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商业是使命也是游戏
《财富》杂志的每一篇故事都刺激人心，像一出伟大的戏剧。它选择编辑记者时，从不去关心他们是否懂得股票市场或者商业准则，他注重的是你的写作能力是否足以打动读者。
1920年，当亨利·福特因为T型车的成功，开始肆无忌惮地对社会问题发言时，商业仍然生活在政治与文化的阴影下，商业生活是隐秘而缺乏公众尊重的，商业人物是一群“唯利是图分子”。而时间到了1939年，IBM总裁托马斯·琼·沃森已经开始对全世界讲述“文明的本质”了。那么到了之后的50年代，伴随着彼德·杜拉克所言“大型工业组织要取代常规政府”的进程，商业领袖们成了不苟言笑、高高在上、令人敬畏的家伙们。而在80年代的里根所鼓励的“贪婪时代”中，商人们已经成为名利场中的利害角色，他们毫不羞涩地与电影明星与政治名人们站在一起；而自互联网革命发生以来，我们都在想，商业世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比尔·盖茨、史蒂夫·凯斯、杨致远、吉姆·克拉克成了全能冠军，他们不但是商人，更是发明家、思想家还有时尚界先驱，他们创造流行的硅谷生活方式，他们改变艺术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甚至说他们在创造第二次文艺复兴(就像熟悉中世纪历史的惠普总裁费瑞里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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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与社会文化的转化在上面描述的戏剧性变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我们必须同样承认，一本名叫《财富》的杂志也发挥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它最初提出了商业在社会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使公众认识到工业500强的重要，并令企业报道逐渐成为新闻业中的新阵营……我们至今为这本杂志的创始人亨利·鲁斯的洞见吃惊不已。
1929年3月，这位年仅31岁的《时代》杂志出版人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道：“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控制我们的生活，而同时容许我们去加以控制的就是科学、技术、以及环球信用和环境的发展——简而言之就是现代企业，企业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艺术家、牧师、哲学家、医生的生活必要条件，因为企业对艺术家或哲学家的生活情况问题，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普通人更是随时都必须与企业发生关系。”
4个月后，美国的企业界人士看到了鲁斯讲话的杂志版。一本184个页码，全部用重磅铜版纸印刷、并配以最精美的图片的《财富》杂志重重地摔在了他们的办公桌上，而它的价格是闻所未闻的1美元，给予读者一种难以忘却的身份感(相当于今天的10美元，当时的《时代》年订阅价不过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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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渴望这本杂志给它带来了真正的成就感(因为毕竟《时代》是由海登与他共同完成的，而由于海登是第一位总编辑，《时代》带有更鲜明的海登而非鲁斯风格)。由于他
坚信商业将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在选择刊名时，他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度犹豫，可见他笃信财富即权力)，而在当时除了《华尔街日报》对于商业并不全面的报道外，美国媒体对于商业界普遍缺乏兴趣与尊重。在经过两年的调查与试验之后，他决定出版这样一本“外观极尽豪华，插图极其珍贵，报道文章怀有一种使得其商业在公众心目中获得应有地位的目的。”的杂志。于是我们在时代公司的历史文献上看到了当时对于《财富》杂志的定义：
一、这份刊物将是美国现有刊物中最精美的出版物；
二、它从头到尾都是权威性的；
三、它将以最引人入胜的文字撰写，完全以事实为依据，深入浅出地报道商业界所关心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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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它将以技巧的方式探讨商业道德的立场。由于对海登创造的《时代》饱经唾弃的特别文体耿耿于怀，鲁斯对于《财富》杂的写作风格有着令人惊异的追求。他在寻求编辑与作家时，不需要他们学会写商业报道，但一定要会写作诗歌与散文，在第一批撰稿人名单中甚至出现了海明威。而《财富》一些编辑在离职后成为美国重要的作家。而到了1940年，《财富》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英语世界写作最优雅的杂志之一。
