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景岳《新方八阵》的研究
作者：吴承艳
单位：吴承艳(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 210029)
关键词：《新方八阵》；分类立法；用药配伍；治则特色
摘 要 对张景岳的八阵分类新法进行了研究 摘 要 对张景岳的八阵分类新法进行了研究，同时对186首新方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张氏组方师古不泥，善于补阙创新；治疗上擅长补虚，并倡导阴阳两调，精气并补两法。对于虚实夹杂之证，主张以扶正为要；用药与配伍上，强调用药以精一为贵，运用灵活，加减有则，并善于配合药物的升降动静等以纠正病气之偏，立法精当，配伍严谨。作者认为，这些特色不仅反映了张氏对方剂研究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启迪人们对待前人之方，既要掌握其制方之理，又要通晓其权宜之变。
《新方八阵》是《景岳全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积数十年临床经验，研究方剂的代表作，成书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24年)。该书首创了八阵分类法，并创立了新方186首，历代医家对其进行了不少研究，然大部分侧重于某一方、某一法的研究，而系统论述张氏研究方剂学术思想的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从景岳新方的分类、立法、用药诸方面对其作一粗浅探讨，以冀对学习古代医家制方经验，发掘古方之精华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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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方分类，执简驭繁
作为方剂分类，明代之前就有七方、十剂及十二、十四、二十四剂不同分类法。但张景岳认为，以疾病的远、近、上、下、轻、重及其复杂性而决定的七方分类法，未免失之笼统，仅仅是简要地指出了中医一般制方的规律。以药物功用而分的“十剂”、“十二剂”、“十四剂”，又不足以完全概括临床常用方药。“二十四剂”又未免失之过繁，正如其所说“按古方之散列于诸家者，既多且杂，或互见于各门，或彼此之重复，欲通其用，涉猎困难，欲尽收之，徒资莠乱。[1]”乃从他亲临战事，将士立营布阵，设阵而后战，每能获胜的战绩得到启发和升华，巧妙地将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渗透于中医药学中，首创了医方中的“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分类新法。这样的分类法，有纲有目，简明扼要，大、中、小法融会贯通，不但是方剂分类的一大改进，更可贵的是将古代的军事法引进到中医药学中，借以提高组方遣药水平，启迪人们学会灵活的用方法则，是一个大胆创新。它不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且在方剂发展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尔后，汪昂的“二十一类”、程国彭的“八类”分类等法，均是在其基础上的发展。具体特点反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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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法分类，清切简当 景岳在《新方八阵.新方八略》中明确指出了：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1]强调了方与法的密切关系。在新方的编排中，时时紧扣着治法对立方的影响，使众多之方按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大治法，有纲有目地以类相众，弥补了明代以前那种或过于繁杂，或过于简略之弊端，更好地指导临床选用。
1.2 法中寓法，识见超卓 张氏虽将众多之方以八阵之法而列，然每一法中无不包涵有多种之法，法中寓法，足资玩味。如补阵中不仅有补气(益气煎)、补血(左归丸)、补阳(右归丸)、阴阳并补(两仪膏)而且又含有润下(济川煎)之法，祛疟(休疟饮)等之法。因阵之方，因其为“凡病有相同者，皆可按证而用之”而设 ，故更为突出。如含有理血、理气等法。
