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计划生育现状调查
【编者按】人口学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是由夫妇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家庭状况，自愿对生育孩子的数量、频度等进行规划。然而，这一家政活动在中国却演变成一场由政府强制规划、野蛮执行的杀婴、虐妇悲剧。强制计划生育是一场野蛮、肮脏、普遍而持久的人权灾难。野蛮是因为政府完全无视人民的意愿，以各种骇人听闻的手段践踏人们的生育权、生存权和财产权。肮脏是因为各级官僚机构把计划生育变成了敛财的手段，计划生育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意义。普遍是因为这场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牵涉到每一个中国育龄男女和每一个家庭，持久是因为这场灾难已经在中国持续上演了20多年。最近，强制计划生育在广西博白县引发了严重骚乱事件。这说明这场人权灾难依然在中国各地肆虐，已经把民众逼上了以暴易暴的绝路。
然而，遗憾的是，这场人权灾难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国际机构、人权组织和世界传媒的重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甚至无视中国民众的苦难，长期资助中国的计划生育项目。
为了进一步揭示中国惨绝人寰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信息中心记者最近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解剖了一系列案例。 《观察》网将分两部分刊载该研究报告，期待更多的读者关注中国这一严重而普遍的侵害人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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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县野蛮的计划生育事件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人们在惊叹之余，是对中国强制堕胎、结扎等计划生育的深恶痛绝。为了进一步揭示中国惨绝人寰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解剖了一系列案例。
—、产科医生陷死一个婴孩比陷死一只小鸡还要简单
广西博白计划生育事件引发的骚乱发生后，有一位居住广州的女医生在“关天茶社”发贴，见证了她在九十年代刚刚从事产科医生时见到的一幕：“我当年在广州花都的医院产科实习，耳闻目睹了堕胎与刮宫的惨状，到现在都象是一场恶梦。那段时间天天走路上怕人认出来。当年学医，我从没想过会干这个。”“那天我和老师值夜班，在下午五点左右一个产妇在产房里引产，我经过老师的同意，第一次换了衣服和老师进入了产房。只见那个女人躺在产床上做引产手术，她的表情十分痛苦，也许是药物的作用，她不停地在喊着。就在这个时候，我老师带上了手套，她说宫口已经开了，我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被老师从女人的体内拉了出来，那个孩子居然是活的。正在他要哭之际，我老师一把手捂住了孩子的嘴，孩子只哼哼了两声就没动静了，只听我老师和另一个助产士说：‘拿一管酒精来。’见她们从孩子的囟门处推了进去，孩子一会就变成了紫色。我惊住了，我一夜都没睡，满脑子都是那个孩子的影子，这可是一个生命呀，为什么如此短暂!是谁剥夺了他的生存权利!我问了老师，我说：老师，你们这不就是杀人吗？老师说：对，这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权力。我心里一阵颤抖，我一向尊敬的老师陷生一个婴孩比陷死一只小鸡还要简单……。就因为当产科医生是一个可怕职业，我断然放弃了所学的专业，改行做别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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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事件发生在福建省福州闽侯县。2006年8月，邱先生是闽侯县鸿尾乡安樟村人，他已有了一个女儿3周岁，传统的思想使他还想要一个儿子,他们夫妻都是农民，像他们这样情况允许生两胎，只是要间隔四周年，意外的是邱的老婆年初又怀上了。2006年8月30日就到预产期。可不幸的事情发生：在预产期仅剩一周的情况下，乡镇计生部门和村里的妇女主任为掩盖自己工作过失(有规定婚育的妇女要接受定期检查，但他们没有做)，在8月22日有计划有预谋的强行将邱的老婆拖到闽侯县医院做摧产(引产)手术，孕妇的家属苦苦哀求放过这个小生命愿意接受罚款，罚款多少都行，也愿意生完这胎后无论男女她都愿做绝育手术，但是村委跟乡政府计生人员不给他们丝毫商量余地。
按规定，打引产针之前要经过孕妇家属签字，但邱先生的老婆被拖到闽侯县医院后，是村妇女主任黄兰英签的字，而且签的是她的老公的名字林善明(还未上任的村支书)。闽侯县医院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施行的手术。更可怕的是小孩子在8月24日引产出来时还会哭，为了保证引产手术成功，医生又用吸管往婴儿的嘴里塞，婴儿被活活窒息而死。躺在产床上的产妇眼睁睁地看到“铁面无私”的医生们将孩子活活折磨致死，她发出凄惨的、但又是有气无力的恸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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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二胎没有准生证就要强制堕胎，第一胎没有准生证仍然逃不过堕胎的噩运。在厦门市打工的阿伟和来自江西的打工妹阿娇相爱多年，终成眷属。2004年12月31日，在阿伟的家乡——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和阿娇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全家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像很多村民一样，阿伟和阿娇是不到结婚年龄且先有了孩子才补办婚礼的(阿伟差20天才到结婚年龄)。
2005年1月20日，阿伟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阿伟、阿娇和阿伟父亲三人到五显镇民政补办结婚手续。补办手续非常顺利，高兴之余，三人又到隔壁的计生办补办“准生证”。当他们发现气氛不对时，为时已晚。计生干部说这是计划外生育，必须作掉。计生办一大帮人围上来，强行将阿娇塞进面包车。阿伟和其父亲无可奈何只好跟着计生办六七个人上了车。面包车直奔计生办挂钩医院厦门市思明区东方天使妇产医院，正值上午下班时间，计生办派一人下楼买饭，其他人看管阿娇等人。
从上午到下午三点多，阿伟一家向计生办干部苦苦哀求，可是计生办干部不仅不为所动，反而进行辱骂和威胁。阿伟一家如热锅上的蚂蚁，这边是计生干部的谩骂和威胁，那边是“白衣天使”们诱导阿伟赶紧签字，说“八个月以上的孩子一般都能活”、“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等等。在计生干部的威胁和医生的诱导下，走投无路、哭诉无门的阿伟最后稀里糊涂地在医生提供的表格上签了字。阿伟被陷进堕胎的阴谋之中，但为时已晚，后悔不迭。原来他稀里糊涂签的是《患者知情同意权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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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3点30分左右，阿伟签字后，医生立即用羊膜枪给阿娇打了一针，并告诉阿伟一家打的是催产针，八个月以上的孩子一般都能活，并叫阿伟父亲赶紧回家准备小孩衣服。实际上后来发现打的是引产针“利凡诺”，是堕胎用药，成活率很低。
打完针后，计生办干部扬长而去，阿伟一家却满怀希望地等待孩子的降生，阿伟母亲带着小孩衣服赶来。医生护士开始暗示阿伟：生下的婴儿可能会不太正常，阿伟说：不管正不正常，只要活的我就要。21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阿娇开始腹痛，22日凌晨三点多疼痛加剧，4点16分产下死婴。看到黑紫色的夭折男婴时，全家呼天抢地，可是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二、道不尽的人间悲剧——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扎”运动
对男性来说，结扎是切断精子的“出路”，有人把男性结扎比喻在输精管上“扎个蝴蝶结”；对女性结扎，是用手术把输卵管切断，结扎以后，精子和卵子不能相遇，这样就能永久避孕。中国推行结扎运动盛行于八十年代。当时政府行为的“计划生育”政策几乎都是强制与胁迫性，按计划生育部门的规定，生育两个女孩的夫妻的一方必须做结扎手术。农村计生服务站在做结扎手术时，由于医疗条件所限、大多数计生站设备简陋、技术与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手术后遗症患者比比皆是，给无数的中国男人、女人带来无尽的痛苦，给他们身心造成终身伤害。有一位叫何亚福的作者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即使是对犯罪分子，也不能上肉刑。强迫强迫结扎与强迫堕胎，可以说是古代肉刑的翻版，与现代法治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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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的资料统计，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强调“二女”(指生育两个女儿)结扎率要达到100%。据《三九健康网》2006年12月报道，四川省育龄男士率先在全国“带了好头”，采取绝育手术的比例为5∶1。有人称赞：“四川男人为国家尽责，为妻子分忧，贡献最大。”另据有关资料统计表明，全世界6200多万例男性绝育手术中，中国占3200万例，其中四川约1500万例，是全世界男子绝育手术例数的四分之一。但这3200万例结扎的男性当中，占95%都是被强制结扎的。
兴盛于八十年代的结扎手术，几乎都是计生部门“上门服务”或“集中手术”。一是“手术车”开到田间地头，二是恐吓、威胁、引诱甚至于于抓捕到计生站施行手术。开到田间地头的手术车，由计生干部象牵猪赶羊似的将锁定目标的夫妇集中到一起，有的甚至强制性按倒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象兽医阉割猪仔生殖器一样粗暴。对于整个手术的过程，计生部门是这样宣传的：整个手术时间约20分钟，术后休息1小时“即可回家”，两天后即可“照常工作”，“对身体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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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他们的“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后面，是草菅人命的事实，给正常的中国人留下无穷的痛苦。《中国经济网》2005年11月28日发表一篇题为《结扎女子被割破肠、被迫三次手术切除肠子》的报道。报道说：2003年11月26日，家住该区金华乡赵堂村的青年妇女刘云玲，为“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经检查无结扎禁忌症，遂在指定的区计生指导站做了“双侧输卵管结扎术”，术后当日回家休养。 三天后，她感觉腰痛、腹胀并有呕吐、血压下降等症状出现。经与指导站联系后，于2003年11月29日入住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急性弥慢性腹膜炎，空腔脏器穿孔，麻痹性肠梗阻，感染性休克”。当日施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腹盆腔大量粪便性积液，且腹腔内大量脓水，距回盲部30厘米处有回肠系膜侧直径1.5厘米破裂孔，手术室内满屋臭气。医院当即给予腹盆腔冲洗，破裂处修补处置，术中出现了中毒性休克。出院后，刘云玲多次去区计生指导站要求赔偿，但遭到拒绝，该站反而还向她索要垫支的费用16万元。无奈之下，她一纸诉状将宛城区计生指导站告上了法院，要求除计生指导站主动承担的医疗费16万余元外，另支付原告误工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生活补助费、交通费、护理人员住宿费、抚养费、残疾补偿金等共计9.6万元。但是，最终，法院判决区计生指导站仅赔偿刘云玲3.5万余元。刘云玲结扎后落下一身的病，冷酷的计生委与与“铁面无私”的法官仅用3.5万元就打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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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制推行结扎运动伤害太多的普通民众，因结扎而造成的后遗症不胜枚举。有一位网名为“蚂蚁搬家”的网友在福建省《夏门社区网》为自己母亲结扎后遗症寻求医疗帮助，她在网上这样写道：求助，我妈在十几年前做了结扎手术，农村那时候不发达，结扎手术简单，做完结扎的第二年就开始腹痛，那时候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结肠炎，大概前几年又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是盆腔炎。这两年反复发痛比较厉害。前几天，我带她去中山医院做了结肠镜，做完了结肠没事，也没发炎，医生说是结扎留下来的后遗症，说花光家里的钱也弄不清病根，只好回家了，昨天又去另外一家门诊看，医生说是盆腔炎，开了盆腔炎的药吃，我很担心啊，我妈这两年来每天都在腹痛(肚脐下面)，如果手按住痛的那个部位，就不会痛，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希望有知道的yuyu给予我帮助……
