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医学的构建与发展
作者：李成卫 王庆国
单位：李成卫(北京出版社科学技术编辑部 北京 100011)；王庆国(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 100029)
关键词：中医学；构建；发展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990401 世纪之交，中医学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发展方向问题。然而，讨论当前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必须首先明确它的形成过程，即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医学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为此，本文在分析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分别在先秦两汉、唐宋及金元以后等三个阶段同步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力求把握决定中医学发展的内外因素，并以之为依据，分析当前中医学发展的基本特征。
1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同步发展的过程
任何一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均是应用其文化母体所提供的方法，以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必然是不断地用当时能够提供的方法解决所面临问题的过程。这在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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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先秦两汉的“形上”宇宙模型与“形下”人体模型
“形上”与“形下”。所谓“形而上”，即在形象之上，这里指规律的、共性的、抽象的、没有具体事物对应的概念，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简称为“形上”；“形而下”，即有形象的事物，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简称为“形下”。这两个概念，分别与“有”和“无”相对应，是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用以分析问题的基本概念，它们多包含于具体学说之中，而未必直接见诸文字。本文使用“形上”与“形下”这两个概念，取其强调规律与具体实物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便于说明中医学的特点及与现代医学的差异。
1.1.1 先秦两汉各家哲学本体论与“形上”的宇宙模型
本体论，即用思辩方式探寻世界本原与存在方式的理论，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万物产生于“水”的水说，毕达哥拉斯万物产生于“数”的数说以及德莫克利特的原子论等。在中国的先秦哲学中，阴阳说、精气说、道说、太极说等均是本体论，又因为东西方哲学中，本体与现象关系不同，故张岱年氏认为中国的本体论当称为本根论，此不详论。本体论是一切哲学必有的成分，相当于世界观。本文使用本体论这一概念，系因其强调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与“形上”和“形下”相应，便于说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的共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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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讨论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认为本体产生现象，并决定现象的变化规律。如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论述中，道是产生万物的本体，阴阳合和是万物的变化规律。现在看来，这种通过思辨建立起的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从普遍现象中推导出作为共性的单一，再把这单一看成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规律。所以这里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逻辑关系，其过程如冯友兰氏所说是“逻辑上的先后”，而非“时间或事实上的先后”。即这里的本体是“形而上”的。
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在讨论万物的产生、构成与变化时，实际上分别给出了各自的描述宇宙发生和运转的模型。其中，有明确论述的如阴阳家在《尚书.洪范》和《吕氏春秋》所讲的五行学说，给出一个时空同构的宇宙模型，试图用这个模型，既从时间，又从空间解释自然现象以及它们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又如早期无名的儒家学者在《易传》中用阴阳学说解释宇宙的起源，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荡而万物生”，试图用乾坤结合而产生其余六卦象征阴阳结合产生万物的过程，实际上给出了宇宙发生与运转的宇宙模型。二者渐渐融合，到东汉董仲舒将二者合为一体，大致为以阴阳为宇宙产生的根源，是宇宙的动力模型；以五行为宇宙的结构，是其结构模型。其他如精气说、道说等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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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宇宙模型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其结构模型的元数不同。一元的模型如精气说；二元模型如阴阳说，也可以演化为四元的四象、八元的八卦等；三元的模型如三才说，即老子所谓“冲气以为和”；五元模型即五行学说。这些学说在产生之初彼此独立，到东汉董仲舒阴阳说与五行说才较完善的结合，成为“二元五构”的复合模型。
总之，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实际上是概括了现象变化规律的“形上”的宇宙模型。
1.1.2 《黄帝内经》“形上”人体模型的建立
到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积累的医学知识同其他科目一样均待整理，以建立较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至此，真正的中医学开始形成和发展，首先是《黄帝内经》的完成。
笔者认为，《黄帝内经》的主要成就在于，它是使用先秦哲学本体论所提供的方法论，建立与宇宙模型同构的“形上”人体模型的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之前，由直接观察所得的医学资料，以大体解剖所能见到的实物性人体模型为核心，如五脏之中，“心”是一个象形字，它不仅表现出心脏的外形，也表现了心脏的内部结构，心房和心室在字形上明确可见；而肝脾肺肾等字，它们共有表意的“月”，就表明它们都是机体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性器官。自《黄帝内经》之后，人体模型开始走向形而上。其大致过程为：医学家使用当时的哲学本体论(即世界观)所提供的方法论，分析当时积累的医学知识，建立与宇宙模型同构的“形上”人体模型。主要有阴阳模型、五行模型、三阴三阳模型等几个。如阴阳模型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清楚看到一个明显的从论天到论人，再分类现象、分析疾病、指导诊断、养生或针灸治疗的过程。《黄帝内经》其后各篇中，阴阳多用来分析与疾病相关的现象，很少涉及纯粹的天地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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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模型及三阴三阳模型等也是“形上”的。如《六节脏象论》讲“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脏”，即讲五脏的根本特性是其五行特性。与阴阳、三阴三阳模型不同的是，五脏都有实物原型，而且它们的功能也包括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内容，如心主血脉、肺主气、肝藏血、脾主运化以及肾主藏精主水主生殖等。这是容易把中医学的脏腑误解为解剖器官的原因。然而，《内经》中五脏更多的是超越其解剖形象的功能，如心主神明、肺宣发卫气和通调水道、肝疏泄、肾纳气、脾统血，以及五脏藏神、外应五体、五官、五声、五色等。
