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公炮炙论》成书年代新探
作者：张世臣 关怀
单位：张世臣(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北京 100810)；关怀(北京联大中医药学院，北京 100013)
关键词：雷公炮炙论；年代考证▲
摘 要摘 要：目的：考证了《雷公炮炙论》的成书年代。方法：通过对刘宋说，赵宋说，隋人说，唐人说，唐末五代说等有关成书年代的假说进行分析，发现其书的形成可分为雷原著和胡洽重定两个阶段。结果：考察证实雷原著时间为隋末至唐初，胡洽重定时间为唐末至五代时期。其论证结果不仅与现存的所有史料相契合，而且可以解释诸假说的正误原由。结论：《雷公炮炙论》为隋末唐初之辅宋的雷所著；后由唐末五代之胡洽重定，与南北朝之胡(道)洽并非一人。
《雷公炮炙论》(以下简称《炮炙论》)作为历史上第一部炮制专著，其成书年代至今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对这部炮制历史文献的研究和评价。有鉴于此，笔者对其成书年代重加考定，但求言而有据，信而有征，并就教于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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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料与假说
历史上有关《炮炙论》的文献记述廖廖，今所见者仅以下数条：
史料一，敦煌出土唐代写本《张仲景五脏论》(以下简称《五脏论》)云：“雷公妙典，咸述炮炙之宜。”[1]这是目前所知记述《炮炙论》的最早文献。
史料二，宋代苏颂《图经本草》“滑石”条曰：“然雷
虽名隋人，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2]这是目前所见记述《炮炙论》作者雷生平之最早文献。
史料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雷公炮炙三卷。右，宋雷撰，胡洽重定。述百药性味炮熬煮炙之方。其论多本之于乾宁晏先生。称内究守国安正公，当是官名，未详。”[3](作者按：“内究守国安正公”并非官职名。历代职官录中以“公”作为官名者古今未见，只有“三公”这样的统称而已。“安正公”显见是爵位名，与“安乐公”之称相类，应是公爵的一种称号。但“内究守国安正公”不类正统称号，亦未见诸正史)这篇文献较为详尽地记述了雷和《炮炙论》的情况。其中“宋雷”之朝代归属是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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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历史上涉及雷及其《炮炙论》的文献甚少，且理解上又多有矛盾，致使历代学者对其成书年代看法各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假说：
①刘宋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称其为南北朝“刘宋时雷所著”[4](刘宋时代，公元420～479年)。
②隋人说：宋代苏颂《图经本草》独执此说(隋代，公元581～618年)。
③唐人说：今人祝亚平认为其书成于唐代垂拱二年至宝应年间(公元686～763年)[5]。
④唐末五代说：今人张柄鑫等认为《炮炙论》成书于唐末乾宁年间以后(公元894年以后)[6]；宋大任等考证其成书于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7]；范行准则称成书于五代后梁(公元907～923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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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赵宋说：民国时期彭作桢称雷公是“赵宋时人(公元960～1127年)”[9]；今人李涛亦执此说[10]；白永波考证其书成于宋《嘉
本草》至《证类本草》之间(公元1063～1082年)[11]。
以上5种假说各执一词，却无一能令各方信服。为此，我们先由上述假说入手，分析史料，究源竟委，以求真相。
2 赵宋说之求无佐征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即史料三)称《炮炙论》为“宋雷撰”。众所周知，中国封建朝代以“宋”为名者公认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宋朝分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南宋，1127～1279年)，另一个不太著名的是刘裕建立的南朝宋(公元420～479年)。为便于区别，故史有赵宋、刘宋之分。据统计《炮炙论》一书出现的271种药物中，有167种出自《本草经》，45种出自《名医别录》，27种出自唐《新修本草》，32种出自宋代本草[12]。由于《炮炙论》中出现唐代以后的药物59种之多，由此许多学者依据史料三所称之“宋雷”，断定其成书于北宋，即“赵宋说”。实际上“赵宋说”是对此条史料的误解：作为赵宋人的晁公武此处之“宋”所指并非本朝。依其书著录体例，对赵宋以前的书籍年代直书朝代名，唯本朝文献则冠以“皇朝”，如称“仲景《伤寒论》十卷，右，汉张仲景撰”；“《图经本草》二十卷，目录一卷，皇朝苏颂等撰”。可见晁公武曰“宋雷撰”恰恰是明确认为《炮炙论》非本朝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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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波氏认为其书成于《嘉本草》至《证类本草》之间(公元1063～1082年)，此说也有疏漏。姑且不论唐代写本《五脏论》早已提及雷公之书；即便在五代成书之《蜀本草》“钩吻”条和宋《嘉本草》“金樱子”条中也早已引用过《炮炙论》的内容。何况公元1041年成书之宋代书目《崇文总目》中亦早已著录《炮炙论》其书[3]。
更重要的是宋代一些大学问家如苏颂、沈括等也不承认《炮炙论》一书为本朝人所著。苏颂称雷是“隋人”，沈括则在《梦溪补笔谈》中称其书是“古方书”。苏、沈二人乃宋代著名学者，一向治学严谨，博学多闻；他们的生活时代又相距《炮炙论》的成书年代不远，理应比后人接触到更多的古文献，其见解应非常有说服力。因此更可证明“赵宋说”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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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宋说之自相矛盾
倡导“刘宋说”者首推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其《本草纲目.序例一》言：“雷公炮炙论，刘宋时雷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自称内究守国安正公，或是官名也。胡洽居士重加定述……多本于乾宁晏先生……乾宁晏先生名晏封，著《制伏草石论》六卷，盖丹石家书也。”[4]
李时珍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炮炙论》的重定者胡洽就是著《胡洽居士百病方》的南齐医家胡道洽(因避南齐高帝萧道成帝讳简称胡洽；南齐，公元479～502年)。后日本著名学者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称：“胡洽名见于刘敬叔《异苑》，彼加其重定，则(雷)当为(刘)宋人矣。”[13]由于“刘宋说”为两位名人首先提倡，因而流传宇内，影响极大。加之所谓的胡道洽重定，言之凿凿，更为“刘宋说”找到了有力的“旁证”，遂令后人对其深信不疑。但仔细推敲，此说仍可见不少漏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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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经我们仔细考察，发现《炮炙论》一书自宋代以后已经佚失，李时珍不可能见到原书，所论无非本自《郡斋读书志》(即史料三)而已。李时珍已注意到此“宋”并非赵宋，复认定重定者胡洽即南齐人胡道洽，因此首倡“刘宋说”。但他又自相矛盾地称其书“多本之于乾宁晏先生”。而乾宁晏先生即唐人晏封，其《制伏草石论》一书见诸《新唐书.艺文志》而未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因后者以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书目《古今书录》为蓝本，未收载开元以后的著作，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全面反映有唐一代的书籍情况。可见晏封应是开元以后的中晚唐人。试想南朝刘宋、南齐人著书怎能“本之于”唐人的著作呢?
