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纸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19年4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版发行(限

    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自愈力的真相

    著者：乔·马钱特

    电子书定价：62.99元

    CURE ? Jo Marchant, 2016

    Copyright licensed by Canongate Books Ltd.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译者序

    探索大脑自愈力的真相

    胡大一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教授

    《自愈力的真相》的原书名Cure，意为“治愈”，其含义是通过治疗使机体

    恢复健康。其中的“治疗”一词在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语境中，往往被片面地认

    为是生物医学技术这种外力干预手段，如药物、支架、手术刀等，而忽视了人类

    机体的自愈能力，如免疫功能、自我修复功能、再生功能和代偿功能等。

    本书的作者既是一位微生物学博士，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科普作家，她花了

    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前沿研究，以科学数据和事实为依据，提出

    以大脑为核心的中枢外周神经系统具有非凡的自愈能力的观点。例如，通过安慰

    剂效应，改善自闭症患儿的症状，让脊柱严重损伤的老年女性健康地生活了20

    年；通过适应诱导性气味形成条件反射来训练免疫系统，改善自身的免疫功能；

    通过催眠，改善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痛苦；通过让患者在虚拟现实的冰川峡谷探

    险中打雪仗，减轻肢体疼痛；通过训练护理人员学会使用专业体贴的语言，来决

    定个体是否需要预约手术，甚至决定个体的预期寿命；通过脑部扫描和DNA分

    析，证实冥想、生物反馈疗法可以影响躯体结构及基因表达活性，从而使我们更

    加健康……

    作者在书中强调：医学既需整合，也要个体化；我们既要理性看待科学证据

    和客观检查结果，也要重视个体情感和心理对躯体造成的影响。作者客观阐述了

    大脑对躯体的影响、大脑的真实能力是什么、大脑是如何工作的、大脑基于何种

    原理实现其价值，以及我们如何将这些最新发现融入日常生活和临床实践中。大

    脑自愈力常常被专业医学专家和科学家忽视，是因为这一概念“被自作多情的思

    想家和玩世不恭的营销人员劫持。科学证据完全被忽略甚或被严重混淆”。本书

    让我们理解到，大脑对健康具有积极的调节作用，大脑自愈力不是伪科学，但它

    也不是所谓的灵丹妙药，我们需要客观地看待，有的放矢，用科学的手段和方

    法，将大脑自愈力这一概念从伪科学中“解救”出来。

    作为从医50年的临床医生，我采用各种医疗手段的确挽救了众多患者，我也致力于推广以循证医学模式和价值为导向的医疗保健服务，让患者获得最受益的

    治疗。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我发现，临床上约14的患者始终无法通过常规的

    生物学技术来改善症状和预后。在医生认为自己对患者实施了成功的手术后，患

    者的痛苦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甚至痛不欲生。

    我经常和学生说起一位中年女性患者。该患者因胸闷和早搏被诊断为“心肌

    炎”，医生嘱咐要卧床休息和药物治疗，但患者的胸闷症状非但没有缓解反而逐

    渐加重，导致长期卧床，生活无法自理。之后患者来北京找我看病，我通过详细

    的诊疗，最后给出的结论：没有心肌炎，可以正常活动。半年后，患者就登长城

    去了……类似的案例不胜枚举，在每天就诊的患者中，有13的病因不在心脏，而是精神或心理问题导致的胸背部不适。

    1995年，我提出“双心医学”的治疗理念，“双心”指的是心脏和心理，强调在临床实践中，不能仅仅关注甚至迷信生物技术，忽略疾病发生、发展的社

    会和心理因素。作为临床医生，无论专科还是全科，不认真学习精神心理常识，不把精神心理服务融入到临床工作，就不可能真正体会患者的感受，体贴患者的

    疾苦。医者，看的是病，开的是药，救的是心，给的是情。

    上海一位诊治肝癌的老专家讲过这么一则故事：一位经他治疗的女性肝癌患

    者，做了手术切除、化疗和放射治疗，癌症还是发生了转移。老专家在无能为力

    的困境下，问了一个让患者意想不到的问题：“你会游泳吗？”患者说：“会，也喜欢游”。老专家说，“那你出院，每天去游泳吧。”奇迹出现了：患者的病

    痛逐渐减轻，症状最后消失；10年过去了，患者还健康愉快地活着。

    作为心血管医生，我常遇到冠状动脉慢性完全闭塞病变的患者。在未发现这

    个病变之前，患者运动从无感觉不适，因为在病变逐渐加重的过程中，其自身已

    充分建立了代偿机制，形成了侧支循环。当体检发现血管完全闭塞，尤其经历了

    失败的不必要的支架手术后，患者会变得纠结、郁闷、卧床不起。经过近年发展

    起来的心脏康复治疗，包括双心服务，患者又重新找回自我，找回自信。

    据粗略估计，癌症患者中，13是被吓死的，13是过度治疗死的，13是

    病死的。这种说法未必精准，但很有启示意义。非传染性疾病的根源是不健康的

    生活方式，医生只能治标，治本还要靠患者自己。

    本书既有充足的证据，又有生动的故事，用简明通俗的语言阐明了值得重视

    但被严重忽视的“大脑自愈力”的概念。这本书不仅是一本非常值得广大医生学习的读物，也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学习，包括患者。前言

    挣脱伪科学的帽子，揭开大脑自愈力的秘密

    2015年夏天一个工作日的上午，我正在公园欣赏伦敦南部迷人的景色，孩

    子们享受着音乐喷泉的清凉，在绿茵草坪上踢足球、嬉戏。我和另外两位前来陪

    伴孩子的母亲一起，围坐在“井”字木质休息台旁，她们手上拿着防晒乳和雪米

    饼，欣赏着孩子们用颜色明艳的塑料铲歪歪扭扭地垒起一座又一座沙土城堡。

    其中一位妈妈恰巧在我身旁，她活泼开朗、口齿伶俐，正饶有兴致地讲述顺

    势疗法如何治愈了她的慢性湿疹。作为一名科学家，我表示坚决反对。“顺势疗

    法的药剂里什么都没有。”我说。顺势疗法实际上是用昂贵瓶子装上水制剂(或

    糖片)。在治疗中，活性物质通过用水反复稀释和强烈摇动得到的最终药剂，连

    原始物质的一个分子都没有。

    我的新朋友鄙夷地看着我。“那叫高深莫测。”她回答说，好像我没能参透

    它的神秘成分带来的康复功效，显得我有点孤陋寡闻。而且从她的信念中，我恍

    然大悟，她一语道破的竟是当今世界医学领域的一场主要哲学思想大争论。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派是西方传统医疗的拥护者。他们是植根于客观唯物主

    义世界的理性主义还原论者。根据还原论者的模型，人的身体被视为一台机器。

    对绝大部分人，思维、信仰和情感在疾病治疗中并不起主要作用。当这台机器损

    坏时，你不会去聆听其内心的声音。医生们使用各种物理方法，如扫描、测试、药物、外科手术等，来诊断其问题并修复已破碎的部分。

    其他人当然就属于另一派：古老医学、替代医疗和东方医学的整体论信奉

    者。整体论者的传统理念优先考虑非物质世界而非客观物质世界，优先考虑人而

    非疾病本身，优先考虑主观体验和信仰而非客观试验结果。治疗师不是为躯体开

    处方药物，而是使用据称看不见、摸不着的具有能量场的针灸疗法、精神疗法。

    顺势疗法的倡导者并不担心他们的配方中是否含有活性物质，因为他们深信，对

    药剂进行稀释和震荡可使能量传输到水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留下对原始物质的

    无法觉察的“记忆”。

    尽管传统医疗在西方世界依然占据上风，但替代医疗已然被无数民众接受。在美国，精神疗法的预后奇迹经常在电视新闻上呈现。高达38%(若纳入祷告的

    话则为62%)的美国成年人使用某种形式的补充医疗或替代医疗。美国每年在替

    代医疗上花费约340亿美元，共计3.54亿人次问诊替代医疗治疗师，而问诊初级

    保健医生约5.6亿人次。在英国伦敦，母亲通常会给自家婴幼儿戴上琥珀项链，深信这串经过琢磨的宝石具有防止出牙痛的功能。聪明且受过教育的女性往往拒

    绝为自家孩子接种关键疫苗，而且，像我的这位朋友一样，她们信奉那些毫无科

    学道理的治疗方法。

    毋庸置疑，科学家们将予以反击。欧美职场无神论者，如打破砂锅问到底的

    詹姆斯·兰迪(James Randi)和迈克尔·谢尔默(Michael Shermer)，科

    学家博主史蒂文·扎尔茨贝格(Steven Salzberg)和大卫·高斯基(David

    Gorski)，以及生物学家兼作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他们

    公然谴责宗教、伪科学，特别是替代医疗。流行病学家本·高达可(Ben

    Goldacre)在其2009年白皮书《伪科学》(Bad Science)中，历数了滥用科

    学原理佐证自己毫无根据的健康主张的伪科学，这本书已在全球22个国家销售超

    过50万册。甚至喜剧演员从蒂姆·明钦(Tim Minchin)到达拉·奥布莱恩

    (Dara ó Briain)也已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他们用冷幽默声援理性思维阵营，并现身说法，指出诸如顺势疗法等伪科学疗法的种种荒诞不经。

    支持者一度通过各种会议、抨击论文、声明抗议及被科学记者史蒂夫·西尔

    伯曼(Steve Silberman)称为“沙漠三八线”的种种活动，如数百名英国医生

    要求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停止继续为顺势疗法治疗埋单的署名请愿书，逆势而

    上地抵制非理性思维的新浪潮。无神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临床试验证明，大多

    数替代疗法并不及安慰剂有效，它们的使用者已遭到愚弄，许多支持者甚至主张

    消灭这些伪治疗。在医疗卫生保健中，没有什么不能从传统的循证医疗中获得。

    我完全赞成维护理性世界观。我全身心地信仰科学方法：作为毕业于伦敦顶

    级医院的伦敦圣巴塞洛缪医学院的遗传学和医学微生物学博士，我整整3年潜心

    钻研细胞内部的生化过程。我相信只要发现正确的问题，自然界的一切都应该可

    以应用科学方法予以解决，而且我们深深信赖的、与生命息息相关的医学疗法都

    应该接受严格的试验检验。无神论者无疑是正确的，如果放弃科学转而让个人意

    志左右思维，或许我们会被重新带回到万恶的旧时代：女巫被投水验明正身，布

    施鲜血并祈祷上帝救我们脱离死难。

    然而，我不太确定，单纯靠否定替代医疗是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作为一名屡获殊荣的科学记者，我在职业生涯中接触过经现代医学治疗被治愈或未能

    被治愈的人：患者饱受肠胃问题或疲劳的折磨，反被斥为并无“真实”疾病；患

    有慢性疼痛或抑郁症的人，往往被给予越来越大剂量的药物，造成患者药物成瘾

    甚至产生不良反应，但却无法解决潜在问题；接受无休止周期疗程的激进治疗的

    癌症患者，早已错过了任何延长他们生命的可能性治疗。

    我读到过许多科学发现，它们有的会登上新闻头条轰动一时，但大多数却往

    往被埋没于专业期刊中，这足以表明那些无形的、非客观物质世界的疗法确实能

    够让身体获益。在接受外科手术前，对患者进行催眠疗法，其术中、术后并发症

    更少，恢复也更快。冥想可触发细胞深处的分子并使其内部发生改变，而且正如

    我们将在本书中所看到的，如果某种疗法不及安慰剂有效，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

    起作用。那些使用琥珀项链和顺势疗法的妈妈们并非愚昧无知，她们很早就从经

    验之谈中了解到替代医疗真的会起作用。

    因此，尽管我深信替代医疗倡导者可能无法参透所谓的原始能量记忆和治愈

    能量场，但我也认为怀疑论者并非完全正确。我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我很困

    惑：他们和传统医生，是否在检测躯体健康时遗漏了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成分，而导致慢性疾病的持续攀升，并将以西医为主的大型医疗中心数以百万计聪明、有主见的人，拱手让给替代医疗保健行业的从业人员？当然，我所说的仅限于大

