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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生死请命
http://www.100md.com 2007年3月30日 《医药经济报》 2007.03.30
他们,为生死请命
他们,为生死请命
他们,为生死请命

     王忠诚

    他是新中国培养的没有喝过“洋墨水”的权威专家,新中国神经外科学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北京天坛医院名誉院长。世界卫生组织神经科学专家咨询团委员、亚欧神经外科学会名誉副主席、世界脑组织研究会会员、美国脑卒中学会会员、美国神经外科学会荣誉会员、日本神经外科学会荣誉会员。1989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收入名人录,并被授予国际荣誉勋章。

    胡亚美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儿童医院名誉院长。194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同年进入北京私立儿童医院工作,历任北京第二儿童医院主治医师,北京儿童医院内科副主任、主任、副院长、院长,首都医学院儿科系教授、系主任。

    崔以泰

    曾任天津医学院副院长、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现在是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副理事长、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88年崔以泰主持建立了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并任主任;1990年主持建立了我国第一家临终关怀病房;1993年主持建立了“中国心理卫生协会临终关怀专业委员会”并任主任委员,被誉为“临终关怀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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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李燕,因为这个重病女孩的《安乐死申请》,国内关于生命质量与长度的争论又一次被挑起,对于“安乐死”这3个敏感的字眼,一时间众说纷纭。

    有人说,生死自然,安乐死是人类在病难前的怯懦,与医生救死扶伤、亲人关切体爱的伦常相悖……亦有专家指出,“安乐死”问题的呈现,正表明人们对生活与生命的追求趋于多元化。

    走出李燕事件,人们或许会惊奇地发现,一些经常妙手回春的专家,在目睹了生死的无数次交锋以后,却积极地呼吁安乐死立法。他们与安乐死的故事由来已久,不是借新闻吸引眼球,也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以卓越的医疗技术为经,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纬,言人所未言。他们或激情演讲,或著书立说,或拍案而起,或苦思冥想,其固执但不偏执,愈挫愈奋,真诚亦可爱。

    安乐死目前立法是否现实,暂且不说,而这些专家执着的意义在于,促使我们认真思考一切理性的声音。“为天地立心,为生死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的座右铭,古人亦然,今人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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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颅之魂

    王忠诚:

    不愿看到生命濒临死亡的绝望

    说王忠诚是万颅之魂可不是瞎吹乱捧,这位目光锐利、精神矍铄的老人,是世界上做脑血管畸形手术数量最多、经验最丰富的神经外科专家;是世界上做神经外科手术唯一超过万例的人;1985年他成功切除的直径9cm的巨大动脉瘤,创造了动脉瘤治疗史上的奇迹;他曾完成脊髓内肿瘤切除手术近300例,无一例死亡,无一例瘫痪,处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全国有7000多名神经外科医生,其中1/3是在他领导下的神经外科培养出来的。

    同时,王忠诚也是公认“最有眼光”的人,因为他的舞台就是显微镜下细如发丝的区域,任何一个小小的差错,都可能造成巨大的后患。一生荣誉等身,一生著作等身,连续多届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他,曾在2003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安乐死立法的建议,“我们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但却不愿看到生命濒临死亡的绝望”。提到那些因病痛而度日如年的病人,在当年的“两会”上,很多记者均目睹了王忠诚的伤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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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诚的伤感是刻骨铭心的。1952年,刚刚大学毕业、年方20岁的他还是天津总医院的住院医生,就被派到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这段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在鸭绿江边上,王忠诚接触到的伤员中,最多的是脑外伤。别的科,像骨科、泌尿科、胸科、外科他都学过,都有一点儿办法帮助抢救,但是脑外科他一点儿都不懂,眼看着战友牺牲而束手无措,那种失败的感觉一直成为他心中的痛。