②《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经弘景(公元456～536年)生活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对齐人胡道洽十分熟知。他在《本草经集注.序例》中历数南朝医家时曾提及此人，在其增订的《肘后备急方》中也收录了“胡洽方”。史载陶弘景在宋齐两朝为官，若雷以所谓刘宋之“内究守国安正公”的身份撰写《炮炙论》，相信学识渊博的陶弘景不会不注意到。《本草经集注》专论炮制的“合药分剂料理法则”其内容较之《炮炙论》要简单得多，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果然当时有雷“安正公”撰、胡道洽重订的《炮炙论》一书，而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竟然只字不提不引征，岂不令人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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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笔者以为对于李时珍的“刘宋说”不可迷信，因为更有力的否定同样来自先贤。南齐医家胡洽在唐宋时尽人皆知，宋代大医药学家苏颂亦对其十分熟悉，他的著作《图经本草》中即引用了许多“胡洽方”。但苏颂却坚称雷为“隋人”(见史料二)，而“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的疑问表明他心目中的重定者应当为唐以后之人，而绝不可能是南齐人胡道洽!苏颂距《炮炙论》成书的时代不远，比后人占有更多的原始文献，因此与后人的望“名”生义相比，他的观点更令人信服。
④从现存《炮炙论》的语言文字考察，亦可见其书存有明显的隋唐时期语言特征。现存《炮炙论》有序文一篇，正文242条。其中序文有2处，正文102条有138处出现了表示动作完成的助词“了”字。据南京大学柳工德先生的意见，“了”字作为动作完成的过去助词是在隋唐以后才开始通俗起来的，隋唐以前是很少用的[14]。《炮炙论》“了”字出现的条数占正文总条目的42%，这样高的应用频率表明《炮炙论》具有明显的隋唐时人的写作风格。而所谓“刘宋”的雷或是“南齐”的胡洽在其作品中均不应出现如此多的“了”字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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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炮炙论》的作者雷决非刘宋时人，修定者胡洽也决非南齐人胡道洽；“刘宋说”为古人的错误推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4 隋人说本事考证
宋代大学者苏颂称雷是“隋人”，此说是历史上关于雷生平年代的最早记载。可惜苏颂未说明其根据，而《郡斋读书志》称雷是“宋”人，却是有书为证。因此“隋人说”近千年来被认为是无征的孤证而遭人轻视。应当指出，苏颂是各种假说的提出者中距《炮炙论》成书年代最近者，他接触到的古文献比后人所见要多，而且苏颂作为当时著名的医药学家，学问精深，博闻强识，其提出“隋人说”必有所本，我们绝不能漠然视之，理应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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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人说”果真是孤证无征吗？我们经研究发现，“隋人说”并非孤证，而是我们开篇提到的三条史料的交汇点，是《炮炙论》成书年代研究的关键所在。
由史料一，可以推知《炮炙论》成书年代的下限。在封建时代，任何著作中的文字都要回避帝王的名讳，因此根据古书中文字避讳的情况可以考知其成书年代。敦煌出土唐写本《五脏论》，其中文字避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649年在位)、唐高宗李治(公元649～683年在位)及高宗太子李弘(公元656年封为太子)的名讳，却不避其后的唐中宗李显(公元683～684，705～710年在位)、唐睿宗李旦(公元684，710～712年在位)、唐穆宗李恒(公元820～824年在位)的名讳[1]。因此根据避讳情况可以断定，《五脏论》的写成年代应在唐永徽七年(公元656年)李弘被封为太子以后，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前。而由《五脏论》的内容看，书中提及两晋南北朝医家葛洪、刘涓子、陶弘景、姚僧垣的著作，却未涉及唐初孙思邈《千金方》，苏敬《新修本草》等重要著作；《五脏论》大量引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和用药习惯，却对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官纂的《新修本草》只字未提。这表明《五脏论》的著作年代应早于《新修本草》，其写成年代大约在永徽七年至显庆四年间(公元656～659年)。由于《五藏论》曰“雷公妙典，咸述炮炙之宜”，说明《炮炙论》在当时已经出现，可以断定《五脏论》的写成年代即《炮炙论》成书年代的下限(唐显庆四年前，公元659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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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二，苏颂称雷为“隋人”，可将《炮炙论》成书年代的上限定在隋代以后(隋开皇元年以后，公元581年后)。
史料三过去一直被认为与史料二相矛盾。“宋雷”与“隋人”确似不相兼融。我们前面虽已考证了“刘宋说”和“赵宋说”的不合理，却不能简单否定《郡斋读书志》关于“宋雷撰”的第一手材料。就晁公武所云雷“自称内究守国安正公”看，“宋雷”可能也是作者的自称，因此对“宋”的朝代定位必须落实。如果既不是刘宋又不是赵宋，史料三所称的“宋”究竟所指何朝何代?这是解决史料二与史料三矛盾的关键所在，也是几种假说彼此争论的焦点。经过查阅大量文献，我们终于发现在隋唐间果然还有一个叫“宋”的政权出现，这就是唐武德六年～七年(公元623～624年)在江东由辅公