因为结扎而导致后遗症现象在农村最为普遍，许多人也曾经拿起“法律的武器”打官司。但因为计划生育是一条“高压线”，有关的案子公检法都不愿意(不敢)受理。即使受理了，官权集团也不会为百姓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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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的马建娣 17年前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卫生院施行了结扎手术 ，17年后却出现了宫外孕。她随即到江北区人民医院进行了宫外孕手术 ，术后又出现了系列后遗症。他状告当地的医院，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1987年 7月 20日，鄞州区鄞江镇它山偃村的龚松华、马建娣夫妇俩在生育了第二个女儿后，妻子马建娣便在乡镇及村计生干部的逼迫下到区卫生院做了结扎手术。手术后，马建娣的身体一直未出现过异常情况。2002年 8月 30日下午，马建娣的肚子却突然疼得厉害起来。次日，夫妻俩遂前往鄞江卫生院求诊。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子宫内膜炎、阴道炎、轻度贫血，医生要求其 3日内来复诊。但马建娣没有去鄞江卫生院复诊，而是于9月 5日去了江北区人民医院。在那里，她被医生确诊为“宫外孕”。并在不得己的情况下，经马建娣的爱人龚松华的同意，医生对马建娣进行了“右附件切除术及盆腔冲洗术”。同年 9月 19日，切口愈合后的马建娣出了院。回家后不久，马建娣就出现了系列化的后遗症：缺乏胃口、容易疲劳、头晕、腰经常酸疼等症状。遂于当年 11月 20日，委托宁波诚和司法鉴定事务所做了身体鉴定，鉴定结果称：“马建娣宫外孕术后右侧卵巢与右侧卵巢管缺失，伤残等级各为十级伤残。”马建娣一怒将鄞江卫生院告上了法庭。鄞江卫生院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法院也并没有维护马建娣的权益，这系列的“后遗症”究竟该由谁来埋单呢？没有人为马建娣埋单!马建娣仍然在疲于奔命地打官司。因为计划生育是一条“高压线，”有关的案子找公安机关、找法院都得不到受理，都不愿意接手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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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建娣的不幸相比，江西省宁都县长胜镇的曾小红可以说是一位“幸运者”。1988年4月，曾小红经过宁都县长胜镇人民政府下设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安排”(实际上是强制性带到当地计生服务站)，到长胜中心卫生院做结扎手术。术后第三天曾小红出现创口红肿，第七天创口感染，在长胜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三个月，先后做了三次手术。之后，曾小红辗转多处医院求治，至今未能痊愈。术后至今18年不能治愈，曾小红不能正常的生产、生活，精神十分痛苦。 2006年7月，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长胜中心卫生院赔偿原告曾小红各项损失4万余元。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百分之三十六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各地计生部门近几年来采用了更残酷的强制逼迫的绝育手段，类似广西博白县的强制打胎、强制结扎事件层出不穷。他们层层下达指标，步步紧逼，将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情况”与官员的奖金、工资、甚至是升官晋级捆绑在一起，基层组织与计生委干部抓捕超生罚款、实施堕胎、结扎手术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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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责任制管理”，“安排结扎指标”是现在计生工作新动向。甘肃省平凉市的一份《2007年上半年人口与计划情况通报》显示，仅2007年上半年，一区七县共完成各项结育手术13287例，同比增长935例。其中落实二女户结扎1109例，同比增长216例，占全年任务的55.45%。
这个“总结报告”还披露了近年来中国结扎运动的虚假性，并承认基层计生委“单纯为了完成二女户结扎任务，对不够条件、不宜结扎、因超龄不需要结扎的二女户落实了结扎手术。”总结报告写道：“按照省上每10万农业人口，当年二女户结扎要达到百分之百的硬性指标，有些县(区)上半年二女户结扎任务仍有欠账。主要原因是二女户漏管、瞒报，基层在措施落实上有畏难情绪。有些乡镇锁门户多，有应付考核、隐瞒和掩盖的问题。有的单纯为了完成二女户结扎任务，对不够条件、不宜结扎、因超龄不需要结扎的二女户落实了结扎手术，与人性化管理、维护育龄妇女身心健康的要求相悖。”
这份通报最后态度强硬地写道：“平抑人口出生高峰，一靠硬性节育措施，二靠奖励政策引导，三靠有效手段制约。生育间隔取消后，重点要做好二女户结扎措施落实。二女户结扎欠账大、进展缓慢的，县乡党政领导要亲临一线，坐阵指挥，攻坚破难，狠抓落实，尤其对当年新增和流出的二女户对象要强化管理，千方百计及时督促落实节育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二女户结扎任务完成。对完不成省上硬性指标要求或弄虚作假的，年终考核将坚决落实‘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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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是如何被阉割的
2005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九条规定：“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2001年6月由朱熔基签署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结合的原则。 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国家保障公民获得适宜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权利。 国家向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予以保障，中央财政对西部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
但是，实际的操作环节与这些法律法规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结扎运动充斥着野蛮与残暴的话，那么，历史进程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政府应该修正这些野蛮与暴力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然而可悲的是，这种野蛮与暴力的计生政策仍然在肆无忌惮地曼延，中国无数的育龄夫妇仍然经受着惨痛的身心摧残，他们的人格被蔑视，他们的精神与肉体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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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QQ为624024464号码、家住福建省莆田叫“真心”的网友于2007年1月14日以“强行结扎，我们还有人权吗？”为题，记录了自己被强制结扎的过程：
由于我夫妻二人都怕去做结扎手术,尽管符合生第二胎条件,都不敢去领“准生证”。是怕二胎要强制结扎:怕强制结扎的原因是我父亲前30多年做了结扎手术,得了神经官能症,留下了很多后遗症,药吃了不少,至今多病缠身；我姑姑做了结扎手术后,至今还是个半疯半癫之人,也在现实中听说了很多正常人做了结扎手术留下很多不同的病难治好,特别是我在家看央视新闻频道20点的《面对面》，有一个新闻是这样的，一农民被控告强奸一妇女，被告人子女作证其父已无性能力，不可能犯强奸罪。办案律师从专家处了解到，做过男子结扎术的人一般10年后就丧失性能力……，经过一翻努力案子终于平反……”消息大致意思如此。
看到这则消息后，我在心里提出疑问：推行多年的男子结扎术竟有那么大的隐患!那么多中国男人稀里糊涂地上了当，10年后他们以为是自已不行了，没想到是推行的手术有问题所致!……男子结扎后就成太监了？男子结扎真如案情所说的那样，会影响到性能力，那国家为什么还一直在推广这种结扎手术？我的妻子又是一个“晕血”的人——就是见血就会晕的女人。本人由于上面种种的原因,尽管小孩子已经快8岁了,不敢生第二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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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终于看到新的生育政策出台,我看了其中第19条写:“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结合的原则,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国家保障公民获得适宜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权利。”看到这么多人性化的法律法规,本以为公民真的可以自由选择避孕措施了,就领了第二胎“准生证”。十月怀胎,孩子刚出生有一个月,镇计生办的人就通知说要去做结扎手术,我只请村里打张证明书,让妻子做了“放环”避孕措施,觉得有避孕就行,保证不会生第三胎!这可惹怒了他们,他们就按二连三下两张“结扎”并“罚款”的通知单,我拿着新的计划生育书找了区计生局、市计生委、区信局、市信局，他们都以二胎无条件结扎,拒绝我。
印象最深的是:我拿书给区的一位计生局主任看时,他这么说:“类似19条这样的内容是给外国人看的,对国内的人没用。”我打电话到福建省计生委,回话为:“一孩上环,二孩结扎”。打电话到北京国家计生委回话为：“按每个省规定办!”哎,投诉无门啊,想找记者来评理,找电视台、找报刊、都以计划生育的事不能曝光为由，拒绝来采访。没多久,区法院下来了要求强执结扎并交执行款500元再加执行费50元的法律文书。我不死心啊，这么就去结扎了？心不愿啊，碰碰运气找了法院的执行官，他看了其中19条及第三条,也有点理解我的意思,我以为碰到一个能听老百姓心中疑惑的好官了,他叫我暂停一星期。等他回话，这时我的心中还存有一点点希望。但好梦不长，几天后他就回我手机,说:“问了市计生委，二胎必须要结扎。”态度很坚硬，这不是白问了？为何法院不按法律办事呢？在宣传法制教育的今天,还这么政法不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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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6日,这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最悲愤，最无奈，最无助，最没自尊的一天……，多少言语也无法表达的厄运。早上6点50分,还没起床，门外来了急促的撞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个法院的执行老头子带10多人据说是镇计生办及社会的临招人员。这老头多凶啊，我刚对他说按照新的法规我最多也就是罚款500元，不能强制我去结扎……，我还没说完，他冲我就是拳打脚踢，把我及妻子二人用手铐铐在一起,推到法院的车上,带到的不是法院,而是镇治安室。一进治安室,看到了也有10来双象我这样不肯结扎的夫妻，并且都被铐在窗边桌上。进去后就不准我们打电话。一个小时后,一个副镇长来了,说:“你们中夫妻一人今天必须选择一人去做结扎手术，外加罚款500，执行费要100元才能放人,否则就叫法院的送去拘留15天,春节在看守所过。”法院的人把我们这些“犯人”交给副镇长就被请去吃饭去了,每人还带着很多礼品高兴而去。这里由副镇长说了算。中午12点，法院的车子又开来了,就是要送我们这些“犯人”去看守所过春节了,看到这些法西斯式的独裁者,我叫天天应，叫地地不灵,别无选择。我只能违心选择遵命他们。表示下午计生服务站一上班就去结扎 ,他们说时间已过,而且我是“刁民”总是拿书(政策法规)找他们评理,要拉我妻子去拘留了,这时我用手机找人通情,他们才答应交600元来,人依然铐着一个在窗边,等做完手术才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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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6日下午2:30,我让一好友陪我去计生服务站壮壮胆,心里糟糕透了就不用说了,懂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体会了。医生检查我和另一人的身体，都说身体有点点不适合做结扎 ,又说总体来说是可以做的,就拿给我一张“生死状”——里面内容是说做了男性结扎手术有可能留下各种的后遗症……,看了这些资料我更不想做了,可是不做,妻子还铐在那边啊,不做还要去拘留的,不签字又不给手术,能不签吗？哎,连自己的身体都作不了主，还说什么“人权”?