    脑治愈力。

    你是否遇到过以下情景：被一辆汽车擦身而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肾上腺素

    急剧蹿升？听到情人的声音就情欲高涨？在垃圾中看到不堪入目的蛆虫感到无比

    恶心？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告诉你，你所体验的正是你的大脑是如何显著

    地影响你的躯体。精神状况信息源源不断地输出以帮助躯体适应周遭环境，即使

    我们的下意识可能没有觉察到。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虎视眈眈的、饥饿的捕食者，或一辆由远而近逼近的卡车，躯体会很快规划一条出逃路径。如果某人声称美味

    大餐即将到来，我们势必会准备大吃一顿，舒舒服服地尽享一番。

    我们的所见所闻远不止于此。然而，当说到健康喜乐，传统医疗往往倾向于

    忽视或低估大脑对躯体不容小觑的影响。我们都认为负面的精神状况，如应激或

    焦虑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损坏健康。但是试问，如果这一状况可逆，即情感状

    况在摆脱疾病长期纠缠方面可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者大脑可能具有“治愈

    力”，则被认为是无稽之谈。

    在西方医学中，大脑与躯体之间的分裂常常被归咎于法国哲学家勒内·笛卡儿。古老神秘的医治理念，除了歪打正着的安慰剂效应以外，早已充分地认识到

    大脑与躯体之间的紧密联系。古希腊名医希波克拉底以见证者的身份大谈特

    谈“人体固有的自愈力”，而2世纪的医生盖仑则认为“自信和信念远比药物有

    效”。

    早在17世纪，笛卡儿就已区分了文化的两种基本类型的实体：一种是物质

    (有形实体物质，如躯体)，可以借由科学方法来研究；另一种是精神，它是非

    物质的，笛卡儿认为它出自神授，不可能借由科学方法来研究。尽管这两种实体

    可以互相渗透(笛卡儿认为是借由大脑松果体而实现的)，但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两者是独立存在的。当我们死后，已不再拥有自己的身体时，精神却能永存。

    目前，大多数哲学家和神经学家反对身心二元论的观点。相反，他们坚信，大脑所处的每种状态，本质上与某种特定的思想或大脑状态相关，并且两者不可

    分割。然而，笛卡儿的观点对于随后涌现的科学和哲学理论已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主观思想和情感仍然被认为缺乏科学性，不适合用于严格的研究，比起躯

    体、可测实体，甚至更缺少“真实性”。

    相较于上述哲学领域的激辩，在医学上，临床实践的进步可能更有力地抵制

    了“大脑有治愈力”这样的观点。医学学者研发出诊断工具，如显微镜、听诊器

    和血压袖带，以及始于19世纪巴黎的尸检。在此之前，医生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

    作出疾病诊断，现在他们可以根据标准化的、可见的变化作出诊断。疾病已不再

    由患者的主观体验决定，而是由其身体的健康状况所定义。因此，如果患者感觉

    不舒服但医生却看不出问题，医生将会按身体无恙来处理。

    随着20世纪50年代随机对照试验的引入，临床诊断进一步偏离了主观体

    验。在测试新疗法时，为了避免个体偏倚，医生和患者都不知道给予患者何种治

    疗，并且使用严格的统计学方法分析试验结果。不可靠的人类体验被确切的指标

    数据所取代。

    这无疑是当代最重要的学术思想之一。通过客观唯物论的方法来确定某种治

    疗策略是否有效，医生不再被江湖郎中的旁门左道所误导。总的来说，医学领域

    采取现代客观唯物论方法已经取得的成就和奇迹足以证明，我们在科学上也是有

    所收获的。我们现在已经可以使用抗生素治疗感染，用化疗对抗癌症，普及注射

    疫苗以预防儿童脊髓灰质炎、麻疹等致命疾病。我们可以进行器官移植，诊断子

    宫内唐氏综合征，科学家们也正致力于运用干细胞修复受损的眼睛、心脏和大

    脑。然而，这些成功在规避如疼痛和抑郁等复杂问题方面，不太理想，另外在防

    止慢性病方面也不尽如人意，如心脏病、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病。这已使得医生

    和科学家对机体的运作原理失去了信念，而对大多数正常人来讲，他们已经习以

    为常了。由于对可测物质的过度关注，大众对精神无形力量的探索变得迟疑。

    这一盲点使得大脑治愈力思想或信仰的观点被自作多情的思想家和玩世不恭

    的营销人员劫持。科学证据完全被忽略甚或被严重混淆。用于自修的自助书籍、网站和博客大肆推送极度夸大其词的见证：扼杀情感矛盾可以治愈癌症(瑞克·

    黑默)；大脑可以支配DNA(布鲁斯·利普顿)；一个和谐的躯体永远不会被疾

    病腐蚀(朗达·拜恩)。精神被当作一种一劳永逸的万灵仙丹，让我们这些持乐

    观态度的人可以毫不费力地远离疾患。

    大脑治愈力已成为对抗非理性思维的一个关键战场。问题是，怀疑论者越是

    意图通过大肆宣传逻辑、证据和科学检验方法，来揭穿那些狂热主张的老底，他

    们就越是孤立自己的阵营。他们通过否认对大多数人显而易见的事实——精神确

    实可以影响身体及替代疗法很多时候的确有效，恰恰表现出丧失了科学精神，显

    然，他们是有意为之。如果科学家说这样的疗法毫无价值，那么这足以证明科学

    家有多么的无知。

    如果采取不同的方法又会怎样呢？通过感恩大脑对健康的积极作用，我们是

    否可以从伪科学的魔掌中解脱出来呢？

    在写本书时，我到世界各地搜寻了这个领域革命性的前沿研究。我的目标是

    寻找那些挑战主流观点的科学家，研究大脑对躯体的影响，并将其研究成果应用

    于患者。大脑到底有何用途？它是如何运作的，又是基于何种原理实现其价值

    的？我们怎样将这些最新发现应用于日常生活中？

    我从最简单的可以称得上大脑对躯体影响的例子开始：安慰剂效应，通过它

    来调查科学家如何看待服用假药时的真实疗效。随后，我们进一步运用一些惊人

    的方式来诱导大脑抵御疾病，从使用催眠术以减缓肠胃收缩，到训练免疫系统适

    应良性诱导性味道和气味。我们也已发现，简单地听从护理人员的话就可以决定

    一个人是否需要预约手术，甚至决定预期寿命。

    本书的后半部分跳过思想和信仰的直接影响，调查了大脑状态在整个生命周

    期中如何改变疾病风险。我采访了用脑部扫描和DNA分析的科学家，他们通过测

    试从冥想到生物反馈治疗等心身疗法是否真的能够使我们变得更健康，而后调查了我们对自己周遭世界的态度如何深远地影响躯体构成以及基因的表达活性。

    同时，我也触及心理诱导和治疗方式的极限。大脑力量的边界在哪儿？大脑

    出现差错后又会导致什么样的情况发生？

    写完这本书，我的收获远超最初的设想。我被自己发现的科学深深地激励

    着，被在实践和哲学上顽强抗争的医生和研究人员所激励。但是，在所有这些奇

    迹中，最触动心弦的是我所接触到的患者和参与试验的受试者们，特别是当他们

    直面苦难时所展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勇气和尊严。

    我在他们身上所学到的，一言以蔽之：大脑治愈力不是一劳永逸的万灵仙

    丹。有时它对躯体会产生惊人而直接的影响，有时它是众多决定性因素中的一个

    很重要但又微妙的因素，就如饮食或运动对健康的长期作用一样，有时它根本不

    起任何作用。我尚未获得所有问题的答案。但我希望这本书能说服无神论者重新

    思考他们曾遗漏的关键点。

    对于和我一起围坐在休息台旁边的那位孩子母亲，我可以非常自豪地对她

    说：我们再也不需要舍弃证据和理性思维才能获得来自大脑治愈力的功效了。科

    学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让我们看看科学到底是怎么解释的。测一测：你对自愈力的了解有多少？

    1.在接受了假的治疗后，患者的病情出现了好转，这一现象被称为：

    A.抗体效应

    B.安慰剂效应

    C.反安慰剂效应

    D.首剂效应

    2.关于人体的应激反应的描述，哪种说法是错误的：

    A.受伤、疲劳或饥饿都可以引发应激反应

    B.应激反应与心理因素有关

    C.处于应激反应时，交感神经兴奋，副交感神经处于休眠状态

    D.处于应激反应时，副交感神经兴奋，交感神经处于休眠状态

    3.在登山过程中，人的身体会产生乳酸。你认为可能出现的情况是：

    A.攀登的越高，体内的乳酸水平会一直升高

    B.攀登的越高，体内的乳酸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C.攀登的越高，体内的乳酸水平先升高后下降

    D.攀登的越高，体内的乳酸水平先下降后上升

    4.假如你即将接受催眠疗法，你认为哪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A.完全让自己随性和放松

    B.不束缚放松的感觉，想象它在自己身体里自由流淌

    C.想象自己在享受美食，当它们进入胃时，对那种充实感到很舒服

    D.让肠胃控制自己，不加以干预，相信肠道在以正确的方式运行目 录

    译者序 探索大脑自愈力的真相

    前言 挣脱伪科学的帽子，揭开大脑自愈力的秘密

    01 安慰剂效应能减少身体承受的治疗风险

    02 远离负面思维能防止患者“越想越病”

    03 用好条件反射能提高免疫系统的治愈能力

    04 大脑预防疲劳比患者本身更有先见之明

    05 催眠疗法能缓解肠易激综合征

    06 虚拟现实能帮助身体摆脱疼痛和药物依赖

    07 情绪干预有时比医学技术更有效

    08 压力转移能防止免疫系统和自我修复能力受损

    09 正念冥想可通过缓解压力增进身心健康

    10 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修复自身基因缺陷

    11 电刺激在疾病防治方面有巨大的潜力

    结语 开发身体自愈力量，迎接医疗新纪元

    致谢

    译者后记01

    安慰剂效应能减少身体承受的治疗风险

    帕克·贝克 男 3岁 自闭症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贝德福德地区，一个名叫帕克·贝克的小男孩看起来

