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的发展概略(二)
作者：施琪嘉(译)
单位：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关键词：
德国医学000401Joseph Sandler
用于描述、理解和解释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临床概念产生于精神分析历史的不同历史阶段。 源于一个阶段原文中的原义所形成的概念沿用至下一阶段，在前面我们已提到过这种情形的 不同反响，对这些概念我们还将在以后进行讨论。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尝试从与精神分析不同 时期关系的角度出发对精神分析治疗设置的发展加以阐述。
第一阶段(主要指前精神分析阶段)至1897年，以针对癔病的催眠治疗为主要特征。弗洛伊 德观察到，他的方法对于治疗包括一些其他障碍(如强迫症病人)的 “神经精神病”(neu ropsychoses)的病人(如今称为神经症患者)颇为合适。第一阶段的设置常在治疗室内作 为诱导催眠的方法而加以使用，与其他同事如夏柯特(Charcot)等的公开演示相比，它为私 下性质的。病人躺在沙发上，治疗师则坐在其后，诱导其进入催眠的状态。弗洛伊德对通过 催眠而获得的效果很失望(他也承认自己对之不太内行)，他尝试用各种方法让病人回忆起 过去的事件，其中一种方法如其在描述女病人P.J.的病例中(1950a[1887-1902])所述 ，弗洛伊德将手以一定的压力放在病人的额头，然后告诉病人，这样会帮助想法浮现。这些 技术虽然被由以后对部分病人治疗时采用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的方法所取 代，但第一阶段治疗情景的模式被保留了下来，如弗洛伊德以后对之所作的描述(1925d) ：“我感觉到，事实上在催眠状态下，只有当我的病人在‘了解’到所有将要对其所采用的 方法，并能从我这儿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和勇气之后……，我想，他们才有能力将所遗忘的事 实及联系呈现于意识中，但毫无疑问,此过程要比催眠费事得多，但却有着极大的启发性,所 以，我终止了采用催眠方法，而在我的工作中要求病人睡在沙发上，我坐于其后，可以观察 病人，病人不能看见我。”
, 百拇医药
在第一章(见德国医学1999年第5期)中我们描述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由1897年的相信神经症的 创伤致病论至认识到潜意识的本能欲望表达而致冲突的转变。这个转变同时多少带来了技术 上的转变，即强调挖掘病人意识产物的意义，特别是在第二阶段的早期，梦被视为病人材料 中最重要的部分，就现在而言，梦仍为许多精神分析师视为分析病人潜意识信息最为重要的 来源。梦对所有分析师显然具有特别的意义。许多弗洛伊德的分析工作开始为直接涉及充满 痛苦的病人梦的分析，分析师的工作由病人能回忆起来的梦的不同部分所组成。随着第二阶 段的发展，对病人的材料中潜意识涵义的理解已经扩充到自由联想上，分析移情，特别是移 情阻抗已逐渐在精神分析技术中占重要地位，梦的分析仍是弗洛伊德分析工作中理解精神过 程的最基础部分。在持续至1923年的第二阶段期间，基本精神分析的设置及与其有关的临床 概念也得以发展。尽管在此后期精神分析的理论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经典”精神分析的 治疗情景在此期基本上保留了下来。其间，弗洛伊德开始书写其有关精神分析“技术”的理 论(1911e，1912b，1912e，1913c，1914g，1915a)，如今这些技术得以公认。然而，值得 提出来的是，在那时，要求病人每周就诊6次，每次治疗时间为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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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后，弗洛伊德在其自传性研究(1925d)中写到：“这似乎令人吃惊，由主观对精神分 析基本规则观察的自由联想形式应该说是达到了其意料之中的目的，即将受制于阻抗的被压 制的信息呈现于意识。然而，我们应该明白：自由联想并非真正自由，在分析情景的影响下 病人仍会保留其尽管不愿面对的、其精神活动中特别的主观成分。我们应该设想，倘若不是 在此种设置下所提供的一些环境，病人就不会出现这些反应。其抵御压制的信息再现的阻抗 有两种方式，首先，病人表现为批评性回绝，多在告之其精神分析基本规则时发生。然而， 一旦病人了解了设置，并克服了其拘谨后，其阻抗便会找到其表达的另外涵义。看上去被压 制的资料本身与病人毫不相关，而只是与一些以隐讳方式呈现的大致的事情相关，阻抗愈强 烈，分析师通过病人描述而构成的自由联想资料离真实想法的距离就愈远。分析师若静静聆 听而不对联想材料穷思竭虑，更有分析师基于经验而对其所期望的资料给予一般的注意，便 会拘泥于病人以前述两种可能而呈现的资料的使用中。