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吃螃蟹”的人——记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董家鸿
师从我国“胆道之父”黄志强院士，拥有医学博士、外科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百名中青年医学科技之星等头衔和荣誉的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主任董家鸿，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成长起来具有国际水平的优秀中青年专家，他长期从事肝胆胰外科的临床与科研工作，为改进我国复杂肝胆胰伤病的外科治疗水平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参与研究的“肝胆管结石的外科治疗与实践研究”课题，曾同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
■率先涉足肝移植
39岁的王先生，是“原发胆汁性肝硬化的终末期肝癌”患者，从新疆慕名找到董家鸿，寻求肝移植治疗。董家鸿顺利地为王先生找到了配对的供体肝，但王先生体重仅50多公斤，只需要减体积的部分肝移植。也就是说会有一部分供体肝剩余下来，为避免浪费，董家鸿通过互联网与全国各肝脏移植中心进行了广泛的联系，最后在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寻找到了体重只有60公斤，急于找供体肝做肝移植的光先生。通过远程网会诊，董家鸿首开我国异地“劈离式肝移植”的先河，成功地为两地患者同时实施了肝移植。
同时用一个肝供体为两个患者进行肝移植手术，被称为“劈离式肝移植手术”，此手术目前在国内外都属于高尖端技术，为肝源短缺、降低医疗成本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在我国，董家鸿是第一个为两个异地患者实施劈离式肝移植的第一人。
不仅如此，董家鸿还是国内最早涉足肝移植的医生之一。我国是肝病高发区，每年有近20万人死于肝癌，每每看到这一触目惊心的数据，董家鸿就彻夜难眠。上世纪90年代初期，肝移植作为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也是难度最大的外科前沿技术，在国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国内，肝移植还是一项刚起步的新技术，刚过而立之年的董家鸿，决心攻克肝移植难关。
那时要进行肝移植研究非常不易，首先科研立项很难通过。为了避开立项的困难，董家鸿决定先开展“离体肝切除”手术。“离体肝切除”手术也是一项世界性医学难题，切除之前要把肝脏移出体外，切除肝肿瘤后再将未受侵害的剩余肝脏重新放于体内。这项手术当时在国外仅有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医学专家做过四五例，国内则无一例。董家鸿想从离体肝切除展开攻关，待技术成熟后再攻克肝移植难关。
而董家鸿只申请到了5万多元钱的科研经费，这钱只够买用来做实验的猪。至于手术所需的呼吸机、转流泵及其它一些专用手术器械则根本买不起。“巧媳妇也得学会做无米之炊”，董家鸿带领实验室的年轻人四处想办法。他们从医院报废的设备中找到了一台国产旧呼吸机、一台做生化实验用的国产转流泵、一套手术器械，又将原来的实验室改装成了一个简陋的动物实验手术室，开始了他们的“哥德巴赫猜想”之旅。
刚开始，一连好几头猪，都死在了手术台上。董家鸿仔细查找失败的原因，原来是破旧的呼吸机发了“难”，导致手术中的猪因肺功能衰竭而死去。修好了呼吸机，转流、温度控制、抗凝血等一个又一个的医学难题接踵而来，他们也一个又一个地解决问题。当为第19只猪做手术时，实验成功了。那一刻，董家鸿心里激动无比，泪流满面的他和同伴们相互拥抱、击掌庆贺!此后，董家鸿又连续做活了10只猪。日趋成熟的技术为日后开展临床手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董家鸿把肝移植技术运用到了临床。
肝移植后的胆道并发症是导致手术失败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临床肝移植中的致命“杀手”。董家鸿大胆将胆道外科技术应用于肝移植的胆道重建和移植后胆道并发症的防治，首创的非缺血性无创胆管吻合技术，显著降低了肝移植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率。2003年2月9日，他们又开始了全球只有几家大的医疗机构才能进行的小鼠肝移植实验，如今他们已对肝移植的胆管内皮增殖问题，以及肝的保存时间和方法等都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将有望使肝移植患者的寿命延长。
