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药人”
1980年，徐建平和刘庆森考入南京药学院；24年后，他们共同发起重组中山中健药业，自称是浑身药味的“药人”
27年前，17岁的徐建平和刘庆森共同踏进了南京玄武湖边一间大学的校门。从那时起，他们的未来就与他们所学专业的领域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1977~1980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后大学生入学竞争最激烈的4年，徐建平和刘庆森分别从湖北和安徽成功跨过“独木桥”，考入中国药学人才的摇篮——南京药学院(现中国药科大学)。同为南药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学时代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将其延续到现在。2005年，在徐建平的提议下，两位老同学一起下海创业，接手了中山中健药业，继续为自己的产业理想而努力。
今年7月9日，时值恢复高考30周年，在中山健康产业基地中健药业总经理办公室里，徐建平和刘庆森再次回忆起当年上大学时的难忘片段。
77级好榜样
, 百拇医药
“77级的同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发展”
回忆起当年考入南京药学院的情景，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兴奋起来，很多往事至今仍津津乐道。“要问我当时为什么选择学药，其实就是稀里糊涂考上的。”徐建平说。当时高考步入正轨才3年时间，徐建平的父母对专业的选择一无所知，而之所以报考南药就是因为邻居家的一个亲戚曾在那里进修，所以大力推荐的。再深入一些追究原因，乃是当时中学生都受到陈景润的影响，喜欢学理科，立志做工程师。
80级南药在全国一共招生210人，生源来自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徐建平和刘庆森就是其中的两个，后来，徐建平读了药物分析专业，刘庆森则被分到药物化学专业，徐建平说：“其实当时药学的细分专业也不多。”
“当时国家发展急需人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上了南药后才知道所学专业的价值。”刘庆森说：“目前来看并不后悔当时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药学专业。”当时中国药学教育逐渐步入正轨，“两院三系”被认为是药学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两院”就是后来的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三系”是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的药学院。“当时国内通用的药学教材都是由这些学校组织编写的。”刘庆森很得意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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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才17岁，仍然喜欢玩，对很多东西都看不明白，但77级的同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发展，那一级是人才辈出的一代。”徐建平至今仍不能忘记南药77级的学长们。77级的学长们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大部分都是文革那几年里被耽误学业的学生，这些人都在同一年参加了高考，这些人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年龄跨度大，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15岁；另一个就是生活经历丰富，从公社书记到专业排球队员，几乎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这些人深深地影响了徐建平和刘庆森。
“他们爱学习，对知识的渴望超乎想象，”刘庆森说：“当时77级的学生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地在刻苦学习，阅览室仅有的一些座位都是77级的学生在学习，有的人晚上12点了还在饭堂的灯光下看书，有的人先睡觉，凌晨一二点起来一直看书到天亮。”
“他们思想成熟，做事有头脑。”徐建平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仍对77级学长们佩服不已。当时学生因为食堂饭菜做得不好吃而把没吃完的饭菜到处丢弃，浪费严重，引起了校方的重视，学生会专门召集各班级的生活委员讨论此事，学生会的生活委员入学前是一个公社书记，处理事情相当成熟，在他的引导下，最后将解决问题的办法转化为派一些学生到饭堂帮厨，同时监督饭菜质量。“假如由我们这些‘小’学生来处理，可能方法会更冲动，会出现类似罢吃这样的事件，问题就大了。”徐建平说。
, http://www.100md.com
在学长们的熏陶下，徐建平他们也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一代人也成为后来中国医药产业崛起的中流砥柱。
融入医药产业
“选择创业也是为了实现长久以来的产业梦想”
毕业后，徐建平和刘庆森各自回到本省的医药行业开始了各自的职业生涯。
徐建平毕业后在家乡湖北药检专科学校当了一年老师又重新考回母校，攻读药学硕士，到1988年毕业分配到中山石歧药厂。作为当时中山药学专业研究生第一人，徐建平随后被委以重任，参与筹建中山健康产业基地，在基地一呆就是10年，参与和见证了健康产业基地作为国内首个药谷规划和布局的全过程，他至今仍是国内系统研究药谷的资深专家。
刘庆森毕业后回到安徽淮南第三制药厂从事生产管理工作，期间也陆续做过几年医药学校教师，1999年南下广东，在数家医药企业担任职业经理人，经历了中国医药产业近10年来跌宕起伏的全过程。
, 百拇医药
2004年，两位老同学再次相遇中山。这一次不是简单的相遇，而是共同创业。“毕竟我们都是学药的，对这个产业太了解、太熟悉了，”徐建平说：“选择创业也是为了实现长久以来的产业梦想。” 2004年底，他们共同发起重组了中山中健药业，这家新型商业公司也是他们事业新的平台。“虽然目前市场环境并不好，但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信念没有变，我们要通过努力将目前的商业公司做成一个以科研生产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的制药企业。”说起公司的远景目标，徐建平和刘庆森都很执着。
