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接轨论的意义
作者：张保伟 李宇航 刘渡舟
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100029
关键词：经方；时方；使用范围；治疗；古今接轨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000402
中图分类号：R222.2
“古今接轨论”为刘渡舟教授首先提出，是指古方(经方)与今方(时方)合用的一种理论。经方与时方合用虽古有先例，但临床应用并不广泛，古人及现代文献对经方与时方合用的意义也较少论述。要了解古今接轨论的意义，首先要明白经方与时方的含义。《中医大辞典》谓：“汉代以前的方剂称为经方。其说有三：①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医家类记载经方十一家，这是指汉以前的临床著作。②指《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剂。③专指《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记载的方剂。一般所说的经方，多指第三说。” 而“时方指张仲景以后的医家所制的方剂。”刘渡舟教授根据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之论，认为“经方”来自于殷商时代圣相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法》，其上又源于《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即“经方”源于神农之药，发展而成“汤液”之方，又发展而成仲景之论。其中不难看出，药与方的结合，方与证的发展，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为了使导师“古今接轨论”得以发扬光大，在此对其意义进行归纳总结，浅论于后，综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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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扩大了《伤寒论》方的使用范围
《伤寒杂病论》成书已经1 800余年，仲景之方经过千余年的临床应用与研究，正所谓“千锤百炼”，临床疗效已经被历代医学家所证实，所以被奉为中医学的经典之方，即后世医家所说的“经方”。然仲景《伤寒杂病论》，本为即病之伤寒设，而兼治杂病。正如《伤寒论》自序所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仲景当年著书的原因是伤寒流行，故其方历代多用于治疗外感病，这也是后世医家提出“外感宗仲景”的理由。解放以后，对《伤寒论》的研究日新月异，仲景方已经不再限于治疗外感病，对于杂病治疗的应用也日益增多。近年来，由于中医在疑难杂病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伤寒论》方的应用重心已经转向了杂病。这一点从《伤寒论》教材的沿革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979年湖北中医学院主编的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选读》认为：“《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专书”，1985年由李培生任主编，刘渡舟任副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则谓：“《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热病及杂病辨证论治的专书”，把治疗杂病正式写入了中医院校的统编教材，从而改变了过去《伤寒论》仅仅用于外感病的认识。然而，仲景《伤寒论》的112方纵然千变万化，再加上《金匮要略》的262方，对于众多的疾病，也总有恨方太少之憾。况且后汉时代的疾病谱与现代的疾病谱有很大差别，仲景当时的疾病谱也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广，想要仲景时代的经方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疾病，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宋代张元素就已经发出了“运气不济，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感慨(见《金史.列传》张元素条)。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对于经方的加减应用就成了一种主要方法。查阅一下现代医学文献，应用经方治疗某病者，几乎均为加减方，很难见到原方使用者。经方的加减应用，是对经方的发展，其运用灵活，随证加减药物，有一定的优势存在。其缺点是灵活度太大，基本上都是每位医家自己的一己之见，不易于推广应用，更不宜于传之后学。刘渡舟教授通过数十年对《伤寒论》方的应用与揣摩，积50余年的用药经验，至其老年，方悟出“古今接轨”之优势，大力提倡经方与时方结合应用，以经方为主，合用不同的时方治疗不同的疾病，使《伤寒论》方的应用范围扩大了无数倍。古今接轨论的提出，使经方以其完整的身躯运用于临床各科，使1 800余年前的方剂巧妙地适应了现代的疾病谱，为《伤寒论》的研究与应用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而“古今接轨方”与经方加减运用的区别就在于它有规律可寻，它所合用的时方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方，便于理解，易于推广，而后之学子也容易掌握，对《伤寒论》的学习和推广应用具有较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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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能适应病因繁多的杂病治疗
