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师重教的一生
作者：张镜如
单位：
关键词：
生理科学进展000202
编者按 张镜如教授是一位谦虚谨慎、诚恳朴实、勤奋工作的学者。除在神经生理和呼吸生理的研究方面作出贡献外，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于生理学教学和全国性生理学教材及参考书的建设，卓有成绩。他对两位导师的尊敬之情，尤令人敬佩。
我1929年5月出生于崇明县农村，父亲在上海市区某小学任教，母亲务农。1933年全家迁往上海市区，1935年我就读于父亲所在的小学。小学六年中，除算术成绩较好外，其他成绩一般。1941年小学毕业，进入中学。当时上海已被日寇占领，家境日益贫困，父亲收入低微，我报考“申报”助学金取得部分学费资助。初二时，经学校推荐报考叔苹公奖学金，通过考试我取得了学杂费和书籍费的资助。为能持续取得奖学金，我勤奋学习，取得高分；在班上名列前茅，并担任班长。中学阶段我的数理化成绩优秀，受到老师称赞；尤其是学校校长兼任数学老师对我特别关心，送给我一套他大学阶段学习的数学书籍，希望我能进入大学数学系学习。但是，父亲希望我进医学院学习，1947年我考入了上海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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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我对偏重记忆的课程不太喜欢，比较喜爱需要理解的课程。生理学对我的吸引力很强，愿意花力气去思考和钻研，阅读较多书籍。徐丰彦教授讲授生理学，我有机会就去他办公室提问，表达自己的学习心得，他也很愿指导我，并要我帮他做神经标本，在示波器上观察动作电位。这些仪器是生理研究所帮助改造而成的，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由于我对生理学的偏爱，毕业分配前就进入了第二届生理高师班培养，毕业后留生理学教研室工作。高师班期间，我学习了较多基本技能，如吹玻璃技术、基本金工技术、慢性动物实验手术等。
留教研室后，徐教授对我的工作安排和培养始终是结合起来进行的。初进教研室首先是带好学生实验，我对实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在晚上和休息日分析这些问题造成的原因并寻找解决的办法，从而改进实验供应室的工作并修改实验内容，必要时删去一些实验项目，增补新的项目，修改实验指导。当时，巴甫洛夫学说进入了教学内容，急需开展条件反射实验。我被安排去装备隔音室和训练唾液瘘犬，从无到有，花去了我半年多时间。为了使无关刺激和非条件刺激能稳定、间隔地出现，我利用电动记纹鼓的恒速转动，设计了定时间隔给予刺激的装置。这一装置在广州林树模教授参观时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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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我到生理所学习半年电子学，学后就在教研室开讲电子学，全教研室均参加学习，技术员每人要装一架花式电子刺激器。通过这一过程，普遍提高了电子学水平，并开始了电生理设备的组建。1955年我又到生理所电生理学习班学习三个月，回来后把某些电生理实验引入学生实验，使学生实验内容得到了更新。我自己也在学习和工作中得到了提高。
1956年苏联专家基比雅科夫来教研室开办全国生理高师班。专家提出他讲课时要配合课堂示教，并开设高级实验课。徐教授要我承担这二项任务，我知道难度很大，但必须努力完成。课堂示教要求实验成功率极高，实验结果在讲课间能及时出现，并使全班能看清楚，具有良好的可见度。我和一个技术员反复摸索，想办法克服困难，总算完成了系列课堂示教的任务。至于专家开列的高级实验，我要从采购实验设备开始，采购不到的只能到生理所去借用，同时自己要先行试做，待成熟后才能让大家来做。这一阶段任务对我压力很大，但在完成后收获也较多。我在完成任务后，写了一册《课堂示教》，介绍示教内容、方法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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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59年间我开始讲课，先讲部分章节，后讲全部教材。徐教授要求我进行系统讲课，打好理论基础。这一阶段我阅读了较多大型教材、专著和综述及部分相关的文献，做了学习笔记，写了一套讲稿。我从学生的提问和意见中吸取有价值的内容，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并充实讲稿，使讲课能切合学生的水平和要求，取得了学生的好评。同时我开始学习科研，分析颈动脉窦呼吸反射先兴奋后抑制双相反应，采用学生实验中向肺内充气导致呼气的办法，来测定兴奋与抑制的程度。当时正值研究祖国医学的号召，教研室人员到气功疗养所研究内养功的机制。根据吸气时心率加快、呼气时心率减慢的窦性心律不齐现象，我提出气功调息有可能通过随意调节呼吸来改变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紧张性，从而控制内脏活动，达到治病健身的目的。这一设想得到徐教授的肯定，于是用肺内充气或从肺内抽气的办法，使动物暂停于呼气或吸气状态，观察各种内脏活动的改变，初步证实了这一设想，得到了卫生部的奖励。
