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思维与哲学思维的结构及其关系刍议
作者：刘典恩 邵萍
单位：刘典恩(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 潍坊 261031)；邵萍(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 潍坊 261031)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518分类号：R-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5-0038-03
在医学领域中，只有对研究成果进行思维的加工，才能上升为科学意义上的医学认识，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医学认识就在于医学思维。尽管医学思维活动中离不开哲学思维的指导作用，但哲学思维不能代替医学思维，它只能作为医学思维的先导；尽管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二者都起源于人的智慧想要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但哲学思维是观念层次的思维，它力求以抽象的、无限的方式从整体上把握世界，而医学思维作为科学思维的一种，则是以具体的、有限的方式把握人类健康和疾病现象，是一种实证性的思维[1]。医学家要想在医学思维活动中更好地运用哲学思维，就不能不对医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关系有一个较为具体的认识。本文拟对医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结构进行考察分析，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弄清医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根本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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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学思维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人类健康和疾病现象这种客观化的对象，即使是对人的精神性疾病这类主观东西的研究，也是把它作为客观化对象来对待的。在医学研究领域中，由于所面对的具体对象的复杂程度不同，医学思维的具体结构也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可按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和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明显不同可分两种常见的情形进行分析。
1.1 关于医学家与研究对象相互作用的情形。这种情形比较明显地表现在对人体细胞或生物分子等微观客体的认识中。其特点：一是在细胞或生物分子与测量仪器之间可出现相互作用，因此，医学认识要想完全排除医学家对微观客体行为的干扰是不可能的；二是医学家借助于观测仪器所看到的，有时候并不是微观客体本身，只是它们显示出来的“影像”；三是数学工具对某些微观客体的抽象描述，如各种观测数据与数量关系等，使医学家对纷繁复杂的人体健康与疾病现象的规律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如何看待这些特点呢?从认识论上看，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医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 百拇医药 首先，医学实践中的医学家与研究对象，不同于认识中的主观与客观。在对细胞或生物分子的观测中，观测仪器与医学家一起构成了实践的主体，在认
识中属于主观的方面。医学家既是实践主体又是认识主体，但只有医学家的意识和意志是主观的，并不是他的一切方面都是主观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以医学家的意志为转移，而严格地遵从于医学规律。因此，不仅被观测的细胞或生物分子是客观实在，医学家与观测对象的相互作用也是客观实在的。不明确这一点，就极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即在细胞或生物分子等微观世界中，存有不依赖于医学家意识的客观实在，就会把观测到的微观实体误认为是医学家借助于仪器随意制造或推断出的结果。实际上，尽管医学家对观测什么和采用什么方式观测等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观测结果却并不是主观想象的产物[2]。
其次，虽然医学家对观测结果必须依靠概念框架及其它逻辑工具才能得到理解和表达，但这并没有导致医学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主观。相反，只能使医学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地揭示健康与疾病现象中微观实体的客观内容。这不仅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因素，而且，逻辑工具甚至是数学工具的运用，恰恰是医学认识通向客观实在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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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医学家对自身的作用了解得越是透彻，对所采用的观测系统、仪器性能和作用越是清楚明了，越能够在自己和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中，区别出哪一些是来自客观方面的信息，哪一些是主观方面的猜测和想象，从而才能更好地把握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使医学家对健康和疾病现象的认识越来越符合于客观。在医学认识中，所谓真理性的认识，是通过采取一定的程序、途径、手段和方法而实现的，不管医学家本人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些程序、途径、手段和方法都旨在使自己明确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自我意识越明确，就越是要淡化自己，即不是想着自我如何或观测结果应该如何，而是怎样使自己的认识与健康或疾病现象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1.2 关于医学家与研究对象明显可分的情形。