    王忠诚之所以极力申请安乐死立法,是因为他最在乎病人的痛苦,对病人始终怀着感激之情,他认为是广大病人给医生们造就了成功的平台,医生的很多知识是从病人身上得来的。

    王忠诚曾提到,除去“假死”即植物人的情况,中国社会的癌症发病率逐渐增多,脑血管病已成为城市人口死亡的第一杀手,不治之症、疑难病症也时有出现。现代社会的医学发展,使延长生命成为可能,但是,医学技术的发展可以使人“起死回生”,却将人们卷入新的漩涡中。药物和技术的滥用对人的尊严发出了挑战,全身被插满管子以使濒危病人“苟延残喘”,这样痛苦的生命是有质量的吗?贫富的差距使生命可以用金钱来度量,“你兜里有多少钱,你就值多少钱”,如此残酷的撕裂是人性可以承受的吗?积极申请安乐死立法,王忠诚认为自己完全把病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几十年的行医生涯,让王忠诚越来越重视病人的感受,主张安乐死立法,就是要人有尊严、有理性地选择死亡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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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忠诚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年逾古稀的他现在仍然每天比别人多工作一小时,节假日坚持上班。他的主要精力已放在整理一生的经验、培养研究生上,为后来者当人梯。他说,我的时间已不多了,我要加倍努力工作,争分夺秒。

    2006年,王忠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在北京率先试行“安乐死”并建立相关法规的建议。“北京作为首都,在知识层次和思想观念上较为先进,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相对较高。然而由于‘安乐死’涉及医学诊断、伦理道义等多个方面,在法规制定上还应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鉴定和批准;在舆论上应大力宣传人的价值,帮助人们树立更加开明的人生观。”王忠诚为安乐死立法的建议虽然没有获得通过,但是他认为立法不成不代表人们对安乐死的看法裹足不前,而法律也要充分发挥利益均衡的功能,防止最坏的结果出现,又能满足人们善良的愿望。看来,王忠诚虽然放下了手中的手术刀,但心中的刀还在。

    血癌儿童救星

    胡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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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生命

    胡亚美出生富贵人家,在“诺大的中国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的岁月里,她的生活是衣食无忧的,她不习惯家里的佣人喊她大小姐,而喜欢别人叫她“大姑娘”。

    家境殷实不是胡亚美向别人炫耀的资本,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追求真理上。大学毕业后,胡亚美来到北京私立儿童医院实习,在这里,她遇到了她的恩师诸福堂先生。诸福堂是北京私立儿童医院的创办者,更是中国现代儿科学的奠基人,据说胡亚美现在的办公室里,依然放有诸福堂先生的塑像。在她眼里,具有充分的耐心、爱心和细心的诸先生是一个真正称职的医疗工作者。1949年,26岁的胡亚美成为了北京儿童医院的住院总医师,并开始攻克小儿贫血和小儿腹泻病……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由于父亲是资本家,胡亚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迫害。她被诬陷为特务,被打成颅内出血,当时她连想死的心都有了,但是觉得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后来还是坚持活了下来。1976年,半百之年的胡亚美刚从“牛棚”解放出来,一份北京市小儿死亡原因报告上的数字深深震撼了她:北京市城区1~5岁孩子的死亡原因排在第一位的是肺炎,第二位是恶性肿瘤;5~10岁、10~15岁,死亡原因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恶性肿瘤。这个调查数字说明儿童身患一般性传染病的死亡率已经大大下降了,而恶性肿瘤成为了威胁孩子们健康的主要杀手。这一年,53岁的胡亚美毅然开始了攻克白血病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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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亚美把自己的每一个患者都亲切地称为“孩子”,每次说起“孩子”怎样怎样,都饱含着她远远超越了医患关系的真切的爱。她现在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已经不能从手部取血,原因就在于,手部的血管因为之前太多次为患儿献血,如今已经坏死。“家长的血型和孩子的配不上就只能买血,但很多家长都穷得买不起,所以跟我血型合适的,我就给他们献!那时候还没有点滴瓶子,只能用一种叫‘三通’的工具,从我这里吸一管推到孩子身上,再吸一管推到孩子身上,就这样,一次一般150CC。我就站在那儿把血输给孩子,输完了,继续工作,也没觉得有什么。”

