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上海正是掌灯时分，下车出站，发现广场乱哄哄的，好像发生了什么。骤然多了些穿旧军装的年轻人，臂上有红袖章，成群结队的，不知要干什么.

    我没敢逗留，挤上十八路无轨电车径奔广州路的办事处。刘处长一见我，有几分抱怨地说：“你可回来了，一走也没个音讯，可把我急坏了。”“发生啥事了？”他有些慌乱的递给我一张纸，上写“最后通谍；各省市驻沪办事处，即日起予以取缔，勒令驻沪人员三日内回本地参加运动。”“又要搞啥运动啊？”“*。”我松了口气，“不就是报纸上批判什么海瑞罢宫之类的吗？”“恐怕没那么简单吧。”“你准备回鹤岭？”刘处长露出几分无奈：“看看情况再说吧。”

    晚十点许，我们刚躺下。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涌进了不少穿旧军装的年轻人。我看清他们的臂章是“红卫兵” 字样。他们守住门口，逐个房间检查。

    一个戴军帽的小个子，指着我的鼻子问：“你是干什么的？”“回乡探亲，在上海转车。”小个子瞪圆了眼睛，我和她一对眼，竟然是个女生。她表情严肃地问：“有证明吗？”我掏出工作证和介绍信。她上下打量我，又指指大包小包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吗？”“是的。”“打开检查。”我正想问你们是干啥的，刘处长拉拉我的衣襟：“反正没啥犯禁的东西，让他们看吧。”

    这位十六七岁，稚气未脱的女红卫兵，装着大人的样子指问我：“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我没好气地回答：“这都是用布票，工业券买的，有发票。”刘处长在一边打圆场：“他是准备结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