这种情形一般发生在对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宏观研究中，如体格检查或手术治疗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医学认识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医学家可以直接观测认识对象，一般说来是不改变它，不对其施加影响，或者是即使施加了影响，原则上也可以在认识上排除医学家主体方面的因素；二是这种观测可以重复进行，在相同条件下，无论由多少医学家做多少次观测，其结果应是相同的；三是通过整理有关经验材料，医学家可以得到比较明晰的确切描述或印象；四是观测中的症状和体征是不难区分的，医学理论可以通过与观测结果的对照而得到相应的验证。显然，医学认识是通过尽量排除医学家加给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而获得关于健康与疾病现象的医学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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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医学认识是在医学家与健康或疾病现象之间，在主观和客观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的，不论医学家对研究对象影响的大小是否可以忽略，或者不可忽略，只表明了认识的复杂程度，而作为医学认识，它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统一的。医学思维的特点就在于主观趋向于符合客观，它是具有专一方向性的结构。这一点与整个科学思维的结构是一致的[3]。
2 与医学思维不同，哲学思维所关注和追求的不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对象性知识，而且更注重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本身进行研究。这在近代哲学中，突出而清楚地表现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思维中，不仅要求主观符合客观，还要求客观符合主观，即不仅要问客观世界是什么，还要回答客观世界对人有什么意义，就是说，哲学思维的主客观结构是全方位的结构。在人类智慧分化发展的过程中，唯有哲学保持了全方位把握主客观关系的固有结构，其它的认识包括医学认识，都是各自沿着一个方向强化和发展的思维结构。可见，哲学对主客观关系的全方位把握无疑是一种概念性的理论思维巨大发展的结果。所谓其它认识方式是向一个方向强化和发展出的思维结构，并不是说不存在别的方向，例如在医学思维的主客观关系中，也存在着客观符合主观的方向，但是作为医学认识的基本的、主导的、标志着这种认识方式特征的方向，是医学家的认识要与健康或疾病现象的客观实际相符合，即主观要趋向于符合客观，是在这一个方向上得到了强化。而在人文认识中，例如在对对象的价值的认识上，特别是在是否符合人的审美的、道德的以及维护群体利益的需要方面，所做出的价值取向上的选择，则是沿着要求客观符合主观的方向强化而成为另一种思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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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哲学是一般的普遍的知识，医学作为科学的一种则是特殊的知识，由此也就自然会将哲学思维的基本特点归结为用普遍性去指导特殊性。其实，任何认识都免不了用普遍性去指导特殊性。只要运用概念，概念就具有普遍性，尽管普遍性的程度有所不同，但用普遍性去指导特殊性这一点则是共同的，否则，认识也就不会有什么解释的功能。于是在哲学的表述中，通常要加一个“最”字，即哲学是最普遍、最一般的知识。所谓哲学知识最普遍、最一般，只是对一种状况的描述，但却没有说明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至少是没有对思维本身的原因作出说明。而对思维的主客观结构的考察，有可能对为什么“哲学是最普遍、最一般的知识”提供一种解释。具体说来，医学认识对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客观性的追求，总会遇到某种局限，这种局限不仅来自于医学家认识水平和认识手段的有限性，也来自于医学思维结构本身，因为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客观性要求检验和证明，而检验和证明总有一定的限度。达到这种限度，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客观性?医学认识能否达到和怎样达到客观性?而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客观性与其它所有的客观性问题一样，只有在与主客观性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回答。这就回到了主客观关系本身。这时的思维活动已经超越了医学思维，上升到哲学思维了。这时的医学思维的局限性已是显而易见的。在没有达到这种局限性时，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客观性问题，可以在医学认识的范围内实证地得到检验和证明，因而，医学家们往往不会迫切地感到需要思考哲学问题。一旦达到这种局限，往往是杰出的医学家自己就会主动讨论起哲学问题来了。如对“克隆”问题的讨论就是如此。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重大的医学突破和模式转换的时候。不难看出，哲学思维不仅是医学思维的一般前提，可在医学思维中起到先导的作用，而且当医学家的科学研究达到一定限度时，又必须回过头来思考哲学问题，从而在哲学中寻求深入研究的一般思路和基本方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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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学思维的结构要求主观去符合客观，它就必然同时要求淡化“自我”，即医学家作为思维的主体，其发挥能动性的目的只是导向对客观性的探求，自我的特质、主观性的东西一般并不加到医学结论的内容中去，虽然这些东西会影响到医学认识的深度、广度以及医学成果的表达形式。就医学家个人来说，他之所以从事某项研究当然也与他的个人志趣、爱好、禀赋有关，但作为医学思维的结果出现的却应该是可以进行公共检验的东西。可见，所谓医学思维的培养，也就是要使医学家具有这样的一种导向性思维结构。相反，哲学思维却并不淡化自我。哲学家的“自我”不同，他对客观对象所看到的色彩、所得到的体验、所持的意见、从而所作的评价就不同，这不仅使哲学的普遍性中包含特殊性，而且具有个性。哲学的普遍性就在于它超越了医学那种仅仅要求主观去符合客观的思维结构，而同时要对主观和客观关系本身去作反思式的审视。与这样一种思维结构相应地才有哲学知识的抽象性，因而才有普遍性和一般性。