1929年10月，在创刊号推出3个月后，股票市场崩溃，美国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对于一本报道商业的杂志来讲，这可能意味着灾难性的打击。而鲁斯却在危机之中看到了《财富》的未来。鲁斯相信，经济衰退与那些很少抛头露面的商业巨子们关系甚大。他们从事的已经不仅是私人性的商业，更是与全社会相关的活动。所以《财富》有责任将企业运作内幕揭露出来。一直到40年代，《财富》的报道都成为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的梦魇。它对于缺乏商业道德行为的揭露，赢得了公众的信赖。
不管《财富》开罪了多少企业，到了40年代，它已经成为企业界的一种身份象征。它开创的企业故事文体、考究的叙述风格与不可多得的配图，当然还有1美元的高额价格让那些高级管理人员非常乐意地把它摆在客厅的显著位置。而对于新闻界来讲，《财富》或许是促使商业新闻觉醒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它鼓励了它后来的竞争对手《商业周刊》与《福布斯》投入竞争的漩涡中。它的“深度报道”变成了后下半个世纪新闻业最热门的报道形式，它对于写作技巧的追逐让商业报道更富有尊严与历史感。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财富》竖立了自以为是的高傲感。曾任《财富》编辑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回忆道，《财富》的真正阅读者其实并不多，读者愿意购买它，却懒得读它。这种高傲感与战后美国开始兴起的工业社会的作派不谋而合。这是一个由通用汽车、IBM、福特汽车、美国钢铁公司构成的社会，它们等级森严，讲究权威。而《财富》在经过30年代的揭露式报道后，开始转向温和的企业组织介绍。伴随着《财富》杂志成为这些工业巨头中的一员，它的报道口气开始愈来愈像一位企业领袖。在当时的时代风气下，《财富》成为了工业社会的发言者与阐述者，企业开始如饥似渴地希望《财富》来报道它们。1955年率先推行的“财富500强”的排名，与每期48万的发行量让它成为商业新闻世界中的奥林匹斯山。将近50年来，“财富500强”成为美国工业界最热门的话题。全世界的媒体都以此为重要新闻进行报道，而进入500强的公司更会声誉大增。对于中国读者来讲，1999在上海进行的财富论坛，让我们看到了《财富》杂志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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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傲慢的《财富》在80年代商业界发生的重要变革中错失了机会。华尔街的交易商开始把商业变成了一种巨大财富游戏，他们不再喜欢《财富》所尊崇的工业形态，那种严肃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自以为是。于是，《福布斯》与《商业周刊》的顺应潮流让《财富》陷入某种痛苦文中。接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给商业带来更加致命的变革。商业早已超越了最初的范畴，它渗入每个角落，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首席执行官们比政治家们发挥了更大的影响。
《财富》必须因应商业变革，它正在被媒体评论家称作“每期都在与《哈佛商业评论》争夺‘谁更乏味’的桂冠”，它的发行量已经降至41万册，很多商业人士像做家庭作业一样阅读它。
约翰·休看来是位合适的人选。这位51岁喜欢开玩笑的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在1995年成为《财富》的主编，他显然对于鲁斯曾经标榜的严肃商业报道原则不屑一顾。他讲道：“一些人将商业视作教堂里祈祷一样神圣，但我却更将它看作一种热门的体育运动——就象全美橄榄球联赛。商业是性感的、充满戏剧性的，被一些活生生的人所驱动……”为约翰·休的哲学作注解的是史蒂夫·乔布斯与拉里·埃利森这样的作秀高手，商业领袖与技术天才的确正在成为新的文化英雄。商业不再意味着循规蹈矩地“组织人”，而是如何自我表现。
, http://www.100md.com
约翰·休促使《财富》杂志的每一篇故事都刺激人心，像一出伟大的戏剧。他选择编辑记者时，从不去关心他们是否懂得股票市场或者商业准则，他注重的是你的写作能力是否足以打动读者。休的努力正在让《财富》恢复它往昔的活力，休会自豪地说，它的发行量已经升至78万份，在《广告周刊》推行的1998年度最热门杂志榜中，它排在了第七位，遥遥地把《福布斯》与《商业周刊》甩在身后。而令人吃惊的是，让一份商业杂志起死回生的约翰·休却对商业缺乏热情，他更钟情于将《财富》杂志办成一份无所不包的流行文化杂志，仿佛是商业界的《君子》杂志。我们看到那些大受欢迎的封面故事《对性成瘾》、《华尔街上最令人恐惧的S.O.B(狗娘养的)》，正在不断向大众杂志靠拢。而约翰·休本人对于嬉皮风格的热爱也尽显无遗。