与先秦哲学多样的宇宙模型一致，《内经》中的人体模型也具有多样性。首先，“形上”人体模型具有多样性。在《内经》中，阴阳、脏腑、三阴三阳等模型是相互独立的。阴阳模型与后二者的关系较明确。而三阴三阳模型中三阴三阳应于脏腑，脏腑模型中脏腑应于三阴三阳经络，故二者容易混淆。实际上，《内经》中脏腑模型是五行的人体模型，脏腑之间为五行生克，它是一个五元的模型；三阴三阳模型是阴阳模型在数量和层次上再分而成，六者次序多样，关系由标本中气等学说分析，它是一个六元的模型，二者根本不同。如同是分析热病的定位与传变，《热论》用三阴三阳模型，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传变次序；而《刺热篇》用脏腑模型，用五脏给热病命名、定位，强调热病以五脏相克的次序传变。其次，《内经》中还保留了许多“形下”的人体模型。如《阴阳应象大论》讲邪气的传变次序：“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这里，从皮毛到五脏，按人体从里到外的次序空间排列，显然是一个“形下”的实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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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面对大量的人体生理病理等生命现象，中医学并没有走向现代医学深入器官水平以下寻求内在实物过程的道路；相反，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它自然选择了把握外在现象共性与规律的道路。寻求共性和统一是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同步走向“形而上”的根本原因。这里，“形上”与“抽象”含义相同，而抽象与统一是一个完整概念的两个方面。所谓抽象与统一，就是把不同对象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抽象出来，作为更高一层的对象加以研究，从而把原来许多不同的对象统一起来，求得共同的本质的规律。为了统一就必须抽象，有了抽象就能统一，并能扩大对象的范围。《黄帝内经》对于中医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建立丰富的“形而上”的人体模型，完成了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初步的抽象和统一，从而把握了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规律，并作为内核在以后的发展中延展扩大。
然而，《黄帝内经》中人体模型与先秦哲学的宇宙模型都具有多样性，这就决定了二者需要进一步对其多样的模型进行抽象和统一。到宋后，宋明理学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宇宙模型；与之相应，中医学通过金元时期的发展，也建立了相对统一人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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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汉唐宋时期，中医药物治疗学的形成与发展
1.2.1 《伤寒杂病论》“形上”人体模型与中医药物治疗学的形成
《伤寒杂病论》是使用阴阳五行等理论分析疾病的第一部药物治疗学著作。其以三阴三阳的人体模型分析外感疾病，大致用脏腑模型分析杂病，是第一部使用“形上”人体模型的药物治疗学著作。即从《伤寒杂病论》开始，中医药物治疗学才走向“形而上”的道路，而最终成为一门学科。而《黄帝内经》与《神农本草经》，前者主要是一部针灸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是建立“形上”人体模型，以供给后世提供分析疾病使用，其中具体的药物学知识很少；后者，是对汉代以前药物治疗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虽然它对药物的性味功用以及药物的“七情”和君、臣、佐、使等配伍法则的总结对后世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因为它使用的是“形下”的、实物性人体模型，故而它仅属于经验总结的范围，未能成为一个学科。
与《内经》相同，《伤寒杂病论》中的人体模型也具有多样性。首先，“形上”模型的多样性。《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三阴三阳模型与脏腑模型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模型，即《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与脏腑学说基本无关。其次，《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还有一个少为人注意的“内外”的人体模型，它是一个实物性的(即“形而下”)人体模型。外，是包括四肢、九窍等在内的体表；内，即是腹部以及胸、腹腔内的脏腑。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躯体部位(《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大量使用这个人体模型分析症状、分类疾病的内容，此不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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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伤寒杂病论》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医药物治疗学走向“形而上”道路的第一步。然而，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并由于其人体模型具有多样性，还不能完全起到“方—证”中介作用，从而决定了中医药物治疗学的人体模型需要进一步走向“形而上”。
1.2.2 《伤寒杂病论》以后，中医药物治疗学的发展状况
讨论汉唐乃至宋末这一时期中医药物治疗学的发展方向，必须首先弄清《内经》中“形上”人体模型在《内经》的针灸治疗学与《伤寒杂病论》以及其后的药物治疗学之间的差异。在《内经》中，五脏与三阴三阳均与体表循行的经络相对应，这两个模型比较容易起到从病症到针灸穴位选择之间的中介作用。对一个病症的处理，可以根据其所在躯体部位、脏腑或三阴三阳归属以及上下、左右异取的治则，选择针灸治疗的方案，其关键在于症状与穴位均以人的躯体为基础。然而，药物治疗学则不然。由于药物的作用部位不明确，《伤寒杂病论》中的人体模型并不能完成由症状到方药的逻辑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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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药证中介人体模型的条件。能够作为“方药—证候”中介的人体模型，应当具备在由症状舌脉等推导出特定的人体模型(即证)后，可以再由这个特定的人体模型(即证)推导出治疗用的方药。《内经》大抵建立了由症状舌脉等推导出特定的人体模型的基本原则和操作过程，但是，由特定的人体模型推导出治疗用的方药则需要一个完善的能够进行方药定位的人体模型。建立这样一个人体模型，需要把握方药作用于病证的普遍规律。由于方药的定位、定性由其所治疗的病证决定，因而，只有在大量方证的基础上才能把握这一规律。同时，因为人体病症变化与方药的作用十分复杂，因而要求人体模型进一步抽象统一。这一要求决定了中医学在汉唐以及汉唐以后各时期的发展方向。
