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输血医学研究 提高临床输血水平
作者：廖清奎 罗春华
单位：610041 成都，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血液肿瘤研究室
关键词：
中华儿科杂志990102 输血已发展成为一门与血液学、免疫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密切相关的独立学科——输血医学(transfusion medicine)，临床医生必须重视它，才能做到合理、安全、有效的输血。
一、输血观念的转变
自1900年发现ABO血型以来，同种异体输血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输血疗法早已在全世界普及应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如有人认为：血液来自健康人，是“补品”，输血对病人有益无损，从而使输血指征放宽，很多不应输血的病人也进行了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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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输血经验”的积累，免疫学和传染病学等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及临床检验技术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血液成分很复杂，输血可导致免疫紊乱，健康人血也可能带有肝炎病毒和其他病原微生物，输血不是只有利而无弊，医生必须认真负责地权衡利弊，严格掌握输血指征[1]，可输可不输的血坚决不输，必须输血者要尽量输成分血。
现代输血的观念是越纯越好，病人缺什么血液成分，就输给尽可能纯的单一成分，如对贫血的病人，最好只输纯的红细胞，白细胞和其他蛋白要尽可能地减少，以降低输血所致的免疫紊乱和传染疾病的机会。如能将白细胞去除70%，可防止非溶血性发热反应，除去白细胞99.99%时可防止输血所致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发生。但是输血并不是越新鲜越好，一般认为库存3～5天以内的血均可视为鲜血，实验证明库存7天的血和当天采的血其质量指标几乎无差异，另外，输当天鲜血传染疾病的风险更大，因尚未对肝炎、爱滋病病毒等进行第2和第3次复检，漏检率相对较高；未经库存的血中病原微生物(病毒、梅毒螺旋体等)活力强，传染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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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输血的风险性
输血的不良反应除临床熟悉的发热反应、过敏反应、中毒反应、溶血反应、输血后紫癜、输血过量(心力衰竭)和空气栓塞7种外，现分别介绍以下4种重要的而未被重视的副反应，以引起同道们的注意。
1.输血的免疫抑制作用：输血对免疫功能影响的报道始于本世纪70年代，先后发现受血者器官移植存活率增高，术后感染率增加3～4倍，自发恶变的机率和癌症复发率增高2～4倍。实验发现输血后的动物和人的吞噬细胞的趋化和对细菌、异物的清除力下降，CD8细胞数增加，CD4减少，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数减少、活力降低，辅助性T淋巴细胞2亚型(TH2)细胞因子产生增加，TH1减少，皮肤迟发超敏反应减弱等[2-4]。
2.GVHD：由于同种异体的淋巴细胞输入免疫功能低下的病人体内，经增殖后攻击(并损伤)受血者的组织器官，常于输血后10多天病人出现高热，继之全身皮疹、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贫血，严重者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病死率高达60%以上。为预防GVHD的发生，对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应输去除白细胞或经照射处理的血液成分和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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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聚物肺栓塞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血液中的白细胞、血小板和纤维蛋白等可形成10～164 μm大小的微聚物，其数量随保存期延长而增加，当输入较多库存血时，可发生肺栓塞。随着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和补体、吞噬细胞、细胞毒代谢产物的作用，肺小血管和支气管收缩，炎症加重，出现呼吸窘迫，进而发生呼吸衰竭，病死率高达50%～60%。使用微孔滤血器(孔径20～40 μm)过滤可预防肺栓塞的发生。