1960年我调到教改组，参加解剖、组胚、生理、生化四合一的“正常人体学”教学工作，在相互学习过程中使我扩大了知识面。1961年高教六十条实施后，徐教授推荐我作为重点师资加以培养，把我调回教研室，并接受生理所张香桐教授的指导，进行系统科研训练。在张教授指导的三年中，我一直在教研室内进行研究工作，每隔几周向导师汇报一次研究结果，分析实验记录，讨论下一步的研究步骤。研究的中心是皮层诱发电位的相互作用，涉及外周传入诱发电位、丘脑体感诱发电位和胼胝体电位三者间的关系，工作有一定系统性。因为观察诱发电位的相互作用要求条件刺激与制约刺激间的间隔能控制自如，我根据花式延迟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增加了一个定档变阻器达到了要求，使研究进行得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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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张教授指导的三年是我研究能力明显提高的阶段，我始终记得张教授的下列教导：(1)坚持实事求是，对自己的研究结果既不能夸大也不要缩小，不要轻易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首创的；(2)要乐意听取不同意见，使自己的科学思维不断完善。科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对自己观察到的结果必须不断自我否定，要千方百计寻找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只有在反复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可信的时候，才被动地承认自己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3)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不要轻易放弃出现的实验结果，它可能是研究工作的新起点；(4)论文写作时要一丝不苟，对文稿要反复阅读、审校，不能出错。文字要精炼、流畅，要删除每一句中的多余字；(5)论文要重点突出，把研究的精华显示出来。千万不要把结果全部收集进来，敢于忍痛割爱，以免造成内容混杂，思路不清。
1961～1963年间，我还在徐教授指导下参加了部定教材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学习编写教材。1964年我还主编了一本《生理学实验指导》。1965年我参加“四清”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文革”十年期间我参加生理学研究工作较少，主要是教学工作。教学对象主要是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大学生，配合教学我编写过不同层次的教材，其间还与其他学校重新编写“四合一”教材《正常人体学》。1975年曾参与主编了《人体生理学》，开始的目的在于修订《生理学》部定教材，后却以参考书的面目出现。对不同层次学员的教学，自己摸索了不同的教学法，确实锻炼了教学能力，有不少收获。在科研方面，我基本没有参与针刺麻醉机制的研究。1974年我曾因针麻研究工作的需要，用自己掌握吹玻璃技术的基础，土法上马拉制了多管玻璃微电极，开展了神经系统电生理微电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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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7年起，徐教授要我把教研室尽快建设起来，使十年“文革”的影响逐步消除。教研室为此采取了七项措施：(1)教学工作走上正轨，编写生理学讲义，稳定教学内容，并参加全国规划教材的编写；(2)加速较高年资师资的培养，把教师分成两组进行轮训。一次轮训为期两年，两组交叉进行。每个教师在二年期间，半年担任系统讲课，一年半进行科研，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3)撤销绝大多数办公室，改建成九个研究室从事循环和呼吸生理研究。在上级的支持下，逐步把研究条件装备起来；(4)改进学生实验室，采购必要的设备，修订并充实实验内容，编写新的实验指导；(5)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充实科研力量，扩大师资来源；(6)连续举办师资训练班，培养外校低年资师资，帮助带教学生实验；(7)扩展国际交流，派少数师资出国进修，并请国外专家来教研室短期讲学，协助开展科研工作。通过5～6年的努力，教研室在各方面均出现较快的进展，成为全校的先进教研室。