    如果把1946年的实习医生的从医生涯算进去,胡亚美从事儿童医学工作已经61个春秋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她以自己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为无数孩子树起了生命的风帆,送他们重新启航。即便在今天,胡亚美仍每周一次准时出现在北京儿童医院的儿科病房中,也时常出现在首都医科大学儿科专业的讲坛上。

    从医半个多世纪,胡亚美挽救了无数的生命,也目睹了许多的死亡,当她看到那些因无法治愈而陷于绝望的癌症病人,通过打点滴、鼻饲等方式痛苦地活着时,感到非常心痛。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她和妇产科专家严仁英等在1988年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安乐死”立法的议案。他们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的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2003年,胡亚美因为年龄原因没有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但是她仍然委托王忠诚院士建议人大通过安乐死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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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终关怀之父

    崔以泰:

    让人们安乐地度过临终阶段

    崔以泰出生在山东茌平县的农村,在他小时候,母亲因为得了结核病,在极端痛苦中去世,这是他今生最为痛苦的记忆,也是他学医的原动力。

    崔以泰申请安乐死立法的故事,还要从他所钟爱的临终关怀事业说起。1988年5月,美国一所大学的华人副校长黄天中博士到天津医科大学访问,从他那里崔以泰了解到临终关怀的概念。当年7月,崔以泰成立了全国首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1990年又成立了第一家临终关怀机构。从这以后,全国各地的专家开始来参观学习,临终关怀病房在各地的一些医疗机构里建立起来,崔以泰办的临终关怀医院被业内称为临终关怀发展的里程碑。

    崔以泰认为,临终关怀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色彩,它的医学伦理原则是传统的,是对临终者的同情、关怀。从某种角度说,安乐死是临终者对社会和亲人的最后一次回报,是人生终点的一个更高的境界。尤其对晚期癌症等临终病人来说,寻求安适的死亡形式更为世人所关注。所以在崔以泰看来,临终关怀和安乐死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而是一个整体中的两部分,或一方涵纳在另一方中。临终关怀是使人们安乐地度过临终阶段;而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临终关怀,二者和谐的结合,则形成人类死亡的最终模式。但是,崔以泰又发现,安乐死从字面上理解就是一种临终关怀行为,但人们以往对临终病人的关怀只偏重于安乐死这一点上,忽视了对临终过程中的病人的全面关怀,包括疼痛的消除、症状的控制、心理的安慰、生活的照料,以及扩展到对家属的慰藉。对临终濒死病人施以安乐死,其动机是什么?显而易见,就是出于对临终病人痛苦危难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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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乐死在使死者升华的同时,却把生者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崔以泰认为,安乐死带来的伦理冲突是尖锐的。他指出,为患者施行安乐死必须要有严格的适应症,必须经过主管医生的同意,以及经过由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伦理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共同审核,还必须是病人自己完全自愿,要有病人签字的书面请求,要证明病人是头脑清楚、心理正常的,而且还必须家属同意、签字。“但是,即使以上的这些都符合,如果没有法律的承认也还是不行的,所以安乐死需要国家正式立法。”

    1992年,崔以泰以天津市人大代表的身份提出了实施安乐死的立法议案,上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获得通过。不过,让崔以泰感到欣慰的是,国内亦有法学专家撰文指出,有关老年安乐死的立法工作可以先行一步。

    崔以泰从事临床关怀这么多年,他何尝不知道,安乐死的立法还有多少曲折的路要走。这3个充满争议的字眼,是理性与情感、个体和社会、历史传统与现代精神、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等多方面的复杂矛盾和冲突。

    虽然直到今天,对于安乐死一直存在争议,但是正由于这些专家的不懈努力,人们对安乐死才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记者最近看到一家著名门户网站关于“安乐死”的调查,惊讶地发现竟然有超过半数的网友持赞成态度,同时各种理性的分析也在网上、大面积展开,这些都可被视为对专家们思考的再延伸。, 百拇医药(刘景峰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