阻抗若不强烈，则分析师可以从病人 的暗示中发现潜意识的含义；阻抗若十分强烈，则分析师可通过将与正在讨论的主题相差甚 远的自由联想特点对之进行认识，并将之解释于病人。故发掘阻抗为克服阻抗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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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基本模式”可描述如下(Eissler，1953)：作为一种规则，病人几乎总是将 精神分析师与其个人事件加以联系。分析师表现得对此相对浑然不知，便有可能让病人有勇 气尽可能放松地表述出在日常治疗过程中的内心所思。这些内容可能逻辑混乱或与以前的 表达意义部分无关联。斯通(Stone，1961)曾对精神分析情景作过精辟而详细的评述。
分析师应尽可能保持一种“节制”的态度，即：
分析师的治疗设置应该尽可能减少病人从其症状的获益。分析的指征为分析师拒绝对病人依 计而行以取悦病人，而是事先作好规定，病人倾向于执行。在某些病例及在治疗过程的某个 时刻，节制可诠释为对病人解释隐藏在所有收集资料背后的病人重复的行为方式并加以修通 (Laplanche & Pontalis,1973)。
精神分析的治疗一般持续50min，每周4～5次。精神分析师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提问以收集资 料、以解释、正视和重塑(interpretations，confratations，reconstructions)为主要治 疗的干预手段上。在病人的联想过程中，病人会逐渐提及某个话题，然后表现出阻抗，尽管 病人本人不能察觉，但此代表着病人对精神分析过程所呈现的一定的想法。而精神分析师从 病人那儿获得资料迟早会包含涉及到病人对分析师本人直接或隐讳的想法和感情，这种与真 实的情况有着很大偏离的内容称为移情(transference)。这种偏离代表了由病人过去的欲 望、经验及关系产生的感觉和想法。对移情亦或是工作关系的判断通常可基于观察病人与精 神分析师的关系发展是否首先建立在病人愿意康复和其对治疗配合的基础之上。这种工作关 系称为“治疗联盟”(treatment alliance)，其主要成分为探究病人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持 续表现为阻抗的动机。病人在此过程中不会以言语方式叙述其难忘的过去事件与现时感情的 关系，而总是通过发生于治疗时间以外的行为及各种举动加以表达，此即常说的 “见诸行 动(act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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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师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从意识层面理解病人的资料以进行干预。为 此，分析师有必要正视他对病人的反应，以判别自己是否恰当地理解了其与病人交往的关系 。这种对自己感情及反应的回顾可以帮助分析师进一步恰如其分地审势即将与病人发生的关 系，对分析师的这种反应所作的定义称为“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若病人能 够具备逐渐理解其意识与潜意识、过去和现在之间关系的倾向，那么他便具备了“内省( insight)”的能力。
若对提高病人的内省力有帮助，分析师可对病人进行解释，但不能指望病人很快产生明显的 改变。解释并据此与进一步衍生的资料相互渗透，我们称此期为“修通”(eorking throug h)期。在此期里，病人将发生明显的改变，他可能会表现为矛盾性回避，此为“负性治疗 反应”(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可追溯至潜意识中的负疚感，当病人自觉要 发生改变时，此种表现便愈加明显(Freud，19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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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述“典型情景”并不是在每次精神分析治疗疗程中均加以运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特别技术过程的转换会逐渐引入，此称为 “技术指标”(Essler，1953)，但这些 “技术指标”(“座谈”多于“卧谈”，改变治疗的频率)从精神分析的基本模式来看只具 有暂时的意义。人们从这一角度将精神分析的方法与其他已经具备固定和常规化“指征”的 心理治疗形式进行了比较，在其发展的第四阶段，人们更加重视对精神分析技术进行调整 以更可靠地用于特殊的障碍。