■破肝胆管结石手术难关
人体肝内胆管的解剖结构特别复杂，对位于肝实质深处并由肝动脉、门静脉和肝静脉三组血管紧密包围的肝胆管进行手术处理十分困难，很容易导致邻近血管损伤出血。因此，长期以来肝胆管一直被视为外科手术的禁区。
虽然在由黄志强院士的领衔下，我国胆道外科学已跃居世界领先水平，但人体右肝管结石的治疗仍然是医学上未能攻克的难题。在肝胆管出现结石后，肝组织会发生萎缩，肝门位置等解剖结构随之发生改变，病变肝脏和右侧膈肌、下腔静脉之间容易形成致密的粘连，解剖分离起来非常困难，手术存在很大风险。在黄院士的悉心指导下，董家鸿对2000例病例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首次阐明了人体右肝胆管在结石的状况下受累肝脏及肝胆管的病理特征，进而设计出“规则性肝段切除”的治疗方案，使右肝胆管结石复发率由90%以上降至10%以下，治疗效果有了质的飞跃。
医学上通常把人的肝脏分为8个相对独立的区段。以往通过外科手术治疗肝脏疾病时，肝脏最多能切除6段，也就是肝脏的6/8部分。这个极限还能不能突破？为此董家鸿开始了新的探索。
某部战士小陈，在一次野外训练中突然昏倒，到医院急诊造影检查后发现肝胆管内有大量结石，8段肝脏中，除一段与肝蒂相连的肝脏尾状叶外，其余7段都已萎缩。对这位病情极为复杂罕见的年轻战士，若按一般手术处理，没有疗效；如采取超常规手术，完全切除已病变的7段肝脏，去除病灶，医学史上还无先例，手术将会存在很大风险。在战士父母、部队领导期待的眼神中，董家鸿决定进行新的尝试。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肝胆外科的文献，从中受到启迪。他认为，尾状叶具有独立的供血和胆道引流系统，如切除病变的7段肝脏，尾状叶足以能维持肝脏的全部功能。根据人体肝脏具有强大代偿和再生能力的原理，他大胆地提出了只保留尾状叶做肝切除的手术设想。在制定了缜密的手术方案后，董家鸿亲自主刀为小战士做了手术。手术成功后，欧洲外科协会主席、法国巴黎大学肝脏中心主任Bismuth教授称其是“世界肝胆外科的一大创举”。
董家鸿为肝胆外科所做的创新远不只此。肝胆外科手术时血流的阻断有着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医学界历来公认为20分钟，曾被认为是一条不能逾越的壕沟。董家鸿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经过系统的动物实验，发现并证明：在常温下，肝脏耐受缺血的安全时限能延长，而且可达90分钟!从此，医学界关于肝脏阻断血流时限被改写。
国内外医学界对低灌流和急性胆道感染可导致肝功能不全的机理研究，一直相对滞后，董家鸿通过一系列实验，提出了“细胞环核苷酸系统缺损造成的细胞间通讯障碍，是低灌流性多器官损害的共同病理机制”等理论观点，首次阐明了低灌流性多器官损害的病理机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马克思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董家鸿常以此激励自己。
(丁殿春 王继荣 黄余红)(丁殿春；王继荣；黄余红)
■率先涉足肝移植
39岁的王先生，是“原发胆汁性肝硬化的终末期肝癌”患者，从新疆慕名找到董家鸿，寻求肝移植治疗。董家鸿顺利地为王先生找到了配对的供体肝，但王先生体重仅50多公斤，只需要减体积的部分肝移植。也就是说会有一部分供体肝剩余下来，为避免浪费，董家鸿通过互联网与全国各肝脏移植中心进行了广泛的联系，最后在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寻找到了体重只有60公斤，急于找供体肝做肝移植的光先生。通过远程网会诊，董家鸿首开我国异地“劈离式肝移植”的先河，成功地为两地患者同时实施了肝移植。
同时用一个肝供体为两个患者进行肝移植手术，被称为“劈离式肝移植手术”，此手术目前在国内外都属于高尖端技术，为肝源短缺、降低医疗成本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在我国，董家鸿是第一个为两个异地患者实施劈离式肝移植的第一人。
不仅如此，董家鸿还是国内最早涉足肝移植的医生之一。我国是肝病高发区，每年有近20万人死于肝癌，每每看到这一触目惊心的数据，董家鸿就彻夜难眠。上世纪90年代初期，肝移植作为治疗终末期肝病最有效，也是难度最大的外科前沿技术，在国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国内，肝移植还是一项刚起步的新技术，刚过而立之年的董家鸿，决心攻克肝移植难关。
那时要进行肝移植研究非常不易，首先科研立项很难通过。为了避开立项的困难，董家鸿决定先开展“离体肝切除”手术。“离体肝切除”手术也是一项世界性医学难题，切除之前要把肝脏移出体外，切除肝肿瘤后再将未受侵害的剩余肝脏重新放于体内。这项手术当时在国外仅有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医学专家做过四五例，国内则无一例。董家鸿想从离体肝切除展开攻关，待技术成熟后再攻克肝移植难关。