1.3 以法带方，匠心独运 细析景岳186方，可发现“八阵”之方，均以“八略”的论治法则而制定。这种以法带方的形式来拟方的构思法，实是历代医家少于问津的。如在和略中，张氏曰：“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具体之法，又应根据兼虚、兼滞等不同，兼用补、行、温、凉等法。并还认为，用和剂之时尤当知宜知忌，才不致顾此失彼，反失其和。如“阴虚于下忌利尿，阴虚于上忌辛燥，阳虚于上忌消耗……。”总之要求平调元气不失中和为贵。根据上述原则制定了和阵方20首，如金水六君煎、二阵汤等新方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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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古不泥，补阙创新
纵观《景岳全书》六十四卷，首《传忠录》，次《脉神章》，依次为《伤寒论》……《外科方》。全书内外妇儿、理法方药，靡不网罗贯串。书中论病，先列“经义”，次“述古”，再：“辨古”，更“论治”，整部著作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具体内容的阐述程度上，反映了张氏所制新方，既博采诸家之长，又有所创新。正如其曰：“制新方八阵，此其中有心得焉，有经验焉，有补古之未备焉。”验之于方，组方大体反映为：
2.1 学古超过，出神入化 景岳认为古方是历代医家实践经验的产物，其组织配伍“自有一定不易之道”[1]。善于借鉴古方，但对古人之成方，并非生搬硬套地运用，强调“意贵圆通，用嫌执滞，则其要也”[1]。故其新方脱胎于古方者甚多，如补阴益气煎，即在继承李东垣注重脾胃清阳之气的补气升阳理论之同时，发现东垣偏颇脾阳，忽视脾阴之论，故在补中益气汤的基础上，变通其法，于方中减去黄芪、白术，加入偏于补阴的山药、熟地，药虽二味之变，然法度严谨，药证相合，为劳倦而伤脾阴者另辟了治疗新径，诚补东垣脾胃学说之罅漏。另如变通六君子汤，而为金水六君汤，拓宽了健脾化痰的适用范围；变肾气丸、六味地黄丸为左、右归丸，开创了调治命门水火的新法；改归脾丸为兔丝煎，为劳倦思虑而苦遗精者创立了新方。此类方占新方总数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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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验产物，补古未备 景岳所制新方，除了在变通古方而成者外，65%方是在长期临证实践中，经过认真总结而成的结晶。如被人们常用的玉女煎，他针对少阴不足，阳明有余，以致烦热、干渴、牙疼出血之证，认为此乃火盛阴虚相因为病。治应清胃滋肾，标本兼顾。方中选用了大寒之石膏与甘温之熟地相配，并辅佐了知母、麦冬、牛膝以邪正兼顾，寓滋于清，使热彻阴存，变“有余”与“不足”而至平调，从具体治疗上补充了刘河间、朱丹溪关于邪热耗伤阴精之论的不足。另如理阴煎，张氏针对临证脾肾阴虚而兼感寒邪的胀满呕哕，创制了从古未有的理中焦之阴虚方，弥补了古人只创理中辈、六群子汤类的不足。
3 先列补剂 重在扶正
补虚与泻实，是治疗疾病的关键两法，张氏对此，尤其推崇补虚。在遣方用药方面，特别重视人体本元，并从阴阳互根的角度，体察真阴、真阳，认为“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2]”以气血、形体、性用的相互依存和互为消长的理论阐述生死存亡之机，强调温补元阳，培本固元，滋养真阴，顾护阴精，使阴阳归于平衡。故在《新方八阵》中首列补阵，制新方29首，且以大补元煎、左归饮为群方之冠。在立方选药方面，张氏认为：“凡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黄芪之属是也：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是也；阳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干姜之属是也；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是也[1]。”然补阵29方中，张氏最常用人参与熟地。曾说：“凡诸经之阳气虚者，非人参不可；诸经之阴血虚者，非熟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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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还认为人体阴、阳、气、血之间存在相互滋生转化的关系。明确指出：“其有气因精而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且又有阳失阴而离者，不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水失火而败者，不补火何以