精神分析过程中应引起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为“退行”(regression)。在精神分析理论中 退行有着多层意义，我们在本书中将提及该概念的一个特别意义，即过去，主要是婴儿期的 重现可以视为一种被遗弃的或已经重塑了的功能模式的再现。在此意义上退行成为精神分析 过程中特别的部分，不过，退行同样也可在精神分析以外的情景出现。我们只需回想这样的 情景：当一个摇摇晃晃的幼儿在出生后呀呀学语的压力下不能拿稳碗筷，或一个幼儿(或成 人)在生病时所表现的固执及指使人。这些退行可能会暂时或长期地、轻度或严重地影响到 部分人格，多出现于个体发展的矛盾期(critical)，只要不持久或不严重，可被视为正常 (A. Freud，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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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分析的一种目的，精神分析治疗允许并鼓励在设置条件下的退行。当移情现象发展时， 退行会在分析中得到清晰的呈现，病人将其儿童时期的欲望、感情、关系模式、幻想及行为 方式指向分析师。然而，正因为病人以己所不惑及充满着意义的方式将过去的主要信息及功 能与现时相沟通，退行又同时将闭塞及有害的部分带给了病人，此在那些意欲使退行倾向加 重或延长的病人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病人或有退行的倾向，或病人在经历自身观察及内省 时感到困难，而后者对治疗联盟又是必不可少的。极有可能的情形还在于，对不同的精神分 析师而言，他们(在意识或潜意识中)以不同的程度对其病人的退行倾向进行了鼓励。
作为分析过程中正常的退行，病人通常表现为对分析师逐渐增加的爱及情感上的需求，表现 为对分析师崇拜的态度，也可以表现为对分析师的敌意。这种情感及态度的表现方式成为理 解诸如病人与母亲的早年关系模式的主要来源，病人在此关系中经历了剥夺或打击、爱与给 予的过程。这些信息构成了理解病人目前困难与问题的重要框架。然而，倘如病人对分析师 的需求与敌意成为病人与分析师的主要交往模式，分析师不能通过适当的解释或其他干预措 施将此倾向逆转，则分析师的说服力会打折扣或丧失，这也是一种特别的移情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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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退行在精神分析情景内外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如克里斯(Kris，1952)便讨论过 在艺术创造领域中有分寸、暂时的退行所扮演的角色。巴林特(Balint，1934，1949，1965 ，1968)与温林柯特(Winnicott，1954)也将病人退行的重要性强调为用他法所不能获得的信 息来源的途径。温林柯特提出的“控制局面”的概念(holding environment)及其对转换 现象的讨论导致了众多作者对分析情景所提供的“转移空间(transitional space)”的探 讨，在此概念下，病人基于其与分析师安全的关系而进行了退行，并试着以新的观念来解决 内在的问题(Adler，1989；Giovaccini，1987a)。巴林特称此为“旨在进化的退行”。值 得注意的是“退行”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也有多个含义，在此章中我们所涉及的概念为弗洛 伊德所指的“正式退行(formal regression)”，即“原始的表达与呈现方式取代了通常 的方式”以及“暂时性退行(temporal regression)”，即“返回至旧的精神结构的表现 ”(Freud， 摘录于1914年《释梦》，1900a)。不过，将退行视为“回到过去”则并不必 要，它可被视为在接受分析的特殊情景下具有外显倾向的潜意识的“释放”现象。这包括各 种内部过程的“外化”形式(externalization)及基于投射与投射认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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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行是进一步获取有用的、合适的、与分析有关资料的极佳途径，但作为一种治疗关系原则 ，对退行不应过于轻信，也不要坚信退行会将在其他情形下无法反映出来的病人与其母亲在 极早期的关系加以呈现。Balint学派认为，退行可促进“新的开始”，然而许多分析师认为 在治疗关系中对退行作用的强调过了头(Anna Freud，1969)。莫杜尔(Modell，1989)对此 有合适的评论：“我对巴林特及温林柯特的临床观察价值毫不怀疑，母-婴早期的关系通过 移情可以重现这一事实毋庸质疑，问题在于将退行解释为分析设置下的治疗反应是否合适？ ”