从医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结构的区别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哲学思维何以是观念层次的思维，医学思维何以是实证性的思维。“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这样的哲学观点，不是像自然科学的定律一样的客观吗?的确，这样的哲学观点是有科学根据的，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作为哲学观点，它的真理性却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到相对简单的实证性的证明，而只能靠科学和人类实践的全部发展才能得到证明和检验。因为就其作为哲学观点来说，它也如认为“世界统一于精神”的唯心主义观点一样，是人们主观上对世界本原问题所持的一种观念、一种解释，所选取的一种认识前提和出发点。所谓“观念”，这里指的不仅是知识，它是知识和信念乃至信仰的总和。尽管上述两种哲学观点是对立的，但从思维结构上看，它们都与医学思维结构不同，都是从主客观关系本身得到的观念。因此，同属于哲学思维的结构，而医学思维的结构则始终要求主观去符合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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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医学和哲学在思维对象方面时有交叉和离合，在思维方法上也常有相互借鉴和渗透，但它们的思维结构却总是相对稳定的。医学思维结构和哲学思维结构可以相互转换，但转换不等于取代；医学思维结构和哲学思维结构可以并行使用，但并用不等于融合；医学思维结构和哲学思维结构可以实现多样性的统一，但多样性的统一不等于归并为一。虽然医学思维活动中离不开哲学思维的作用，哲学思维是医学思维的一般前提，医学思维往往由医学思想过渡而来，医学认识的突破也以哲学思维为先导，但是，哲学思维并不能代替医学思维。所以，医学思维和哲学思维是相互需要、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关系，不是也不可能相互取代。哲学家掌握一些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知识，是其学科发展的自身需要；同样，医学家通晓一定的哲学知识，也必定对医学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刘典恩(1954～)，男，山东莱阳人，教授。现任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参考文献：
[1] 孙小礼.方法的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 林定夷.科学研究方法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3] 周昌忠.科学思维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 陈昌曙.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认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收稿日期：2000-01-10, 百拇医药
单位：刘典恩(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 潍坊 261031)；邵萍(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 潍坊 261031)
关键词：
医学与哲学000518分类号：R-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772(2000)05-0038-03
在医学领域中，只有对研究成果进行思维的加工，才能上升为科学意义上的医学认识，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说，医学认识就在于医学思维。尽管医学思维活动中离不开哲学思维的指导作用，但哲学思维不能代替医学思维，它只能作为医学思维的先导；尽管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二者都起源于人的智慧想要解释人与世界的关系，但哲学思维是观念层次的思维，它力求以抽象的、无限的方式从整体上把握世界，而医学思维作为科学思维的一种，则是以具体的、有限的方式把握人类健康和疾病现象，是一种实证性的思维[1]。医学家要想在医学思维活动中更好地运用哲学思维，就不能不对医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关系有一个较为具体的认识。本文拟对医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结构进行考察分析，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弄清医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根本区别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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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学思维的指向性非常明确，就是人类健康和疾病现象这种客观化的对象，即使是对人的精神性疾病这类主观东西的研究，也是把它作为客观化对象来对待的。在医学研究领域中，由于所面对的具体对象的复杂程度不同，医学思维的具体结构也有所不同。通常情况下，可按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和医学家与研究对象的明显不同可分两种常见的情形进行分析。
