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正医书局”当为“校正医书所”
北宋政府不仅注重搜求医书，而且注意利用国家的力量整理出版一些重要的医药书籍。除了编纂多部大型方书之外，还成立了专门的医书整理机构，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几乎所有主要的医学经典著作的校勘整理工作。这些医书的出版刊行，既扩大了医书流传的范围，也为当时颇为兴盛的医学教育提供了定本，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在当今中国的各个学科领域，不论是中医学界，还是历史学界、文化学界、出版学界等，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将北宋时期政府成立的医书整理机构，称之为“校正医书局”。笔者在研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这种说法有误。当时成立的是“校正医书所”，而非“校正医书局”。
在现存文献中，明确标明该医书整理机构从其开始成立到校勘工作基本结束都是以“校正医书所”为名的记载，尚存于三书之中：
其一，今本《证类本草》所附《<图经本草>奏敕》云：“嘉祐三年十月，校正医书所奏：窃见唐显庆中诏修本草，当时修定注释《本经》外，又取诸药品，绘画成图，别撰《图经》，辨别诸药，最为详备……奉诏旨：宜令诸路转运司，指挥辖下州军监差，逐处通判职官专司管句，依应供申校正医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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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今本《伤寒论》所附宋臣治平二年二月四日的“奉圣旨镂版施行”的“进呈”中，范镇的官衔是“翰林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兼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兼判秘阁、秘书省同提举、集禧观公事、兼提举校正医书所、轻车都尉、汝南郡开国候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
其三，今本《外台秘要》所附宋臣治平四年三月□日“奉圣旨依所申施行”的“进表”云：“至治平二年二月二日准中书札子，校正医书所状医书内，有《外台秘要》一项。”
在这些亲自参加过该医书整理机构工作的宋臣们所写的“奏敕”、“进呈”、“进表”中，有四处赫然写有“校正医书所”的字样，这为我们今天说当时成立的医书整理机构的名称是“校正医书所”而不是“校正医书局”，提供了确证。
那么，是何时、何人把“校正医书所”误为“校正医书局”？据笔者初步考证，1957年陈邦贤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三版《中国医学史》“第七章两宋的医学”之“第二节两宋的医事制度”的“校正医书”这一三级标题下有云：“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更于编集院设立校正医书局，令掌禹锡、林亿、高保衡、孙兆等校正医书。”同样是在1957年，由中医研究院中医教材编辑委员会编写的“未经审定教材草稿”之一的《中国医学史》在“第五章两宋金元的医学”之“第一节两宋时代的医学”的“校正医书局的设立”这一三级标题下又云：“更于1057年(宋嘉祐二年)设立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令掌禹锡、林亿、高保衡、孙兆等校正医书。”当时身为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陈邦贤先生，应该是这部“为了适应广大医学工作者和西医学习中医同志的需要”而编写的《中国医学史》教材的主要编写人员之一。因此，将“校正医书所”误为“校正医书局”的始作俑者，非陈邦贤先生莫属，谅不为过。遗憾的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被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由北京中医学院医史教研组编写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中国医学史讲义》所承袭，该书在“第四章封建社会医史(中)”之“第三节医学教育和医政措施”的“校正医书局”这一三级标题下说：“公元1057年又设立了校正医书局，由掌禹锡、林亿、高保衡、孙兆等校订医书并加刊印。”此后出版的各种医学史教材和著作，遂陈陈相因，以致这一错误的说法广泛流行了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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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校正医书所”误为“校正医书局”，究其原委，当是源于《玉海》、《宋会要》、《麟台故事》等书有“置校正医书局”记载的误读。
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三》云：“嘉祐二年八月辛酉，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命掌禹锡等五人，从韩琦之言也。琦言：《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秘要方》之类多讹舛，本草编载，尚有所亡，于是选官校正。”
这里的“置校正医书局”，应是《嘉祐补注神农本草·补注本草奏敕》中“置局”二字的扩展。其原文是：“嘉祐二年八月三日……所有《神农本草》、《灵枢》、《太素》、《甲乙经》、《素问》之类及《广济》、《干金》、《外台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丞、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丞、馆阁校理苏颂共同校正，闻奏。臣禹锡等寻奏，置局刊校，并乞差医官三、两人同共详定。”
其实，“置局”也罢，“置校正医书局”也好，其本义并非是说设立“校正医书局”，而是宋代用来泛指建立一个政府机构的通用说法。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宋史》关于“编修敕令所”和“日历所”的记载，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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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卷一百六十二》云：“编修敕令所，提举宰相兼……掌裒集诏旨，纂类成书。绍兴十二年罢。乾道六年，复置详定一司敕令所，以右丞相虞允文提举，参知政事梁克家同提举。淳熙十五年省罢，绍熙二年复置局。庆元二年，复置提举，以右丞相余端礼兼，同提举以参知政事京镗兼，仍以编修敕令所为名。”
《卷一百六十四》曰：“日历所，隶秘书省……元祐五年，移国史案置局，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绍圣二年，诏日历还秘书省。宣和二年，诏罢在京修书诸局，惟秘书省日历所系元丰国史案……”