垂寂之阴?[1]”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的重要理论，且倡导精气并补之法。如其所制名方左归丸，本为治真阴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营卫，渐至衰弱之证而设，但在大队补阴剂中配伍鹿胶、菟丝子等温补之品，使“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名方大补元煎，方中以人参、山药、甘草等补气，熟地、当归、枸杞等养血，寓气血互生于一炉，不失为“回天赞化，救本培元”之第一要方。
张氏对于补剂的应用，不仅广泛用于虚证，更有意义的是，对虚实夹杂之证，也主张以扶正为要，从而达到祛邪目的。如积聚病证，别有卓见地提出“养正积自除”[1]的论点，认为“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若此辈者，无论其有形无形，俱当察其缓急，皆以正气为主。[1]”故在《景岳全书.杂证谟》“积聚”篇中，主张用其创制的新方养中煎、暖肝煎、何人饮等扶中、暖肝、补气血之方，使“主气日强，经气日通，则积痞自削”。这对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益气、扶脾、补肾等扶正固本之方药治疗中、晚期肿瘤及肿瘤经手术、放疗之后的患者有一定指导意义。另如一些虚人外感寒邪之疾，明代前的医家多宗《伤寒论》之麻附细辛汤诸方，取其助阳解表。而景岳在长期临证中，认识到“伤寒一症，惟元气虚者为重，虚而不补，何以挽回”[3]。主张以温补之法来托散表邪，从而创制了新方理阴煎。粗看此方，并无表散之药，但细析之，因阴根于阴，汗液生化于血，方以熟地、当归补阴养血，干姜温散，炙草和中，诸药相配，实收到峻补托散之功。这种温补托邪之法，诚补前人之未备，可谓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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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伍精专，注重升降
景岳新方186首，其中许多之所以至今犹为临床医家所习用，与其配伍之严谨，用药之精专分不开的。
张氏曾在《景岳全书.论治篇》中曰：“宁师仲景，不敢宗东垣[1]。”因“东垣之方，有十余味及二十余味者，此其用多之道，诚自有意[1]。”然“正恐未得其精，先得其隘，其失也，岂止一方剂也[1]。”仲景之方，因“精简不杂，至多不过数味，圣贤之心，自可概见[1]。”所以易领悟而掌握。在仲景的影响下，张氏制方用药极力主张以精一为贵，指出“凡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1]”又曰：“诊病者，必须先探病本，然后用药……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两味便可拔之，既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1]”统计所制的186首新方，共用药1201味次，平均每方不足7味，其中5味以下的就有58首，占20%，多数在6～8味之间，占近47%，方精药简，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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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药物选用与配伍上又自成格局。首先，药物主张以纯投为原则。张氏对那些遇证便茫无定见，用广络原野之术乱投杂药者极为反对，而强调“确知为寒，则竟散其寒，确知为热，则竟清其热，一拔其本，诸症尽除矣。[1]”在病情“确知”的前提下，一般用补不兼泻，用温不兼寒，以纯投为要。如大分清饮，为积热闭结于膀胱，小便不利而制，方中配用了