以后将讨论分析过程的治疗联盟的意义，涉及在分析过程中分析师的一些观点，其中，分析 师及分析过程中“控制(holding)”的意义将会得以讨论，即提供病人以安全的氛围，作 为“容器(contained)”，承受病人严重的退行(Balint，1968；Khan，1972；Modell，1 984；Spitz，1956；Winnicott，1954，196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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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对分析情景的描述着重强调了来自于病人的要求，分析师的角色在于试图理解病 人的潜意识并将其释义于病人。然而近年来，分析过程中个人内部的观点逐渐受到了高度的 重视，研究的重点转到“分析关系”上(Bleger,1967,1981;Kohut,1977;McLaughlin,1983 ;Modell,1988,1989;Spruiell,1983)。越来越多的人对在分析情景中分析师“中立化(n eutrality)”的态度提出了质疑(Leider，1984)。基于此，莫杜尔(1988)指出“我们应 该认识到，防御与阻抗的关系不仅仅是反映在内部精神上，也反映在两人的关系上。故此， 交往与建立关系的过程也应得到重视”。
由分析师提供恰当的环境尤其重要。精神分析治疗并非简单提供潜意识向意识转变，或延伸 病人的自我，提高其自主性的环境。分析师所提供的设置应是有助于分析过程，帮助自身分 裂的概念进行融合；在发生防御过程后可重新进行设置。莱克罗夫特(Rycroft，1985)指出 分析师进行设置的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其“正确”解释的技巧，也取决于分析师是否具备持续 的兴趣、发展与病人的关系的能力。
摘自《病人与分析师》(Der P atient und der Analytiker),Joseph Sandler,Christopher Dare,Alex Holder 著，Jospe h Sandler,Anna Ursula Dreher 第二版修订、扩充。Karnac Books 58,Gloucester Road,L ondon,1992。
为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会员。曾任伦敦大学弗洛伊德研究所精神分析学 教授，兼任伦敦大学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并在伦敦开设有自己的诊所。他曾是Hebrew耶 路萨冷大学第一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研究的教授，为《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与《国际精神分 析述评》的编辑和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 百拇医药
单位：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同济医院
关键词：
德国医学000401Joseph Sandler
用于描述、理解和解释精神分析治疗过程的临床概念产生于精神分析历史的不同历史阶段。 源于一个阶段原文中的原义所形成的概念沿用至下一阶段，在前面我们已提到过这种情形的 不同反响，对这些概念我们还将在以后进行讨论。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尝试从与精神分析不同 时期关系的角度出发对精神分析治疗设置的发展加以阐述。
第一阶段(主要指前精神分析阶段)至1897年，以针对癔病的催眠治疗为主要特征。弗洛伊 德观察到，他的方法对于治疗包括一些其他障碍(如强迫症病人)的 “神经精神病”(neu ropsychoses)的病人(如今称为神经症患者)颇为合适。第一阶段的设置常在治疗室内作 为诱导催眠的方法而加以使用，与其他同事如夏柯特(Charcot)等的公开演示相比，它为私 下性质的。病人躺在沙发上，治疗师则坐在其后，诱导其进入催眠的状态。弗洛伊德对通过 催眠而获得的效果很失望(他也承认自己对之不太内行)，他尝试用各种方法让病人回忆起 过去的事件，其中一种方法如其在描述女病人P.J.的病例中(1950a[1887-1902])所述 ，弗洛伊德将手以一定的压力放在病人的额头，然后告诉病人，这样会帮助想法浮现。这些 技术虽然被由以后对部分病人治疗时采用的“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的方法所取 代，但第一阶段治疗情景的模式被保留了下来，如弗洛伊德以后对之所作的描述(1925d) ：“我感觉到，事实上在催眠状态下，只有当我的病人在‘了解’到所有将要对其所采用的 方法，并能从我这儿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和勇气之后……，我想，他们才有能力将所遗忘的事 实及联系呈现于意识中，但毫无疑问,此过程要比催眠费事得多，但却有着极大的启发性,所 以，我终止了采用催眠方法，而在我的工作中要求病人睡在沙发上，我坐于其后，可以观察 病人，病人不能看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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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章(见德国医学1999年第5期)中我们描述了弗洛伊德的观点由1897年的相信神经症的 创伤致病论至认识到潜意识的本能欲望表达而致冲突的转变。