《伤寒论》所论之伤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素问.热论》之“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是指广义伤寒而言。关于伤寒之广义与狭义之分，《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前者为广义之伤寒，后者为狭义之伤寒。《伤寒论》即以伤寒名书，又论述了温病、风温、中风等多种外感疾病，它属于广义伤寒之著似无可疑，但从论中具体内容分析，则可发现所论之重点仍属于狭义之伤寒。元.王安道被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称为“始能脱却伤寒，辨治温病”。他在《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一文中说道：“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明确提出了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并对仲景的立法原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他最后又说：“夫仲景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又提出了仲景之法可以借用于治疗杂病。刘老认为，伤寒之中每多杂病，杂病之中也多兼伤寒，伤寒与杂病本有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凭人们的主观想象加以分开。究其原因，大致有三：①伤寒单纯发病者少，而与杂病相兼者多，故伤寒与杂病合而论述，方为全面之著。②人分男女，体有强弱，感邪虽一，发病则异，而且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故不明杂病，则不能明辨伤寒为病之所因。所以，只论伤寒，不论杂病，则不能曲尽辨证之长。③有的病人先患他病，后感伤寒，内伤外感，病情杂沓，难求一致，无法用伤寒一种发病形式而统摄诸病。对此，柯韵伯深有体会地说：“伤寒之中最多杂病，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合而渗之，此扼要法也”。因此，《伤寒论》的方剂，现也多用于杂病的治疗。至于“杂病”，因汉时对于疾病的分科，只将外感急性发热之病，统称之为伤寒，对伤寒以外的疾病则统称之为杂病。所以，杂病之因最杂，杂病之种类也最杂。正如上节所论，《伤寒论》的112方，要适应众多的杂病，谈何容易。而与浩如烟海的时方接轨以后，就轻而易举地适应了各种杂病的治疗。刘渡舟教授应用“古今接轨方”治疗杂病得心应手，临床对于“古今接轨方”的应用实例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不再举例。于此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经方与时方合用之后，不但发挥了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的优势，也使其自然而然地适应了杂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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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和了经方派与时方派的论争
由于把仲景之方称之为经方，把汉以后的医家所制之方称之为时方，现代临床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擅用经方的“经方派”和擅用时方的“时方派”。对于《伤寒论》的研究，自王叔和整理以后，至唐孙思邈有“江南诸师秘仲景之方不传”之叹，因此他采用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三纲鼎立”之说；至宋，则有林亿等人对仲景之书的官方校正，为《伤寒论》的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宋末金初，又有成无己首开对《伤寒论》的全文注释。到了明代，方有执首倡错简重订，攻击王叔和，驳斥成无己。喻昌、程应旄、黄元御等人相继和之，遂成一派。与之相对，则有张遂辰倡之于前，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继之于后，尊王赞成，形成维护旧论一派。而有些学者，则不管叔和之是非，只注重临证之应用，如柯琴、徐大椿主张以方类证，徐氏著有《伤寒类方》一卷。钱潢、尤怡则主张以法类证，陈修园、包诚则倡导分经审证，把疾病按三阳三阴经腑分证。以上诸家虽然观点不一，但都对仲景奉之为圣，为《伤寒论》的研究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后世研究仲景之学留下了宝贵资料。到了近代，擅用经方者，当首推清末.曹颖甫先生，曹先生以治大承气证初试获效，便笃嗜仲景方，一往直前，绝无旁顾，40余年，悉用仲景方治病，可以说是近代一个纯粹的经方家。凡是从他学习的，多能以经方大剂起沉疴，愈废疾。其弟子姜学景，把他用经方的经验著成一书，名《经方实验录》，至今仍为应用经方的代表著作。但是，仲景之后，也出现了不少医家与时方名著，而影响一时，最盛者莫过于宋.陈师文等人奉敕所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当时医家皆以之为治病之准绳，正如元.戴良《九灵山房集.丹溪翁传》所说：“时方盛行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二百九十七方，翁穷昼夜是习。”其后之金元四大家也各名噪一时，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时方，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到了清代，尊古之风大起，医学界法则《内》、《难》诸经，方则唯尊仲景，而另一派则从张元素“古方今病不相能”之说，赫然形成对立之势，直至今日。刘老古今接轨论的提出，使经方与时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不执古而轻今，更不倡新而非古，而是积极主动的创造古今两方接轨的新产品。倡导经方、时方兼收并蓄，不分轩轾，同等爱护，使其古今相互补充，互相借鉴，因证制宜，把古今之方，变成一个既有纯朴的古意，又有灵活的新态，切中病情，一针见血地达成“古今接轨”的创举。