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澄医生写给两院院士们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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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15日
王澄医生 2007年5月31日
尊敬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请你们拒绝下面12个因为中医而入选的候选人进入两院，和把已经当上院士的中医人士从两院清除出去。
首先，我要向全体院士们表示我的感谢，今年没有设中医泰斗和中医针灸专业。你们为国家尽的每一份力，人民都记在心上。我们曾特别担心2007年出现“中医泰斗”这个专业，因为广州有一个91岁的老中医，他家在商代就研制出了能治艾滋病的药。如果你们今年设了“中医泰斗”专业，就非他莫属了。你们知道，我们都不喜欢他。
5月28日消息，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名单公布了。里面有12 个因为中医而入选的人士。他们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公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共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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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年龄专业工作单位
1贾金铭，63，中西医结合泌尿男科，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2梁秉中，66，骨外科、骨质疏松研究、中西医结合，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公布
医药卫生学部（61人）
姓 名 年龄专业工作单位提名、遴选渠道
3 王峥涛， 51， 中药资源与鉴定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省、市、自治区遴选
4 丛海波 ，46， 中医骨伤科学，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省、市、自治区遴选
5吴以岭，57，中医内科学，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士提名， 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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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遴选
6李大鹏，57，中药制药学，浙江中医药大学，院士提名
7 林 兰（女），68，中医内科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部委遴选
8 罗国安，60，中药化学，清华大学，院士提名、部委遴选
9曹洪欣，49，中医基础学，中国中医科学院，部委遴选
10黄璐琦，39，中药资源与鉴定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部委遴选
11彭 勃 ，52，中医内科学，河南中医学院，省、市、自治区遴选
12魏克民，69，中药资源与鉴定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院士提名， 省、市、自治区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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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名单，有几件事我要马上说出来。
一．吴以岭
中医的祖先曾为古代皇帝炼长生不老丹。好像是从四人帮时代开始，中医又重操祖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炼“经络”。当我们在2006年批判中医经络学说是骗术的时候，吴以岭还以《络病学》一书获奖。查到网上介绍吴以岭的文章，才知道祖宗的博大精深的道理不知啥时候给改了，现在的说辞是：“血管即中医所说的经络，粗者为经脉，细者为络脉，络脉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小血管。”那过去中国研究的经络不是白费了，既然是血管，外国的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还要你们研究做什么？吴以岭的《络病学》不就是西医的血（脉）管学加点“盐”嘛？据说他还“擅长用虫子方子如蜈蚣、蝎子等六七种 ,治疗心脑血管病。”这些摆弄巫术的人，本应该乱棒赶出宫外，哪有请入宫中的道理。我相信你们绝不会让中医的丑恶的现代史重演。
二．丛海波
, 百拇医药 丛海波报的是中医骨科专业。我正在和一位骨科医生写一篇批判中医骨科的文章，题目是：《中医骨科是中医的强项，强在哪里？》（很快就会登在《医学评论》网 yxpl.net）。在这里先谈几个问题。
1．中医骨科最大的骗局就是骨伤骨病的外敷药。现代医学认为在皮肤外用的外敷药对骨折和骨病的愈合没有任何帮助。可是，你只要打开中国任何一个中医骨科的网站，里面一定有他们家祖传的外敷药能使骨折和骨病的愈合期缩短三分之一。这个谎就撒得太大了。而且已经撒了两三千年了。事实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使骨折和骨病的愈合期缩短，特别是30%这样大的数，作过科学研究的人一听数字就知道是假的。只有不利因素延长骨折和骨病的愈合期。外敷药完全是骗钱的。
2．当下中医骨科治疗关节炎的中草药常掺假--假如激素和非激素的消炎药。
3．中医说中医骨科治病花钱少。美国一位有美国骨科医生执照的华人说，那当然花钱少了。因为中医骨科训练的时间太短，学习的东西太少。因此，医生的成本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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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医骨科不用X光。最后人们发现，中医骨科对病人说谎。病人来了，他们用手一摸，病人没有骨折他们说有骨折，小病说成大病。治疗的时候再用手一摸，骨折好了。其实原先就没有骨折。因为中医没有定量的功能恢复的标准，即使他们治好骨折也常造成畸形或功能受损。
5．几年前，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华医药栏目报道了一个中医骨科专家。他说他“最近”才学习了解剖学，对他的工作有很大帮助。中国的骨科专家在成为专家以前没学习过解剖学。让世人耻笑。
综上所述，和现代医学骨科比，中医骨科是极为落后的，完全可以被替代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决不可以当院士。教育部早已经取消了中医骨科专业，没有专业，何来的专家？
三．李大鹏
他从天然中药植物薏苡仁中提取天然活性物质，研制成双向广谱抗癌新药"康莱特注射液 "，可供静、动脉大剂量输注，“改变了中药抗癌只是辅助用药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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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药起因于李大鹏说他发现南方许多地区癌症发病率低，与当地吃薏苡仁 米有关，因而发现了"康莱特注射液" 。这种鬼话只能骗骗中国的领导人。根本无法通过国际的检验。 "康莱特注射液" 滥用近20年，因为是中药制剂，无须严格的临床试验，靠医生回扣增加临床使用。这明明就是对癌症病人趁火打劫、谋财害命。
中医的事有特点，关上国门是真理，打开国门是谎言。
四．彭勃
中医内科临床。他参加了那么多国家科研项目，那一个科研结果能被国际上重复出来呢？没有一个。谁会相信阴阳五行也能治病？靠经验治病有什么科学带头意义？中医师凭什么当科学院或工程学院院士？中药没有一个被现代医学所承认，用不了多久，所有的销量好的新中药或者是新型中药都将被证明是无效或低效。研究，生产和使用这些东西的人能当院士吗？
五．我看到12人中不少是“西学中”的医生。这些人不可以进入两院作院士，因为他们获奖的和成名的中药治疗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成果全是假的。一个再好的医生，只要是在中医药问题上说过假话，他就不能成为科学家的楷模。他曾经说过假话，以后当了院士很可能还要说假话，那时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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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搞中药基础研究的人也不应该进入两院。因为中医药这条大船完全驶错了航向。航向错了，在这个船上工作的人基本都做的是无效工。千万不要信中医自己给自己发的奖。任何一个科学工作，当写成论文之后没有国际上同道学者的讨论，它的不真实性就越加显露。一般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发现引起国际同行的重复试验，论文达到100篇文章以上，这个“发现”才可能是真实的。中国已有的学术造假现在清都清不过来，请不要再把新的“假”请进来。
任何一个行业的造假之风的兴起，都是那个行业里最坏的人先干起来的。后来，因为政府管理不当，好人守不住了，跟着也开始学坏。中国医学领域造假之风就是从中医开始的。现在的领导为了挽救中医，大呼：中医要赶紧创新呀。就是在承认以前全是假的。解放前的上海人把三种人叫做骗子：要饭的，丘八（兵痞），和中医。进入新中国以后，江山变了，中医本性未变。由此可见，中医药的50多年的假话不仅仅是给中国人民的医疗健康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在中医文化方面大肆宣扬封建迷信，奇功绝活，不劳而获等等，形成了与现代化背道而驰极其落后的人文精神。从管理部门纠正一个假药还是容易的，但是，要想纠正一群中了邪的低素质的中医信徒，却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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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郑筱萸被控在任上收受贿赂，而批准危险药品上市，5月29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郑筱萸在1998年到2005年担任局长，批准了几万新（中）药。郑筱萸为什么必须得死，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他批准的新（中）药是假药劣药毒药，害死致残多少中国人。这12个与中医有关的院士候选人所多年从事的中药基础研究，临床试验，论文，得奖，新药生产，销售赚钱，升官等等，与1998年到2005年这几万个新药有没有关联？郑筱萸有没有和他们“共创中药辉煌”？如果他们的屁股不干净，科学院和工程院也 不敢收留他们。今天因为他的药当了院士，明天他的药出了问题，他这个院士撤还是不撤？
两年前，有人向台湾医学当局建议像中国大陆这样，让医学生学习一点中医课。台湾医学当局断然拒绝。他们说，不能够用实验的方法证实的东西都不是科学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能进入医学科学的殿堂。我们中国大陆的科学家难道还不如台湾的医生科学素质高吗？
在美国，负责教比较活跃的学科的教授，在给大学新生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告诉这些新生：我今天给你们上的这门课，15年以后可能就取消了，因为科学发展太快了，每天都在变化。可是，我们政府中居然有人把两三千年前的中医说成是“科学”，还“不容置疑。”我们的后代如果托付她来教导，岂不是越教越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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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总是提醒他人要“以史为鉴”，可是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在中医问题上“以史为鉴”？我附录在下面的一篇非常有代表性的英文文章，说的是人类抗生素发明的历史。在这篇文章里说的很清楚，1940年代人类发明出抗生素以前，从古代到十九世纪，人们都是用草药，重金属来治病原微生物体引起的疾病和传染病。同时也强调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到了1940年代以后，抗生素发现了，那些草药，重金属，矿物，自身调节就再也不用了。这难道不是人类的进步和进化？中医到了21世纪还说草药有用，这难道不是一种极不正常的“返祖”现象？中医伪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在电视上和方舟子辩论，说怎么能让只有200年历史的现代医来检验有2000年历史的中医呢？应当反过来才对。中医是不是想拿清朝的律法来度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啊。有谁会相信这样的人做的研究工作会促进人类的进步？
在今天的人类社会里，很多事可以并存。美和丑可以并存，胖和瘦可以并存，富和穷可以并存，京剧和歌剧可以并存。但是，有一样东西绝对不可以并存，好药和比好药差的药不可以并存。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极为神圣的。给人治病，只能用当地当时条件下最好的。如果甲药比乙药好5％，其他条件都一样，乙药就被立刻淘汰。如果现代医药的治疗水平是100，我看到的是少数中医药的水平在10到30之间，大多数中医药根本无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不用现代医药而故意选用中医药，和故意伤害无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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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长期以来对新中国的医学事业造成严重污染。因为时间太长了，跨越三代人，所以很多中国人“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们发现，中国人中，文化程度高，脑筋快，对中医的事关心，常出国，走南闯北识多见广的人，最容易接受我们的观点。除了医学界，院士们和新闻记者等人是最了解中国中医问题严重性的人。特别是和院士们讨论中医问题，事半功倍，因为你们心里早就明白了。我举个新闻界的例子，我注意到从2006年11月《新闻周刊》开始，所有的新闻记者采访中医和中医的反对者的时候，提的问题都是“内有否定含义”的问句。中医还傻虎虎地高谈阔论自己的主张，却不知提问题的新闻记者在问之前就在自己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2006年10月，张功耀等人向发改委提出《中医退出国家体制》的建议。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过年了。2007年盘点的时候，就有9个团体评选这件事为2006年十（或几）件大事之一。（见《医学评论》网yxpl.net）最让我们感动的是《科技日报》“2006年中国十大科普事件评选揭晓 ”选上了这件事。很明显我们反对中医的运动就是中国人民科学普及的一次大飞跃。这件事还被选上2006年八大文化现象之一，等等。我们在这里一并谢过大家。包括两院的院士们在内的好多好多帮助和声援我们的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可我们知道你为了谁。我们记住了大家送给我们的一句话：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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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战友，踏征程。
任重道远多艰辛，
洒下一路驼铃声。
山叠嶂，水纵横。
顶风逆水雄心在，
不负人民养育情。
歌唱到这儿，只好叹口气。谁让政府这么不争气。
尊敬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请你们一定要堵住中医。如果今年让他们12个人进入两院作院士，2008年他们一定会把喇嘛，道士和风水师也拉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给中医添人气。因为喇嘛，道士，风水师和中医是一奶同胞。他们都具备了三个同样的条件：第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需要与国际接轨，自己选自己就行。第二理论严谨，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第三与科学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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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明显代表了中国旧文化，封建糟粕，农业国余孽。这样的伪科学的东西居然写入宪法。八五，九五，十五还在做经络研究。伪科学中医医师王永炎等人居然已经登堂入室进入工程院当院士等。2007年还有12个中医在中国科学殿堂门外等候。在中国，“浊底”和“上清”被供奉在同一个供桌上，中国的科学界为什么这样黑暗？
尊敬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2007年的院士增补有着三个极其重大的意义。一。中国在急速的现代化，全国人民对你们的倚重的份量是前所未有的大。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明天，“成也院士，败也院士”。二。我们今天选院士是为了中国的明天，不是为了中国的昨天。大家要把眼光往远放。5年，10年，20年后中国是什么样？院士们今天的工作，也就是对中国科学技术（方向）的领导和指导工作会对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像今天大多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预测得那样，中医在5-10年后因为“不科学”不可避免地会退出国家体制，你们今天让这12 个人因为“科学”而当选为院士岂不是让国家难堪。三。中国的人多，学科杂。院士选举本来也应当反映多学科。但是，我们要选出来的院士和学科一定是“领头羊”。专业一定要能够和国际接轨。诚然，对院士的科学水平要求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但是有三点要求不能没有：1。在国际公认的正道上。2。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走在同行的前头。3。对国际和国内的未来发展有远见。符合这三条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院士。中国的科学事业再也不能关起门来，像中医那样自己给自己发奖，误国误民。又因为中国文化程度低的人太多，院士要站在高处，呼唤民众，向上提拉整个国民（国家）。院士站的高，能够充分利用国际资料和先进国家的经验，民众就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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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到50多年来中医把中国医疗事业搅和的昏天黑地，我就不由地想起新中国头30年间科学家们遭受的那些奇耻大辱。我70年代末在中国工作，有一次我的一位医生前辈带我去向领导汇报工作。我的前辈对我说，“这个领导什么都不懂，我们汇报工作实际上是在教他，但表面上是请示。” 鼓吹国家民族主义的半文盲领导，招摇撞骗的半文盲中医教授，加上民众的愚昧，这么多年来他们才是中国医学科学的死敌。回忆一下，是谁把认真学习现代医术的人说成是“洋奴”？是谁把在研究工作中用中药作幌子的结果说成是“奇葩”？我说过，中国的医学现状就是真正的科学家“与狼共舞”。今天中国的急剧的现代化给真正的科学家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和权利，当你们用良知和科学远见做出投票决定的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
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不是养老院，也要吐故纳新。我建议把在位的中医院士全部清除出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你们才能轻装前进，因为坏人从来不休息。
第一批应当清除的就是和以前“炼经络”有关的所有院士。特别是“主攻手” 程莘农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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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程莘农和石学敏两个中医针灸专家。清除这两个人的理由是，针灸技术是一种落后的经验，不是科学。穴位并不存在。特别是今天，大科学家吴以岭说经络是血管，那穴位就和谁也联不上了。针灸到美国已有30年了。从新奇到了解，美国医学界已经给针灸定位为“哑巴宫女”。就是京剧舞台上那个只“走场”，不说话，站在最不显眼的地方的宫女。
现代医学是以医生为领导的团队合作，医生的知识要求最全面。其他的人，护士，X光技术员，物理治疗师，化验员等都必须要和医生有知识相同相通的地方，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专长。这些人在医院里一起工作的时候，大呼小叫，不停的交流，还要抢着说，要说话快。尴尬的只有这个“宫女”，她说的经络和300多穴位谁也听不懂，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所以我叫她“哑巴”。
针灸是一种没有“量”标准的“模糊治疗”，目前在美国医疗界归属于物理治疗科。应用范围是：除了内脏痛以外的各种痛症。从头痛到颈痛，肩痛，腰痛，腿痛等。美国有一个电流皮肤刺激仪，美国医学界认为针灸和这种仪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即针刺产生了皮肤的刺激，然后发生止痛效果。所以，从设备上，针灸是可以替代的。从“模糊治疗”的概念上，针灸治疗是可有可无的。你从来没有听人说，一个人的老娘死了，儿子后悔地说，啥治疗都上了，就是因为没有上针灸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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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华人针灸师指着州政府发给他们的针灸师执照说，这是美国承认我们中医的证据。我说，美国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承认中医。为什么要给针灸师发执照？因为在美国，用一个尖锐的东西刺破别人的皮肤是“人身攻击”，是刑事犯罪。所以，必须给所有的医生，护士，针灸师发执照，允许他们因为医疗目的而用针“刺破别人的皮肤”。执照是规定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和中医科学不科学没有任何关系。
综上所述，这两个可有可无的“宫女”应当被赶出最高科学殿堂。
还有两个人，问题很大。他们是“西学中”的院士陈可冀和李连达。我不客气地说，如果药监局长郑筱萸因为大量“批发”新中药假中药被判死刑，那么编造和推广“中药（静脉）注射剂”的陈可冀和李连达就应当被判死缓。从四人帮时代的70年代到2007年之间30多年，陈可冀和李连达等人在毫无现代科学的有效根据的情况下，编造出“中药（静脉）注射剂”。30多年来，共编造出109种，伤害了无数中国人。特别是2006年1月到6月，短短6个月时间，竟然给1.4亿人（次）注射了鱼腥草注射液。现代医学的知识可以清楚地辨明，30多年来，没有一针是应该打的。所有的中药（静脉）注射剂的每一次治疗都是错误的。陈可冀和李连达等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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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中国的明天，“成也院士，败也院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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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1。
网上找到的12个人的简介：（如果有同名不同人的错误，请指出。）
1．贾金铭
姓名：贾金铭 性别：男 出生于1944年 籍贯：河北深县
专业科目：泌尿男科
职 称：主任医师
专业特长：泌尿男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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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简历
1963-1969年 北京医学院学习
1969-1972年北医三院外科住院医师
1972-1974年中医研究院西学中班学习
1974-1975年北医泌尿研究所进修
1987-1988年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进修
1991．10-12月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进修
1972年至今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泌尿外科
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泌尿外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男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医性学会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现代泌尿外科杂志编委、中国计划生育杂志评审专家、中国药监局新药评审专家、北京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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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历
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30余年，特别是在泌尿系统结石、前列腺疾病及男性不育、勃起功能障碍、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的诊断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医药治疗前列腺疾病的科学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国际领先水平。
2．梁 秉 中
梁 秉 中 获 亚 洲 创 科 银 奖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医 学 院 矫 形 外 科 及 创 伤 学 系 教 授 梁 秉 中， 以 中 药 治 疗 糖 尿 脚 的 研 究， 荣 获 "亚 洲 创 新 科 学 奖" 的 银 奖。
"亚 洲 创 新 科 学 奖" 由 "远 东 经 济 评 论" 进 行 评 选。 梁 教 授 10 月 19 日 受 访 时 表 示， 得 奖 的 研 究 项 目 是 以 中 药 治 疗 糖 尿 脚 病 人， 从 而 减 低 患 者 溃 疡 情 况， 避 免 切 除 脚 部 患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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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教 授 指 出， 这 项 研 究 试 验 已 分 别 在 广 华 医 院 及 威 尔 斯 亲 王 医 院 进 行 了 15 个 月， 初 步 结 果 发 现 八 成 严 重 糖 尿 脚 溃 疡 患 者， 经 过 中 药 治 疗 后， 病 情 不 会 严 重 到 需 要 切 除 脚 部。 临 床 研 究 将 为 期 两 年， 预 计 可 为 100 名 糖 尿 病 人 进 行 试 验。
梁 教 授 目 前 还 兼 任 中 医 中 药 研 究 所 管 理 委 员 会 主 席。 对 于 这 次 获 奖， 他 感 到 "很 奇 怪"， 认 为 得 奖 研 究 只 是 香 港 中 医 药 发 展 小 项 目。 他 估 计 得 奖 可 能 是 因 为 一 个 "素 来 与 中 医 打 对 台" 的 西 医， 却 参 与 中 医 药 研 究 治 疗。
此 外，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统 计 学 系 教 授 王 永 雄 也 以 遗 传 密 码 研 究 获 得 铜 奖。 王 教 授 在 研 究 中 发 现 以 晶 片 技 术 检 测 遗 传 密 码 比 现 时 的 测 试 方 法 快 100 倍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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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教 授 现 已 在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任 教， 中 大 安 排 有 关 遗 传 密 码 极 速 解 码 技 术 取 得 美 国 专 利， 并 和 基 因 晶 片 制 造 商 达 成 协 议 进 行 开 发 技 术 。
曾 与 王 教 授 一 起 工 作 的 中 大 生 物 化 学 系 副 教 授 徐 国 荣 指 出， 王 教 授 的 研 究 是 崭 新 的 概 念， 新 的 检 测 遗 传 密 码 的 方 法， 较 传 统 的 方 法 快 了 100 倍 以 上。 如 果 技 术 开 发 成 功， 将 可 应 用 于 检 查 现 时 约 6,000 种 的 遗 传 病， 特 别 是 癌 症。 检 测 方 法 是 透 过 血 液 检 验 有 关 指 定 的 基 因 是 否 出 现 突 变， 从 而 及 早 找 出 病 因， 增 加 及 早 治 疗 成 功 治 愈 的 机 会。
3．王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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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56年3月19日生。1989年在中国药科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曾先后赴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进行合作研究。现任中国药科大学生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主要从事中药资源、中药活性成分与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多项重点课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获局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首批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一层次），1997年获吴阶平－保罗．杨森医药学研究二等奖，1999年获首届地奥药学科技奖(中药)三等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近200篇，主编、参编著作10部。
现主要兼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审评专家，中国药学会中药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天然药物资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杂志、中国药学杂志、国外医学药学分册、世界科学技术-中药现代化杂志、中药材、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和中国天然药物等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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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5－5391246
Email：wangzht@hotmail.com
4．丛海波