我们无法想见亨利·鲁斯对今天的《财富》作何感想。但这本杂志的确见证并改变了它生活时代的商业精神。过去，它与刻板的工业王国紧紧相联、相互造势，当时的商业精神遵守19世纪自由竞争时代的商业理念，商人们被清教理想所约束，集中经历赚钱而非抛头露面；而今天，它成了新经济的鼓吹者与新商业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它相信放纵的风格，更相信商业已经不仅仅是专业操作，更需要个人表演能力与煽动性，商人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与最引人注目的表演者，这些是约翰·休喜欢而亨利·鲁斯唾弃的60年代反叛精神的延续。但是，有一点却始终没有变化，那是亨利·鲁斯的70年前的判断：“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时代的核心”。, http://www.100md.com(许知远)
1920年，当亨利·福特因为T型车的成功，开始肆无忌惮地对社会问题发言时，商业仍然生活在政治与文化的阴影下，商业生活是隐秘而缺乏公众尊重的，商业人物是一群“唯利是图分子”。而时间到了1939年，IBM总裁托马斯·琼·沃森已经开始对全世界讲述“文明的本质”了。那么到了之后的50年代，伴随着彼德·杜拉克所言“大型工业组织要取代常规政府”的进程，商业领袖们成了不苟言笑、高高在上、令人敬畏的家伙们。而在80年代的里根所鼓励的“贪婪时代”中，商人们已经成为名利场中的利害角色，他们毫不羞涩地与电影明星与政治名人们站在一起；而自互联网革命发生以来，我们都在想，商业世界竟然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比尔·盖茨、史蒂夫·凯斯、杨致远、吉姆·克拉克成了全能冠军，他们不但是商人，更是发明家、思想家还有时尚界先驱，他们创造流行的硅谷生活方式，他们改变艺术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他们甚至说他们在创造第二次文艺复兴(就像熟悉中世纪历史的惠普总裁费瑞里奥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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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革与社会文化的转化在上面描述的戏剧性变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我们必须同样承认，一本名叫《财富》的杂志也发挥了不可忽略的影响，它最初提出了商业在社会中扮演的核心角色，使公众认识到工业500强的重要，并令企业报道逐渐成为新闻业中的新阵营……我们至今为这本杂志的创始人亨利·鲁斯的洞见吃惊不已。
1929年3月，这位年仅31岁的《时代》杂志出版人在一次公开演讲中说道：“基本上，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因为它就是我们时代的特征。控制我们的生活，而同时容许我们去加以控制的就是科学、技术、以及环球信用和环境的发展——简而言之就是现代企业，企业就是我们的生命，它是艺术家、牧师、哲学家、医生的生活必要条件，因为企业对艺术家或哲学家的生活情况问题，具有一种决定性的影响，普通人更是随时都必须与企业发生关系。”
4个月后，美国的企业界人士看到了鲁斯讲话的杂志版。一本184个页码，全部用重磅铜版纸印刷、并配以最精美的图片的《财富》杂志重重地摔在了他们的办公桌上，而它的价格是闻所未闻的1美元，给予读者一种难以忘却的身份感(相当于今天的10美元，当时的《时代》年订阅价不过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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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斯渴望这本杂志给它带来了真正的成就感(因为毕竟《时代》是由海登与他共同完成的，而由于海登是第一位总编辑，《时代》带有更鲜明的海登而非鲁斯风格)。由于他
坚信商业将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在选择刊名时，他在《权力》与《财富》之间一度犹豫，可见他笃信财富即权力)，而在当时除了《华尔街日报》对于商业并不全面的报道外，美国媒体对于商业界普遍缺乏兴趣与尊重。在经过两年的调查与试验之后，他决定出版这样一本“外观极尽豪华，插图极其珍贵，报道文章怀有一种使得其商业在公众心目中获得应有地位的目的。”的杂志。于是我们在时代公司的历史文献上看到了当时对于《财富》杂志的定义：
一、这份刊物将是美国现有刊物中最精美的出版物；
二、它从头到尾都是权威性的；
三、它将以最引人入胜的文字撰写，完全以事实为依据，深入浅出地报道商业界所关心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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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它将以技巧的方式探讨商业道德的立场。由于对海登创造的《时代》饱经唾弃的特别文体耿耿于怀，鲁斯对于《财富》杂的写作风格有着令人惊异的追求。他在寻求编辑与作家时，不需要他们学会写商业报道，但一定要会写作诗歌与散文，在第一批撰稿人名单中甚至出现了海明威。而《财富》一些编辑在离职后成为美国重要的作家。而到了1940年，《财富》已经当之无愧地成为英语世界写作最优雅的杂志之一。