用古方以补时方之纤弱，用时方以补古方之不全，既对经方有深刻的认识，又对时方有扎实的功夫，把古方、今方、古今接轨方铸成当今的三足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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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现了经方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所谓经方的原则性，是指经方制方非常严格，对经方不能随意改动药味及其剂量，以保持古人制方之原意。举例而言之，《伤寒论》的第一张方子叫做桂枝汤，方中桂枝、芍药及其剂量比例是很严格的，仲景不允许人们随意改动而破坏其方义。桂枝汤的药物组成是：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炙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如果将此方的剂量加以改变，把桂枝增至五两，则叫桂枝加桂汤；把芍药增至六两，则叫桂枝加芍药汤。可见，尽管本方的药味不变，由于剂量变了，也不能叫做桂枝汤。如果不从剂量而从药味的加减来讲：本方减去了芍药，则叫桂枝去芍药汤；如减去桂枝，则叫桂枝去桂汤，也都不能叫桂枝汤，也不能治疗桂枝汤范围的各种病证，这就是经方不能擅自改变的一个实例。所谓经方的灵活性，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必须对经方进行加减变通，以求适应疾病的变化要求。现代各种文献报道中对于经方的使用多采取加减用之，其例子数不胜数。然而，经方制方的原则性与经方应用的灵活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守其原则而不进行加减，则不能适应临床众多的疾病，灵活加减必然破坏经方制方之原义。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确实是众医束手之事，而刘老却能于一团乱麻之中条分缕析，理出了“古今接轨”这个头绪，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对矛盾。经方与时方合用，使经方不必加减而不破坏其制方的原则性，合用不同的时方治疗不同的疾病又适应了疾病的变化要求，真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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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体现了经方与时方的内在联系
经方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伤寒学问贵在其方。然而，中国之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英雄辈出，继仲景之后，如雨后春笋，又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时方”使方剂学大兴。方有古今之异，格调不尽相同，但它们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导师认为：《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比作母亲是方之源，而时方如同子孙，乃是方之流也。有源才能有流，有流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况且时方中也不乏上乘之品，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本事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驰名医坛，与经方并驾齐驱。事实上，后世诸多的方剂都是在前人方剂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心得加减而来。试看仲景之方剂，也是来源于《汤液经法》，并结合自己临证心得，加减出一系列方剂，如仲景从“火齐汤”(即三黄泻心汤)加减出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而桂枝汤系列之加减方总不会都来自《汤液经法》，必然是仲景从桂枝汤的临床应用中感悟而得。所以，后世之方剂，也与仲景的经方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本是同气连枝的，从古到今是一条道相通的，经方与时方的合用，也就是跨越了时空，而把古今这条道给接上了。刘老把经方与时方合用叫做“古今接轨”而不简单地叫做合方，也是考虑到经方与时方本来同轨，分之则为两个时段，合用则如同铁路之轨相接，若经名医巧匠之手，使其巧妙结合，则古今之方浑然一体。“古今接轨方”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古方与今方之间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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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今接轨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任何一门学科，都随着当时的历史与现实而产生、发展和变化，中医学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产生，造就了中医学天人相应的理论框架，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小的角度讲，医生也应当适应各种民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东汉末年，伤寒流行，死人无数，众医束手，仲景适应历史条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作《伤寒杂病论》。