建立的叫“宋”的地方割据政权。这一发现可以很好地解决诸史料对“宋”之朝代的争执，不禁令人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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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公是隋末唐初一位农民起义领袖，他在唐初建立了地方割据“宋”政权，与唐政府相对抗，最终为唐军消灭。由于“辅宋”政权的存在距离隋朝灭亡(公元618年)仅仅过了五年，又不臣服于唐朝，而是割据江东，自立国号年号，不奉唐之正朔。因此尽管“辅宋”政权处于唐朝建立以后，却并不能视为唐之属国，而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延续。如果雷参加了这一活动，并有“安正公”的地位，则他可自称为“宋人”。而苏颂对于这样的短命政权并不承认，故只称其为隋人，而不称其为唐人(南宋遗民周密的《武林旧事》就是类似的例子)。也就是说史料三的“宋雷”与史料二的“隋人”两种提法本身并无矛盾，而是《炮炙论》作者雷生平经历过特殊历史阶段的真实反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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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看到关于《炮炙论》成书年代的三条史料在隋末至唐初这一历史时期是重重交汇的：史料一表明《炮炙论》成书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史料二表明雷的前半生生活于隋朝(公元581年以后)；史料三表明雷在后半生置身于“辅宋”政权(公元623～624年)中，并有“内究守国安正公”的显赫身份。
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炮炙论》的成书年代当在隋代至唐显庆四年(公元581～659年)之间，或许在唐武德六～七年(公元623～624年，即辅宋时期)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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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人说忽略重定的事实
“唐人说”不是根据三条史料，而是由《炮炙论》现存内容入手研究其成书年代。研究者注意到《炮炙论》提及的许多药名迟至宋代才始见于“本草”，因此主张《炮炙论》成书年代当在中唐时期。但是“唐人说”忽略了以下的重要史实：雷所著的《炮炙论》其原貌并非今日所见内容，因为《炮炙论》一书经历过雷原著和“胡洽重定”两个成书过程。我们今日所见《炮炙论》内容是“胡洽重定”时根据当时的著作(如唐人晏封《制伏草石论》)和制药经验重加修定过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夹杂一些晚期的药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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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说”根据唐代道书《丹房镜源》曾引用过较多《炮炙论》内容这一事实，并引用“大唐宝应中类编本草，世人皆见《丹房镜源》”一段文献，考证其成书下限不晚于唐宝应年间(公元762～763年)，以《炮炙论》中出现了“锦州”(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始置)和“蔡州”(原名豫州，唐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避代宗李豫帝讳改名)的地名，就判定其成书于唐垂拱二年至宝应年间(公元686年～763年)，未免过于轻率。因为《丹房镜源》和《炮炙论》一样经过后人修订增删。如今本《丹房镜源》即有“信州铅山县”的地名，铅山县却是五代南唐(公元937年～975年)时设置的[15]。可见这些晚出地名应是后人重定《炮炙论》时掺入，不足以作为其成书时间的判据。
因此“唐人说”从《炮炙论》的内容入手考证其成书年代，虽然独辟蹊径，但由于忽视了《炮炙论》的重定史实，其结论必然失之偏颇。
6 唐末五代说与胡洽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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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颂和晁公武早已指出《炮炙论》非成书于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雷原著和胡洽重定两个历史阶段。以往的研究者大都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在研究时往往出现偏差。“唐人说”如是，“唐末五代说”亦如是。其说从《炮炙论》现存内容入手研究其成书年代，但仅注意到其书收录了许多唐以后的药物，且引用了《乾宁记》一书，因此断定《炮炙论》成书于唐末或五代，同样是忽略了其书存在胡洽重定的史实。
《炮炙论》在唐代流传不广，默默无闻二百年，究其原因，除了唐代书籍皆为手抄本不宜流传外，或许受到雷“辅宋”叛臣身份的影响。直到唐末或五代，此书才重见天日。因年代过久，该书可能已有残缺，因此有人一面整理残卷，一面用当时的书籍和药学知识加以修订，成为今日所见《炮炙论》的面貌，这就是《郡斋读书志》所称之“胡洽重定”。重定者“胡洽”与南齐人胡道洽并非一人，既或是重名，甚或是伪托古人，其重定年代亦当在唐末或五代。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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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现存《炮炙论》中提及大量唐代以后出现的药名，故苏颂曰：“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如前所述，《炮炙论》一书共有药物272种，其中有59种为唐代以后始见于本草中。且书中出现的一些地名如“锦州”，“蔡州”等也是唐代中期才出现的。因此这些内容不可能出自雷原著，只能用胡洽重定时增入来解释，且重定时间应在中晚唐以后。
②史料三提及此书“多本之于乾宁晏先生”是毋庸质疑的事实。因为当时雷和晏封的著作同存于世，可以直接比较。且宋《通志.艺文略》将雷《炮炙论》与晏封《制伏草石论》同编于“炮炙”类中，可见二书内容十分接近。前已考证晏封为唐开元以后人，《炮炙论》既引用过其书，重定时间显然应在中唐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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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现存《炮炙论》及“序”中唯一标明的引文出自《乾宁记》，此书同乾宁晏封的《制伏草石论》是否有关难以确定，但二者均以“乾宁”为名却值得注意。“乾宁”二字连用文意甚窄，当时不外两个含义，一是指年号，即唐昭宗的乾宁年号(公元894～898年)；另一是指地名，即“乾宁军”，始置于乾宁年间[15]。晏封是开元后的唐人，由其自号“乾宁晏先生”可知他大约生活于唐末乾宁年间或曾居于乾宁军这个地方。《炮炙论》中引用《乾宁记》，又“多本之于乾宁晏先生”，表明其书有唐末乾宁年间以后形成的内容，此时上距雷的生活时代已有200多年，岂非胡洽重定时增入的?!