汉唐及宋代，中医学主要的发展在于积累了大量的方证。如这一时期的医著主要是方书和本草，其中方书从晋唐的《肘后方》、《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到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及《圣济总录》，方剂积累了数万首。不管这些方剂的组成是否有理论指导，但是，在这些方书中，它们最后的结果是表现为症状与方药对应的方证形式。而这些方证则是中医学在宋后大发展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在汉唐及宋代，中医学主要的发展在于治疗经验的积累。难怪当代中医学家秦伯未说：“汉唐时期，鲜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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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元以后，走向统一的宇宙模型与人体模型
1.3.1 宋明理学，走向统一的宇宙模型
宋明理学家的主要工作，是论证先秦诸家建立宇宙模型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建立较为统一的宇宙模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周敦颐给出的宇宙模型。周氏在《太极图说》中给出一张图，并加上自己的解释，以说明宇宙演化与运转的过程。实际上周氏的《太极图说》是在董仲舒“二源五构”模型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一元的模型，即形成一个“一源、二动、五构”的宇宙模型。这个模型以其对称与平衡的特性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而对中医学的影响也就最大。如《医宗金鉴》就把它的内容编为歌诀供后人学习。
1.3.2 金元以后，走向统一的人体模型
金元时期，中医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其主要成就有三个，一是以汉唐时期积累的方证为基础，建立了作为“症状—方药”中介的人体模型；二是建立与宋明理学宇宙模型同构的人体模型；三是以“症状—方药”的人体模型为基础，建立了温病学以及中医学各科疾病治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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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作为“症状—方药”逻辑中介的人体模型的建立
其主要工作是由张元素以及金元四家完成。张元素创药物归经理论，实际上给出了能够进行药物定位的人体模型；又其《藏府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以药物与病机相应，基本建立了作为“症状—方药”中介的人体模型的雏形。后经李东垣、朱丹溪等的发展，基本确立了具有进行症状分析与药物作用分析两个功能的人体模型。
简单讲，作为“症状—方药”逻辑中介的人体模型，应该具备从病人表现症状推导治疗应用方药的逻辑中介的作用，即它同时具有症状的定性定位和方药的定性定位的功能，而且二者具有相关性。它表现为，症状有病机，药物有方解，二者结构相同。如半夏泻心汤证，病机是中焦脾胃升降失调、寒热互结导致痰饮阻滞，而药物的作用则包括寒热并用、协调升降和涤痰逐饮几个方面。
所以讲作为“症状—方药”逻辑中介的人体模型到金元时期才真正建立，有三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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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第一个依据病机是组成的方剂在这个时期出现。张元素《医学启原》中当归拈痛汤，是被报道的现存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依据病机组成的方剂。此后，李东垣、朱丹溪等依据病机组成了大量的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越鞠丸等，至今在临床上仍被广为使用。
1.3.3.2 这个时期，出现了第一部注解方剂作用机制的专著。它是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药方论》。此后有明朝吴昆的《成方切用》、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直到今天的本科方剂教材。
1.3.3.3 对《伤寒论》的注解开始在这个时期。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是第一部注解《伤寒论》的著作。到明清，《伤寒论》的注解达到鼎盛时期。《伤寒杂病论》有方无论，注解这样一部著作，需要既能解释病症发生机制又能解释药物作用原理的知识体系，即需要一个能够充当“症状—方药”逻辑中介的人体模型。只有具备了能够充当“症状—方药”逻辑中介的人体模型，才能对病症和方药的关系作出相应的解释，即病症发生与方药作用具有相同的机制。当然，这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如成无己对半夏泻心汤证病机与药物配伍的论述，只讲清了药物配伍关系对病机的调整作用，而二者并不是一一对应。大致到清.柯韵伯才从寒热互结的病机与寒热并用的配伍关系的角度注释该汤证。反之，在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之前的伤寒著作，如朱肱的《类证活人书》，只是在原著基础上添加方证，而不给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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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命门学说—与“一源、二动、五构”的宇宙模型同构的人体模型
命门学说，大致成熟于明清，强调命门为人身阴阳之源，为不可分的水火。命门与周敦颐“一源、二动、五构”的宇宙模型中的“太极”相应，而接替了肾在《内经》中主生殖的功能，从而形成“一源、二动、五构”的人体模型。
总之，在几千年发展史中，中医学始终与母体文化同步发展。根据人体模型的不同，这里把中医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先秦时期到《黄帝内经》时代，这一时期，人体模型完成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飞跃，并开始指导针灸、养生等医疗活动；第二阶段，从《伤寒杂病论》的出现到张元素、金元四家以前，人体模型具有“形下”与“形上”并列以及“形上”模型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第三阶段，从金元时期至今，人体模型开始走向统一，脏腑模型逐渐成为主体。其中，三个阶段的医学特点分别与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一致。
2 当代中医学现代科学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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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世纪至今，以现代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主体。在中国也是如此。与之相应，中医学也开始向现代科学转变。本节试在比较中医学、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科学差异的基础上，评述当今中医学的发展状况，并探讨当今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2.1 现代科学的两个特征
