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性理论中五行与五味比类方法中的唯心论
作者：王茹燕 王锡安
单位：王茹燕 王锡安(安徽中医学院 合肥 230038)
关键词：五行；五味；比类
摘 要 以 摘 要 以“苦”味为例，论证了五行与五味比类中确实存在的一些唯心主义东西，而且有些内容在其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已与原来的本意完全相悖。因此，认真研究五行学说，剔除其糟粕，吸收精华，对弘扬中国传统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图书分类号 R226
作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一个内容——五味，关系到人体的脏腑、中药的性能以及饮食等诸多方面，是五行比类中的一个部分，这是每位中医都知晓的。譬如，五味是酸苦甘辛咸，它与五脏的关系是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但问题是：酸为什么入肝，苦又有什么理由入心?如此等等。对这样一类问题，并不是每一个中医工作者都能轻而易举地回答出来的。我们曾就《内经》中出现的五畜、五谷与五行的比类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有关篇章中，竟有三种至五种不同的比类，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五行比类带有很大程度的唯心性(王锡安从《内经》五谷五畜与五行的比类论五行学说的局限性.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6；15：2～4)。此外，仔细分析，还可发现，五行与五味的比类，不仅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而且通过不断的演化，有些内容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某些方面甚至完全相悖。现仅就五味的“苦”味为例，作一论述。
, 百拇医药
五行与五味的比类最早见于《尚书.洪范》：“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此说一出，后人几乎当作经典转相引用。例如，春秋时代的另一部儒家经典之作《礼记.月令》便道：“孟春之月，其味酸……孟夏之月，其味苦”；其后，成书约在秦始皇五年的《吕氏春秋》中，有关此内容的论述几乎是《礼记.月令》的翻版。如《孟春记》中云：“孟春之月……其味酸”；《孟夏记》云：“孟夏之月，其味苦”。到了《黄帝内经》，则更是不加思索地引用，几乎到了顺理成章的地步。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云：“东方青色……其味酸……南方赤色……其味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等等。由此可见，后世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论述，均以《尚书.洪范》为依据，其实质是从五行的特性推演属类而来。所谓特性，孔安国曰：“言其自然之常性”。所谓属类，即“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周易.系辞》中医称之为“比类取象”或“援物比类”(《素问.示从容论》)。现代哲学则称之为“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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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是“润下”为什么“作咸”，“炎上”为什么就“苦”，等等。对此，最早注《尚书》的孔安国认为：咸是“水卤所生”，苦是“焦苦之味”，酸是“木实之性”，辛是“金之气”，甘是“甘生于百谷”。唐.孔颍达进一步注疏，引《正义》云：“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为卤，卤味乃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其后的注释多以此为据，而未有出其右者。
但是，当仔细研究上面的注释则不难发现，五味中除酸咸甘尚保留一点自然之性外，苦和辛都是经过人们加工的东西。所谓“加工”，以苦为例，就是为了求得“火性炎上”的“合理”性，人们刻意编造的解释。因为只有经过“焚”，才能“炎上”，只有把物焚焦了，其味才能苦，这显然违背了自然之理，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但后世所言之苦，却又都是自然之物，如药物中的黄连、苦参，瓜蔬中的苦瓜、苦菜，五谷中的麦等(见《素问.藏气法讨论》)。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在取用这些自然之物时都要“焚焦”后才能使用吗?显然不是。焚焦使之变苦，是以应“火性炎上”的需要，是同气相求之义。这种苦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取法于自然，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恰恰相反，后世所言之若，非但不炎上，反而有清上趋下的作用。炎上者当为阳，趋下者应为阴，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酸苦涌泄为阴”。从《尚书.洪范》到《黄帝内经》的成书，其间只有几百年的时间，但“炎上作苦”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和最初的含义完全相悖。由此可以看出，后世(《内经》)所说的“火生苦”和“苦入心”已变成了与五行学说毫不相干的内容了。
, http://www.100md.com
“苦入心”或“酸苦涌泄为阴”者，是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的总结，经过一个较漫长的过程，发现苦类的药物、瓜果或蔬菜具有清热、泻火和解毒等作用，正因为如此，它不是炎上，而是清上。炎上者当热，清上者应寒，故《内经》才称“酸苦涌泄为阴”。把它说成是“炎上作苦”的是子思和孟子的臆造(《荀子.非十二子篇》)。子思和孟子是儒家继孔子之后的代表性人物，其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唯心的，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早已成为定论。对“炎上作苦”作注的孔安国和孔颍达等虽然在历史上可称之为饱学之士，但他们也都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其说理注经，常常不是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是穿凿附会，唯心地编造。因此，若用五行来衡量中医的“火生苦”和“苦入心”的话，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内经》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有的是《尚书.洪范》的延续，有的则是劳动人民生活实践的总结。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应当仔细分析和研究，这样，才能有鉴别地古为今用，以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
作者简介：王茹燕，女，35岁，讲师。主要从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现在安徽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地址：安徽合肥市，邮编：230038。