茯苓、泽泻、栀子、枳壳、车前、木通泻热利湿之祛邪药，以使纯而不杂，专而有力。另如左、如归丸、举元煎、贞元饮、抽薪饮等方，均是在“确知”的前提下，分别投以或升或补或寒或攻或温之药，以升提下陷，补其不足，损其有余，清其火热，消其瘀热。但临床所见病证往往是错综复杂，为此，张氏并非拘一不变，抱任何偏见，如说“若必不得已而用行中之补，补中之行，是亦势所当然。在他自制的方中同样也有不同性质的药物并用者，如玉女煎的熟地与石膏补清并用者；芍药枳术丸中白术与枳实消补兼施的；针对复杂的病情，同样创制了兼治新方。但观其所有新方，总的还是以纯投者为多。其次，组方重视药物的升降与动静。张氏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指出：“气味有阴阳，阴者降，阳则升；阴者静，阳者动……。”曰“气味之动静，静者守而动者走，走者可行，守者可按。”再结合其临证，将气味之阴阳、升降、动静理论应用于制方用药上，深有体会地阐明：“凡制方用药乃医家开手作用第一要着，……使不知气味之用，必其药味未精，不能取效，何神之有?[1]”且“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精其气味，识其阴阳，则药味虽多，可得其要矣”[1]。析其新方，配伍均有规律性特点，既重升降，又重动静。如济川煎，方中用了甘咸酸温的肉苁蓉以温肾益精，暖腰润肠；味甘而重的当归养血和血，润肠通便；苦而微寒的枳壳下气宽肠以助通便；甘寒之泽泻渗利水湿；苦酸而平，性善下行的牛膝补肾强腰。然在沉降的众药中，张氏巧妙地配用一味升举清阳之升麻，使清阳升，浊阴降，同时又防止了诸药过于润下而伤正之弊，为虚损便秘，势有不得不通却又不耐攻下者的治疗另辟了蹊径。又如四味回阳饮是治元阳虚脱，危在顷刻病证的新方，方中用了大辛大热能振奋心肾之阳，通行十二经之“走而不守”的附子与辛热温脾阳的“守而不走”的干姜相配，一走一守，动静结合，脾肾并治，相辅相成，使疗效既迅速又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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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灵活加减，规矩井然
张氏创制新方，不仅配伍严谨，用药精专，且运用灵活，能通过不同的药物加减组成许多新方，从而体现《新方八阵》又一特色。具体表现在：
精通古方方义，加减另成新方在张氏制方善于借鉴古方，然守法严而不拘，变法活而不乱，在掌握古方的基础上，对古方进行巧妙的增损变化，又另成新方，此在新方中占有一定比例。如前人立二陈汤，主要针对脾虚所致湿痰证而设，对于胃寒所致的寒痰证，张氏认为此病变虽在胃，然脾胃相因，治疗则在燥湿化痰、理气健脾的同时，再予以温中和胃即可，乃在二陈汤的基础上，加了温中散寒之干姜以求本；化湿醒脾，行气和胃之砂仁以调脾胃，而成和胃二阵煎，药虽二味之加，然药证相符，为胃寒生痰者创了新方。另如对于精气二虚者，张氏主张纯补，基于这一认识，在益气补脾、滋阴润肺的琼玉膏中去了渗利耗阴之茯苓，另创了著名的两仪膏。
新方经过加减，又出另一新方 张氏善于变通古方，另创新方，而对自己所创的新方，更是了如指掌，经适当加减化裁，又另创其他新方，这在新方中也占相当比例。如正柴胡饮减去防风、生姜，加黄芪、生地，成为一柴胡饮，以解表邪，去内热，治感受风寒而兼内热者；减去防风、芍药，加半夏、细辛、厚朴，成为二柴胡饮，以疏风退热，温经发散，治感受寒胜为病者；减去防风，加当归，成三柴胡饮，以养血和营、解表散寒，治感受风寒而阴血不足者。根据表证的不同兼挟增损变化成为10多首柴胡饮类方。它如参姜饮，五物煎类方等亦如此衍变而成，构成了《新方八阵》特有的“类方”体系。探讨其间的衍变关系、结构及主治异同，对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是研究景岳新方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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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后加减变化，扩大应用范围 景岳通过对方剂药物的加减化裁，不仅构成了许多新方，而且为了适应更多病证，使医者灵活掌握。在186首方中，竟有122首方后列举了加减方法，即“凡各方下之多附加减等法”。构成了《新方八阵》另一特点，具体加减之法，既有根据兼挟症状的病因病机，又斟酌病情之轻重缓急，以使勿失于药轻证重，或药重证轻之偏颇，如约阴煎之加减法；同时还根据疾病不同部位，而加入与该病相适应的具有归经或引经的药，如小分清饮之加减法。另外又根据邪正虚实标本而加减，如芍药枳术丸之加减。
张氏对药物的加减，有如此活泼的构思法，不仅反映了他对药物研究用心之良苦，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对待前人之方，在立法上要掌握制方之理，在选药时能通权宜之变。既执持，又圆活，是我们今天继承、研究和临床应用古代方剂的一个重要原则。