4.输血传染的疾病：除血液制备和使用过程中污染使受血者感染外，献血者血中带有病原体亦可使受血者感染。对此问题目前很难完全避免，只能尽量减少，除最有威胁性的乙型和丙型肝炎、爱滋病、梅毒、疟疾等病原体外，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EB病毒(EBV)、嗜人类T淋巴细胞病毒(HTLV，我国人群阳性者占0.08%，福建为0.96%)、人类微小病毒、麻疹病毒及斑疹伤寒等多种细菌和寄生虫等病原体也可使受血者发生严重疾病[5]。近年我国对30个省人群的调查结果显示，乙型肝炎的流行率为9.75%；丙型肝炎的流行率为3.20%;丁型肝炎的流行率为1.15%；戊型肝炎的流行率为17.20%。偶尔也可见到由其它病毒如巨细胞病毒(CMV)、EBV等病毒引起的肝炎。1993年前国外输血后肝炎(PTH)发生率为2.4%～27.3%，我国人群为7.6%～19.7%，美国、日本等国家输血后乙型肝炎(PTH-B)在PTH中所占比例已由70年代的20%～50%降至近年的5%～10%，而PTH-C相对上升至90%～95%。我国人群丙型肝炎(HC)感染率为0.2%～3.2%，但部分地区供血员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阳性率高达15.14%～67.61%。有一次调查621例HBsAg(-)供血者，HCV(+)占84%。而354例非供血者HCV(+)仅占0.85%，故PTH-C可能也不少[6，7]。1994年起从献血员开始筛测HCV抗体以来，经采血或输血传染HC的机率已很低。日本报道231例PTH-C，其中慢性肝炎41.56%，肝硬化35.06%，肝癌23.38%；125例PTH-B中慢性肝炎50例，肝硬化46例，肝癌29例。输血至诊断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的时间分别为10.0年，21.2年，29.0年。输血传染甲型肝炎机会较少，但90年代后意大利报道41例，德国13例，美国2例。输血后非甲非乙肝炎中60%～85%是由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丁型肝炎(HD)与乙型肝炎关系密切，HBsAg(+)者中20%～30%HDV(+)，乙型肝炎病人中30%～90%的病人抗HDV(+)。我国戊型肝炎也较多。输血后肝炎中10%～30%不是由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病毒引起的，现已发现F，G，GB和非甲非庚等肝炎病毒[7，8]。最后，值得提出的是，虽经现代技术正规检测血液，但仍不能完全避免经输血传播病毒性肝炎等疾病的可能性，如Yei等[9]报道，抗HCV(+)血浆含RNA HCV 1.4×105 PCR单位/ml(指常规方法所能检出的每毫升血浆中最低病毒DNA含量)，阴性血浆含1.6×103 PCR单位/ml，二者混合后含1×104 PCR单位/ml。Biwas等[10]用2778份HCV(-)的血浆混合后输给大猩猩，其中2/3的大猩猩发生丙型肝炎。自1981年在美国洛杉矶发现首例人类免疫缺陷病(爱滋病，HIV)以来，现正以成倍增长的趋势流行，其主要在Th细胞内大量增殖，其潜伏期大约2～10年。输全血、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血浆、凝血因子等均可传播HIV，其感染机会与输血量(次数)呈正相关。美国有报道输血所致爱滋病占总病例数的1.7%，但小儿输血所致的爱滋病却占17.9%，血友病HIV感染率达35%～70%。有的国家1993年前的血友病患者100%抗HIV阳性，所以现在已对供血者常规做抗HIV检测，淘汰阳性者。我国部分地区人群CMV感染率高达90%以上，CMV感染者的一般临床症状轻或无症状。输血后CMV感染可达3%～67%。但新生儿、器官移植者、免疫缺陷者、老年体弱者可发生严重全身巨细胞病毒感染，如巨细胞病毒性肝炎、脑炎、肺炎、肾炎、关节炎等，这部分病人的用血应来自CMV阴性的供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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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床输血的现状和展望
1.应大力提倡成分输血和自身输血：成分血是从全血经物理或化学方法分离出的高浓度和高纯度的血液成分，故其疗效高，风险小，并可一血多用，节约血源。成分输血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医院医疗水平和输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发达国家成分输血约占95%以上，我国仅个别大城市达70%以上，大多在30%～50%。自身输血没有异体输血的复杂免疫问题，也无传染他人疾病的风险。国内已有较先进的自体血回收机，为普遍开展自身输血创造了条件。应大力提倡成分输血和自身输血，以提高临床输血水平。
2.严格掌握输血指征，减少临床用血量：数年前我国有些大医院用血量每年递增8%～10%，这可能是由于输血指征太宽之故。随着对输血风险性认识的加深和输血观念的转变，严格掌握输血指征，可输可不输的坚决不输，必须输血者，应输成分血。目前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是外科性失血小于500 ml者(成人)不予输血，内科性输血也应严格掌握指征。贫血病人不应仅根据血红蛋白高低决定是否输红细胞，还应根据病人贫血的原因、贫血发生的速度(程度)，并对临床症状进行综合分析，对病因能去除，贫血发生慢，临床症状不重者(如钩虫病贫血)，虽然贫血程度较重，也可不予输血。
, 百拇医药
3.安全输血：如前所述，虽经严格管理，输血的风险性已显著降低，但仍不能完全避免传染病，特别是传染肝炎的可能。我国已明文规定血液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凝血因子等)必须经有效灭活处理，方能出售。但对血液成分，如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和血浆等，因灭活工艺达不到要求，尚不能灭活处理。目前国内外都在加紧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临床上将会用上经灭活处理的更安全的血液成分及其制品。
