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瑞尔：现在是药品研发的黄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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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企业成功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产品，对于单个药物的研发成本达11亿美元的制药公司来说，如何控制研发费用自然而然地成为新产品开发关键中的关键问题。礼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陶瑞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3年内该公司将把单个药品研发成本降低3亿美元。那么，在降低成本的同时如何保持高质量的研发成果呢？“外包型研发中心将是我们降低成本的首要途径。”
这位去年获评全美62位顶级CEO之一、最优秀的大型制药企业的CEO，在北京大学礼来糖尿病眼病中心挂牌成立仪式期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陶瑞尔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老礼来人，1971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毕业后，他即加入了礼来公司。陶瑞尔从负责市场计划方面的普通员工做起，在短短几年后调任巴西分公司经理。一头银发的陶瑞尔有着充沛的体力，讲话的时候滔滔不绝，不时变化着各种手势以表达自己的看法，尤其是讲到中国市场时他更是兴奋不已，经常用满意的微笑看一下坐在旁边的礼来中国总裁欧泰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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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96年，陶瑞尔开始担任礼来首席运营官时，就制定了一项“X计划”，旨在减少对拳头产品百优解的依赖，同时推动其他产品的增产。正因为此项未雨绸缪的决策，使礼来平稳地渡过了百优解专利到期后的日子。这位西班牙裔美国人始终保持着西班牙人特有的热情奔放，这使他可以始终保持兴奋状态，特别是在逆境中。
面对危机，陶瑞尔选择的不是退缩，而是继续加大对新产品的开发力度。在本世纪初，礼来推出了9种新产品，使新产品增加了3倍，整个产品线都得到了有效延伸。
众所周知，一个药品从研发到上市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有很多风险。在礼来，从发现一个有用的分子到一个成熟的产品上市，平均时间要12~15年，平均每一个药的研发费用为11亿美元左右。而在得到一个成功的分子之前，通常需要研究5000多个分子。“如果礼来不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那么开发一种新药的成本到2010年会增加至20亿美元，这是难以接受的。”
陶瑞尔很清楚节省研发成本对于一个创新型制药公司来说意义重大。陶瑞尔认为，现在是开展药品研发的黄金时期，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人们迫切需要更好的药物和方式来治疗癌症、糖尿病、骨质疏松、阿尔茨海默病、心脏病和其他疾病，礼来拥有前所未有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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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来实验室的这一计划实施的前提是保证充足的研发投入。而要实现这些目标，礼来必须提高生产力，找到更快捷、更有效的方式研发药品。
2003年10月，陶瑞尔把视角投向了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中国。礼来出资和上海开拓者化学有限公司合作，在浦东张江高科园区建立礼来研究实验室，重点是实验初期化合物的合成和选择。
“与合作伙伴共同努力，利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可以使我们拥有持续的产能。”陶瑞尔将在中国开拓外包型研发活动，称之为双赢策略，“对中国而言，参与跨国的制药研发活动将会帮助中国的科研人员学习更多的国际研发实践经验，会帮助中国拥有更多的人才，加快中国参与全球研发的脚步。”
陶瑞尔之前刚刚参加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论坛”，他深切感受到中国推行的政策是有连续性的，是很明确的。政府有关加强自主创新和知识产权方面的做法，更加增强了他对中国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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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礼来外包型研发中心的首选地之一。现在礼来在中国已经建立了3个外包式研发中心，中国承担了礼来全球20%的化学分析业务和早期临床研究任务。我们还会继续加大在生物技术和临床方面外包的业务。”
另一方面，陶瑞尔通过缩短产品研发周期降低成本。陶瑞尔把企业内部流程按照六个希格玛的方式进行管理，以此缩短周期。
“对症下药，在恰当的时机，提供恰当剂量的恰当药物”成了陶瑞尔关于礼来研究中心开发新药的宗旨。在此基础上，陶瑞尔还积极推进礼来公司新型科学技术并关注生物科技在研发中的应用。
事实证明，陶瑞尔这样做产生了积极效应：大多数传统的化学制药公司没有礼来在生物制药方面达到的水平，而大多数生物科技公司也没有礼来所拥有的长期积累的广泛的科技和医药专业水平。礼来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顶级的生物制药公司。
而针对全球范围内的医药行业兼并重组高潮，陶瑞尔保持着冷静的头脑。陶瑞尔说他并不太看好上亿美元大规模的并购。但是，礼来也在积极寻求一些具有良好前景，特别是在新产品研发方面能够对礼来的研究领域形成有益补充的公司。最近，礼来并购了原希爱力的合作伙伴爱科公司，从而获得了希爱力的全部生产和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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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企业往往是在药品专利到期或未来的产品线不够充分时选择并购，通过并购可以减少同类药品的市场竞争，并且在短期内提高效益。从长远上看，并购会导致新药的减少。因为并购对买家来讲需要付出巨额资金，为了节省成本，企业就会压缩研发投入。而对被并购的公司来讲，由于公司存在变动，研发人员信心不稳，研发的积极性和效率就会减低。