参考文献
[1] 张景岳.景岳全书.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1201,974,990,990，974,974,407,407,36,37,37,37,36,36,36,33,33
[2] 张景岳.类经图翼.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444
[3] 朱曾柏.张景岳学术思想评述.绍兴中医 1982；(2):11
(收稿日期 1998—07—19 修回日期 1998—10—18), 百拇医药
单位：吴承艳(南京中医药大学 南京 210029)
关键词：《新方八阵》；分类立法；用药配伍；治则特色
摘 要 对张景岳的八阵分类新法进行了研究 摘 要 对张景岳的八阵分类新法进行了研究，同时对186首新方进行了剖析，提出了张氏组方师古不泥，善于补阙创新；治疗上擅长补虚，并倡导阴阳两调，精气并补两法。对于虚实夹杂之证，主张以扶正为要；用药与配伍上，强调用药以精一为贵，运用灵活，加减有则，并善于配合药物的升降动静等以纠正病气之偏，立法精当，配伍严谨。作者认为，这些特色不仅反映了张氏对方剂研究的创新，更重要的是启迪人们对待前人之方，既要掌握其制方之理，又要通晓其权宜之变。
《新方八阵》是《景岳全书》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积数十年临床经验，研究方剂的代表作，成书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24年)。该书首创了八阵分类法，并创立了新方186首，历代医家对其进行了不少研究，然大部分侧重于某一方、某一法的研究，而系统论述张氏研究方剂学术思想的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从景岳新方的分类、立法、用药诸方面对其作一粗浅探讨，以冀对学习古代医家制方经验，发掘古方之精华有所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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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方分类，执简驭繁
作为方剂分类，明代之前就有七方、十剂及十二、十四、二十四剂不同分类法。但张景岳认为，以疾病的远、近、上、下、轻、重及其复杂性而决定的七方分类法，未免失之笼统，仅仅是简要地指出了中医一般制方的规律。以药物功用而分的“十剂”、“十二剂”、“十四剂”，又不足以完全概括临床常用方药。“二十四剂”又未免失之过繁，正如其所说“按古方之散列于诸家者，既多且杂，或互见于各门，或彼此之重复，欲通其用，涉猎困难，欲尽收之，徒资莠乱。[1]”乃从他亲临战事，将士立营布阵，设阵而后战，每能获胜的战绩得到启发和升华，巧妙地将古代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渗透于中医药学中，首创了医方中的“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阵分类新法。这样的分类法，有纲有目，简明扼要，大、中、小法融会贯通，不但是方剂分类的一大改进，更可贵的是将古代的军事法引进到中医药学中，借以提高组方遣药水平，启迪人们学会灵活的用方法则，是一个大胆创新。它不但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且在方剂发展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尔后，汪昂的“二十一类”、程国彭的“八类”分类等法，均是在其基础上的发展。具体特点反映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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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以法分类，清切简当 景岳在《新方八阵.新方八略》中明确指出了：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1]强调了方与法的密切关系。在新方的编排中，时时紧扣着治法对立方的影响，使众多之方按补、和、攻、散、寒、热、固、因八大治法，有纲有目地以类相众，弥补了明代以前那种或过于繁杂，或过于简略之弊端，更好地指导临床选用。