    十分幸福、健康，可是刚过完2岁生日没几个月，他便开始与现实世界产生隔

    阂。帕克逐渐没有了笑容，也不和他的父母讲话。他常常半夜惊醒，发出奇怪的

    尖叫声，并且出现了诸如转圈、用手敲脑袋的小动作。经过多方求医后，他的父

    母，加里和维多利亚得到一个令人担忧的答案：根据他的行为表现，帕克可能患

    上了自闭症。尽管他们让帕克接受了最好的治疗，但他的病情却继续恶化。直到

    1996年4月，帕克3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十分神奇的事情。

    同其他自闭症儿童一样，帕克有慢性腹泻等胃肠道不适症状。随后，维多利

    亚便带他去卡罗尔·霍瓦特医生处就诊。卡罗尔·霍瓦特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胃

    肠道疾病专家。经他建议，帕克接受了肠道内窥镜检查。内窥镜软管顶端装有一

    种特制的摄像头，能够看清消化道内的情况。虽然检查结果没有显示太多有用的

    信息，但一夜之间，帕克开始戏剧性地康复。他的肠道功能得到改善，也能够安

    然入睡，并开始对大家微笑，与人进行眼神交流。在这一年中，他从几乎失语状

    态突然转变为能认识识字卡片，而且开始叫“爸爸”“妈妈”。

    自闭症以语言障碍和社交障碍为特征，在美国约有100万名儿童患有此病。

    虽然有些孩子从出生就开始发病，但也有很多像帕克这样的孩子，出生时健康，后来逐渐自闭起来。只有一些个别症状可用药物治疗，然而对不同的孩子和家长

    来说，教育和行为疗法的效果差异会很大，因此目前依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帕克突然之间的转变可谓是一个奇迹。

    维多利亚说服医院告诉她帕克接受内窥镜检查中的每一个细节，甚至他们使

    用的麻醉剂剂量。经过一系列排查，维多利亚开始确信，儿子症状之所以好转，是一种名叫促胰液素的胃肠道激素在起作用，这种激素可以促使胰腺分泌消化

    液，作为一种内窥镜的诊断试剂，给予帕克之后可确保他的胰腺能正常运作。维

    多利亚坚信帕克的胃肠道症状和自闭症有关，正是激素戏剧性地改善了儿子的病

    情。由于极度渴望想为帕克取得另外的促胰液素，维多利亚联系了马里兰大学的

    医生，并告诉了他们她自己的推理，但他们对此毫无兴趣。她还联系了美国自闭

    症的研究人员和医生，通过给他们发送家庭录像资料来证明帕克的进步。终于，1996年11月，帕克的故事传到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精神病药理学副教授肯尼

    斯·西科尔斯基的耳朵里，他的儿子亚伦同样患有自闭症。西科尔斯基让当地一

    位胃肠疾病专家给亚伦做同样的试验性治疗，结果亚伦也开始逐渐与人进行眼神

    交流，甚至能复述讲话内容。

    这些效果促使马里兰大学霍瓦特医生以同样的方法为第三个患自闭症的孩子

    输注促胰液素，结果这个孩子也显示了同样的反应。霍瓦特又给帕克注射了一个

    单位剂量的激素，维多利亚发现帕克的进步更大了。1998年，霍瓦特将这三个

    孩子使用促胰液素治疗后好转的结果发表在医学杂志上，文中写到，孩子们曾经

    的自闭行为有了戏剧性的好转，他们的眼神交流障碍明显改善，警戒心理有所消

    除，语言表现也自然了。

    从那以后，霍瓦特没有再给帕克使用促胰液素治疗，因为当时促胰液素治疗

    还未得到法律的许可。后来，维多利亚又找到了一位愿意给帕克治疗的医生。

    1998年10月7日，帕克的故事因为NBC节目的播出广为人知，节目中的帕克是

    一个爱玩且喜欢与人交流的小男孩，这更印证了帕克在好转。其他父母得知了帕

    克的事情后，也开始用这种激素疗法治疗他们的孩子。一位母亲激动地说：“经

    过促胰液素治疗后，我的孩子再也没有腹泻，不用进行排便训练，并且他会看着

    我的眼睛讲话，也会说：‘外面的世界真精彩!’”另一位母亲说：“他会直直

    地盯着我，望着我的眼睛，好像在说：‘妈妈，我好久没见您了。’”这档节目

    最后报道约有200名自闭症患儿使用了激素治疗，其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取得了很

    好的疗效。

    2周后，辉凌制药公司被授权成为美国唯一一家生产和销售促胰液素的公

    司。其在互联网的交易额达到数千美元。有报道称，有些家庭为了买到促胰液素

    而抵押了自己的房屋，甚至在墨西哥或日本的黑市进行交易。几个月后，就有超

    过2 500名患儿接受了激素治疗，越来越多的成功案例进入人们的视线。

    “这真令人兴奋。”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地区的奥尔森哈夫儿童发展中心

    (Olsen Huff Center for Child Development)的儿科医生阿德里安·桑德勒

    (Adrian Sandler)回忆道，“我们的电话被打爆了，因为自闭症患儿的父母希

    望我们能用促胰液素给他们的孩子进行治疗。”但医学专家们却担心潜在的公共健康安全事件，由于没有证据显示重复使用促胰液素的安全性，美国的医疗中心

    紧急开展了十几个临床试验来验证其安全性。其中，桑德勒公布的首个对照试验

    共有60名自闭症患儿参与。

    按标准试验的要求，桑德勒的受试者被随机分成两组。一组接受激素治疗，另一组接受假性治疗或安慰剂注射(安慰剂为生理盐水)。只有当促胰液素的作

    用比安慰剂组的治疗效果明显时，才能判定其为有效的药物。试验过程由临床医

    生来评估每个儿童注射药物前后的症状变化，家长和教师双方都不知道哪个孩子

    接受了哪种治疗。

    1992年12月，桑德勒将结果发表在著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但研

    究结果却出人意料，两组之间的结果并无显著差异。其他研究结果也一样，促胰

    液素组与安慰剂组相比并无明显获益，作为治疗自闭症的药物可以说无效。整个

    关于促胰液素能治疗自闭症的想法都是一种错觉，这是家长因为迫切希望看到孩

    子进步而想象出来的。至此，用促胰液素治疗自闭症风波暂告一段落。

    桑德勒在论文的结论中写道：“一次单一剂量的合成人促胰液素对治疗自闭

    症患儿无效。”但是他没有在这篇文章中写出的是，他发现两组儿童的行为居然

    都有显著改善。“有趣的是，两组孩子的症状都有所改善，”他告诉我，“接受

    促胰液素和接受盐水的两组均有显著改善。”

    难道这只是一个巧合吗？与许多慢性疾病一样，自闭症的症状可能随时间而

    波动。设置安慰剂组是用来测试新治疗方法，避免服药后的症状变化可能是偶然

    的结果。但是令桑德勒惊奇的是，安慰剂能使这种变化如此显著。

    桑德勒用一份自闭症行为量表对试验中的孩子进行评估，这份量表涵盖了各

    种各样的症状，包括孩子对伤口疼痛的反应，或是否会对一个拥抱做出回应。得

    分范围0～158分，数字越大表明孩子症状越严重。桑德勒的试验中，安慰剂组

    在治疗前的平均得分是63分。接受安慰剂组(生理盐水)注射一个月后，他们的

    平均得分只有45分。短短几周内竟改善了将近30%，这对许多自闭症儿童的父母

    来说似乎是一个奇迹。然而，这种效果并不平均，即有些孩子没有反应，但有些

    孩子却反应显著。

    相信激素治疗会有很好效果的帕克一家和其他家长们没有预想到，孩子使用

    安慰剂后也能好转。虽然他们孩子的症状确实改善了，但却与促胰液素无关。邦妮·安德森 女 75岁 脊椎骨折

    200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75岁的邦妮·安德森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时睡着

    了。她记不清看的是什么节目，或许是一个节目秀，或是一部老电影。邦妮醒来

    时天已经黑了，她赤脚走到厨房打算喝水，毫不犹豫地开了灯，但是当她发现厨

    房地板因为净水器漏水而变得很滑时为时已晚，她刚好踩到了湿地板，滑倒了。

    邦妮觉得脊柱剧痛难忍，因此不能动弹。“真的十分可怕，”她说，“我

    想，天啊，我的后背受伤了。”她的老伴唐把她拖到客厅，给她盖上毯子，过了

    几个小时她自己才慢慢起来躺到沙发上。幸运的是，她没有瘫痪，但是她的脊椎

    却因为骨质疏松症而骨折了，这是一种常见的老年性损伤。

    邦妮和唐住在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小镇的一间白色小平房里。她在小镇上当了

    40年荷美尔食品有限公司(午餐肉制造商)的电话接线员，退休后依然很有活

    力。虽然一头银丝，也不影响她化着橘色妆容参加社交活动，她热爱打18洞高尔

    夫球。但那场事故彻底毁了她的生活。她一直感觉疼痛，甚至不能站起来洗

    碗。“我晚上会失眠，”她说，“当我想打高尔夫球的时候却不能动，只能戴着

    加热垫坐在被窝里。”

    几个月后，邦妮参加了一项临床试验，接受了一项很有前景的外科手术，被

    称为“椎体成形术”，这个手术将医用骨水泥打入骨折椎体，以加强椎体作用。

    那是10月一个寒冷的早晨，唐开车送邦妮去明尼苏达州罗切斯特的梅奥诊所，接

    受手术治疗。出院后她立刻感觉好多了。“太棒了，”她说，“它真的能减轻痛

    苦。我可以回到高尔夫球场，做我想做的一切了!”

    现在差不多10年过去了，邦妮仍然对手术结果感到满意。她说：“这真是一

    个奇迹。”虽然现在呼吸系统的疾病已经开始影响她的生活，但她并没有受到脊

    柱活动的限制。“我84岁的生日就要到了，”她微笑着说，“但我仍然计划今年

    夏天打一场短时间的高尔夫球。”

    椎体成形术治愈了邦妮的脊柱骨折，但是当初参加手术试验时，邦妮自己并

    不知道，她做的不是椎体成形术，而是假手术。

    2005年，也就是邦妮在湿地板上滑倒那年，当时椎体成形术的技术迅速普

    及。“整形外科医生、康复理疗师，甚至麻醉科医生也在做，”华盛顿大学的放

    射科医师杰瑞·贾维克说，“有趣的是，近年来有很多报道说这项手术多么有

    效，似乎只要患者躺在手术台上被注入骨水泥，就能被治愈。”梅奥诊所的外科医生大卫·科莫斯说，他也从这个试验中看到了“积极”的

    结果，其中约80%的患者从中获益良多。令科莫斯感到疑惑的是，似乎外科医生

    注入骨水泥量的多少与预后并无关系。科莫斯见过几例将骨水泥意外打在椎体错

    误位置的案例，但是患者仍然康复了。他说：“这说明或许不只是骨水泥在起作

    用，使患者康复的原因远不止于此。”

    为了找出原因，科莫斯和贾维克打算在脊柱外科手术领域合作，开展一项创

    新性研究。他们计划把做椎体成形术的患者与不知道自己进行了假手术的患者的

    预后进行对比。安慰剂对照试验通常用来测试如促胰液素这样的新药，而不会用

    在新的手术方法的研究上，况且，在一定程度上，给患者做假手术并不道德。但

    是，科莫斯指出手术与药物一样，未经试验的治疗方法的风险可能伤害成千上万

    的患者。“假手术或安慰剂试验并非不道德，”他说，“不道德的不是做试

    验。”