轮到我了，我脱下裤了，爬上冰冷的手术台，这时我的身是冷的,但心更冷。病人爬上手术台是为以后身体好,而我爬上手术台为以后身体留下祸根!觉得自己不是人,而是杀猪台上的一只无助的猪——任人割除啊。手术中更是疼得半死啊,医生是屠夫,而我是猪啊,你叫得再疼,他也不理。不知过有多久,总算手术完了,拿着一张染有我的血汁的证明单,带着伤口的阵阵疼痛到镇治安室,他们才放我妻子走人。他们只看那证明单,却一点都不关心我身体状况啊。由于一肚子委屈 ,我结扎后三天三夜都没睡过一觉,第四天就觉得有点腰疼了，伤口边有点不适,找动手术的那医生,他说他只要手术后不出现阴囊肿大就行,其它就不管了；找计生局,他推说要我拿出医院证明来,请问谁能给我证明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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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结扎后有两个月,心里还愤愤不平,我决定讨一个说法——抗拆到区检察院。一检察官看了“ 19条”及“第三条”,他说我有理，叫我等回话。2005年4月21日这天，检察官打来电话叫我去,得到的结果是“不符合抗诉条件”将我给撵走了。被结扎二年来,伤口处时常觉得不适,腰总是酸疼,时常失眠多梦,易疲劳,有点忧郁症,性方面就别提了。去找谁啊？身体不好,精神面貌就更差了,很郁闷啊,常常觉得自己变成忧郁症病人了。
四、黑社会组织为计生工作“保驾护航”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但这些写在纸上的法律对计划生育部门是失效的。因为类似于广西自治区博白县污辱、殴打、戕害育龄妇女的事件层出不穷，计划生育部门不仅常常狐假虎威地借用公安、法官实施野蛮的计划生育，而且常常借用类似于黑社会组织打压、处罚超生的农民。早在几年前，著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深入调查了临沂县官权与黑恶势力相结合的计划生育现状，并且不遗余力地为弱势群体鼓与呼，从而激怒了当地官权而遭遇打击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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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于建嵘在走访调查了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河南省虞县利民镇等地后，发表了《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一篇长文，文中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官员们与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结成同盟”的事实，有关依靠黑社会实施野蛮计划生育的问题如下：
乡镇干部在监督和评价村级干部时就往往以是否完成国家和乡镇的计划生育任务为标准。村干部有对待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时常常大打出手，从而达到罚款的目的。仅2003年至2007年，先后有近50个农民被当地村干部纠集的黑恶势力打伤，5人被打成重伤。湘南乡村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逐渐由“红”向“黑”蜕变，农村“政治精英”变成了村霸或黑恶势力的组织者、保护人。湘南农民控告最多的就是基层政府在实行计划生育时使用暴力。由于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对基层党政往往实行“一票否决”和“政治承包”。因此，一些基层党政就采取诸如重罚、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手术、近亲连坐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那些超生的村民。而要运用这些“非常手段”就需要社会黑恶势力这些“非常之人”。而只要没有因此发生死人或群体性事件，上级党政对这些“非常手段”虽不公开支持，但在行为上还是默许的。农民控告党政干部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勾结社会黑恶势力“公然使暴”的案件一般也就很难得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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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进一步指出：可事实上，这种借口“国策”而暴力施政的行为，不仅不能搞好计划生育，反而为基层党政和社会黑恶势力提供了掠夺农民的方便之门。现在一些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计划生育上就是采取“放水养鱼”的办法来获取利益，即或与那些想超生的农民谈好罚款等条件让其超生；或对那些超生农民采取放任“政策”，等超生后再强行罚款；有的乡镇甚至还专门下达超生罚款指标，迫使村干部去动员那些不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村民超生。由于这种“放水养鱼”的行为有国家权力及黑恶势力作为后盾，也就很容易达到目的……
“政治正确”和“利国利民”的借口已经成为计划生育“合法伤害权”的护身符。更可怕的是，在拥有合法伤害权之后，很多基层政府在计划生育执法时网罗大量黑社会流氓恶势力作为帮手。 计划生育被基层干部利用为镇压农民的借口。《谁敢上访告状——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镇压”》(经济消息报，记者李凌)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生育”案件。“因为农民要求村务公开，账目公开。1998年8月份，河南省上蔡县杨集镇党委书记郑某带领100多人，以计划生育之名，将中街村的80多名上访群众抓走，并抢走物资价值6万余元。后以每人交500元钱释放。1998 年11月24日凌晨4点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某又带领上蔡县公安、法院、司法、财政、县委、信访等单位的300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到村民家抢劫，抢走总价值30多万元的财物，并且打人、抓人，每人收缴罚款几千元到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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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与“目标责任制”，各地地方官权不仅借用黑社会力量实施强制堕胎、刮宫、结扎及罚款，而且动用私刑进行打压。有一位记者见识了地方计划生育的黑恶后披露了他的见闻，以笔名为“漫流河畔”在网络上发了这样一个贴子：《因为调查计生办滥用“私刑”，记者证件被副镇长无理扣押》。文章写道：2005年11月5日，安徽省霍邱县马店镇群众反映该镇计生办又在二楼关押无辜老百姓十余人。本人便冒雨前往采访。当日上午十时许，本人来到马店镇计生办。在计生办院内楼梯口处坐着三四个妇女。见到本人，这几个人就站起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来看人，同时便迈腿上了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看到屋内有十余个老百姓。便问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说：“在这里能干什么？媳妇妇检没回来，计生办就把人关起来。”这时楼下看门的一位年龄大的妇女追上来，向本人说：“这些人是来走亲戚的。”此言激起群众不满和哄堂大笑。这位年龄大的妇女极力阻止群众说话，并让本人到办公室，说已联系分管副镇长陈茂凯。大约过了六七分钟，个头矮矮的副镇长陈茂凯来到计生办办公室，还未进门，就大声喊：“人在哪里？”当本人出示记者证时，陈茂凯一把抓过去，揣在口袋里，无理扣押本人的记者证。并要记者到镇政府去。并说记者采访没通过他不行，并要记者出示霍邱县委宣传部的同意采访的介绍信。记者一再要求其归还记者证，但陈茂凯始终不予归还。并阻挠记者对群众的正常采访。在去镇政府的途中，陈茂凯说：“这个副镇长我早就不想当了，马上乡镇就要合并了，合并后一个乡镇只有7名负责人，我也不想干了。”本人告诉陈茂凯：“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在职一天就要敬一天责，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还没学好。”但陈茂凯却说：“不管怎样，没人能开除我的公务员身份。”在镇办公室，一位副书记的强烈干预下，陈茂凯才归还本人的记者证。当记者再次返回马店计生办继续采访时，计生办的大门已被从里面牢牢的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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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野蛮的计生政策导致家破人亡
广西博白县骚乱事件发生后，有一位网友揭示了他看到的一幕：一个17岁的姑娘被强制结扎，因为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老婆婆在镇政府里喝农药自杀，因为计生工作队问她媳妇有几个孩子时，她说两个，但她媳妇刚才说的是一个，结果是被罚了几千元。老婆婆受不了媳妇的指责、怨骂，于是寻了短见。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被计生工作队逼到了池塘的中间，她说：“如果你们再过来，我就把头埋下去，你们就是一尸两命的凶手。”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国官员的资源是公章与红头文件来发财，而计划生育部门敛财靠的是对超生者罚款。因此，人们习惯地称谓计生委为“寄生虫”就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寄生虫”(计生干部)们几乎都有两面性的嘴脸，玩弄着反弹琵琶半遮面的政治游戏：一方面是持着鸡毛当令箭——持着计划生育红头文件的“上方宝剑“打压群众；另一方面希望育龄妇女超生。因为只有超生了，他们才会堂而皇之地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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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罚款的标准没有具体化，各地执行标准五花八门。对于超生罚款，现在又换了一种说法，美其名为“征收社会抚养费。”
安徽省含山县仙踪镇一对农民朱晓敏和王泽霞夫妇因为计划外“超生”一个孩子，一个原本生活小康的农民家庭陷入绝境，导致两人被捕，两人死亡，一个孩子失学。
朱晓敏和王泽霞是安徽省含山县仙踪镇居民，他们是离婚后再婚，分别和前妻、前夫生育有孩子。按照政策规定，他们不准生育孩子。但是考虑到再婚家庭的稳定和养老保障问题，他们于2004年11月生育了一个女孩。由于没有准生证，被征收了巨额罚款。 2005年6月6日，他们收到含山法院(2005)含法行执字第036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总执行金额449.659元，这个数目，超过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100倍。
征收如此高额罚款的“理由”是朱晓敏在城市里从事家电维修工作，有一个小店，应当按照高标准“征收罚款”。有些政府公务员还认为，朱晓敏曾经积极为灾民、失学儿童、敬老院捐款，“有钱捐款，怎么没有钱罚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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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朱晓敏于2006年8月25日被含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关押于看守所，并于9月1日，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正式批准逮捕。他的妻子王泽霞也因同罪同日批捕，于9月10日取保候审，朱晓敏一直不予取保候审。因本案，朱晓敏81岁的老母亲，终日以泪洗面。11月11日，终因悲愤过度、情绪紧张、血压升高离世。11月13日，朱晓敏的哥哥，接到讣告从乡下赶来，看到老母离世惨状和弟弟的悲惨现状，也因接受不了眼前这个事实，于当日晚上倒下了，并于11月16日去世。朱晓敏的女儿朱玉琳失学。他的弟弟以及弟媳都是残疾人，都依靠他维持生活，现在都陷入生活困境。
象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说是为社会分担了很大的责任，因为“超生”，现在却陷入绝境被逼得走投无路。受害人通过网络博客呼吁帮助、寻求法律援助，但是在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之下，有谁敢于为他们伸张正义呢？
六、因超生株连九族
, http://www.100md.com “一人犯错，全家受罚”。封建社会的“连坐”制度早已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不久前，泗洪县瑶沟乡处理的一起超生事件，却又让人闻到了浓浓的“连坐”味。担任该乡付圩小学校长的宋心亮，只因妹妹超生，就受到了乡里停职、停发工资的处理。