1.2 法中寓法，识见超卓 张氏虽将众多之方以八阵之法而列，然每一法中无不包涵有多种之法，法中寓法，足资玩味。如补阵中不仅有补气(益气煎)、补血(左归丸)、补阳(右归丸)、阴阳并补(两仪膏)而且又含有润下(济川煎)之法，祛疟(休疟饮)等之法。因阵之方，因其为“凡病有相同者，皆可按证而用之”而设 ，故更为突出。如含有理血、理气等法。
1.3 以法带方，匠心独运 细析景岳186方，可发现“八阵”之方，均以“八略”的论治法则而制定。这种以法带方的形式来拟方的构思法，实是历代医家少于问津的。如在和略中，张氏曰：“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具体之法，又应根据兼虚、兼滞等不同，兼用补、行、温、凉等法。并还认为，用和剂之时尤当知宜知忌，才不致顾此失彼，反失其和。如“阴虚于下忌利尿，阴虚于上忌辛燥，阳虚于上忌消耗……。”总之要求平调元气不失中和为贵。根据上述原则制定了和阵方20首，如金水六君煎、二阵汤等新方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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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师古不泥，补阙创新
纵观《景岳全书》六十四卷，首《传忠录》，次《脉神章》，依次为《伤寒论》……《外科方》。全书内外妇儿、理法方药，靡不网罗贯串。书中论病，先列“经义”，次“述古”，再：“辨古”，更“论治”，整部著作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具体内容的阐述程度上，反映了张氏所制新方，既博采诸家之长，又有所创新。正如其曰：“制新方八阵，此其中有心得焉，有经验焉，有补古之未备焉。”验之于方，组方大体反映为：
2.1 学古超过，出神入化 景岳认为古方是历代医家实践经验的产物，其组织配伍“自有一定不易之道”[1]。善于借鉴古方，但对古人之成方，并非生搬硬套地运用，强调“意贵圆通，用嫌执滞，则其要也”[1]。故其新方脱胎于古方者甚多，如补阴益气煎，即在继承李东垣注重脾胃清阳之气的补气升阳理论之同时，发现东垣偏颇脾阳，忽视脾阴之论，故在补中益气汤的基础上，变通其法，于方中减去黄芪、白术，加入偏于补阴的山药、熟地，药虽二味之变，然法度严谨，药证相合，为劳倦而伤脾阴者另辟了治疗新径，诚补东垣脾胃学说之罅漏。另如变通六君子汤，而为金水六君汤，拓宽了健脾化痰的适用范围；变肾气丸、六味地黄丸为左、右归丸，开创了调治命门水火的新法；改归脾丸为兔丝煎，为劳倦思虑而苦遗精者创立了新方。此类方占新方总数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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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经验产物，补古未备 景岳所制新方，除了在变通古方而成者外，65%方是在长期临证实践中，经过认真总结而成的结晶。如被人们常用的玉女煎，他针对少阴不足，阳明有余，以致烦热、干渴、牙疼出血之证，认为此乃火盛阴虚相因为病。治应清胃滋肾，标本兼顾。方中选用了大寒之石膏与甘温之熟地相配，并辅佐了知母、麦冬、牛膝以邪正兼顾，寓滋于清，使热彻阴存，变“有余”与“不足”而至平调，从具体治疗上补充了刘河间、朱丹溪关于邪热耗伤阴精之论的不足。另如理阴煎，张氏针对临证脾肾阴虚而兼感寒邪的胀满呕哕，创制了从古未有的理中焦之阴虚方，弥补了古人只创理中辈、六群子汤类的不足。
3 先列补剂 重在扶正
补虚与泻实，是治疗疾病的关键两法，张氏对此，尤其推崇补虚。在遣方用药方面，特别重视人体本元，并从阴阳互根的角度，体察真阴、真阳，认为“阴不可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2]”以气血、形体、性用的相互依存和互为消长的理论阐述生死存亡之机，强调温补元阳，培本固元，滋养真阴，顾护阴精，使阴阳归于平衡。故在《新方八阵》中首列补阵，制新方29首，且以大补元煎、左归饮为群方之冠。在立方选药方面，张氏认为：“凡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黄芪之属是也：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是也；阳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干姜之属是也；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药、生地之属是也[1]。”然补阵29方中，张氏最常用人参与熟地。曾说：“凡诸经之阳气虚者，非人参不可；诸经之阴血虚者，非熟地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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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氏还认为人体阴、阳、气、血之间存在相互滋生转化的关系。明确指出：“其有气因精而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且又有阳失阴而离者，不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水失火而败者，不补火何以