男，1960年生，大学本科，主任医师。1977年参加工作，现任山东文登整骨医院副院长、骨手显微外科主任、中华显微外科杂志编委、山东省修复重建外科学会委员、安徽中医学院及泰安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威海市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共
主要从事创伤骨科、手足显微外科领域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为国内手足显微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完成断肢、断指、血管修复手术、吻合血管的游离皮瓣、足趾及骨移植、组合组织移植等5000多例。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30余篇。2001年8月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17例双手十指完全离断再植手术且完全成活，取得手指功能完全恢复的效果。开展的新技术，有许多填补了省内及国内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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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急症组合组织移植的临床研究”，于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中西医结合早期治疗手部大范围多元组织毁损的研究”，于1999获国家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主持“严重毁损性手外伤早期修复与功能重建的研究”，于1999年获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主持“组织移植受区可供吻合血管的研究”，于2003年获山东省科学进步奖二等奖。1998年获“山东省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标兵”，被山东省人事厅记二等功奖励，同年被威海市人民政府授予“威海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于1999年被中共山东省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选拔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已培养研究生一名，目前指导在读研究生两名。共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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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以岭
河北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吴以岭出版《络病学》。血管即中医所说的经络，粗者为经脉，细者为络脉，络脉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小血管。活血化瘀，就是针对血液流通不畅、血液瘀滞进行的一种针对血液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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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大鹏
肿瘤专家李大鹏受聘俄院士
2005-2-18 13:18:50
我国著名肿瘤专家李大鹏教授，近日被俄罗斯医学科学院聘为首位中国人外籍院士。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四位院士日前来到杭州，代表俄医科院向李大鹏颁发了外籍院士证书。 “国家特殊贡献专家”李大鹏教授多年潜心中药抗癌研究，他从天然中药植物薏苡仁中提取天然活性物质，研制成双向广谱抗癌新药“康莱特注射液”，可供静、动脉大剂量输注，改变了中药抗癌只是辅助用药的历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多项奖励，在全国2000多家医院经近20万患者临床使用，取得显著治疗效果。“康莱特注射液”已被中国、美国、俄罗斯、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批准为发明专利，李大鹏所创建的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司也成为中药成果产业化、国际化的成功代表。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是俄国家医学领域的最高机构，每年都要聘请国外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为外籍院士。李大鹏是该院的第12位外籍院士，也是今年院士选举通过的唯一一位外籍院士。这是对李大鹏教授在中药、天然药物方面研究成就的高度评价，同时表明了俄肿瘤医药界对于以李大鹏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多年来中药抗肿瘤药物研究成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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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兰
女 出生 于1938年 籍贯 浙江
专业： 中医内科 职称: 主任医师
专长： 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心脑疾病、甲亢、内科杂病
简历：
196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医疗系、从医40年。
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中医管理局内分泌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务院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国家中医管理局糖尿病医疗中心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甲状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知名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第ZI届理事会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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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内科杂症、糖尿病及并发心，脑，肾，肢体等血管病变、甲状腺功能亢进及甲状腺疾病为主的内分泌专业的医疗、科研、教学。
科研：先后担任国家“九五”、“十五”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中医管理局课题多项。“降糖甲片治疗成人糖尿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先后荣获国家（部级）重大科技成果乙等奖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成果二等奖、获新药证书、（后剂改四类新药“可乐宁胶囊”）；“降糖通脉宁治疗糖尿病血管合并症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先后获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国家中医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1995年改名“芪蛭降糖胶囊”获新药证书；“甲亢宁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研究”获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成果2等奖，应用临床达20余年；此外，获国家中医管理局级和北京市科技成果2等奖计2项、3等奖3项、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成果2等奖3项、3等奖2项。创建“糖尿病三型辨证”最早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糖尿病（消渴病）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沿用至今。
教学：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16名（含2名韩国留学生）、培养博士研究生9名、博士后 2名、培养 2010工程学科带头人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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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专著《糖尿病中西医结合论治》、《中西医结合糖尿病学》2部、主编《中西医结合糖尿病研究进展》l部、编著《临床中药学》、《糖尿病证治研究》等6部。
主审《现代中西医临床内分泌病学》1部。在核心杂志发表医学论文计30余篇。
8．罗国安
建立我国现代中药质量标准体系的研究
Studies on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Quality Standards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世界科学技术-中药现代化 >>2002年04期
杨学东 , 曹进 , 王义明 , 罗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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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创新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是开展我国自主医药研究和生产的关键之一.创建中药质量标准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应能体现中医药理论的特性;应能体现中药的物质基础是有效化合物群;要有利于中药专利的申请;应能体现与时俱进.通过中药指纹图谱的信息获取、信息处理和信息挖掘三方面内容的研究,开展指纹图谱信息与药效活性信息相关性研究,可实现中药化学指纹图谱向中药药效组分指纹图谱的转化,形成中药组效学研究体系.以中药药效组分指纹图谱结合指标成分定量为核心技术和基础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必将增强我国中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9．曹洪欣
在挑战中享受乐趣
本报记者王淑军
曹洪欣，男，1958年2月生，中医专家，医学博士，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8岁被聘为博士生导师，41岁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45岁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至今。以中医药治疗心血管、肾脏疾病等疑难病症著称，至今免费义诊10余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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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走到哪儿，曹洪欣都随身带一样“宝贝”，一带就是19年。那是个巴掌大小的病历处方本，在他义诊看病时使用。4月9日，曹洪欣拿出处方本给记者看，每页上面是病情记录，下面是处方，封面上的序号表明这是他使用的第1491本。这个数字意味着他已免费看病10余万人次，如果再加上出门诊看的病人数，则近20万。
为何保持这样一个习惯？“我把每次看病当做一次挑战，要对患者和自己负责。”曹洪欣说，因为很多患者不只看一次，有了记录，下一次就能依病情变化准确加以调整，而且自己也能通过治疗前后的对比，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中不断提高。
“挑战”正是曹洪欣生命中的关键词，是他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力。
曹洪欣生于哈尔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父亲肝硬化，姐姐心脏病，求医之难，从小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7岁那年，父亲病逝，垂危的姐姐却被中医神奇地治好，使曹洪欣立下志向：做一名能起死回生的中医。这是他中医路上的第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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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让他勤奋，勤奋使他的水平以几年一个台阶的速度飞升。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黑龙江中医学院，大学5年，曹洪欣几乎没看过一场电影，却练就了几分钟背出中医《汤头歌诀》400多首方剂的过硬基本功。此后向中医专科发展。读硕士，他主攻肝病；毕业后，又攻胃病；读博士，再攻肾病；做博士后研究，又攻心血管疾病。他还广泛涉猎妇科、外科、针灸等。每一领域，他总能掌握其精要。临床上，只要有疑难病症，都会引起他探索的冲动，每有所得，兴奋不已。为积累临床经验，曹洪欣大学毕业留校后，连续10多年利用寒暑假，行走在大小兴安岭，为林业工人免费义诊。
中医学术与临床总是相辅相成。1986年留校任教，10年后曹洪欣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他致力于中医症候与诊法客观化的研究，同时他还在病毒性疾病、心脑血管病、内分泌疾病及免疫疾病等领域全力开拓，屡有所成。他先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4项、主持863项目等国家级课题11项，发表论文100余篇，专著30余部。每一项对曹洪欣都是挑战，在挑战中他实现了另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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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勤奋使曹洪欣日益进入中医悬壶济世的高明境界。
他的第一个病人是有高血压的母亲，照书开出两剂，不仅无效，反而加重；仔细琢磨，有所变通，再开一付，很快痊愈。这给他上了难忘一课：治病用药须求实求变。他读研究生开始给人看病，便屡显奇效，同学们戏称他为“老中医”。此后的历练，更使他在患者中和业内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他的病人都知道，只要找他治病，一般都停掉西药；即便有依赖性的西药，也要逐步停掉。曹洪欣有这样的自信：在没有西药的干扰下，他能从中医角度较准确地把握疾病演变的本质规律。
在黑龙江乃至全国，他的名气很大，许多西医难以治疗的病患，往往推荐到他这儿来。每次出诊，屋里屋外总有上百名患者排成长龙，他的门诊号有时从20元被炒到300元，更有不少患者在他上下班的路上等。
他是名医，但从不以名医自居，视病人如亲人，一视同仁，负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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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过他出诊的学生都记得，曹教授看病从不当着病人的面喝水；每次开完处方，总是双手递给病人；有时外出开会，常常下了火车直奔诊室；不出门诊时给人看病从不收费，坚持至今……他经常对学生讲，给病人治病只有两次机会，第一次可能不见效，病人可以理解；第二次还不见效，他就不会再找你了，而你却有可能延误对方的病情。
曹洪欣说不清他治好的病人有多少，也叫不出多少患者的名字，但他治过的患者忘不了他，至今常有人给他捎土特产，寄感谢信，送锦旗……在他去年从黑龙江调到北京后，他治疗过的300余名患者，甚至两次联名写信给卫生部领导，要求让曹大夫常回去看看他们。曹洪欣说：“视病人如亲人，说起易，做起难。在日益世俗化的今天，也是一个挑战。我想我做到了。”
做一名医生和教授是如此，做一名管理者，曹洪欣同样喜欢挑战。
去年3月，他上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伊始，正值抗击SARS的非常时期，如何使中医药有效介入并发挥作用，是他作为国家中医药科研机构领导面临的最大挑战。曹洪欣挺身而上，领导中研院，召开了最早的中医药防治SARS专家论证会，出版了最早的中医药防治SARS专著，最早在海峡两岸中医药防治SARS座谈会上做主题演讲，最早派出了进入一线的中医治疗队，牵头组建了最早的SARS医疗和科研同步的课题组……事后，中医药有效介入防治SARS当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医药的认可，而这些成绩的背后无不留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和院长曹洪欣的影子。他自称这是他作为一名管理者，至今最富有挑战也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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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曹洪欣首先想到的还是挑战。他说目前想到的有三个，一是国家对中医药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不够。我们经常说中西医并重，而中医基础设施、技术条件之弱，无法与西医相比。二是行业内外对中医药存在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和偏见。三是中医药行业如何自强。
“当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曹洪欣说这话时，语气中充满着迎接挑战时的兴奋，一如他作为医生喜欢琢磨疑难病症时的感觉。“我最快意的事，就是在挑战中创新，在创新中享受乐趣。”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22日 第十五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10．黄璐琦
中药生药学科带头人--黄璐琦
200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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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生药学科带头人--黄璐琦，男，1968年3月生，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中药）合作中心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中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要从事生药学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级课题8项和部局级课题2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第一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中医研究院二等奖1项。在1995年，首先提出“分子生药学"这一新学科的设想，并编著了专著《分子生药学》。目前此书已成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学校的研究生教材。
中药材标准及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项目，由王永炎、黄璐琦承担。该课题的中药材质量标准部分，用多种有效成分定性、定量 , 制定了 13 种药材的质量标准，并通过药效学研究确定了部分药材的药效成分及分析方法。其中的 12 个品种已经被纳入即将出版的 2005 年版中国药典。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标准部分，初步建立了 8 种疾病的反映中医临床优势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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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彭勃
2005-8-14
基本情况： 彭 勃 ，男 ，河南中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评议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留学生卫生部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指导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河南省药品审评专家、河南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河南省医师协会副会长、黄河中医药研究会会长、河南中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肝病研究所所长、《河南中医》主编、《河南中医学院学报》主编，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名誉院长。 荣誉称号： “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的专家”； “国家教委来华留学生教育先进工作者”； “全国高等中医药对外教育优秀工作者”； “河南省优秀专家”； “河南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河南省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 “河南省教育系统抗击非典先进工作者”； “河南省非典防治科技攻关先进工作者”；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1、《艾滋病中医证候分布规律及证候标准建立与验证》主持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批准号：90409004） 2、《适合艾滋病防治示范区河南省艾滋病综合防治研究》总课题负责人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编号2004BA719A13） 3、《爱可扶正片抗艾滋病新药的研究》 国家"863"计划项目"（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 (编号 2004AA2Z3350) 4、《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早期（ARC）临床研究》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编号2004BA719A13-04） 5、《中医不同治法治疗HIV/AIDS患者的临床观察》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编号2004BA719A09-02） 6、《扶正排毒片对无症状HIV感染者的干预作用研究》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编号2004BA719A09-02-1） 7、《艾滋病的中医证候的研究》主持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专项研究 （编号04-05JP37） 8、《在职人员申请临床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临床考核指标体系的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教育研究项目 9、《 扶正排毒片对艾滋病干预作用的研究 》主持人 2005年“河南省杰出人才创新基金” （编号0521002500） 10、《中医药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实验研究》项目总负责人项目批准编号：2003SARSKJ002 11、《保肝解毒方对急性药物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主持人河南省科技攻关（编号0324410026） 12、《乙肝清胶囊的实验研究》主持人河南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编号0446640001） 13、《河南中医学院学科建设工程的设计与实施》主持人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编号2004630008） 14、《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主持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03-GH-067） 15、《中医、中西医结合艾滋病诊断标准、治疗指南及疗效评价标准》主持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标准化专项（国中医发［２００５］７９号） 16、《橄榄降脂胶囊对高血脂症肝脏低密度脂蛋白受体、高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表达的影响》主持人河南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编号0646630002） 17、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留学生卫生部规划双语教材《中医内科学》主编 18、《艾滋病中医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 主持人 国家“973”项目“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继承与创新” 重点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医药基础理论专项）（编号：2006CB504802） 论 著： １．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外国进修生教材《中医内科学》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5，791千字获河南省中医药科技成果一等奖（证书号：04-1-003）（2004、9、14）河南省教育系统科研成果一等奖（证书编号：豫教[2004]09194）（2004、8） 河南省科技厅确认为河南省科技成果（登记号：9412004J0826）（2004、12、） 2．《中西医临床消化病学》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10．860千字该书获１９９８年河南省教育委员会“优秀著作一等奖”。 3．《现代中西医诊疗丛书》副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10．共18000千字 4．《男科病中成药选用指南》主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4．150千字 5．《中国传统脾胃病学》参编中原农民出版社1995．10．845千字 6．《中原当代民间名医》副主编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4．302千字 7．《中国中成药优选》参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3．8．1065千字 8．《中医内科急症临床》副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5．427千字 9．《中华临床药膳食疗学》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2．1374千字 10．《医院管理知识问答》参编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10．207千字 11．《医院职业道德》参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2．187千字该书获１９９３年河南省人才学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12．《中医肾脏病学》参编河南科技出版社1990．10．700千字 13．《疑难病症名验方辑要》参编北京华龄出版社1990．7．733千字 14、高等医学院校中医英语翻译系列教程《中医英语翻译技巧训练》中文主审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2、3、 ISBN 7-81010-620-1/R.588 238 千字 15、中医大学生基本功训练丛书 Ⅰ 《中医熟读背诵精选》主编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3、6、 115千字 16、中医大学生基本功训练丛书 Ⅱ 《临床常用技能精选》主编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3、10、 159千字 17、中医大学生基本功训练丛书 Ⅲ 《临床常用数据精选》主编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3、10、 143千字 18、《临症针灸医案》主审 人民军医出版社 (ISBN7-80157-920-8) 2003、3、 560千字 19、效验良方丛书 总主编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包括《内科验方》（ISBN7-81060-470-8）2005、1，第一版 677千字《外科验方》（ISBN7-81060-471-6）2005、1，第一版 707千字《妇科验方》（ISBN7-81060-472-4）2005、1，第一版 351千字《儿科验方》（ISBN7-81060-473-2）2005、1，第一版 375千字 20、《医学礼仪学》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 ISBN7-5067-3217-3/R.2676 214千字 21、《医务礼仪》主审 人民军医出版社 ( ISBN7-5091-0272-3 ) 2006、6、第一版 173千字 论 文： 1、“丙肝康冲剂对实验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河南中医》2000；20（1）：31 ． 2、“丙肝康颗粒剂制备工艺的研究” 《美国综合医学杂志》2000；2〈4〉：240. 3、“丙肝康冲剂对大鼠肝纤维化的抑制作用及机理的探讨” 《江苏中医》2000；21(11):48-49. 4、“丙肝康对大鼠肝损伤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4（6）：461-463. 5、“丙肝康对大鼠肝纤维化的抑制作用及对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影响”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01；22（1）：36-37. 6、“丙肝康颗粒剂质量标准的研究” 《中草药》2001；32（1）：19-21. 7、“无花果抗癌作用的研究进展” 《河南中医》 2002；22 (6) : 84－85. 8、“橄榄解酒饮对大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脂质代谢的影响”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8（1）16-17. 9、“转变观念 以人为本 强化激励机制”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8（1）1-3. 10、“橄榄解酒饮对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胃肠组织病理学的影响” 《中医药学刊》2003；21（8）：1231-1236. 11、“我院开展学科体制创新的实践” 《中医教育》2003；22（4）：14-16. 12、“橄榄解酒饮对大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的影响” 《上海中医药杂志》2003；37（10）：55-58. 13、“橄榄解酒饮对大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肝细胞超微结构影响的计量学分析” 《中医药学刊》2003；21（10）：1613-1614. 14、“从学科体制改革入手 实施学科建设工程”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8（5）1-4. 