2006年5月30日的《江苏法制报》以《妹妹超生、哥哥停职：质疑新时代的“连坐”》报道了这件事。从1980年就开始教书生涯的宋心亮，2002年经任命担任付圩小学校长。2005年6月，妹妹宋志红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多生育一胎男孩，成为乡计生工作处理的对象。妹妹超生，计划生育部门依法予以处理本无可厚非。但令宋心亮难以料到的是，妹妹的超生竟成了他被停职的导火索。不仅如此，他的工资已被停发了。10月25日，瑶沟乡纪委竟然做出了《关于宋心亮同志停职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上写到：“计生办多次找其(注：宋志红)按政策处理未果的情况下，经连带责任人宋心亮同志说服于9月10日落实绝育手术，但宋志红多生育子女的分户卷宗及社会抚养费征收迟迟不到位，乡分管领导、学校领导多次找宋心亮谈话，要求其负起连带责任人的责任。宋心亮同志态度暧昧，迟迟没有结果。因此，为了计生工作的严肃性，经研究，决定给予宋心亮同志停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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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处理意见》让宋心亮失去了校长职务，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此后不久，宋心亮发现，他的工资也被停发了。经了解，他获悉是乡里向县财政局打了停发他工资的报告。无奈，宋心亮只好自己筹集了3000元，于2006年1月8日代妹妹交纳了社会抚养费。本以为交完事了，但他拿到乡计划生育部门开出的收条后，又被告知还要再交2000元。眼见无力满足乡里的一再要求，宋心亮只好尴尬地接受了双停的“处罚”。
中国从1980年起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计生部门经常依靠暴力或其他强制措施推行，手段包括强迫体检、上环、结扎、堕胎、处死活体娩出(通常是大月份甚至是足月引产)的婴儿、巨额罚款、抢夺财产、殴打、抄家、坐黑牢(办学习班)、不给上户口、开除公职、学籍、军籍等等。超越人性底线的种种暴力计生事件层出不穷，如孕妇在街上被抓走做流产顶替他人流产名额，计生对象逃走抓捕其亲属、邻居。姐姐逃走就结扎妹妹，哥哥违规扒弟弟的房子等等。
七、计生“土政策”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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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暴力为中国法律所禁止，中共当局也规定实施计生政策有“七不准”(这个文件的出台正说明了计生暴力事件的多发性、严重性)，严禁使用暴力和其他不法手段推行计生政策，即使是现行计生政策的支持者也不可能公开支持暴力。现在计生部门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声称绝大部分群众是自愿接受流产、引产、上环、结扎绝育等手术的。有一个新闻，说某地“计生工作人员克服困难，他们行动迅速，大抓清查、清理，牵制了几百名计生对象，通过耐心说服教育，有的已经主动走上手术台，落实了计生措施”。报道中“牵制”这个词，实在是耐人寻味。如果仅仅是通过耐心说服教育推行计生政策，可以说是依法行政，不过现实是各地依然不断出现大量的计生暴力事件。
歪嘴的和尚念歪经，由于计划生育是不得人心的政策，从制定程序到执行程序都不能反映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所以，地方官员在推行计划生育措施时，不断地增加一些“土办法”，“联系实际”制定一些“土政策”就不足为奇了。从各地刷在墙上，写在纸上的标语口号就可见一斑：“一孩上环，二孩结扎”、“该扎不扎，见了就抓”、“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歼灭三胎”、“该扎不扎，房屋倒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这样的标语口号在许多农村处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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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有一个县《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坚决落实已生育一孩上环，二胎结扎，计划外怀孕采取补救措施的规定。凡生育一个子女的，女方必须在分娩后的三个月内首选落实放环措施，并强制办理独生子女证；按政策申请经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在女方分娩后一个月内夫妇中一方必须首选落实结扎措施；计划外怀孕的要自觉落实人流或引产手术。”这个文件用了“必须”、“强制”等词，可以看出是强制上环和强制结扎。有一些地方推行更严格的规定：生育二女的，要结扎才给小孩上户口，不结扎就不给报户口。以此来要挟育龄夫妇结扎，因此，许多农村夫妇为了逃避结扎而远走他乡，孩子至今还是“黑市人口”。
为了加强外出务工人员实行计划生育，许多地区出台各自“相适应”的政策：例如中原平原的许多农村的计生部门规定，农民去外地打工的，每2-3个月要回一次原籍检查是否怀孕，路费自理。不回去的，有的地方政府的“土政策”规定“房倒屋塌，亲属羁押”，每人每天还要缴纳看守费数十元。对于那些在外省打工的人来说，3个月的工资可能还不够回家一次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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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村的个别地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与计划生育捆绑到一起，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或者非法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及其生育的子女，村庄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也包括土地分配，除了对“超计划生育户”罚款以外，往往要不分、少分或者收回已经分配的承包土地。
西北农村许多地区，还将“从夫居”的习俗变成了“村规民约”。由于计划生育推行，独子独女户逐渐出现，因此，有的村庄开始接受女子在娘家招女婿，但“村规民约”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才能“从夫”。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到夫家居住和落户，不论你是否愿意到夫家落户和居住，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不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
恶法与恶吏是中国的一对孪生兄弟。这种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处盛行，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着昨天、今天与明天的人间悲剧。
八、计生政策对富人超生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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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计划生育中的超生问题，人们往往想到农民和流动人口特别是民工。不错，他们中确有一些人超生并受到惩罚，这些人只是偷偷摸摸地超生、东躲西藏地超生。现在的事实是：党政干部、富人和名人的超生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很难查处。他们是明目张胆地超生、理直气壮地超生，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鞭长莫及”。以沈阳市为例，2000年以来，先后查处了700余例计划外生育的案件，其中超生者绝大多数都是高收入者，少数为行政官员。
与农民偷偷摸摸、东躲西藏地超生不同的是，官员及富人、名人都是弄到“指标”后超生，被喻为“超生正规军”。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设局原局长秦怀文，与妻子生育三个女儿之后，又与情人再生育两个孩子，而就是这个“超生局长”在14年里却不断得到组织提拔。令人吃惊地是，这个局长最后的倒台却是因为情妇要讨个“名份”无数次上访才被纪检部门查处。
实际上秦怀文超生的伎俩十分简单，可以说漏洞百出，但是，就是不被计生委干部们“识破”。秦怀文第三个女儿没有姓秦，而是改姓叶，对外一直称这个女孩是其“连襟之女”，不承认是自己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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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富人与名人公开地超生几乎都是钻了中国漏洞百出地计划生育政策的空子，现有的制度对有权有钱人是“失效”的，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能将这些政策游戏玩弄于股掌之间。王利权是温州市民营企业的老板，是富甲一方的有钱人，王利权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利权就是“疏通”了当地医院的人，开了张假证明，说他的第一个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到了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让老婆去了外地一个亲戚家躲藏着生下。王利权说：“生完孩子回来，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来的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子女多才是村民羡慕的“大户人家”。
包二奶生孩子已是官场一个普遍现象。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正是被包养的情妇告发的。情妇跟其多年并生育一个儿子，后因索要200万元“抚养费”未果的情况下才举报其贪污受贿问题，王守业贪污受贿一个多亿的事实才浮出水面。与海南省临高县市政管理局局长邓善红“超生”相比，王守业可以说自愧不及。邓善红在当政十多年时间里，除“结发妻子”为其生育两个孩子外，先后又包养了十一个情妇，其中有六个情妇都为他生育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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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一项调查表明，占百分之三十七的政府官员生育了二个以上的孩子，其它地区也就大同小异，并且都是“合法”地超生。有权人和有钱人超生已习以为常，而名人超生现象更是不足为怪了。去年岁末，43岁的歌星毛阿敏在上海产下一个健康男婴，喜事随即在网上引发一片质疑：“毛阿敏前几年生过女儿，如今又产一子，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难道对明星就没有约束力？”
演艺圈和体育圈内明星的超生问题并非个案。景岗山和马葭有两个孩子，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一双儿女。在超生的明星中，有人是已经拥有外国国籍，比如拥有美国国籍的陈凯歌和陈红夫妇生了两个孩子，拥有瑞典国籍的韦唯和前夫生下3个孩子。电影演员章子怡接受记者采访，在讲到自己将来的生活目标时骄傲地说：“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我有条件有培养能力，为什么不生呢？培养出人才建设国家。”“多生几个孩子培养人才建设国家”可以说是明星们最为理直气壮的“理由”，这些信息告诉国人：计划生育政策对富人、名人和官权是没有约束力的。
针对官员、富人与名人合法超生的方式方法，民间举例总结为“六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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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伪造证明。深圳的蒋先生并不讳言他获得第二胎准生证的原因：“我的孩子是有准生证的，”原来是他通过关系找人开了证明，证明自己的孩子得了“先天疾病”，符合再生二胎的要求。
方式二：借腹生子。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曹景椿介绍说，在沈阳，某私企老板通过代孕中介将受精卵植入某大学女生的子宫，花费15万元，于2005年5月得到一子。
方式三：搞假离婚。同样是在沈阳，某私企老板为了多生孩子，先和妻子离婚(已育有一子)，按《辽宁省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与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又离婚，与另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这位富人先后三个妻子，共生了四个孩子，所谓不违法的“超生”。此外，有的人搞假离婚，暗中还保持夫妻关系。
方式四：“买”准生证。“多生孩子其实很简单，交一笔社会抚养费以后，多生的孩子一切都和第一个孩子一样。”38岁的陈林，在广州经营一家大商城，今年6月份，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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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五： 到香港生。 陈先生在深圳自己经营工厂，为了能多生一个小孩，他早早就做好了准备。等妻子的预产期临近的时候，就办理了去香港的双程签证。在香港生育，孩子一落地就是香港户口，这样并没有占用他和妻子户口所在居委会的准生指标，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光明正大，而且还可以不被收取任何的罚款。
