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星悲剧留给我们什么
本报记者 汤雷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杨丽娟事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13年追星追到家破父亡，这种事实和结果让人有种说不出的痛。不就是追星吗，何以致如此地步？家长、媒体还有社会都该反思——
疯狂粉丝并不鲜见
记者随意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有关疯狂粉丝的报道果然不少。追星一族为偶像做出不理智行为的例子多不胜数，有些甚至达到疯狂地步!
●前年谢霆锋在武汉举行新专辑签售会后，他刚离境便有女歌迷不舍得而跳河自杀，幸及时获救不致酿成悲剧。
●一名黎明超级女歌迷，曾为偶像服安眠药自杀死亡，被发现时手中仍握着黎明主演的影带。
●台湾一位孙燕姿的超级女歌迷，因为仰慕偶像成狂，竟按照孙的样貌先后多次进行整容手术，将容貌变成与孙差不多“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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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周杰伦的歌迷周枫从湖南追到上海、北京，直到广州，期间住过20多个救助站，再将救助站的微薄资助积攒起来购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当周杰伦在广州演唱会上声称两年之内不会再开演唱会时，感觉万念俱灰的周枫在看台上一口气服下了30粒安眠药，幸被救回。
给家庭教育敲了警钟
杨雄(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追星是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正常文化现象，有调查显示，80%至90%的人都在青春期产生过偶像崇拜，但随着成长，人生经历增多，追星的崇拜热情会逐步减退，成为一种理性的喜欢。杨丽娟事件为何会发展到如今地步？应该说，杨丽娟的家庭教育是失败的。在利益驱动多样化、大众传媒商业化的背景下，思想尚不成熟、辨别能力不足的青少年，很容易接受媒体炒作的暗示。此时，家庭教育是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道防火墙。然而，杨丽娟父母对女儿的非理智行为并没有给予正确的引导。杨的父母不顾一切地完全配合杨丽娟的要求，这就给了她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她的行为是被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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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丽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范畴，她的病态追星，固然有其自身的心理和性格问题，但杨丽娟的父母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满足女儿的偏执行为，杨丽娟的父母没有任何劝阻，反而不顾一切地支持，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过分迁就和溺爱，不但不是爱，有时更像一剂毒药。家长们应该让孩子知道，即使你喜欢某个歌星、某个影星，也是应该有分寸的。这种分寸感是孩子们成熟起来的一个标志，首先家庭教育对于孩子们来说，要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引导和关爱，杨丽娟一家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媒体徘徊在“卖点”与责任间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如果媒体真想帮助此少女，怎么不为这个女子联系心理医生，设法帮助她恢复学业，自立于社会，却反而推波助澜，最终坐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走向深渊？要帮杨丽娟圆梦的行为，是非常典型的媒体越权。传媒的职责就是客观报道，有意识、有预谋地推动事情发展，是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责任媒体不能以“服务大众”、“受众本位”为借口来进行低俗、肤浅甚至不适的报道。媒体的娱乐化是媒体的四大功能之一，但娱乐应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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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武(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青少年的明星崇拜内因上主要是学业压力大，渴望有一个释放压力的理由，外因上则主要是媒体对明星的宣传很容易打动成长中的孩子们。杨家的悲剧社会各方其实都有责任。当前大众文化产品的媚俗化倾向比较严重，对明星的宣传过度化了，因此大众传播媒体是有责任的。
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
杨雄：疯狂粉丝层出不穷，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现今，青少年成长环境迫切地需要得到净化和改善。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青少年面临学业、就业等各种心理压力。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青少年的压力得不到很好的释放，就有可能将信仰转移到对偶像的疯狂崇拜中去，造成更多的追星悲剧。追星是正常现象，但需要家庭、教育、传媒等共同努力，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度内。否则热昏了头，就没有理性了。让追星回归理性，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计划经济时代，理性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那时有英雄，比如雷锋，但对英雄的崇拜不会近乎癫狂。如今我们身处一个转型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开始移情到个人的兴趣与私生活中，毕竟人心不能是空的，需要精神上的依托。然而个人的兴趣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偏激行为。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娱乐明星成为偶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成为“唯一”的偶像，对娱乐明星的过度推崇是消费时代的病症。表面看起来，这是娱乐产业对社会的强大渗透，但背后真正的原因，还是精神传统的瓦解和共同价值的缺失，这正是当下最需要警惕的——文化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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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观点