有的学者以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成书的《本草拾遗》之“序”中亦引用《乾宁记》来否定“乾宁”的时间含义，且称封建时代不敢以帝王年号为书名[12，16]，此说并不准确。第一，史载陈藏器《本草拾遗》有“序例”一卷，但“拾遗序”并非其“序例”。“序”可有自序和他序之分，有证据表明“拾遗序”非陈藏器自序，而是他人所作。因为现存“拾遗序”的内容与“炮炙论序”完全相同，其中提及的“五倍子”，“延胡索”等药名均不见于《本草拾遗》正文。这些药物迟至五代时方见诸本草。若是陈藏器自序就不会反而在正文中隐匿这些新药，否则与其书“拾遗”之本旨殊不相符。第二，《本草拾遗》同《炮炙论》一样在唐末或五代经过后人增删，如“不灰木”条掺有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的内容。因此两书同样引用唐末的《乾宁记》并不足怪。第三，用年号为书名是唐人的一个独特习惯。元稹为白居易文集命名《白氏长庆集》，并在序文中阐明理由是皇帝已经宣诏明年改元，“长庆(年号)迄于是(年)”。元稹自己亦有《元氏长庆集》传世。可见唐人以年号为书名有特殊的时间意义，这种习惯表明《乾宁记》很可能成书于乾宁年间。因此引用其书的“《本草拾遗》序”和“《炮炙论》序”其形成时间应晚于唐末乾宁元年(公元894年)[17]。故而《炮炙论》重定时间的上限亦应在此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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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炮炙论》经胡洽重定后重行于世，最早引用该书的有五代的《蜀本草》和《丹房镜源》。《丹房镜源》引用《炮炙论》序和正文10余条，但其书可能已经宋人增删，因此无法确定是何时引入。《蜀本草》“钩吻”条引用的“雷公炮炙方”与现存《炮炙论》内容相同。《蜀本草》成书于五代后蜀，不晚于后蜀灭亡的广政二十八年(公元965年)。以此可作为《炮炙论》重定年代的下限。
综上所述，胡洽重定的时间应在唐乾宁元年至五代后蜀末年之间(公元894年～965年)。此段时间虽与“唐末五代说”相重合，但却是胡洽重定而非雷原著的时间。重定者胡洽(或是托名)在此时将重见天日的《炮炙论》加以修订，并参考了唐人晏封等晚期学者的著述，还增加了一篇序文。经其重定的《炮炙论》在五代时期重新流传，《蜀本草》始有引用，《嘉本草》和《图经本草》大加引述，最终经《证类本草》保存至今。因此“胡洽重定”对《炮炙论》有重生再造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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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语
通过对《炮炙论》的三条现存史料及有关成书年代五种假说的系统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雷原著《炮炙论》在隋末至唐初时期，即隋开皇元年至唐显庆四年间(公元581～659年)，其书或许成于唐武德六～七年(公元623～624年，辅宋时期)前后；此后在唐代长期失传。唐末或五代时胡洽(或是托名者)对此书加以重定，时间是唐乾宁元年至后蜀广政二十八年(公元894～965年)之间。以前的几种假说中，“刘宋说”和“赵宋说”是对史料三所述年代的误解，“唐人说”忽视了胡洽重定的事实，而“唐末五代说”误将重定时间作为成书时间，只有苏颂的“隋人说”才与三条史料相契合，比较接近《炮炙论》成书的确切时间。
因此笔者作出《炮炙论》是隋末唐初之辅宋雷撰，唐末五代之胡洽重定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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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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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逸民，常振国.中国历代书目丛刊.北京：现代出版社，1987.701，118.
[4]李时珍.本草纲目.校点本.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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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范行准.中华文史论从.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65.341.
[9]彭作桢.古今同姓名大辞典.上海：上海书店，1983.846.
[10]李 涛.中国医学史大纲.新中医药杂志，195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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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尚志钧，林乾良，郑金生.历代中药文献精华.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171.
[13]丹波元胤.中国医籍考.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130.
[14]缪启愉.齐民要术导读.成都：巴蜀书社，1988.29注.
[15]臧励和.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783，1173.
[16]尚志钧.雷公炮炙论著作年代新探.哈尔滨中医，1961，(5)：54.
[17]关 怀.《证类本草》引用《本草拾遗》版本异同考.基层中药杂志，1999，13(2)：57.