方式六：到国外生。史岚是一位连续在国外生过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因为孩子的国籍不是中国，所以与国家提倡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她曾自豪地说：“我们的家庭完全能够承受多个子女的教育成本。”
九、从民谣看民怨
最近，网上流传着“计划生育就是好!”的民谣，这些民谣，充分表现了民众对中国一半是野蛮一半是虚假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深恶痛绝。现摘抄如下：
民谣：计划生育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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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就是好，自愿选择少不了。你要喝药不夺瓶，你要上吊就给绳；喝药上吊可自选，完全尊重当事人。你要有钱可多生，上缴钞票就放行。
计划生育就是好，殡葬事业兴旺了。宁愿增添十座坟，不许多生一个人。
计划生育就是好，联合执法少不了，人民公仆为人民，提到罚款多精神。计生罚款冲在前，遇到歹徒不见人。农村治安一团黑，地痞流氓无人管。
计划生育就是好，医院发财全靠它，八千多万绝育术，进帐银子哗啦啦，频频发生后遗症，住院治疗又挣钱。
计划生育就是好，暴行当成政绩夸，多少暴徒升官了，无良学者门槛精，高深理论来唬人，三亿人口最适合，计生要搞几代人。
计划生育就是好，有人亡国有人笑。一块大陆没人了，谁还在乎钓鱼岛。
计划生育就是好，暴力下乡无人问，告到法院不受理，报警也是白费劲。告到北京也没用，自有截访来抓人。
计划生育就是好，愚乐大众搞新闻，处女被上节育环，未婚小伙被绝育。扒房牵牛打砸抢，欺压百姓显神威。一家违规抓十族，一人超生扎全村，空前绝后创奇闻。
计划生育就是好，动物地位提高了。富人可以多养狗，穷人不准多生娃。
计划生育少生人，省下人粮养畜牲。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要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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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遗憾的是，这场人权灾难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国际机构、人权组织和世界传媒的重视，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甚至无视中国民众的苦难，长期资助中国的计划生育项目。
为了进一步揭示中国惨绝人寰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信息中心记者最近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解剖了一系列案例。 《观察》网将分两部分刊载该研究报告，期待更多的读者关注中国这一严重而普遍的侵害人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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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博白县野蛮的计划生育事件又一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人们在惊叹之余，是对中国强制堕胎、结扎等计划生育的深恶痛绝。为了进一步揭示中国惨绝人寰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信息中心记者做了比较细致的调查，解剖了一系列案例。
—、产科医生陷死一个婴孩比陷死一只小鸡还要简单
广西博白计划生育事件引发的骚乱发生后，有一位居住广州的女医生在“关天茶社”发贴，见证了她在九十年代刚刚从事产科医生时见到的一幕：“我当年在广州花都的医院产科实习，耳闻目睹了堕胎与刮宫的惨状，到现在都象是一场恶梦。那段时间天天走路上怕人认出来。当年学医，我从没想过会干这个。”“那天我和老师值夜班，在下午五点左右一个产妇在产房里引产，我经过老师的同意，第一次换了衣服和老师进入了产房。只见那个女人躺在产床上做引产手术，她的表情十分痛苦，也许是药物的作用，她不停地在喊着。就在这个时候，我老师带上了手套，她说宫口已经开了，我眼睁睁看着一个孩子被老师从女人的体内拉了出来，那个孩子居然是活的。正在他要哭之际，我老师一把手捂住了孩子的嘴，孩子只哼哼了两声就没动静了，只听我老师和另一个助产士说：‘拿一管酒精来。’见她们从孩子的囟门处推了进去，孩子一会就变成了紫色。我惊住了，我一夜都没睡，满脑子都是那个孩子的影子，这可是一个生命呀，为什么如此短暂!是谁剥夺了他的生存权利!我问了老师，我说：老师，你们这不就是杀人吗？老师说：对，这是共产党给我们的权力。我心里一阵颤抖，我一向尊敬的老师陷生一个婴孩比陷死一只小鸡还要简单……。就因为当产科医生是一个可怕职业，我断然放弃了所学的专业，改行做别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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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事件发生在福建省福州闽侯县。2006年8月，邱先生是闽侯县鸿尾乡安樟村人，他已有了一个女儿3周岁，传统的思想使他还想要一个儿子,他们夫妻都是农民，像他们这样情况允许生两胎，只是要间隔四周年，意外的是邱的老婆年初又怀上了。2006年8月30日就到预产期。可不幸的事情发生：在预产期仅剩一周的情况下，乡镇计生部门和村里的妇女主任为掩盖自己工作过失(有规定婚育的妇女要接受定期检查，但他们没有做)，在8月22日有计划有预谋的强行将邱的老婆拖到闽侯县医院做摧产(引产)手术，孕妇的家属苦苦哀求放过这个小生命愿意接受罚款，罚款多少都行，也愿意生完这胎后无论男女她都愿做绝育手术，但是村委跟乡政府计生人员不给他们丝毫商量余地。
按规定，打引产针之前要经过孕妇家属签字，但邱先生的老婆被拖到闽侯县医院后，是村妇女主任黄兰英签的字，而且签的是她的老公的名字林善明(还未上任的村支书)。闽侯县医院就是在这样情况下施行的手术。更可怕的是小孩子在8月24日引产出来时还会哭，为了保证引产手术成功，医生又用吸管往婴儿的嘴里塞，婴儿被活活窒息而死。躺在产床上的产妇眼睁睁地看到“铁面无私”的医生们将孩子活活折磨致死，她发出凄惨的、但又是有气无力的恸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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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二胎没有准生证就要强制堕胎，第一胎没有准生证仍然逃不过堕胎的噩运。在厦门市打工的阿伟和来自江西的打工妹阿娇相爱多年，终成眷属。2004年12月31日，在阿伟的家乡——厦门市同安区五显镇和阿娇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全家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像很多村民一样，阿伟和阿娇是不到结婚年龄且先有了孩子才补办婚礼的(阿伟差20天才到结婚年龄)。
2005年1月20日，阿伟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阿伟、阿娇和阿伟父亲三人到五显镇民政补办结婚手续。补办手续非常顺利，高兴之余，三人又到隔壁的计生办补办“准生证”。当他们发现气氛不对时，为时已晚。计生干部说这是计划外生育，必须作掉。计生办一大帮人围上来，强行将阿娇塞进面包车。阿伟和其父亲无可奈何只好跟着计生办六七个人上了车。面包车直奔计生办挂钩医院厦门市思明区东方天使妇产医院，正值上午下班时间，计生办派一人下楼买饭，其他人看管阿娇等人。
从上午到下午三点多，阿伟一家向计生办干部苦苦哀求，可是计生办干部不仅不为所动，反而进行辱骂和威胁。阿伟一家如热锅上的蚂蚁，这边是计生干部的谩骂和威胁，那边是“白衣天使”们诱导阿伟赶紧签字，说“八个月以上的孩子一般都能活”、“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等等。在计生干部的威胁和医生的诱导下，走投无路、哭诉无门的阿伟最后稀里糊涂地在医生提供的表格上签了字。阿伟被陷进堕胎的阴谋之中，但为时已晚，后悔不迭。原来他稀里糊涂签的是《患者知情同意权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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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3点30分左右，阿伟签字后，医生立即用羊膜枪给阿娇打了一针，并告诉阿伟一家打的是催产针，八个月以上的孩子一般都能活，并叫阿伟父亲赶紧回家准备小孩衣服。实际上后来发现打的是引产针“利凡诺”，是堕胎用药，成活率很低。
打完针后，计生办干部扬长而去，阿伟一家却满怀希望地等待孩子的降生，阿伟母亲带着小孩衣服赶来。医生护士开始暗示阿伟：生下的婴儿可能会不太正常，阿伟说：不管正不正常，只要活的我就要。21日晚上10点30分左右，阿娇开始腹痛，22日凌晨三点多疼痛加剧，4点16分产下死婴。看到黑紫色的夭折男婴时，全家呼天抢地，可是叫天天不应，哭地地不灵。
二、道不尽的人间悲剧——具有中国特色的“结扎”运动
对男性来说，结扎是切断精子的“出路”，有人把男性结扎比喻在输精管上“扎个蝴蝶结”；对女性结扎，是用手术把输卵管切断，结扎以后，精子和卵子不能相遇，这样就能永久避孕。中国推行结扎运动盛行于八十年代。当时政府行为的“计划生育”政策几乎都是强制与胁迫性，按计划生育部门的规定，生育两个女孩的夫妻的一方必须做结扎手术。农村计生服务站在做结扎手术时，由于医疗条件所限、大多数计生站设备简陋、技术与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手术后遗症患者比比皆是，给无数的中国男人、女人带来无尽的痛苦，给他们身心造成终身伤害。有一位叫何亚福的作者认为：在现代法治社会，即使是对犯罪分子，也不能上肉刑。强迫强迫结扎与强迫堕胎，可以说是古代肉刑的翻版，与现代法治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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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的资料统计，八十年代以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强调“二女”(指生育两个女儿)结扎率要达到100%。据《三九健康网》2006年12月报道，四川省育龄男士率先在全国“带了好头”，采取绝育手术的比例为5∶1。有人称赞：“四川男人为国家尽责，为妻子分忧，贡献最大。”另据有关资料统计表明，全世界6200多万例男性绝育手术中，中国占3200万例，其中四川约1500万例，是全世界男子绝育手术例数的四分之一。但这3200万例结扎的男性当中，占95%都是被强制结扎的。
兴盛于八十年代的结扎手术，几乎都是计生部门“上门服务”或“集中手术”。一是“手术车”开到田间地头，二是恐吓、威胁、引诱甚至于于抓捕到计生站施行手术。开到田间地头的手术车，由计生干部象牵猪赶羊似的将锁定目标的夫妇集中到一起，有的甚至强制性按倒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象兽医阉割猪仔生殖器一样粗暴。对于整个手术的过程，计生部门是这样宣传的：整个手术时间约20分钟，术后休息1小时“即可回家”，两天后即可“照常工作”，“对身体并没有实质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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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他们的“对身体没有伤害”的后面，是草菅人命的事实，给正常的中国人留下无穷的痛苦。《中国经济网》2005年11月28日发表一篇题为《结扎女子被割破肠、被迫三次手术切除肠子》的报道。报道说：2003年11月26日，家住该区金华乡赵堂村的青年妇女刘云玲，为“响应”计划生育政策，经检查无结扎禁忌症，遂在指定的区计生指导站做了“双侧输卵管结扎术”，术后当日回家休养。 三天后，她感觉腰痛、腹胀并有呕吐、血压下降等症状出现。经与指导站联系后，于2003年11月29日入住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治疗。入院诊断为“急性弥慢性腹膜炎，空腔脏器穿孔，麻痹性肠梗阻，感染性休克”。当日施行剖腹探查术，术中见腹盆腔大量粪便性积液，且腹腔内大量脓水，距回盲部30厘米处有回肠系膜侧直径1.5厘米破裂孔，手术室内满屋臭气。医院当即给予腹盆腔冲洗，破裂处修补处置，术中出现了中毒性休克。出院后，刘云玲多次去区计生指导站要求赔偿，但遭到拒绝，该站反而还向她索要垫支的费用16万元。无奈之下，她一纸诉状将宛城区计生指导站告上了法院，要求除计生指导站主动承担的医疗费16万余元外，另支付原告误工费、护理费、住院期间生活补助费、交通费、护理人员住宿费、抚养费、残疾补偿金等共计9.6万元。但是，最终，法院判决区计生指导站仅赔偿刘云玲3.5万余元。刘云玲结扎后落下一身的病，冷酷的计生委与与“铁面无私”的法官仅用3.5万元就打发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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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强制推行结扎运动伤害太多的普通民众，因结扎而造成的后遗症不胜枚举。有一位网名为“蚂蚁搬家”的网友在福建省《夏门社区网》为自己母亲结扎后遗症寻求医疗帮助，她在网上这样写道：求助，我妈在十几年前做了结扎手术，农村那时候不发达，结扎手术简单，做完结扎的第二年就开始腹痛，那时候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结肠炎，大概前几年又去检查的时候医生说是盆腔炎。这两年反复发痛比较厉害。前几天，我带她去中山医院做了结肠镜，做完了结肠没事，也没发炎，医生说是结扎留下来的后遗症，说花光家里的钱也弄不清病根，只好回家了，昨天又去另外一家门诊看，医生说是盆腔炎，开了盆腔炎的药吃，我很担心啊，我妈这两年来每天都在腹痛(肚脐下面)，如果手按住痛的那个部位，就不会痛，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希望有知道的yuyu给予我帮助……