周馨(公务员)：杨丽娟有自己的偶像，去喜欢，这是没错的。错就错在不现实。每个人都应该能正确地对待人生，明白自己的梦想。杨丽娟的梦想就是见到刘德华，很好。但是，杨没有正确地对待这个梦想。自己什么也不做，只靠家人，这样达到的目标和梦想有意义吗？换个角度，一切都是你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用正当的途径争取机会见刘德华，刘德华能不见你，能不多看你两眼吗？也许刘德华也会很尊重你。
丁海峰(中学教师)：可以说杨丽娟的行为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在里面，但其成长过程中，其父母的言行对其性格的形成还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对子女的不适当的疼爱可以说是造成杨丽娟疯狂追星的一个关键因素。把追星当成一种信仰，3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生活在由女儿最初一个人编织的梦幻里而不知。16岁女儿的病态追星到后来演变为全家的病态行为，整个过程经历了13年啊。从中我们能看到父母之爱的沉重，能看到对子女如何教育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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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宁(医生)：追星不是一个人天生所有的，而是后来被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影响导致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影响当然是来自于明星们，我们只强调疯狂追星的后果，却没有去探讨明星们自身的责任，明星们在展示和享受各自经过包装后的“风采”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有什么责任呢？有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就此事件来说，应该是“粉丝不教，明星之过”。既然粉丝们把明星当做了偶像，那么明星就有责任去引导他们，而不是说一些无实际意义冠冕堂皇的话。我们明知道明星们是有巨大影响的群体，我们明知道在许多时候明星们的影响比父母还大，但为什么我们还去忽略明星们的责任呢？
魏兴俊(自由撰稿人)：娱乐界的光怪陆离，娱乐界的鸡毛蒜皮，现在常常见诸于各种媒体。有闻必录，缺失立场；追求“卖点”，淡化责任；推波助澜，恶化事态的发展；这些是不少媒体的“通病”。媒体的泛娱乐化，导致了社会的泛娱乐化，而这些泛娱乐化的东西却正是青少年的孩子们最喜欢的时尚，这个时候的青少年却由于心智尚不成熟，对是非缺乏必要的分辨能力，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诱导，而如今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无处不在的娱乐新闻八卦，都铆足了劲，一齐对准青少年开炮!杨丽娟是一个疯狂的追星族，她的行为虽然是一个极端，但是却绝对不是特例。如果说这些粉丝的行为已经是失去理智，存在心理疾病的话，究其原因，媒体则对这些疯狂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媒体不能片面地强调一切都以吸引眼球为主，还应记得自己的社会责任。有时，媒体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编 后
杨丽娟的父亲死了，杨丽娟的心乱了，悲剧发生了。但事情不应该就此结束。如果不能从悲剧中找出悲剧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明天或许后天，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杨丽娟、杨父!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不应该回避责任，更不能推卸责任。我们应该进行深刻反思，反思这个社会现象形成的根源所在，包括媒体，也应该反思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http://www.100md.com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杨丽娟事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13年追星追到家破父亡，这种事实和结果让人有种说不出的痛。不就是追星吗，何以致如此地步？家长、媒体还有社会都该反思——
疯狂粉丝并不鲜见
记者随意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有关疯狂粉丝的报道果然不少。追星一族为偶像做出不理智行为的例子多不胜数，有些甚至达到疯狂地步!
●前年谢霆锋在武汉举行新专辑签售会后，他刚离境便有女歌迷不舍得而跳河自杀，幸及时获救不致酿成悲剧。
●一名黎明超级女歌迷，曾为偶像服安眠药自杀死亡，被发现时手中仍握着黎明主演的影带。
●台湾一位孙燕姿的超级女歌迷，因为仰慕偶像成狂，竟按照孙的样貌先后多次进行整容手术，将容貌变成与孙差不多“一模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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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2月，周杰伦的歌迷周枫从湖南追到上海、北京，直到广州，期间住过20多个救助站，再将救助站的微薄资助积攒起来购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当周杰伦在广州演唱会上声称两年之内不会再开演唱会时，感觉万念俱灰的周枫在看台上一口气服下了30粒安眠药，幸被救回。
给家庭教育敲了警钟
杨雄(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追星是青少年在青春期的正常文化现象，有调查显示，80%至90%的人都在青春期产生过偶像崇拜，但随着成长，人生经历增多，追星的崇拜热情会逐步减退，成为一种理性的喜欢。杨丽娟事件为何会发展到如今地步？应该说，杨丽娟的家庭教育是失败的。在利益驱动多样化、大众传媒商业化的背景下，思想尚不成熟、辨别能力不足的青少年，很容易接受媒体炒作的暗示。此时，家庭教育是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第一道防火墙。然而，杨丽娟父母对女儿的非理智行为并没有给予正确的引导。杨的父母不顾一切地完全配合杨丽娟的要求，这就给了她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她的行为是被支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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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骏(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杨丽娟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常人的范畴，她的病态追星，固然有其自身的心理和性格问题，但杨丽娟的父母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了满足女儿的偏执行为，杨丽娟的父母没有任何劝阻，反而不顾一切地支持，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种过分迁就和溺爱，不但不是爱，有时更像一剂毒药。家长们应该让孩子知道，即使你喜欢某个歌星、某个影星，也是应该有分寸的。这种分寸感是孩子们成熟起来的一个标志，首先家庭教育对于孩子们来说，要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在孩子的人生道路上，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引导和关爱，杨丽娟一家的教训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