4.新血液制剂和生物工程产品的研究：迄今已能生产白蛋白、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某些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Ⅷ、人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溶酶原、凝血酶、抗凝血酶Ⅲ、转铁蛋白、铜蓝蛋白、转移因子、干扰素及诸多造血生长因子等供临床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今后必将有更多新的造血生长因子、新的血浆蛋白制品、血液代替品，甚至体外培养的血细胞成分供临床应用。将B(A)型血转变为O型“通用”血型的研究已进入一期临床阶段。
5.输血的应用范围扩大：现代输血的含义除根据病人“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广泛开展成分输血和诸多种类的血浆蛋白成分、细胞成分、细胞因子、生物基因工程产品的开发应用外，非补偿机制和去除机制输血在治疗多种疾病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大剂量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治疗川崎病、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等免疫性疾病；经紫外线照射通氧后的血液，经体外培养、增殖和激活的淋巴细胞及干细胞的输注。去除血液中多余或发生病变的成分，如血浆置换术、治疗性血细胞单采术等也越来越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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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Blumberg N, Heal JM. Transfusion and the immune system: a paradigm shift in progress? Transfusion, 1995, 35:879-883.
[2] 薛富善，刘青华.围术期输血的有害作用.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1996，17：292-294.
[3] 吴强，张林杰，姚立人.输血对小鼠肿瘤局部生长及肺转移的影响.中国病理生理杂志，1995，11：413-416.
[4] 孙建华.输血与肿瘤复发.国外医学外科学分册，1995，22：145-148.
[5] 韩勤芳，杨世明，杨振林.严格血液检测预防医源性感染的探讨.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1996，6：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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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廖清奎.儿科输血.见：杨天楹，杨成民，田姚嵩，主编.《临床输血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3：318-332.
[7] Klein HG, Dodd RY, Ness PM, et al. Current status of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of blood components: summary of a conference. Transfusion, 1997, 37:95-101.
[8] Espinosa MTF, Fox R, Creger RJ, et al. Microbiologic contamina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progenitor cells collected for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Transfusion, 1996, 36:789-793.
, 百拇医药
[9] Yei S, Yu MW, Tankersley DL. Partitioning of hepatitis C vinus during Cohn-Oncley fractionation of plasma. Transfusion, 1992, 32:824-828.
[10] Biswas RM, Nedjar S, Wilson LT, et al. The effect on the safety of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of testing plasma for antibady to hepatitis C. Transfusion, 1994, 34:100-104.
[11] Anderson KC, Ness PM. Scientific basis of transfusion medicin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Philadelphia: Saunders Company, 1994.507-516.
