疮，皆验。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如故’是也。”唐张鷟在其《朝野佥载》一书中也不无感叹地谈到：“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豗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矾石可以害鼠，张鷟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古人常常在观察自然界动物状况后，以独特的取象思维据象类推，从而获得新药。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云：“蜈蚣畏蛞蝓，不敢过所行之路，触其身即死，故人取以治蜈蚣毒。”明代魏浚《峤南琐记》载，断肠草“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故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可解也”。
, 百拇医药
古人的取象思维比较直观，未必皆能在现代科学实验得到验证，而且古人的单纯观察也难以适应当今医学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现代中医药实验动物学研究中，“先验小物”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复制和研究中医病证的动物模型。动物实验的造模方法主要为施加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1977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研制出高分子右旋糖酐微循环血瘀模型。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张启元以灌喂大黄煎剂“泻下伤脾”建立小鼠脾虚证模型。1990年，叶南章建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所致肾阴虚模型。情志疾病的实验造模也取得一定进展。例如，“怒伤肝”大鼠模型可以采用夹尾刺激和束缚制动两种方法复制，而“恐伤肾”的模型复制方法目前有三种：第一种为猫吓鼠致恐伤肾模型；第二种为人吓猫致恐伤肾模型；第三种为爆竹吓狗致恐伤肾模型。虽然这些模型对中医药研究有一定作用，但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中医的藏象理论和情志理论都主要是基于对人的外在观察和哲学推理而建立的。
人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脑和复杂的心理活动，动物显然不具备这些，而且人体的生理结构也与动物有很大差异。例如，经络理论是基于古人长期对人体的观察而产生的，但现在的医学工作者往往利用动物来进行针灸学研究，显然有悖于经络学说的理论根源。即使是西方医药学研究，对动物实验也不是完全依赖，更何况中医是完全有别于西方医学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的医学。此外，西方国家对动物实验提倡3R原则(替代、减少、优化)，其中“优化”指减少动物的精神压力与身体痛苦。然而，中医情志疾病的造模实验常对动物采取恶性刺激，这显然违背当今主流的动物实验原则，很难得到国际医学界的理解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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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思维在中医药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许多有良效的药物之发现和应用都应归功于这一思维方法。然而在当今的中医药实验动物学研究中，人们却鲜有采用，而西方医学的分析还原思维却几乎居于统治地位。尽管这种研究方式对中医药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由于中医药学是基于取象思维而形成和发展的，所以仅依靠西方的分析还原思维难以揭示中医药的全部内涵。观诸现状，甚至有许多长期以来公认有效的中药，仅因为在分析还原思维指导下的实验研究中无法找到其药理成分，其功效便遭到否定，进而受到政策的限制而无法再应用于临床。当前中医药的困境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因此，要真正使中医药走出困境，就需要真正适合中医药研究的实验动物学理论，而这种理论的产生，便需要取象思维的介入。要真正运用西方现代实验动物学技术，复制出具有中医特点而又合乎国际标准的实验动物模型，并加以合理的研究和利用，依然需要长期大量的探索。
尽管现阶段中医药实验动物学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甚至某些时候还产生消极作用，但基于当今社会状况和科学环境的现实意义考虑，现代实验动物学技术对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现代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巨大推动力是值得肯定的。, http://www.100md.com(姜奕轲 陕西中医学院)