徐建平告诉记者，当年80级210个同学中，除了几个人彻底转行之外，其余的都在医药行业的各个层面工作。“我们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注定了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人，那就是‘药人’，浑身药味。”他风趣地形容。
对产业的忧虑
“企业利润逐年降低，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现在各种矛盾都对准药价，责任都推给制药企业”
, 百拇医药
从1984年毕业至今，两人沉浸在医药行业20多年，见证了中国医药产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药学专业只有少数几个二级学科，现在不一样了，在原先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十几个二级学科。徐建平认为，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产业的巨大变化，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显然这些专业依然不够，因为整个医药产业链条在不断细分的过程中，又出现了研发立项、临床试验跟踪、新药报批、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空白点，亟需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进行填补。
“但目前产业的发展现状也给了我们深深的忧虑。”徐建平向记者坦言，他们这一代人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对药品的首要要求是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但现在少数人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赚钱。
刘庆森也认为，目前全社会都把药价作为惟一的衡量标准，这首先在导向上就有问题，这势必会扼杀产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对于科研创新的投入无能为力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这个苗头已经出现了，假药太多，严重危及了产业的健康运行。
“国外新药的定价是原料成本的15倍，而中国平均下来也就是成本的3~5倍，还说药价太高，不断地降价，企业利润逐年降低，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现在各种矛盾都对准药价，责任都推给制药企业，是极其错误的做法，”徐建平说：“据我所知，母校的横向科研经费也在逐步减少，说明国内制药企业新药开发的愿意越来越差，长期下去，势必会影响研究生层次人才的培养，造成医药人才出现断层，社会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http://www.100md.com(陈国东)
27年前，17岁的徐建平和刘庆森共同踏进了南京玄武湖边一间大学的校门。从那时起，他们的未来就与他们所学专业的领域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1977~1980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后大学生入学竞争最激烈的4年，徐建平和刘庆森分别从湖北和安徽成功跨过“独木桥”，考入中国药学人才的摇篮——南京药学院(现中国药科大学)。同为南药的活跃分子，他们在大学时代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将其延续到现在。2005年，在徐建平的提议下，两位老同学一起下海创业，接手了中山中健药业，继续为自己的产业理想而努力。
今年7月9日，时值恢复高考30周年，在中山健康产业基地中健药业总经理办公室里，徐建平和刘庆森再次回忆起当年上大学时的难忘片段。
77级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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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级的同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发展”
回忆起当年考入南京药学院的情景，两人都不约而同地兴奋起来，很多往事至今仍津津乐道。“要问我当时为什么选择学药，其实就是稀里糊涂考上的。”徐建平说。当时高考步入正轨才3年时间，徐建平的父母对专业的选择一无所知，而之所以报考南药就是因为邻居家的一个亲戚曾在那里进修，所以大力推荐的。再深入一些追究原因，乃是当时中学生都受到陈景润的影响，喜欢学理科，立志做工程师。
80级南药在全国一共招生210人，生源来自全国14个省、市、自治区，徐建平和刘庆森就是其中的两个，后来，徐建平读了药物分析专业，刘庆森则被分到药物化学专业，徐建平说：“其实当时药学的细分专业也不多。”
“当时国家发展急需人才，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上了南药后才知道所学专业的价值。”刘庆森说：“目前来看并不后悔当时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药学专业。”当时中国药学教育逐渐步入正轨，“两院三系”被认为是药学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两院”就是后来的中国药科大学和沈阳药科大学，“三系”是后来的华西医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北京医科大学的药学院。“当时国内通用的药学教材都是由这些学校组织编写的。”刘庆森很得意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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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们才17岁，仍然喜欢玩，对很多东西都看不明白，但77级的同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也影响了我们后来的发展，那一级是人才辈出的一代。”徐建平至今仍不能忘记南药77级的学长们。77级的学长们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大部分都是文革那几年里被耽误学业的学生，这些人都在同一年参加了高考，这些人有两大特点：一个是年龄跨度大，最大的40多岁，最小的15岁；另一个就是生活经历丰富，从公社书记到专业排球队员，几乎来自社会各个阶层，这些人深深地影响了徐建平和刘庆森。