15、“举学科建设之纲 走特色发展之路”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8（6）1-4. 16、“雷公藤多甙片致小鼠急性肝损伤的初步探讨” 《中国中药杂志》2003；28（11）：1067-1069 17、“橄榄解酒饮对大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自由基代谢的影响” 《江苏中医药》2004；25（1）：55-56. 18、“树立现代大学理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医教育》2004；23（2）：1-3. 19、“保肝解毒胶囊对雷公藤多甙片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19（2）：18-20. 20、“保肝解毒胶囊对雷公藤多甙片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四次全国雷公藤研究学术会议 大会宣读（2004、5、14、） 21、“肝纤维化治疗研究方向的思考” 《中医药学刊》2004；22（5）：773-775. 22、“关于中医学基础课程设置的思考”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19（5）：1-4. 23、“橄榄解酒饮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大鼠、小鼠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的影响” 《中医杂志》2004；45（10）：774-776. 24、“橄榄解酒饮对大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肝组织病理形态的影响” 《中国医药学报》2004；19（8）：468 25、“试论中医理论的创新与重构” 《中国医药学报》2004；19（12）：711-713. 26、“中医学治疗艾滋病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1）：1-2. 27、“关于中成药所致肝损害的分析与思考” 《中医杂志》2005；46（8）：630-632 28、“一代名医吕承全”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4）：8-12. 29、“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思路与切入点” 北京.首届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2005-11-19） 30、“研究艾滋病要念好三字经” 《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12月16日 31、“大学生诚信自强教育的实践和思考” 《河南教育》２００５、１２、64-66. 32、“加强科研管理，提高科研竞争力”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19-20. 33、“艾滋病科研设计中几个关键性问题的处理”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1（1）：1-2. 《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2月9日第四版 34、“甘露糖结合凝集素与艾滋病相关性的研究”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1（2）：1-3. 35、“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研究进展” 《河南中医》2006；26（1）：82-85. 36、“中医药治疗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思路和切入点” 《中医杂志》2006；47（6）：412-414. 37.“无症状HIV感染期是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黄金切入点” 《中国临床康复》2006；10（19）：166－167. 38、“肝康冲剂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观察”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6；16（3）：139－152. 39、“中医药治疗无症状HIV感染期探析” 《山东中医杂志》2006；25（7）：446－447. 40、“艾滋病治疗的实践与思考：兼谈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切入点” 《江苏中医药》2006；27（4）：4－7. 41、“扶正排毒片对轻化可的松致免疫抑制小鼠免疫功能的调节” 《中国临床康复》2006；10（39）：141－143. 42、“扶正排毒片Ⅱ号治疗无症状HIV感染65例临床观察” 《中医药学刊》2006；24（10）：1781-1782 43、“加强学科建设 促进教学评估”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1：19-20. 等7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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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魏克民
浙江中医学院博导简介
2006-4-18 18:34:24 浙江中医药大学 考研共济网
魏克民 , 中共党员，1938年出生，研究员、教授、主任医师，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名中医。1959年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本科毕业，1964年成都中医学院西学中班结合，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教育工作43年。对血液病、肿瘤和营养卫生研究颇有造诣，形成特色。对蚕副产品在医药领域综合利用有特殊贡献，为该科学创始人之一，在国内外居领先地位。领衔主持国家级、部、省级科研项目18项（其中国家级重大项目3项）已完成并通过部、省级鉴定13项，荣获国内各级科技进步奖12项次，已研制成功新药、保健食品、化妆品三大系列，共38个新产品，均已投产应市。如国家中药二类新药蚕砂提取物-铁叶绿酸钠、生血宁片及肝血宝片、复合氨基酸胶囊、生宝养生液、舒乐康等均推广全国，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国家级和省级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代表作如：《肝血宝治疗白细减少症265例的临床研究》、《生血宁治疗缺铁性贫血的临床研究》、《叶绿素铜钠片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指导》、《复方营养要素治疗虚证170例临床指导》、《浙江省蚕副产品在中医药领域综合利用的优势和前景》等。曾应邀出访美、法、德、日、意、瑞士、俄、澳大利亚、新、马、泰、荷、比、卢、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省等2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在国际上荣获15项金奖。1992年首批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中医药先进工作者，浙江省卫生系统优秀党员和全国中西医结合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www.kaoyantj.com考研共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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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2。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公布
287名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公布
公示时间为一个月；学部主席团受理异议期截至9月15日之前
来源：科学网 发布时间：2007-5-28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消息说，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推荐
工作已于2007年4月30日结束，经过院士与归口初选部门推荐，并经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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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主席团审议，确认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为287人，并对外
正式公布。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规定，将于近期在有效候选人所
在单位公示本单位有效候选人和相同专业的外单位的其他有效候选人的有关情况。
5年之内调动工作单位的，将同时在调出单位公示。公示时间为一个月（从公示
之日算起）。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表示，如对候选人公示材料内容的真实性有不同意见，
请于2007年9月15日之前，将书面意见以真实身份署名寄至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
, 百拇医药
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2号，邮编：100864）。不受理电话、电子邮
件和匿名投诉。
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
（共287人，分学部按姓名笔画为序）
数学物理学部 50人
化学部 41人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58人
地学部 56人
信息技术科学部 37人
技术科学部 45人
, 百拇医药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共58人）
序号姓名年龄专业工作单位
42贾金铭，63，中西医结合泌尿男科，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46梁秉中，66，骨外科、骨质疏松研究、中西医结合，香港中文大学
48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名单公布
申报材料将按要求在其工作单位公示，时间为一个月
来源：中国工程院 发布时间：2007-5-28
200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候选人提名、遴选工作于4月30日结束。经形式
审查和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审议，有效候选人共484人，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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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即日起，每位有效候选人的提名材料将按要求在其工作单位公示，公示时
间为一个月。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56人）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64人）
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38人）
农业学部（60人）
医药卫生学部（61人）
姓 名年龄专业工作单位提名、遴选渠道
王峥涛， 51， 中药资源与鉴定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省、市、自治区遴选
丛海波 ，46， 中医骨伤科学，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省、市、自治区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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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以岭，57，中医内科学，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士提名， 省、市、
自治区遴选
李大鹏，57，中药制药学，浙江中医药大学，院士提名
林 兰（女），68，中医内科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部委遴选
罗国安，60，中药化学，清华大学，院士提名、部委遴选
曹洪欣，49，中医基础学，中国中医科学院，部委遴选
黄璐琦，39，中药资源与鉴定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部委遴选
彭 勃 ，52，中医内科学，河南中医学院，省、市、自治区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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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克民，69，中药资源与鉴定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院士提名， 省、市、自
治区遴选
工程管理学部（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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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3。
活见鬼，中医师也当上了“工程院院士”
王澄 美国康复科医生 纽约 2006年8月
从健康报网上查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四名中医师，他们是：
董建华，专业：中医泰斗
, http://www.100md.com 程莘农，专业：中医针灸专家
石学敏，专业：中医针灸专家
王永炎，专业：中医脑病专家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前三位中医专家的专业的科学性。先请问泰斗是什么专业？望文生义，泰斗显然是个“全科医生”，无所不知。但是不只是个全科医生，而且他一个人已经成为了各个专科的专家。还不只是各个专科的专家，而且他一个人已经成为了各科专家的学术带头人。中医说自己博大精深。当然是和西医比较了。中医的学问，宽比西医宽，深比西医深。西医发展到今天，如果有50个分支，博大精深的中医应当有80个分支。西医没本事，一个相当于院士水平的专家一辈子只能死守在一个分支上。比同分支的其他专家略高一头，才称得上学术带头人。这就已经是用尽了一生吃奶的劲儿。中医泰斗不得了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相当于80个分支的知识和技术全部掌握，在每一个分支里都是学术带头人。这哪里是泰斗，这分明是神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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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读我的这篇文章，到这儿已经开始心虚地出汗了。很明显，如果有博大精深，就没有泰斗；如果有泰斗，就没有博大精深。你要选那个呢？我选泰斗，因为我不相信中医有博大精深。我愿意把泰斗的神牌像秦桧的跪像一样永久地在工程院供起来。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记住，他们的祖先（我们这一代人）是多么的愚昧无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种都懂得融入现代化，只有中国人食古不化。董建华中医泰斗已经仙逝了，我建议追认华佗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院院士。同志们说好不好啊？（热烈鼓掌）
还有，网上查到介绍董建华的文章说：“董建华出身于中医世家，他的曾祖父是一位中医眼科大夫。外祖父是位秀才出身的儒医，善治热病急症，闻名乡里。耳濡目染，使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医一说到自己，就一定要提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中国人对70-80年前在中国实行过的父教子，师传徒的私学念念不忘。和今天的充满电脑设备的大学比，夸自己曾祖父多么了不起的中医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今人还要秉承这种落后的教学方法，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学的实验室和图书馆都可以关门了。所有的医生都在家教自己的孩子和徒弟算了。这要给国家省出多少钱啊，又是真传。像董建华这样有着极为落后教育背景的人也能被称为“科学家”的楷模，是不是中国真正的科学家都死光了，只能用假的来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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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莘农院士带领中医搞所谓的“经络体系研究”，结果啥也没搞出来。（见附件1）连参与研究的人都不相信是真的。就这样，八五完了九五，九五完了十五。国家花了数不清的钱，陪着这些巫医玩耍。为了揭穿针灸的谎言，有一个西医建议：先用局麻药把针灸穴位的神经阻断（麻痹），再在穴位上做针灸。如果病人没有针感，也没有针灸的效果。那么就证明了完全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神经系统的经络系统。一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揭穿中国人经络学说这个两三千年的自欺欺人的谎言。如此看来，要分辨一件事的真假，方法并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中国人从古到今，从上到下的愚昧头脑。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用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手摸不到的经络死咬住是“存在”呢？看看今天中国的全民医保的难题吧，和印度（1947年）比，59年以后还没有开始。全民医保的钱上哪儿去了，去用来研究经络这门巫术了。这才叫“人祸”。
石学敏院士发明了“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病”（附件2）。说是“取得辉煌的成绩，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系统的、规范的治疗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证明该针法乃至针刺疗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实用价值。确立了无可取代的地位。--其疗效明显优于中药、西药、及其他针刺法。”此外，石学敏的针灸还能治：中风后应激性溃疡，假性延髓麻痹，中风病复视，老年期痴呆（针法可使病灶侧的神经细胞的活动性增强，改善脑功能；可改善脑血流动力学及血液流变性，提高脑组织的抗氧化能力），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律失常，复苏导管起搏抢救AMI合并严重心律失常，病态窦房结综合征（SSS），中枢性呼吸衰竭，习惯性便秘，头臂动脉型大动脉炎，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无脉症，支气管哮喘，冠心病，胆石症，高血压，截瘫，颈椎病及腰椎间盘突出症。刺络疗法可泻余血邪气（1800年北美流行过），治疗支气管哮喘、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周围性面瘫急性期、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诸神经痛、软组织损伤、丹毒、急性乳腺炎、淋巴腺炎、静脉炎带状疱疹等病症。石学敏的手“左也转转，右也转转”就成了“针刺手法量学研究”并获部级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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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看了都在笑。
针灸在实际医疗工作中到底有多大用处？和石学敏的结论完全相反，（见附件3）美国主流医学界认为针灸不能治病，他们把针灸狭窄地归为一种止痛的辅助方法。以后又发现无法证实穴位和经络的存在。美国人说目前不知原理没关系只要管用就行。但是有两件事让美国人很泄气，一是没有发现穴位有特殊的功能，针扎在穴位上和没扎在穴位上效果差不多。二是针灸的止痛效果没有表现出它的剂量性：任何一个被公认的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法都在一定范围里表现出随着剂量加大效果就增大的规律。而针灸没有。目前美国不少医生认为针灸的止痛作用是通过两点达到的：1。假治(Placebo effect)的效果，因为假治本身就有30-35%的效果。假治就是“治疗”的方法本身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提供这个治疗”就会使30-35%的病人“感到”好转。2。门控理论。1965年，Melzack 和Wall两人提出疼痛的门控理论。任何一个真正的疼痛比如膝关节炎痛的信息都是经过神经向大脑传递，让大脑“感受到”这个痛。这个信息传递的强度可以像门一样开大开小被控制。比如皮肤的刺激和情绪的变化都可以暂时把这个“门”关小。也就是说针灸刺入皮肤的痛可以降低那个真正的膝关节炎的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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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变化抑制受伤部位的疼痛就更容易理解了。你在路上碰到一人遇难，你不顾一切地抢救他。完事以后你才发现你的胳膊受了伤并出血，但是你在抢救他人的过程中你一直没有“感到”你胳膊的伤痛。这就是门控理论。说的形象一点，一个小孩被门夹了手，手痛孩子哇哇哭。妈妈捧起孩子的手用嘴吹，用自己的手扶摸孩子的手。孩子就感到好多了，很快就不哭了。妈妈就是提供了假治（关爱）和皮肤刺激两个方法，起到了部分止痛的作用。如果这就是针灸止痛的真正的原理，那么“针灸学”中全部与穴位和经络的说法和学问全是假的。这种止痛用的针灸的方法也根本没什么可学的。妈妈给孩子吹手揉手的动作还需要学习吗！
针灸进入美国是因为针灸符合西方的no harm（治疗本身不带来伤害）的医疗原则。结果美国人发现针灸没多大用，现在美国老师已经明确告诉医学生，针灸只作为止痛治疗的last choice（最后选择）。美国医疗届用语last choice的模糊含义很多：有死马当做活马医，有已经尽了力，有打发病人的意思，有不妨试一试，反正也不会坏事。总之，认为针灸没多大用处，也不抱多大希望。中国也是一样，病人给西医外科医生千元万元的红包，而支付给针灸治疗4-10元人民币。针灸有多大用处，钱上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针灸师特别是那些读了针灸博士（浪费了自己青春的）人，可以吹嘘自己的学问多大多大，跟病人多要钱。可病人说，你再多要钱我就不来了，因为你没多大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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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久后（5-7年以后），中国能进化到所有的医生都同意“经络”是不存在的。像美国这样，针灸只是作为止痛方法中最后一个选择，那么，实施针灸的人，（美国叫针灸师，他们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他在整个医疗体系中只相当于一个效果不确切的“止痛片”。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止痛片”的水平能当院士吗？
这四个人，如果有一天浪迹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被收留作为医生。并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他们从未受过当今全世界共同认可的基本医学教育。在中国以外，他们连申请医生的资格都没有，可他们在中国贵为工程院院士。难道国与国之间的科学标准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吗？
中国稍微有点良知的人读到这里，都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在人命关天的医学领域里选择这样的带头人而感到愤慨。都21世纪了，起码的科学标准都不遵守，经络系统没有被证实这是路人皆知的事。能让这样的四个人“混入革命队伍”，这哪里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科学院干的事情！那些投票选中医师为院士的西医，你们的良知和人格到哪里去了。当你们面对以你们为榜样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看到他们对你们的那种敬仰，羡慕，信任，佩服的无邪的眼神，你们能告诉他们说你们投中医师的赞成票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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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医这样明显代表中国旧文化，封建糟粕，农业国余孽，伪科学的东西居然写入宪法；八五，九五，十五还在做经络研究；四个伪科学中医医师居然登堂入室进入工程院当院士等。在中国，“浊底”和“上清”被供奉在同一个供桌上。真不知道那些打着西服革履的西医院士和这几个“清朝人”在一起开会是何感觉？如果他是科学家，我是谁？如果我是科学家，他又是谁？这些事都是对十三亿中国人民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全世界都会极其看不起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想想看，如果满嘴阴阳五行的人能成为工程院院士，那么用不了多久，喇嘛和道士都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院院士。因为他们和中医是一样，具备了三个同样的条件：第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第二理论严谨，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第三与科学无缘。
为什么在世界上，稍微有一点进取心的国家，绝对不会像中国这样，容许种种极其邪门的事，怪事，坏事大行其道。中医在中国就有这么大的能量，能这样上窜下跳，妖气逼人；而于宗瀚，邹承鲁，薛崇成等有良知的学者认为经络不存在的意见（附件1），却被人用行政手段“有效地”压制住。为什么伟大的腐败事业能在中国冒着枪林弹雨，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越打击越壮烈？？生活在《中华人民造假共和国》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知道个中的原因：上梁不正下梁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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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于宗瀚：人体内哪里有什么‘经络系统’----一个“民族败类”这样说。（医学捌号楼www.med8th.com）
附件2： 石学敏院士学术思想简述。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教授 主任医师 韩景献
（节选）石学敏院士在以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病的量化手法研究基础上总结了“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无脉症”、“支气管哮喘”、“冠心病”、“胆石症”、“高血压”、“习惯性便秘”、“截瘫”、“颈椎病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等九种病证的针刺量学规律，并通过严谨的实验研究，率先提出将针刺作用力方向、大小、施术时间及两次针刺间隔时间作为针刺手法量学的四大要素，首次确立了针刺手法量学的概念和内涵，使传统的针刺手法向规范化、量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石学敏院士对最常用的捻转补泻手法，根据捻转的频率、幅度、作用力方向提出了量化的补泻定义及操作规范，更新了“大拇趾向前捻转为补，向后捻转为泻” 的传统定义及操作。他确定的捻转补泻两大定义为：① 十二经脉以任督二脉为中心，左右捻转时作用力的方向，向心为补，离心为泻；② 捻转幅度小用力轻为补，即捻转时施行小幅度高频率捻转，幅度小于90°，频率大于120次/分，捻转幅度大用力重为泻，即捻转时施行大幅度低频率捻转，幅度大于180°，频率在50~60次/分。他主持完成的“针刺手法量学研究”成果获86年度全国（部级）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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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王澄：从美国看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再版）。（医学捌号楼www.med8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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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4：抗生素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Antibiotics
Antibiotics, in one form or another, have been in use for centuries. Prehistoric man may not have realized why or how the wide variety of organic and inorganic substances he used worked. The important thing was that these substances did, indeed, work. Before the advent of commercial antibiotics, a common-sense approach to infection was obviously being used: do little to treat the infection initially, allow the body to fight it naturally, and in so doing, build up one's natural resistance to it. Only when the body clearly was not winning the battle was intervening action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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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eneral, people depended on herbal medicines and folk cures. Ireland had a strong tradition of herbal medicine, with a doctor or herbalist ready to help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ns. As in many other cultures, the knowledge of growing and using herbal medicines wa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Doctors depended, to a great extent, on natural substances such as iron, mercury, and antimony.