    科莫斯和贾维克收下了来自世界各地11个不同医疗中心的131名脊椎骨折患

    者，其中包括邦妮。他们中有一半的人接受了椎体成形术，另一半则做了假手

    术，患者也知道自己只有50%的机会接受骨水泥治疗。科莫斯竭尽全力确保假手

    术尽可能逼真，使受试者猜不到自己所在的分组。每个患者挨个被送往手术室进

    行锥管内麻醉，只有手术医生打开信封后才知道这名患者接受的是哪种手术。无

    论哪种手术，医生都是按照同一个脚本操作，说同样的话，都打开骨水泥包使手

    术室充满了其特征性的卸甲油的气味，且都会对患者背部加压以假装真的注入骨

    水泥。两组手术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否真的在椎体内注入骨水泥。

    手术结束后，医生对所有患者随访1个月，并对他们的疼痛和活动障碍情况

    进行问卷调查。这份研究结果在2009年9月发表，即便开始时科莫斯对这种方式

    怀有疑虑，但试验结果却使他感到震惊：尽管椎体成形术好处多多，但是与假手

    术组相比，结果并无显著差异。

    令人惊奇的是，两组患者的症状都大大改善，他们的疼痛等级几乎下降了一

    半，平均从710级下降到410级。而伤残等级的评定是基于对一系列问题的回

    答，例如：你自行走过一个街区或爬楼梯时可以不扶扶手吗？在试验之初，23个

    类似问题平均有17个，患者的回答是“不能”，根据分数被归为“重度残疾”。

    手术1个月后，他们的平均得分只有11分。尽管有些患者术后仍感觉疼痛，但是

    另一些人，像邦妮一样，几乎痊愈了。同一时间，在澳大利亚进行的第二个关于

    椎体成形术的试验也结束了，结果非常相似。根据以上试验结果推测，患者症状的改善可能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是

    疼痛的症状波动存在，二是椎体骨折可随着时间的推移缓慢愈合。除了这些可能

    性，科莫斯和贾维克认为，之所以能产生这样戏剧性的改变，一定还有其他的原

    因存在，诸如患者大脑中的某些意识或信念。正如促胰液素的出现一样，似乎他

    们相信已经得到了一种有效的治疗，从而使症状得以缓解。

    安慰剂效应是万能药吗

    众所周知，患者在接受假性治疗后症状好转的现象被称为安慰剂效应。临床

    试验结果显示，哮喘、高血压、胃肠道功能紊乱、晨起虚弱和勃起功能障碍等许

    多疾病，存在明显的安慰剂效应。一般来说，科学家和医生把这看作一种幻想或

    自欺欺人的想法，因为无论是否得到治疗，患者均有好转，出现了统计学上的反

    常情况：对于几近绝望或容易轻信的人，常误认为自己好转，事实上并没有真正

    好转。这在伦理上也是值得怀疑的现象。

    早在1954年，发表在《柳叶刀》杂志的一篇文章称，安慰剂只能安慰那

    些“愚昧或不自信的患者”。尽管现在的医生没有说得那样直白，但是直到现

    在，他们的想法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当时建立的安慰剂–对照试验是医学史上一

    项重要的进展，通过对照试验我们能明确知道哪些药物起作用，哪些没有，从而

    挽救了无数生命，奠定了现代医学实践的基石。但是在这个框架内，安慰剂除了

    与试验组作为对照外别无他用。如果一项好的治疗方案不能比安慰剂有效，那么

    只能被淘汰。

    以上试验均表明，无论是促胰液素还是骨水泥，对疾病治疗都没有积极影

    响。因此，基于循证医学的规则，像帕克和邦妮这样康复的例子并没有很大的临

    床价值。

    然而，当桑德勒告诉父母们，在他的研究中促胰液素并不比安慰剂更有效

    时，仍有将近69%的人希望对自己的孩子应用这种治疗。同样，放射科医生也不

    放弃骨水泥治疗方法。自从科莫斯和贾维克的论文发表后，两人在公共场合常常

    被敌视，甚至有人在会议上对他们尖叫，以表示不满。贾维克说：“似乎人们非

    常强烈地感觉到是我们带走了患者的治疗希望。”在美国，许多保险公司的保单

    仍然覆盖这项治疗，科莫斯也不顾他的试验结果而继续使用骨水泥，因为他觉得

    很多治疗别无他法。“我见到患者逐渐康复，”他说，“因此，我仍在做这项手术。你只做你需要做的事情就好。”

    一个又一个相似的案例出现在人们眼前。2012年，某项研究结果显示，一

    种叫作“Z药”的安眠药与安慰剂相比无明显差异。同一年，研究人员针对一种

    名叫氯胺酮的镇痛药能缓解癌性疼痛的效果做了一项双盲实验。曾经，氯胺酮的

    药效被人们形容为“彻底的”“显著的”“卓越的”，然而它最终也被证实与安

    慰剂类似。2014年，专家们分析了53种效果显著的外科手术与假手术对照试验

    的结果，无论是心绞痛，还是膝关节炎，约半数患者做完假手术以后效果同样

    好。(本书分享更多索搜@雅书)

    也许所有这些案例中的医生和患者都被随机因素和心理期望值欺骗了。然

    而，如果不认真对待这么多人的体验的话，我不得不怀疑我们是否真的否决了一

    些真正有用的方法。或许安慰剂效应会给人造成错觉，但也说不定有时真的具有

    临床价值；倘若果真如此，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利用它使患者免于暴露在潜在的治

    疗风险中呢？

    换句话说，我们是否能单纯地认为我们已拥有了治愈患者的方法呢？

    罗珊娜·孔松尼 女 74岁 帕金森病

    罗珊娜·孔松尼弓着脊背坐在桌前，左手抓着桌子的边缘。她的面前有一块

    长方形的灰色触控板，暂时将右手食指放在一个绿色光圈上。每隔几秒钟，就有

    一个红色的光圈沿着触控板边缘的不同位置亮起。这时，罗珊娜必须尽可能快地

    从绿色光圈切换到红色光圈。

    大部分人会觉得这项工作十分轻松。但74岁的罗珊娜像个孩子一样在努力地

    写，眉毛拧成了“川”字。她想让手指快速灵活，却事与愿违，仿佛手指不是自

    己的，她无法控制。

    “放松，深呼吸!”年轻的身穿白色外套的神经病学医学专家埃利萨·弗里

    萨尔迪(Elisa Frisaldi)建议道。每当罗珊娜准确切换到红色光圈时，弗里萨尔

    迪的电脑屏幕上就会弹出一个蓝色进度条，显示她耗费的时间。

    初春的早晨，阳光明媚，微风习习，温和的春光笼罩着充满鲜活生命的大

    地，有人在朝平静的江面投着小石子，晨跑和遛狗的人沿着宽阔的纤道来回奔

    跑，江边盛开的鲜花偶尔有花瓣缓缓落下，岸边的草丛中不时有蜥蜴探头探

    脑……外面的世界显得如此温暖可爱。而此时，有人却无暇顾及外面和煦的春光，仿佛与世隔绝一般，终日挤在一

    间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面堆满电脑和实验室设备，只有一张蓝色的沙发可供休

    息。这里就是意大利都灵莫兰特医院(Molinette Hospital)的神经科学系。

    神经科学家法布里齐奥·贝内德蒂(Fabrizio Benedetti)是有关安慰剂研

    究的先驱，弗里萨尔迪则是其团队中的一员。诸如椎体成形术和促胰液素等临床

    试验，不是为了衡量安慰剂效应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否定它们。安慰剂组中看到

    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与许多因素有关，包括随机因素，因此永远无法确定结果能有

    多大程度的改善，即使能确定，也是由安慰剂本身所致。贝内德蒂和弗里萨尔迪

    通过能精确控制的试验，来探索究竟如何及何时进行自我安慰才能缓解症状。

    志愿者罗珊娜在她50岁的时候第一次发现了自己右手抖动的毛病，经过两年

    反复求医，最后她终于接受自己患了帕金森病的事实。这种疾病的发病率为

    0.2%，仅在美国就有约50万人患病。帕金森病是一种退行性疾病，是大脑中产

    生的化学信使多巴胺导致细胞逐渐死亡引起的。随着大脑中多巴胺水平的下降，患者的症状不断恶化，出现肌肉僵硬、运动迟缓和震颤。

    这种疾病通常使用左旋多巴治疗，左旋多巴的化学结构能在体内转化为多巴

    胺。罗珊娜自前一天晚上开始就未再服用药物，便于弗里萨尔迪进行试验管理。

    她挽着丈夫的胳膊，缓慢地朝前行走，坐下后也是保持一个姿势。她说话的同时

    身体一直在晃动，银色的耳环随着手臂的挥舞摇摆不定。她的下巴和颈部也在颤

    抖，就好像在咀嚼食物。为了防止摔倒，她还在裤子里面套了护膝。

    与她脆弱的外表不相符的是她的精神状态，她完全独立，开玩笑似的指着她

    的丈夫多梅尼科，说他是保姆。罗珊娜告诉我，在她确诊后，她不想知道任何有

    关她病情的消息，拿到药片后直接服下。“我不愿意读药片的说明书，更不想知

    道我的未来会怎样，”她如此说，“我可以开车，做一个好母亲，生活也并没有

    太多的变化。”在距离最初确诊后的20年里，这种做法似乎还行得通。她热爱骑

    行，并且喜欢到都灵南边240千米处的维西利亚海边徒手潜水。

    2008年，她的症状开始恶化，身体逐渐变得僵硬，四肢越来越不听使唤。

    直到有一天，她不顾医生忠告独自去了超市，收银台旁有个女人不小心碰到了

    她，她立刻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伤了胳膊。“我当时很害怕，突然感觉生活

    会发生某种改变。”她说。

    罗珊娜的医生建议她手术治疗，因此她现在肩部携带了一个黑色的、小型相机袋大小的袋子，里面装有便携式输液泵，将药物通过埋在腹部的特制的输液管

    输送入小肠。罗珊娜十分讨厌植入物，她说：“它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有残

    疾。”但是这个令她讨厌的东西却可以让她的生活独立。

    便携泵关闭后，在罗珊娜不用任何药物情况下，弗里萨尔迪通过一系列测试

    来评估罗珊娜症状的严重程度。除了轨迹测试外，她还需要用上肢画圈、走直线

    以及重复指鼻子。一旦基础评估完成，就需要打开输液泵继续泵入药物。一天当

    中，她最期盼的就是听到泵的震动以及它发出的“哔哔”声。“一旦开始用药，我的行为就能控制得很好，”她说，“我能感觉到双手解放了，腿也不再僵

    硬。”45分钟后，我明白了她话中的意思。她坐得笔直，下巴也不再颤抖，走起

    路来更有自信，轨迹测试时间也减半了。

    这种改变究竟有多少是因为药物本身，又有多少是因为她的期望所致？大部

    分临床试验无法解决这类问题，但是弗里萨尔迪希望能回答它。罗珊娜今天使用

    了全剂量药物，其他时间里她和其他志愿者的药量将有所变化。有时他们会知道

    剂量做了哪些调整，有时他们不知道：由于道德伦理，弗里萨尔迪不能完全不给

    他们药物。

    罗珊娜的严重症状是由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引起，然而可能仅仅因为心理暗

    示的原因，症状便能得到缓解，这真的令我感到震惊。有关帕金森病的这项研究

    结果可以重复，例如，乔恩·史托索的一系列试验。

    史托索是加拿大温哥华市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病学家，他的研究结果

    是，当帕金森病患者服用假药丸后，安慰剂效应十分明显。其中一个山地骑行爱

    好者，名叫保罗·帕蒂森，他服用胶囊之后等待药物发挥作用。“轰!”他夸张

    地向BBC纪录片制作商形容安慰剂效应，“我的腰背笔直，肩膀也恢复了原

    样。”当他发现他所服用的药物实际上是安慰剂时，他说，“我相当震惊，怎么

    我服用的胶囊是空的，仅仅是心理作用就能与服药产生同样的效果？”