这个转变同时多少带来了技术 上的转变，即强调挖掘病人意识产物的意义，特别是在第二阶段的早期，梦被视为病人材料 中最重要的部分，就现在而言，梦仍为许多精神分析师视为分析病人潜意识信息最为重要的 来源。梦对所有分析师显然具有特别的意义。许多弗洛伊德的分析工作开始为直接涉及充满 痛苦的病人梦的分析，分析师的工作由病人能回忆起来的梦的不同部分所组成。随着第二阶 段的发展，对病人的材料中潜意识涵义的理解已经扩充到自由联想上，分析移情，特别是移 情阻抗已逐渐在精神分析技术中占重要地位，梦的分析仍是弗洛伊德分析工作中理解精神过 程的最基础部分。在持续至1923年的第二阶段期间，基本精神分析的设置及与其有关的临床 概念也得以发展。尽管在此后期精神分析的理论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但“经典”精神分析的 治疗情景在此期基本上保留了下来。其间，弗洛伊德开始书写其有关精神分析“技术”的理 论(1911e，1912b，1912e，1913c，1914g，1915a)，如今这些技术得以公认。然而，值得 提出来的是，在那时，要求病人每周就诊6次，每次治疗时间为1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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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年后，弗洛伊德在其自传性研究(1925d)中写到：“这似乎令人吃惊，由主观对精神分 析基本规则观察的自由联想形式应该说是达到了其意料之中的目的，即将受制于阻抗的被压 制的信息呈现于意识。然而，我们应该明白：自由联想并非真正自由，在分析情景的影响下 病人仍会保留其尽管不愿面对的、其精神活动中特别的主观成分。我们应该设想，倘若不是 在此种设置下所提供的一些环境，病人就不会出现这些反应。其抵御压制的信息再现的阻抗 有两种方式，首先，病人表现为批评性回绝，多在告之其精神分析基本规则时发生。然而， 一旦病人了解了设置，并克服了其拘谨后，其阻抗便会找到其表达的另外涵义。看上去被压 制的资料本身与病人毫不相关，而只是与一些以隐讳方式呈现的大致的事情相关，阻抗愈强 烈，分析师通过病人描述而构成的自由联想资料离真实想法的距离就愈远。分析师若静静聆 听而不对联想材料穷思竭虑，更有分析师基于经验而对其所期望的资料给予一般的注意，便 会拘泥于病人以前述两种可能而呈现的资料的使用中。阻抗若不强烈，则分析师可以从病人 的暗示中发现潜意识的含义；阻抗若十分强烈，则分析师可通过将与正在讨论的主题相差甚 远的自由联想特点对之进行认识，并将之解释于病人。故发掘阻抗为克服阻抗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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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的基本模式”可描述如下(Eissler，1953)：作为一种规则，病人几乎总是将 精神分析师与其个人事件加以联系。分析师表现得对此相对浑然不知，便有可能让病人有勇 气尽可能放松地表述出在日常治疗过程中的内心所思。这些内容可能逻辑混乱或与以前的 表达意义部分无关联。斯通(Stone，1961)曾对精神分析情景作过精辟而详细的评述。
分析师应尽可能保持一种“节制”的态度，即：
分析师的治疗设置应该尽可能减少病人从其症状的获益。分析的指征为分析师拒绝对病人依 计而行以取悦病人，而是事先作好规定，病人倾向于执行。在某些病例及在治疗过程的某个 时刻，节制可诠释为对病人解释隐藏在所有收集资料背后的病人重复的行为方式并加以修通 (Laplanche & Pontalis,1973)。
精神分析的治疗一般持续50min，每周4～5次。精神分析师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提问以收集资 料、以解释、正视和重塑(interpretations，confratations，reconstructions)为主要治 疗的干预手段上。在病人的联想过程中，病人会逐渐提及某个话题，然后表现出阻抗，尽管 病人本人不能察觉，但此代表着病人对精神分析过程所呈现的一定的想法。而精神分析师从 病人那儿获得资料迟早会包含涉及到病人对分析师本人直接或隐讳的想法和感情，这种与真 实的情况有着很大偏离的内容称为移情(transference)。这种偏离代表了由病人过去的欲 望、经验及关系产生的感觉和想法。对移情亦或是工作关系的判断通常可基于观察病人与精 神分析师的关系发展是否首先建立在病人愿意康复和其对治疗配合的基础之上。这种工作关 系称为“治疗联盟”(treatment alliance)，其主要成分为探究病人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持 续表现为阻抗的动机。