1.1 关于医学家与研究对象相互作用的情形。这种情形比较明显地表现在对人体细胞或生物分子等微观客体的认识中。其特点：一是在细胞或生物分子与测量仪器之间可出现相互作用，因此，医学认识要想完全排除医学家对微观客体行为的干扰是不可能的；二是医学家借助于观测仪器所看到的，有时候并不是微观客体本身，只是它们显示出来的“影像”；三是数学工具对某些微观客体的抽象描述，如各种观测数据与数量关系等，使医学家对纷繁复杂的人体健康与疾病现象的规律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如何看待这些特点呢?从认识论上看，其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医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 百拇医药 首先，医学实践中的医学家与研究对象，不同于认识中的主观与客观。在对细胞或生物分子的观测中，观测仪器与医学家一起构成了实践的主体，在认
识中属于主观的方面。医学家既是实践主体又是认识主体，但只有医学家的意识和意志是主观的，并不是他的一切方面都是主观的。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不以医学家的意志为转移，而严格地遵从于医学规律。因此，不仅被观测的细胞或生物分子是客观实在，医学家与观测对象的相互作用也是客观实在的。不明确这一点，就极易产生这样一种错误认识，即在细胞或生物分子等微观世界中，存有不依赖于医学家意识的客观实在，就会把观测到的微观实体误认为是医学家借助于仪器随意制造或推断出的结果。实际上，尽管医学家对观测什么和采用什么方式观测等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观测结果却并不是主观想象的产物[2]。
其次，虽然医学家对观测结果必须依靠概念框架及其它逻辑工具才能得到理解和表达，但这并没有导致医学的发展变得越来越主观。相反，只能使医学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全面地揭示健康与疾病现象中微观实体的客观内容。这不仅是因为概念的形成及其运用，已经包含着关于世界客观联系的规律性的因素，而且，逻辑工具甚至是数学工具的运用，恰恰是医学认识通向客观实在的一条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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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医学家对自身的作用了解得越是透彻，对所采用的观测系统、仪器性能和作用越是清楚明了，越能够在自己和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中，区别出哪一些是来自客观方面的信息，哪一些是主观方面的猜测和想象，从而才能更好地把握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使医学家对健康和疾病现象的认识越来越符合于客观。在医学认识中，所谓真理性的认识，是通过采取一定的程序、途径、手段和方法而实现的，不管医学家本人是否自觉意识到，这些程序、途径、手段和方法都旨在使自己明确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自我意识越明确，就越是要淡化自己，即不是想着自我如何或观测结果应该如何，而是怎样使自己的认识与健康或疾病现象的实际情况相符合。
1.2 关于医学家与研究对象明显可分的情形。这种情形一般发生在对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宏观研究中，如体格检查或手术治疗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医学认识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医学家可以直接观测认识对象，一般说来是不改变它，不对其施加影响，或者是即使施加了影响，原则上也可以在认识上排除医学家主体方面的因素；二是这种观测可以重复进行，在相同条件下，无论由多少医学家做多少次观测，其结果应是相同的；三是通过整理有关经验材料，医学家可以得到比较明晰的确切描述或印象；四是观测中的症状和体征是不难区分的，医学理论可以通过与观测结果的对照而得到相应的验证。显然，医学认识是通过尽量排除医学家加给研究对象的影响因素，而获得关于健康与疾病现象的医学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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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医学认识是在医学家与健康或疾病现象之间，在主观和客观的相互关系中实现的，不论医学家对研究对象影响的大小是否可以忽略，或者不可忽略，只表明了认识的复杂程度，而作为医学认识，它的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统一的。医学思维的特点就在于主观趋向于符合客观，它是具有专一方向性的结构。这一点与整个科学思维的结构是一致的[3]。
2 与医学思维不同，哲学思维所关注和追求的不仅是关于客观世界的对象性知识，而且更注重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关系本身进行研究。这在近代哲学中，突出而清楚地表现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思维中，不仅要求主观符合客观，还要求客观符合主观，即不仅要问客观世界是什么，还要回答客观世界对人有什么意义，就是说，哲学思维的主客观结构是全方位的结构。在人类智慧分化发展的过程中，唯有哲学保持了全方位把握主客观关系的固有结构，其它的认识包括医学认识，都是各自沿着一个方向强化和发展的思维结构。可见，哲学对主客观关系的全方位把握无疑是一种概念性的理论思维巨大发展的结果。所谓其它认识方式是向一个方向强化和发展出的思维结构，并不是说不存在别的方向，例如在医学思维的主客观关系中，也存在着客观符合主观的方向，但是作为医学认识的基本的、主导的、标志着这种认识方式特征的方向，是医学家的认识要与健康或疾病现象的客观实际相符合，即主观要趋向于符合客观，是在这一个方向上得到了强化。而在人文认识中，例如在对对象的价值的认识上，特别是在是否符合人的审美的、道德的以及维护群体利益的需要方面，所做出的价值取向上的选择，则是沿着要求客观符合主观的方向强化而成为另一种思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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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哲学是一般的普遍的知识，医学作为科学的一种则是特殊的知识，由此也就自然会将哲学思维的基本特点归结为用普遍性去指导特殊性。其实，任何认识都免不了用普遍性去指导特殊性。