迨至宋末，战争不断，赵宋南渡，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民族斗争的战场，人民处在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热性疾病广泛流行，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痛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刘完素的“火热论”。李东垣晚于刘完素，在他内伤脾胃学说提出的时候，正当元兵大举进犯，中原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精神上的恐惧，无休止的劳役，以及饥饿冻馁等恶劣条件， 对于内伤病的形成就显得很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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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生，男，34岁，医学博士，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出了，因此造就了“补脾”一派。张从正之时，元兴，国家统一，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从正曾经出任御医，士大夫喜补而厌攻，当时盛行《局方》，用药多辛燥温补，遂以汗、吐、下三法祛除病邪而达“邪去正安”目的，而纠正当时用药之偏，被后人称为“攻下派”。金元四大家的另一大家朱震亨，虽处在元朝和平年代，但局势并不稳定，他又生活在南方。南方之人体质脆弱，富人多膏粱之体，酗酒纵欲，精竭火炽，贫者藜藿之供，而愁肠百结，郁火内生，因此朱氏把河涧之火热论发展为了内生火热，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明*崇祯辛巳(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疫病流行，诸医用治寒之法疗效不佳，吴又可推究病情，悟出疫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异气”为患。故作《温疫论》，提出“疬气”学说。其后至清代，又有众多医家的努力，特别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四家确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温病学说。明清时代，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对中医的传统理论冲击极大，这时，中医与西医开始沟通，最早接受西说者有汪昂、赵学敏、王清任等，其后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提出了中西医汇通说。民国时期，恽树珏提出改进中医学，但主张以中医学说本身为主体，特别重视对《内经》的研究，尽量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明它。陆彭年则提出了中医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吻合者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解放以后，中西医结合之呼声日高，近年来诸多学科都提出了与国际接轨。在这种形式下，刘渡舟教授提出了“古今接轨论”，认为：“中西医能结合，实验室的动物模型也能与人的疾病相结合，为什么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古方与今方而不能接轨呢？”“古今接轨”这一方剂学的伟大创举，必须经医人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地结合，这是中医药学创新的一个举措。“古今接轨”不是标新立异，亦非哗众取宠，而是顺应自然发展的科学构思，须投入大量的人力智力，呕心沥血，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把经方与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地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在现代中医研究以“以西释中，以西证中”为主流的形式下，“古今接轨”的提出，无疑是中医自身发展的一种新尝试，是也非也，有待后贤评说。
(收稿日期：2000-02-29), 百拇医药
单位：北京中医药大学 北京100029
关键词：经方；时方；使用范围；治疗；古今接轨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000402
中图分类号：R222.2
“古今接轨论”为刘渡舟教授首先提出，是指古方(经方)与今方(时方)合用的一种理论。经方与时方合用虽古有先例，但临床应用并不广泛，古人及现代文献对经方与时方合用的意义也较少论述。要了解古今接轨论的意义，首先要明白经方与时方的含义。《中医大辞典》谓：“汉代以前的方剂称为经方。其说有三：①后汉.班固《汉书.艺文志》医家类记载经方十一家，这是指汉以前的临床著作。②指《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方剂。③专指《伤寒论》、《金匮要略》所记载的方剂。一般所说的经方，多指第三说。” 而“时方指张仲景以后的医家所制的方剂。”刘渡舟教授根据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之论，认为“经方”来自于殷商时代圣相伊尹所著的《汤液经法》，其上又源于《神农本草经》及《桐君采药录》。即“经方”源于神农之药，发展而成“汤液”之方，又发展而成仲景之论。其中不难看出，药与方的结合，方与证的发展，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为了使导师“古今接轨论”得以发扬光大，在此对其意义进行归纳总结，浅论于后，综而言之，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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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扩大了《伤寒论》方的使用范围
