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应互为酵母——寻访北美现代医学教育大师奥斯勒的《生活之道》
威廉·奥斯勒先生的名字已经很久没有人提及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演讲集《生活之道》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他。他的确是一位大师。尽管他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150年了,他逝世距今也接近90年了,对于习惯一切朝“前”看的当代医界来说,也会以为其人其言已经“腐朽落伍”。其实不然,其人是近代医学史上的一座“昆仑”,其言充满职业洞察,其智慧穿越时空,对当代医学职业生活依然大有裨益。
威廉·奥斯勒1849年出生于加拿大,1872年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当时,北美的医学教育比较粗陋,奥斯勒便负籍欧洲,在伦敦、柏林、维也纳进修生理、病理、外科、神经科与实验室技术,两年后回国执业并回母校执教,开创了“床边教学体系”。1884年,他受邀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为其完善了临床教学的建制和流程。由此,他在医学教育界声名雀起。1889年,他受命执掌新成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医疗和教学组织工作,提出“以病人为中心”的教学原则,一方面完善了住院医师制度,另一方面改进了临床实习制度,使得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为全美最优秀的医学教育机构和临床医学中心。1905年奥斯勒退休,举家迁往英国,兼任牛津大学的医学讲座教授。1919年5月,风烛之年的他出任牛津古典学会会长,同年12月底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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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勒是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提升者,不过,他主要不是在知识发现方面,而是在医学教育、职业生活拓展和职业精神塑造方面。他系统提撕了近现代医学的三大困境:一是历史洞察的贫乏,二是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三是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这三道难题至今依然困惑着我们的医学和医疗的发展与改革。
奥斯勒关于医学职业生活的建构是从职业叩问开始的。他认为,“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今天看来,这种理念富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愫。他始终觉得一位医生“绝不只是在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在医治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一个活生生、有感情、正为疾病所苦的人”。他深信“我们的职业承担的是万世不变的人类悲伤和痛苦,如果我们不能奋起创造奇迹,舒解人类面对的悲剧,这一永恒的伤口就将成为难以承受的苦难。”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在职业生涯中找到宁静和幸福。尊崇这样的职业观,他对医学生的思想与行为有严格的规范,譬如:医生必须有“整体的眼光与宁静的心灵”,临床工作中三条基线是“思路清晰、心地善良、心灵平静”。医生应该是那种“胸怀理想,眼界开阔,于历史渊源有过深入涉猎,能够洞察生命底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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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勒告诫他的学生,从事医学职业必须心存敬畏,“不仅是对真相心怀敬重,而且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对于我们所遭受的困难虚心面对。”医生的三大敌人是无知、冷漠、堕落。职业迷失常常表现为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地域主义、门户主义、派系主义。
奥斯勒劝导学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要寓学于医,把握好专与博的关系,认为“专精必须辅以大眼光、大思维,并留意一门知识在其他领域发展的现状,否则就可能陷入所谓‘专家’的峡谷。”他十分重视智慧的养成,而医学教育的主要缺陷就是重知识,轻智慧,所谓 “知识迎面而来,但智慧踟躇不前”。在他看来“知识与智慧,绝非同一样东西,甚至不太关联,知识是在自家脑海里塞满别人的想法,智慧是在心灵深处聆听自己的脚步,知识常常以自己知之甚多而骄傲,智慧却以自己所知有限而谦卑敬畏。”
他最先意识到新科学与旧人文的不匹配,意识到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之间正在失去平衡,他认为人们“过分地强调科学,很容易就会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如何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找到平衡点,对医学院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恰恰是“现代科学的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专业化在今天是大势所趋,但已经把专业切割得七零八落,人们困在琐碎的迷阵中失去了整体感,无论在哪个领域里,人们都陷在以利益为前提的小圈圈中,而且目光短浅。”他开出的药方是“科学与人文互为酵母”,相互播洒、融合在各自的学术生活中,今天看来依然很有启迪意义。, 百拇医药
威廉·奥斯勒1849年出生于加拿大,1872年毕业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医学院,当时,北美的医学教育比较粗陋,奥斯勒便负籍欧洲,在伦敦、柏林、维也纳进修生理、病理、外科、神经科与实验室技术,两年后回国执业并回母校执教,开创了“床边教学体系”。1884年,他受邀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为其完善了临床教学的建制和流程。由此,他在医学教育界声名雀起。1889年,他受命执掌新成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医疗和教学组织工作,提出“以病人为中心”的教学原则,一方面完善了住院医师制度,另一方面改进了临床实习制度,使得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成为全美最优秀的医学教育机构和临床医学中心。1905年奥斯勒退休,举家迁往英国,兼任牛津大学的医学讲座教授。1919年5月,风烛之年的他出任牛津古典学会会长,同年12月底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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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勒是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提升者,不过,他主要不是在知识发现方面,而是在医学教育、职业生活拓展和职业精神塑造方面。他系统提撕了近现代医学的三大困境:一是历史洞察的贫乏,二是科学与人文的断裂,三是技术进步与人道主义的疏离。这三道难题至今依然困惑着我们的医学和医疗的发展与改革。
奥斯勒关于医学职业生活的建构是从职业叩问开始的。他认为,“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是一种专业而非一种交易,是一种使命而非行业。”今天看来,这种理念富有强烈的理想主义情愫。他始终觉得一位医生“绝不只是在治疗一种疾病,而是在医治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一个活生生、有感情、正为疾病所苦的人”。他深信“我们的职业承担的是万世不变的人类悲伤和痛苦,如果我们不能奋起创造奇迹,舒解人类面对的悲剧,这一永恒的伤口就将成为难以承受的苦难。”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会在职业生涯中找到宁静和幸福。尊崇这样的职业观,他对医学生的思想与行为有严格的规范,譬如:医生必须有“整体的眼光与宁静的心灵”,临床工作中三条基线是“思路清晰、心地善良、心灵平静”。医生应该是那种“胸怀理想,眼界开阔,于历史渊源有过深入涉猎,能够洞察生命底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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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勒告诫他的学生,从事医学职业必须心存敬畏,“不仅是对真相心怀敬重,而且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对于我们所遭受的困难虚心面对。”医生的三大敌人是无知、冷漠、堕落。职业迷失常常表现为沙文主义、民族主义、地域主义、门户主义、派系主义。
奥斯勒劝导学生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要寓学于医,把握好专与博的关系,认为“专精必须辅以大眼光、大思维,并留意一门知识在其他领域发展的现状,否则就可能陷入所谓‘专家’的峡谷。”他十分重视智慧的养成,而医学教育的主要缺陷就是重知识,轻智慧,所谓 “知识迎面而来,但智慧踟躇不前”。在他看来“知识与智慧,绝非同一样东西,甚至不太关联,知识是在自家脑海里塞满别人的想法,智慧是在心灵深处聆听自己的脚步,知识常常以自己知之甚多而骄傲,智慧却以自己所知有限而谦卑敬畏。”
他最先意识到新科学与旧人文的不匹配,意识到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之间正在失去平衡,他认为人们“过分地强调科学,很容易就会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如何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找到平衡点,对医学院的教学提出了新的挑战。”恰恰是“现代科学的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专业化在今天是大势所趋,但已经把专业切割得七零八落,人们困在琐碎的迷阵中失去了整体感,无论在哪个领域里,人们都陷在以利益为前提的小圈圈中,而且目光短浅。”他开出的药方是“科学与人文互为酵母”,相互播洒、融合在各自的学术生活中,今天看来依然很有启迪意义。,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