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方法中的人文因素
作者：张瑞贤，黄璐琦
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北京 100700
关键词：中医药方法；人文因素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990824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由此而产生的两种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贯穿于人类的认识活动的永恒主题。当他们产生之后，即“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建构文化的灵魂与支柱：它们统摄着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形成不同视野中的世界图景；它们的分野、对峙与交融、互渗，造成了人类知识与智慧的曲折演进；它们还渗透于文化世界的各个方面，人类的文明成果无一不是这两大精神的某种富集与结晶；它们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铸就了人类文明与文化的生动发展与综合提升。[1]”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就像是人类的一双眼睛，构成了两大认识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二者不能偏废其一。种种科学与人文的互渗与交融现象已展示出二者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无论对于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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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非常特殊，其属性问题很复杂。一般流行看法认为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早在上个世纪，德国著名病理学家魏尔啸(R.Virchow，1821～1902)在其《科学方法和治疗观点》中就曾说过：“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H.E.Sigerist，1892～1957)也曾指出：“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只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而且它的目的还要使人能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2]但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把自然科学的当成是科学的，而人文科学当成是不科学(至少是不够纯粹)的。认为医学中是不应有人文因素的(更不要说接受医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观点)。时值世纪之交的今天，人便更清楚地认清，医学不仅只是一门智力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3]西医学是如此，中医学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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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医学中人文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医学中不但渗透着人文内容，而且恰恰是这些内容构成了中西医学的不同，也正是由此而产生了中医学中具有鲜明特色而不能被西医学所取代的“精华”。如果说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的话，中医药学的人文之眼似乎要比西医学更发达。本文试图从中医药学方法入手，探讨中医药学中所具有的人文性质。之所以选取方法为切入点，是因为方法在科学史上常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梅森曾指出：“比起任何特殊的科学理论来，对人类的价值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科学的方法论。”[4]在科学史上，每一次科学方法方面的变革，都会导致科学乃至社会历史上的革命。从方法上看，中医学中的人文因素更接近中医学的本质特点。
自然科学的方法具有研究对象、物质手段、思维的形式和方法、理论工具等4个基本要素。[5]我们对中医学方法的研究也从这4个方面入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中医药学是指近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医学，因为它未受西方医学影响，相对“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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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指一定研究过程中所要体认的客体。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不依赖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体。[5]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本身，是对人的存在、本质、价值等等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的自然、社会、精神等属性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之间的关系。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否相符呢?
1.1 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包含着个人主体因素。许多人在谈中西医结合时想当然地提到，中医与西医研究的对象同是疾病，仅是研究的方法不同，才产生了中西医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成的中医药学不可能脱离本民族的视野，中国传统的各门科学技术都具有“融我”的人文倾向，而不像西方科学一样把主体排除在外而研究纯粹的客体。从表面上看中医研究的对象是疾病，而实际上是罹患着疾病的人，是以医者作为健康代表而相对照比较，并进行信息交换的患者。这样一来，中医研究的对象不仅包含了病人，也包括了医者自身。病人是本，医者是标。中医的一系列诊查手段都包含着医者个人的因素在内。如查病人脉搏就以医者的呼吸作比照，一息四至为正常，一息五至以上为数脉，一息三至以下为迟脉。从脉象的发明到清代，医者的指下已有了令人惊叹的28种不同的脉象，而更令人惊叹的是这28种脉象全凭医者的感悟，这里靠的不只是医者的“眼力”，还要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这也是中医诊断难以客观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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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活体的、完整的、正在进行生命过程中的病人。在还原论阴影下的西医学，将机体分解为物理、化学和机械的过程。池田大作曾指出“医生(西医)越是精通科学的思维方法，结果就越有危险地使他的心趋向把人看成物质。”[16]中医则要考虑患者的情感、思维、情志等心理因素，还要在整体上把握疾病产生之后其各个脏腑、经络之间的关系。诊断上来用类似控制论中的灰箱方法，通过信息输入输出了解疾病状况，治疗上强调平衡阴阳，发挥机体杭病能力，使疾病不治而治。