在这阶段中，我主要从事组织工作，调动全室人员的积极性，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我也承担系统讲课任务，并在徐教授指导下带教研究生。1981年起我参与主编规划教材。我和其他教师、研究生继续从事呼吸生理的研究，主要涉及吗啡呼吸抑制机制的分析、γ-氨基丁酸对呼吸中枢的抑制作用、膈神经放电高频振荡等，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自制的多管玻璃微电极，进行电生理微电泳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后来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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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我被任命为学校校长，这一组织决定是我没有想到过的，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来。任命是由国务院下达的，我必须服从安排，但期待四年任期后返回教研室。在校长任职期间，因能力有限，只能为学校和师生员工办些实事，成绩一般。由于行政事务繁忙，我经常在清晨三、四点钟起床，为修订参与主编的参考书《人体生理学》和规划教材《生理学》写稿和审稿，科研工作未能继续开展。任期一满，我争取如期返回教研室，重操旧业。
回教研室后，我仍为本科生授课，带教研究生从事延髓腹外侧表面呼吸调节化学感受机制的研究。此外，我还兼任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为筹建该实验室努力。参与主编的《人体生理学》和《生理学》工作仍花去我许多精力，两书均于1989年前后相继出版；前者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后者获高校优秀教材全国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我还参与编写了《中国生理学史》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展战略调研报告《人体生理学》。
回顾我在生理学领域学习和工作的四十余年，无时不在导师徐丰彦、张香桐教授的指引下得到锻炼和成长。两位导师不但在业务上指导我，还在如何为人方面对我进行教育，他们的言教和身教，使我始终牢记应该为人正直、谦虚诚恳、严谨踏实、淡泊名利。, http://www.100m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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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理科学进展000202
编者按 张镜如教授是一位谦虚谨慎、诚恳朴实、勤奋工作的学者。除在神经生理和呼吸生理的研究方面作出贡献外，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于生理学教学和全国性生理学教材及参考书的建设，卓有成绩。他对两位导师的尊敬之情，尤令人敬佩。
我1929年5月出生于崇明县农村，父亲在上海市区某小学任教，母亲务农。1933年全家迁往上海市区，1935年我就读于父亲所在的小学。小学六年中，除算术成绩较好外，其他成绩一般。1941年小学毕业，进入中学。当时上海已被日寇占领，家境日益贫困，父亲收入低微，我报考“申报”助学金取得部分学费资助。初二时，经学校推荐报考叔苹公奖学金，通过考试我取得了学杂费和书籍费的资助。为能持续取得奖学金，我勤奋学习，取得高分；在班上名列前茅，并担任班长。中学阶段我的数理化成绩优秀，受到老师称赞；尤其是学校校长兼任数学老师对我特别关心，送给我一套他大学阶段学习的数学书籍，希望我能进入大学数学系学习。但是，父亲希望我进医学院学习，1947年我考入了上海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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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阶段我对偏重记忆的课程不太喜欢，比较喜爱需要理解的课程。生理学对我的吸引力很强，愿意花力气去思考和钻研，阅读较多书籍。徐丰彦教授讲授生理学，我有机会就去他办公室提问，表达自己的学习心得，他也很愿指导我，并要我帮他做神经标本，在示波器上观察动作电位。这些仪器是生理研究所帮助改造而成的，在当时是较为先进的。由于我对生理学的偏爱，毕业分配前就进入了第二届生理高师班培养，毕业后留生理学教研室工作。高师班期间，我学习了较多基本技能，如吹玻璃技术、基本金工技术、慢性动物实验手术等。