简言之，现代科学以客观世界实体物质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认识目的，以公理化的逻辑体系为表现形式。前者为世界观，后者为方法论，二者辩证统一。
2.1.1 “形下”的宇宙模型与人体模型
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于天文学的巨大进展。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今天史蒂芬.霍金宇宙理论，这些学说中所建立的宇宙模型与中国古代哲学“形上”的宇宙模型不同，都是“形下”的实物性的模型。而且，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把这个世界构建成一个包括大至天体、小至基本粒子的“形下”的宇宙模型。与之相应，现代医学所建立的人体模型也是“形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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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公理化的逻辑体系
现代研究表明，科学从表现形式上看，它是一个逻辑语句系统，即科学是一个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所谓公理化方法，就是以尽可能少的原始概念和不加证明的公理作为基础，利用逻辑推理来建立演绎的科学理论。它由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里首创，又由希尔伯特在1899年出版的《几何基础》中完善，最终成为现代公理化的方法。希尔伯特的现代公理化的方法明确提出公理系统的三大要求，即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二十世纪以来，数学家们以希尔伯特的几何公理化的体系为楷模，为各个数学分支建立公理化的体系。而科学理论的数学化又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因而，讲科学是一个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是不证自明的。如经典力学、热力学、量子力学等都借鉴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有一点需要说明，现代科学的这两个特征是与中医学及中国古代哲学比较所得到的相对特征。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其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性，因而事物的特征具有相对性。这里主要是讨论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的相互关系，故提出这两个特征以示为中医学的区别。一般所讲现代科学具有追求实证与精确的特征，在这里就不适合。因为现代科学的追求实证与精确的特征，是讲现代科学在形成的早期对宗教神学和旧科学的否定，它是现代学科相对于宗教神学和旧科学特征，与中医学没有关系。而且，虽然表现不同，中医学有它自己的实证与精确，这是不容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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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代中医学现代科学化的历程
至少到今天，中医学还不是一门现代科学。理由有二：一是中医学至今没有公理化的表现形式；二是中医学的人体模型具有“形而上”的特点。然而，近百年来，中医学始终没有停止向现代科学的转变。
2.2.1 学科表现形式的公理化
学科表现形式的公理化是当代中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
明确中医学学科的公理化的历程，要首先明确一个学科的内容、方法与公理化结构的关系。简单讲，学科的内容决定其方法，学科的方法决定其结构。
2.2.1.1 模仿西医学的大体结构进行学科的结构调整
由于中医办学编写教材的需要，或许是为了证明中医学与西医学一样也是科学，大致在建国前后，出现了一批名为“中医生理学”、“中医病理学”及“中医药理学”的专著。这样分科方法显然不适合中医学的要求。发展到今天，中医学本科五科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诊断学和内科学)的分科方法基本确定。但是，这套教材仍然存在缺陷，很多问题依然争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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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对中医学方法论特点的研究
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医学方法论的特点，大致起始于六十年代，至今兴盛未衰。主要以系统论为主，近两年来，模型的方法研究也较多。
笔者以为这方面的探索也不会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论研究对中医学方法论特点，这不符合一个学科方法论产生的基本过程。一个学科方法论产生的基本过程大致为：①把需要解决的现象或实践要求解决的问题上升为科学的命题；②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模式；③论证某一成功的方法的普遍性；④应用具有普遍性的方法重新构建学科的结构。即内容决定方法，方法决定结构；有什么样的方法，就有什么样的结构。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的巨大差异，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科学方法论一定不适合于中医学。这里讲的“不适合”主要是指现代科学方法论不会是能够把中医学公理化的根本方法，并不是根本不能用。
笔者认为，中医学真正的公理化需要按照一个学科方法论产生的基本过程，根据自己研究内容的特点，提出自己的问题，发现自己的方法，再用自己的方法构建自己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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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直接对中医学逻辑学特点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也不少。笔者以为，在中医学自己的方法论彻底阐明之前，这个问题不会有定论，故而不在此详论。
2.2.2 实物性人体模型的寻找与建立
当今的中医学已经被“形下”世界包围，它无论是为了达到各种“形下”的标准，还是自己证明自己是一门科学，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医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实验研究。
2.2.2.1 脏腑与证实质研究中存在的误区
由上节可知，脏腑与证均为“形上”的人体模型，是对多个方证的抽象和统一。而每个方证都有各自的实物过程，因此，脏腑与证决不会与某一个特定的实物过程相对应。如水果是苹果、鸭梨、香蕉等各种水果的总称，是对各种水果的抽象和统一，因而我们就不可能找到能够代表所有水果的实物状态。这似乎是一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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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实质?对于一个学科，其“形下”的研究对象(一类现象)与“形上”的目标模型相对应(现象的规律)，二者互为“实质”。对于中医学来说，研究对象是方证，目标模型是阴阳、五行以及八纲、六淫、脏腑等辨证体系，即脏腑、证的实质是方证；对于西医学来说，研究对象是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等多层次的事物性的人体，“形上”的目标模型是各自相应的数学模型。这样，两个医学体系对同一过程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只能是相互对应，没有互为实质的关系。这可能是近来对于中医学实验研究产生争议的内在原因。笔者认为，中医学进行实验研究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必须清楚认识中医学进行实验研究的结果与中医学原有理论的关系，即二者仅为同一过程在两种不同体系中的认识结果，并没有互为实质的关系。明确这一问题对于当前中医学基础研究十分重要。