1.3 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还强调病人与自然、社会及其他人的关系。中医学所对待的患者不是单独的、个体的人，而是与自然、社会、他人构成一个整体的人。“人与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灵枢.本神》)”自然、社会、他人都是对人产生维护健康或致使疾病的因缘，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其中，必然要受到这些因素的正反各面的影响。如在自然界、季节四时、气候冷暖、昼夜时间等等都要考虑。根据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原理，宇宙万物属性相同的物质如同产生感应的亲合。譬如春天属木，主风，主肝，因而易患伤风、肝病。再如社会与人的关系，《素问.疏五过论》指出：“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病，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患者社会活动和所处社会地位、经济、劳动性质、风俗习惯、文化水平、生活方式等等都是中医学所要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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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质手段
自然科学采用的物质手段指人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工具和仪器，他们是物质的存在形态，具有机械、物理、化学等各种性能和作用。物质手段(工具)的发展常会大大推进一个学科的发展。如显微镜的发明导致了微生物学、细胞学的发展，电子显微镜和χ线衍射仪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发展[5]。
而人文科学基本上没有工具，抑或说是没有能引起革命变革的工具。当把毛笔换成钢笔，钢笔换成计算机后，虽然明显方便快捷，但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新的革命，连新学派之类也没有因此产生。中医药学也是类似这样，虽然在中药行业中不乏有可能引起革命意味的工具，但在医疗上应用的工具本来就不多，仅有针灸工具、火罐、刮痧板等，没有乐观的苗头。在中医学中，工具是不重要的，皆极为简单，中医医生的高明全在于诊断辨证的准确和灵活精神的处方，这靠的是智慧的头脑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仪器。
3 思维形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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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思维加工的形式与方法指思维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判断、推理这些基本的思维形式以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类比和假设这些基本的逻辑方法[5]。中医药学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具备这些思维形式和方法，但却更有自己的人文特色。
3.1 中医药学思维偏于形象
中医药学中虽有各种“概念”，但他们不同于自然科学中通过严密逻辑方式定义意义上的概念，而多是用形象描述来表达的名词。如解释阴阳时用“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素问.天元纪大论》)”“阴阳者，寒暑彰其兆。(《素问.气交变大论》)”介绍滑脉时用“往来流利，如盘走珠”，涩脉“如轻刀刮竹”。正常面色时用“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素问.脉要精微论》)”而反常则“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煤者死，赤如
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素问.五脏生成论》)”这些典型的“象思维”方式使现代科学技术难于客观化，而至今的中医院校诊断教材中还保留了类似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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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医药学重视感悟
正由于中医药学中许多思维的基本单位是以形象来表达，所以相对模糊，这就需要思维中不可言传的“悟性”。中国有句俗语“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这里需要不断实践摸索，正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同时需要中国人所特具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学来的而是不断积累后产生的思维的飞跃。这也是为什么“秀才学医，笼中抓鸡”——中国古代儒士学医后特别容易成为名医的原因之一。
4 理论工具
理论工具指的是人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知识的总和[5]。
4.1 中医药学方法的产生背景
任何方法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一定文化的产物。方法首先是文化的产物和规定，然后才是创造文化的工具。中医药学的方法与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道显学的方法论是内在一致的。[7]众所周知，中医药学是以具有很强人文特色的中国古代哲学元气说、阴阳五行说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中医学中具体的理论方法如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等等皆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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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医药学理论体现的人文意味