媒体徘徊在“卖点”与责任间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如果媒体真想帮助此少女，怎么不为这个女子联系心理医生，设法帮助她恢复学业，自立于社会，却反而推波助澜，最终坐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走向深渊？要帮杨丽娟圆梦的行为，是非常典型的媒体越权。传媒的职责就是客观报道，有意识、有预谋地推动事情发展，是违背新闻职业道德的行为。责任媒体不能以“服务大众”、“受众本位”为借口来进行低俗、肤浅甚至不适的报道。媒体的娱乐化是媒体的四大功能之一，但娱乐应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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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武(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青少年的明星崇拜内因上主要是学业压力大，渴望有一个释放压力的理由，外因上则主要是媒体对明星的宣传很容易打动成长中的孩子们。杨家的悲剧社会各方其实都有责任。当前大众文化产品的媚俗化倾向比较严重，对明星的宣传过度化了，因此大众传播媒体是有责任的。
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
杨雄：疯狂粉丝层出不穷，整个社会都需要反思。现今，青少年成长环境迫切地需要得到净化和改善。在市场经济冲击下，青少年面临学业、就业等各种心理压力。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环境，青少年的压力得不到很好的释放，就有可能将信仰转移到对偶像的疯狂崇拜中去，造成更多的追星悲剧。追星是正常现象，但需要家庭、教育、传媒等共同努力，将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度内。否则热昏了头，就没有理性了。让追星回归理性，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计划经济时代，理性文化占据着统治地位，那时有英雄，比如雷锋，但对英雄的崇拜不会近乎癫狂。如今我们身处一个转型的时期，这个时期人们开始移情到个人的兴趣与私生活中，毕竟人心不能是空的，需要精神上的依托。然而个人的兴趣如果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就很容易产生一些偏激行为。在文化日益多元的今天，娱乐明星成为偶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成为“唯一”的偶像，对娱乐明星的过度推崇是消费时代的病症。表面看起来，这是娱乐产业对社会的强大渗透，但背后真正的原因，还是精神传统的瓦解和共同价值的缺失，这正是当下最需要警惕的——文化的沦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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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观点
周馨(公务员)：杨丽娟有自己的偶像，去喜欢，这是没错的。错就错在不现实。每个人都应该能正确地对待人生，明白自己的梦想。杨丽娟的梦想就是见到刘德华，很好。但是，杨没有正确地对待这个梦想。自己什么也不做，只靠家人，这样达到的目标和梦想有意义吗？换个角度，一切都是你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用正当的途径争取机会见刘德华，刘德华能不见你，能不多看你两眼吗？也许刘德华也会很尊重你。
丁海峰(中学教师)：可以说杨丽娟的行为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在里面，但其成长过程中，其父母的言行对其性格的形成还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对子女的不适当的疼爱可以说是造成杨丽娟疯狂追星的一个关键因素。把追星当成一种信仰，3个人都或多或少地生活在由女儿最初一个人编织的梦幻里而不知。16岁女儿的病态追星到后来演变为全家的病态行为，整个过程经历了13年啊。从中我们能看到父母之爱的沉重，能看到对子女如何教育是多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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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宁(医生)：追星不是一个人天生所有的，而是后来被各种各样的事物所影响导致的，其中最大的一个影响当然是来自于明星们，我们只强调疯狂追星的后果，却没有去探讨明星们自身的责任，明星们在展示和享受各自经过包装后的“风采”时，有没有想过自己究竟有什么责任呢？有人说“养不教，父之过”，就此事件来说，应该是“粉丝不教，明星之过”。既然粉丝们把明星当做了偶像，那么明星就有责任去引导他们，而不是说一些无实际意义冠冕堂皇的话。我们明知道明星们是有巨大影响的群体，我们明知道在许多时候明星们的影响比父母还大，但为什么我们还去忽略明星们的责任呢？
魏兴俊(自由撰稿人)：娱乐界的光怪陆离，娱乐界的鸡毛蒜皮，现在常常见诸于各种媒体。有闻必录，缺失立场；追求“卖点”，淡化责任；推波助澜，恶化事态的发展；这些是不少媒体的“通病”。媒体的泛娱乐化，导致了社会的泛娱乐化，而这些泛娱乐化的东西却正是青少年的孩子们最喜欢的时尚，这个时候的青少年却由于心智尚不成熟，对是非缺乏必要的分辨能力，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诱导，而如今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无处不在的娱乐新闻八卦，都铆足了劲，一齐对准青少年开炮!杨丽娟是一个疯狂的追星族，她的行为虽然是一个极端，但是却绝对不是特例。如果说这些粉丝的行为已经是失去理智，存在心理疾病的话，究其原因，媒体则对这些疯狂行为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媒体不能片面地强调一切都以吸引眼球为主，还应记得自己的社会责任。有时，媒体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编 后
杨丽娟的父亲死了，杨丽娟的心乱了，悲剧发生了。但事情不应该就此结束。如果不能从悲剧中找出悲剧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明天或许后天，难保不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杨丽娟、杨父!一个负责任的社会，不应该回避责任，更不能推卸责任。我们应该进行深刻反思，反思这个社会现象形成的根源所在，包括媒体，也应该反思自己在其中扮演了何种角色!,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