垂寂之阴?[1]”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的重要理论，且倡导精气并补之法。如其所制名方左归丸，本为治真阴肾水不足不能滋养营卫，渐至衰弱之证而设，但在大队补阴剂中配伍鹿胶、菟丝子等温补之品，使“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名方大补元煎，方中以人参、山药、甘草等补气，熟地、当归、枸杞等养血，寓气血互生于一炉，不失为“回天赞化，救本培元”之第一要方。张氏对于补剂的应用，不仅广泛用于虚证，更有意义的是，对虚实夹杂之证，也主张以扶正为要，从而达到祛邪目的。如积聚病证，别有卓见地提出“养正积自除”[1]的论点，认为“凡脾肾不足及虚弱失调之人，多有积聚之病。……若此辈者，无论其有形无形，俱当察其缓急，皆以正气为主。[1]”故在《景岳全书.杂证谟》“积聚”篇中，主张用其创制的新方养中煎、暖肝煎、何人饮等扶中、暖肝、补气血之方，使“主气日强，经气日通，则积痞自削”。这对目前临床上广泛应用益气、扶脾、补肾等扶正固本之方药治疗中、晚期肿瘤及肿瘤经手术、放疗之后的患者有一定指导意义。另如一些虚人外感寒邪之疾，明代前的医家多宗《伤寒论》之麻附细辛汤诸方，取其助阳解表。而景岳在长期临证中，认识到“伤寒一症，惟元气虚者为重，虚而不补，何以挽回”[3]。主张以温补之法来托散表邪，从而创制了新方理阴煎。粗看此方，并无表散之药，但细析之，因阴根于阴，汗液生化于血，方以熟地、当归补阴养血，干姜温散，炙草和中，诸药相配，实收到峻补托散之功。这种温补托邪之法，诚补前人之未备，可谓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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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伍精专，注重升降
景岳新方186首，其中许多之所以至今犹为临床医家所习用，与其配伍之严谨，用药之精专分不开的。
张氏曾在《景岳全书.论治篇》中曰：“宁师仲景，不敢宗东垣[1]。”因“东垣之方，有十余味及二十余味者，此其用多之道，诚自有意[1]。”然“正恐未得其精，先得其隘，其失也，岂止一方剂也[1]。”仲景之方，因“精简不杂，至多不过数味，圣贤之心，自可概见[1]。”所以易领悟而掌握。在仲景的影响下，张氏制方用药极力主张以精一为贵，指出“凡施治之要，必须精一不杂，斯为至善。[1]”又曰：“诊病者，必须先探病本，然后用药……既得其要，但用一味两味便可拔之，既或深固，则五六味、七八味亦已多矣。然虽用至七八味，亦不过帮助之，导引之，而其意则一。[1]”统计所制的186首新方，共用药1201味次，平均每方不足7味，其中5味以下的就有58首，占20%，多数在6～8味之间，占近47%，方精药简，于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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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药物选用与配伍上又自成格局。首先，药物主张以纯投为原则。张氏对那些遇证便茫无定见，用广络原野之术乱投杂药者极为反对，而强调“确知为寒，则竟散其寒，确知为热，则竟清其热，一拔其本，诸症尽除矣。[1]”在病情“确知”的前提下，一般用补不兼泻，用温不兼寒，以纯投为要。如大分清饮，为积热闭结于膀胱，小便不利而制，方中配用了