2.2.2.2 中医学“形下”的走向当从“方证”入手
如上，脏腑与证是对多个方证的抽象和统一，那么，要把握脏腑与证的“实质”(即实物过程)，就必须把每一个方证的“实质”搞清楚。这样才有可能发现脏腑与证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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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方药药理药效学研究的结果属现代医学的内容，与中医学无关。因而，按病机拆方研究方剂药物的配伍规律也许是一个突破点。因为，这样拆方研究，不但可能揭示方剂药物的配伍规律，而且还可能以此揭示“形上”病机的实物过程。
结语：纵观中医学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看到，中医学始终与社会文化同步发展。今天，中医学向现代科学转变，也是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与其共同现代化的历史必然。然而，中医学必竟源于东方传统文化，而现代科学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中医学现代化必然要面对东西方两种文明体系的差异与冲突，需要解决太多的疑难问题，其中争议和错误不可避免。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奋斗，既要百家争鸣，又要团结向上。只有这样，中医学才能摆脱困境，走向辉煌。
(收稿日期 1998—10—25 修回日期 1999—02—16),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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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医学；构建；发展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990401 世纪之交，中医学面临的最重大问题是发展方向问题。然而，讨论当前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必须首先明确它的形成过程，即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中医学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为此，本文在分析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分别在先秦两汉、唐宋及金元以后等三个阶段同步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力求把握决定中医学发展的内外因素，并以之为依据，分析当前中医学发展的基本特征。
1 中医学与中国古代文化同步发展的过程
任何一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均是应用其文化母体所提供的方法，以解决自己内部的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必然是不断地用当时能够提供的方法解决所面临问题的过程。这在中医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表现的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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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先秦两汉的“形上”宇宙模型与“形下”人体模型
“形上”与“形下”。所谓“形而上”，即在形象之上，这里指规律的、共性的、抽象的、没有具体事物对应的概念，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简称为“形上”；“形而下”，即有形象的事物，所谓“形而下者谓之器”，简称为“形下”。这两个概念，分别与“有”和“无”相对应，是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用以分析问题的基本概念，它们多包含于具体学说之中，而未必直接见诸文字。本文使用“形上”与“形下”这两个概念，取其强调规律与具体实物之间的相互对应关系，便于说明中医学的特点及与现代医学的差异。
1.1.1 先秦两汉各家哲学本体论与“形上”的宇宙模型
本体论，即用思辩方式探寻世界本原与存在方式的理论，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的万物产生于“水”的水说，毕达哥拉斯万物产生于“数”的数说以及德莫克利特的原子论等。在中国的先秦哲学中，阴阳说、精气说、道说、太极说等均是本体论，又因为东西方哲学中，本体与现象关系不同，故张岱年氏认为中国的本体论当称为本根论，此不详论。本体论是一切哲学必有的成分，相当于世界观。本文使用本体论这一概念，系因其强调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与“形上”和“形下”相应，便于说明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的共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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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讨论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认为本体产生现象，并决定现象的变化规律。如老子《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论述中，道是产生万物的本体，阴阳合和是万物的变化规律。现在看来，这种通过思辨建立起的本体与现象之间的关系，不过是从普遍现象中推导出作为共性的单一，再把这单一看成现象产生的原因和规律。所以这里的“产生”实际上是一种逻辑关系，其过程如冯友兰氏所说是“逻辑上的先后”，而非“时间或事实上的先后”。即这里的本体是“形而上”的。
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在讨论万物的产生、构成与变化时，实际上分别给出了各自的描述宇宙发生和运转的模型。其中，有明确论述的如阴阳家在《尚书.洪范》和《吕氏春秋》所讲的五行学说，给出一个时空同构的宇宙模型，试图用这个模型，既从时间，又从空间解释自然现象以及它们与人类行为的关系；又如早期无名的儒家学者在《易传》中用阴阳学说解释宇宙的起源，即“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相荡而万物生”，试图用乾坤结合而产生其余六卦象征阴阳结合产生万物的过程，实际上给出了宇宙发生与运转的宇宙模型。二者渐渐融合，到东汉董仲舒将二者合为一体，大致为以阴阳为宇宙产生的根源，是宇宙的动力模型；以五行为宇宙的结构，是其结构模型。其他如精气说、道说等基本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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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宇宙模型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其结构模型的元数不同。一元的模型如精气说；二元模型如阴阳说，也可以演化为四元的四象、八元的八卦等；三元的模型如三才说，即老子所谓“冲气以为和”；五元模型即五行学说。这些学说在产生之初彼此独立，到东汉董仲舒阴阳说与五行说才较完善的结合，成为“二元五构”的复合模型。
总之，中国古代哲学的本体论实际上是概括了现象变化规律的“形上”的宇宙模型。
1.1.2 《黄帝内经》“形上”人体模型的建立
到先秦时期，中国古代积累的医学知识同其他科目一样均待整理，以建立较为系统化的知识体系。至此，真正的中医学开始形成和发展，首先是《黄帝内经》的完成。