陶瑞尔始终认为，要保证研发项目的成功，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目标、明确透明的管理环境、管理政策，透明管理。“有了明确的目标，我们才会知道哪些项目我们取，哪些项目我们省。”因此，在他看来，一旦并购，有了两家研发机构，往往会失去这方面的优势。如果一个研发机构变得过于庞大，就会引发官僚作风，这会影响到研发的产出。
礼来在陶瑞尔领航下，临床研发规模正在向空前的水平发展。目前，礼来在全球的9个实验中心已经开发了30多种新式的分子生物药剂，其中19种正处在二期研发甚至更后阶段，另外还有34种现有产品投入新适应症的研究和产品延展性研究。大量临床试验也将随即展开，按现在的进度，在2007年和2008年至少将会有15种新分子进入到一期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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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中国企业要进入国际市场，仿制药是个突破口
记者：目前中国老百姓普遍认为药价过高，您认为应如何平衡企业的研发成本与患者的经济负担？
陶瑞尔：这是一个共同的责任，一方面医药公司要能够投入，研发出能够解决患者疾病的药品。医药行业是个高风险的行业，目前只有30%的新药可以收回成本。一旦研制成功，往往会有比较高的回报。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提供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障。
像礼来这样注重创新的企业需要一定的利润回报才能保证我们有能力不断进行投资，获得产品突破，回报股东。另外，我们在给产品定价的时候需要考虑到一件产品给我们提供的价值。比如，现在治疗一个糖尿病人需要花费很多，但是及时治疗糖尿病总比在它引起并发症之后再行治疗更为经济。
随着国家的发展，消费者会逐渐接受价格比较高的药。但如市场需要，我们会继续推出价格比较低的常规药，如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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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对中国药厂开拓国际市场有什么建议？
陶瑞尔：仿制药可以作为一个突破，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也有一些市场，但不建议中国企业去日本，日本是全球第二大制药市场，但日本本身没有仿制药。
记者：你对于中国药物审批有何建议？
陶瑞尔：中国进行NDA(新药注册申报)审批的时间与国际标准类似，但是IND(新药临床研究申报)的时间则比其他国家长很多。IND和NDA的技术要求有很大差异。为了使中国能够拥有更多的国际实验成果，应当将IND的审批时间缩短3～4个月。
专利药仍是公司保持增长的最大动力
记者：两税合一后，外资企业税率提高为与国内企业一致的25%，这会对公司产生什么影响？
陶瑞尔：这次听到商务部的官员提到过这个问题，他们表示这个法律的实施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我们现在还不明确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讲，我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决定，特别是对于中国逐步减少出口以拉动国内需求来说，这是一个适当的手段。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有些项目可能会有一个调整。一些原本基于15%的所得税的优惠项目，会有一定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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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礼来公司耐多种药物型结核病无偿技术转移项目在中国为何仅有一家公司？现在进展如何？
陶瑞尔：该项目投资7000万美元，是非常大的项目。由于这个技术的转让有比较长的过程，所以我们选择的企业是比较少的，在中国、印度、南非、俄罗斯各一家。在中国，我们选择了浙江海正药业作为技术转让的对象，今年海正会生产出药品，届时会以比较低的价格供应市场，WHO(世界卫生组织)会向海正药业购买，再由WHO投放到有需求的地区。
记者：您表示礼来2007年销售额将增长10%，如何实现？
陶瑞尔：这是基于过去的业绩增长做出的判断。我们上世纪90年代推出的几个老产品还在继续增长；近几年推出的9个新产品则呈持续上涨势头，年增长率达到45%~50%，占公司业务额的25%~30%；在2010年之前，我们现有的产品都在专利的保护期内。这些都是动力。
, 百拇医药 记者：礼来在今后几年中有什么新产品问世？
陶瑞尔：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头10年剩下的时间里每年至少推出1种产品；在下一个10年当中，每年推出2种新产品。这样一来，在今后10年中，我们会推出14种新产品。我们有6个产品处于最后攻关阶段，分别是治疗急性冠状动脉综合症的Prasugrel、治疗胶质母细胞瘤(一种致命脑瘤)的Enzastaurin、吸入式胰岛素、治疗骨质疏松的Arzoxifene、新型糖尿病治疗药物Byetta长效剂型、抗精神分裂症药物再普乐长效剂型等，这些都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很有可能成为礼来下一代“重磅炸弹”产品。
一个药品从研发到上市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而且有很多风险。在礼来，从发现一个有用的分子到一个成熟的产品上市，平均时间要12~15年，平均每一个药的研发费用为11亿美元左右。而在得到一个成功的分子之前，通常需要研究5000多个分子。“如果礼来不采取实际有效的行动，那么开发一种新药的成本到2010年会增加至20亿美元，这是难以接受的。” 2003年10月，陶瑞尔把视角投向了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中国。礼来出资和上海开拓者化学有限公司合作，在浦东张江高科园区建立礼来研究实验室，重点是实验初期化合物的合成和选择。, 百拇医药(陈国东 实习记者 马建忠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