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北京国际消化疾病高峰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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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北京国际消化疾病高峰论坛”将于2007年9月21~23日在北京昆仑饭店举行。本届论坛的大会组委会特邀18位中外消化疾病专家,就消化领域的9个热点问题进行报告。本报记者先后采访了这些专家,现刊登对“炎性肠病(IBD)”专题讲者的采访记录。
中国IBD研究:找到差距,迎头赶上
——访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钱家鸣教授
□本报实习记者 杜佳梅
参与本届论坛“炎性肠病”专题讨论的中方专家是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的钱家鸣教授。钱教授曾师从我国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潘国宗教授,在溃疡性结肠炎与克罗恩病等方面作了大量临床与基础研究。钱教授在协和医院是以看病“慢”而闻名,她常说:“每个患者都是因为非常痛苦才会来医院看病的,他们只能向医生求救”。就是在这样一种朴素信念的感召下,钱教授每天忙碌在门诊和病房,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疑难病症患者解除痛苦。
记者:您是第二次应邀参加“北京国际消化疾病高峰论坛”,上届会议中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对这次大会有何希冀?
钱教授:上届论坛我是就“慢性胰腺炎和胰腺癌”这一专题与国外专家进行交流,我认为这种东西方专家就同一专题共同演讲和讨论的形式很好,针对性强,收获很大。我希望在这次大会中,大家可以更主动地加入到讨论中,了解国外最新的研究动态,找到我们国家的差距。
记者:在本届论坛上您准备从哪个角度来发表演讲?
钱教授:这次报告中,我准备主要从临床的角度来阐述我国炎症性肠病的特点,包括我国炎症性肠病的发病趋势,我国炎症性肠病的治疗现状,还要涉及一些我国的基础研究的进展。
记者:这两年期间,国内外的炎症性肠病研究取得了哪些重要的进展?有哪些新的研究热点?
钱教授:诊断方面进展比较多,特别是影像学的进展更为突出,如仿真肠镜的应用。此外,双气囊小肠镜与胶囊内镜的问世,对炎性肠病的诊断也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治疗方面主要是一些新的生物制剂的应用,如抗TNF-α抗体以及在其之后衍生出的很多类似药物。国外学者已开展了很多炎性肠病与免疫抑制剂之间关系的大规模临床研究。
在科研方面的进展主要是,过去认为炎症性肠病主要与免疫有关,自从发现NOD2基因后,人们开始考虑炎症性肠病与感染的相关性。因此,现在的研究比较关注的是一些细菌,是这些菌群造成了微环境、黏膜屏障以及免疫改变,这都是目前的热点研究。
记者: 请您介绍一下我国炎症性肠病研究的发展历程?
钱教授:1980年,刘彤华院士和潘国宗教授等发表了我国最早的一篇关于炎症性肠病诊断标准的文章,为我国炎症性肠病的临床诊断与研究奠定了基石。1993年太原全国慢性非感染性肠道疾病学术研讨会颁布了我国《溃疡性结肠炎的诊断及疗效标准》,2000年的全国炎症性肠病学术研讨会又对这一标准进行了修订。
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我国炎症性肠病的发病率成倍地增长,结肠镜和内镜的广泛应用也使大家对炎症性肠病的认识水平逐渐提高。临床上已经从开始的不太重视诊断标准,转变为努力按照诊断标准去做。在治疗上,我们开始只是应用激素,现在免疫抑制剂和免疫调节剂的应用正逐步被广大基层医生所接受。相关的研究也异军突起,很多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科研工作者,都将这一领域作为主要研究方向,并取得了不错的业绩。
我希望通过本次东西方论坛的交流,推动国内炎性肠病的诊治水平,围绕当前的研究热点有更多的成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