(收稿：1998-09-15 修回：1998-10-05), 百拇医药
单位：610041 成都，华西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血液肿瘤研究室
关键词：
中华儿科杂志990102 输血已发展成为一门与血液学、免疫学、遗传学、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密切相关的独立学科——输血医学(transfusion medicine)，临床医生必须重视它，才能做到合理、安全、有效的输血。
一、输血观念的转变
自1900年发现ABO血型以来，同种异体输血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疗手段，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输血疗法早已在全世界普及应用，但也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如有人认为：血液来自健康人，是“补品”，输血对病人有益无损，从而使输血指征放宽，很多不应输血的病人也进行了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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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输血经验”的积累，免疫学和传染病学等医学科学的迅猛发展及临床检验技术的进步，人们逐渐认识到血液成分很复杂，输血可导致免疫紊乱，健康人血也可能带有肝炎病毒和其他病原微生物，输血不是只有利而无弊，医生必须认真负责地权衡利弊，严格掌握输血指征[1]，可输可不输的血坚决不输，必须输血者要尽量输成分血。
现代输血的观念是越纯越好，病人缺什么血液成分，就输给尽可能纯的单一成分，如对贫血的病人，最好只输纯的红细胞，白细胞和其他蛋白要尽可能地减少，以降低输血所致的免疫紊乱和传染疾病的机会。如能将白细胞去除70%，可防止非溶血性发热反应，除去白细胞99.99%时可防止输血所致的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的发生。但是输血并不是越新鲜越好，一般认为库存3～5天以内的血均可视为鲜血，实验证明库存7天的血和当天采的血其质量指标几乎无差异，另外，输当天鲜血传染疾病的风险更大，因尚未对肝炎、爱滋病病毒等进行第2和第3次复检，漏检率相对较高；未经库存的血中病原微生物(病毒、梅毒螺旋体等)活力强，传染性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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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输血的风险性
输血的不良反应除临床熟悉的发热反应、过敏反应、中毒反应、溶血反应、输血后紫癜、输血过量(心力衰竭)和空气栓塞7种外，现分别介绍以下4种重要的而未被重视的副反应，以引起同道们的注意。
1.输血的免疫抑制作用：输血对免疫功能影响的报道始于本世纪70年代，先后发现受血者器官移植存活率增高，术后感染率增加3～4倍，自发恶变的机率和癌症复发率增高2～4倍。实验发现输血后的动物和人的吞噬细胞的趋化和对细菌、异物的清除力下降，CD8细胞数增加，CD4减少，自然杀伤细胞(NK)细胞数减少、活力降低，辅助性T淋巴细胞2亚型(TH2)细胞因子产生增加，TH1减少，皮肤迟发超敏反应减弱等[2-4]。
2.GVHD：由于同种异体的淋巴细胞输入免疫功能低下的病人体内，经增殖后攻击(并损伤)受血者的组织器官，常于输血后10多天病人出现高热，继之全身皮疹、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贫血，严重者出现多器官功能衰竭，病死率高达60%以上。为预防GVHD的发生，对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应输去除白细胞或经照射处理的血液成分和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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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聚物肺栓塞和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血液中的白细胞、血小板和纤维蛋白等可形成10～164 μm大小的微聚物，其数量随保存期延长而增加，当输入较多库存血时，可发生肺栓塞。随着血管活性物质的释放和补体、吞噬细胞、细胞毒代谢产物的作用，肺小血管和支气管收缩，炎症加重，出现呼吸窘迫，进而发生呼吸衰竭，病死率高达50%～60%。使用微孔滤血器(孔径20～40 μm)过滤可预防肺栓塞的发生。
