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学，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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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术中的汪建平(左一)是那样的一丝不苟
【人物名片】
汪建平：
江西婺源人，1954年9月出生，博士研究生。
1970年入伍，于福州军区723部队服役。
1978年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医疗系并留校任附属珠江医院外科医师。
1982年考入中山医学院，就读外科学硕士研究生，1985年毕业留校，于附属一院胃肠外科工作，1990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1991年3月～1993年8月赴日本神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系进行博士后研究。
1994年任中山大学附属一院院长办公室副主任、院长助理，1996年任附属一院副院长，1998年3月任中山医科大学副校长、校党委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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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出任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肛门医院)首任院长。
“火红的六月，我们激情满怀，站在崭新的起点上，我们将踏上崭新的征程。”2007年6月6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肠肛门医院)挂牌成立仪式上，首任院长汪建平向各位来宾致辞。
在此之前，汪建平已是中山大学副校长，在国内结直肠外科领域，汪建平也是理所当然的领军人物，他这次披挂上阵，决心之大，用心之专，在业内备受瞩目。不熟悉他的人也许会觉得医疗界又多了一位专家型院长，这对于变革中的医疗事业而言，无疑是一件好事；而熟悉他的人都说，要想使一家二甲医院创出特色，走进全国乃至全世界患者的视野中，非他这根“定海神针”出马不可。当然，也有好友提醒他：“你这是在冒险!”无论是遥远的观望，还是身边出于真诚的提醒，汪建平都一一笑纳。对于他本人而言，这半年是人生中一段非比寻常的日子，很多个不眠之夜，掩卷支枕，万种思绪涌上心头，作为学术权威，作为外科专家，作为一院之长……很多事情都要他来一一归整理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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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之前全国还没有一家集医、教、研于一体的西医胃肠肛门医院，而汪建平所挂帅的中山大学附属胃肠肛门医院的成立，不仅有着“好马配好鞍”的卖点，也不失为国内专科医院建设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行业的进步，不是下定决心就能实现的，关键是领军人物要赋予其自信，或者，无论怎样首先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犹太人哲学家者亨利·伯格森在192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如是说。很多年过去，当年颇受思想界追捧的这句话俨然成为汪建平今天的写照。
梦想长在山沟沟
“吹着自在的口哨，开着自编的玩笑……”几年前，电视连续剧《十六岁的花季》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汪建平偶尔路过客厅，看儿子捧着脸看得乐不可支，心里一阵莫名的感触，想想自己当年14岁便下乡，刚满16岁就胸佩大红花，被父母送上了征兵的解放牌大卡车，卡车徐徐开动，看着渐渐远去的熟悉的房屋、山、大树，汪建平心里一片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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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顽童”到知青，然后被送到部队，这在当时几乎是年轻人最好的选择，后来被很多导演不厌其烦地搬上银幕，演绎着只属于那个年代的表情，而这却是汪建平最为刻骨铭心的人生经历，不需要任何载体，他随时都能真切地告诉你他有着怎样的16岁。
到了部队，汪建平很不适应，生活枯燥无味，除了训练就是挖机场的各种洞，大部分时间是在挖啊挖，晚上倒头一睡，梦里还是在挖，在打风炮，在点炮炸石，常常惊醒。