宋代校正医书局官员林亿曾提出：“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乃儒之事乎!(《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事实上，中医药学的理论中确实充满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整体观念中的“人”并不是天地之外者，而是与天地合而为一，因而中医药学中顺应自然思想即源于此。如《灵枢.本藏》：“五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素问.上古天真论》：“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在治疗上，要“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素问.八正神明论》)”
4.3 文化因素对中医药理论的制约
中医药学历史当中有过若干次解剖实例，但它对中医并没有根本的影响。尽管早期医药著作中解剖的描写多有不准确之处，但也不妨碍中医药学的诊断与治疗。这就是近代中医恽铁樵所言：“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盖《内经》之五脏，非解剖的五脏，乃气化的五脏。……故《内经》之所谓心病，非即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而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群经见智录.灵枢商兑之商兑》)”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是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元气学说、阴阳五行说，解剖学上的成果对其不产生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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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方法中也具有人文因素，但不像中医学这样普遍，更不像中医学中融合那样浑然一体，须臾不可离也。中医药学方法中的人文因素使中西医常常格格不入，这与人文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常在观点上格格不入非常相似。这种格格不入实际上在于中西医学走的不是一条道路，是与整个文化大背景相一致的。在本世纪2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我能够系统地阐明，如果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我们发生接触，中国完全杜绝一切与外国的关系而自我封闭，那么中国就会再发展三百年、或五百年，或甚至一千年，而决不会产生出这些汽船、铁路、飞机以及科学方法和民主精神。也就是说，中国人与西方人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如果中国与西方同行于一条路，只仅仅是行进得较慢的话，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慢慢地赶上去。如果各自走在不同的道路上或向着不同的方向行进，那么，不管中国走上多久，它也不会到达西方人现在所处的位置。[8]”
有些学者因中医药学中具有民族性、人文性而认为中医不科学，这是一种误解。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针对多种科学哲学理论的缺陷提出科学方法的多元理论。他认为“什么方法都行”。费耶阿本德指出：“并没有证据表明传统医学的非科学方法的使用不能够结束科学的癌症研究的停滞不前。[9]”“中国的技术长期以来缺乏任何西方科学的支持，然而它却遥遥领先于当代西方技术。”“医生、人类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正在开始调整他们的方法，使之适应于他们原该教导的那些人的价值标准。我并不反对这样地了解科学。这种科学是人类心智奇妙的发明之一。我反对的是用科学的名义扼杀文化的意识形态。[10]”费反对方法论中的教条主义，反对将惟一正确的方法论强加于科学，这是令人深思的。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指出：“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11]”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中医药学方法中存在着人文因素而认为中医药学不科学呢？爱因斯坦有过一段永远发人深省的话，它特别适用于从事中医药研究事业的人们去动动脑筋：“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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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瑞贤，男，43岁，副研究员，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文献室主任。电话：(010)64014411-2985。通讯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邮编：100700。
参考文献
[1]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亨利.西格里斯特论医学史.1959年版.转自艾钢阳等著.医学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3.
[3]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
[4](英)斯蒂芬.F.梅森著.周煦良，全增嘏，傅季重，等译.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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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元梁.科学方法论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
[6]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见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92.
[7]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59.
[8]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上海1922年版.台北重印，1968.65.
[9]江天骥.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自然辨证法通讯1997，19(3)：3.
[10]费耶阿本德.科学——是压力集团抑或是研究工具?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19(3)：5.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2.
[1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574.