    史托索的试验回答了这个问题。经过脑扫描发现，服用安慰剂的参与者，大

    脑内的多巴胺释放增多，就好像他们服用了真正的药物一样，并且效应还很强，多巴胺的水平上升了三倍，相当于一个健康人服用一剂安非他命所出现的结果，简言之，相当于他们服用了真正的药物。

    在都灵，贝内德蒂继续研究这项发现。他对帕金森病患者施行一种叫作深部

    脑刺激的手术，这种手术要在患者大脑中植入电极，植入部位位于丘脑底核，是控制运动的区域。该区域的神经元通常由多巴胺控制。然而帕金森病患者由于该

    区域缺少多巴胺而处于抑制状态，一旦植入电极，就能刺激这部分区域并且使神

    经元安静下来。

    手术是在患者清醒状态下完成的，贝内德蒂得到了观察安慰剂效果的最佳时

    机。当患者服用安慰剂(志愿者并不总是接受)时，他用电极监测他们的深部脑

    组织活动。他进行了一系列试验：一旦电极到位，他就给患者注射生理盐水，并

    告诉他们这是一种强效的抗帕金森病的药物，称为阿扑吗啡。

    在等待罗珊娜的药物起效时，弗里萨尔迪在她的电脑屏幕上播放了一系列幻

    灯片。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注射生理盐水之前贝内德蒂记录的大脑活动。这是一张

    黑白相间的线性图，显示了一名患者丘脑底核的单个神经元活动。每当神经元放

    电时，直线就会显示出一个峰值。当神经元失控后峰值就会变得密集，看起来全

    是黑色线条，像个条形码。之后，她给我看了注射安慰剂之后相同神经元的活

    动，整个图几乎被白色占据，似乎大脑活动很安静，只有偶尔出现的单个异常活

    动打破了这种平静。

    “太不可思议了，”弗里萨尔迪说，“我认为这是贝内德蒂所做的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研究之一。”贝内德蒂已经把研究追溯到单个神经元的活动，且实验证

    明了帕金森病患者在注射安慰剂后，其运动神经元放电变慢，就像用了真药一

    样。

    在所有研究帕金森病的研究人员之中，史托索和贝内德蒂的研究结果引人注

    目。尽管已经关注到帕金森病患者使用安慰剂的效应，但没有人想到安慰剂实际

    上可能会模拟治疗的生物学效应。这个试验排除了患者主观感觉的干扰或其他因

    素导致的症状减弱，因此试验结果是显著的、真实的，在生理反应上的效果与真

    正的药物相同。

    一个小时左右，罗珊娜的药已失效，试验也结束了。她告诉我，虽然脑中有

    植入物，但是今年夏天她仍然打算去维西利亚游泳，也不会浪费时间担心她的疾

    病会发展。她说：“活在当下，不去想遥不可及的未来。我也一直都是这样想

    的，这种病什么也不能改变。”罗珊娜拿出手机，自豪地向我展示了一张照片：

    她的花园里大约有140千克柠檬。当她站起身离开时，瘦小的身体随风摇曳，似

    乎风随时能把她吹走一样。

    在了解了帕金森病患者有关应用安慰剂的研究之后，我深感震撼，但心中疑惑更多。如果意识和信念可以跟药物有相同的效果，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药物治

    疗呢？安慰剂适用于所有的疾病，还是只是个别情况？仅仅只是心中期望有所改

    变就能产生生物效应吗？为了解除困惑，我决定亲自去拜访贝内德蒂。虽然这里

    是他的实验室，但他并不在这里。为了找到他本人，我不得不到距离都灵北部

    120千米远的地方走一趟，那里海拔大约3 700米。

    大卫 男 青壮年 高原反应

    我站在悬崖边上，俯视着山间皑皑的白雪。在白雪的映照下，高山上的乌鸦

    显得特别的黑，不时地向下俯冲，山峰仿佛盖了一层厚厚的毯子，皱皱巴巴一直

    延伸到远处的地平线。在稀薄的空气中，声音显得瓮声瓮气，–10℃的环境有种

    刺骨的寒冷。我身后是一片巨大的冰山：罗萨高原冰川。这里海拔约3 500米，处于科学家所形容的“高海拔”和“特别高的海拔”之间。在阿尔卑斯山脉，这

    几乎是你所能达到的最高点。在这里，只有马特宏峰(Matterhorn)的标志性

    高峰能再高约800米，锐利的尖峰几乎将湛蓝的天空切割开来。

    清晨，高原荒无人烟。不久，一辆巨大的缆车朝这边滑过，透明的车窗显出

    它满载着的衣着鲜艳的滑雪者。他们从我身边经过，朝着冰川的浅坡滑去，几乎

    没有注意到坐落在山腰上的一个金属棚子。它的一半埋在雪中，周围都是脚手

    架。

    棚子里面是贝内德蒂。他高大而热情，穿着黑色的滑雪裤和羊毛呢大衣。这

    是他的高空实验室，里面像桑拿房一样铺了松木地板，堆满设备。他带我四处看

    看，指着漏水的屋顶说：“夏天这里会很糟糕。”随后让我参观了屋内一台大约

    3米长的红外望远镜。

    贝内德蒂把望远镜另一边的空间腾了出来，用来放置直升机带来的所有物

    资。棚内还有一个基本的生活区和厨房，卧室区域有两张小床铺及睡眠监测器，屋外是十分壮丽的景色。国际边界线贯穿小屋，所以生活区在意大利，而实验室

    却在瑞士。

    隔壁房间里配置了一堆机器和显示器，有许多不停闪烁的灯和开关，书架上

    塞满了文件。电线穿过天花板，大大的绿色煤气罐靠在墙上。各种各样的噪音充

    斥我的耳朵：“嗡嗡”声、频率不同的“咔嗒”声、周期性发出的“嘶嘶”声，以及行走在踏步机上沉重的脚步声。在踏步机上行走的是贝内德蒂的实验对象，他是一名健壮的年轻工程师，名叫大卫。贝内德蒂之所以选在这里，是因为这里稀薄的空气构成了完美的试验环境，有助于研究另一种名叫“高原反应”的安慰剂效应。他将健康志愿者带到这里，利用稀薄的空气诱发其高原反应的症状，然后利用志愿者自己的信念和期望来改

    善症状，并监测其生理效应。

    高原反应是由缺氧引起的。当我们在海拔较高的地区旅行时，空气中氧气的

    比例保持不变，但空气密度变小，这就意味着我们呼吸时氧气不足。而这里是在

    海拔3 500米以上，氧气密度只有海平面氧气密度的23，这可能会引起头晕、恶心、头痛等症状。对于那些来罗萨高原的滑雪者，通常建议他们花一夜的时间

    缓慢到达这里，从而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但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表现出贝内德

    蒂所实验的高原反应，大卫从都灵到这里只用了3小时。

    假如有根滑雪杖，表情专注的大卫看起来会像一个探险家。而此时的他戴着

    一个装有无线电极的黑色氯丁橡胶帽，这是用来监测他的大脑活动的。同时，他

    的胸部连接着各种传感器，以监测其神经系统活动、体温、心脏生物电活动和血

    氧饱和度。这些数据通过无线传播至秒表大小的黑色记录仪内。贝内德蒂告诉

    我，跳伞运动员菲利克斯·鲍姆加特纳在跳伞高度破纪录的时候使用过同样的系

    统，这个系统价值15 000欧元。不同的是“我们的高度只有大约4千米，而不是

    40千米”。

    大卫一直在运动，贝内德蒂始终看着iPad上的数据。黑色显示屏上的绿色线

    条代表了大卫的心脏跳动。数字显示的是他的血氧饱和度。在通常情况下，人在

    海平面上的血氧饱和度在97%～98%，而现在已经下降到80%。旁边的电脑屏幕

    上，黄色、红色和蓝色的波浪线代表大卫的大脑活动。

    大卫走了15分钟后戴上一个氧气面罩，连接着胸前一个白色的小氧气瓶，贝

    内德蒂解释说，这样易于测试。但贝内德蒂没有告诉他还有我，面罩并没有连接

    到真正的氧气，因为氧气瓶是空的，也就是说大卫正在呼吸的是假氧。

    贝内德蒂认为安慰剂效应存在于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音乐抑或是性生

    活，都存在安慰剂效应。他的意思是，假如给我一杯葡萄酒，并且告诉我它的口

    感有多棒，那么就会影响我的口感；假如我的病房外景色十分秀丽，那么我就会

    康复得更快。“我们是感官动物，”他说，“心理因素在各种情况下都占据很大

    比重。”

    贝内德蒂对心理因素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产生兴趣始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他刚进入都灵大学，开始他的神经学家的职业生涯。他注意到，进行临床试验

    时，安慰剂组的患者往往跟那些接受活性药物的患者恢复得一样好，甚至更好。

    后来，他看到了一篇相关文献，这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更不用说世界都正在认

    识和了解的安慰剂效应了。

    科学家最近发现了一种在大脑中产生的分子，称为脑内啡肽，它们是天然的

    止痛剂。脑内啡肽是阿片样肽，就是说它们与吗啡和海洛因同属一个化学物质家

    族。众所周知，这些药物对人体的影响十分强大，人体自身可以生成类似结构的

    分子。第一次我们得到启示，大脑自己也能产生自己的药物，从而缓解机体症

    状。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神经科学家乔恩·莱文想知道，这是否有助于

    解释安慰剂是如何缓解疼痛的。科学家普遍认为，因为患者在某种程度上被安慰

    剂欺骗，所以意识上会认定自己的疼痛比实际情况要轻。但假如是因为服用了安

    慰剂以后引发这些天然止痛药的释放呢？那么疼痛的减轻就是真实的。莱文通过

    测试刚刚接受过口腔手术的患者来验证自己的想法。超过13的患者在静脉滴注

    生理盐水后表示疼痛大大缓解，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强效止痛药。接着，莱文仍然

    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予纳洛酮，这是一种对抗内啡肽作用的药物，结果，患

    者又开始疼痛了。

    贝内德蒂说，由此，“安慰剂的生物学效应诞生了。”这是安慰剂效应通过

    生化途径发挥作用的第一个有力证据。也就是说，如果有人服用安慰剂并感觉到

    他的疼痛缓解了，这不是假的，这种生理机制产生的效果与其他药物的表现一

    样。贝内德蒂想到，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安慰剂组的患者在他其余的试验中也

    表现良好。他表示：“我决定探索一下他们的大脑里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贝内德蒂致力于揭开安慰剂效应神秘的面纱，便从疼痛缓解开始。在试验过