留教研室后，徐教授对我的工作安排和培养始终是结合起来进行的。初进教研室首先是带好学生实验，我对实验过程中发生的问题，在晚上和休息日分析这些问题造成的原因并寻找解决的办法，从而改进实验供应室的工作并修改实验内容，必要时删去一些实验项目，增补新的项目，修改实验指导。当时，巴甫洛夫学说进入了教学内容，急需开展条件反射实验。我被安排去装备隔音室和训练唾液瘘犬，从无到有，花去了我半年多时间。为了使无关刺激和非条件刺激能稳定、间隔地出现，我利用电动记纹鼓的恒速转动，设计了定时间隔给予刺激的装置。这一装置在广州林树模教授参观时受到表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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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我到生理所学习半年电子学，学后就在教研室开讲电子学，全教研室均参加学习，技术员每人要装一架花式电子刺激器。通过这一过程，普遍提高了电子学水平，并开始了电生理设备的组建。1955年我又到生理所电生理学习班学习三个月，回来后把某些电生理实验引入学生实验，使学生实验内容得到了更新。我自己也在学习和工作中得到了提高。
1956年苏联专家基比雅科夫来教研室开办全国生理高师班。专家提出他讲课时要配合课堂示教，并开设高级实验课。徐教授要我承担这二项任务，我知道难度很大，但必须努力完成。课堂示教要求实验成功率极高，实验结果在讲课间能及时出现，并使全班能看清楚，具有良好的可见度。我和一个技术员反复摸索，想办法克服困难，总算完成了系列课堂示教的任务。至于专家开列的高级实验，我要从采购实验设备开始，采购不到的只能到生理所去借用，同时自己要先行试做，待成熟后才能让大家来做。这一阶段任务对我压力很大，但在完成后收获也较多。我在完成任务后，写了一册《课堂示教》，介绍示教内容、方法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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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1959年间我开始讲课，先讲部分章节，后讲全部教材。徐教授要求我进行系统讲课，打好理论基础。这一阶段我阅读了较多大型教材、专著和综述及部分相关的文献，做了学习笔记，写了一套讲稿。我从学生的提问和意见中吸取有价值的内容，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并充实讲稿，使讲课能切合学生的水平和要求，取得了学生的好评。同时我开始学习科研，分析颈动脉窦呼吸反射先兴奋后抑制双相反应，采用学生实验中向肺内充气导致呼气的办法，来测定兴奋与抑制的程度。当时正值研究祖国医学的号召，教研室人员到气功疗养所研究内养功的机制。根据吸气时心率加快、呼气时心率减慢的窦性心律不齐现象，我提出气功调息有可能通过随意调节呼吸来改变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紧张性，从而控制内脏活动，达到治病健身的目的。这一设想得到徐教授的肯定，于是用肺内充气或从肺内抽气的办法，使动物暂停于呼气或吸气状态，观察各种内脏活动的改变，初步证实了这一设想，得到了卫生部的奖励。
1960年我调到教改组，参加解剖、组胚、生理、生化四合一的“正常人体学”教学工作，在相互学习过程中使我扩大了知识面。1961年高教六十条实施后，徐教授推荐我作为重点师资加以培养，把我调回教研室，并接受生理所张香桐教授的指导，进行系统科研训练。在张教授指导的三年中，我一直在教研室内进行研究工作，每隔几周向导师汇报一次研究结果，分析实验记录，讨论下一步的研究步骤。研究的中心是皮层诱发电位的相互作用，涉及外周传入诱发电位、丘脑体感诱发电位和胼胝体电位三者间的关系，工作有一定系统性。因为观察诱发电位的相互作用要求条件刺激与制约刺激间的间隔能控制自如，我根据花式延迟振荡电路的工作原理，增加了一个定档变阻器达到了要求，使研究进行得比较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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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张教授指导的三年是我研究能力明显提高的阶段，我始终记得张教授的下列教导：(1)坚持实事求是，对自己的研究结果既不能夸大也不要缩小，不要轻易认为自己的工作是首创的；(2)要乐意听取不同意见，使自己的科学思维不断完善。科学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对自己观察到的结果必须不断自我否定，要千方百计寻找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只有在反复证明自己的结果是可信的时候，才被动地承认自己的研究结果是正确的；(3)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不要轻易放弃出现的实验结果，它可能是研究工作的新起点；(4)论文写作时要一丝不苟，对文稿要反复阅读、审校，不能出错。文字要精炼、流畅，要删除每一句中的多余字；(5)论文要重点突出，把研究的精华显示出来。千万不要把结果全部收集进来，敢于忍痛割爱，以免造成内容混杂，思路不清。