由“置局……仍以编修敕令所为名”、“置局……秘书省日历所系元丰国史案”等记载，明显表明：所谓的“置局”和“置校正医书局”，应当是设置一个机构，而绝不是设立了一个局。因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应理解为“在编修院设置了一个校正医书的机构”，而不应当误解为“设立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
综上所述，因宋代有以局为名的“太医局”、“太史局”等机构，加之《玉海》等书又有“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的记载，在未对其本义详加考察的情况下，就想当然地认为当时成立的医书整理机构———校正医书所，其名称是“校正医书局”。
总之，“校正医书局”确为“校正医书所”之误，当今的医史文献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其正名，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百拇医药(张效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
在现存文献中，明确标明该医书整理机构从其开始成立到校勘工作基本结束都是以“校正医书所”为名的记载，尚存于三书之中：
其一，今本《证类本草》所附《<图经本草>奏敕》云：“嘉祐三年十月，校正医书所奏：窃见唐显庆中诏修本草，当时修定注释《本经》外，又取诸药品，绘画成图，别撰《图经》，辨别诸药，最为详备……奉诏旨：宜令诸路转运司，指挥辖下州军监差，逐处通判职官专司管句，依应供申校正医书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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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今本《伤寒论》所附宋臣治平二年二月四日的“奉圣旨镂版施行”的“进呈”中，范镇的官衔是“翰林学士、朝散大夫、给事中、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宗正寺修玉牒官、兼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兼判秘阁、秘书省同提举、集禧观公事、兼提举校正医书所、轻车都尉、汝南郡开国候食邑一千三百户赐紫金鱼袋。”
其三，今本《外台秘要》所附宋臣治平四年三月□日“奉圣旨依所申施行”的“进表”云：“至治平二年二月二日准中书札子，校正医书所状医书内，有《外台秘要》一项。”
在这些亲自参加过该医书整理机构工作的宋臣们所写的“奏敕”、“进呈”、“进表”中，有四处赫然写有“校正医书所”的字样，这为我们今天说当时成立的医书整理机构的名称是“校正医书所”而不是“校正医书局”，提供了确证。
那么，是何时、何人把“校正医书所”误为“校正医书局”？据笔者初步考证，1957年陈邦贤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三版《中国医学史》“第七章两宋的医学”之“第二节两宋的医事制度”的“校正医书”这一三级标题下有云：“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更于编集院设立校正医书局，令掌禹锡、林亿、高保衡、孙兆等校正医书。”同样是在1957年，由中医研究院中医教材编辑委员会编写的“未经审定教材草稿”之一的《中国医学史》在“第五章两宋金元的医学”之“第一节两宋时代的医学”的“校正医书局的设立”这一三级标题下又云：“更于1057年(宋嘉祐二年)设立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令掌禹锡、林亿、高保衡、孙兆等校正医书。”当时身为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副主任的陈邦贤先生，应该是这部“为了适应广大医学工作者和西医学习中医同志的需要”而编写的《中国医学史》教材的主要编写人员之一。因此，将“校正医书所”误为“校正医书局”的始作俑者，非陈邦贤先生莫属，谅不为过。遗憾的是，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被1962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由北京中医学院医史教研组编写的“中医学院试用教材”《中国医学史讲义》所承袭，该书在“第四章封建社会医史(中)”之“第三节医学教育和医政措施”的“校正医书局”这一三级标题下说：“公元1057年又设立了校正医书局，由掌禹锡、林亿、高保衡、孙兆等校订医书并加刊印。”此后出版的各种医学史教材和著作，遂陈陈相因，以致这一错误的说法广泛流行了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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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校正医书所”误为“校正医书局”，究其原委，当是源于《玉海》、《宋会要》、《麟台故事》等书有“置校正医书局”记载的误读。
王应麟《玉海·卷六十三》云：“嘉祐二年八月辛酉，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命掌禹锡等五人，从韩琦之言也。琦言：《灵枢》、《太素》、《甲乙经》、《广济》、《千金》、《外台秘要方》之类多讹舛，本草编载，尚有所亡，于是选官校正。”
这里的“置校正医书局”，应是《嘉祐补注神农本草·补注本草奏敕》中“置局”二字的扩展。其原文是：“嘉祐二年八月三日……所有《神农本草》、《灵枢》、《太素》、《甲乙经》、《素问》之类及《广济》、《干金》、《外台秘要》等方，仍差太常少卿、直集贤院掌禹锡，职方员外郎、秘阁校理林亿，殿中丞、秘阁校理张洞，殿中丞、馆阁校理苏颂共同校正，闻奏。臣禹锡等寻奏，置局刊校，并乞差医官三、两人同共详定。”
其实，“置局”也罢，“置校正医书局”也好，其本义并非是说设立“校正医书局”，而是宋代用来泛指建立一个政府机构的通用说法。对此，我们只要看一下《宋史》关于“编修敕令所”和“日历所”的记载，就会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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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百六十四》曰：“日历所，隶秘书省……元祐五年，移国史案置局，专掌国史、实录，编修日历，以国史院为名，隶门下省，更不隶秘书省。绍圣二年，诏日历还秘书省。宣和二年，诏罢在京修书诸局，惟秘书省日历所系元丰国史案……”
由“置局……仍以编修敕令所为名”、“置局……秘书省日历所系元丰国史案”等记载，明显表明：所谓的“置局”和“置校正医书局”，应当是设置一个机构，而绝不是设立了一个局。因此，“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应理解为“在编修院设置了一个校正医书的机构”，而不应当误解为“设立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
综上所述，因宋代有以局为名的“太医局”、“太史局”等机构，加之《玉海》等书又有“置校正医书局于编修院”的记载，在未对其本义详加考察的情况下，就想当然地认为当时成立的医书整理机构———校正医书所，其名称是“校正医书局”。
总之，“校正医书局”确为“校正医书所”之误，当今的医史文献工作者，有责任、有义务为其正名，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百拇医药(张效霞 山东中医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