“他们爱学习，对知识的渴望超乎想象，”刘庆森说：“当时77级的学生几乎是24小时不间断地在刻苦学习，阅览室仅有的一些座位都是77级的学生在学习，有的人晚上12点了还在饭堂的灯光下看书，有的人先睡觉，凌晨一二点起来一直看书到天亮。”
“他们思想成熟，做事有头脑。”徐建平回忆起当时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仍对77级学长们佩服不已。当时学生因为食堂饭菜做得不好吃而把没吃完的饭菜到处丢弃，浪费严重，引起了校方的重视，学生会专门召集各班级的生活委员讨论此事，学生会的生活委员入学前是一个公社书记，处理事情相当成熟，在他的引导下，最后将解决问题的办法转化为派一些学生到饭堂帮厨，同时监督饭菜质量。“假如由我们这些‘小’学生来处理，可能方法会更冲动，会出现类似罢吃这样的事件，问题就大了。”徐建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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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长们的熏陶下，徐建平他们也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一代人也成为后来中国医药产业崛起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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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创业也是为了实现长久以来的产业梦想”
毕业后，徐建平和刘庆森各自回到本省的医药行业开始了各自的职业生涯。
徐建平毕业后在家乡湖北药检专科学校当了一年老师又重新考回母校，攻读药学硕士，到1988年毕业分配到中山石歧药厂。作为当时中山药学专业研究生第一人，徐建平随后被委以重任，参与筹建中山健康产业基地，在基地一呆就是10年，参与和见证了健康产业基地作为国内首个药谷规划和布局的全过程，他至今仍是国内系统研究药谷的资深专家。
刘庆森毕业后回到安徽淮南第三制药厂从事生产管理工作，期间也陆续做过几年医药学校教师，1999年南下广东，在数家医药企业担任职业经理人，经历了中国医药产业近10年来跌宕起伏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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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两位老同学再次相遇中山。这一次不是简单的相遇，而是共同创业。“毕竟我们都是学药的，对这个产业太了解、太熟悉了，”徐建平说：“选择创业也是为了实现长久以来的产业梦想。” 2004年底，他们共同发起重组了中山中健药业，这家新型商业公司也是他们事业新的平台。“虽然目前市场环境并不好，但我们对这个企业的信念没有变，我们要通过努力将目前的商业公司做成一个以科研生产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的制药企业。”说起公司的远景目标，徐建平和刘庆森都很执着。
徐建平告诉记者，当年80级210个同学中，除了几个人彻底转行之外，其余的都在医药行业的各个层面工作。“我们在这个领域这么多年，注定了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人，那就是‘药人’，浑身药味。”他风趣地形容。
对产业的忧虑
“企业利润逐年降低，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现在各种矛盾都对准药价，责任都推给制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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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4年毕业至今，两人沉浸在医药行业20多年，见证了中国医药产业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的药学专业只有少数几个二级学科，现在不一样了，在原先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十几个二级学科。徐建平认为，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产业的巨大变化，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显然这些专业依然不够，因为整个医药产业链条在不断细分的过程中，又出现了研发立项、临床试验跟踪、新药报批、知识产权保护等多个空白点，亟需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进行填补。
“但目前产业的发展现状也给了我们深深的忧虑。”徐建平向记者坦言，他们这一代人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对药品的首要要求是是否安全、是否有效，但现在少数人首先考虑的是能不能赚钱。
刘庆森也认为，目前全社会都把药价作为惟一的衡量标准，这首先在导向上就有问题，这势必会扼杀产业的创新能力，企业对于科研创新的投入无能为力或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这个苗头已经出现了，假药太多，严重危及了产业的健康运行。
“国外新药的定价是原料成本的15倍，而中国平均下来也就是成本的3~5倍，还说药价太高，不断地降价，企业利润逐年降低，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现在各种矛盾都对准药价，责任都推给制药企业，是极其错误的做法，”徐建平说：“据我所知，母校的横向科研经费也在逐步减少，说明国内制药企业新药开发的愿意越来越差，长期下去，势必会影响研究生层次人才的培养，造成医药人才出现断层，社会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http://www.100md.com(陈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