1929年10月，在创刊号推出3个月后，股票市场崩溃，美国陷入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对于一本报道商业的杂志来讲，这可能意味着灾难性的打击。而鲁斯却在危机之中看到了《财富》的未来。鲁斯相信，经济衰退与那些很少抛头露面的商业巨子们关系甚大。他们从事的已经不仅是私人性的商业，更是与全社会相关的活动。所以《财富》有责任将企业运作内幕揭露出来。一直到40年代，《财富》的报道都成为一部分工商界人士的梦魇。它对于缺乏商业道德行为的揭露，赢得了公众的信赖。
不管《财富》开罪了多少企业，到了40年代，它已经成为企业界的一种身份象征。它开创的企业故事文体、考究的叙述风格与不可多得的配图，当然还有1美元的高额价格让那些高级管理人员非常乐意地把它摆在客厅的显著位置。而对于新闻界来讲，《财富》或许是促使商业新闻觉醒的最重要力量之一，它鼓励了它后来的竞争对手《商业周刊》与《福布斯》投入竞争的漩涡中。它的“深度报道”变成了后下半个世纪新闻业最热门的报道形式，它对于写作技巧的追逐让商业报道更富有尊严与历史感。当然，我们也看到了《财富》竖立了自以为是的高傲感。曾任《财富》编辑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回忆道，《财富》的真正阅读者其实并不多，读者愿意购买它，却懒得读它。这种高傲感与战后美国开始兴起的工业社会的作派不谋而合。这是一个由通用汽车、IBM、福特汽车、美国钢铁公司构成的社会，它们等级森严，讲究权威。而《财富》在经过30年代的揭露式报道后，开始转向温和的企业组织介绍。伴随着《财富》杂志成为这些工业巨头中的一员，它的报道口气开始愈来愈像一位企业领袖。在当时的时代风气下，《财富》成为了工业社会的发言者与阐述者，企业开始如饥似渴地希望《财富》来报道它们。1955年率先推行的“财富500强”的排名，与每期48万的发行量让它成为商业新闻世界中的奥林匹斯山。将近50年来，“财富500强”成为美国工业界最热门的话题。全世界的媒体都以此为重要新闻进行报道，而进入500强的公司更会声誉大增。对于中国读者来讲，1999在上海进行的财富论坛，让我们看到了《财富》杂志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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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傲慢的《财富》在80年代商业界发生的重要变革中错失了机会。华尔街的交易商开始把商业变成了一种巨大财富游戏，他们不再喜欢《财富》所尊崇的工业形态，那种严肃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式的自以为是。于是，《福布斯》与《商业周刊》的顺应潮流让《财富》陷入某种痛苦文中。接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给商业带来更加致命的变革。商业早已超越了最初的范畴，它渗入每个角落，变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首席执行官们比政治家们发挥了更大的影响。
《财富》必须因应商业变革，它正在被媒体评论家称作“每期都在与《哈佛商业评论》争夺‘谁更乏味’的桂冠”，它的发行量已经降至41万册，很多商业人士像做家庭作业一样阅读它。
约翰·休看来是位合适的人选。这位51岁喜欢开玩笑的前《华尔街日报》记者在1995年成为《财富》的主编，他显然对于鲁斯曾经标榜的严肃商业报道原则不屑一顾。他讲道：“一些人将商业视作教堂里祈祷一样神圣，但我却更将它看作一种热门的体育运动——就象全美橄榄球联赛。商业是性感的、充满戏剧性的，被一些活生生的人所驱动……”为约翰·休的哲学作注解的是史蒂夫·乔布斯与拉里·埃利森这样的作秀高手，商业领袖与技术天才的确正在成为新的文化英雄。商业不再意味着循规蹈矩地“组织人”，而是如何自我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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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休促使《财富》杂志的每一篇故事都刺激人心，像一出伟大的戏剧。他选择编辑记者时，从不去关心他们是否懂得股票市场或者商业准则，他注重的是你的写作能力是否足以打动读者。休的努力正在让《财富》恢复它往昔的活力，休会自豪地说，它的发行量已经升至78万份，在《广告周刊》推行的1998年度最热门杂志榜中，它排在了第七位，遥遥地把《福布斯》与《商业周刊》甩在身后。而令人吃惊的是，让一份商业杂志起死回生的约翰·休却对商业缺乏热情，他更钟情于将《财富》杂志办成一份无所不包的流行文化杂志，仿佛是商业界的《君子》杂志。我们看到那些大受欢迎的封面故事《对性成瘾》、《华尔街上最令人恐惧的S.O.B(狗娘养的)》，正在不断向大众杂志靠拢。而约翰·休本人对于嬉皮风格的热爱也尽显无遗。
我们无法想见亨利·鲁斯对今天的《财富》作何感想。但这本杂志的确见证并改变了它生活时代的商业精神。过去，它与刻板的工业王国紧紧相联、相互造势，当时的商业精神遵守19世纪自由竞争时代的商业理念，商人们被清教理想所约束，集中经历赚钱而非抛头露面；而今天，它成了新经济的鼓吹者与新商业文化的缔造者之一，它相信放纵的风格，更相信商业已经不仅仅是专业操作，更需要个人表演能力与煽动性，商人们已经成为社会的中心与最引人注目的表演者，这些是约翰·休喜欢而亨利·鲁斯唾弃的60年代反叛精神的延续。但是，有一点却始终没有变化，那是亨利·鲁斯的70年前的判断：“商业就是我们的文化，是我们时代的核心”。, http://www.100md.com(许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