It was not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scientists began to closely examine various curative substanc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exactly how and why they were effective. In the course of this study,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at there were beneficial bacteria. They began to experiment, isolating the "good" bacteria and encouraging their growth in the laboratory. These bacterial agents were then tested for their ability to treat disease. This pattern of research and clinical trials continued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n fact, continues today), lead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first antibiotic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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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19-th century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humans using plants or other natural substances for therapeutic purposes, comes from the Neanderthals, who lived over 50,000 years ago. In northern Iraq, archaeologists uncovered evidence of human remains that had been buried with a range of herbs, some of which are now known to be antibacterial-that is, used to kill bacteria or to prevent them from multiplying. Many of these herbs are still us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region today. And in other regions, many other antibacterial substances-both organic and inorganic-have been used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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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prescription for treating infections may well have come from the Egyptians around 1550 BC. Written as "mrht," "byt," and "ftt," it was a mixture of lard, honey, and lint, and was used as an ointment for dressing wounds.
We know that honey is antibacterial-it kills bacterial cells by drawing water out of them. In addition, the enzyme inhib- ine, which is found in honey, converts glucose and oxygen into hydrogen peroxide, a well-known disinfec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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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present time wounds are very resistant to treatment with antibiotics, but honey heals them with little difficulty. Honey is also excellent for treating infected varicose ulcers.
Tincta in melle linamenta was a regular prescription in Roman times. It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ointment that the Egyptians used, with honey as the active ingredient. The Greeks also used honey in wound dressings, often combining it with copper oxide. More recently, during World War II, an ointment of honey and lard was used in Shanghai to treat wounds and skin infections, and with very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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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ey was not the only antibacterial substance used by the Egyptians. Fragrant resins, such as frankincense and myrrh, were used to preserve human remains. Onions, which also have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have often been found in the body cavities of mummies.
The anti-infective properties of onions and garlic were confirmed by researchers in the 1940s. A substance called allicin was isolated in these plants and was shown to be highly effective in killing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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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herb, the radish, is also thought to have been used therapeutically by the Egyptians. The anti-infective property of this herb was confirmed with the isolation of raphanin, a substance that has significa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gainst a broad range of infections.
The work of Alexander Fleming in the 1920s showed that molds, such as Penicillium spp., can produce antibacterial chemicals. But the use of molds dates back to the ancient Egyptians, and perhaps even earlier. An Egyptian physician, quoted in the Ebers Papyrus around 1550 BC, stated that if a "wound rots. ..then bind on it spoiled barley bread." Indeed, the Egyptians used all kinds of molds to treat surface infections. The ancient Chinese also used molds to treat boils, carbuncles, and other skin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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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and vinegar have been popular treatments for infected wounds since the time of Hippocrates. Vinegar is an acid and a powerful antiseptic-a substance that kills the germs that cause disease. The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of wine cannot be fully attributed to its alcohol content, as this is very low. Recent chemical analysis of wine has brought to light the presence of an antibacterial substance called malvoside. It is this substance that is now thought to give wine its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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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rganic substances have also been used to treat infections throughout the ages. Copper was widely used by the Egyptians, Greeks, and Romans, often in combination with honey. Modern scientific tests have proven that copper is indeed antibacterial. For example, a skin infection known as impetigo, which is caused by the Staphylococcus aureus bacteria, is being treated in France with Eau Dalibour, a combination of zinc and copper. This prescription dates from the time of Jacques Dalibour, surgeon general of the army of Louis XIV, but it may well have been part of French folk medicine long befor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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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saw th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many new antibiotics. Most were discovered as doctors and scientists worked to isolate and develop "good" bacteria that could b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any different antibiotic substances were discovered and developed.
Homeopathy is the use of minute amounts of substances that would normally cause illness in a healthy person to accelerate the disease process in a sick person in order to treat the illness. In Germany, there is a tradition of homeopathic medicine. Many doctors were trained in the art of homeopathy, and there were a number of lay homeopath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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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mid-1800s until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homeopathic medicine was extremely popular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However, a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began to rise, conventional medicine began to take a stronghold on medical care. Much of the infra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conventional medicine-hospitals, medical schools, research and diagnostic facilities, X-ray machines, etc.-were sponsored by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so a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began to dominate the medical field, so, too, did conventional medicine. In the early 1900s,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 secured a strong political lobby to close many homeopathic colleges and hospitals. By 1920, the number of these American hospitals had dropped to a mere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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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A had found a powerful ally i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which may explain the AMA's considerable political clout. It may also explain why most medical research is sponsored by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why medical students are taught pharmacology (the use of drugs) as the primary means of treating patient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arious experiments were done in an attempt to find a magic, powerful antibacterial substance that would rid humankind of the scourge of infection. In 1877, experiments in Paris demonstrated the benefits of using harmless, "good" bacteria to treat pathogenic or harmful bacteria. These experiments did indeed prove that harmless bacteria could be used to compete with pathogens (harmful bacteria), although they did not kill the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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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in Paris, Louis Pasteur described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injecting animals with harmless soil bacteria to combat anthrax. Many other experiments on anthrax and cholera confirmed these findings and proved that harmless bacteria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disease-causing bacteria.
In Germany in 1888, an antibacterial substance called pyocyanase was isolated. Animal trials of this substance showed it to be very effective. In fact, the results were so exciting that trials were undertaken in humans suffering from a variety of infection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 human trials were very disappointing-pyocyanase was found to be too toxic. Consequently, all research on this substance hal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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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10, a more promising agent called salvarsan, which was actually a dye, was shown to be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syphilis, a common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at the time. Again, toxicity in humans was a major barrier to its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use.
The problem of toxicity and the failure to find other antimicrobial agents were the two factors hindering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ers. Enthusiasm began to wane in the search for the "magic bullet" that would rid humanit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any of which were major causes of death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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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de began to change when Alexander Fleming discovered penicillin. After distinguishing himself in his medical studies, Dr. Fleming started research work in pathology in 1908. His early work led to the isolation of lysozyme, an enzyme in human tears and nasal mucus. This enzyme proved to be mildly antibacterial, but it was not very effective against most human infections.
In 1928, while attempting to grow the bacteria Staphylococcus spp. on an agar plate (a dish used for preparing bacterial cultures), Fleming noticed that the growth of this bacterium was inhibited by a mold that had accidentally contaminated the plate. He decided to identify the mold, which was eventually called Penicillium notatum. Fleming was excited by this discovery. He cultured the mold in a special broth and injected the broth into some of his patients, who had various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results were encouraging, and the broth proved to be nontoxic. Unfortunately, though, Fleming had not made enough of this broth, making his experiment rather limited. When he presented a paper on his findings in 1929, his colleagues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were not particularly impressed or inter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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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ook two other gifted researchers-Doctors Florey and Chain, working at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late 1930s and early 1940s-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Dr. Fleming's findings. It was their pioneering work that brought penicillin into clinical use. Florey, an Australian doctor, had gone to Oxford on a scholarship to study pathology. Chain was a German chemist who had fled from the Nazis in the 1930s and had come to rest in England.
Florey was eager to form a group of researchers who were interested in finding effective antibacterial substances. He was the microbiologist and clinician, while Chain was the chemist capable of isolating, purifying, and studying the properties of such substances. Their research team was made up of twenty of the best scientists in Britain at that time. They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the work of Alexander Fleming and worked at purifying penicillin and testing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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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ne laboratory experiment, the team injected fifty mice with a lethal dose of the Streptococci spp. bacteria. Twenty-five of these animals received frequent injections of penicill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ther twenty-five mice) was not injected with penicillin. After ten days, twenty-four of the twenty-five penicillin-treated mice had survived. All mic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dead. These startling results were reported in the well-known medical journal The Lancet on August 24,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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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41, the Oxford group conducted their first clinical trial of penicillin. Their patient was a 43-year-old policeman who was suffering from septicemia (blood poisoning). The man was dying, so Florey and Chain decided to try the seemingly drastic measure of injecting penicillin intramuscularly every three hours for five days.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there was a marked improvement in the man's condition. By the fourth day, his fever was gone and he was eating again. However, after the fifth day, the supply of penicillin ran out and the patient's condition started to deteriorate again. He eventually died. Despite his death, it was clear to all that penicillin was extremely effective at fighting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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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xford group's next challenge was finding a way to produce penicillin in large, economical quantities. All efforts to get industrial support for their research in Britain were fruitless, so in the summer of 1941, they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Here they succeeded in getting a number of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including Merck, Squibb, Pfizer, Abbott, Winthrop, and Commercial Solvents. It was these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made penicillin a therapeutic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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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quent clinical trials produced spectacular results. Penicillin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effectiveness against a range of infections, including pneumonia, septicemia, scarlet fever, strep throat, diphtheria, gonorrhea, and rheumatic fever. There was a general belief that it could help treat any disease-a myth that still exists today. Tremendous publicity surrounded this new "miracle drug," and in 1945, Fleming, Florey, and Chain were jointly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an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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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icillin was later produced in oral form and was added to many products, including salves, throat lozenges, nasal ointments, and cosmetic creams. Prior to 1955, its sale was not controlled, so anyone could buy it over the counter without a prescription. This excessive and uncontrolled use led to the overgrowth of resistant bacteria, and the damage had been done. Resistance had become a major problem, and epidemics of staphylococcal-resistant infections began to emerge in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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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35, a German researcher showed that a dye called Prontosil Red cured mice that were infected with Streptococcus spp. (the bacteria that causes strep throat). Prontosil Red was the precursor of a group of antibiotic-like drugs called sulfonamides, or sulfa drugs. These drugs are still in use today. Septra, for example, which contains sulfamethoxazole, is used to treat respiratory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Microbiologists have long known that soil contains very few bacteria that are capable of causing infections in humans. The study of soil bacteria and the reasons why they are not more capable of causing disease was the lifelong work of Selman Waksman,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Rutgers University in New J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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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39, Merck and Company provided Waksman with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mount a search for antibiotics in soil microorganisms. In 1943, this search culminated in the isolation of streptomycin, the first antibiotic to offer hope to patients with tuberculosis (TB). This antibiotic is still used today in the treatment of TB.
After clinical use in tuberculosis patients, it was soon realized that streptomycin caused side effects not seen with penicillin, including kidney damage and deafness. However, the main problem encountered in the use of streptomycin, and the one that restricted its effectiveness, was resistance. The speed at which bacteria were able to develop resistance to the drug was a surprise to Waksman and his coworkers. Because of this, they were prompted to search for other antibiotics. This search resul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omycin, a drug commonly used in antibacterial ointment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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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47, the antibiotic chloramphenicol was used in a clinical trial to treat an epidemic of typhus in Bolivia. Its success in curbing the epidemic led to its us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treating scrub typhus in Malaysia.
In the Bolivian epidemic, all twenty-two patients who received chloramphenicol recovered. Of the fifty patients for whom the antibiotic was unavailable, fourteen died. The trial in Bolivia is not the only South American link with this antibi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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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amphenicol was first isolated from a soil sample in Caracas, Venezuela, a discovery that was important in two ways. First, it identified a new antibiotic substance; second, as the clinical trial showed, chloramphenicol could cure previously untreatable diseases, such as typhus. Later, this same antibiotic show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of typhoid fever. At last scientists were finding effective substances that could treat serious infections.
The euphoria surrounding the discovery of chloramphenicol was dampened somewhat when it was shown to cause serious side effects. By 1950, many investigators had become alarmed by the mounting evidence linking it with serious blood disorders, including anemia and leuk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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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 use of chloramphenicol is limit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here more expensive but safer drugs are availab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it is still widely used because it is so inexpensive to produce. It is used mainly to treat typhus, typhoid fever, meningitis, and brucellosis, but it can also be used for other infections. You may have used it yourself-in ear drops or eye drops.
In the mid-1940s, Giuseppe Brotzu,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gliari in Sardinia, isolated an antibiotic-like substance from a mold. He conducted clinical trials with the substance (albeit in an impure form) and achieved very good results, particularly in the treatment of staphylococcal infections and in typhoid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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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zu published his results in 1948, and his work came to the attention of Florey's research group in Oxford. When they obtained samples of the fungus, they were able to isolate and purify several penicillin-like antibiotics. These were called cephalosporins. The cephalosporins are very effective in treating a wide range of bacterial infections. They destroy bacteria in a manner similar to penicillin and are valuable alternatives, especially where resistance to penicillin is a problem. The added advantage is that they have very low toxicity, although allergic reactions develop in about 5 percent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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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tions of the basic cephalosporin chemical structur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whole range of these antibiotics for clinical use. Research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ephalosporins continues today.
In 1947, chlortetracycline was isolated from a Missouri River mud sample by Benjamin M. Duggar. Chlortetracycline was the first tetracycline, but Duggar's discovery has led to the isolation and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a large number of very powerful antibiotics, which now rank second only to the penicillins in their use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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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they are active against a broad range of bacteria and are relatively inexpensive to produce, the tetracyclines quickly gained favor and are now used to treat a long list of infections.
The extensive research done on the tetracyclines has shown them to be effective. However, they are also known to cause a number of toxic side effects. The tetracyclines form calcium complexes in growing bone, which may lead to lifelong discoloration and enamel defects in teeth, as well as reduced bone growth. Tetracyclines also cross the placenta and have a greater toxicity in the fetus. As a result of these side effects, they are prohibited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ns in pregnant women and in children below the age of seven, as they may inhibit small children's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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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toxic effects include overgrowth of the Candida spp. and Staphylococcus spp. bacteria in the bowel, leading to chronic infections with these organisms. Liver and kidney damage may also occur in some patients, as may allergic reactions such as hives, skin rash, asthma, and contact dermatitis.
Because the tetracycline antibiotics form complexes with calcium, magnesium, and iron, they should not be taken with dairy products or any mineral and vitamin supplements containing calcium, magnesium, or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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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search took place during the 1960s, which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antibiotics. Among these was methicillin, a semi-synthetic derivative of penicillin produced specifically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penicillin resistance. Methicillin was hailed a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fight against bacterial resistance to penicillin, and scientists believed that they could now win this battle. Unfortunately, bacteria had the last word, and we now have bacteria that are resistant to methici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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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icillin is also a derivative of penicillin. It was developed to broaden the range of infections that penicillin could treat and has now replaced penicillin to a great extent. It is often the first choice in the treatment of a whole range of infections, including respiratory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Amoxicillin is another widely used penicillin derivative. Like ampicillin, it has a broad range of activity, as it can treat both Gram-positive bacteria (those bacteria that retain the violet stain in a process called Gram's method or Gram's stain, used to classify bacteria-e.g., Streptococcus spp. and Staphylococcus spp.) and Gram-negative bacteria (those bacteria that do not retain the violet stain used in Gram's method-e.g,. E. coli an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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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amicin is in the same family of antibiotics as streptomycin (the anti- TB drug discovered in 1943). It is generally reserved for serious infections, as it can have severe toxic side effects on the ears and kidneys.
Recently, a new family of antibiotics called the fluoroquinolones has been developed by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In addition to being effective against a broad range of bacteria, these antibiotics can reach a high concentration in the bloodstream when taken orally. This means that many more infections that may once have required a hospital stay can now be treated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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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uoroquinolones are often used for cases in which long courses of antibiotics (weeks to months) are required. A whole range is now available, and are proving effective against bacteria that were once difficult to treat, such as the leprosy bacteria.