汪建平所在的部队位于一个山沟沟，呈南北走向，深邃而狭窄，上午10点太阳才迟迟出来，下午3点就匆匆离去，阳光甚至比粮食还要珍贵，为了让洗好的衣服多见一点阳光，战友们都把衣服挂在树梢上晒。“没有批斗会，没有帮派武斗，苦有苦的好处。”汪建平是个乐天派，凡事总喜欢往积极的方向去想，远离地方的纷纷扰扰，只想着怎么把洞挖好，这样一对比，他还是觉得部队好。“说实话，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过以后当医生，军人嘛，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据汪建平讲，那时候整个国家的战争意识都很强，当兵就意味着随时开赴前线，或者说，也意味着随时为国捐躯，有再多梦想都可能随时灰飞烟灭。还是那句话，苦有苦的好处，整整3年的挖洞生涯，用汪建平自己的话说，锻炼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在后来的日子里，有时候烦了，他就静下心来想想当年是怎么挖洞的，一锹一锨还不是用尽吃奶劲儿，一锤一斧还不是震得膀子发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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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机场、挖了3年洞的汪建平终于迎来了改变他命运的机遇——他所在的723野战部队要培养卫生员，首长们打算抽一批文化层次高、年纪小、心眼灵巧的战士学习基本医学知识。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原来他对医学很感兴趣，当捧起医学书籍的时候，一种责任感便油然而生。上课的时候，老师讲当一名军医是多么光荣，于是白求恩成了他的偶像。
这次卫生员选拔点燃了汪建平的激情，也成为其进取的不竭动力，723野战部队所在的山沟沟，成为一个19岁少年梦想开始的地方。
两位导师恩泽一生
“如果领导不选我当卫生员，如果组织上不保送我到第一军医大学读书，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坐在记者对面，汪建平一笔一划写下两个恩人的名字：徐明，王吉甫。
徐明是老八路军出身，723野战部队医院院长。在汪建平眼中，徐明是个不近人情的老头，不抽烟，不喝酒，训起人来一点情面也不讲，他有着老一辈革命军人的精神面貌和优良作风，走路时腰板倍儿直，声如洪钟，掷地有声，不苟言笑，汪建平那时便怵他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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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汪建平被723部队保送到第一军医大学，4年以后，根据毕业成绩排名，汪建平有资格留校，他自然想留在第一军医大学，但这必须得到原单位领导批准，汪建平当时的心一直悬着，他不知道平时让人敬畏的徐明院长到底怎么想。“那几天多关键啊，作为一名军人，我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一边渴望留下、一边收拾回程的行李，心理乱极了。”两天以后，学校负责人事的领导告诉汪建平，他可以留校任教了。“徐院长说：‘汪建平是棵好苗子，是国家的栋梁，他回到我们这个山沟沟没有用武之地，不是毁了他的前途吗？你们既然决定留他，说明他很出色，我完全同意。’小汪，你真得好好感谢徐院长啊!”听到这段决定其一生命运的话，汪建平激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自己的命运没有太多的发言权，尤其是军人。”对于徐明院长，汪建平从陌生到感激，从感激到尊重，两人可以说没有任何私交，但他从徐明身上看到为官者一颗公正的心和刚直不阿是多么重要的品质。“我很久没有见到这个老院长了，但是他教会了我如何与人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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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院长的公正和无私影响了汪建平，自从汪建平带硕士和博士生以来，每年都是严格按照成绩录取，从不接受报考学生的提前拜访。
1982年，作为珠江医院外科医生的汪建平考上中山医学院，攻读胃肠外科的硕士学位，在这里他遇见了人生的第二个大恩人——国内胃肠外科奠基人王吉甫，他的导师。从此，汪建平除了出国留学的3年，20多年来都在王吉甫教授指导下的胃肠外科工作。多年以后，汪建平接替王吉甫成为中华医学会肛肠外科组组长，《中华胃肠外科杂志》主编，算是彻底继承了恩师的衣钵。
“王老师在手术台上手把手地教我，在生活中也是一面立在我跟前的镜子，可以说，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一直激励着我。”汪建平拜师于王吉甫门下时，王已经年过半百，作为胃肠外科主任，只需要值三线班。但在汪建平的印象中，王吉甫只要不去外地开会，周一至周日，他不是在科室就是图书馆。当时电脑还不普及，知识和信息都是从图书馆获得的。