1961～1963年间，我还在徐教授指导下参加了部定教材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学习编写教材。1964年我还主编了一本《生理学实验指导》。1965年我参加“四清”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文革”十年期间我参加生理学研究工作较少，主要是教学工作。教学对象主要是赤脚医生和“工农兵”大学生，配合教学我编写过不同层次的教材，其间还与其他学校重新编写“四合一”教材《正常人体学》。1975年曾参与主编了《人体生理学》，开始的目的在于修订《生理学》部定教材，后却以参考书的面目出现。对不同层次学员的教学，自己摸索了不同的教学法，确实锻炼了教学能力，有不少收获。在科研方面，我基本没有参与针刺麻醉机制的研究。1974年我曾因针麻研究工作的需要，用自己掌握吹玻璃技术的基础，土法上马拉制了多管玻璃微电极，开展了神经系统电生理微电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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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7年起，徐教授要我把教研室尽快建设起来，使十年“文革”的影响逐步消除。教研室为此采取了七项措施：(1)教学工作走上正轨，编写生理学讲义，稳定教学内容，并参加全国规划教材的编写；(2)加速较高年资师资的培养，把教师分成两组进行轮训。一次轮训为期两年，两组交叉进行。每个教师在二年期间，半年担任系统讲课，一年半进行科研，提高教学和科研能力；(3)撤销绝大多数办公室，改建成九个研究室从事循环和呼吸生理研究。在上级的支持下，逐步把研究条件装备起来；(4)改进学生实验室，采购必要的设备，修订并充实实验内容，编写新的实验指导；(5)招收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充实科研力量，扩大师资来源；(6)连续举办师资训练班，培养外校低年资师资，帮助带教学生实验；(7)扩展国际交流，派少数师资出国进修，并请国外专家来教研室短期讲学，协助开展科研工作。通过5～6年的努力，教研室在各方面均出现较快的进展，成为全校的先进教研室。
在这阶段中，我主要从事组织工作，调动全室人员的积极性，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我也承担系统讲课任务，并在徐教授指导下带教研究生。1981年起我参与主编规划教材。我和其他教师、研究生继续从事呼吸生理的研究，主要涉及吗啡呼吸抑制机制的分析、γ-氨基丁酸对呼吸中枢的抑制作用、膈神经放电高频振荡等，研究方法主要采用自制的多管玻璃微电极，进行电生理微电泳研究。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后来获得卫生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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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研室后，我仍为本科生授课，带教研究生从事延髓腹外侧表面呼吸调节化学感受机制的研究。此外，我还兼任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为筹建该实验室努力。参与主编的《人体生理学》和《生理学》工作仍花去我许多精力，两书均于1989年前后相继出版；前者获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后者获高校优秀教材全国特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我还参与编写了《中国生理学史》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展战略调研报告《人体生理学》。
回顾我在生理学领域学习和工作的四十余年，无时不在导师徐丰彦、张香桐教授的指引下得到锻炼和成长。两位导师不但在业务上指导我，还在如何为人方面对我进行教育，他们的言教和身教，使我始终牢记应该为人正直、谦虚诚恳、严谨踏实、淡泊名利。, http://www.100md.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