(收稿日期 1999—03—13 修回日期 1999—05—03), 百拇医药
单位：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北京 100700
关键词：中医药方法；人文因素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990824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都是人类在探析对象和发现自己的活动中形成的，由此而产生的两种精神——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贯穿于人类的认识活动的永恒主题。当他们产生之后，即“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建构文化的灵魂与支柱：它们统摄着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形成不同视野中的世界图景；它们的分野、对峙与交融、互渗，造成了人类知识与智慧的曲折演进；它们还渗透于文化世界的各个方面，人类的文明成果无一不是这两大精神的某种富集与结晶；它们之间的冲突与融合铸就了人类文明与文化的生动发展与综合提升。[1]”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就像是人类的一双眼睛，构成了两大认识工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二者不能偏废其一。种种科学与人文的互渗与交融现象已展示出二者具有双向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无论对于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的发展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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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非常特殊，其属性问题很复杂。一般流行看法认为其属于自然科学范畴，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早在上个世纪，德国著名病理学家魏尔啸(R.Virchow，1821～1902)在其《科学方法和治疗观点》中就曾说过：“医学本质上是社会科学”。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特(H.E.Sigerist，1892～1957)也曾指出：“当我说与其说医学是一门自然科学，不如说它是一门社会科学的时候，我曾经不只一次地使医学听众感到震惊。医学的目的是社会的。它的目的不仅是治疗疾病，使某个机体康复。而且它的目的还要使人能调整以适应他的环境，作为一个有用的社会成员，为了做到这一点，医学经常要应用科学的方法，但是最终目的仍然是社会的。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生和病人；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的多方面关系。”[2]但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把自然科学的当成是科学的，而人文科学当成是不科学(至少是不够纯粹)的。认为医学中是不应有人文因素的(更不要说接受医学属于人文科学的观点)。时值世纪之交的今天，人便更清楚地认清，医学不仅只是一门智力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3]西医学是如此，中医学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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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中医学中人文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中医学中不但渗透着人文内容，而且恰恰是这些内容构成了中西医学的不同，也正是由此而产生了中医学中具有鲜明特色而不能被西医学所取代的“精华”。如果说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构成了人类认识世界的两只眼睛的话，中医药学的人文之眼似乎要比西医学更发达。本文试图从中医药学方法入手，探讨中医药学中所具有的人文性质。之所以选取方法为切入点，是因为方法在科学史上常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梅森曾指出：“比起任何特殊的科学理论来，对人类的价值影响更大的恐怕还是科学的方法论。”[4]在科学史上，每一次科学方法方面的变革，都会导致科学乃至社会历史上的革命。从方法上看，中医学中的人文因素更接近中医学的本质特点。
自然科学的方法具有研究对象、物质手段、思维的形式和方法、理论工具等4个基本要素。[5]我们对中医学方法的研究也从这4个方面入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说中医药学是指近代以前的中国古代医学，因为它未受西方医学影响，相对“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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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指一定研究过程中所要体认的客体。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不依赖主体而独立存在的客体。[5]人文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人本身，是对人的存在、本质、价值等等问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的自然、社会、精神等属性及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之间的关系。中医学研究的对象是否相符呢?