收稿日期：1999-01-20, 百拇医药
单位：张世臣(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北京 100810)；关怀(北京联大中医药学院，北京 100013)
关键词：雷公炮炙论；年代考证▲
摘 要摘 要：目的：考证了《雷公炮炙论》的成书年代。方法：通过对刘宋说，赵宋说，隋人说，唐人说，唐末五代说等有关成书年代的假说进行分析，发现其书的形成可分为雷原著和胡洽重定两个阶段。结果：考察证实雷原著时间为隋末至唐初，胡洽重定时间为唐末至五代时期。其论证结果不仅与现存的所有史料相契合，而且可以解释诸假说的正误原由。结论：《雷公炮炙论》为隋末唐初之辅宋的雷所著；后由唐末五代之胡洽重定，与南北朝之胡(道)洽并非一人。
《雷公炮炙论》(以下简称《炮炙论》)作为历史上第一部炮制专著，其成书年代至今众说纷纭，难有定论，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对这部炮制历史文献的研究和评价。有鉴于此，笔者对其成书年代重加考定，但求言而有据，信而有征，并就教于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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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史料与假说
历史上有关《炮炙论》的文献记述廖廖，今所见者仅以下数条：
史料一，敦煌出土唐代写本《张仲景五脏论》(以下简称《五脏论》)云：“雷公妙典，咸述炮炙之宜。”[1]这是目前所知记述《炮炙论》的最早文献。
史料二，宋代苏颂《图经本草》“滑石”条曰：“然雷
虽名隋人，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2]这是目前所见记述《炮炙论》作者雷生平之最早文献。史料三，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曰：“雷公炮炙三卷。右，宋雷
撰，胡洽重定。述百药性味炮熬煮炙之方。其论多本之于乾宁晏先生。称内究守国安正公，当是官名，未详。”[3](作者按：“内究守国安正公”并非官职名。历代职官录中以“公”作为官名者古今未见，只有“三公”这样的统称而已。“安正公”显见是爵位名，与“安乐公”之称相类，应是公爵的一种称号。但“内究守国安正公”不类正统称号，亦未见诸正史)这篇文献较为详尽地记述了雷和《炮炙论》的情况。其中“宋雷”之朝代归属是许多学者争论的焦点。, 百拇医药
因为历史上涉及雷及其《炮炙论》的文献甚少，且理解上又多有矛盾，致使历代学者对其成书年代看法各异，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假说：
①刘宋说：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称其为南北朝“刘宋时雷所著”[4](刘宋时代，公元420～479年)。
②隋人说：宋代苏颂《图经本草》独执此说(隋代，公元581～618年)。
③唐人说：今人祝亚平认为其书成于唐代垂拱二年至宝应年间(公元686～763年)[5]。
④唐末五代说：今人张柄鑫等认为《炮炙论》成书于唐末乾宁年间以后(公元894年以后)[6]；宋大任等考证其成书于五代时期(公元907～960年)[7]；范行准则称成书于五代后梁(公元907～923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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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赵宋说：民国时期彭作桢称雷公是“赵宋时人(公元960～1127年)”[9]；今人李涛亦执此说[10]；白永波考证其书成于宋《嘉
本草》至《证类本草》之间(公元1063～1082年)[11]。以上5种假说各执一词，却无一能令各方信服。为此，我们先由上述假说入手，分析史料，究源竟委，以求真相。
2 赵宋说之求无佐征
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即史料三)称《炮炙论》为“宋雷
撰”。众所周知，中国封建朝代以“宋”为名者公认有两个：比较著名的一个是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宋朝分为北宋，公元960～1127年；南宋，1127～1279年)，另一个不太著名的是刘裕建立的南朝宋(公元420～479年)。为便于区别，故史有赵宋、刘宋之分。据统计《炮炙论》一书出现的271种药物中，有167种出自《本草经》，45种出自《名医别录》，27种出自唐《新修本草》，32种出自宋代本草[12]。由于《炮炙论》中出现唐代以后的药物59种之多，由此许多学者依据史料三所称之“宋雷”，断定其成书于北宋，即“赵宋说”。实际上“赵宋说”是对此条史料的误解：作为赵宋人的晁公武此处之“宋”所指并非本朝。依其书著录体例，对赵宋以前的书籍年代直书朝代名，唯本朝文献则冠以“皇朝”，如称“仲景《伤寒论》十卷，右，汉张仲景撰”；“《图经本草》二十卷，目录一卷，皇朝苏颂等撰”。可见晁公武曰“宋雷撰”恰恰是明确认为《炮炙论》非本朝作品!, http://www.100md.com
白永波氏认为其书成于《嘉
本草》至《证类本草》之间(公元1063～1082年)，此说也有疏漏。姑且不论唐代写本《五脏论》早已提及雷公之书；即便在五代成书之《蜀本草》“钩吻”条和宋《嘉本草》“金樱子”条中也早已引用过《炮炙论》的内容。何况公元1041年成书之宋代书目《崇文总目》中亦早已著录《炮炙论》其书[3]。更重要的是宋代一些大学问家如苏颂、沈括等也不承认《炮炙论》一书为本朝人所著。苏颂称雷是“隋人”，沈括则在《梦溪补笔谈》中称其书是“古方书”。苏、沈二人乃宋代著名学者，一向治学严谨，博学多闻；他们的生活时代又相距《炮炙论》的成书年代不远，理应比后人接触到更多的古文献，其见解应非常有说服力。因此更可证明“赵宋说”的立论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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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宋说之自相矛盾
倡导“刘宋说”者首推明代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其《本草纲目.序例一》言：“雷公炮炙论，刘宋时雷所著，非黄帝时雷公也。自称内究守国安正公，或是官名也。胡洽居士重加定述……多本于乾宁晏先生……乾宁晏先生名晏封，著《制伏草石论》六卷，盖丹石家书也。”[4]
李时珍在历史上第一次指出《炮炙论》的重定者胡洽就是著《胡洽居士百病方》的南齐医家胡道洽(因避南齐高帝萧道成帝讳简称胡洽；南齐，公元479～502年)。后日本著名学者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称：“胡洽名见于刘敬叔《异苑》，彼加其重定，则(雷
)当为(刘)宋人矣。”[13]由于“刘宋说”为两位名人首先提倡，因而流传宇内，影响极大。加之所谓的胡道洽重定，言之凿凿，更为“刘宋说”找到了有力的“旁证”，遂令后人对其深信不疑。但仔细推敲，此说仍可见不少漏洞：, 百拇医药
①经我们仔细考察，发现《炮炙论》一书自宋代以后已经佚失，李时珍不可能见到原书，所论无非本自《郡斋读书志》(即史料三)而已。李时珍已注意到此“宋”并非赵宋，复认定重定者胡洽即南齐人胡道洽，因此首倡“刘宋说”。但他又自相矛盾地称其书“多本之于乾宁晏先生”。而乾宁晏先生即唐人晏封，其《制伏草石论》一书见诸《新唐书.艺文志》而未见于《旧唐书.经籍志》。因后者以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的书目《古今书录》为蓝本，未收载开元以后的著作，而《新唐书.艺文志》则全面反映有唐一代的书籍情况。可见晏封应是开元以后的中晚唐人。试想南朝刘宋、南齐人著书怎能“本之于”唐人的著作呢?