    程中，他发现了很多能由我们的意念触发产生的天然化学物质，这些物质能促使

    我们的痛感在有或无之间来回转化。当人们服用安慰剂代替阿片类药物止痛时，它并不仅仅只缓解了疼痛，而且也像阿片类药物一样减慢了呼吸频率和心率。他

    甚至还发现，一些曾经被认为能强效止痛的药物结果却对痛感本身没有直接的止

    痛作用。

    阿片类镇痛药通过与脑内啡肽受体结合而起作用，这种机制不受我们是否知

    道自己服用了某种药物的影响。贝内德蒂表示，除了这种作用方式，这些镇痛药

    与安慰剂的作用一样，也能唤起我们的疼痛将会缓解的心理预期，这又导致大脑中释放出天然的内啡肽。第二个途径确实取决于我们知道自己已经服用了某种药

    物，并对此有积极的期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贝内德蒂发现，有些曾经被认为

    是强力止痛药的药物只能通过第二种途径发挥作用，也就是说，假如你不知道自

    己服用了它们，那么这些药物就没有效果。

    然而，这只是一种安慰剂作用机制。贝内德蒂发现，能使疼痛缓解的安慰剂

    效应不是由内啡肽介导，因此也不能被纳洛酮阻断。随后，他转而继续研究与帕

    金森病相关的安慰剂效应，而我从弗里萨尔迪那里了解到的研究内容是通过另一

    种机制发挥作用的：多巴胺的释放。然而到目前为止，安慰剂效应的研究层面和

    系统还很局限，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方向与之相关。贝内德蒂指出，安慰剂效应不

    是单一出现的现象。大脑产生的不同成分像一个天然药房一样，各种成分在里面

    发生“熔炉”反应，继而导致安慰剂效应出现。

    在阿尔卑斯山上，贝内德蒂又开始研究安慰剂对高原反应的作用。当我们处

    于高海拔时，血液中的低氧状态促使大脑产生前列腺素这一化学信使。这些神经

    递质可以引起各种各样的生理改变，例如血管扩张，以帮助吸进更多的氧气供身

    体利用。但同时这些改变也被认为能导致头痛、眩晕和恶心等高原反应。那么，假氧治疗能阻断这个途径，从而缓解症状吗？

    就在这时，大卫完成了半小时的定时训练。受高海拔影响，他看起来很虚

    弱，摇摇欲坠，贝内德蒂扶着他向前走了几步并帮助他坐下。对于一个几小时前

    还处于海平面上的人来说，他刚刚在踏步机上的表现相当出色。贝内德蒂后来告

    诉我，与没有给予安慰剂的对照组相比，分析大卫和其他志愿者的结果后发现，假氧在其大脑中确实也产生了生物学效应。即使血氧含量保持不变，前列腺素水

    平和血管舒张的情况也减少了。当志愿者体验安慰剂效应时，他们大脑的反应就

    像他们正在呼吸真正的氧气一样，这种情况减轻了症状并使他们表现得更好。

    在可控的条件下，如何用好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效应的局限性有两个重点。

    第一，凡是能通过心理期望治疗而好转的都只限于身体本身已经存在的。例

    如，呼吸假氧能使大脑觉得空气中有足够的氧气供应从而出现反应，但是它并不

    能真正增加血氧含量。同样这个原理也适用于医疗上的情况。安慰剂能帮助患有

    囊性纤维化的患者更容易呼吸，但并不会增加其肺部所需要的已经缺失的蛋白质；也不能使已经截肢者再生长出一条新的腿；对于1型糖尿病患者来说，安慰

    剂同样不能代替他们缺乏的胰岛素。

    第二，经过一系列安慰剂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有些线索逐渐变得清晰，即

    由心理期望引导的作用往往只局限于意识能控制的症状，如疼痛、瘙痒、皮疹或

    腹泻，以及认知功能、睡眠和咖啡因、酒精等药物的影响。另外，安慰剂效应似

    乎对抑郁、焦虑和上瘾等精神疾病尤为有效。

    事实上，它们可能是许多精神科药物的主要治疗方式。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和

    安慰剂研究计划副主任欧文·基思利用信息自由法，迫使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分享由医药公司发送给他们的临床试验数据。这透露了医药公司一直隐瞒的真

    相，那就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危重患者除外)，如百忧解等抗抑郁药物与安慰

    剂差不多或几乎没有效果。另外，贝内德蒂发现，广泛用于治疗焦虑症的安定，除非患者知道他们正在服用它，否则没有任何效果。“我们对安慰剂了解得越

    多，”他说，“就越能知道临床试验的许多阳性结果都归因于安慰剂效应。”

    安慰剂非常容易影响我们的感受，但是很少有证据表明它们能影响意识控制

    不了的因素，如胆固醇水平或血糖水平，而且它们似乎并不强调主要过程或疾病

    原因。邦妮·安德森做的假手术减轻了她的痛苦和肢体活动障碍，但脊椎并未得

    到真正的修复。一项有关哮喘病的研究发现，尽管哮喘病患者表示在服用安慰剂

    后呼吸变得更轻松，但测量其肺功能的客观指标并没有改变。临床实验中的癌症

    患者应用安慰剂后，对疼痛的忍耐度和生活质量有显著改善，但是安慰剂组患者

    肿瘤缩小的比例却较低。

    这些都是重要的制约因素。因为安慰剂不是在每种情况下都能奇迹般地保护

    我们，因此我们不能放弃药物和治疗。另一方面，虽然安慰剂是以大脑和身体能

    预知的生理变化为基础，从而进行主观引导并改善症状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

    对医学没有潜在的应用价值。

    医学上，许多治疗方法都是针对症状，特别是当基础疾病难以诊断或治疗

    时。肿瘤的生长和生存时间对于癌症患者至关重要，但疼痛的控制和生活质量的

    提高一样重要。仅仅只告诉患有纤维肌痛或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他们的身体没有

    器质性病变，这并不会给他们太多的安慰；抑郁症患者自杀意念的改变可是意味

    着生与死的区别。

    在试验中，安慰剂效应往往十分短暂。也有证据显示，临床实践中安慰剂的作用可以维持数月甚至数年。在2001年美国公布的试验中，研究人员将流产的

    人类胚胎神经元植入帕金森病患者的脑内，希望这些神经元能够在脑内开始成长

    并分泌多巴胺。但试验最终失败了，因为治疗组和安慰剂组比较后无显著差异。

    而有差异的是，患者的意识认为自己应该是哪一组的。一年后，那些认为自己接

    受过移植手术的人比那些认为自己接受安慰剂的人恢复得更好，这是根据他们的

    报告分数得出的。

    当然，恢复更好的患者，可能猜测他们自己是已经接受了移植的那部分人。

    但分析这项研究数据的研究人员认为，有影响的远不止这些，因为在过去一年

    中，“安慰剂效应非常强”。罗珊娜拒绝相信自己已经患病，可能是为什么她的

    病在确诊后很多年依然进展缓慢，而本研究结果也暗示她的做法可能是正确的。

    从表面上看，安慰剂似乎很神奇，益处良多，没有不良反应，基本上又是零

    成本。但是，一直存在的一个很大问题是，医生可能会承认安慰剂的效果从而拒

    绝再使用药物治疗。医生必须一直对患者撒谎才能让安慰剂发挥作用，误导他们

    认为自己正在接受积极的治疗，但真正的治疗并不存在。因此，评论家认为，无

    论安慰剂的潜在好处如何，如果其危害了医生与患者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关系，也

    是不值得的。(本书分享更多索搜@雅书)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中，一些科学家开始提出这一传统思想是错误的。他们

    的结果可能会颠覆整个传统医疗。02

    远离负面思维能防止患者“越想越病”

    琳达·博南诺 女 67岁 肠易激综合征

    第一次见到琳达·博南诺时，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带我参观了她

    的小公寓。这间公寓位于马萨诸塞州梅休因市，离高速公路很近。公寓虽小，但

    很整洁，房间内摆放着很多带框架的照片、香熏蜡烛，还有满眼的绿色壁纸，桌

    上放着茶具和杏仁饼干。虽然琳达·博南诺已经67岁了，但是她看起来像年轻人

    一样，拥有一头浓密的褐色短发，不时发出少女般的笑声。她告诉我：“别人都

    认为我的头发是染的，但其实并不是。”她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直到我尝了一块

    杏仁饼干后才在我对面坐下，给我讲述她与肠易激综合征的斗争史。

    她的语速很快。她说自己第一次发作是在20多年前。那年，她经营了23年

    的婚姻破碎。她一直梦想成为一名理发师，但她却在一家工厂上班，操作机器制

    造手术刀片，每周还要花60个小时与前夫打离婚官司，此外，还要照顾她4个孩

    子中年幼的两个。她说：“那时的我，如同生活在地狱里。”在离婚的那一年

    中，她开始遭受腹痛、腹泻和腹胀的折磨。

    自那以后，每当她压力大时，这些不适就会接踵而至。后来，她从工厂下

    岗，她们的工作被外包给墨西哥。她参加了医疗助理师培训，希望能找到一份按

    摩师的工作。培训合格后，她却发现没有相应的招聘岗位。最后，她终于找到了

    一份兼职工作，但肠易激综合征带来的痛苦却又使她不得不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工

    作。

    肠易激综合征还毁掉了她的社交生活。她说：“症状严重时，我甚至无法迈

    出家门。我在痛苦中煎熬，一整天都离不开厕所。”即使买东西，也必须选择离

    厕所较近的商店(她对附近厕所的位置了如指掌)。她说：“这就是我20年来所

    过的生活，真的不堪回首。”现在，为了照顾年迈的父母，她不得不与这种生活

    方式抗衡。她的母亲独居，而她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的父亲住在养老院。她的弟弟

    死在越南，孪生姐姐在18年前因癌症去世，她是唯一一个能照顾父母的人了。

    说到这里，她的脸开始有了光彩，她说：“不过，我会去旅行，去英国，做一切我喜欢的事。”这让我有些云里雾里，直到突然意识到她在谈论谷歌地图。

    我很好奇，她随即带我来到她的电脑旁，电脑被放置在一张夹在沙发和微波炉之

    间的桌子上。她打开谷歌地图，迅速找到了位于伦敦的白金汉宫。

    很显然，琳达在这座宫殿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她对宫殿的布局如数家珍，她

    将图片放大，试图透过窗户欣赏宫殿内的景色，然后又很快地跳转到宫殿后方，观赏私人花园。除了白金汉宫以外，她还喜欢位于加勒比海地区的阿鲁巴和位于

    美国的名品购物街罗迪欧大道。有时，她还会在地图上找到一些退休后搬到肯塔

    基州或加利福尼亚州的老工友的住址。虽然由于身体和家庭原因，她永远无法去

    拜访他们，但却可以在地图上找到他们的所在。

    这些年，琳达像其他许多患有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一样，辗转于各个医生的

    门诊，检测了过敏原和不耐受食物，并且努力戒掉了谷蛋白、脂肪、番茄等食

    物，但是，她发现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她的症状并未减轻。直到有一天，她参加

    了一项由哈佛大学特德·卡普丘克教授主持的课题，这项课题足以颠覆人们对整

    个安慰剂研究领域的认识。

    “这真的难以置信。”当我喝了一口茶，把第二块杏仁甜饼塞进嘴里时，琳

    达说道。因为肠胃病，她参加了一项临床试验。这项临床试验由哈佛大学的安东

    尼·伦博和特德·卡普丘克教授合作完成。试验开始时，伦博递给她一个装有胶

    囊的透明塑料药瓶，胶囊内部装有米色粉末。饱受多年肠易激综合征折磨的琳

    达，对能够尝试最新试验药物感到激动不已。然后伦博告诉她，这个药是没有药

    效成分的安慰剂。

    琳达对安慰剂的所有了解源于她作为一名医疗助理时所接受的培训，她认为

    服用安慰剂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我说，来吧，看看这些糖丸是怎么起作用

    的？”她说，“但我还是做了他要求我做的一切，因为我对自己的病已经绝望

    了。”她把药瓶拿回家，一天服两次。

    “我只在第一天按时服药了，随后就把它忘了。”她说，然后令人惊奇的事

    情发生了。几天后，她发现自己的症状完全缓解了。“我觉得棒极了。没有痛

    苦，没有症状，没有不舒服。这东西竟然起作用了。”