而董家鸿只申请到了5万多元钱的科研经费，这钱只够买用来做实验的猪。至于手术所需的呼吸机、转流泵及其它一些专用手术器械则根本买不起。“巧媳妇也得学会做无米之炊”，董家鸿带领实验室的年轻人四处想办法。他们从医院报废的设备中找到了一台国产旧呼吸机、一台做生化实验用的国产转流泵、一套手术器械，又将原来的实验室改装成了一个简陋的动物实验手术室，开始了他们的“哥德巴赫猜想”之旅。
刚开始，一连好几头猪，都死在了手术台上。董家鸿仔细查找失败的原因，原来是破旧的呼吸机发了“难”，导致手术中的猪因肺功能衰竭而死去。修好了呼吸机，转流、温度控制、抗凝血等一个又一个的医学难题接踵而来，他们也一个又一个地解决问题。当为第19只猪做手术时，实验成功了。那一刻，董家鸿心里激动无比，泪流满面的他和同伴们相互拥抱、击掌庆贺!此后，董家鸿又连续做活了10只猪。日趋成熟的技术为日后开展临床手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9年，董家鸿把肝移植技术运用到了临床。
肝移植后的胆道并发症是导致手术失败的主要原因，被认为是临床肝移植中的致命“杀手”。董家鸿大胆将胆道外科技术应用于肝移植的胆道重建和移植后胆道并发症的防治，首创的非缺血性无创胆管吻合技术，显著降低了肝移植后胆道并发症发生率。2003年2月9日，他们又开始了全球只有几家大的医疗机构才能进行的小鼠肝移植实验，如今他们已对肝移植的胆管内皮增殖问题，以及肝的保存时间和方法等都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将有望使肝移植患者的寿命延长。
■破肝胆管结石手术难关
人体肝内胆管的解剖结构特别复杂，对位于肝实质深处并由肝动脉、门静脉和肝静脉三组血管紧密包围的肝胆管进行手术处理十分困难，很容易导致邻近血管损伤出血。因此，长期以来肝胆管一直被视为外科手术的禁区。
虽然在由黄志强院士的领衔下，我国胆道外科学已跃居世界领先水平，但人体右肝管结石的治疗仍然是医学上未能攻克的难题。在肝胆管出现结石后，肝组织会发生萎缩，肝门位置等解剖结构随之发生改变，病变肝脏和右侧膈肌、下腔静脉之间容易形成致密的粘连，解剖分离起来非常困难，手术存在很大风险。在黄院士的悉心指导下，董家鸿对2000例病例资料进行了系统分析，首次阐明了人体右肝胆管在结石的状况下受累肝脏及肝胆管的病理特征，进而设计出“规则性肝段切除”的治疗方案，使右肝胆管结石复发率由90%以上降至10%以下，治疗效果有了质的飞跃。
医学上通常把人的肝脏分为8个相对独立的区段。以往通过外科手术治疗肝脏疾病时，肝脏最多能切除6段，也就是肝脏的6/8部分。这个极限还能不能突破？为此董家鸿开始了新的探索。
某部战士小陈，在一次野外训练中突然昏倒，到医院急诊造影检查后发现肝胆管内有大量结石，8段肝脏中，除一段与肝蒂相连的肝脏尾状叶外，其余7段都已萎缩。对这位病情极为复杂罕见的年轻战士，若按一般手术处理，没有疗效；如采取超常规手术，完全切除已病变的7段肝脏，去除病灶，医学史上还无先例，手术将会存在很大风险。在战士父母、部队领导期待的眼神中，董家鸿决定进行新的尝试。他在最短的时间内查阅了大量国内外有关肝胆外科的文献，从中受到启迪。他认为，尾状叶具有独立的供血和胆道引流系统，如切除病变的7段肝脏，尾状叶足以能维持肝脏的全部功能。根据人体肝脏具有强大代偿和再生能力的原理，他大胆地提出了只保留尾状叶做肝切除的手术设想。在制定了缜密的手术方案后，董家鸿亲自主刀为小战士做了手术。手术成功后，欧洲外科协会主席、法国巴黎大学肝脏中心主任Bismuth教授称其是“世界肝胆外科的一大创举”。
董家鸿为肝胆外科所做的创新远不只此。肝胆外科手术时血流的阻断有着非常严格的时间限制，医学界历来公认为20分钟，曾被认为是一条不能逾越的壕沟。董家鸿在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经过系统的动物实验，发现并证明：在常温下，肝脏耐受缺血的安全时限能延长，而且可达90分钟!从此，医学界关于肝脏阻断血流时限被改写。
国内外医学界对低灌流和急性胆道感染可导致肝功能不全的机理研究，一直相对滞后，董家鸿通过一系列实验，提出了“细胞环核苷酸系统缺损造成的细胞间通讯障碍，是低灌流性多器官损害的共同病理机制”等理论观点，首次阐明了低灌流性多器官损害的病理机制，为临床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
马克思有一句著名的论断：“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不畏艰险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
董家鸿常以此激励自己。
(丁殿春 王继荣 黄余红)(丁殿春；王继荣；黄余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