②《本草经集注》的作者陶经弘景(公元456～536年)生活于南朝宋齐梁三代，对齐人胡道洽十分熟知。他在《本草经集注.序例》中历数南朝医家时曾提及此人，在其增订的《肘后备急方》中也收录了“胡洽方”。史载陶弘景在宋齐两朝为官，若雷
以所谓刘宋之“内究守国安正公”的身份撰写《炮炙论》，相信学识渊博的陶弘景不会不注意到。《本草经集注》专论炮制的“合药分剂料理法则”其内容较之《炮炙论》要简单得多，作为博古通今的大学者，果然当时有雷“安正公”撰、胡道洽重订的《炮炙论》一书，而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竟然只字不提不引征，岂不令人费解?, 百拇医药
③笔者以为对于李时珍的“刘宋说”不可迷信，因为更有力的否定同样来自先贤。南齐医家胡洽在唐宋时尽人皆知，宋代大医药学家苏颂亦对其十分熟悉，他的著作《图经本草》中即引用了许多“胡洽方”。但苏颂却坚称雷
为“隋人”(见史料二)，而“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的疑问表明他心目中的重定者应当为唐以后之人，而绝不可能是南齐人胡道洽!苏颂距《炮炙论》成书的时代不远，比后人占有更多的原始文献，因此与后人的望“名”生义相比，他的观点更令人信服。④从现存《炮炙论》的语言文字考察，亦可见其书存有明显的隋唐时期语言特征。现存《炮炙论》有序文一篇，正文242条。其中序文有2处，正文102条有138处出现了表示动作完成的助词“了”字。据南京大学柳工德先生的意见，“了”字作为动作完成的过去助词是在隋唐以后才开始通俗起来的，隋唐以前是很少用的[14]。《炮炙论》“了”字出现的条数占正文总条目的42%，这样高的应用频率表明《炮炙论》具有明显的隋唐时人的写作风格。而所谓“刘宋”的雷
或是“南齐”的胡洽在其作品中均不应出现如此多的“了”字用法。, 百拇医药
可见《炮炙论》的作者雷
决非刘宋时人，修定者胡洽也决非南齐人胡道洽；“刘宋说”为古人的错误推断，并不符合历史事实。4 隋人说本事考证
宋代大学者苏颂称雷
是“隋人”，此说是历史上关于雷生平年代的最早记载。可惜苏颂未说明其根据，而《郡斋读书志》称雷是“宋”人，却是有书为证。因此“隋人说”近千年来被认为是无征的孤证而遭人轻视。应当指出，苏颂是各种假说的提出者中距《炮炙论》成书年代最近者，他接触到的古文献比后人所见要多，而且苏颂作为当时著名的医药学家，学问精深，博闻强识，其提出“隋人说”必有所本，我们绝不能漠然视之，理应深入研究!, http://www.100md.com
“隋人说”果真是孤证无征吗？我们经研究发现，“隋人说”并非孤证，而是我们开篇提到的三条史料的交汇点，是《炮炙论》成书年代研究的关键所在。
由史料一，可以推知《炮炙论》成书年代的下限。在封建时代，任何著作中的文字都要回避帝王的名讳，因此根据古书中文字避讳的情况可以考知其成书年代。敦煌出土唐写本《五脏论》，其中文字避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7～649年在位)、唐高宗李治(公元649～683年在位)及高宗太子李弘(公元656年封为太子)的名讳，却不避其后的唐中宗李显(公元683～684，705～710年在位)、唐睿宗李旦(公元684，710～712年在位)、唐穆宗李恒(公元820～824年在位)的名讳[1]。因此根据避讳情况可以断定，《五脏论》的写成年代应在唐永徽七年(公元656年)李弘被封为太子以后，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唐中宗李显即位之前。而由《五脏论》的内容看，书中提及两晋南北朝医家葛洪、刘涓子、陶弘景、姚僧垣的著作，却未涉及唐初孙思邈《千金方》，苏敬《新修本草》等重要著作；《五脏论》大量引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和用药习惯，却对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官纂的《新修本草》只字未提。这表明《五脏论》的著作年代应早于《新修本草》，其写成年代大约在永徽七年至显庆四年间(公元656～659年)。由于《五藏论》曰“雷公妙典，咸述炮炙之宜”，说明《炮炙论》在当时已经出现，可以断定《五脏论》的写成年代即《炮炙论》成书年代的下限(唐显庆四年前，公元659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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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史料二，苏颂称雷
为“隋人”，可将《炮炙论》成书年代的上限定在隋代以后(隋开皇元年以后，公元581年后)。史料三过去一直被认为与史料二相矛盾。“宋雷