The future
The search for new and more effective drugs, which began with Florey, Chain, and Waksman, continues today. The pace, however, has slowed remarkably, as it is now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o get approval for new drugs. The time delay between the discovery of an antibiotic in the laboratory and the approval to produce it commercially is so great that it has led some companies to abandon the marketplace completely.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search for new antibiotics are also finding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at which bacterial resistance renders their findings us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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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请你们拒绝下面12个因为中医而入选的候选人进入两院，和把已经当上院士的中医人士从两院清除出去。
首先，我要向全体院士们表示我的感谢，今年没有设中医泰斗和中医针灸专业。你们为国家尽的每一份力，人民都记在心上。我们曾特别担心2007年出现“中医泰斗”这个专业，因为广州有一个91岁的老中医，他家在商代就研制出了能治艾滋病的药。如果你们今年设了“中医泰斗”专业，就非他莫属了。你们知道，我们都不喜欢他。
5月28日消息，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名单公布了。里面有12 个因为中医而入选的人士。他们是：
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公布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共5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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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年龄专业工作单位
1贾金铭，63，中西医结合泌尿男科，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2梁秉中，66，骨外科、骨质疏松研究、中西医结合，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公布
医药卫生学部（61人）
姓 名 年龄专业工作单位提名、遴选渠道
3 王峥涛， 51， 中药资源与鉴定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省、市、自治区遴选
4 丛海波 ，46， 中医骨伤科学，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省、市、自治区遴选
5吴以岭，57，中医内科学，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士提名， 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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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遴选
6李大鹏，57，中药制药学，浙江中医药大学，院士提名
7 林 兰（女），68，中医内科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部委遴选
8 罗国安，60，中药化学，清华大学，院士提名、部委遴选
9曹洪欣，49，中医基础学，中国中医科学院，部委遴选
10黄璐琦，39，中药资源与鉴定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部委遴选
11彭 勃 ，52，中医内科学，河南中医学院，省、市、自治区遴选
12魏克民，69，中药资源与鉴定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院士提名， 省、市、自治区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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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这个名单，有几件事我要马上说出来。
一．吴以岭
中医的祖先曾为古代皇帝炼长生不老丹。好像是从四人帮时代开始，中医又重操祖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炼“经络”。当我们在2006年批判中医经络学说是骗术的时候，吴以岭还以《络病学》一书获奖。查到网上介绍吴以岭的文章，才知道祖宗的博大精深的道理不知啥时候给改了，现在的说辞是：“血管即中医所说的经络，粗者为经脉，细者为络脉，络脉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小血管。”那过去中国研究的经络不是白费了，既然是血管，外国的书上写得清清楚楚，还要你们研究做什么？吴以岭的《络病学》不就是西医的血（脉）管学加点“盐”嘛？据说他还“擅长用虫子方子如蜈蚣、蝎子等六七种 ,治疗心脑血管病。”这些摆弄巫术的人，本应该乱棒赶出宫外，哪有请入宫中的道理。我相信你们绝不会让中医的丑恶的现代史重演。
二．丛海波
, 百拇医药 丛海波报的是中医骨科专业。我正在和一位骨科医生写一篇批判中医骨科的文章，题目是：《中医骨科是中医的强项，强在哪里？》（很快就会登在《医学评论》网 yxpl.net）。在这里先谈几个问题。
1．中医骨科最大的骗局就是骨伤骨病的外敷药。现代医学认为在皮肤外用的外敷药对骨折和骨病的愈合没有任何帮助。可是，你只要打开中国任何一个中医骨科的网站，里面一定有他们家祖传的外敷药能使骨折和骨病的愈合期缩短三分之一。这个谎就撒得太大了。而且已经撒了两三千年了。事实是，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够使骨折和骨病的愈合期缩短，特别是30%这样大的数，作过科学研究的人一听数字就知道是假的。只有不利因素延长骨折和骨病的愈合期。外敷药完全是骗钱的。
2．当下中医骨科治疗关节炎的中草药常掺假--假如激素和非激素的消炎药。
3．中医说中医骨科治病花钱少。美国一位有美国骨科医生执照的华人说，那当然花钱少了。因为中医骨科训练的时间太短，学习的东西太少。因此，医生的成本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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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医骨科不用X光。最后人们发现，中医骨科对病人说谎。病人来了，他们用手一摸，病人没有骨折他们说有骨折，小病说成大病。治疗的时候再用手一摸，骨折好了。其实原先就没有骨折。因为中医没有定量的功能恢复的标准，即使他们治好骨折也常造成畸形或功能受损。
5．几年前，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华医药栏目报道了一个中医骨科专家。他说他“最近”才学习了解剖学，对他的工作有很大帮助。中国的骨科专家在成为专家以前没学习过解剖学。让世人耻笑。
综上所述，和现代医学骨科比，中医骨科是极为落后的，完全可以被替代的。他们的代表人物决不可以当院士。教育部早已经取消了中医骨科专业，没有专业，何来的专家？
三．李大鹏
他从天然中药植物薏苡仁中提取天然活性物质，研制成双向广谱抗癌新药"康莱特注射液 "，可供静、动脉大剂量输注，“改变了中药抗癌只是辅助用药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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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药起因于李大鹏说他发现南方许多地区癌症发病率低，与当地吃薏苡仁 米有关，因而发现了"康莱特注射液" 。这种鬼话只能骗骗中国的领导人。根本无法通过国际的检验。 "康莱特注射液" 滥用近20年，因为是中药制剂，无须严格的临床试验，靠医生回扣增加临床使用。这明明就是对癌症病人趁火打劫、谋财害命。
中医的事有特点，关上国门是真理，打开国门是谎言。
四．彭勃
中医内科临床。他参加了那么多国家科研项目，那一个科研结果能被国际上重复出来呢？没有一个。谁会相信阴阳五行也能治病？靠经验治病有什么科学带头意义？中医师凭什么当科学院或工程学院院士？中药没有一个被现代医学所承认，用不了多久，所有的销量好的新中药或者是新型中药都将被证明是无效或低效。研究，生产和使用这些东西的人能当院士吗？
五．我看到12人中不少是“西学中”的医生。这些人不可以进入两院作院士，因为他们获奖的和成名的中药治疗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成果全是假的。一个再好的医生，只要是在中医药问题上说过假话，他就不能成为科学家的楷模。他曾经说过假话，以后当了院士很可能还要说假话，那时对国家造成的损失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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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搞中药基础研究的人也不应该进入两院。因为中医药这条大船完全驶错了航向。航向错了，在这个船上工作的人基本都做的是无效工。千万不要信中医自己给自己发的奖。任何一个科学工作，当写成论文之后没有国际上同道学者的讨论，它的不真实性就越加显露。一般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发现引起国际同行的重复试验，论文达到100篇文章以上，这个“发现”才可能是真实的。中国已有的学术造假现在清都清不过来，请不要再把新的“假”请进来。
任何一个行业的造假之风的兴起，都是那个行业里最坏的人先干起来的。后来，因为政府管理不当，好人守不住了，跟着也开始学坏。中国医学领域造假之风就是从中医开始的。现在的领导为了挽救中医，大呼：中医要赶紧创新呀。就是在承认以前全是假的。解放前的上海人把三种人叫做骗子：要饭的，丘八（兵痞），和中医。进入新中国以后，江山变了，中医本性未变。由此可见，中医药的50多年的假话不仅仅是给中国人民的医疗健康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而且在中医文化方面大肆宣扬封建迷信，奇功绝活，不劳而获等等，形成了与现代化背道而驰极其落后的人文精神。从管理部门纠正一个假药还是容易的，但是，要想纠正一群中了邪的低素质的中医信徒，却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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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郑筱萸被控在任上收受贿赂，而批准危险药品上市，5月29日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郑筱萸在1998年到2005年担任局长，批准了几万新（中）药。郑筱萸为什么必须得死，因为不知道有多少他批准的新（中）药是假药劣药毒药，害死致残多少中国人。这12个与中医有关的院士候选人所多年从事的中药基础研究，临床试验，论文，得奖，新药生产，销售赚钱，升官等等，与1998年到2005年这几万个新药有没有关联？郑筱萸有没有和他们“共创中药辉煌”？如果他们的屁股不干净，科学院和工程院也 不敢收留他们。今天因为他的药当了院士，明天他的药出了问题，他这个院士撤还是不撤？
两年前，有人向台湾医学当局建议像中国大陆这样，让医学生学习一点中医课。台湾医学当局断然拒绝。他们说，不能够用实验的方法证实的东西都不是科学的东西，这样的东西不能进入医学科学的殿堂。我们中国大陆的科学家难道还不如台湾的医生科学素质高吗？
在美国，负责教比较活跃的学科的教授，在给大学新生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告诉这些新生：我今天给你们上的这门课，15年以后可能就取消了，因为科学发展太快了，每天都在变化。可是，我们政府中居然有人把两三千年前的中医说成是“科学”，还“不容置疑。”我们的后代如果托付她来教导，岂不是越教越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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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总是提醒他人要“以史为鉴”，可是中国人为什么自己不在中医问题上“以史为鉴”？我附录在下面的一篇非常有代表性的英文文章，说的是人类抗生素发明的历史。在这篇文章里说的很清楚，1940年代人类发明出抗生素以前，从古代到十九世纪，人们都是用草药，重金属来治病原微生物体引起的疾病和传染病。同时也强调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到了1940年代以后，抗生素发现了，那些草药，重金属，矿物，自身调节就再也不用了。这难道不是人类的进步和进化？中医到了21世纪还说草药有用，这难道不是一种极不正常的“返祖”现象？中医伪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在电视上和方舟子辩论，说怎么能让只有200年历史的现代医来检验有2000年历史的中医呢？应当反过来才对。中医是不是想拿清朝的律法来度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啊。有谁会相信这样的人做的研究工作会促进人类的进步？
在今天的人类社会里，很多事可以并存。美和丑可以并存，胖和瘦可以并存，富和穷可以并存，京剧和歌剧可以并存。但是，有一样东西绝对不可以并存，好药和比好药差的药不可以并存。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是极为神圣的。给人治病，只能用当地当时条件下最好的。如果甲药比乙药好5％，其他条件都一样，乙药就被立刻淘汰。如果现代医药的治疗水平是100，我看到的是少数中医药的水平在10到30之间，大多数中医药根本无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不用现代医药而故意选用中医药，和故意伤害无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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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长期以来对新中国的医学事业造成严重污染。因为时间太长了，跨越三代人，所以很多中国人“不识庐山真面目”。我们发现，中国人中，文化程度高，脑筋快，对中医的事关心，常出国，走南闯北识多见广的人，最容易接受我们的观点。除了医学界，院士们和新闻记者等人是最了解中国中医问题严重性的人。特别是和院士们讨论中医问题，事半功倍，因为你们心里早就明白了。我举个新闻界的例子，我注意到从2006年11月《新闻周刊》开始，所有的新闻记者采访中医和中医的反对者的时候，提的问题都是“内有否定含义”的问句。中医还傻虎虎地高谈阔论自己的主张，却不知提问题的新闻记者在问之前就在自己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2006年10月，张功耀等人向发改委提出《中医退出国家体制》的建议。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过年了。2007年盘点的时候，就有9个团体评选这件事为2006年十（或几）件大事之一。（见《医学评论》网yxpl.net）最让我们感动的是《科技日报》“2006年中国十大科普事件评选揭晓 ”选上了这件事。很明显我们反对中医的运动就是中国人民科学普及的一次大飞跃。这件事还被选上2006年八大文化现象之一，等等。我们在这里一并谢过大家。包括两院的院士们在内的好多好多帮助和声援我们的人，我们不知道你是谁，可我们知道你为了谁。我们记住了大家送给我们的一句话：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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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战友，踏征程。
任重道远多艰辛，
洒下一路驼铃声。
山叠嶂，水纵横。
顶风逆水雄心在，
不负人民养育情。
歌唱到这儿，只好叹口气。谁让政府这么不争气。
尊敬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请你们一定要堵住中医。如果今年让他们12个人进入两院作院士，2008年他们一定会把喇嘛，道士和风水师也拉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和工程院给中医添人气。因为喇嘛，道士，风水师和中医是一奶同胞。他们都具备了三个同样的条件：第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不需要与国际接轨，自己选自己就行。第二理论严谨，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第三与科学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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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明显代表了中国旧文化，封建糟粕，农业国余孽。这样的伪科学的东西居然写入宪法。八五，九五，十五还在做经络研究。伪科学中医医师王永炎等人居然已经登堂入室进入工程院当院士等。2007年还有12个中医在中国科学殿堂门外等候。在中国，“浊底”和“上清”被供奉在同一个供桌上，中国的科学界为什么这样黑暗？
尊敬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2007年的院士增补有着三个极其重大的意义。一。中国在急速的现代化，全国人民对你们的倚重的份量是前所未有的大。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明天，“成也院士，败也院士”。二。我们今天选院士是为了中国的明天，不是为了中国的昨天。大家要把眼光往远放。5年，10年，20年后中国是什么样？院士们今天的工作，也就是对中国科学技术（方向）的领导和指导工作会对那个时候有什么样的影响？如果像今天大多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预测得那样，中医在5-10年后因为“不科学”不可避免地会退出国家体制，你们今天让这12 个人因为“科学”而当选为院士岂不是让国家难堪。三。中国的人多，学科杂。院士选举本来也应当反映多学科。但是，我们要选出来的院士和学科一定是“领头羊”。专业一定要能够和国际接轨。诚然，对院士的科学水平要求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但是有三点要求不能没有：1。在国际公认的正道上。2。通过自己多年的努力走在同行的前头。3。对国际和国内的未来发展有远见。符合这三条的人才有可能成为院士。中国的科学事业再也不能关起门来，像中医那样自己给自己发奖，误国误民。又因为中国文化程度低的人太多，院士要站在高处，呼唤民众，向上提拉整个国民（国家）。院士站的高，能够充分利用国际资料和先进国家的经验，民众就少走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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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看到50多年来中医把中国医疗事业搅和的昏天黑地，我就不由地想起新中国头30年间科学家们遭受的那些奇耻大辱。我70年代末在中国工作，有一次我的一位医生前辈带我去向领导汇报工作。我的前辈对我说，“这个领导什么都不懂，我们汇报工作实际上是在教他，但表面上是请示。” 鼓吹国家民族主义的半文盲领导，招摇撞骗的半文盲中医教授，加上民众的愚昧，这么多年来他们才是中国医学科学的死敌。回忆一下，是谁把认真学习现代医术的人说成是“洋奴”？是谁把在研究工作中用中药作幌子的结果说成是“奇葩”？我说过，中国的医学现状就是真正的科学家“与狼共舞”。今天中国的急剧的现代化给真正的科学家赋予了前所未有的责任和权利，当你们用良知和科学远见做出投票决定的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
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不是养老院，也要吐故纳新。我建议把在位的中医院士全部清除出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你们才能轻装前进，因为坏人从来不休息。
第一批应当清除的就是和以前“炼经络”有关的所有院士。特别是“主攻手” 程莘农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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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程莘农和石学敏两个中医针灸专家。清除这两个人的理由是，针灸技术是一种落后的经验，不是科学。穴位并不存在。特别是今天，大科学家吴以岭说经络是血管，那穴位就和谁也联不上了。针灸到美国已有30年了。从新奇到了解，美国医学界已经给针灸定位为“哑巴宫女”。就是京剧舞台上那个只“走场”，不说话，站在最不显眼的地方的宫女。
现代医学是以医生为领导的团队合作，医生的知识要求最全面。其他的人，护士，X光技术员，物理治疗师，化验员等都必须要和医生有知识相同相通的地方，同时他们也有自己的专长。这些人在医院里一起工作的时候，大呼小叫，不停的交流，还要抢着说，要说话快。尴尬的只有这个“宫女”，她说的经络和300多穴位谁也听不懂，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所以我叫她“哑巴”。
针灸是一种没有“量”标准的“模糊治疗”，目前在美国医疗界归属于物理治疗科。应用范围是：除了内脏痛以外的各种痛症。从头痛到颈痛，肩痛，腰痛，腿痛等。美国有一个电流皮肤刺激仪，美国医学界认为针灸和这种仪器的原理是一样的。即针刺产生了皮肤的刺激，然后发生止痛效果。所以，从设备上，针灸是可以替代的。从“模糊治疗”的概念上，针灸治疗是可有可无的。你从来没有听人说，一个人的老娘死了，儿子后悔地说，啥治疗都上了，就是因为没有上针灸才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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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华人针灸师指着州政府发给他们的针灸师执照说，这是美国承认我们中医的证据。我说，美国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承认中医。为什么要给针灸师发执照？因为在美国，用一个尖锐的东西刺破别人的皮肤是“人身攻击”，是刑事犯罪。所以，必须给所有的医生，护士，针灸师发执照，允许他们因为医疗目的而用针“刺破别人的皮肤”。执照是规定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和中医科学不科学没有任何关系。
综上所述，这两个可有可无的“宫女”应当被赶出最高科学殿堂。
还有两个人，问题很大。他们是“西学中”的院士陈可冀和李连达。我不客气地说，如果药监局长郑筱萸因为大量“批发”新中药假中药被判死刑，那么编造和推广“中药（静脉）注射剂”的陈可冀和李连达就应当被判死缓。从四人帮时代的70年代到2007年之间30多年，陈可冀和李连达等人在毫无现代科学的有效根据的情况下，编造出“中药（静脉）注射剂”。30多年来，共编造出109种，伤害了无数中国人。特别是2006年1月到6月，短短6个月时间，竟然给1.4亿人（次）注射了鱼腥草注射液。现代医学的知识可以清楚地辨明，30多年来，没有一针是应该打的。所有的中药（静脉）注射剂的每一次治疗都是错误的。陈可冀和李连达等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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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们，中国的明天，“成也院士，败也院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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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1。
网上找到的12个人的简介：（如果有同名不同人的错误，请指出。）
1．贾金铭
姓名：贾金铭 性别：男 出生于1944年 籍贯：河北深县
专业科目：泌尿男科
职 称：主任医师
专业特长：泌尿男科疾病的中西医结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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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简历
1963-1969年 北京医学院学习
1969-1972年北医三院外科住院医师
1972-1974年中医研究院西学中班学习
1974-1975年北医泌尿研究所进修
1987-1988年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进修
1991．10-12月日本东京医科大学进修
1972年至今 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泌尿外科
现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泌尿外科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中西医结合男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泌尿外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医性学会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性学会北京分会副主任委员。现代泌尿外科杂志编委、中国计划生育杂志评审专家、中国药监局新药评审专家、北京医学会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库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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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历
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30余年，特别是在泌尿系统结石、前列腺疾病及男性不育、勃起功能障碍、泌尿生殖系统肿瘤的诊断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在中医药治疗前列腺疾病的科学研究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国际领先水平。
2．梁 秉 中
梁 秉 中 获 亚 洲 创 科 银 奖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医 学 院 矫 形 外 科 及 创 伤 学 系 教 授 梁 秉 中， 以 中 药 治 疗 糖 尿 脚 的 研 究， 荣 获 "亚 洲 创 新 科 学 奖" 的 银 奖。
"亚 洲 创 新 科 学 奖" 由 "远 东 经 济 评 论" 进 行 评 选。 梁 教 授 10 月 19 日 受 访 时 表 示， 得 奖 的 研 究 项 目 是 以 中 药 治 疗 糖 尿 脚 病 人， 从 而 减 低 患 者 溃 疡 情 况， 避 免 切 除 脚 部 患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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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教 授 指 出， 这 项 研 究 试 验 已 分 别 在 广 华 医 院 及 威 尔 斯 亲 王 医 院 进 行 了 15 个 月， 初 步 结 果 发 现 八 成 严 重 糖 尿 脚 溃 疡 患 者， 经 过 中 药 治 疗 后， 病 情 不 会 严 重 到 需 要 切 除 脚 部。 临 床 研 究 将 为 期 两 年， 预 计 可 为 100 名 糖 尿 病 人 进 行 试 验。
梁 教 授 目 前 还 兼 任 中 医 中 药 研 究 所 管 理 委 员 会 主 席。 对 于 这 次 获 奖， 他 感 到 "很 奇 怪"， 认 为 得 奖 研 究 只 是 香 港 中 医 药 发 展 小 项 目。 他 估 计 得 奖 可 能 是 因 为 一 个 "素 来 与 中 医 打 对 台" 的 西 医， 却 参 与 中 医 药 研 究 治 疗。
此 外，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统 计 学 系 教 授 王 永 雄 也 以 遗 传 密 码 研 究 获 得 铜 奖。 王 教 授 在 研 究 中 发 现 以 晶 片 技 术 检 测 遗 传 密 码 比 现 时 的 测 试 方 法 快 100 倍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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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教 授 现 已 在 美 国 加 州 大 学 任 教， 中 大 安 排 有 关 遗 传 密 码 极 速 解 码 技 术 取 得 美 国 专 利， 并 和 基 因 晶 片 制 造 商 达 成 协 议 进 行 开 发 技 术 。
曾 与 王 教 授 一 起 工 作 的 中 大 生 物 化 学 系 副 教 授 徐 国 荣 指 出， 王 教 授 的 研 究 是 崭 新 的 概 念， 新 的 检 测 遗 传 密 码 的 方 法， 较 传 统 的 方 法 快 了 100 倍 以 上。 如 果 技 术 开 发 成 功， 将 可 应 用 于 检 查 现 时 约 6,000 种 的 遗 传 病， 特 别 是 癌 症。 检 测 方 法 是 透 过 血 液 检 验 有 关 指 定 的 基 因 是 否 出 现 突 变， 从 而 及 早 找 出 病 因， 增 加 及 早 治 疗 成 功 治 愈 的 机 会。
3．王峥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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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1956年3月19日生。1989年在中国药科大学获博士学位，并留校工作。曾先后赴日本富山医科药科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进行合作研究。现任中国药科大学生药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室主任。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
主要从事中药资源、中药活性成分与质量控制方面的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等多项重点课题。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二、三等奖各1项，获局级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首批入选江苏省“333”工程（第一层次），1997年获吴阶平－保罗．杨森医药学研究二等奖，1999年获首届地奥药学科技奖(中药)三等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近200篇，主编、参编著作10部。