《伤寒杂病论》成书已经1 800余年，仲景之方经过千余年的临床应用与研究，正所谓“千锤百炼”，临床疗效已经被历代医学家所证实，所以被奉为中医学的经典之方，即后世医家所说的“经方”。然仲景《伤寒杂病论》，本为即病之伤寒设，而兼治杂病。正如《伤寒论》自序所说：“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感往昔之沦丧，伤横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说明仲景当年著书的原因是伤寒流行，故其方历代多用于治疗外感病，这也是后世医家提出“外感宗仲景”的理由。解放以后，对《伤寒论》的研究日新月异，仲景方已经不再限于治疗外感病，对于杂病治疗的应用也日益增多。近年来，由于中医在疑难杂病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伤寒论》方的应用重心已经转向了杂病。这一点从《伤寒论》教材的沿革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1979年湖北中医学院主编的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试用教材《伤寒论选读》认为：“《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专书”，1985年由李培生任主编，刘渡舟任副主编的高等医药院校教材则谓：“《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多种外感热病及杂病辨证论治的专书”，把治疗杂病正式写入了中医院校的统编教材，从而改变了过去《伤寒论》仅仅用于外感病的认识。然而，仲景《伤寒论》的112方纵然千变万化，再加上《金匮要略》的262方，对于众多的疾病，也总有恨方太少之憾。况且后汉时代的疾病谱与现代的疾病谱有很大差别，仲景当时的疾病谱也远远没有今天这么广，想要仲景时代的经方完全适用于今天的疾病，则无异于痴人说梦，宋代张元素就已经发出了“运气不济，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的感慨(见《金史.列传》张元素条)。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对于经方的加减应用就成了一种主要方法。查阅一下现代医学文献，应用经方治疗某病者，几乎均为加减方，很难见到原方使用者。经方的加减应用，是对经方的发展，其运用灵活，随证加减药物，有一定的优势存在。其缺点是灵活度太大，基本上都是每位医家自己的一己之见，不易于推广应用，更不宜于传之后学。刘渡舟教授通过数十年对《伤寒论》方的应用与揣摩，积50余年的用药经验，至其老年，方悟出“古今接轨”之优势，大力提倡经方与时方结合应用，以经方为主，合用不同的时方治疗不同的疾病，使《伤寒论》方的应用范围扩大了无数倍。古今接轨论的提出，使经方以其完整的身躯运用于临床各科，使1 800余年前的方剂巧妙地适应了现代的疾病谱，为《伤寒论》的研究与应用又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而“古今接轨方”与经方加减运用的区别就在于它有规律可寻，它所合用的时方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名方，便于理解，易于推广，而后之学子也容易掌握，对《伤寒论》的学习和推广应用具有较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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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能适应病因繁多的杂病治疗
《伤寒论》所论之伤寒，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素问.热论》之“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是指广义伤寒而言。关于伤寒之广义与狭义之分，《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前者为广义之伤寒，后者为狭义之伤寒。《伤寒论》即以伤寒名书，又论述了温病、风温、中风等多种外感疾病，它属于广义伤寒之著似无可疑，但从论中具体内容分析，则可发现所论之重点仍属于狭义之伤寒。元.王安道被清代著名温病学家吴鞠通称为“始能脱却伤寒，辨治温病”。他在《医经溯洄集.张仲景伤寒立法考》一文中说道：“夫伤于寒，有即病者焉，有不即病者焉。即病者，发于所感之时，不即病者，过时而发于春夏也。即病谓之伤寒，不即病谓之温与暑。……仲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也。”明确提出了伤寒与温病的区别，并对仲景的立法原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他最后又说：“夫仲景之法，天下后世之权衡也，故可借焉以为他病用。虽然，岂特可借以治温暑而已，凡杂病之治，莫不可借也。”又提出了仲景之法可以借用于治疗杂病。刘老认为，伤寒之中每多杂病，杂病之中也多兼伤寒，伤寒与杂病本有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不能凭人们的主观想象加以分开。究其原因，大致有三：①伤寒单纯发病者少，而与杂病相兼者多，故伤寒与杂病合而论述，方为全面之著。②人分男女，体有强弱，感邪虽一，发病则异，而且内因是变化的根据，故不明杂病，则不能明辨伤寒为病之所因。所以，只论伤寒，不论杂病，则不能曲尽辨证之长。③有的病人先患他病，后感伤寒，内伤外感，病情杂沓，难求一致，无法用伤寒一种发病形式而统摄诸病。对此，柯韵伯深有体会地说：“伤寒之中最多杂病，虚实互呈，故将伤寒杂病合而渗之，此扼要法也”。因此，《伤寒论》的方剂，现也多用于杂病的治疗。至于“杂病”，因汉时对于疾病的分科，只将外感急性发热之病，统称之为伤寒，对伤寒以外的疾病则统称之为杂病。所以，杂病之因最杂，杂病之种类也最杂。正如上节所论，《伤寒论》的112方，要适应众多的杂病，谈何容易。而与浩如烟海的时方接轨以后，就轻而易举地适应了各种杂病的治疗。刘渡舟教授应用“古今接轨方”治疗杂病得心应手，临床对于“古今接轨方”的应用实例不胜枚举，限于篇幅，不再举例。于此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经方与时方合用之后，不但发挥了经方药少而精，疗效惊人的优势，也使其自然而然地适应了杂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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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和了经方派与时方派的论争