因为结扎而导致后遗症现象在农村最为普遍，许多人也曾经拿起“法律的武器”打官司。但因为计划生育是一条“高压线”，有关的案子公检法都不愿意(不敢)受理。即使受理了，官权集团也不会为百姓主持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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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岁的马建娣 17年前在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鄞江镇卫生院施行了结扎手术 ，17年后却出现了宫外孕。她随即到江北区人民医院进行了宫外孕手术 ，术后又出现了系列后遗症。他状告当地的医院，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1987年 7月 20日，鄞州区鄞江镇它山偃村的龚松华、马建娣夫妇俩在生育了第二个女儿后，妻子马建娣便在乡镇及村计生干部的逼迫下到区卫生院做了结扎手术。手术后，马建娣的身体一直未出现过异常情况。2002年 8月 30日下午，马建娣的肚子却突然疼得厉害起来。次日，夫妻俩遂前往鄞江卫生院求诊。医生诊断的结果是：子宫内膜炎、阴道炎、轻度贫血，医生要求其 3日内来复诊。但马建娣没有去鄞江卫生院复诊，而是于9月 5日去了江北区人民医院。在那里，她被医生确诊为“宫外孕”。并在不得己的情况下，经马建娣的爱人龚松华的同意，医生对马建娣进行了“右附件切除术及盆腔冲洗术”。同年 9月 19日，切口愈合后的马建娣出了院。回家后不久，马建娣就出现了系列化的后遗症：缺乏胃口、容易疲劳、头晕、腰经常酸疼等症状。遂于当年 11月 20日，委托宁波诚和司法鉴定事务所做了身体鉴定，鉴定结果称：“马建娣宫外孕术后右侧卵巢与右侧卵巢管缺失，伤残等级各为十级伤残。”马建娣一怒将鄞江卫生院告上了法庭。鄞江卫生院拒绝承担任何责任，法院也并没有维护马建娣的权益，这系列的“后遗症”究竟该由谁来埋单呢？没有人为马建娣埋单!马建娣仍然在疲于奔命地打官司。因为计划生育是一条“高压线，”有关的案子找公安机关、找法院都得不到受理，都不愿意接手这些“费力不讨好”的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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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马建娣的不幸相比，江西省宁都县长胜镇的曾小红可以说是一位“幸运者”。1988年4月，曾小红经过宁都县长胜镇人民政府下设的计划生育办公室“安排”(实际上是强制性带到当地计生服务站)，到长胜中心卫生院做结扎手术。术后第三天曾小红出现创口红肿，第七天创口感染，在长胜中心卫生院住院治疗三个月，先后做了三次手术。之后，曾小红辗转多处医院求治，至今未能痊愈。术后至今18年不能治愈，曾小红不能正常的生产、生活，精神十分痛苦。 2006年7月，江西省宁都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被告长胜中心卫生院赔偿原告曾小红各项损失4万余元。
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数据显示，中国现有2.4亿育龄妇女，其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妇女使用宫内节育器，有百分之三十六左右接受了输卵管结扎手术，永久绝育。为了巩固这一“成果”，各地计生部门近几年来采用了更残酷的强制逼迫的绝育手段，类似广西博白县的强制打胎、强制结扎事件层出不穷。他们层层下达指标，步步紧逼，将计划生育工作的“落实情况”与官员的奖金、工资、甚至是升官晋级捆绑在一起，基层组织与计生委干部抓捕超生罚款、实施堕胎、结扎手术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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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责任制管理”，“安排结扎指标”是现在计生工作新动向。甘肃省平凉市的一份《2007年上半年人口与计划情况通报》显示，仅2007年上半年，一区七县共完成各项结育手术13287例，同比增长935例。其中落实二女户结扎1109例，同比增长216例，占全年任务的55.45%。
这个“总结报告”还披露了近年来中国结扎运动的虚假性，并承认基层计生委“单纯为了完成二女户结扎任务，对不够条件、不宜结扎、因超龄不需要结扎的二女户落实了结扎手术。”总结报告写道：“按照省上每10万农业人口，当年二女户结扎要达到百分之百的硬性指标，有些县(区)上半年二女户结扎任务仍有欠账。主要原因是二女户漏管、瞒报，基层在措施落实上有畏难情绪。有些乡镇锁门户多，有应付考核、隐瞒和掩盖的问题。有的单纯为了完成二女户结扎任务，对不够条件、不宜结扎、因超龄不需要结扎的二女户落实了结扎手术，与人性化管理、维护育龄妇女身心健康的要求相悖。”
这份通报最后态度强硬地写道：“平抑人口出生高峰，一靠硬性节育措施，二靠奖励政策引导，三靠有效手段制约。生育间隔取消后，重点要做好二女户结扎措施落实。二女户结扎欠账大、进展缓慢的，县乡党政领导要亲临一线，坐阵指挥，攻坚破难，狠抓落实，尤其对当年新增和流出的二女户对象要强化管理，千方百计及时督促落实节育措施，全力以赴确保二女户结扎任务完成。对完不成省上硬性指标要求或弄虚作假的，年终考核将坚决落实‘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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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是如何被阉割的
2005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九条规定：“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2001年6月由朱熔基签署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结合的原则。 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国家保障公民获得适宜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权利。 国家向农村实行计划生育的育龄夫妻免费提供避孕、节育技术服务，所需经费由地方财政予以保障，中央财政对西部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
但是，实际的操作环节与这些法律法规风马牛不相及。如果说，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结扎运动充斥着野蛮与残暴的话，那么，历史进程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政府应该修正这些野蛮与暴力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然而可悲的是，这种野蛮与暴力的计生政策仍然在肆无忌惮地曼延，中国无数的育龄夫妇仍然经受着惨痛的身心摧残，他们的人格被蔑视，他们的精神与肉体受到惨无人道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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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QQ为624024464号码、家住福建省莆田叫“真心”的网友于2007年1月14日以“强行结扎，我们还有人权吗？”为题，记录了自己被强制结扎的过程：
由于我夫妻二人都怕去做结扎手术,尽管符合生第二胎条件,都不敢去领“准生证”。是怕二胎要强制结扎:怕强制结扎的原因是我父亲前30多年做了结扎手术,得了神经官能症,留下了很多后遗症,药吃了不少,至今多病缠身；我姑姑做了结扎手术后,至今还是个半疯半癫之人,也在现实中听说了很多正常人做了结扎手术留下很多不同的病难治好,特别是我在家看央视新闻频道20点的《面对面》，有一个新闻是这样的，一农民被控告强奸一妇女，被告人子女作证其父已无性能力，不可能犯强奸罪。办案律师从专家处了解到，做过男子结扎术的人一般10年后就丧失性能力……，经过一翻努力案子终于平反……”消息大致意思如此。
看到这则消息后，我在心里提出疑问：推行多年的男子结扎术竟有那么大的隐患!那么多中国男人稀里糊涂地上了当，10年后他们以为是自已不行了，没想到是推行的手术有问题所致!……男子结扎后就成太监了？男子结扎真如案情所说的那样，会影响到性能力，那国家为什么还一直在推广这种结扎手术？我的妻子又是一个“晕血”的人——就是见血就会晕的女人。本人由于上面种种的原因,尽管小孩子已经快8岁了,不敢生第二胎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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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终于看到新的生育政策出台,我看了其中第19条写:“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国家创造条件,保障公民知情选择安全,有效。适宜的避孕节育措施,实施避孕节育手术,应当保证受术者的安全。”《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第三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行国家指导和个人自愿结合的原则,公民享有避孕方法的知情选择权,国家保障公民获得适宜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权利。”看到这么多人性化的法律法规,本以为公民真的可以自由选择避孕措施了,就领了第二胎“准生证”。十月怀胎,孩子刚出生有一个月,镇计生办的人就通知说要去做结扎手术,我只请村里打张证明书,让妻子做了“放环”避孕措施,觉得有避孕就行,保证不会生第三胎!这可惹怒了他们,他们就按二连三下两张“结扎”并“罚款”的通知单,我拿着新的计划生育书找了区计生局、市计生委、区信局、市信局，他们都以二胎无条件结扎,拒绝我。
印象最深的是:我拿书给区的一位计生局主任看时,他这么说:“类似19条这样的内容是给外国人看的,对国内的人没用。”我打电话到福建省计生委,回话为:“一孩上环,二孩结扎”。打电话到北京国家计生委回话为：“按每个省规定办!”哎,投诉无门啊,想找记者来评理,找电视台、找报刊、都以计划生育的事不能曝光为由，拒绝来采访。没多久,区法院下来了要求强执结扎并交执行款500元再加执行费50元的法律文书。我不死心啊，这么就去结扎了？心不愿啊，碰碰运气找了法院的执行官，他看了其中19条及第三条,也有点理解我的意思,我以为碰到一个能听老百姓心中疑惑的好官了,他叫我暂停一星期。等他回话，这时我的心中还存有一点点希望。但好梦不长，几天后他就回我手机,说:“问了市计生委，二胎必须要结扎。”态度很坚硬，这不是白问了？为何法院不按法律办事呢？在宣传法制教育的今天,还这么政法不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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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6日,这是我人生最黑暗的一天，也是我最惨痛，最悲愤，最无奈，最无助，最没自尊的一天……，多少言语也无法表达的厄运。早上6点50分,还没起床，门外来了急促的撞门声，开门一看，是一个法院的执行老头子带10多人据说是镇计生办及社会的临招人员。这老头多凶啊，我刚对他说按照新的法规我最多也就是罚款500元，不能强制我去结扎……，我还没说完，他冲我就是拳打脚踢，把我及妻子二人用手铐铐在一起,推到法院的车上,带到的不是法院,而是镇治安室。一进治安室,看到了也有10来双象我这样不肯结扎的夫妻，并且都被铐在窗边桌上。进去后就不准我们打电话。一个小时后,一个副镇长来了,说:“你们中夫妻一人今天必须选择一人去做结扎手术，外加罚款500，执行费要100元才能放人,否则就叫法院的送去拘留15天,春节在看守所过。”法院的人把我们这些“犯人”交给副镇长就被请去吃饭去了,每人还带着很多礼品高兴而去。这里由副镇长说了算。中午12点，法院的车子又开来了,就是要送我们这些“犯人”去看守所过春节了,看到这些法西斯式的独裁者,我叫天天应，叫地地不灵,别无选择。我只能违心选择遵命他们。表示下午计生服务站一上班就去结扎 ,他们说时间已过,而且我是“刁民”总是拿书(政策法规)找他们评理,要拉我妻子去拘留了,这时我用手机找人通情,他们才答应交600元来,人依然铐着一个在窗边,等做完手术才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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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月26日下午2:30,我让一好友陪我去计生服务站壮壮胆,心里糟糕透了就不用说了,懂得:“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体会了。医生检查我和另一人的身体，都说身体有点点不适合做结扎 ,又说总体来说是可以做的,就拿给我一张“生死状”——里面内容是说做了男性结扎手术有可能留下各种的后遗症……,看了这些资料我更不想做了,可是不做,妻子还铐在那边啊,不做还要去拘留的,不签字又不给手术,能不签吗？哎,连自己的身体都作不了主，还说什么“人权”?