茯苓、泽泻、栀子、枳壳、车前、木通泻热利湿之祛邪药，以使纯而不杂，专而有力。另如左、如归丸、举元煎、贞元饮、抽薪饮等方，均是在“确知”的前提下，分别投以或升或补或寒或攻或温之药，以升提下陷，补其不足，损其有余，清其火热，消其瘀热。但临床所见病证往往是错综复杂，为此，张氏并非拘一不变，抱任何偏见，如说“若必不得已而用行中之补，补中之行，是亦势所当然。在他自制的方中同样也有不同性质的药物并用者，如玉女煎的熟地与石膏补清并用者；芍药枳术丸中白术与枳实消补兼施的；针对复杂的病情，同样创制了兼治新方。但观其所有新方，总的还是以纯投者为多。其次，组方重视药物的升降与动静。张氏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指出：“气味有阴阳，阴者降，阳则升；阴者静，阳者动……。”曰“气味之动静，静者守而动者走，走者可行，守者可按。”再结合其临证，将气味之阴阳、升降、动静理论应用于制方用药上，深有体会地阐明：“凡制方用药乃医家开手作用第一要着，……使不知气味之用，必其药味未精，不能取效，何神之有?[1]”且“用药之道无他也，惟在精其气味，识其阴阳，则药味虽多，可得其要矣”[1]。析其新方，配伍均有规律性特点，既重升降，又重动静。如济川煎，方中用了甘咸酸温的肉苁蓉以温肾益精，暖腰润肠；味甘而重的当归养血和血，润肠通便；苦而微寒的枳壳下气宽肠以助通便；甘寒之泽泻渗利水湿；苦酸而平，性善下行的牛膝补肾强腰。然在沉降的众药中，张氏巧妙地配用一味升举清阳之升麻，使清阳升，浊阴降，同时又防止了诸药过于润下而伤正之弊，为虚损便秘，势有不得不通却又不耐攻下者的治疗另辟了蹊径。又如四味回阳饮是治元阳虚脱，危在顷刻病证的新方，方中用了大辛大热能振奋心肾之阳，通行十二经之“走而不守”的附子与辛热温脾阳的“守而不走”的干姜相配，一走一守，动静结合，脾肾并治，相辅相成，使疗效既迅速又持久。, http://www.100md.com
5 灵活加减，规矩井然
张氏创制新方，不仅配伍严谨，用药精专，且运用灵活，能通过不同的药物加减组成许多新方，从而体现《新方八阵》又一特色。具体表现在：
精通古方方义，加减另成新方在张氏制方善于借鉴古方，然守法严而不拘，变法活而不乱，在掌握古方的基础上，对古方进行巧妙的增损变化，又另成新方，此在新方中占有一定比例。如前人立二陈汤，主要针对脾虚所致湿痰证而设，对于胃寒所致的寒痰证，张氏认为此病变虽在胃，然脾胃相因，治疗则在燥湿化痰、理气健脾的同时，再予以温中和胃即可，乃在二陈汤的基础上，加了温中散寒之干姜以求本；化湿醒脾，行气和胃之砂仁以调脾胃，而成和胃二阵煎，药虽二味之加，然药证相符，为胃寒生痰者创了新方。另如对于精气二虚者，张氏主张纯补，基于这一认识，在益气补脾、滋阴润肺的琼玉膏中去了渗利耗阴之茯苓，另创了著名的两仪膏。
新方经过加减，又出另一新方 张氏善于变通古方，另创新方，而对自己所创的新方，更是了如指掌，经适当加减化裁，又另创其他新方，这在新方中也占相当比例。如正柴胡饮减去防风、生姜，加黄芪、生地，成为一柴胡饮，以解表邪，去内热，治感受风寒而兼内热者；减去防风、芍药，加半夏、细辛、厚朴，成为二柴胡饮，以疏风退热，温经发散，治感受寒胜为病者；减去防风，加当归，成三柴胡饮，以养血和营、解表散寒，治感受风寒而阴血不足者。根据表证的不同兼挟增损变化成为10多首柴胡饮类方。它如参姜饮，五物煎类方等亦如此衍变而成，构成了《新方八阵》特有的“类方”体系。探讨其间的衍变关系、结构及主治异同，对临床应用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是研究景岳新方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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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后加减变化，扩大应用范围 景岳通过对方剂药物的加减化裁，不仅构成了许多新方，而且为了适应更多病证，使医者灵活掌握。在186首方中，竟有122首方后列举了加减方法，即“凡各方下之多附加减等法”。构成了《新方八阵》另一特点，具体加减之法，既有根据兼挟症状的病因病机，又斟酌病情之轻重缓急，以使勿失于药轻证重，或药重证轻之偏颇，如约阴煎之加减法；同时还根据疾病不同部位，而加入与该病相适应的具有归经或引经的药，如小分清饮之加减法。另外又根据邪正虚实标本而加减，如芍药枳术丸之加减。
张氏对药物的加减，有如此活泼的构思法，不仅反映了他对药物研究用心之良苦，更重要的是启发我们对待前人之方，在立法上要掌握制方之理，在选药时能通权宜之变。既执持，又圆活，是我们今天继承、研究和临床应用古代方剂的一个重要原则。
参考文献
[1] 张景岳.景岳全书.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1201,974,990,990，974,974,407,407,36,37,37,37,36,36,36,33,33
[2] 张景岳.类经图翼.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5：444
[3] 朱曾柏.张景岳学术思想评述.绍兴中医 1982；(2):11
(收稿日期 1998—07—19 修回日期 1998—10—18),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