笔者认为，《黄帝内经》的主要成就在于，它是使用先秦哲学本体论所提供的方法论，建立与宇宙模型同构的“形上”人体模型的第一部医学著作。《黄帝内经》之前，由直接观察所得的医学资料，以大体解剖所能见到的实物性人体模型为核心，如五脏之中，“心”是一个象形字，它不仅表现出心脏的外形，也表现了心脏的内部结构，心房和心室在字形上明确可见；而肝脾肺肾等字，它们共有表意的“月”，就表明它们都是机体里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性器官。自《黄帝内经》之后，人体模型开始走向形而上。其大致过程为：医学家使用当时的哲学本体论(即世界观)所提供的方法论，分析当时积累的医学知识，建立与宇宙模型同构的“形上”人体模型。主要有阴阳模型、五行模型、三阴三阳模型等几个。如阴阳模型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清楚看到一个明显的从论天到论人，再分类现象、分析疾病、指导诊断、养生或针灸治疗的过程。《黄帝内经》其后各篇中，阴阳多用来分析与疾病相关的现象，很少涉及纯粹的天地自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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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腑模型及三阴三阳模型等也是“形上”的。如《六节脏象论》讲“所谓得五行时之胜，各以气命其脏”，即讲五脏的根本特性是其五行特性。与阴阳、三阴三阳模型不同的是，五脏都有实物原型，而且它们的功能也包括直接观察所得到的内容，如心主血脉、肺主气、肝藏血、脾主运化以及肾主藏精主水主生殖等。这是容易把中医学的脏腑误解为解剖器官的原因。然而，《内经》中五脏更多的是超越其解剖形象的功能，如心主神明、肺宣发卫气和通调水道、肝疏泄、肾纳气、脾统血，以及五脏藏神、外应五体、五官、五声、五色等。
与先秦哲学多样的宇宙模型一致，《内经》中的人体模型也具有多样性。首先，“形上”人体模型具有多样性。在《内经》中，阴阳、脏腑、三阴三阳等模型是相互独立的。阴阳模型与后二者的关系较明确。而三阴三阳模型中三阴三阳应于脏腑，脏腑模型中脏腑应于三阴三阳经络，故二者容易混淆。实际上，《内经》中脏腑模型是五行的人体模型，脏腑之间为五行生克，它是一个五元的模型；三阴三阳模型是阴阳模型在数量和层次上再分而成，六者次序多样，关系由标本中气等学说分析，它是一个六元的模型，二者根本不同。如同是分析热病的定位与传变，《热论》用三阴三阳模型，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为传变次序；而《刺热篇》用脏腑模型，用五脏给热病命名、定位，强调热病以五脏相克的次序传变。其次，《内经》中还保留了许多“形下”的人体模型。如《阴阳应象大论》讲邪气的传变次序：“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这里，从皮毛到五脏，按人体从里到外的次序空间排列，显然是一个“形下”的实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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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条件限制，面对大量的人体生理病理等生命现象，中医学并没有走向现代医学深入器官水平以下寻求内在实物过程的道路；相反，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它自然选择了把握外在现象共性与规律的道路。寻求共性和统一是中医学与中国古代哲学同步走向“形而上”的根本原因。这里，“形上”与“抽象”含义相同，而抽象与统一是一个完整概念的两个方面。所谓抽象与统一，就是把不同对象中共同的、本质的东西抽象出来，作为更高一层的对象加以研究，从而把原来许多不同的对象统一起来，求得共同的本质的规律。为了统一就必须抽象，有了抽象就能统一，并能扩大对象的范围。《黄帝内经》对于中医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它建立丰富的“形而上”的人体模型，完成了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初步的抽象和统一，从而把握了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规律，并作为内核在以后的发展中延展扩大。
然而，《黄帝内经》中人体模型与先秦哲学的宇宙模型都具有多样性，这就决定了二者需要进一步对其多样的模型进行抽象和统一。到宋后，宋明理学建立了相对统一的宇宙模型；与之相应，中医学通过金元时期的发展，也建立了相对统一人体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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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汉唐宋时期，中医药物治疗学的形成与发展
1.2.1 《伤寒杂病论》“形上”人体模型与中医药物治疗学的形成
《伤寒杂病论》是使用阴阳五行等理论分析疾病的第一部药物治疗学著作。其以三阴三阳的人体模型分析外感疾病，大致用脏腑模型分析杂病，是第一部使用“形上”人体模型的药物治疗学著作。即从《伤寒杂病论》开始，中医药物治疗学才走向“形而上”的道路，而最终成为一门学科。而《黄帝内经》与《神农本草经》，前者主要是一部针灸学著作，其主要贡献是建立“形上”人体模型，以供给后世提供分析疾病使用，其中具体的药物学知识很少；后者，是对汉代以前药物治疗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虽然它对药物的性味功用以及药物的“七情”和君、臣、佐、使等配伍法则的总结对后世影响不容忽视，但是，因为它使用的是“形下”的、实物性人体模型，故而它仅属于经验总结的范围，未能成为一个学科。
与《内经》相同，《伤寒杂病论》中的人体模型也具有多样性。首先，“形上”模型的多样性。《伤寒论》、《金匮要略》中，三阴三阳模型与脏腑模型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模型，即《伤寒论》中的三阴三阳与脏腑学说基本无关。其次，《伤寒论》、《金匮要略》中还有一个少为人注意的“内外”的人体模型，它是一个实物性的(即“形而下”)人体模型。外，是包括四肢、九窍等在内的体表；内，即是腹部以及胸、腹腔内的脏腑。它们都是实实在在的躯体部位(《伤寒论》、《金匮要略》中有大量使用这个人体模型分析症状、分类疾病的内容，此不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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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伤寒杂病论》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医药物治疗学走向“形而上”道路的第一步。然而，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并由于其人体模型具有多样性，还不能完全起到“方—证”中介作用，从而决定了中医药物治疗学的人体模型需要进一步走向“形而上”。
1.2.2 《伤寒杂病论》以后，中医药物治疗学的发展状况
讨论汉唐乃至宋末这一时期中医药物治疗学的发展方向，必须首先弄清《内经》中“形上”人体模型在《内经》的针灸治疗学与《伤寒杂病论》以及其后的药物治疗学之间的差异。在《内经》中，五脏与三阴三阳均与体表循行的经络相对应，这两个模型比较容易起到从病症到针灸穴位选择之间的中介作用。对一个病症的处理，可以根据其所在躯体部位、脏腑或三阴三阳归属以及上下、左右异取的治则，选择针灸治疗的方案，其关键在于症状与穴位均以人的躯体为基础。然而，药物治疗学则不然。由于药物的作用部位不明确，《伤寒杂病论》中的人体模型并不能完成由症状到方药的逻辑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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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药证中介人体模型的条件。能够作为“方药—证候”中介的人体模型，应当具备在由症状舌脉等推导出特定的人体模型(即证)后，可以再由这个特定的人体模型(即证)推导出治疗用的方药。《内经》大抵建立了由症状舌脉等推导出特定的人体模型的基本原则和操作过程，但是，由特定的人体模型推导出治疗用的方药则需要一个完善的能够进行方药定位的人体模型。建立这样一个人体模型，需要把握方药作用于病证的普遍规律。由于方药的定位、定性由其所治疗的病证决定，因而，只有在大量方证的基础上才能把握这一规律。同时，因为人体病症变化与方药的作用十分复杂，因而要求人体模型进一步抽象统一。这一要求决定了中医学在汉唐以及汉唐以后各时期的发展方向。