轮到我了，我脱下裤了，爬上冰冷的手术台，这时我的身是冷的,但心更冷。病人爬上手术台是为以后身体好,而我爬上手术台为以后身体留下祸根!觉得自己不是人,而是杀猪台上的一只无助的猪——任人割除啊。手术中更是疼得半死啊,医生是屠夫,而我是猪啊,你叫得再疼,他也不理。不知过有多久,总算手术完了,拿着一张染有我的血汁的证明单,带着伤口的阵阵疼痛到镇治安室,他们才放我妻子走人。他们只看那证明单,却一点都不关心我身体状况啊。由于一肚子委屈 ,我结扎后三天三夜都没睡过一觉,第四天就觉得有点腰疼了，伤口边有点不适,找动手术的那医生,他说他只要手术后不出现阴囊肿大就行,其它就不管了；找计生局,他推说要我拿出医院证明来,请问谁能给我证明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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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结扎后有两个月,心里还愤愤不平,我决定讨一个说法——抗拆到区检察院。一检察官看了“ 19条”及“第三条”,他说我有理，叫我等回话。2005年4月21日这天，检察官打来电话叫我去,得到的结果是“不符合抗诉条件”将我给撵走了。被结扎二年来,伤口处时常觉得不适,腰总是酸疼,时常失眠多梦,易疲劳,有点忧郁症,性方面就别提了。去找谁啊？身体不好,精神面貌就更差了,很郁闷啊,常常觉得自己变成忧郁症病人了。
四、黑社会组织为计生工作“保驾护航”
《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妇女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妇女的身体。”但这些写在纸上的法律对计划生育部门是失效的。因为类似于广西自治区博白县污辱、殴打、戕害育龄妇女的事件层出不穷，计划生育部门不仅常常狐假虎威地借用公安、法官实施野蛮的计划生育，而且常常借用类似于黑社会组织打压、处罚超生的农民。早在几年前，著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先生深入调查了临沂县官权与黑恶势力相结合的计划生育现状，并且不遗余力地为弱势群体鼓与呼，从而激怒了当地官权而遭遇打击报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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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有一位专门研究中国农村问题的学者于建嵘在走访调查了山东省微山县留庄乡、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先锋乡、 河南省许昌市魏都区七里店乡、抚顺市东部红透山区、河南省虞县利民镇等地后，发表了《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湘南调查》一篇长文，文中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官员们与地头蛇、恶霸、行霸、地痞、无赖等“结成同盟”的事实，有关依靠黑社会实施野蛮计划生育的问题如下：
乡镇干部在监督和评价村级干部时就往往以是否完成国家和乡镇的计划生育任务为标准。村干部有对待不实行计划生育的农民时常常大打出手，从而达到罚款的目的。仅2003年至2007年，先后有近50个农民被当地村干部纠集的黑恶势力打伤，5人被打成重伤。湘南乡村由农村政治精英向黑恶势力蜕变，逐渐由“红”向“黑”蜕变，农村“政治精英”变成了村霸或黑恶势力的组织者、保护人。湘南农民控告最多的就是基层政府在实行计划生育时使用暴力。由于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对基层党政往往实行“一票否决”和“政治承包”。因此，一些基层党政就采取诸如重罚、抄家、限制人身自由、强行手术、近亲连坐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那些超生的村民。而要运用这些“非常手段”就需要社会黑恶势力这些“非常之人”。而只要没有因此发生死人或群体性事件，上级党政对这些“非常手段”虽不公开支持，但在行为上还是默许的。农民控告党政干部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勾结社会黑恶势力“公然使暴”的案件一般也就很难得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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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进一步指出：可事实上，这种借口“国策”而暴力施政的行为，不仅不能搞好计划生育，反而为基层党政和社会黑恶势力提供了掠夺农民的方便之门。现在一些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计划生育上就是采取“放水养鱼”的办法来获取利益，即或与那些想超生的农民谈好罚款等条件让其超生；或对那些超生农民采取放任“政策”，等超生后再强行罚款；有的乡镇甚至还专门下达超生罚款指标，迫使村干部去动员那些不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村民超生。由于这种“放水养鱼”的行为有国家权力及黑恶势力作为后盾，也就很容易达到目的……
“政治正确”和“利国利民”的借口已经成为计划生育“合法伤害权”的护身符。更可怕的是，在拥有合法伤害权之后，很多基层政府在计划生育执法时网罗大量黑社会流氓恶势力作为帮手。 计划生育被基层干部利用为镇压农民的借口。《谁敢上访告状——中街村百名男女遭“镇压”》(经济消息报，记者李凌)揭露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生育”案件。“因为农民要求村务公开，账目公开。1998年8月份，河南省上蔡县杨集镇党委书记郑某带领100多人，以计划生育之名，将中街村的80多名上访群众抓走，并抢走物资价值6万余元。后以每人交500元钱释放。1998 年11月24日凌晨4点左右，该镇党委书记郑某又带领上蔡县公安、法院、司法、财政、县委、信访等单位的300多人气势汹汹来到中街村，到村民家抢劫，抢走总价值30多万元的财物，并且打人、抓人，每人收缴罚款几千元到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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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计划生育指标与“目标责任制”，各地地方官权不仅借用黑社会力量实施强制堕胎、刮宫、结扎及罚款，而且动用私刑进行打压。有一位记者见识了地方计划生育的黑恶后披露了他的见闻，以笔名为“漫流河畔”在网络上发了这样一个贴子：《因为调查计生办滥用“私刑”，记者证件被副镇长无理扣押》。文章写道：2005年11月5日，安徽省霍邱县马店镇群众反映该镇计生办又在二楼关押无辜老百姓十余人。本人便冒雨前往采访。当日上午十时许，本人来到马店镇计生办。在计生办院内楼梯口处坐着三四个妇女。见到本人，这几个人就站起来问我干什么，我说来看人，同时便迈腿上了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看到屋内有十余个老百姓。便问他们在那里干什么？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说：“在这里能干什么？媳妇妇检没回来，计生办就把人关起来。”这时楼下看门的一位年龄大的妇女追上来，向本人说：“这些人是来走亲戚的。”此言激起群众不满和哄堂大笑。这位年龄大的妇女极力阻止群众说话，并让本人到办公室，说已联系分管副镇长陈茂凯。大约过了六七分钟，个头矮矮的副镇长陈茂凯来到计生办办公室，还未进门，就大声喊：“人在哪里？”当本人出示记者证时，陈茂凯一把抓过去，揣在口袋里，无理扣押本人的记者证。并要记者到镇政府去。并说记者采访没通过他不行，并要记者出示霍邱县委宣传部的同意采访的介绍信。记者一再要求其归还记者证，但陈茂凯始终不予归还。并阻挠记者对群众的正常采访。在去镇政府的途中，陈茂凯说：“这个副镇长我早就不想当了，马上乡镇就要合并了，合并后一个乡镇只有7名负责人，我也不想干了。”本人告诉陈茂凯：“你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在职一天就要敬一天责，你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还没学好。”但陈茂凯却说：“不管怎样，没人能开除我的公务员身份。”在镇办公室，一位副书记的强烈干预下，陈茂凯才归还本人的记者证。当记者再次返回马店计生办继续采访时，计生办的大门已被从里面牢牢的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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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野蛮的计生政策导致家破人亡
广西博白县骚乱事件发生后，有一位网友揭示了他看到的一幕：一个17岁的姑娘被强制结扎，因为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老婆婆在镇政府里喝农药自杀，因为计生工作队问她媳妇有几个孩子时，她说两个，但她媳妇刚才说的是一个，结果是被罚了几千元。老婆婆受不了媳妇的指责、怨骂，于是寻了短见。一个即将临盆的孕妇被计生工作队逼到了池塘的中间，她说：“如果你们再过来，我就把头埋下去，你们就是一尸两命的凶手。”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中国官员的资源是公章与红头文件来发财，而计划生育部门敛财靠的是对超生者罚款。因此，人们习惯地称谓计生委为“寄生虫”就不足为怪了。
实际上，“寄生虫”(计生干部)们几乎都有两面性的嘴脸，玩弄着反弹琵琶半遮面的政治游戏：一方面是持着鸡毛当令箭——持着计划生育红头文件的“上方宝剑“打压群众；另一方面希望育龄妇女超生。因为只有超生了，他们才会堂而皇之地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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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生罚款的标准没有具体化，各地执行标准五花八门。对于超生罚款，现在又换了一种说法，美其名为“征收社会抚养费。”
安徽省含山县仙踪镇一对农民朱晓敏和王泽霞夫妇因为计划外“超生”一个孩子，一个原本生活小康的农民家庭陷入绝境，导致两人被捕，两人死亡，一个孩子失学。
朱晓敏和王泽霞是安徽省含山县仙踪镇居民，他们是离婚后再婚，分别和前妻、前夫生育有孩子。按照政策规定，他们不准生育孩子。但是考虑到再婚家庭的稳定和养老保障问题，他们于2004年11月生育了一个女孩。由于没有准生证，被征收了巨额罚款。 2005年6月6日，他们收到含山法院(2005)含法行执字第036号《案件执行通知书》总执行金额449.659元，这个数目，超过中国农民平均年收入的100倍。
征收如此高额罚款的“理由”是朱晓敏在城市里从事家电维修工作，有一个小店，应当按照高标准“征收罚款”。有些政府公务员还认为，朱晓敏曾经积极为灾民、失学儿童、敬老院捐款，“有钱捐款，怎么没有钱罚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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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朱晓敏于2006年8月25日被含山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关押于看守所，并于9月1日，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被正式批准逮捕。他的妻子王泽霞也因同罪同日批捕，于9月10日取保候审，朱晓敏一直不予取保候审。因本案，朱晓敏81岁的老母亲，终日以泪洗面。11月11日，终因悲愤过度、情绪紧张、血压升高离世。11月13日，朱晓敏的哥哥，接到讣告从乡下赶来，看到老母离世惨状和弟弟的悲惨现状，也因接受不了眼前这个事实，于当日晚上倒下了，并于11月16日去世。朱晓敏的女儿朱玉琳失学。他的弟弟以及弟媳都是残疾人，都依靠他维持生活，现在都陷入生活困境。
象这样一个家庭，可以说是为社会分担了很大的责任，因为“超生”，现在却陷入绝境被逼得走投无路。受害人通过网络博客呼吁帮助、寻求法律援助，但是在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背景之下，有谁敢于为他们伸张正义呢？
六、因超生株连九族
, http://www.100md.com “一人犯错，全家受罚”。封建社会的“连坐”制度早已被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然而，不久前，泗洪县瑶沟乡处理的一起超生事件，却又让人闻到了浓浓的“连坐”味。担任该乡付圩小学校长的宋心亮，只因妹妹超生，就受到了乡里停职、停发工资的处理。
2006年5月30日的《江苏法制报》以《妹妹超生、哥哥停职：质疑新时代的“连坐”》报道了这件事。从1980年就开始教书生涯的宋心亮，2002年经任命担任付圩小学校长。2005年6月，妹妹宋志红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多生育一胎男孩，成为乡计生工作处理的对象。妹妹超生，计划生育部门依法予以处理本无可厚非。但令宋心亮难以料到的是，妹妹的超生竟成了他被停职的导火索。不仅如此，他的工资已被停发了。10月25日，瑶沟乡纪委竟然做出了《关于宋心亮同志停职的处理意见》。《处理意见》上写到：“计生办多次找其(注：宋志红)按政策处理未果的情况下，经连带责任人宋心亮同志说服于9月10日落实绝育手术，但宋志红多生育子女的分户卷宗及社会抚养费征收迟迟不到位，乡分管领导、学校领导多次找宋心亮谈话，要求其负起连带责任人的责任。宋心亮同志态度暧昧，迟迟没有结果。因此，为了计生工作的严肃性，经研究，决定给予宋心亮同志停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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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处理意见》让宋心亮失去了校长职务，但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此后不久，宋心亮发现，他的工资也被停发了。经了解，他获悉是乡里向县财政局打了停发他工资的报告。无奈，宋心亮只好自己筹集了3000元，于2006年1月8日代妹妹交纳了社会抚养费。本以为交完事了，但他拿到乡计划生育部门开出的收条后，又被告知还要再交2000元。眼见无力满足乡里的一再要求，宋心亮只好尴尬地接受了双停的“处罚”。