4.输血传染的疾病：除血液制备和使用过程中污染使受血者感染外，献血者血中带有病原体亦可使受血者感染。对此问题目前很难完全避免，只能尽量减少，除最有威胁性的乙型和丙型肝炎、爱滋病、梅毒、疟疾等病原体外，巨细胞病毒、单纯疱疹病毒、EB病毒(EBV)、嗜人类T淋巴细胞病毒(HTLV，我国人群阳性者占0.08%，福建为0.96%)、人类微小病毒、麻疹病毒及斑疹伤寒等多种细菌和寄生虫等病原体也可使受血者发生严重疾病[5]。近年我国对30个省人群的调查结果显示，乙型肝炎的流行率为9.75%；丙型肝炎的流行率为3.20%;丁型肝炎的流行率为1.15%；戊型肝炎的流行率为17.20%。偶尔也可见到由其它病毒如巨细胞病毒(CMV)、EBV等病毒引起的肝炎。1993年前国外输血后肝炎(PTH)发生率为2.4%～27.3%，我国人群为7.6%～19.7%，美国、日本等国家输血后乙型肝炎(PTH-B)在PTH中所占比例已由70年代的20%～50%降至近年的5%～10%，而PTH-C相对上升至90%～95%。我国人群丙型肝炎(HC)感染率为0.2%～3.2%，但部分地区供血员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阳性率高达15.14%～67.61%。有一次调查621例HBsAg(-)供血者，HCV(+)占84%。而354例非供血者HCV(+)仅占0.85%，故PTH-C可能也不少[6，7]。1994年起从献血员开始筛测HCV抗体以来，经采血或输血传染HC的机率已很低。日本报道231例PTH-C，其中慢性肝炎41.56%，肝硬化35.06%，肝癌23.38%；125例PTH-B中慢性肝炎50例，肝硬化46例，肝癌29例。输血至诊断慢性肝炎、肝硬化、肝癌的时间分别为10.0年，21.2年，29.0年。输血传染甲型肝炎机会较少，但90年代后意大利报道41例，德国13例，美国2例。输血后非甲非乙肝炎中60%～85%是由丙型肝炎病毒引起的，丁型肝炎(HD)与乙型肝炎关系密切，HBsAg(+)者中20%～30%HDV(+)，乙型肝炎病人中30%～90%的病人抗HDV(+)。我国戊型肝炎也较多。输血后肝炎中10%～30%不是由甲、乙、丙、丁、戊型肝炎病毒引起的，现已发现F，G，GB和非甲非庚等肝炎病毒[7，8]。最后，值得提出的是，虽经现代技术正规检测血液，但仍不能完全避免经输血传播病毒性肝炎等疾病的可能性，如Yei等[9]报道，抗HCV(+)血浆含RNA HCV 1.4×105 PCR单位/ml(指常规方法所能检出的每毫升血浆中最低病毒DNA含量)，阴性血浆含1.6×103 PCR单位/ml，二者混合后含1×104 PCR单位/ml。Biwas等[10]用2778份HCV(-)的血浆混合后输给大猩猩，其中2/3的大猩猩发生丙型肝炎。自1981年在美国洛杉矶发现首例人类免疫缺陷病(爱滋病，HIV)以来，现正以成倍增长的趋势流行，其主要在Th细胞内大量增殖，其潜伏期大约2～10年。输全血、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血浆、凝血因子等均可传播HIV，其感染机会与输血量(次数)呈正相关。美国有报道输血所致爱滋病占总病例数的1.7%，但小儿输血所致的爱滋病却占17.9%，血友病HIV感染率达35%～70%。有的国家1993年前的血友病患者100%抗HIV阳性，所以现在已对供血者常规做抗HIV检测，淘汰阳性者。我国部分地区人群CMV感染率高达90%以上，CMV感染者的一般临床症状轻或无症状。输血后CMV感染可达3%～67%。但新生儿、器官移植者、免疫缺陷者、老年体弱者可发生严重全身巨细胞病毒感染，如巨细胞病毒性肝炎、脑炎、肺炎、肾炎、关节炎等，这部分病人的用血应来自CMV阴性的供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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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床输血的现状和展望
1.应大力提倡成分输血和自身输血：成分血是从全血经物理或化学方法分离出的高浓度和高纯度的血液成分，故其疗效高，风险小，并可一血多用，节约血源。成分输血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一个医院医疗水平和输血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发达国家成分输血约占95%以上，我国仅个别大城市达70%以上，大多在30%～50%。自身输血没有异体输血的复杂免疫问题，也无传染他人疾病的风险。国内已有较先进的自体血回收机，为普遍开展自身输血创造了条件。应大力提倡成分输血和自身输血，以提高临床输血水平。
2.严格掌握输血指征，减少临床用血量：数年前我国有些大医院用血量每年递增8%～10%，这可能是由于输血指征太宽之故。随着对输血风险性认识的加深和输血观念的转变，严格掌握输血指征，可输可不输的坚决不输，必须输血者，应输成分血。目前国内外学者公认的是外科性失血小于500 ml者(成人)不予输血，内科性输血也应严格掌握指征。贫血病人不应仅根据血红蛋白高低决定是否输红细胞，还应根据病人贫血的原因、贫血发生的速度(程度)，并对临床症状进行综合分析，对病因能去除，贫血发生慢，临床症状不重者(如钩虫病贫血)，虽然贫血程度较重，也可不予输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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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输血：如前所述，虽经严格管理，输血的风险性已显著降低，但仍不能完全避免传染病，特别是传染肝炎的可能。我国已明文规定血液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凝血因子等)必须经有效灭活处理，方能出售。但对血液成分，如红细胞、血小板、白细胞和血浆等，因灭活工艺达不到要求，尚不能灭活处理。目前国内外都在加紧研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临床上将会用上经灭活处理的更安全的血液成分及其制品。