一天深夜，王吉甫给一个病人做完手术，已是凌晨3点钟，家离医院仅500米的他却被两扇带锁的大门阻隔着，门卫牛气哄哄，说什么也不给开门。没有办法，汪建平只好让另一个同事先翻过倒刺耸立的大铁门，他在这边把王吉甫给扶上去，两边互相接应，就这样才翻过去。“王老师那时已经50多岁了，不是真心热爱这个事业，谁能做到这样呢？”汪建平感慨道。王吉甫老师桃李满天下，连任两届胃肠专业学组组长，被同行称为“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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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若从未着迷于他所从事的事业，那就失去了实现价值的条件之一，只有着迷，他才能自知，只有着迷，他才能发现自己的能力，否则将永远休眠一切潜在力量。”汪建平这样评价他的老师，诚然，他也这样衡量他的学生。
1991年3月，汪建平考取公费留学资格，赴日本神户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系进行博士后研究；1993年6月回国，当时的一位院领导对汪建平非常重视，找他来谈心，“谈我在日本的学习，谈我的专业，谈我对医院管理的看法，对卫生事业的宏观认识，我就一五一十地说出我的观点。”汪建平一直认为自己不是死读书、读死书的那种人，对整个医疗事业很关注。
“老师的教诲，领导的栽培是我的动力，我惟恐自己做得不好，辜负了他们对我的知遇之恩。”汪建平在“仕途”上可谓顺水顺风，早在1998年，就出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一职，分管学校名下的医疗机构，“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老师在前面激励着我。”
天天都在做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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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附属胃肠肛门医院还未筹建的时候，汪建平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开诊，全国各地的病人慕名而来，红包自然也络绎不绝，汪建平自然不会收病人的红包。其行政秘书告诉记者，五六年的时间，汪建平光退红包的金额就达40多万元，“汪校长退红包很有策略，一般不在手术之前退给病人，而是手术后再进行，病人不要就帮其打在住院费里。”汪建平解释，手术前的红包不能“硬退”，否则患者会产生许多不必要的心理包袱，想“我这病是不是没救了，医生连红包都不敢收了”。
汪建平这些年一直在做“直肠癌保功能手术提高病人生存质量”的系列课题，他告诉记者，中国目前有40%的直肠癌病人接受了不该接受的手术，挖去了不该挖去的肛门，也失去了尊严。“我们不仅要延长病人的生命，也要保护其正常的生理功能，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汪建平通过大量的临床实践证实：在中下段直肠癌手术中，手术适应症掌握恰当的话，患者生活质量将比腹部会阴联合切除术明显提高。
曾经在很多个场合，汪建平都深有感触地说：“我觉得做医生让我感到很踏实，每天都在做好事，做善事。看着病人发自内心的笑容，我3天不吃饭都是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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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老师的手术记录有个特点，他喜欢在文字记录的基础上画出手术路径图，整个手术经过一目了然。”王磊毕业于河南医科大学，11年前考到汪建平门下攻读硕士，7年前又成为他所带博士的开山弟子。说起老师的手术路径图，王磊可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干净利索，很少有涂改的痕迹，一如他层次清晰的手术风格。” 汪建平告诉记者：“王磊是我的大弟子，从我开始带教开始，我就意识到，如何有效地传授我的知识、我的技能，这是我的责任啊。”作为一位名医，汪建平对手术质量有着更高境界的追求。