    在试验的3个星期里，琳达过上了生病前的正常生活。她可以吃想吃的东

    西，去想去的地方，而不用担心附近是否有厕所。她还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在

    橄榄园参加庆祝晚宴。然后，她开始害怕研究的结束。“当试验进行到第3周，我想，不，我不能离开这些药。”她恳求伦博给她更多的安慰剂，但他解释说，一旦试验结束，他便无法通过伦理批准给她开这些药物。试验结束后第3天，琳

    达的症状复发了。

    琳达不是唯一从安慰剂中获益的患者。特德·卡普丘克的临床试验纳入了80

    例长期罹患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其中一半的患者接受了一个疗程的安慰剂治

    疗。医生告诉这些患者，尽管胶囊中没有有效成分，但它们可以通过身心调整、自我治愈过程来发挥作用。

    “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特德·卡普丘克说。这项研究结果最

    终于2010年公之于众，研究发现，那些服用安慰剂的患者与未接受任何治疗的

    患者相比，症状显著改善。在一项纳入20例抑郁症女性患者的研究中，特德·卡

    普丘克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在66例偏头痛患者的研究中，服用药物、安慰剂或

    未接受任何治疗的所有患者中头痛共发生了450次，安慰剂组患者与未接受任何

    治疗组相比，头痛发生率减少了30%，特德·卡普丘克说，“这个结果出乎我们

    的意料”。

    虽然现在琳达的症状再次复发，但人们对安慰剂效应却有了新的认识。担心

    欺骗患者是我们在治病过程中使用安慰剂的一大障碍，但特德·卡普丘克的研究

    表明安慰剂同样能够起到治疗作用。

    “你知道我异于常人吗？”特德·卡普丘克教授双眼直视着我，我能感到这

    件事情让他十分自豪。“是的。”我回答。

    特德·卡普丘克教授的家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的一条郁郁葱葱的小路上，他

    在那里工作和生活。如果你不了解他所经历的不寻常的过去，你就很难理解眼前

    这位哈佛大学教授的任何事情。而事实上，他特别的气场已经渗透到我们周围的

    每一个角落。

    卡普丘克教授要求我进门时脱掉鞋子，之后为我递上了一杯伯爵红茶。屋内

    装饰十分典雅，摆放着各色家具，充满了当代艺术气息，木质的地板上铺着波斯

    地毯，客厅里陈列着巨大的黄铜茶壶，书架上摆满了一排排书籍，有烫金的中文

    精装书籍，也有像《犹太人的衣柜》(The Jewish Wardrobe)、《尼泊尔的

    蜂蜜猎人》(Honey Hunters of Nepal)等英文书。窗外是一座修剪整齐的小

    花园，浅绿色和粉红色搭配得和谐美好，相得益彰。

    特德·卡普丘克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花白的头发上戴一顶黑色的无檐便帽，手上戴着几枚金戒指。我希望他能讲一讲自己的故事，讲一讲是什么引导他

    一步步走向今天的成就。他皱了皱眉，停顿了一会儿说，这一切开始于几十年

    前，那时他还是一个学生，准备前往亚洲学习传统中医。

    对于这个决定，他将其归因于20世纪60年代的疯狂。“我想做一些反帝国

    主义的事。”而且，他热衷于东方宗教和哲学。

    在中国待了4年后，他获得了中医学位，然后回到美国，在剑桥开了一家小

    型针灸诊所。他诊治了各种各样的患者，这些患者中大部分患有慢性病，如消化

    系统、泌尿系统和呼吸系统等问题。但年复一年的工作使他对自己作为一名医治

    者的角色感到越来越不安。他看起来似乎十分擅长自己所做的事情，甚至有些过

    了。他看到很多患者不可思议地痊愈了，有时甚至在接受治疗前便不治而愈。

    “我能够让那些患者在离开我的办公室时与进来时截然不同，”他说，“而

    这只是因为他们坐下来和我交谈了一番后，我写了一个处方。我对此很震惊，难

    道我有特异功能？这绝对不可能。”

    特德·卡普丘克断定自己并没有超能力，而且，他认为患者病情的显著改善

    与他所开的药方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奇迹般地康复背后另有原因，而他对此颇感

    兴趣。

    1998年，同样位于特德·卡普丘克诊所所在的那条街上的哈佛医学院准备

    招聘一位中医专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设立了一家研究中心，专门为替代和补

    充医学的科学研究提供资金。尽管与已有的研究癌症或遗传学等方面的国立研究

    中心相比，它的规模很小，但它有望成为哈佛大学研究经费的一个可靠的新来

    源。

    “但那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懂中医或替代医疗，所以他们聘用了我。”特德·

    卡普丘克说。

    然而，他没有直接研究中医，而是研究了安慰剂效应，看看是否可以解释为

    什么他的患者会不治而愈。那时，贝内德蒂主要对安慰剂效应的分子和力学感兴

    趣，而特德·卡普丘克关注的焦点则是人。他提出的问题主要围绕心理学和哲学

    展开。为什么治愈的期望会如此深刻地影响我们？安慰剂效应可以分解吗？我们

    所接受的安慰剂类型或医生对我们的态度等影响因素是否会影响治疗的效果？

    在他的第一次试验中，特德·卡普丘克比较了假针灸和假药丸这两种不同的

    安慰剂在270名持续性臂痛的患者中的疗效。从传统的观点来看，这个研究没有任何意义，对比两种根本无效的疗法简直是无稽之谈。然而，特德·卡普丘克却

    真真切切地发现了二者的疗效差异。安慰剂针灸能够更有效地减少患者的痛苦，安慰剂药丸能更好地改善患者的睡眠。

    这就是安慰剂效应存在的问题，它存在于各种试验中，虽然无法衡量却又无

    法完全避免，效应短暂而又飘忽不定。安慰剂效应的变化取决于安慰剂的类型，其产生的影响在不同的人、环境和文化中各不相同。例如，在一项研究溃疡药物

    的试验中，对安慰剂有反应的人的百分比在丹麦为59%，而巴西只有7%。同一

    种安慰剂可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也可以没有任何影响，这取决于它是怎么

    被应用的，而且这种影响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改变。安慰剂效应的不确定

    性使得人们对其产生了一种新的认识，认为它即便不是完全荒谬的，也有些不科

    学。

    但它并非完全荒谬。特德·卡普丘克说，实际上，这些结果表明，长期以来

    科学家们对安慰剂效应的了解是很落后的。当他到哈佛大学时，那里的专家告诉

    他，安慰剂效应是惰性物质所起的作用。这是一个普遍的观点，但特德·卡普丘

    克并不认同。他指出，根据定义，惰性物质是没有任何作用的物质。

    事实上，是我们对惰性物质的心理反应产生了所谓的安慰剂效应。无论是假

    针灸还是假药丸，其本身并不起任何作用。但患者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它们，他

    们的症状就会产生相应不同的变化。

    这个观点得到了密歇根大学人类学家丹·穆尔曼(Dan Moerman)的支

    持。在对安慰剂研究感兴趣之前，他研究的是北美土著居民中医生使用的草药

    方。他分析了那些溃疡试验。丹·穆尔曼认为，真正发挥作用的其实是附着于各

    种治疗方法上的象征性意义，而非治疗手段本身。这种象征性意义与治疗紧密相

    关，治疗手段本身可以是任何有效或无效的疗法，形式也并不局限。他想把安慰

    剂效应的说法改为“象征性意义效应”，但未被广泛接受。

    在一次电话采访中，穆尔曼向我提及贝内德蒂的一项关于给从手术中苏醒的

    患者静脉滴注止痛药物的研究。一组患者由医生给药，医生会告诉他们发生了什

    么事。另一组患者秘密地接受药物注射，由计算机操控。穆尔曼说：“两者唯一

    的区别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言语。”然而，这种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力量是惊

    人的。经由医生之手获得药物的患者中，有50%的人疼痛得到了缓解。这项研究

    包括4种不同的药物，4种药物得到了相同的结果。“我根本看不到任何安慰

    剂，”穆尔曼说，“我看到的是穿着特定制服的临床医生。”他认为我们应该看看那些除药物之外使我们感觉更好的东西，比如白大衣、听诊器、闪闪发亮的医

    疗设备，而不是将目光仅局限在假药丸本身。

    他还指出，过去30年中进行的抗抑郁药的临床试验中，药物治疗抑郁症的效

    果越来越明显，这其中也包含了安慰剂效应。穆尔曼把治疗效果的增强归因于媒

    体报道和广告，它们增强了大众关于抗抑郁药有效性的意识和信念。

    美国主持人奥普拉曾说，“每一本杂志上都有抗抑郁药的广告，而抑郁症患

    者可能会读到这些广告”“现在大家都知道药片能治愈抑郁症”。我们把重点放

    在安慰剂对个人的象征性意义上，而不是惰性治疗本身对人所起到的作用。这种

    突然转变的观点有着巨大的意义。

    但是，当特德·卡普丘克问参加临床试验的患者是怎么看待他们服用的药丸

    时，他听到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信息。贯穿所有安慰剂效应的中心法则是，为了使

    它起作用，你必须相信你接受的是真正的治疗。在试验过程中，患者经常会体验

    到大量的安慰剂效应，他们可能在药物治疗组，也可能在安慰剂组。科学家一直

    认为，这是因为人们忘记了他们可能在安慰剂组。然而，特德·卡普丘克发现事

    实并非如此。他说：“受试者们在双盲试验(1)

    中快要被逼疯了。每个人都担心自

    己是否在服用安慰剂。这个问题每天都困扰着他们。”

    那为什么他们还能体验安慰剂效应呢？他提出了最大胆和最特立独行的想

    法。

    有一天，邮递员敲门，当我打开门时，他递给我一个标有“易碎品”，看起

    来像儿童玩具的黑色硬纸板。我打开硬纸板，发现泡沫包装里面有一个透明的塑

    料小药瓶，药瓶里装满了蓝色和白色的胶囊。瓶身的标签上写着：

    Metaplacebalin Relaxant Capsules，每日3次，每次口服1～2粒。这是我自

    己的安慰剂。

    由于特德·卡普丘克为公开安慰剂标签的想法提供了科学支持，很快一些私

    营企业便开始在网络上销售安慰剂药品。谷歌快搜变成了安慰剂的世界。

    Aplacebo公司总部位于英国的切姆斯福德，该公司在官网上链接了特德·卡普丘

    克的研究成果。这家公司提供一系列的产品，包括空瓶子和为达到不同期望效果

    而用不同颜色包装的喷雾剂(自己加水)，甚至是通过消息发送的虚拟安慰剂。

    这类产品并不便宜，价格在10～25美元之间，但正如网站所指出的，研究

    表明，安慰剂费用越高，其起到的效果越好。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能地认为，治疗费用越高，效果越好。当我的胶囊被送来后，我把它们放在厨房的橱柜里，旁