中国从1980年起推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在很多地方，特别是农村地区，计生部门经常依靠暴力或其他强制措施推行，手段包括强迫体检、上环、结扎、堕胎、处死活体娩出(通常是大月份甚至是足月引产)的婴儿、巨额罚款、抢夺财产、殴打、抄家、坐黑牢(办学习班)、不给上户口、开除公职、学籍、军籍等等。超越人性底线的种种暴力计生事件层出不穷，如孕妇在街上被抓走做流产顶替他人流产名额，计生对象逃走抓捕其亲属、邻居。姐姐逃走就结扎妹妹，哥哥违规扒弟弟的房子等等。
七、计生“土政策”泛滥成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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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生暴力为中国法律所禁止，中共当局也规定实施计生政策有“七不准”(这个文件的出台正说明了计生暴力事件的多发性、严重性)，严禁使用暴力和其他不法手段推行计生政策，即使是现行计生政策的支持者也不可能公开支持暴力。现在计生部门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声称绝大部分群众是自愿接受流产、引产、上环、结扎绝育等手术的。有一个新闻，说某地“计生工作人员克服困难，他们行动迅速，大抓清查、清理，牵制了几百名计生对象，通过耐心说服教育，有的已经主动走上手术台，落实了计生措施”。报道中“牵制”这个词，实在是耐人寻味。如果仅仅是通过耐心说服教育推行计生政策，可以说是依法行政，不过现实是各地依然不断出现大量的计生暴力事件。
歪嘴的和尚念歪经，由于计划生育是不得人心的政策，从制定程序到执行程序都不能反映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意愿，所以，地方官员在推行计划生育措施时，不断地增加一些“土办法”，“联系实际”制定一些“土政策”就不足为奇了。从各地刷在墙上，写在纸上的标语口号就可见一斑：“一孩上环，二孩结扎”、“该扎不扎，见了就抓”、“普及一胎，控制二胎，歼灭三胎”、“该扎不扎，房屋倒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这样的标语口号在许多农村处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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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有一个县《关于进一步加强计划生育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坚决落实已生育一孩上环，二胎结扎，计划外怀孕采取补救措施的规定。凡生育一个子女的，女方必须在分娩后的三个月内首选落实放环措施，并强制办理独生子女证；按政策申请经批准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在女方分娩后一个月内夫妇中一方必须首选落实结扎措施；计划外怀孕的要自觉落实人流或引产手术。”这个文件用了“必须”、“强制”等词，可以看出是强制上环和强制结扎。有一些地方推行更严格的规定：生育二女的，要结扎才给小孩上户口，不结扎就不给报户口。以此来要挟育龄夫妇结扎，因此，许多农村夫妇为了逃避结扎而远走他乡，孩子至今还是“黑市人口”。
为了加强外出务工人员实行计划生育，许多地区出台各自“相适应”的政策：例如中原平原的许多农村的计生部门规定，农民去外地打工的，每2-3个月要回一次原籍检查是否怀孕，路费自理。不回去的，有的地方政府的“土政策”规定“房倒屋塌，亲属羁押”，每人每天还要缴纳看守费数十元。对于那些在外省打工的人来说，3个月的工资可能还不够回家一次的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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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农村的个别地区，在第二轮土地承包时与计划生育捆绑到一起，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子女、或者非法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及其生育的子女，村庄采取的惩罚性措施也包括土地分配，除了对“超计划生育户”罚款以外，往往要不分、少分或者收回已经分配的承包土地。
西北农村许多地区，还将“从夫居”的习俗变成了“村规民约”。由于计划生育推行，独子独女户逐渐出现，因此，有的村庄开始接受女子在娘家招女婿，但“村规民约”规定必须是独生女或无男孩户才能“从夫”。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婚女子都要出嫁，并且到夫家居住和落户，不论你是否愿意到夫家落户和居住，娘家村一律不分配承包田，她们子女不上户口、亦不分配土地。未被村庄同意和批准，婚后在娘家村落户的不给宅基地。
恶法与恶吏是中国的一对孪生兄弟。这种野蛮的计划生育政策到处盛行，在中国大地上演绎着昨天、今天与明天的人间悲剧。
八、计生政策对富人超生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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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计划生育中的超生问题，人们往往想到农民和流动人口特别是民工。不错，他们中确有一些人超生并受到惩罚，这些人只是偷偷摸摸地超生、东躲西藏地超生。现在的事实是：党政干部、富人和名人的超生现象比比皆是，而且很难查处。他们是明目张胆地超生、理直气壮地超生，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对他们“鞭长莫及”。以沈阳市为例，2000年以来，先后查处了700余例计划外生育的案件，其中超生者绝大多数都是高收入者，少数为行政官员。
与农民偷偷摸摸、东躲西藏地超生不同的是，官员及富人、名人都是弄到“指标”后超生，被喻为“超生正规军”。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建设局原局长秦怀文，与妻子生育三个女儿之后，又与情人再生育两个孩子，而就是这个“超生局长”在14年里却不断得到组织提拔。令人吃惊地是，这个局长最后的倒台却是因为情妇要讨个“名份”无数次上访才被纪检部门查处。
实际上秦怀文超生的伎俩十分简单，可以说漏洞百出，但是，就是不被计生委干部们“识破”。秦怀文第三个女儿没有姓秦，而是改姓叶，对外一直称这个女孩是其“连襟之女”，不承认是自己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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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富人与名人公开地超生几乎都是钻了中国漏洞百出地计划生育政策的空子，现有的制度对有权有钱人是“失效”的，因为他们很容易就能将这些政策游戏玩弄于股掌之间。王利权是温州市民营企业的老板，是富甲一方的有钱人，王利权有三个孩子，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在生第二个孩子时，王利权就是“疏通”了当地医院的人，开了张假证明，说他的第一个女儿有“先天性心脏病。”到了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他让老婆去了外地一个亲戚家躲藏着生下。王利权说：“生完孩子回来，反正政府也不敢把生下来的孩子掐死，交了罚款就什么事都没有了。”子女多才是村民羡慕的“大户人家”。
包二奶生孩子已是官场一个普遍现象。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正是被包养的情妇告发的。情妇跟其多年并生育一个儿子，后因索要200万元“抚养费”未果的情况下才举报其贪污受贿问题，王守业贪污受贿一个多亿的事实才浮出水面。与海南省临高县市政管理局局长邓善红“超生”相比，王守业可以说自愧不及。邓善红在当政十多年时间里，除“结发妻子”为其生育两个孩子外，先后又包养了十一个情妇，其中有六个情妇都为他生育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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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一项调查表明，占百分之三十七的政府官员生育了二个以上的孩子，其它地区也就大同小异，并且都是“合法”地超生。有权人和有钱人超生已习以为常，而名人超生现象更是不足为怪了。去年岁末，43岁的歌星毛阿敏在上海产下一个健康男婴，喜事随即在网上引发一片质疑：“毛阿敏前几年生过女儿，如今又产一子，国家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难道对明星就没有约束力？”
演艺圈和体育圈内明星的超生问题并非个案。景岗山和马葭有两个孩子，足球明星郝海东也有一双儿女。在超生的明星中，有人是已经拥有外国国籍，比如拥有美国国籍的陈凯歌和陈红夫妇生了两个孩子，拥有瑞典国籍的韦唯和前夫生下3个孩子。电影演员章子怡接受记者采访，在讲到自己将来的生活目标时骄傲地说：“有漂亮的房子，几个小孩，几条狗。我有条件有培养能力，为什么不生呢？培养出人才建设国家。”“多生几个孩子培养人才建设国家”可以说是明星们最为理直气壮的“理由”，这些信息告诉国人：计划生育政策对富人、名人和官权是没有约束力的。
针对官员、富人与名人合法超生的方式方法，民间举例总结为“六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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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一：伪造证明。深圳的蒋先生并不讳言他获得第二胎准生证的原因：“我的孩子是有准生证的，”原来是他通过关系找人开了证明，证明自己的孩子得了“先天疾病”，符合再生二胎的要求。
方式二：借腹生子。国家计生委专家委员会委员曹景椿介绍说，在沈阳，某私企老板通过代孕中介将受精卵植入某大学女生的子宫，花费15万元，于2005年5月得到一子。
方式三：搞假离婚。同样是在沈阳，某私企老板为了多生孩子，先和妻子离婚(已育有一子)，按《辽宁省计划生育条例》的规定，与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又离婚，与另一未婚女青年结婚生了一个孩子。这位富人先后三个妻子，共生了四个孩子，所谓不违法的“超生”。此外，有的人搞假离婚，暗中还保持夫妻关系。
方式四：“买”准生证。“多生孩子其实很简单，交一笔社会抚养费以后，多生的孩子一切都和第一个孩子一样。”38岁的陈林，在广州经营一家大商城，今年6月份，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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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五： 到香港生。 陈先生在深圳自己经营工厂，为了能多生一个小孩，他早早就做好了准备。等妻子的预产期临近的时候，就办理了去香港的双程签证。在香港生育，孩子一落地就是香港户口，这样并没有占用他和妻子户口所在居委会的准生指标，在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可以光明正大，而且还可以不被收取任何的罚款。
方式六：到国外生。史岚是一位连续在国外生过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因为孩子的国籍不是中国，所以与国家提倡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她曾自豪地说：“我们的家庭完全能够承受多个子女的教育成本。”
九、从民谣看民怨
最近，网上流传着“计划生育就是好!”的民谣，这些民谣，充分表现了民众对中国一半是野蛮一半是虚假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深恶痛绝。现摘抄如下：
民谣：计划生育就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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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就是好，自愿选择少不了。你要喝药不夺瓶，你要上吊就给绳；喝药上吊可自选，完全尊重当事人。你要有钱可多生，上缴钞票就放行。
计划生育就是好，殡葬事业兴旺了。宁愿增添十座坟，不许多生一个人。
计划生育就是好，联合执法少不了，人民公仆为人民，提到罚款多精神。计生罚款冲在前，遇到歹徒不见人。农村治安一团黑，地痞流氓无人管。
计划生育就是好，医院发财全靠它，八千多万绝育术，进帐银子哗啦啦，频频发生后遗症，住院治疗又挣钱。
计划生育就是好，暴行当成政绩夸，多少暴徒升官了，无良学者门槛精，高深理论来唬人，三亿人口最适合，计生要搞几代人。
计划生育就是好，有人亡国有人笑。一块大陆没人了，谁还在乎钓鱼岛。
计划生育就是好，暴力下乡无人问，告到法院不受理，报警也是白费劲。告到北京也没用，自有截访来抓人。
计划生育就是好，愚乐大众搞新闻，处女被上节育环，未婚小伙被绝育。扒房牵牛打砸抢，欺压百姓显神威。一家违规抓十族，一人超生扎全村，空前绝后创奇闻。
计划生育就是好，动物地位提高了。富人可以多养狗，穷人不准多生娃。
计划生育少生人，省下人粮养畜牲。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猪。要不穷，少生孩子养狗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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