汉唐及宋代，中医学主要的发展在于积累了大量的方证。如这一时期的医著主要是方书和本草，其中方书从晋唐的《肘后方》、《小品方》、《千金方》、《外台秘要》到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及《圣济总录》，方剂积累了数万首。不管这些方剂的组成是否有理论指导，但是，在这些方书中，它们最后的结果是表现为症状与方药对应的方证形式。而这些方证则是中医学在宋后大发展的基础。因此可以说，在汉唐及宋代，中医学主要的发展在于治疗经验的积累。难怪当代中医学家秦伯未说：“汉唐时期，鲜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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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金元以后，走向统一的宇宙模型与人体模型
1.3.1 宋明理学，走向统一的宇宙模型
宋明理学家的主要工作，是论证先秦诸家建立宇宙模型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建立较为统一的宇宙模型。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周敦颐给出的宇宙模型。周氏在《太极图说》中给出一张图，并加上自己的解释，以说明宇宙演化与运转的过程。实际上周氏的《太极图说》是在董仲舒“二源五构”模型基础上，又加上了一个一元的模型，即形成一个“一源、二动、五构”的宇宙模型。这个模型以其对称与平衡的特性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而对中医学的影响也就最大。如《医宗金鉴》就把它的内容编为歌诀供后人学习。
1.3.2 金元以后，走向统一的人体模型
金元时期，中医学有了巨大的发展。其主要成就有三个，一是以汉唐时期积累的方证为基础，建立了作为“症状—方药”中介的人体模型；二是建立与宋明理学宇宙模型同构的人体模型；三是以“症状—方药”的人体模型为基础，建立了温病学以及中医学各科疾病治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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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作为“症状—方药”逻辑中介的人体模型的建立
其主要工作是由张元素以及金元四家完成。张元素创药物归经理论，实际上给出了能够进行药物定位的人体模型；又其《藏府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以药物与病机相应，基本建立了作为“症状—方药”中介的人体模型的雏形。后经李东垣、朱丹溪等的发展，基本确立了具有进行症状分析与药物作用分析两个功能的人体模型。
简单讲，作为“症状—方药”逻辑中介的人体模型，应该具备从病人表现症状推导治疗应用方药的逻辑中介的作用，即它同时具有症状的定性定位和方药的定性定位的功能，而且二者具有相关性。它表现为，症状有病机，药物有方解，二者结构相同。如半夏泻心汤证，病机是中焦脾胃升降失调、寒热互结导致痰饮阻滞，而药物的作用则包括寒热并用、协调升降和涤痰逐饮几个方面。
所以讲作为“症状—方药”逻辑中介的人体模型到金元时期才真正建立，有三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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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第一个依据病机是组成的方剂在这个时期出现。张元素《医学启原》中当归拈痛汤，是被报道的现存文献中最早出现的依据病机组成的方剂。此后，李东垣、朱丹溪等依据病机组成了大量的方剂，如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越鞠丸等，至今在临床上仍被广为使用。
1.3.3.2 这个时期，出现了第一部注解方剂作用机制的专著。它是成无己的《伤寒明理药方论》。此后有明朝吴昆的《成方切用》、清代汪昂的《医方集解》，直到今天的本科方剂教材。
1.3.3.3 对《伤寒论》的注解开始在这个时期。金.成无己的《注解伤寒论》是第一部注解《伤寒论》的著作。到明清，《伤寒论》的注解达到鼎盛时期。《伤寒杂病论》有方无论，注解这样一部著作，需要既能解释病症发生机制又能解释药物作用原理的知识体系，即需要一个能够充当“症状—方药”逻辑中介的人体模型。只有具备了能够充当“症状—方药”逻辑中介的人体模型，才能对病症和方药的关系作出相应的解释，即病症发生与方药作用具有相同的机制。当然，这也需要一个发展过程。如成无己对半夏泻心汤证病机与药物配伍的论述，只讲清了药物配伍关系对病机的调整作用，而二者并不是一一对应。大致到清.柯韵伯才从寒热互结的病机与寒热并用的配伍关系的角度注释该汤证。反之，在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之前的伤寒著作，如朱肱的《类证活人书》，只是在原著基础上添加方证，而不给予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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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命门学说—与“一源、二动、五构”的宇宙模型同构的人体模型
命门学说，大致成熟于明清，强调命门为人身阴阳之源，为不可分的水火。命门与周敦颐“一源、二动、五构”的宇宙模型中的“太极”相应，而接替了肾在《内经》中主生殖的功能，从而形成“一源、二动、五构”的人体模型。
总之，在几千年发展史中，中医学始终与母体文化同步发展。根据人体模型的不同，这里把中医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先秦时期到《黄帝内经》时代，这一时期，人体模型完成从“形而下”到“形而上”的飞跃，并开始指导针灸、养生等医疗活动；第二阶段，从《伤寒杂病论》的出现到张元素、金元四家以前，人体模型具有“形下”与“形上”并列以及“形上”模型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第三阶段，从金元时期至今，人体模型开始走向统一，脏腑模型逐渐成为主体。其中，三个阶段的医学特点分别与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一致。
2 当代中医学现代科学化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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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六世纪至今，以现代科学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世界文明的主体。在中国也是如此。与之相应，中医学也开始向现代科学转变。本节试在比较中医学、中国古代哲学与现代科学差异的基础上，评述当今中医学的发展状况，并探讨当今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2.1 现代科学的两个特征
简言之，现代科学以客观世界实体物质的运动过程和规律为认识目的，以公理化的逻辑体系为表现形式。前者为世界观，后者为方法论，二者辩证统一。
2.1.1 “形下”的宇宙模型与人体模型
现代科学的发展起于天文学的巨大进展。从哥白尼的日心说到今天史蒂芬.霍金宇宙理论，这些学说中所建立的宇宙模型与中国古代哲学“形上”的宇宙模型不同，都是“形下”的实物性的模型。而且，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把这个世界构建成一个包括大至天体、小至基本粒子的“形下”的宇宙模型。与之相应，现代医学所建立的人体模型也是“形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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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公理化的逻辑体系