由于把仲景之方称之为经方，把汉以后的医家所制之方称之为时方，现代临床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擅用经方的“经方派”和擅用时方的“时方派”。对于《伤寒论》的研究，自王叔和整理以后，至唐孙思邈有“江南诸师秘仲景之方不传”之叹，因此他采用了“方证同条，比类相附”的研究方法，并提出了“三纲鼎立”之说；至宋，则有林亿等人对仲景之书的官方校正，为《伤寒论》的广泛流传创造了条件。宋末金初，又有成无己首开对《伤寒论》的全文注释。到了明代，方有执首倡错简重订，攻击王叔和，驳斥成无己。喻昌、程应旄、黄元御等人相继和之，遂成一派。与之相对，则有张遂辰倡之于前，张志聪、张锡驹、陈修园继之于后，尊王赞成，形成维护旧论一派。而有些学者，则不管叔和之是非，只注重临证之应用，如柯琴、徐大椿主张以方类证，徐氏著有《伤寒类方》一卷。钱潢、尤怡则主张以法类证，陈修园、包诚则倡导分经审证，把疾病按三阳三阴经腑分证。以上诸家虽然观点不一，但都对仲景奉之为圣，为《伤寒论》的研究推广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后世研究仲景之学留下了宝贵资料。到了近代，擅用经方者，当首推清末.曹颖甫先生，曹先生以治大承气证初试获效，便笃嗜仲景方，一往直前，绝无旁顾，40余年，悉用仲景方治病，可以说是近代一个纯粹的经方家。凡是从他学习的，多能以经方大剂起沉疴，愈废疾。其弟子姜学景，把他用经方的经验著成一书，名《经方实验录》，至今仍为应用经方的代表著作。但是，仲景之后，也出现了不少医家与时方名著，而影响一时，最盛者莫过于宋.陈师文等人奉敕所编《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当时医家皆以之为治病之准绳，正如元.戴良《九灵山房集.丹溪翁传》所说：“时方盛行陈师文、裴宗元所定大观二百九十七方，翁穷昼夜是习。”其后之金元四大家也各名噪一时，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时方，对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到了清代，尊古之风大起，医学界法则《内》、《难》诸经，方则唯尊仲景，而另一派则从张元素“古方今病不相能”之说，赫然形成对立之势，直至今日。刘老古今接轨论的提出，使经方与时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不执古而轻今，更不倡新而非古，而是积极主动的创造古今两方接轨的新产品。倡导经方、时方兼收并蓄，不分轩轾，同等爱护，使其古今相互补充，互相借鉴，因证制宜，把古今之方，变成一个既有纯朴的古意，又有灵活的新态，切中病情，一针见血地达成“古今接轨”的创举。用古方以补时方之纤弱，用时方以补古方之不全，既对经方有深刻的认识，又对时方有扎实的功夫，把古方、今方、古今接轨方铸成当今的三足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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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现了经方的原则性与灵活性
所谓经方的原则性，是指经方制方非常严格，对经方不能随意改动药味及其剂量，以保持古人制方之原意。举例而言之，《伤寒论》的第一张方子叫做桂枝汤，方中桂枝、芍药及其剂量比例是很严格的，仲景不允许人们随意改动而破坏其方义。桂枝汤的药物组成是：桂枝三两，芍药三两，炙甘草二两，生姜三两，大枣十二枚。如果将此方的剂量加以改变，把桂枝增至五两，则叫桂枝加桂汤；把芍药增至六两，则叫桂枝加芍药汤。可见，尽管本方的药味不变，由于剂量变了，也不能叫做桂枝汤。如果不从剂量而从药味的加减来讲：本方减去了芍药，则叫桂枝去芍药汤；如减去桂枝，则叫桂枝去桂汤，也都不能叫桂枝汤，也不能治疗桂枝汤范围的各种病证，这就是经方不能擅自改变的一个实例。所谓经方的灵活性，就是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必须对经方进行加减变通，以求适应疾病的变化要求。现代各种文献报道中对于经方的使用多采取加减用之，其例子数不胜数。然而，经方制方的原则性与经方应用的灵活性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守其原则而不进行加减，则不能适应临床众多的疾病，灵活加减必然破坏经方制方之原义。如何解决这一对矛盾，确实是众医束手之事，而刘老却能于一团乱麻之中条分缕析，理出了“古今接轨”这个头绪，巧妙地解决了这一对矛盾。经方与时方合用，使经方不必加减而不破坏其制方的原则性，合用不同的时方治疗不同的疾病又适应了疾病的变化要求，真是一举两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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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体现了经方与时方的内在联系
经方的实践性、科学性、创造性有无穷无尽的潜力，伤寒学问贵在其方。然而，中国之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英雄辈出，继仲景之后，如雨后春笋，又产生了数以万计的“时方”使方剂学大兴。方有古今之异，格调不尽相同，但它们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导师认为：《伤寒论》为方书之祖，比作母亲是方之源，而时方如同子孙，乃是方之流也。有源才能有流，有流才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况且时方中也不乏上乘之品，如《千金要方》、《外台秘要》、《本事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驰名医坛，与经方并驾齐驱。事实上，后世诸多的方剂都是在前人方剂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心得加减而来。