1.1 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包含着个人主体因素。许多人在谈中西医结合时想当然地提到，中医与西医研究的对象同是疾病，仅是研究的方法不同，才产生了中西医的不同，这其实是一种误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成的中医药学不可能脱离本民族的视野，中国传统的各门科学技术都具有“融我”的人文倾向，而不像西方科学一样把主体排除在外而研究纯粹的客体。从表面上看中医研究的对象是疾病，而实际上是罹患着疾病的人，是以医者作为健康代表而相对照比较，并进行信息交换的患者。这样一来，中医研究的对象不仅包含了病人，也包括了医者自身。病人是本，医者是标。中医的一系列诊查手段都包含着医者个人的因素在内。如查病人脉搏就以医者的呼吸作比照，一息四至为正常，一息五至以上为数脉，一息三至以下为迟脉。从脉象的发明到清代，医者的指下已有了令人惊叹的28种不同的脉象，而更令人惊叹的是这28种脉象全凭医者的感悟，这里靠的不只是医者的“眼力”，还要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这也是中医诊断难以客观化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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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处于活体的、完整的、正在进行生命过程中的病人。在还原论阴影下的西医学，将机体分解为物理、化学和机械的过程。池田大作曾指出“医生(西医)越是精通科学的思维方法，结果就越有危险地使他的心趋向把人看成物质。”[16]中医则要考虑患者的情感、思维、情志等心理因素，还要在整体上把握疾病产生之后其各个脏腑、经络之间的关系。诊断上来用类似控制论中的灰箱方法，通过信息输入输出了解疾病状况，治疗上强调平衡阴阳，发挥机体杭病能力，使疾病不治而治。
1.3 中医药学研究的对象还强调病人与自然、社会及其他人的关系。中医学所对待的患者不是单独的、个体的人，而是与自然、社会、他人构成一个整体的人。“人与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素问.宝命全形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灵枢.本神》)”自然、社会、他人都是对人产生维护健康或致使疾病的因缘，人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其中，必然要受到这些因素的正反各面的影响。如在自然界、季节四时、气候冷暖、昼夜时间等等都要考虑。根据同气相求、同类相动的原理，宇宙万物属性相同的物质如同产生感应的亲合。譬如春天属木，主风，主肝，因而易患伤风、肝病。再如社会与人的关系，《素问.疏五过论》指出：“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病，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患者社会活动和所处社会地位、经济、劳动性质、风俗习惯、文化水平、生活方式等等都是中医学所要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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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质手段
自然科学采用的物质手段指人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工具和仪器，他们是物质的存在形态，具有机械、物理、化学等各种性能和作用。物质手段(工具)的发展常会大大推进一个学科的发展。如显微镜的发明导致了微生物学、细胞学的发展，电子显微镜和χ线衍射仪推动了分子生物学的发展[5]。
而人文科学基本上没有工具，抑或说是没有能引起革命变革的工具。当把毛笔换成钢笔，钢笔换成计算机后，虽然明显方便快捷，但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新的革命，连新学派之类也没有因此产生。中医药学也是类似这样，虽然在中药行业中不乏有可能引起革命意味的工具，但在医疗上应用的工具本来就不多，仅有针灸工具、火罐、刮痧板等，没有乐观的苗头。在中医学中，工具是不重要的，皆极为简单，中医医生的高明全在于诊断辨证的准确和灵活精神的处方，这靠的是智慧的头脑和经验的积累，而不是仪器。
3 思维形式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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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思维加工的形式与方法指思维过程中所使用的概念、判断、推理这些基本的思维形式以及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类比和假设这些基本的逻辑方法[5]。中医药学虽然也不同程度地具备这些思维形式和方法，但却更有自己的人文特色。
3.1 中医药学思维偏于形象
中医药学中虽有各种“概念”，但他们不同于自然科学中通过严密逻辑方式定义意义上的概念，而多是用形象描述来表达的名词。如解释阴阳时用“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素问.天元纪大论》)”“阴阳者，寒暑彰其兆。(《素问.气交变大论》)”介绍滑脉时用“往来流利，如盘走珠”，涩脉“如轻刀刮竹”。正常面色时用“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赭。(《素问.脉要精微论》)”而反常则“色见青如草兹者死，黄如枳实者死，黑如煤者死，赤如
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素问.五脏生成论》)”这些典型的“象思维”方式使现代科学技术难于客观化，而至今的中医院校诊断教材中还保留了类似的描述。, 百拇医药
3.2 中医药学重视感悟
正由于中医药学中许多思维的基本单位是以形象来表达，所以相对模糊，这就需要思维中不可言传的“悟性”。中国有句俗语“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这里需要不断实践摸索，正所谓“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同时需要中国人所特具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学来的而是不断积累后产生的思维的飞跃。这也是为什么“秀才学医，笼中抓鸡”——中国古代儒士学医后特别容易成为名医的原因之一。
4 理论工具
理论工具指的是人们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理论知识的总和[5]。
4.1 中医药学方法的产生背景
任何方法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一定文化的产物。方法首先是文化的产物和规定，然后才是创造文化的工具。中医药学的方法与在中国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儒道显学的方法论是内在一致的。[7]众所周知，中医药学是以具有很强人文特色的中国古代哲学元气说、阴阳五行说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的。中医学中具体的理论方法如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等等皆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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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医药学理论体现的人文意味