4.新血液制剂和生物工程产品的研究：迄今已能生产白蛋白、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某些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凝血因子Ⅷ、人纤维蛋白、纤维蛋白溶酶原、凝血酶、抗凝血酶Ⅲ、转铁蛋白、铜蓝蛋白、转移因子、干扰素及诸多造血生长因子等供临床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今后必将有更多新的造血生长因子、新的血浆蛋白制品、血液代替品，甚至体外培养的血细胞成分供临床应用。将B(A)型血转变为O型“通用”血型的研究已进入一期临床阶段。
5.输血的应用范围扩大：现代输血的含义除根据病人“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广泛开展成分输血和诸多种类的血浆蛋白成分、细胞成分、细胞因子、生物基因工程产品的开发应用外，非补偿机制和去除机制输血在治疗多种疾病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大剂量静脉输注免疫球蛋白治疗川崎病、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等免疫性疾病；经紫外线照射通氧后的血液，经体外培养、增殖和激活的淋巴细胞及干细胞的输注。去除血液中多余或发生病变的成分，如血浆置换术、治疗性血细胞单采术等也越来越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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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Blumberg N, Heal JM. Transfusion and the immune system: a paradigm shift in progress? Transfusion, 1995, 35:879-883.
[2] 薛富善，刘青华.围术期输血的有害作用.国外医学麻醉学与复苏分册，1996，17：292-294.
[3] 吴强，张林杰，姚立人.输血对小鼠肿瘤局部生长及肺转移的影响.中国病理生理杂志，1995，11：413-416.
[4] 孙建华.输血与肿瘤复发.国外医学外科学分册，1995，22：145-148.
[5] 韩勤芳，杨世明，杨振林.严格血液检测预防医源性感染的探讨.中华医院感染学杂志，1996，6：171-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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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廖清奎.儿科输血.见：杨天楹，杨成民，田姚嵩，主编.《临床输血学》.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3：318-332.
[7] Klein HG, Dodd RY, Ness PM, et al. Current status of microbial contamination of blood components: summary of a conference. Transfusion, 1997, 37:95-101.
[8] Espinosa MTF, Fox R, Creger RJ, et al. Microbiologic contamination of peripheral blood progenitor cells collected for hematopoietic cell transplantation. Transfusion, 1996, 36:789-793.
, 百拇医药
[9] Yei S, Yu MW, Tankersley DL. Partitioning of hepatitis C vinus during Cohn-Oncley fractionation of plasma. Transfusion, 1992, 32:824-828.
[10] Biswas RM, Nedjar S, Wilson LT, et al. The effect on the safety of 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 of testing plasma for antibady to hepatitis C. Transfusion, 1994, 34:100-104.
[11] Anderson KC, Ness PM. Scientific basis of transfusion medicine: implications for clinical practice. Philadelphia: Saunders Company, 1994.507-516.
(收稿：1998-09-15 修回：1998-10-05),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