现主要兼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新药审评专家，中国药学会中药天然药物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天然药物资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杂志、中国药学杂志、国外医学药学分册、世界科学技术-中药现代化杂志、中药材、中国药科大学学报和中国天然药物等杂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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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25－5391246
Email：wangzht@hotmail.com
4．丛海波
男，1960年生，大学本科，主任医师。1977年参加工作，现任山东文登整骨医院副院长、骨手显微外科主任、中华显微外科杂志编委、山东省修复重建外科学会委员、安徽中医学院及泰安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威海市人大代表。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共
主要从事创伤骨科、手足显微外科领域的临床、科研及教学工作，为国内手足显微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完成断肢、断指、血管修复手术、吻合血管的游离皮瓣、足趾及骨移植、组合组织移植等5000多例。在国家级杂志上发表有重要影响的论文30余篇。2001年8月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17例双手十指完全离断再植手术且完全成活，取得手指功能完全恢复的效果。开展的新技术，有许多填补了省内及国内空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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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急症组合组织移植的临床研究”，于1996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主持“中西医结合早期治疗手部大范围多元组织毁损的研究”，于1999获国家中医药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主持“严重毁损性手外伤早期修复与功能重建的研究”，于1999年获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主持“组织移植受区可供吻合血管的研究”，于2003年获山东省科学进步奖二等奖。1998年获“山东省优秀青年知识分子标兵”，被山东省人事厅记二等功奖励，同年被威海市人民政府授予“威海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于1999年被中共山东省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选拔为“山东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已培养研究生一名，目前指导在读研究生两名。共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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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以岭
河北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吴以岭出版《络病学》。血管即中医所说的经络，粗者为经脉，细者为络脉，络脉相当于现代医学中的小血管。活血化瘀，就是针对血液流通不畅、血液瘀滞进行的一种针对血液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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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大鹏
肿瘤专家李大鹏受聘俄院士
2005-2-18 13:18:50
我国著名肿瘤专家李大鹏教授，近日被俄罗斯医学科学院聘为首位中国人外籍院士。俄罗斯医学科学院四位院士日前来到杭州，代表俄医科院向李大鹏颁发了外籍院士证书。 “国家特殊贡献专家”李大鹏教授多年潜心中药抗癌研究，他从天然中药植物薏苡仁中提取天然活性物质，研制成双向广谱抗癌新药“康莱特注射液”，可供静、动脉大剂量输注，改变了中药抗癌只是辅助用药的历史，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多项奖励，在全国2000多家医院经近20万患者临床使用，取得显著治疗效果。“康莱特注射液”已被中国、美国、俄罗斯、欧共体等国家和地区批准为发明专利，李大鹏所创建的浙江康莱特药业有限公司也成为中药成果产业化、国际化的成功代表。
俄罗斯医学科学院是俄国家医学领域的最高机构，每年都要聘请国外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为外籍院士。李大鹏是该院的第12位外籍院士，也是今年院士选举通过的唯一一位外籍院士。这是对李大鹏教授在中药、天然药物方面研究成就的高度评价，同时表明了俄肿瘤医药界对于以李大鹏教授为代表的中国科学家多年来中药抗肿瘤药物研究成果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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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兰
女 出生 于1938年 籍贯 浙江
专业： 中医内科 职称: 主任医师
专长： 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心脑疾病、甲亢、内科杂病
简历：
1963年毕业于上海中医药大学医疗系、从医40年。
现为中国中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家中医管理局内分泌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务院具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国家政府特殊津贴；国家中医管理局糖尿病医疗中心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糖尿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甲状腺疾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老医药卫生工作者协会知名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四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华医学会第ZI届理事会理事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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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内科杂症、糖尿病及并发心，脑，肾，肢体等血管病变、甲状腺功能亢进及甲状腺疾病为主的内分泌专业的医疗、科研、教学。
科研：先后担任国家“九五”、“十五”攻关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国家中医管理局课题多项。“降糖甲片治疗成人糖尿病的临床与实验研究”先后荣获国家（部级）重大科技成果乙等奖和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成果二等奖、获新药证书、（后剂改四类新药“可乐宁胶囊”）；“降糖通脉宁治疗糖尿病血管合并症的临床和实验研究”先后获中国中医研究院和国家中医管理局科技成果二等奖、1995年改名“芪蛭降糖胶囊”获新药证书；“甲亢宁治疗甲状腺功能亢进的研究”获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成果2等奖，应用临床达20余年；此外，获国家中医管理局级和北京市科技成果2等奖计2项、3等奖3项、中国中医研究院科技成果2等奖3项、3等奖2项。创建“糖尿病三型辨证”最早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政管理局《糖尿病（消渴病）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沿用至今。
教学：先后培养硕士研究生16名（含2名韩国留学生）、培养博士研究生9名、博士后 2名、培养 2010工程学科带头人 1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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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专著《糖尿病中西医结合论治》、《中西医结合糖尿病学》2部、主编《中西医结合糖尿病研究进展》l部、编著《临床中药学》、《糖尿病证治研究》等6部。
主审《现代中西医临床内分泌病学》1部。在核心杂志发表医学论文计30余篇。
8．罗国安
建立我国现代中药质量标准体系的研究
Studies on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Quality Standards Syste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世界科学技术-中药现代化 >>2002年04期
杨学东 , 曹进 , 王义明 , 罗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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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创新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是开展我国自主医药研究和生产的关键之一.创建中药质量标准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应能体现中医药理论的特性;应能体现中药的物质基础是有效化合物群;要有利于中药专利的申请;应能体现与时俱进.通过中药指纹图谱的信息获取、信息处理和信息挖掘三方面内容的研究,开展指纹图谱信息与药效活性信息相关性研究,可实现中药化学指纹图谱向中药药效组分指纹图谱的转化,形成中药组效学研究体系.以中药药效组分指纹图谱结合指标成分定量为核心技术和基础的中药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必将增强我国中药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9．曹洪欣
在挑战中享受乐趣
本报记者王淑军
曹洪欣，男，1958年2月生，中医专家，医学博士，教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8岁被聘为博士生导师，41岁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校长，45岁担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至今。以中医药治疗心血管、肾脏疾病等疑难病症著称，至今免费义诊10余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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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走到哪儿，曹洪欣都随身带一样“宝贝”，一带就是19年。那是个巴掌大小的病历处方本，在他义诊看病时使用。4月9日，曹洪欣拿出处方本给记者看，每页上面是病情记录，下面是处方，封面上的序号表明这是他使用的第1491本。这个数字意味着他已免费看病10余万人次，如果再加上出门诊看的病人数，则近20万。
为何保持这样一个习惯？“我把每次看病当做一次挑战，要对患者和自己负责。”曹洪欣说，因为很多患者不只看一次，有了记录，下一次就能依病情变化准确加以调整，而且自己也能通过治疗前后的对比，在总结经验和教训中不断提高。
“挑战”正是曹洪欣生命中的关键词，是他不断超越自我的动力。
曹洪欣生于哈尔滨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父亲肝硬化，姐姐心脏病，求医之难，从小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7岁那年，父亲病逝，垂危的姐姐却被中医神奇地治好，使曹洪欣立下志向：做一名能起死回生的中医。这是他中医路上的第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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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让他勤奋，勤奋使他的水平以几年一个台阶的速度飞升。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黑龙江中医学院，大学5年，曹洪欣几乎没看过一场电影，却练就了几分钟背出中医《汤头歌诀》400多首方剂的过硬基本功。此后向中医专科发展。读硕士，他主攻肝病；毕业后，又攻胃病；读博士，再攻肾病；做博士后研究，又攻心血管疾病。他还广泛涉猎妇科、外科、针灸等。每一领域，他总能掌握其精要。临床上，只要有疑难病症，都会引起他探索的冲动，每有所得，兴奋不已。为积累临床经验，曹洪欣大学毕业留校后，连续10多年利用寒暑假，行走在大小兴安岭，为林业工人免费义诊。
中医学术与临床总是相辅相成。1986年留校任教，10年后曹洪欣被聘为博士生导师。他致力于中医症候与诊法客观化的研究，同时他还在病毒性疾病、心脑血管病、内分泌疾病及免疫疾病等领域全力开拓，屡有所成。他先后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成果奖4项、主持863项目等国家级课题11项，发表论文100余篇，专著30余部。每一项对曹洪欣都是挑战，在挑战中他实现了另一个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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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和勤奋使曹洪欣日益进入中医悬壶济世的高明境界。
他的第一个病人是有高血压的母亲，照书开出两剂，不仅无效，反而加重；仔细琢磨，有所变通，再开一付，很快痊愈。这给他上了难忘一课：治病用药须求实求变。他读研究生开始给人看病，便屡显奇效，同学们戏称他为“老中医”。此后的历练，更使他在患者中和业内享有越来越高的声誉。他的病人都知道，只要找他治病，一般都停掉西药；即便有依赖性的西药，也要逐步停掉。曹洪欣有这样的自信：在没有西药的干扰下，他能从中医角度较准确地把握疾病演变的本质规律。
在黑龙江乃至全国，他的名气很大，许多西医难以治疗的病患，往往推荐到他这儿来。每次出诊，屋里屋外总有上百名患者排成长龙，他的门诊号有时从20元被炒到300元，更有不少患者在他上下班的路上等。
他是名医，但从不以名医自居，视病人如亲人，一视同仁，负责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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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过他出诊的学生都记得，曹教授看病从不当着病人的面喝水；每次开完处方，总是双手递给病人；有时外出开会，常常下了火车直奔诊室；不出门诊时给人看病从不收费，坚持至今……他经常对学生讲，给病人治病只有两次机会，第一次可能不见效，病人可以理解；第二次还不见效，他就不会再找你了，而你却有可能延误对方的病情。
曹洪欣说不清他治好的病人有多少，也叫不出多少患者的名字，但他治过的患者忘不了他，至今常有人给他捎土特产，寄感谢信，送锦旗……在他去年从黑龙江调到北京后，他治疗过的300余名患者，甚至两次联名写信给卫生部领导，要求让曹大夫常回去看看他们。曹洪欣说：“视病人如亲人，说起易，做起难。在日益世俗化的今天，也是一个挑战。我想我做到了。”
做一名医生和教授是如此，做一名管理者，曹洪欣同样喜欢挑战。
去年3月，他上任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伊始，正值抗击SARS的非常时期，如何使中医药有效介入并发挥作用，是他作为国家中医药科研机构领导面临的最大挑战。曹洪欣挺身而上，领导中研院，召开了最早的中医药防治SARS专家论证会，出版了最早的中医药防治SARS专著，最早在海峡两岸中医药防治SARS座谈会上做主题演讲，最早派出了进入一线的中医治疗队，牵头组建了最早的SARS医疗和科研同步的课题组……事后，中医药有效介入防治SARS当中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对中医药的认可，而这些成绩的背后无不留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和院长曹洪欣的影子。他自称这是他作为一名管理者，至今最富有挑战也最有成就感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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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曹洪欣首先想到的还是挑战。他说目前想到的有三个，一是国家对中医药的支持和投入力度不够。我们经常说中西医并重，而中医基础设施、技术条件之弱，无法与西医相比。二是行业内外对中医药存在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和偏见。三是中医药行业如何自强。
“当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会尽最大的努力。”曹洪欣说这话时，语气中充满着迎接挑战时的兴奋，一如他作为医生喜欢琢磨疑难病症时的感觉。“我最快意的事，就是在挑战中创新，在创新中享受乐趣。”
《人民日报》 2004年04月22日 第十五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10．黄璐琦
中药生药学科带头人--黄璐琦
2006-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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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生药学科带头人--黄璐琦，男，1968年3月生，研究员，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所长。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中药）合作中心主任；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中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主要从事生药学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级课题8项和部局级课题2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1项（第一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二等奖2项，三等奖1项；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中国中医研究院二等奖1项。在1995年，首先提出“分子生药学"这一新学科的设想，并编著了专著《分子生药学》。目前此书已成为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华西医科大学等学校的研究生教材。
中药材标准及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科技部基础性工作专项资金项目，由王永炎、黄璐琦承担。该课题的中药材质量标准部分，用多种有效成分定性、定量 , 制定了 13 种药材的质量标准，并通过药效学研究确定了部分药材的药效成分及分析方法。其中的 12 个品种已经被纳入即将出版的 2005 年版中国药典。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标准部分，初步建立了 8 种疾病的反映中医临床优势的临床疗效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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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彭勃
2005-8-14
基本情况： 彭 勃 ，男 ，河南中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评议专家、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防治艾滋病分会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任、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理事、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留学生卫生部规划教材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中医药类精编教材指导委员会委员、河南省中医药学会副会长、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河南省药品审评专家、河南省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河南省医师协会副会长、黄河中医药研究会会长、河南中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所长、肝病研究所所长、《河南中医》主编、《河南中医学院学报》主编，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名誉院长。 荣誉称号： “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的专家”； “国家教委来华留学生教育先进工作者”； “全国高等中医药对外教育优秀工作者”； “河南省优秀专家”； “河南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河南省卫生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 “教书育人先进工作者”； “河南省教育系统抗击非典先进工作者”； “河南省非典防治科技攻关先进工作者”；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1、《艾滋病中医证候分布规律及证候标准建立与验证》主持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批准号：90409004） 2、《适合艾滋病防治示范区河南省艾滋病综合防治研究》总课题负责人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编号2004BA719A13） 3、《爱可扶正片抗艾滋病新药的研究》 国家"863"计划项目"（十五"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创新药物和中药现代化"） (编号 2004AA2Z3350) 4、《中医药治疗艾滋病早期（ARC）临床研究》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编号2004BA719A13-04） 5、《中医不同治法治疗HIV/AIDS患者的临床观察》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编号2004BA719A09-02） 6、《扶正排毒片对无症状HIV感染者的干预作用研究》 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编号2004BA719A09-02-1） 7、《艾滋病的中医证候的研究》主持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科技专项研究 （编号04-05JP37） 8、《在职人员申请临床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临床考核指标体系的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教育研究项目 9、《 扶正排毒片对艾滋病干预作用的研究 》主持人 2005年“河南省杰出人才创新基金” （编号0521002500） 10、《中医药治疗非典型肺炎的实验研究》项目总负责人项目批准编号：2003SARSKJ002 11、《保肝解毒方对急性药物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的研究》主持人河南省科技攻关（编号0324410026） 12、《乙肝清胶囊的实验研究》主持人河南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编号0446640001） 13、《河南中医学院学科建设工程的设计与实施》主持人河南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 （编号2004630008） 14、《高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主持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03-GH-067） 15、《中医、中西医结合艾滋病诊断标准、治疗指南及疗效评价标准》主持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标准化专项（国中医发［２００５］７９号） 16、《橄榄降脂胶囊对高血脂症肝脏低密度脂蛋白受体、高密度脂蛋白受体基因表达的影响》主持人河南省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编号0646630002） 17、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留学生卫生部规划双语教材《中医内科学》主编 18、《艾滋病中医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 主持人 国家“973”项目“中医病因病机理论继承与创新” 重点课题（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医药基础理论专项）（编号：2006CB504802） 论 著： １． 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外国进修生教材《中医内科学》主编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5，791千字获河南省中医药科技成果一等奖（证书号：04-1-003）（2004、9、14）河南省教育系统科研成果一等奖（证书编号：豫教[2004]09194）（2004、8） 河南省科技厅确认为河南省科技成果（登记号：9412004J0826）（2004、12、） 2．《中西医临床消化病学》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10．860千字该书获１９９８年河南省教育委员会“优秀著作一等奖”。 3．《现代中西医诊疗丛书》副总编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10．共18000千字 4．《男科病中成药选用指南》主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4．150千字 5．《中国传统脾胃病学》参编中原农民出版社1995．10．845千字 6．《中原当代民间名医》副主编中原农民出版社1994．4．302千字 7．《中国中成药优选》参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3．8．1065千字 8．《中医内科急症临床》副主编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3．5．427千字 9．《中华临床药膳食疗学》参编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2．1374千字 10．《医院管理知识问答》参编科学普及出版社1991．10．207千字 11．《医院职业道德》参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2．187千字该书获１９９３年河南省人才学会“优秀成果二等奖”。 12．《中医肾脏病学》参编河南科技出版社1990．10．700千字 13．《疑难病症名验方辑要》参编北京华龄出版社1990．7．733千字 14、高等医学院校中医英语翻译系列教程《中医英语翻译技巧训练》中文主审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2、3、 ISBN 7-81010-620-1/R.588 238 千字 15、中医大学生基本功训练丛书 Ⅰ 《中医熟读背诵精选》主编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3、6、 115千字 16、中医大学生基本功训练丛书 Ⅱ 《临床常用技能精选》主编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3、10、 159千字 17、中医大学生基本功训练丛书 Ⅲ 《临床常用数据精选》主编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03、10、 143千字 18、《临症针灸医案》主审 人民军医出版社 (ISBN7-80157-920-8) 2003、3、 560千字 19、效验良方丛书 总主编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包括《内科验方》（ISBN7-81060-470-8）2005、1，第一版 677千字《外科验方》（ISBN7-81060-471-6）2005、1，第一版 707千字《妇科验方》（ISBN7-81060-472-4）2005、1，第一版 351千字《儿科验方》（ISBN7-81060-473-2）2005、1，第一版 375千字 20、《医学礼仪学》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2005年8月第一版 ISBN7-5067-3217-3/R.2676 214千字 21、《医务礼仪》主审 人民军医出版社 ( ISBN7-5091-0272-3 ) 2006、6、第一版 173千字 论 文： 1、“丙肝康冲剂对实验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 《河南中医》2000；20（1）：31 ． 2、“丙肝康颗粒剂制备工艺的研究” 《美国综合医学杂志》2000；2〈4〉：240. 3、“丙肝康冲剂对大鼠肝纤维化的抑制作用及机理的探讨” 《江苏中医》2000；21(11):48-49. 4、“丙肝康对大鼠肝损伤及免疫功能的影响”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24（6）：461-463. 5、“丙肝康对大鼠肝纤维化的抑制作用及对肾上腺皮质功能的影响”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2001；22（1）：36-37. 6、“丙肝康颗粒剂质量标准的研究” 《中草药》2001；32（1）：19-21. 7、“无花果抗癌作用的研究进展” 《河南中医》 2002；22 (6) : 84－85. 8、“橄榄解酒饮对大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脂质代谢的影响”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8（1）16-17. 