试看仲景之方剂，也是来源于《汤液经法》，并结合自己临证心得，加减出一系列方剂，如仲景从“火齐汤”(即三黄泻心汤)加减出大黄黄连泻心汤，附子泻心汤、半夏泻心汤、生姜泻心汤和甘草泻心汤。而桂枝汤系列之加减方总不会都来自《汤液经法》，必然是仲景从桂枝汤的临床应用中感悟而得。所以，后世之方剂，也与仲景的经方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它们本是同气连枝的，从古到今是一条道相通的，经方与时方的合用，也就是跨越了时空，而把古今这条道给接上了。刘老把经方与时方合用叫做“古今接轨”而不简单地叫做合方，也是考虑到经方与时方本来同轨，分之则为两个时段，合用则如同铁路之轨相接，若经名医巧匠之手，使其巧妙结合，则古今之方浑然一体。“古今接轨方”的出现，充分体现了古方与今方之间的必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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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古今接轨是历史潮流大势所趋
任何一门学科，都随着当时的历史与现实而产生、发展和变化，中医学也是如此。春秋战国时代，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产生，造就了中医学天人相应的理论框架，它适应了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小的角度讲，医生也应当适应各种民俗。《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有“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过洛阳，闻周人爱老人，即为耳目痹医；来入咸阳，闻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随俗为变。”东汉末年，伤寒流行，死人无数，众医束手，仲景适应历史条件，“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而作《伤寒杂病论》。迨至宋末，战争不断，赵宋南渡，中国北部的广大地区，沦为民族斗争的战场，人民处在动荡不安，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热性疾病广泛流行，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痛苦。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刘完素的“火热论”。李东垣晚于刘完素，在他内伤脾胃学说提出的时候，正当元兵大举进犯，中原战乱频仍，人民生活极为困难，精神上的恐惧，无休止的劳役，以及饥饿冻馁等恶劣条件， 对于内伤病的形成就显得很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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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生，男，34岁，医学博士，现在北京师范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出了，因此造就了“补脾”一派。张从正之时，元兴，国家统一，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从正曾经出任御医，士大夫喜补而厌攻，当时盛行《局方》，用药多辛燥温补，遂以汗、吐、下三法祛除病邪而达“邪去正安”目的，而纠正当时用药之偏，被后人称为“攻下派”。金元四大家的另一大家朱震亨，虽处在元朝和平年代，但局势并不稳定，他又生活在南方。南方之人体质脆弱，富人多膏粱之体，酗酒纵欲，精竭火炽，贫者藜藿之供，而愁肠百结，郁火内生，因此朱氏把河涧之火热论发展为了内生火热，提出了“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论。明*崇祯辛巳(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省疫病流行，诸医用治寒之法疗效不佳，吴又可推究病情，悟出疫病的病因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存在着一种特别的“异气”为患。故作《温疫论》，提出“疬气”学说。其后至清代，又有众多医家的努力，特别是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四家确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形成了温病学说。明清时代，西洋医学传入中国，对中医的传统理论冲击极大，这时，中医与西医开始沟通，最早接受西说者有汪昂、赵学敏、王清任等，其后王宏翰、朱沛文、唐宗海、张锡纯等提出了中西医汇通说。民国时期，恽树珏提出改进中医学，但主张以中医学说本身为主体，特别重视对《内经》的研究，尽量用现代科学知识来阐明它。陆彭年则提出了中医科学化，即以西医理论来解释中医，凡符合者属科学，不吻合者即斥为不科学，因而走向是西非中，重西轻中的歧途。解放以后，中西医结合之呼声日高，近年来诸多学科都提出了与国际接轨。在这种形式下，刘渡舟教授提出了“古今接轨论”，认为：“中西医能结合，实验室的动物模型也能与人的疾病相结合，为什么同气连枝，一脉相承的古方与今方而不能接轨呢？”“古今接轨”这一方剂学的伟大创举，必须经医人之手，从临床出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把时方与经方进行巧妙地结合，这是中医药学创新的一个举措。“古今接轨”不是标新立异，亦非哗众取宠，而是顺应自然发展的科学构思，须投入大量的人力智力，呕心沥血，才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把经方与时方有机而又恰如其分地形成“古今接轨”，既开创伤寒学科向前发展的新方向，也是方剂学的一大进步，实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途径。在现代中医研究以“以西释中，以西证中”为主流的形式下，“古今接轨”的提出，无疑是中医自身发展的一种新尝试，是也非也，有待后贤评说。
(收稿日期：2000-02-29),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