”与“隋人”确似不相兼融。我们前面虽已考证了“刘宋说”和“赵宋说”的不合理，却不能简单否定《郡斋读书志》关于“宋雷撰”的第一手材料。就晁公武所云雷“自称内究守国安正公”看，“宋雷”可能也是作者的自称，因此对“宋”的朝代定位必须落实。如果既不是刘宋又不是赵宋，史料三所称的“宋”究竟所指何朝何代?这是解决史料二与史料三矛盾的关键所在，也是几种假说彼此争论的焦点。经过查阅大量文献，我们终于发现在隋唐间果然还有一个叫“宋”的政权出现，这就是唐武德六年～七年(公元623～624年)在江东由辅公建立的叫“宋”的地方割据政权。这一发现可以很好地解决诸史料对“宋”之朝代的争执，不禁令人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 百拇医药
辅公
是隋末唐初一位农民起义领袖，他在唐初建立了地方割据“宋”政权，与唐政府相对抗，最终为唐军消灭。由于“辅宋”政权的存在距离隋朝灭亡(公元618年)仅仅过了五年，又不臣服于唐朝，而是割据江东，自立国号年号，不奉唐之正朔。因此尽管“辅宋”政权处于唐朝建立以后，却并不能视为唐之属国，而是隋末农民起义的延续。如果雷参加了这一活动，并有“安正公”的地位，则他可自称为“宋人”。而苏颂对于这样的短命政权并不承认，故只称其为隋人，而不称其为唐人(南宋遗民周密的《武林旧事》就是类似的例子)。也就是说史料三的“宋雷”与史料二的“隋人”两种提法本身并无矛盾，而是《炮炙论》作者雷生平经历过特殊历史阶段的真实反映而已。, http://www.100md.com
因此，我们看到关于《炮炙论》成书年代的三条史料在隋末至唐初这一历史时期是重重交汇的：史料一表明《炮炙论》成书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史料二表明雷
的前半生生活于隋朝(公元581年以后)；史料三表明雷在后半生置身于“辅宋”政权(公元623～624年)中，并有“内究守国安正公”的显赫身份。由此我们可以确定《炮炙论》的成书年代当在隋代至唐显庆四年(公元581～659年)之间，或许在唐武德六～七年(公元623～624年，即辅宋时期)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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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人说忽略重定的事实
“唐人说”不是根据三条史料，而是由《炮炙论》现存内容入手研究其成书年代。研究者注意到《炮炙论》提及的许多药名迟至宋代才始见于“本草”，因此主张《炮炙论》成书年代当在中唐时期。但是“唐人说”忽略了以下的重要史实：雷
所著的《炮炙论》其原貌并非今日所见内容，因为《炮炙论》一书经历过雷原著和“胡洽重定”两个成书过程。我们今日所见《炮炙论》内容是“胡洽重定”时根据当时的著作(如唐人晏封《制伏草石论》)和制药经验重加修定过的，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夹杂一些晚期的药学内容。, http://www.100md.com
“唐人说”根据唐代道书《丹房镜源》曾引用过较多《炮炙论》内容这一事实，并引用“大唐宝应中类编本草，世人皆见《丹房镜源》”一段文献，考证其成书下限不晚于唐宝应年间(公元762～763年)，以《炮炙论》中出现了“锦州”(唐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始置)和“蔡州”(原名豫州，唐宝应元年，即公元762年避代宗李豫帝讳改名)的地名，就判定其成书于唐垂拱二年至宝应年间(公元686年～763年)，未免过于轻率。因为《丹房镜源》和《炮炙论》一样经过后人修订增删。如今本《丹房镜源》即有“信州铅山县”的地名，铅山县却是五代南唐(公元937年～975年)时设置的[15]。可见这些晚出地名应是后人重定《炮炙论》时掺入，不足以作为其成书时间的判据。
因此“唐人说”从《炮炙论》的内容入手考证其成书年代，虽然独辟蹊径，但由于忽视了《炮炙论》的重定史实，其结论必然失之偏颇。
6 唐末五代说与胡洽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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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颂和晁公武早已指出《炮炙论》非成书于一人之手，而是经历了雷
原著和胡洽重定两个历史阶段。以往的研究者大都忽略了这一点，因此在研究时往往出现偏差。“唐人说”如是，“唐末五代说”亦如是。其说从《炮炙论》现存内容入手研究其成书年代，但仅注意到其书收录了许多唐以后的药物，且引用了《乾宁记》一书，因此断定《炮炙论》成书于唐末或五代，同样是忽略了其书存在胡洽重定的史实。《炮炙论》在唐代流传不广，默默无闻二百年，究其原因，除了唐代书籍皆为手抄本不宜流传外，或许受到雷
“辅宋”叛臣身份的影响。直到唐末或五代，此书才重见天日。因年代过久，该书可能已有残缺，因此有人一面整理残卷，一面用当时的书籍和药学知识加以修订，成为今日所见《炮炙论》的面貌，这就是《郡斋读书志》所称之“胡洽重定”。重定者“胡洽”与南齐人胡道洽并非一人，既或是重名，甚或是伪托古人，其重定年代亦当在唐末或五代。理由如下：, 百拇医药