9、“转变观念 以人为本 强化激励机制”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8（1）1-3. 10、“橄榄解酒饮对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胃肠组织病理学的影响” 《中医药学刊》2003；21（8）：1231-1236. 11、“我院开展学科体制创新的实践” 《中医教育》2003；22（4）：14-16. 12、“橄榄解酒饮对大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的影响” 《上海中医药杂志》2003；37（10）：55-58. 13、“橄榄解酒饮对大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肝细胞超微结构影响的计量学分析” 《中医药学刊》2003；21（10）：1613-1614. 14、“从学科体制改革入手 实施学科建设工程”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8（5）1-4. 15、“举学科建设之纲 走特色发展之路”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3；18（6）1-4. 16、“雷公藤多甙片致小鼠急性肝损伤的初步探讨” 《中国中药杂志》2003；28（11）：1067-1069 17、“橄榄解酒饮对大小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模型自由基代谢的影响” 《江苏中医药》2004；25（1）：55-56. 18、“树立现代大学理念，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中医教育》2004；23（2）：1-3. 19、“保肝解毒胶囊对雷公藤多甙片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19（2）：18-20. 20、“保肝解毒胶囊对雷公藤多甙片所致小鼠急性肝损伤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 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第四次全国雷公藤研究学术会议 大会宣读（2004、5、14、） 21、“肝纤维化治疗研究方向的思考” 《中医药学刊》2004；22（5）：773-775. 22、“关于中医学基础课程设置的思考”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4；19（5）：1-4. 23、“橄榄解酒饮对急性酒精性肝损伤大鼠、小鼠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的影响” 《中医杂志》2004；45（10）：774-776. 24、“橄榄解酒饮对大鼠急性酒精性肝损伤肝组织病理形态的影响” 《中国医药学报》2004；19（8）：468 25、“试论中医理论的创新与重构” 《中国医药学报》2004；19（12）：711-713. 26、“中医学治疗艾滋病的若干问题及对策”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1）：1-2. 27、“关于中成药所致肝损害的分析与思考” 《中医杂志》2005；46（8）：630-632 28、“一代名医吕承全”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4）：8-12. 29、“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思路与切入点” 北京.首届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国际学术会议大会发言（2005-11-19） 30、“研究艾滋病要念好三字经” 《中国中医药报》2005年12月16日 31、“大学生诚信自强教育的实践和思考” 《河南教育》２００５、１２、64-66. 32、“加强科研管理，提高科研竞争力”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5；20：19-20. 33、“艾滋病科研设计中几个关键性问题的处理”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1（1）：1-2. 《中国中医药报》2006年2月9日第四版 34、“甘露糖结合凝集素与艾滋病相关性的研究”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1（2）：1-3. 35、“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研究进展” 《河南中医》2006；26（1）：82-85. 36、“中医药治疗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的思路和切入点” 《中医杂志》2006；47（6）：412-414. 37.“无症状HIV感染期是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黄金切入点” 《中国临床康复》2006；10（19）：166－167. 38、“肝康冲剂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疗效观察” 《中西医结合肝病杂志》2006；16（3）：139－152. 39、“中医药治疗无症状HIV感染期探析” 《山东中医杂志》2006；25（7）：446－447. 40、“艾滋病治疗的实践与思考：兼谈中医药治疗艾滋病的切入点” 《江苏中医药》2006；27（4）：4－7. 41、“扶正排毒片对轻化可的松致免疫抑制小鼠免疫功能的调节” 《中国临床康复》2006；10（39）：141－143. 42、“扶正排毒片Ⅱ号治疗无症状HIV感染65例临床观察” 《中医药学刊》2006；24（10）：1781-1782 43、“加强学科建设 促进教学评估” 《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6；21：19-20. 等7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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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魏克民
浙江中医学院博导简介
2006-4-18 18:34:24 浙江中医药大学 考研共济网
魏克民 , 中共党员，1938年出生，研究员、教授、主任医师，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名中医。1959年哈尔滨医科大学医疗系本科毕业，1964年成都中医学院西学中班结合，从事中西医结合临床、科研、教育工作43年。对血液病、肿瘤和营养卫生研究颇有造诣，形成特色。对蚕副产品在医药领域综合利用有特殊贡献，为该科学创始人之一，在国内外居领先地位。领衔主持国家级、部、省级科研项目18项（其中国家级重大项目3项）已完成并通过部、省级鉴定13项，荣获国内各级科技进步奖12项次，已研制成功新药、保健食品、化妆品三大系列，共38个新产品，均已投产应市。如国家中药二类新药蚕砂提取物-铁叶绿酸钠、生血宁片及肝血宝片、复合氨基酸胶囊、生宝养生液、舒乐康等均推广全国，并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国家级和省级杂志上发表论文60余篇，代表作如：《肝血宝治疗白细减少症265例的临床研究》、《生血宁治疗缺铁性贫血的临床研究》、《叶绿素铜钠片治疗再生障碍性贫血的临床指导》、《复方营养要素治疗虚证170例临床指导》、《浙江省蚕副产品在中医药领域综合利用的优势和前景》等。曾应邀出访美、法、德、日、意、瑞士、俄、澳大利亚、新、马、泰、荷、比、卢、及香港、澳门和台湾省等2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学术交流，在国际上荣获15项金奖。1992年首批享受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浙江省劳动模范，浙江省中医药先进工作者，浙江省卫生系统优秀党员和全国中西医结合贡献奖等荣誉称号。 www.kaoyantj.com考研共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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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2。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公布
287名中国科学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公布
公示时间为一个月；学部主席团受理异议期截至9月15日之前
来源：科学网 发布时间：2007-5-28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发布消息说，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推荐
工作已于2007年4月30日结束，经过院士与归口初选部门推荐，并经中国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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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部主席团审议，确认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为287人，并对外
正式公布。
根据《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工作实施细则》规定，将于近期在有效候选人所
在单位公示本单位有效候选人和相同专业的外单位的其他有效候选人的有关情况。
5年之内调动工作单位的，将同时在调出单位公示。公示时间为一个月（从公示
之日算起）。
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表示，如对候选人公示材料内容的真实性有不同意见，
请于2007年9月15日之前，将书面意见以真实身份署名寄至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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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2号，邮编：100864）。不受理电话、电子邮
件和匿名投诉。
200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有效候选人名单
（共287人，分学部按姓名笔画为序）
数学物理学部 50人
化学部 41人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 58人
地学部 56人
信息技术科学部 37人
技术科学部 45人
, 百拇医药 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共58人）
序号姓名年龄专业工作单位
42贾金铭，63，中西医结合泌尿男科，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46梁秉中，66，骨外科、骨质疏松研究、中西医结合，香港中文大学
48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名单公布
申报材料将按要求在其工作单位公示，时间为一个月
来源：中国工程院 发布时间：2007-5-28
2007年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候选人提名、遴选工作于4月30日结束。经形式
审查和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审议，有效候选人共484人，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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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即日起，每位有效候选人的提名材料将按要求在其工作单位公示，公示时
间为一个月。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56人）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64人）
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38人）
农业学部（60人）
医药卫生学部（61人）
姓 名年龄专业工作单位提名、遴选渠道
王峥涛， 51， 中药资源与鉴定学，上海中医药大学， 省、市、自治区遴选
丛海波 ，46， 中医骨伤科学， 山东省文登整骨医院， 省、市、自治区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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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以岭，57，中医内科学，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院，院士提名， 省、市、
自治区遴选
李大鹏，57，中药制药学，浙江中医药大学，院士提名
林 兰（女），68，中医内科学，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部委遴选
罗国安，60，中药化学，清华大学，院士提名、部委遴选
曹洪欣，49，中医基础学，中国中医科学院，部委遴选
黄璐琦，39，中药资源与鉴定学，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部委遴选
彭 勃 ，52，中医内科学，河南中医学院，省、市、自治区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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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克民，69，中药资源与鉴定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院士提名， 省、市、自
治区遴选
工程管理学部（3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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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3。
活见鬼，中医师也当上了“工程院院士”
王澄 美国康复科医生 纽约 2006年8月
从健康报网上查到中国工程院院士有四名中医师，他们是：
董建华，专业：中医泰斗
, http://www.100md.com 程莘农，专业：中医针灸专家
石学敏，专业：中医针灸专家
王永炎，专业：中医脑病专家
这篇文章主要讨论前三位中医专家的专业的科学性。先请问泰斗是什么专业？望文生义，泰斗显然是个“全科医生”，无所不知。但是不只是个全科医生，而且他一个人已经成为了各个专科的专家。还不只是各个专科的专家，而且他一个人已经成为了各科专家的学术带头人。中医说自己博大精深。当然是和西医比较了。中医的学问，宽比西医宽，深比西医深。西医发展到今天，如果有50个分支，博大精深的中医应当有80个分支。西医没本事，一个相当于院士水平的专家一辈子只能死守在一个分支上。比同分支的其他专家略高一头，才称得上学术带头人。这就已经是用尽了一生吃奶的劲儿。中医泰斗不得了啊，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相当于80个分支的知识和技术全部掌握，在每一个分支里都是学术带头人。这哪里是泰斗，这分明是神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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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读我的这篇文章，到这儿已经开始心虚地出汗了。很明显，如果有博大精深，就没有泰斗；如果有泰斗，就没有博大精深。你要选那个呢？我选泰斗，因为我不相信中医有博大精深。我愿意把泰斗的神牌像秦桧的跪像一样永久地在工程院供起来。让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记住，他们的祖先（我们这一代人）是多么的愚昧无知。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种都懂得融入现代化，只有中国人食古不化。董建华中医泰斗已经仙逝了，我建议追认华佗同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院院士。同志们说好不好啊？（热烈鼓掌）
还有，网上查到介绍董建华的文章说：“董建华出身于中医世家，他的曾祖父是一位中医眼科大夫。外祖父是位秀才出身的儒医，善治热病急症，闻名乡里。耳濡目染，使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医一说到自己，就一定要提他的曾祖父，祖父，父亲。中国人对70-80年前在中国实行过的父教子，师传徒的私学念念不忘。和今天的充满电脑设备的大学比，夸自己曾祖父多么了不起的中医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今人还要秉承这种落后的教学方法，那么我们今天的大学的实验室和图书馆都可以关门了。所有的医生都在家教自己的孩子和徒弟算了。这要给国家省出多少钱啊，又是真传。像董建华这样有着极为落后教育背景的人也能被称为“科学家”的楷模，是不是中国真正的科学家都死光了，只能用假的来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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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莘农院士带领中医搞所谓的“经络体系研究”，结果啥也没搞出来。（见附件1）连参与研究的人都不相信是真的。就这样，八五完了九五，九五完了十五。国家花了数不清的钱，陪着这些巫医玩耍。为了揭穿针灸的谎言，有一个西医建议：先用局麻药把针灸穴位的神经阻断（麻痹），再在穴位上做针灸。如果病人没有针感，也没有针灸的效果。那么就证明了完全不存在一个独立于神经系统的经络系统。一个简单的实验就可以揭穿中国人经络学说这个两三千年的自欺欺人的谎言。如此看来，要分辨一件事的真假，方法并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中国人从古到今，从上到下的愚昧头脑。为什么我们一定要把用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手摸不到的经络死咬住是“存在”呢？看看今天中国的全民医保的难题吧，和印度（1947年）比，59年以后还没有开始。全民医保的钱上哪儿去了，去用来研究经络这门巫术了。这才叫“人祸”。
石学敏院士发明了“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病”（附件2）。说是“取得辉煌的成绩，形成了一套科学的、系统的、规范的治疗体系。--具有广泛的适用范围，证明该针法乃至针刺疗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实用价值。确立了无可取代的地位。--其疗效明显优于中药、西药、及其他针刺法。”此外，石学敏的针灸还能治：中风后应激性溃疡，假性延髓麻痹，中风病复视，老年期痴呆（针法可使病灶侧的神经细胞的活动性增强，改善脑功能；可改善脑血流动力学及血液流变性，提高脑组织的抗氧化能力），急性心肌梗塞合并心律失常，复苏导管起搏抢救AMI合并严重心律失常，病态窦房结综合征（SSS），中枢性呼吸衰竭，习惯性便秘，头臂动脉型大动脉炎，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无脉症，支气管哮喘，冠心病，胆石症，高血压，截瘫，颈椎病及腰椎间盘突出症。刺络疗法可泻余血邪气（1800年北美流行过），治疗支气管哮喘、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周围性面瘫急性期、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诸神经痛、软组织损伤、丹毒、急性乳腺炎、淋巴腺炎、静脉炎带状疱疹等病症。石学敏的手“左也转转，右也转转”就成了“针刺手法量学研究”并获部级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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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看了都在笑。
针灸在实际医疗工作中到底有多大用处？和石学敏的结论完全相反，（见附件3）美国主流医学界认为针灸不能治病，他们把针灸狭窄地归为一种止痛的辅助方法。以后又发现无法证实穴位和经络的存在。美国人说目前不知原理没关系只要管用就行。但是有两件事让美国人很泄气，一是没有发现穴位有特殊的功能，针扎在穴位上和没扎在穴位上效果差不多。二是针灸的止痛效果没有表现出它的剂量性：任何一个被公认的有效药物和治疗方法都在一定范围里表现出随着剂量加大效果就增大的规律。而针灸没有。目前美国不少医生认为针灸的止痛作用是通过两点达到的：1。假治(Placebo effect)的效果，因为假治本身就有30-35%的效果。假治就是“治疗”的方法本身没有任何作用，但是“提供这个治疗”就会使30-35%的病人“感到”好转。2。门控理论。1965年，Melzack 和Wall两人提出疼痛的门控理论。任何一个真正的疼痛比如膝关节炎痛的信息都是经过神经向大脑传递，让大脑“感受到”这个痛。这个信息传递的强度可以像门一样开大开小被控制。比如皮肤的刺激和情绪的变化都可以暂时把这个“门”关小。也就是说针灸刺入皮肤的痛可以降低那个真正的膝关节炎的痛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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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的变化抑制受伤部位的疼痛就更容易理解了。你在路上碰到一人遇难，你不顾一切地抢救他。完事以后你才发现你的胳膊受了伤并出血，但是你在抢救他人的过程中你一直没有“感到”你胳膊的伤痛。这就是门控理论。说的形象一点，一个小孩被门夹了手，手痛孩子哇哇哭。妈妈捧起孩子的手用嘴吹，用自己的手扶摸孩子的手。孩子就感到好多了，很快就不哭了。妈妈就是提供了假治（关爱）和皮肤刺激两个方法，起到了部分止痛的作用。如果这就是针灸止痛的真正的原理，那么“针灸学”中全部与穴位和经络的说法和学问全是假的。这种止痛用的针灸的方法也根本没什么可学的。妈妈给孩子吹手揉手的动作还需要学习吗！
针灸进入美国是因为针灸符合西方的no harm（治疗本身不带来伤害）的医疗原则。结果美国人发现针灸没多大用，现在美国老师已经明确告诉医学生，针灸只作为止痛治疗的last choice（最后选择）。美国医疗届用语last choice的模糊含义很多：有死马当做活马医，有已经尽了力，有打发病人的意思，有不妨试一试，反正也不会坏事。总之，认为针灸没多大用处，也不抱多大希望。中国也是一样，病人给西医外科医生千元万元的红包，而支付给针灸治疗4-10元人民币。针灸有多大用处，钱上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针灸师特别是那些读了针灸博士（浪费了自己青春的）人，可以吹嘘自己的学问多大多大，跟病人多要钱。可病人说，你再多要钱我就不来了，因为你没多大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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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久后（5-7年以后），中国能进化到所有的医生都同意“经络”是不存在的。像美国这样，针灸只是作为止痛方法中最后一个选择，那么，实施针灸的人，（美国叫针灸师，他们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他在整个医疗体系中只相当于一个效果不确切的“止痛片”。基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止痛片”的水平能当院士吗？
这四个人，如果有一天浪迹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被收留作为医生。并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他们从未受过当今全世界共同认可的基本医学教育。在中国以外，他们连申请医生的资格都没有，可他们在中国贵为工程院院士。难道国与国之间的科学标准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吗？
中国稍微有点良知的人读到这里，都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在人命关天的医学领域里选择这样的带头人而感到愤慨。都21世纪了，起码的科学标准都不遵守，经络系统没有被证实这是路人皆知的事。能让这样的四个人“混入革命队伍”，这哪里像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科学院干的事情！那些投票选中医师为院士的西医，你们的良知和人格到哪里去了。当你们面对以你们为榜样的下一代，下一代的下一代，看到他们对你们的那种敬仰，羡慕，信任，佩服的无邪的眼神，你们能告诉他们说你们投中医师的赞成票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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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医这样明显代表中国旧文化，封建糟粕，农业国余孽，伪科学的东西居然写入宪法；八五，九五，十五还在做经络研究；四个伪科学中医医师居然登堂入室进入工程院当院士等。在中国，“浊底”和“上清”被供奉在同一个供桌上。真不知道那些打着西服革履的西医院士和这几个“清朝人”在一起开会是何感觉？如果他是科学家，我是谁？如果我是科学家，他又是谁？这些事都是对十三亿中国人民人格的极大侮辱。因为全世界都会极其看不起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想想看，如果满嘴阴阳五行的人能成为工程院院士，那么用不了多久，喇嘛和道士都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程院院士。因为他们和中医是一样，具备了三个同样的条件：第一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第二理论严谨，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第三与科学无缘。
为什么在世界上，稍微有一点进取心的国家，绝对不会像中国这样，容许种种极其邪门的事，怪事，坏事大行其道。中医在中国就有这么大的能量，能这样上窜下跳，妖气逼人；而于宗瀚，邹承鲁，薛崇成等有良知的学者认为经络不存在的意见（附件1），却被人用行政手段“有效地”压制住。为什么伟大的腐败事业能在中国冒着枪林弹雨，不怕牺牲，前仆后继，越打击越壮烈？？生活在《中华人民造假共和国》的每一个知识分子都知道个中的原因：上梁不正下梁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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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于宗瀚：人体内哪里有什么‘经络系统’----一个“民族败类”这样说。（医学捌号楼www.med8th.com）
附件2： 石学敏院士学术思想简述。 天津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 教授 主任医师 韩景献
（节选）石学敏院士在以醒脑开窍针刺法治疗中风病的量化手法研究基础上总结了“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无脉症”、“支气管哮喘”、“冠心病”、“胆石症”、“高血压”、“习惯性便秘”、“截瘫”、“颈椎病及腰椎间盘突出症”等九种病证的针刺量学规律，并通过严谨的实验研究，率先提出将针刺作用力方向、大小、施术时间及两次针刺间隔时间作为针刺手法量学的四大要素，首次确立了针刺手法量学的概念和内涵，使传统的针刺手法向规范化、量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石学敏院士对最常用的捻转补泻手法，根据捻转的频率、幅度、作用力方向提出了量化的补泻定义及操作规范，更新了“大拇趾向前捻转为补，向后捻转为泻” 的传统定义及操作。他确定的捻转补泻两大定义为：① 十二经脉以任督二脉为中心，左右捻转时作用力的方向，向心为补，离心为泻；② 捻转幅度小用力轻为补，即捻转时施行小幅度高频率捻转，幅度小于90°，频率大于120次/分，捻转幅度大用力重为泻，即捻转时施行大幅度低频率捻转，幅度大于180°，频率在50~60次/分。他主持完成的“针刺手法量学研究”成果获86年度全国（部级）中医药重大科技成果乙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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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王澄：从美国看中国大陆的医疗体系（再版）。（医学捌号楼www.med8t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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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4：抗生素的历史
The History of Antibiotics
Antibiotics, in one form or another, have been in use for centuries. Prehistoric man may not have realized why or how the wide variety of organic and inorganic substances he used worked. The important thing was that these substances did, indeed, work. Before the advent of commercial antibiotics, a common-sense approach to infection was obviously being used: do little to treat the infection initially, allow the body to fight it naturally, and in so doing, build up one's natural resistance to it. Only when the body clearly was not winning the battle was intervening action 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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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general, people depended on herbal medicines and folk cures. Ireland had a strong tradition of herbal medicine, with a doctor or herbalist ready to help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ns. As in many other cultures, the knowledge of growing and using herbal medicines was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Doctors depended, to a great extent, on natural substances such as iron, mercury, and antimony.