(收稿日期 1998—11—02 修回日期 1999—01—22), http://www.100md.com
单位：王茹燕 王锡安(安徽中医学院 合肥 230038)
关键词：五行；五味；比类
摘 要 以 摘 要 以“苦”味为例，论证了五行与五味比类中确实存在的一些唯心主义东西，而且有些内容在其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已与原来的本意完全相悖。因此，认真研究五行学说，剔除其糟粕，吸收精华，对弘扬中国传统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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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医基础理论中的一个内容——五味，关系到人体的脏腑、中药的性能以及饮食等诸多方面，是五行比类中的一个部分，这是每位中医都知晓的。譬如，五味是酸苦甘辛咸，它与五脏的关系是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但问题是：酸为什么入肝，苦又有什么理由入心?如此等等。对这样一类问题，并不是每一个中医工作者都能轻而易举地回答出来的。我们曾就《内经》中出现的五畜、五谷与五行的比类进行了分析，发现在有关篇章中，竟有三种至五种不同的比类，这一事实无可辩驳地说明，五行比类带有很大程度的唯心性(王锡安从《内经》五谷五畜与五行的比类论五行学说的局限性.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1996；15：2～4)。此外，仔细分析，还可发现，五行与五味的比类，不仅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色彩，而且通过不断的演化，有些内容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含义，某些方面甚至完全相悖。现仅就五味的“苦”味为例，作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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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与五味的比类最早见于《尚书.洪范》：“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此说一出，后人几乎当作经典转相引用。例如，春秋时代的另一部儒家经典之作《礼记.月令》便道：“孟春之月，其味酸……孟夏之月，其味苦”；其后，成书约在秦始皇五年的《吕氏春秋》中，有关此内容的论述几乎是《礼记.月令》的翻版。如《孟春记》中云：“孟春之月……其味酸”；《孟夏记》云：“孟夏之月，其味苦”。到了《黄帝内经》，则更是不加思索地引用，几乎到了顺理成章的地步。如《素问.金匮真言论》云：“东方青色……其味酸……南方赤色……其味苦”；《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东方生风，风生木，木生酸……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等等。由此可见，后世有关这方面内容的论述，均以《尚书.洪范》为依据，其实质是从五行的特性推演属类而来。所谓特性，孔安国曰：“言其自然之常性”。所谓属类，即“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周易.系辞》中医称之为“比类取象”或“援物比类”(《素问.示从容论》)。现代哲学则称之为“归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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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问题是“润下”为什么“作咸”，“炎上”为什么就“苦”，等等。对此，最早注《尚书》的孔安国认为：咸是“水卤所生”，苦是“焦苦之味”，酸是“木实之性”，辛是“金之气”，甘是“甘生于百谷”。唐.孔颍达进一步注疏，引《正义》云：“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为卤，卤味乃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其后的注释多以此为据，而未有出其右者。
但是，当仔细研究上面的注释则不难发现，五味中除酸咸甘尚保留一点自然之性外，苦和辛都是经过人们加工的东西。所谓“加工”，以苦为例，就是为了求得“火性炎上”的“合理”性，人们刻意编造的解释。因为只有经过“焚”，才能“炎上”，只有把物焚焦了，其味才能苦，这显然违背了自然之理，明显带有人为的痕迹。但后世所言之苦，却又都是自然之物，如药物中的黄连、苦参，瓜蔬中的苦瓜、苦菜，五谷中的麦等(见《素问.藏气法讨论》)。人们不禁要问，难道在取用这些自然之物时都要“焚焦”后才能使用吗?显然不是。焚焦使之变苦，是以应“火性炎上”的需要，是同气相求之义。这种苦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取法于自然，显然，是唯心主义的东西。实际上，恰恰相反，后世所言之若，非但不炎上，反而有清上趋下的作用。炎上者当为阳，趋下者应为阴，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酸苦涌泄为阴”。从《尚书.洪范》到《黄帝内经》的成书，其间只有几百年的时间，但“炎上作苦”已失去了其本来面目，和最初的含义完全相悖。由此可以看出，后世(《内经》)所说的“火生苦”和“苦入心”已变成了与五行学说毫不相干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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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入心”或“酸苦涌泄为阴”者，是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的总结，经过一个较漫长的过程，发现苦类的药物、瓜果或蔬菜具有清热、泻火和解毒等作用，正因为如此，它不是炎上，而是清上。炎上者当热，清上者应寒，故《内经》才称“酸苦涌泄为阴”。把它说成是“炎上作苦”的是子思和孟子的臆造(《荀子.非十二子篇》)。子思和孟子是儒家继孔子之后的代表性人物，其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唯心的，这在中国哲学史上早已成为定论。对“炎上作苦”作注的孔安国和孔颍达等虽然在历史上可称之为饱学之士，但他们也都是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其说理注经，常常不是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是穿凿附会，唯心地编造。因此，若用五行来衡量中医的“火生苦”和“苦入心”的话，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内经》中与此相关的内容有的是《尚书.洪范》的延续，有的则是劳动人民生活实践的总结。作为一名现代中医，应当仔细分析和研究，这样，才能有鉴别地古为今用，以继承和发扬祖国传统医学。
作者简介：王茹燕，女，35岁，讲师。主要从事中医基础理论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现在安徽中医学院中医系中医基础理论教研室。地址：安徽合肥市，邮编：230038。
(收稿日期 1998—11—02 修回日期 1999—01—22),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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