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时代的太医孔伯华(1)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清朝灭亡后，按照国民政府对清王室的优待条件，太医院也暂时保留下来，继续为留在故宫的皇室人员服务。但多数御医看清了前途，纷纷告老还家，走出深宫，回到家乡或别的地方悬壶济世，造福桑梓，服务民众。在这批御医中不乏高明之辈，同肖龙友、施今墨、汪逢春并列为“北京四大名医”的孔伯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孔伯华(1885～1955)，出生于山东曲阜，为孔子后裔。其祖父是清朝进士，精于文学，兼通医理。孔伯华天资聪颖，幼承家学，14岁开始专攻医学，医名传于四方。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应清廷太医院之聘来到京城，在外城医官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为皇室服务。辛亥革命后，孔伯华辞去医官职务，悬壶应诊，疗效卓著，而立之年已誉满京城。
孔伯华治学严谨，讲精求博，师古而不泥古，是故在临床上屡有创新。他常说：“学医必须精，不精就不可能弄懂其中的深刻道理；同时要博，学问渊博更有助于弄通医学的奥秘。”
他主张借鉴前人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独创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食古不化，生搬硬套。他指出，治病求本是不可移易的法则，无论是祛邪还是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是先祛邪还是先扶正，必须参机应变，不可守株待兔。要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因生前诊务过忙，孔伯华无暇著述，未能将自己一生的经验加以系统总结，常引以为憾。故晚年病中直到逝世前，常夜阑秉笔，奋力疾书，终成《孔伯华医集》中的《时斋医话》之章节。在医话中，记述了他一生治疗温热病、妇女病的临床经验，对后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一代名老中医，孔伯华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思想也很高尚。在1917～1918年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孔伯华与原清廷医官曹巽轩、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一道，先后两次到晋绥及河北廊坊一带，参加防治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工作，事后主持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长达10卷刊行于世。
1929年，国民党政府做出“取缔中医”的决议，激起中医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抗议，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抗争。当时，孔伯华是华北中医界代表，并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联合赴京请愿团”到南京汪精卫国民党政府请愿。
面对汪精卫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孔伯华义正辞严地提出：你们不信中医，咱们拿治病的效果来说吧，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其余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汪精卫同意作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状的6个病人。结果，孔伯华用中医治疗的效果相当好，汪精卫有些服了，初步决定中医不能取缔。后来，汪精卫把自己的朋友介绍到孔伯华跟前看病，也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效果。这样，终于迫使汪精卫政府撤销了“取缔中医”的提案。
1930年，孔伯华与肖龙友合作创办了北国医学院，培养和壮大中医队伍。肖龙友任董事长，孔伯华任院长，聘请了当时第一流中医专家如赵锡武、王药雨、赵炳南、武彩臣、曹锡珍任教，直到1944年，先后毕业学生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中医界的骨干人才。
孔伯华对中医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尊重和肯定。新中国成立前后，孔伯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1954年月10月至1955年12月，他还参加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筹备工作。, 百拇医药
清朝灭亡后，按照国民政府对清王室的优待条件，太医院也暂时保留下来，继续为留在故宫的皇室人员服务。但多数御医看清了前途，纷纷告老还家，走出深宫，回到家乡或别的地方悬壶济世，造福桑梓，服务民众。在这批御医中不乏高明之辈，同肖龙友、施今墨、汪逢春并列为“北京四大名医”的孔伯华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孔伯华(1885～1955)，出生于山东曲阜，为孔子后裔。其祖父是清朝进士，精于文学，兼通医理。孔伯华天资聪颖，幼承家学，14岁开始专攻医学，医名传于四方。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应清廷太医院之聘来到京城，在外城医官院(北京宣武中医医院旧址)任医官职务，为皇室服务。辛亥革命后，孔伯华辞去医官职务，悬壶应诊，疗效卓著，而立之年已誉满京城。
孔伯华治学严谨，讲精求博，师古而不泥古，是故在临床上屡有创新。他常说：“学医必须精，不精就不可能弄懂其中的深刻道理；同时要博，学问渊博更有助于弄通医学的奥秘。”
他主张借鉴前人的经验，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独创精神，要有自己的见解，不能食古不化，生搬硬套。他指出，治病求本是不可移易的法则，无论是祛邪还是扶正，都是为了达到恢复和充足元气的目的。至于是先祛邪还是先扶正，必须参机应变，不可守株待兔。要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因生前诊务过忙，孔伯华无暇著述，未能将自己一生的经验加以系统总结，常引以为憾。故晚年病中直到逝世前，常夜阑秉笔，奋力疾书，终成《孔伯华医集》中的《时斋医话》之章节。在医话中，记述了他一生治疗温热病、妇女病的临床经验，对后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一代名老中医，孔伯华不仅医术高明，而且思想也很高尚。在1917～1918年军阀混战的岁月里，孔伯华与原清廷医官曹巽轩、杨浩如、张菊人、陈伯雅等一道，先后两次到晋绥及河北廊坊一带，参加防治鼠疫、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工作，事后主持编写了《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长达10卷刊行于世。
1929年，国民党政府做出“取缔中医”的决议，激起中医界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和抗议，全国中医药团体联合起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同国民党政府进行面对面的抗争。当时，孔伯华是华北中医界代表，并被推选为临时大会主席，率领“联合赴京请愿团”到南京汪精卫国民党政府请愿。
面对汪精卫的民族虚无主义态度，孔伯华义正辞严地提出：你们不信中医，咱们拿治病的效果来说吧，找12个病人，你们先挑6个病人，用西医治疗；其余6个病人给我，用中医治疗。汪精卫同意作对比“打擂”，孔伯华分到了分别患有高烧、咳喘等症状的6个病人。结果，孔伯华用中医治疗的效果相当好，汪精卫有些服了，初步决定中医不能取缔。后来，汪精卫把自己的朋友介绍到孔伯华跟前看病，也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效果。这样，终于迫使汪精卫政府撤销了“取缔中医”的提案。
1930年，孔伯华与肖龙友合作创办了北国医学院，培养和壮大中医队伍。肖龙友任董事长，孔伯华任院长，聘请了当时第一流中医专家如赵锡武、王药雨、赵炳南、武彩臣、曹锡珍任教，直到1944年，先后毕业学生七百余人，分布在全国各地，成为中医界的骨干人才。
孔伯华对中医事业的忠诚和贡献，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尊重和肯定。新中国成立前后，孔伯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会议代表，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职。1954年月10月至1955年12月，他还参加了中国中医研究院的筹备工作。, 百拇医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