中国古代对自然界动物的观察促进了新药的发现和应用，其经验值得借鉴。许多中药的发现来源于对动物自身本能行为的观察。《抱朴子·内篇》载，有鼠狼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将蛇当腰咬断而破腹，衔出四子，尚有气，以大豆叶嚼而敷之，皆活。后人本于此而以豆汁治蛇咬。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记载：“昔有田父耕地，值见伤蛇在焉。有一蛇衔草著疮上，经日，伤蛇走。田父取其草余叶以治疮，皆验。本不知草名，因以蛇衔为名。《抱朴子》云‘蛇衔能续已断之指如故’是也。”唐张鷟在其《朝野佥载》一书中也不无感叹地谈到：“医书言，虎中药箭，食清泥；野猪中药箭，豗荠苨而食；雉被鹰伤，以地黄叶帖之。又矾石可以害鼠，张鷟曾试之，鼠中毒如醉，亦不识人，犹知取泥汁饮之，须臾平复。鸟兽虫物犹知解毒，何况人乎？”古人常常在观察自然界动物状况后，以独特的取象思维据象类推，从而获得新药。宋代寇宗奭《本草衍义》云：“蜈蚣畏蛞蝓，不敢过所行之路，触其身即死，故人取以治蜈蚣毒。”明代魏浚《峤南琐记》载，断肠草“人食之立死，羊食之而肥，故中其毒者，用羊血灌之可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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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取象思维比较直观，未必皆能在现代科学实验得到验证，而且古人的单纯观察也难以适应当今医学研究的需要，因此，在现代中医药实验动物学研究中，“先验小物”的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复制和研究中医病证的动物模型。动物实验的造模方法主要为施加物理、化学、生物等因素。1977年，上海第一医学院研制出高分子右旋糖酐微循环血瘀模型。1979年，北京师范大学张启元以灌喂大黄煎剂“泻下伤脾”建立小鼠脾虚证模型。1990年，叶南章建立促肾上腺皮质激素所致肾阴虚模型。情志疾病的实验造模也取得一定进展。例如，“怒伤肝”大鼠模型可以采用夹尾刺激和束缚制动两种方法复制，而“恐伤肾”的模型复制方法目前有三种：第一种为猫吓鼠致恐伤肾模型；第二种为人吓猫致恐伤肾模型；第三种为爆竹吓狗致恐伤肾模型。虽然这些模型对中医药研究有一定作用，但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中医的藏象理论和情志理论都主要是基于对人的外在观察和哲学推理而建立的。
人具有高度发达的大脑和复杂的心理活动，动物显然不具备这些，而且人体的生理结构也与动物有很大差异。例如，经络理论是基于古人长期对人体的观察而产生的，但现在的医学工作者往往利用动物来进行针灸学研究，显然有悖于经络学说的理论根源。即使是西方医药学研究，对动物实验也不是完全依赖，更何况中医是完全有别于西方医学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的医学。此外，西方国家对动物实验提倡3R原则(替代、减少、优化)，其中“优化”指减少动物的精神压力与身体痛苦。然而，中医情志疾病的造模实验常对动物采取恶性刺激，这显然违背当今主流的动物实验原则，很难得到国际医学界的理解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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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象思维在中医药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许多有良效的药物之发现和应用都应归功于这一思维方法。然而在当今的中医药实验动物学研究中，人们却鲜有采用，而西方医学的分析还原思维却几乎居于统治地位。尽管这种研究方式对中医药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由于中医药学是基于取象思维而形成和发展的，所以仅依靠西方的分析还原思维难以揭示中医药的全部内涵。观诸现状，甚至有许多长期以来公认有效的中药，仅因为在分析还原思维指导下的实验研究中无法找到其药理成分，其功效便遭到否定，进而受到政策的限制而无法再应用于临床。当前中医药的困境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因此，要真正使中医药走出困境，就需要真正适合中医药研究的实验动物学理论，而这种理论的产生，便需要取象思维的介入。要真正运用西方现代实验动物学技术，复制出具有中医特点而又合乎国际标准的实验动物模型，并加以合理的研究和利用，依然需要长期大量的探索。
尽管现阶段中医药实验动物学研究尚存在许多不足之处，甚至某些时候还产生消极作用，但基于当今社会状况和科学环境的现实意义考虑，现代实验动物学技术对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现代化、标准化和国际化的巨大推动力是值得肯定的。, http://www.100md.com(姜奕轲 陕西中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