病人在此过程中不会以言语方式叙述其难忘的过去事件与现时感情的 关系，而总是通过发生于治疗时间以外的行为及各种举动加以表达，此即常说的 “见诸行 动(acting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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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师的目的在于尽可能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从意识层面理解病人的资料以进行干预。为 此，分析师有必要正视他对病人的反应，以判别自己是否恰当地理解了其与病人交往的关系 。这种对自己感情及反应的回顾可以帮助分析师进一步恰如其分地审势即将与病人发生的关 系，对分析师的这种反应所作的定义称为“反移情”(countertransference)。若病人能 够具备逐渐理解其意识与潜意识、过去和现在之间关系的倾向，那么他便具备了“内省( insight)”的能力。
若对提高病人的内省力有帮助，分析师可对病人进行解释，但不能指望病人很快产生明显的 改变。解释并据此与进一步衍生的资料相互渗透，我们称此期为“修通”(eorking throug h)期。在此期里，病人将发生明显的改变，他可能会表现为矛盾性回避，此为“负性治疗 反应”(negative therapeutic reaction)，可追溯至潜意识中的负疚感，当病人自觉要 发生改变时，此种表现便愈加明显(Freud，19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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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上述“典型情景”并不是在每次精神分析治疗疗程中均加以运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一些特别技术过程的转换会逐渐引入，此称为 “技术指标”(Essler，1953)，但这些 “技术指标”(“座谈”多于“卧谈”，改变治疗的频率)从精神分析的基本模式来看只具 有暂时的意义。人们从这一角度将精神分析的方法与其他已经具备固定和常规化“指征”的 心理治疗形式进行了比较，在其发展的第四阶段，人们更加重视对精神分析技术进行调整 以更可靠地用于特殊的障碍。
精神分析过程中应引起特别注意的一个现象为“退行”(regression)。在精神分析理论中 退行有着多层意义，我们在本书中将提及该概念的一个特别意义，即过去，主要是婴儿期的 重现可以视为一种被遗弃的或已经重塑了的功能模式的再现。在此意义上退行成为精神分析 过程中特别的部分，不过，退行同样也可在精神分析以外的情景出现。我们只需回想这样的 情景：当一个摇摇晃晃的幼儿在出生后呀呀学语的压力下不能拿稳碗筷，或一个幼儿(或成 人)在生病时所表现的固执及指使人。这些退行可能会暂时或长期地、轻度或严重地影响到 部分人格，多出现于个体发展的矛盾期(critical)，只要不持久或不严重，可被视为正常 (A. Freud，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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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分析的一种目的，精神分析治疗允许并鼓励在设置条件下的退行。当移情现象发展时， 退行会在分析中得到清晰的呈现，病人将其儿童时期的欲望、感情、关系模式、幻想及行为 方式指向分析师。然而，正因为病人以己所不惑及充满着意义的方式将过去的主要信息及功 能与现时相沟通，退行又同时将闭塞及有害的部分带给了病人，此在那些意欲使退行倾向加 重或延长的病人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病人或有退行的倾向，或病人在经历自身观察及内省 时感到困难，而后者对治疗联盟又是必不可少的。极有可能的情形还在于，对不同的精神分 析师而言，他们(在意识或潜意识中)以不同的程度对其病人的退行倾向进行了鼓励。
作为分析过程中正常的退行，病人通常表现为对分析师逐渐增加的爱及情感上的需求，表现 为对分析师崇拜的态度，也可以表现为对分析师的敌意。这种情感及态度的表现方式成为理 解诸如病人与母亲的早年关系模式的主要来源，病人在此关系中经历了剥夺或打击、爱与给 予的过程。这些信息构成了理解病人目前困难与问题的重要框架。然而，倘如病人对分析师 的需求与敌意成为病人与分析师的主要交往模式，分析师不能通过适当的解释或其他干预措 施将此倾向逆转，则分析师的说服力会打折扣或丧失，这也是一种特别的移情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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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退行在精神分析情景内外所起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如克里斯(Kris，1952)便讨论过 在艺术创造领域中有分寸、暂时的退行所扮演的角色。