现代研究表明，科学从表现形式上看，它是一个逻辑语句系统，即科学是一个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所谓公理化方法，就是以尽可能少的原始概念和不加证明的公理作为基础，利用逻辑推理来建立演绎的科学理论。它由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里首创，又由希尔伯特在1899年出版的《几何基础》中完善，最终成为现代公理化的方法。希尔伯特的现代公理化的方法明确提出公理系统的三大要求，即相容性、独立性和完备性。二十世纪以来，数学家们以希尔伯特的几何公理化的体系为楷模，为各个数学分支建立公理化的体系。而科学理论的数学化又是现代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因而，讲科学是一个公理化的逻辑体系是不证自明的。如经典力学、热力学、量子力学等都借鉴数学的公理化方法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有一点需要说明，现代科学的这两个特征是与中医学及中国古代哲学比较所得到的相对特征。一个事物的本质是其区别于其它事物的特性，因而事物的特征具有相对性。这里主要是讨论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的相互关系，故提出这两个特征以示为中医学的区别。一般所讲现代科学具有追求实证与精确的特征，在这里就不适合。因为现代科学的追求实证与精确的特征，是讲现代科学在形成的早期对宗教神学和旧科学的否定，它是现代学科相对于宗教神学和旧科学特征，与中医学没有关系。而且，虽然表现不同，中医学有它自己的实证与精确，这是不容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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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代中医学现代科学化的历程
至少到今天，中医学还不是一门现代科学。理由有二：一是中医学至今没有公理化的表现形式；二是中医学的人体模型具有“形而上”的特点。然而，近百年来，中医学始终没有停止向现代科学的转变。
2.2.1 学科表现形式的公理化
学科表现形式的公理化是当代中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之一。
明确中医学学科的公理化的历程，要首先明确一个学科的内容、方法与公理化结构的关系。简单讲，学科的内容决定其方法，学科的方法决定其结构。
2.2.1.1 模仿西医学的大体结构进行学科的结构调整
由于中医办学编写教材的需要，或许是为了证明中医学与西医学一样也是科学，大致在建国前后，出现了一批名为“中医生理学”、“中医病理学”及“中医药理学”的专著。这样分科方法显然不适合中医学的要求。发展到今天，中医学本科五科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药学、方剂学、诊断学和内科学)的分科方法基本确定。但是，这套教材仍然存在缺陷，很多问题依然争议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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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对中医学方法论特点的研究
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论研究中医学方法论的特点，大致起始于六十年代，至今兴盛未衰。主要以系统论为主，近两年来，模型的方法研究也较多。
笔者以为这方面的探索也不会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应用现代科学方法论研究对中医学方法论特点，这不符合一个学科方法论产生的基本过程。一个学科方法论产生的基本过程大致为：①把需要解决的现象或实践要求解决的问题上升为科学的命题；②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方法模式；③论证某一成功的方法的普遍性；④应用具有普遍性的方法重新构建学科的结构。即内容决定方法，方法决定结构；有什么样的方法，就有什么样的结构。这样，如果我们承认中医学与现代科学的巨大差异，那么，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即现代科学方法论一定不适合于中医学。这里讲的“不适合”主要是指现代科学方法论不会是能够把中医学公理化的根本方法，并不是根本不能用。
笔者认为，中医学真正的公理化需要按照一个学科方法论产生的基本过程，根据自己研究内容的特点，提出自己的问题，发现自己的方法，再用自己的方法构建自己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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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直接对中医学逻辑学特点研究
这方面的工作也不少。笔者以为，在中医学自己的方法论彻底阐明之前，这个问题不会有定论，故而不在此详论。
2.2.2 实物性人体模型的寻找与建立
当今的中医学已经被“形下”世界包围，它无论是为了达到各种“形下”的标准，还是自己证明自己是一门科学，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医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实验研究。
2.2.2.1 脏腑与证实质研究中存在的误区
由上节可知，脏腑与证均为“形上”的人体模型，是对多个方证的抽象和统一。而每个方证都有各自的实物过程，因此，脏腑与证决不会与某一个特定的实物过程相对应。如水果是苹果、鸭梨、香蕉等各种水果的总称，是对各种水果的抽象和统一，因而我们就不可能找到能够代表所有水果的实物状态。这似乎是一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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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实质?对于一个学科，其“形下”的研究对象(一类现象)与“形上”的目标模型相对应(现象的规律)，二者互为“实质”。对于中医学来说，研究对象是方证，目标模型是阴阳、五行以及八纲、六淫、脏腑等辨证体系，即脏腑、证的实质是方证；对于西医学来说，研究对象是分子、细胞、组织、器官、系统等多层次的事物性的人体，“形上”的目标模型是各自相应的数学模型。这样，两个医学体系对同一过程会有不同的认识，这两种不同的认识，只能是相互对应，没有互为实质的关系。这可能是近来对于中医学实验研究产生争议的内在原因。笔者认为，中医学进行实验研究是历史的必然，这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必须清楚认识中医学进行实验研究的结果与中医学原有理论的关系，即二者仅为同一过程在两种不同体系中的认识结果，并没有互为实质的关系。明确这一问题对于当前中医学基础研究十分重要。
2.2.2.2 中医学“形下”的走向当从“方证”入手
如上，脏腑与证是对多个方证的抽象和统一，那么，要把握脏腑与证的“实质”(即实物过程)，就必须把每一个方证的“实质”搞清楚。这样才有可能发现脏腑与证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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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因方药药理药效学研究的结果属现代医学的内容，与中医学无关。因而，按病机拆方研究方剂药物的配伍规律也许是一个突破点。因为，这样拆方研究，不但可能揭示方剂药物的配伍规律，而且还可能以此揭示“形上”病机的实物过程。
结语：纵观中医学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看到，中医学始终与社会文化同步发展。今天，中医学向现代科学转变，也是作为当代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与其共同现代化的历史必然。然而，中医学必竟源于东方传统文化，而现代科学是西方文明的核心，中医学现代化必然要面对东西方两种文明体系的差异与冲突，需要解决太多的疑难问题，其中争议和错误不可避免。这就要求我们努力奋斗，既要百家争鸣，又要团结向上。只有这样，中医学才能摆脱困境，走向辉煌。
(收稿日期 1998—10—25 修回日期 1999—02—16),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