只要运用概念，概念就具有普遍性，尽管普遍性的程度有所不同，但用普遍性去指导特殊性这一点则是共同的，否则，认识也就不会有什么解释的功能。于是在哲学的表述中，通常要加一个“最”字，即哲学是最普遍、最一般的知识。所谓哲学知识最普遍、最一般，只是对一种状况的描述，但却没有说明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至少是没有对思维本身的原因作出说明。而对思维的主客观结构的考察，有可能对为什么“哲学是最普遍、最一般的知识”提供一种解释。具体说来，医学认识对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客观性的追求，总会遇到某种局限，这种局限不仅来自于医学家认识水平和认识手段的有限性，也来自于医学思维结构本身，因为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客观性要求检验和证明，而检验和证明总有一定的限度。达到这种限度，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客观性?医学认识能否达到和怎样达到客观性?而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客观性与其它所有的客观性问题一样，只有在与主客观性的关系中才能得到回答。这就回到了主客观关系本身。这时的思维活动已经超越了医学思维，上升到哲学思维了。这时的医学思维的局限性已是显而易见的。在没有达到这种局限性时，健康和疾病现象的客观性问题，可以在医学认识的范围内实证地得到检验和证明，因而，医学家们往往不会迫切地感到需要思考哲学问题。一旦达到这种局限，往往是杰出的医学家自己就会主动讨论起哲学问题来了。如对“克隆”问题的讨论就是如此。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重大的医学突破和模式转换的时候。不难看出，哲学思维不仅是医学思维的一般前提，可在医学思维中起到先导的作用，而且当医学家的科学研究达到一定限度时，又必须回过头来思考哲学问题，从而在哲学中寻求深入研究的一般思路和基本方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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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医学思维的结构要求主观去符合客观，它就必然同时要求淡化“自我”，即医学家作为思维的主体，其发挥能动性的目的只是导向对客观性的探求，自我的特质、主观性的东西一般并不加到医学结论的内容中去，虽然这些东西会影响到医学认识的深度、广度以及医学成果的表达形式。就医学家个人来说，他之所以从事某项研究当然也与他的个人志趣、爱好、禀赋有关，但作为医学思维的结果出现的却应该是可以进行公共检验的东西。可见，所谓医学思维的培养，也就是要使医学家具有这样的一种导向性思维结构。相反，哲学思维却并不淡化自我。哲学家的“自我”不同，他对客观对象所看到的色彩、所得到的体验、所持的意见、从而所作的评价就不同，这不仅使哲学的普遍性中包含特殊性，而且具有个性。哲学的普遍性就在于它超越了医学那种仅仅要求主观去符合客观的思维结构，而同时要对主观和客观关系本身去作反思式的审视。与这样一种思维结构相应地才有哲学知识的抽象性，因而才有普遍性和一般性。
从医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结构的区别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哲学思维何以是观念层次的思维，医学思维何以是实证性的思维。“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这样的哲学观点，不是像自然科学的定律一样的客观吗?的确，这样的哲学观点是有科学根据的，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作为哲学观点，它的真理性却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得到相对简单的实证性的证明，而只能靠科学和人类实践的全部发展才能得到证明和检验。因为就其作为哲学观点来说，它也如认为“世界统一于精神”的唯心主义观点一样，是人们主观上对世界本原问题所持的一种观念、一种解释，所选取的一种认识前提和出发点。所谓“观念”，这里指的不仅是知识，它是知识和信念乃至信仰的总和。尽管上述两种哲学观点是对立的，但从思维结构上看，它们都与医学思维结构不同，都是从主客观关系本身得到的观念。因此，同属于哲学思维的结构，而医学思维的结构则始终要求主观去符合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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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医学和哲学在思维对象方面时有交叉和离合，在思维方法上也常有相互借鉴和渗透，但它们的思维结构却总是相对稳定的。医学思维结构和哲学思维结构可以相互转换，但转换不等于取代；医学思维结构和哲学思维结构可以并行使用，但并用不等于融合；医学思维结构和哲学思维结构可以实现多样性的统一，但多样性的统一不等于归并为一。虽然医学思维活动中离不开哲学思维的作用，哲学思维是医学思维的一般前提，医学思维往往由医学思想过渡而来，医学认识的突破也以哲学思维为先导，但是，哲学思维并不能代替医学思维。所以，医学思维和哲学思维是相互需要、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关系，不是也不可能相互取代。哲学家掌握一些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知识，是其学科发展的自身需要；同样，医学家通晓一定的哲学知识，也必定对医学的深入研究大有裨益。
作者简介：刘典恩(1954～)，男，山东莱阳人，教授。现任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山东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常务理事。
参考文献：
[1] 孙小礼.方法的比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2] 林定夷.科学研究方法概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3] 周昌忠.科学思维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 陈昌曙.自然科学的发展与认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收稿日期：2000-01-10,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