巴林特(Balint，1934，1949，1965 ，1968)与温林柯特(Winnicott，1954)也将病人退行的重要性强调为用他法所不能获得的信 息来源的途径。温林柯特提出的“控制局面”的概念(holding environment)及其对转换 现象的讨论导致了众多作者对分析情景所提供的“转移空间(transitional space)”的探 讨，在此概念下，病人基于其与分析师安全的关系而进行了退行，并试着以新的观念来解决 内在的问题(Adler，1989；Giovaccini，1987a)。巴林特称此为“旨在进化的退行”。值 得注意的是“退行”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也有多个含义，在此章中我们所涉及的概念为弗洛 伊德所指的“正式退行(formal regression)”，即“原始的表达与呈现方式取代了通常 的方式”以及“暂时性退行(temporal regression)”，即“返回至旧的精神结构的表现 ”(Freud， 摘录于1914年《释梦》，1900a)。不过，将退行视为“回到过去”则并不必 要，它可被视为在接受分析的特殊情景下具有外显倾向的潜意识的“释放”现象。这包括各 种内部过程的“外化”形式(externalization)及基于投射与投射认同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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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行是进一步获取有用的、合适的、与分析有关资料的极佳途径，但作为一种治疗关系原则 ，对退行不应过于轻信，也不要坚信退行会将在其他情形下无法反映出来的病人与其母亲在 极早期的关系加以呈现。Balint学派认为，退行可促进“新的开始”，然而许多分析师认为 在治疗关系中对退行作用的强调过了头(Anna Freud，1969)。莫杜尔(Modell，1989)对此 有合适的评论：“我对巴林特及温林柯特的临床观察价值毫不怀疑，母-婴早期的关系通过 移情可以重现这一事实毋庸质疑，问题在于将退行解释为分析设置下的治疗反应是否合适？ ”
以后将讨论分析过程的治疗联盟的意义，涉及在分析过程中分析师的一些观点，其中，分析 师及分析过程中“控制(holding)”的意义将会得以讨论，即提供病人以安全的氛围，作 为“容器(contained)”，承受病人严重的退行(Balint，1968；Khan，1972；Modell，1 984；Spitz，1956；Winnicott，1954，1965，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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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对分析情景的描述着重强调了来自于病人的要求，分析师的角色在于试图理解病 人的潜意识并将其释义于病人。然而近年来，分析过程中个人内部的观点逐渐受到了高度的 重视，研究的重点转到“分析关系”上(Bleger,1967,1981;Kohut,1977;McLaughlin,1983 ;Modell,1988,1989;Spruiell,1983)。越来越多的人对在分析情景中分析师“中立化(n eutrality)”的态度提出了质疑(Leider，1984)。基于此，莫杜尔(1988)指出“我们应 该认识到，防御与阻抗的关系不仅仅是反映在内部精神上，也反映在两人的关系上。故此， 交往与建立关系的过程也应得到重视”。
由分析师提供恰当的环境尤其重要。精神分析治疗并非简单提供潜意识向意识转变，或延伸 病人的自我，提高其自主性的环境。分析师所提供的设置应是有助于分析过程，帮助自身分 裂的概念进行融合；在发生防御过程后可重新进行设置。莱克罗夫特(Rycroft，1985)指出 分析师进行设置的能力不仅仅取决于其“正确”解释的技巧，也取决于分析师是否具备持续 的兴趣、发展与病人的关系的能力。
摘自《病人与分析师》(Der P atient und der Analytiker),Joseph Sandler,Christopher Dare,Alex Holder 著，Jospe h Sandler,Anna Ursula Dreher 第二版修订、扩充。Karnac Books 58,Gloucester Road,L ondon,1992。
为英国精神分析协会会员。曾任伦敦大学弗洛伊德研究所精神分析学 教授，兼任伦敦大学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并在伦敦开设有自己的诊所。他曾是Hebrew耶 路萨冷大学第一个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研究的教授，为《国际精神分析杂志》与《国际精神分 析述评》的编辑和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