汪建平在医教研中不断给学生及年轻医生灌输这样的理念：手术可以救活患者的命，而对于医生要考虑的是，如何在保命的前提下，尽可能保留患者的各种功能。如果病人再不能勃起、射精，或者终生带粪袋，就算活下来生活质量也不高。汪建平因他主持研究的“直肠癌保功能手术系列研究”获2006年广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已经损伤了的射精神经，如何利用干细胞去修复，这是汪建平和他的团队正在进行的国际最前沿的研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汪建平身边的青年专家、弟子们深深地领会到这句话的含义。有机会在他身边工作、学习是充实的，因为不仅有机会受到他的言传身教，受到中山大学胃肠外科领域这一国家重点学科的学术熏陶，汪建平还会千方百计地将他们中间的佼佼者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地方进一步深造，如哈佛大学、M.D.Anderson肿瘤中心、克立夫兰医学中心等。他们在学成之后，都义无返顾地回到他的身边，融入这个凝固的团队，他们每个人都对明天充满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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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印象】
在汪建平的众多弟子中，魏宜胜是目前最年轻的一个。
2005年下半年，小魏眼看要从安徽医科大学硕士毕业，抱负远大的他并不满足于一张硕士文凭，总感觉没有拜在名师门下，多少有些遗憾，于是他想到了考博。在业内，汪建平的大名小魏如雷贯耳，可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呢？那年，小魏的师兄张某已经考上中山大学医学院另外一位专家的博士研究生，他听说小魏要考汪建平的博士，不无担忧地提醒道：“听说汪建平只录取第一名，你要想清楚啊!”这反而激起了小魏的斗志。
2006年4月，全国考博分数线出来了，魏宜胜高出分数线一大截，喜不自禁。但是转念一想：这年头都兴提前拜访导师，我要是按兵不动，即使考了第一名，汪建平老师会不会觉得我傲气呢？这么一琢磨，他不安起来，没过几天，他出现在汪建平的办公室门前。“在广州等了两天，汪老师说了一句话：‘我一向很公平，你要有信心就回去等消息!’他根本不跟我说第二句，就要去做手术。”景仰已久的大师撂下这么一句话走了，魏宜胜在火车上酝酿了一路的豪言壮语，愣是没有说出来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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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魏终于如愿以偿成了汪建平的博士。“汪老师很务实，他认为我选的科研课题应该和临床紧密结合，要能有效地解决临床难题。”魏宜胜告诉记者，他开始想研究一个比较热门的课题，而这个课题有点偏重基础医学，这种凑热闹的心理遭到了汪建平的否定，他认为小魏所受到的专业教育是临床医学知识，舍本逐末去做哗众取宠的课题是不明智的。
卜建红是《中华胃肠外科杂志》编辑部主任，汪建平是该杂志的主编，作为多年的同事，在卜建红眼里，汪建平工作上的敬业自然不用说：“他对老一辈的尊重有时候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这些最不可思议的事，他还真做到了，而且还很坦然。”
卜建红告诉记者，那年，《中华胃肠外科杂志》在西安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汪极力邀请远在上海长海医院肛肠外科专家俞德红教授，俞老都80多岁了，行动不便，于是汪建平就派人到上海专程去接俞老，一路悉心照顾，没有半点怠慢。对于自己的恩师王吉甫，汪建平更是尊敬有加，亲自陪同左右。“你不知道啊，在西安开完会去看兵马俑，王老行动不便，汪建平蹲下身把王老背起来就走，毕竟他自己也50多岁了，没多久，他累了，才换给他的大弟子王磊来背。”卜建红说到这里眼圈有些发红，她有些激动，“熟识的人，知道他们是师徒三代，不认识的人，还以为是祖孙三代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话到汪建平这里一点折扣都没有打。”(刘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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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热爱这个专业，而且全国目前没有高水平的胃肠肛门医院，我愿意以我的努力去弥补这个空白。”
“成功与否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从我个人以及我这个团队来说，我有这个信心。”
“我的信心来自我对自己的肯定，我强调过，我很看重一个人对事业的热情，我很热爱这个事业；信心还来自我对这个团队的信任，单说技术，我们代表了国内胃肠外科一流水平；而且这个团队都是想干出一番事业的精英人物，他们都是从大医院过来的，各种待遇一下子无法与原来相提并论，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有这么一批人甘于奉献，我很高兴。”
“挑战就在这几年，万事开头难，能否成为国内一流的专科医院，能否完成既定任务，就看这头几脚怎么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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