①现存《炮炙论》中提及大量唐代以后出现的药名，故苏颂曰：“观其书，乃有言唐以后药名者，或是后人增损之欤?”如前所述，《炮炙论》一书共有药物272种，其中有59种为唐代以后始见于本草中。且书中出现的一些地名如“锦州”，“蔡州”等也是唐代中期才出现的。因此这些内容不可能出自雷
原著，只能用胡洽重定时增入来解释，且重定时间应在中晚唐以后。②史料三提及此书“多本之于乾宁晏先生”是毋庸质疑的事实。因为当时雷
和晏封的著作同存于世，可以直接比较。且宋《通志.艺文略》将雷《炮炙论》与晏封《制伏草石论》同编于“炮炙”类中，可见二书内容十分接近。前已考证晏封为唐开元以后人，《炮炙论》既引用过其书，重定时间显然应在中唐以后。, http://www.100md.com
③现存《炮炙论》及“序”中唯一标明的引文出自《乾宁记》，此书同乾宁晏封的《制伏草石论》是否有关难以确定，但二者均以“乾宁”为名却值得注意。“乾宁”二字连用文意甚窄，当时不外两个含义，一是指年号，即唐昭宗的乾宁年号(公元894～898年)；另一是指地名，即“乾宁军”，始置于乾宁年间[15]。晏封是开元后的唐人，由其自号“乾宁晏先生”可知他大约生活于唐末乾宁年间或曾居于乾宁军这个地方。《炮炙论》中引用《乾宁记》，又“多本之于乾宁晏先生”，表明其书有唐末乾宁年间以后形成的内容，此时上距雷的生活时代已有200多年，岂非胡洽重定时增入的?!
有的学者以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成书的《本草拾遗》之“序”中亦引用《乾宁记》来否定“乾宁”的时间含义，且称封建时代不敢以帝王年号为书名[12，16]，此说并不准确。第一，史载陈藏器《本草拾遗》有“序例”一卷，但“拾遗序”并非其“序例”。“序”可有自序和他序之分，有证据表明“拾遗序”非陈藏器自序，而是他人所作。因为现存“拾遗序”的内容与“炮炙论序”完全相同，其中提及的“五倍子”，“延胡索”等药名均不见于《本草拾遗》正文。这些药物迟至五代时方见诸本草。若是陈藏器自序就不会反而在正文中隐匿这些新药，否则与其书“拾遗”之本旨殊不相符。第二，《本草拾遗》同《炮炙论》一样在唐末或五代经过后人增删，如“不灰木”条掺有唐中和二年(公元882年)的内容。因此两书同样引用唐末的《乾宁记》并不足怪。第三，用年号为书名是唐人的一个独特习惯。元稹为白居易文集命名《白氏长庆集》，并在序文中阐明理由是皇帝已经宣诏明年改元，“长庆(年号)迄于是(年)”。元稹自己亦有《元氏长庆集》传世。可见唐人以年号为书名有特殊的时间意义，这种习惯表明《乾宁记》很可能成书于乾宁年间。因此引用其书的“《本草拾遗》序”和“《炮炙论》序”其形成时间应晚于唐末乾宁元年(公元894年)[17]。故而《炮炙论》重定时间的上限亦应在此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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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炮炙论》经胡洽重定后重行于世，最早引用该书的有五代的《蜀本草》和《丹房镜源》。《丹房镜源》引用《炮炙论》序和正文10余条，但其书可能已经宋人增删，因此无法确定是何时引入。《蜀本草》“钩吻”条引用的“雷公炮炙方”与现存《炮炙论》内容相同。《蜀本草》成书于五代后蜀，不晚于后蜀灭亡的广政二十八年(公元965年)。以此可作为《炮炙论》重定年代的下限。
综上所述，胡洽重定的时间应在唐乾宁元年至五代后蜀末年之间(公元894年～965年)。此段时间虽与“唐末五代说”相重合，但却是胡洽重定而非雷原著的时间。重定者胡洽(或是托名)在此时将重见天日的《炮炙论》加以修订，并参考了唐人晏封等晚期学者的著述，还增加了一篇序文。经其重定的《炮炙论》在五代时期重新流传，《蜀本草》始有引用，《嘉
本草》和《图经本草》大加引述，最终经《证类本草》保存至今。因此“胡洽重定”对《炮炙论》有重生再造之功。, http://www.100md.com
7 结语
通过对《炮炙论》的三条现存史料及有关成书年代五种假说的系统分析，笔者得出如下结论：雷
原著《炮炙论》在隋末至唐初时期，即隋开皇元年至唐显庆四年间(公元581～659年)，其书或许成于唐武德六～七年(公元623～624年，辅宋时期)前后；此后在唐代长期失传。唐末或五代时胡洽(或是托名者)对此书加以重定，时间是唐乾宁元年至后蜀广政二十八年(公元894～965年)之间。以前的几种假说中，“刘宋说”和“赵宋说”是对史料三所述年代的误解，“唐人说”忽视了胡洽重定的事实，而“唐末五代说”误将重定时间作为成书时间，只有苏颂的“隋人说”才与三条史料相契合，比较接近《炮炙论》成书的确切时间。因此笔者作出《炮炙论》是隋末唐初之辅宋雷
撰，唐末五代之胡洽重定的结论。, 百拇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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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1999-01-20,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