It was not until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scientists began to closely examine various curative substance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exactly how and why they were effective. In the course of this study,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at there were beneficial bacteria. They began to experiment, isolating the "good" bacteria and encouraging their growth in the laboratory. These bacterial agents were then tested for their ability to treat disease. This pattern of research and clinical trials continued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in fact, continues today), leading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first antibiotic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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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19-th century
The earliest evidence of humans using plants or other natural substances for therapeutic purposes, comes from the Neanderthals, who lived over 50,000 years ago. In northern Iraq, archaeologists uncovered evidence of human remains that had been buried with a range of herbs, some of which are now known to be antibacterial-that is, used to kill bacteria or to prevent them from multiplying. Many of these herbs are still us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region today. And in other regions, many other antibacterial substances-both organic and inorganic-have been used over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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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prescription for treating infections may well have come from the Egyptians around 1550 BC. Written as "mrht," "byt," and "ftt," it was a mixture of lard, honey, and lint, and was used as an ointment for dressing wounds.
We know that honey is antibacterial-it kills bacterial cells by drawing water out of them. In addition, the enzyme inhib- ine, which is found in honey, converts glucose and oxygen into hydrogen peroxide, a well-known disinfec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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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present time wounds are very resistant to treatment with antibiotics, but honey heals them with little difficulty. Honey is also excellent for treating infected varicose ulcers.
Tincta in melle linamenta was a regular prescription in Roman times. It is essentially the same ointment that the Egyptians used, with honey as the active ingredient. The Greeks also used honey in wound dressings, often combining it with copper oxide. More recently, during World War II, an ointment of honey and lard was used in Shanghai to treat wounds and skin infections, and with very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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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ey was not the only antibacterial substance used by the Egyptians. Fragrant resins, such as frankincense and myrrh, were used to preserve human remains. Onions, which also have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have often been found in the body cavities of mummies.
The anti-infective properties of onions and garlic were confirmed by researchers in the 1940s. A substance called allicin was isolated in these plants and was shown to be highly effective in killing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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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herb, the radish, is also thought to have been used therapeutically by the Egyptians. The anti-infective property of this herb was confirmed with the isolation of raphanin, a substance that has significant antibacterial activity against a broad range of infections.
The work of Alexander Fleming in the 1920s showed that molds, such as Penicillium spp., can produce antibacterial chemicals. But the use of molds dates back to the ancient Egyptians, and perhaps even earlier. An Egyptian physician, quoted in the Ebers Papyrus around 1550 BC, stated that if a "wound rots. ..then bind on it spoiled barley bread." Indeed, the Egyptians used all kinds of molds to treat surface infections. The ancient Chinese also used molds to treat boils, carbuncles, and other skin inf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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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and vinegar have been popular treatments for infected wounds since the time of Hippocrates. Vinegar is an acid and a powerful antiseptic-a substance that kills the germs that cause disease. The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of wine cannot be fully attributed to its alcohol content, as this is very low. Recent chemical analysis of wine has brought to light the presence of an antibacterial substance called malvoside. It is this substance that is now thought to give wine its antibacterial prope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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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organic substances have also been used to treat infections throughout the ages. Copper was widely used by the Egyptians, Greeks, and Romans, often in combination with honey. Modern scientific tests have proven that copper is indeed antibacterial. For example, a skin infection known as impetigo, which is caused by the Staphylococcus aureus bacteria, is being treated in France with Eau Dalibour, a combination of zinc and copper. This prescription dates from the time of Jacques Dalibour, surgeon general of the army of Louis XIV, but it may well have been part of French folk medicine long before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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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saw the discovery and development of many new antibiotics. Most were discovered as doctors and scientists worked to isolate and develop "good" bacteria that could be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any different antibiotic substances were discovered and developed.
Homeopathy is the use of minute amounts of substances that would normally cause illness in a healthy person to accelerate the disease process in a sick person in order to treat the illness. In Germany, there is a tradition of homeopathic medicine. Many doctors were trained in the art of homeopathy, and there were a number of lay homeopaths as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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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mid-1800s until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homeopathic medicine was extremely popular i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However, a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began to rise, conventional medicine began to take a stronghold on medical care. Much of the infrastructure associated with conventional medicine-hospitals, medical schools, research and diagnostic facilities, X-ray machines, etc.-were sponsored by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so as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began to dominate the medical field, so, too, did conventional medicine. In the early 1900s,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 secured a strong political lobby to close many homeopathic colleges and hospitals. By 1920, the number of these American hospitals had dropped to a mere s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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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MA had found a powerful ally i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which may explain the AMA's considerable political clout. It may also explain why most medical research is sponsored by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and why medical students are taught pharmacology (the use of drugs) as the primary means of treating patients.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arious experiments were done in an attempt to find a magic, powerful antibacterial substance that would rid humankind of the scourge of infection. In 1877, experiments in Paris demonstrated the benefits of using harmless, "good" bacteria to treat pathogenic or harmful bacteria. These experiments did indeed prove that harmless bacteria could be used to compete with pathogens (harmful bacteria), although they did not kill the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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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so in Paris, Louis Pasteur described the beneficial effects of injecting animals with harmless soil bacteria to combat anthrax. Many other experiments on anthrax and cholera confirmed these findings and proved that harmless bacteria can inhibit the growth of disease-causing bacteria.
In Germany in 1888, an antibacterial substance called pyocyanase was isolated. Animal trials of this substance showed it to be very effective. In fact, the results were so exciting that trials were undertaken in humans suffering from a variety of infections. However, the results of the human trials were very disappointing-pyocyanase was found to be too toxic. Consequently, all research on this substance hal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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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10, a more promising agent called salvarsan, which was actually a dye, was shown to be effective in the treatment of syphilis, a common 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 at the time. Again, toxicity in humans was a major barrier to its development and widespread use.
The problem of toxicity and the failure to find other antimicrobial agents were the two factors hindering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ers. Enthusiasm began to wane in the search for the "magic bullet" that would rid humanity of infectious diseases, many of which were major causes of death at tha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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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ide began to change when Alexander Fleming discovered penicillin. After distinguishing himself in his medical studies, Dr. Fleming started research work in pathology in 1908. His early work led to the isolation of lysozyme, an enzyme in human tears and nasal mucus. This enzyme proved to be mildly antibacterial, but it was not very effective against most human infections.
In 1928, while attempting to grow the bacteria Staphylococcus spp. on an agar plate (a dish used for preparing bacterial cultures), Fleming noticed that the growth of this bacterium was inhibited by a mold that had accidentally contaminated the plate. He decided to identify the mold, which was eventually called Penicillium notatum. Fleming was excited by this discovery. He cultured the mold in a special broth and injected the broth into some of his patients, who had various infectious diseases. The results were encouraging, and the broth proved to be nontoxic. Unfortunately, though, Fleming had not made enough of this broth, making his experiment rather limited. When he presented a paper on his findings in 1929, his colleagues in the medical profession were not particularly impressed or inter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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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took two other gifted researchers-Doctors Florey and Chain, working at Oxford University in the late 1930s and early 1940s-to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Dr. Fleming's findings. It was their pioneering work that brought penicillin into clinical use. Florey, an Australian doctor, had gone to Oxford on a scholarship to study pathology. Chain was a German chemist who had fled from the Nazis in the 1930s and had come to rest in England.
Florey was eager to form a group of researchers who were interested in finding effective antibacterial substances. He was the microbiologist and clinician, while Chain was the chemist capable of isolating, purifying, and studying the properties of such substances. Their research team was made up of twenty of the best scientists in Britain at that time. They focused their attention on the work of Alexander Fleming and worked at purifying penicillin and testing its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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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ne laboratory experiment, the team injected fifty mice with a lethal dose of the Streptococci spp. bacteria. Twenty-five of these animals received frequent injections of penicillin. The control group (the other twenty-five mice) was not injected with penicillin. After ten days, twenty-four of the twenty-five penicillin-treated mice had survived. All mice in the control group were dead. These startling results were reported in the well-known medical journal The Lancet on August 24,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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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41, the Oxford group conducted their first clinical trial of penicillin. Their patient was a 43-year-old policeman who was suffering from septicemia (blood poisoning). The man was dying, so Florey and Chain decided to try the seemingly drastic measure of injecting penicillin intramuscularly every three hours for five days. Within twenty-four hours, there was a marked improvement in the man's condition. By the fourth day, his fever was gone and he was eating again. However, after the fifth day, the supply of penicillin ran out and the patient's condition started to deteriorate again. He eventually died. Despite his death, it was clear to all that penicillin was extremely effective at fighting inf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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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xford group's next challenge was finding a way to produce penicillin in large, economical quantities. All efforts to get industrial support for their research in Britain were fruitless, so in the summer of 1941, they w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Here they succeeded in getting a number of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industrial production of penicillin, including Merck, Squibb, Pfizer, Abbott, Winthrop, and Commercial Solvents. It was these America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hat made penicillin a therapeutic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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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sequent clinical trials produced spectacular results. Penicillin demonstrated remarkable effectiveness against a range of infections, including pneumonia, septicemia, scarlet fever, strep throat, diphtheria, gonorrhea, and rheumatic fever. There was a general belief that it could help treat any disease-a myth that still exists today. Tremendous publicity surrounded this new "miracle drug," and in 1945, Fleming, Florey, and Chain were jointly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and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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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icillin was later produced in oral form and was added to many products, including salves, throat lozenges, nasal ointments, and cosmetic creams. Prior to 1955, its sale was not controlled, so anyone could buy it over the counter without a prescription. This excessive and uncontrolled use led to the overgrowth of resistant bacteria, and the damage had been done. Resistance had become a major problem, and epidemics of staphylococcal-resistant infections began to emerge in hospi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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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35, a German researcher showed that a dye called Prontosil Red cured mice that were infected with Streptococcus spp. (the bacteria that causes strep throat). Prontosil Red was the precursor of a group of antibiotic-like drugs called sulfonamides, or sulfa drugs. These drugs are still in use today. Septra, for example, which contains sulfamethoxazole, is used to treat respiratory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Microbiologists have long known that soil contains very few bacteria that are capable of causing infections in humans. The study of soil bacteria and the reasons why they are not more capable of causing disease was the lifelong work of Selman Waksman,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Rutgers University in New Jers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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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39, Merck and Company provided Waksman with financial assistance to mount a search for antibiotics in soil microorganisms. In 1943, this search culminated in the isolation of streptomycin, the first antibiotic to offer hope to patients with tuberculosis (TB). This antibiotic is still used today in the treatment of TB.
After clinical use in tuberculosis patients, it was soon realized that streptomycin caused side effects not seen with penicillin, including kidney damage and deafness. However, the main problem encountered in the use of streptomycin, and the one that restricted its effectiveness, was resistance. The speed at which bacteria were able to develop resistance to the drug was a surprise to Waksman and his coworkers. Because of this, they were prompted to search for other antibiotics. This search result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omycin, a drug commonly used in antibacterial ointments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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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1947, the antibiotic chloramphenicol was used in a clinical trial to treat an epidemic of typhus in Bolivia. Its success in curbing the epidemic led to its us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treating scrub typhus in Malaysia.
In the Bolivian epidemic, all twenty-two patients who received chloramphenicol recovered. Of the fifty patients for whom the antibiotic was unavailable, fourteen died. The trial in Bolivia is not the only South American link with this antibi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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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oramphenicol was first isolated from a soil sample in Caracas, Venezuela, a discovery that was important in two ways. First, it identified a new antibiotic substance; second, as the clinical trial showed, chloramphenicol could cure previously untreatable diseases, such as typhus. Later, this same antibiotic show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the treatment of typhoid fever. At last scientists were finding effective substances that could treat serious infections.
The euphoria surrounding the discovery of chloramphenicol was dampened somewhat when it was shown to cause serious side effects. By 1950, many investigators had become alarmed by the mounting evidence linking it with serious blood disorders, including anemia and leuk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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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the use of chloramphenicol is limited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here more expensive but safer drugs are availabl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however, it is still widely used because it is so inexpensive to produce. It is used mainly to treat typhus, typhoid fever, meningitis, and brucellosis, but it can also be used for other infections. You may have used it yourself-in ear drops or eye drops.
In the mid-1940s, Giuseppe Brotzu, rect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agliari in Sardinia, isolated an antibiotic-like substance from a mold. He conducted clinical trials with the substance (albeit in an impure form) and achieved very good results, particularly in the treatment of staphylococcal infections and in typhoid f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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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otzu published his results in 1948, and his work came to the attention of Florey's research group in Oxford. When they obtained samples of the fungus, they were able to isolate and purify several penicillin-like antibiotics. These were called cephalosporins. The cephalosporins are very effective in treating a wide range of bacterial infections. They destroy bacteria in a manner similar to penicillin and are valuable alternatives, especially where resistance to penicillin is a problem. The added advantage is that they have very low toxicity, although allergic reactions develop in about 5 percent of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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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tions of the basic cephalosporin chemical structure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whole range of these antibiotics for clinical use. Research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ephalosporins continues today.
In 1947, chlortetracycline was isolated from a Missouri River mud sample by Benjamin M. Duggar. Chlortetracycline was the first tetracycline, but Duggar's discovery has led to the isolation and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a large number of very powerful antibiotics, which now rank second only to the penicillins in their use worldw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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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they are active against a broad range of bacteria and are relatively inexpensive to produce, the tetracyclines quickly gained favor and are now used to treat a long list of infections.
The extensive research done on the tetracyclines has shown them to be effective. However, they are also known to cause a number of toxic side effects. The tetracyclines form calcium complexes in growing bone, which may lead to lifelong discoloration and enamel defects in teeth, as well as reduced bone growth. Tetracyclines also cross the placenta and have a greater toxicity in the fetus. As a result of these side effects, they are prohibited in the treatment of infections in pregnant women and in children below the age of seven, as they may inhibit small children's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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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toxic effects include overgrowth of the Candida spp. and Staphylococcus spp. bacteria in the bowel, leading to chronic infections with these organisms. Liver and kidney damage may also occur in some patients, as may allergic reactions such as hives, skin rash, asthma, and contact dermatitis.
Because the tetracycline antibiotics form complexes with calcium, magnesium, and iron, they should not be taken with dairy products or any mineral and vitamin supplements containing calcium, magnesium, or i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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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research took place during the 1960s, which 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antibiotics. Among these was methicillin, a semi-synthetic derivative of penicillin produced specifically to overcome the problem of penicillin resistance. Methicillin was hailed as a major breakthrough in the fight against bacterial resistance to penicillin, and scientists believed that they could now win this battle. Unfortunately, bacteria had the last word, and we now have bacteria that are resistant to methicil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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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picillin is also a derivative of penicillin. It was developed to broaden the range of infections that penicillin could treat and has now replaced penicillin to a great extent. It is often the first choice in the treatment of a whole range of infections, including respiratory and urinary tract infections.
Amoxicillin is another widely used penicillin derivative. Like ampicillin, it has a broad range of activity, as it can treat both Gram-positive bacteria (those bacteria that retain the violet stain in a process called Gram's method or Gram's stain, used to classify bacteria-e.g., Streptococcus spp. and Staphylococcus spp.) and Gram-negative bacteria (those bacteria that do not retain the violet stain used in Gram's method-e.g,. E. coli and Haemophilus influenz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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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tamicin is in the same family of antibiotics as streptomycin (the anti- TB drug discovered in 1943). It is generally reserved for serious infections, as it can have severe toxic side effects on the ears and kidneys.
Recently, a new family of antibiotics called the fluoroquinolones has been developed by pharmaceutical laboratories. In addition to being effective against a broad range of bacteria, these antibiotics can reach a high concentration in the bloodstream when taken orally. This means that many more infections that may once have required a hospital stay can now be treated at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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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luoroquinolones are often used for cases in which long courses of antibiotics (weeks to months) are required. A whole range is now available, and are proving effective against bacteria that were once difficult to treat, such as the leprosy bacteria.
The future
The search for new and more effective drugs, which began with Florey, Chain, and Waksman, continues today. The pace, however, has slowed remarkably, as it is now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to get approval for new drugs. The time delay between the discovery of an antibiotic in the laboratory and the approval to produce it commercially is so great that it has led some companies to abandon the marketplace completely. Companies involved in the search for new antibiotics are also finding it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at which bacterial resistance renders their findings us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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