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的起源，一向多有讨论，不过归结于劳动，似乎最为切当。譬如抬大木头，就需要配合筋肉张弛而有劝力之歌，《吕览》叫邪许，鲁迅叫杭育杭育。

    当然，这种没有任何语言意义的号子，并不被严格的文学家看重，起码，总得有个把用力拉使劲推向前向前之类的劳动内容才好。所以《吴越春秋》里就有了“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肉)”的直白《弹歌》。到了《诗经》的时代，讲究的是言志，也就是字里行间要有活思想，所以《伐檀》里就得声讨君子不素餐，《七月》里便要控诉无衣无褐，而不能仅仅的坎坎，不能光说那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不过，十五国风，不尽相同，偏有那不把活思想摆在桌面上的。譬如《芣苡》，通篇只是采了再采的芣苡，和有之掇之捋之等等的收拾，发现不出丝毫的幽怨和亢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