宋代校正医书局官员林亿曾提出：“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乃儒之事乎!(《新校正黄帝针灸甲乙经序》)”事实上，中医药学的理论中确实充满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整体观念中的“人”并不是天地之外者，而是与天地合而为一，因而中医药学中顺应自然思想即源于此。如《灵枢.本藏》：“五藏者，所以参天地，副阴阳，而连四时，化五节者也。”《素问.上古天真论》：“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在治疗上，要“以日之寒温，月之虚盛，四时气之浮沉，参伍相合而调之。(《素问.八正神明论》)”
4.3 文化因素对中医药理论的制约
中医药学历史当中有过若干次解剖实例，但它对中医并没有根本的影响。尽管早期医药著作中解剖的描写多有不准确之处，但也不妨碍中医药学的诊断与治疗。这就是近代中医恽铁樵所言：“西医之生理以解剖，《内经》之生理以气化”；“盖《内经》之五脏，非解剖的五脏，乃气化的五脏。……故《内经》之所谓心病，非即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而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群经见智录.灵枢商兑之商兑》)”中医药学的理论基础是来源于中国传统哲学的元气学说、阴阳五行说，解剖学上的成果对其不产生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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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医学方法中也具有人文因素，但不像中医学这样普遍，更不像中医学中融合那样浑然一体，须臾不可离也。中医药学方法中的人文因素使中西医常常格格不入，这与人文科学工作者和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常在观点上格格不入非常相似。这种格格不入实际上在于中西医学走的不是一条道路，是与整个文化大背景相一致的。在本世纪2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曾指出：“我能够系统地阐明，如果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我们发生接触，中国完全杜绝一切与外国的关系而自我封闭，那么中国就会再发展三百年、或五百年，或甚至一千年，而决不会产生出这些汽船、铁路、飞机以及科学方法和民主精神。也就是说，中国人与西方人走的不是一条路。因为如果中国与西方同行于一条路，只仅仅是行进得较慢的话，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慢慢地赶上去。如果各自走在不同的道路上或向着不同的方向行进，那么，不管中国走上多久，它也不会到达西方人现在所处的位置。[8]”
有些学者因中医药学中具有民族性、人文性而认为中医不科学，这是一种误解。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针对多种科学哲学理论的缺陷提出科学方法的多元理论。他认为“什么方法都行”。费耶阿本德指出：“并没有证据表明传统医学的非科学方法的使用不能够结束科学的癌症研究的停滞不前。[9]”“中国的技术长期以来缺乏任何西方科学的支持，然而它却遥遥领先于当代西方技术。”“医生、人类学家、环境保护主义者正在开始调整他们的方法，使之适应于他们原该教导的那些人的价值标准。我并不反对这样地了解科学。这种科学是人类心智奇妙的发明之一。我反对的是用科学的名义扼杀文化的意识形态。[10]”费反对方法论中的教条主义，反对将惟一正确的方法论强加于科学，这是令人深思的。其实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指出：“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自然科学往后也将包括人的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11]”我们有什么理由因为中医药学方法中存在着人文因素而认为中医药学不科学呢？爱因斯坦有过一段永远发人深省的话，它特别适用于从事中医药研究事业的人们去动动脑筋：“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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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瑞贤，男，43岁，副研究员，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文献室主任。电话：(010)64014411-2985。通讯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内北新仓18号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邮编：100700。
参考文献
[1]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2]亨利.西格里斯特论医学史.1959年版.转自艾钢阳等著.医学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3.
[3]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
[4](英)斯蒂芬.F.梅森著.周煦良，全增嘏，傅季重，等译.自然科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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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吴元梁.科学方法论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5.
[6]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见肖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292.
[7]邱鸿钟.医学与人类文化.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59.
[8]梁漱溟.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上海1922年版.台北重印，1968.65.
[9]江天骥.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自然辨证法通讯1997，19(3)：3.
[10]费耶阿本德.科学——是压力集团抑或是研究工具?自然辩证法通讯，1997，19(3)：5.
[1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82.
[12]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574.
(收稿日期 1999—03—13 修回日期 1999—05—03),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