    边是其他药物，它们看起来非常棒，明亮的糖果蓝色使得它们几乎散发着耀眼的

    光芒。

    几周后的一天，我几乎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照顾两个生病的孩子，晚上终于把

    他们哄睡觉后，我便利用休息时间来工作，但偏头痛再次发作了。我打开厨房的

    橱柜，把药瓶拿出来。我不知道特德·卡普丘克的研究结果是否只是巧合，也不

    知道安慰剂在日常生活中是否真的可以帮助我。

    当然，医生和药物公司已经在使用安慰剂效应。正如贝内德蒂所进行的关于

    公开或秘密输注止痛药物的试验所显示的那样，每次获得药物，我们都会体验到

    安慰剂效应。最终获益其实是药物有效成分和安慰剂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一些

    药物，其效果几乎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化学成分，例如安慰剂他汀类药物对胆固醇

    水平的影响就不大。而另一些药物，例如抗抑郁药这种主要针对精神症状起作用

    的药物，其效果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化学成分。

    利用安慰剂效应的一种方法是增强与我们服用的活性药物药效相关的安慰

    剂。安慰剂的一个问题是，它并不是对每个人都起作用。但有很多设计方法可以

    使安慰剂在更多的人群中引起更强的安慰剂效应。研究表明，在给人们制造一个

    药物非常有效的印象后，这个有效的药物会产生更强的作用。

    大药丸往往比小药丸更有效。例如，一次服2片药要比一次服1片药的效果

    好；一个有广为人知的品牌名称标记的药丸要比没有品牌名称标记的药丸效果

    好；彩色的药丸比白色的药丸更有效，虽然哪种颜色最有效取决于你试图创造的

    安慰剂效果。蓝色药丸有助于睡眠，而红色药丸有助于缓解疼痛，绿色药丸则对

    焦虑最有效。干预的类型也很重要：治疗手段越剧烈，安慰剂效应就越大。通

    常，外科手术比静脉注射效果好，静脉注射优于胶囊，胶囊优于药丸。

    文化的差异强调任何影响并不依赖于安慰剂本身，而是取决于它们在我们眼

    中所象征的意义。例如，蓝色药丸通常被认为有助于改善睡眠，但对于意大利男

    性来说，却具有相反的作用。这是因为，蓝色是他们国家足球队的颜色，他们觉

    得蓝色能够使他们振奋，而不是放松。在美国，注射剂比药丸的安慰剂效应强，但在欧洲却不是这样，那里的人们有很强的文化信仰，他们相信药丸的效果更

    好。

    安慰剂是多么令人惊喜的东西啊，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安慰剂令人信服的机制。我们有意地服用无药效的药丸，来激发我们的精神，解决诸如抑郁症、高血

    压、消化不良、疼痛或睡眠障碍等问题。

    特德·卡普丘克表示他很喜欢这个观点：“我认为目前人们存在过度用药的

    问题。”他认为，患有疼痛或抑郁症等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来治疗的慢性病人群，最适合使用安慰剂，而使用的前提是，他们所服用的药物本身除了安慰剂作用之

    外并无其他作用。对于患有疼痛或抑郁症等类似慢性疾病的患者，他建议，在病

    情恶化而必须使用有活性成分的药物之前，患者可以试用一个疗程的安慰剂。

    他不确定这个想法是否能够得到医生的认可。有时在讲座时他会问在场的医

    生听众，在有不可否认的证据证明安慰剂在某些特定情况下确实有效时，他们是

    否会为患者开具这些无药效的安慰剂。没有一个人举手。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的埃

    德萨德·恩斯特教授就是这样一个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他主要研究的是替代医

    疗。他反对未经证实的医学治疗的使用，例如顺势疗法。他说，他反对使用“开

    放标签”的安慰剂，即使这被证实是有帮助的。

    “我们应该始终结合有效的治疗方法，最大限度地提高安慰剂效果。”他解

    释说。单独使用安慰剂可能意味着患者失去有效成分的治疗效果。

    对于药物被证实有效的急性病症，这当然很有意义。如果我的儿子得了严重

    的感染，我需要给他用抗生素，而不是没有药效的假药丸。但是，特德·卡普丘

    克指出，在某些情况下，例如疼痛、抑郁症或肠易激综合征的患者，单独使用安

    慰剂与使用有活性成分的药物相比同样有效。同时，单独使用安慰剂使人们免于

    受到诸如成瘾等药物不良反应的影响。“我希望未来的医疗观念能够有所转变，毕竟，大家都希望减少药物不良反应，”他说，“而且，不希望依赖药物治

    疗。”

    西蒙·博林布鲁克 男 中年 莱姆病(2)

    恩斯特曾反驳特德·卡普丘克说，我们很少会遇到无药可用的情况，即使在

    药物无效时，患者仍然可以采用其他治疗方法，例如物理疗法或认知行为疗法。

    但是特德·卡普丘克对安慰剂效应的信赖与西蒙·博林布鲁克一致。西蒙·博林

    布鲁克是来自埃塞克斯郡的情报分析员，同时也是Aplacebo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这家公司生产了我服用的胶囊。

    当我问博林布鲁克为什么支持惰性药物售卖时，他告诉我，20世纪70年代他在军队服役时被蜱咬伤了，当时部队在北罗德西亚(如今的赞比亚)。回国

    后，他开始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头痛、疲劳、关节疼痛和肌肉疼痛。医生对

    此感到不解。等到他的病情被诊断为莱姆病时，感染已经扩散到他的神经系统，而且他的神经系统已经被损坏得无法医治。

    博林布鲁克坐在轮椅上，神经火烧火燎地疼痛。他说：“我的神经系统不能

    正常工作，我很难分辨东西是热还是冷。做饭或洗澡时，我必须小心我所接触到

    的物体，因为我不确定它们是否会烫伤我。”

    医生给他开了多种药物来缓解他的症状，他曾一次服用包括止痛药、抗抑郁

    药在内的9种不同的药物，他说，虽然这些药物可以暂时缓解疼痛，但是药物本

    身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药物的不良反应使得他的情绪极易产生剧烈波

    动。“我产生了自杀和杀人的倾向，”他说，“我不是一个正常人了。”

    受到安慰剂研究的鼓励，他决定戒掉这些药物，即用他自制的惰性药丸慢慢

    地取代这些药物。他说，他现在几乎不再摄入拥有有效成分的活性药物。当我问

    他使用安慰剂控制疼痛与使用止痛药控制疼痛产生的效果是否一样时，博林布鲁

    克想了一会儿，随后说：“对我来说，安慰剂效应似乎更有效。”

    现在，他和一个朋友共同经营Aplacebo公司，在线销售安慰剂。他发给我的

    胶囊除了内部是空的，其他方面和传统的药物一样。这个商标设计得很巧妙，用

    术语为我们创造一个有效的、科学的药物印象，同时还有一个严格遵从用药说明

    的提醒，安慰剂的成分包括：氮、氧、氩、二氧化碳等，尽管它所列出的这些成

    分都是空气的化学组成成分，但仍然看起来非常像高科技。

    尽管安慰剂具有令人信服的外表，但是我很难想象，人们会花辛苦赚来的钱

    去买这些已经公开承认没有任何作用的东西。销售安慰剂真的存在重大商机吗？

    博林布鲁克说：“在某种程度上，Aplacebo公司开始于一个玩笑，这是一种对我

    们自己的嘲讽，但它是真实存在的。”他承认这个公司目前还没有大订单，但是

    他坚信，随着安慰剂有效的科学结果的逐渐积累，以及人们对安慰剂存在有效性

    的意识的不断增加，总有一天他的产品会流行起来。

    回到厨房，我打开安慰剂药瓶，倒出两粒胶囊，靠着水槽站立，像每次吃在

    柜台买的非处方止痛药一样，一杯水把它咽下。我思考着贝内德蒂的研究，勾勒

    出他在意大利都灵市的地下实验室的画面，并且我尝试想象内啡肽充斥着我的大

    脑。然后，我静静地等待着接下来发生的事。大约20分钟后，我的疼痛真的消失了。我的危机解除了，又重新开始了工

    作，并且感觉到浑身充满力量。我知道，我所需要做的是控制我的大脑思维。

    毕比·哈吉拉中学位于阿富汗东北部塔洛甘，校园内到处是摇摇欲坠的破旧

    的泥砖建筑。这里的女学生穿着黑色长袍，头上戴着白色头巾。教学楼外面一棵

    大树下摆放着破烂的木质书桌，她们就在这里上课。2012年3月23日的早晨，课

    堂如平时一样进行，突然有人抱怨说闻到一阵恶臭。紧接着，一个接一个女学生

    开始感到虚弱、头晕目眩。几个小时内，100多名学生和老师住院。媒体播放的

    图片显示了医院外面的武装守卫和校园内的混乱场景。拥挤的病房里挤满了痛苦

    的女孩，她们费力地呼吸着，身旁的女性亲属则帮她们扇扇子，以促进空气流

    通，缓解她们的症状。

    当地警署的发言人阿瑟尔确信自己知道谁是罪魁祸首。他这样对CNN

    说：“阿富汗的人民认为恐怖主义和塔利班正在做一些威胁女孩子的事情，以阻

    滞她们上学。我们现在正在对阿富汗实行民主，我们希望女孩可以接受教育，但

    是政府的敌人不允许这件事发生。”

    在之前的塔利班政权统治下，女孩被严厉禁止出现在学校，但是在2001年

    极端分子被驱逐后，阿富汗女性赢得了教育权这一基本权利。然而，到学校上学

    仍需要勇气。一些女同学遭受了塔利班的酸性物体的袭击。在被塔利班控制的地

    区，由于安全原因，上百所女子学校已被关闭。据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阿富汗

    父母把女孩子留在家里，以保护她们的安全。

    这似乎是一次毒气攻击事件。这所学校所发生的这一事件是那一年阿富汗爆

    发的第6起类似事件。自2008年起，这个国家有22所学校超过1 600人在类似的

    情况下生病。这次中毒事件被认为是塔利班恐怖主义的一系列恐怖活动之一。阿

    富汗当局公布了一些证据，证明他们已经逮捕了犯罪嫌疑人，并且犯罪嫌疑人已

    经招供，并暗示受害者中已经有人因有毒气体或供水而死亡。与此同时，当地和

    国际媒体出示了令人震惊的图片：受害者被抬上担架并挂上点滴。

    然而，这一症状持续时间很短暂，所有的女孩子都康复了。虽然数以百计的

    血液、尿液和体液被测试，但她们都健康地回来了。采访了这所学校的女孩和老

    师后，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人员发言说她们并没有中毒。这一事件，也许包括其

    他所有的一系列事件，都是由心理因素引起的。

    这警告了我们：安慰剂效应也有不利的一面。精神可能会产生对身体有益的影响，但同时它也可能带来消极的症状。这一现象的官方术语是“反安慰剂效

    应”，因为伦理，它并没有被过多地研究。但是根据我们对安慰剂生物学效应的

    了解，阿富汗女孩并没有伪装。害怕或相信这些女孩将会生病导致她们出现真正

    的身体症状，甚至造成一些人短暂地失去意识。

    历史上也曾有类似事件的报道。17世纪马萨诸塞州萨勒姆市的巫医试验可能

    是由集体癔症引起的。更近的是1983年发生于约旦河西岸的女学生集体晕厥事

    件被归因于集体性食物中毒，以色列和巴基斯坦互相指责对方，直到官方调查得

    出结论，这些症状是由心理原因造成的，两国才逐渐停止骂战。

    反安慰剂效应甚至能够解释巫毒诅咒力量的作用机制。克利夫顿·米多尔是

    范德比尔特医学院的一名医学博士。他花了许多年记录反安慰剂效应的事例。在

    2005年出版的《无名的症状》(Symptoms of Unknown Origin)一书中，他

    讲述了这样一则故事：在80年前，一个亚拉巴马州人被巫术诅咒，这个不幸的人

    去看一名叫德雷顿·多尔蒂的医生。这名患者很瘦弱，看上去几乎快要死去。最

    终，无论这个医师说什么也丝毫不能动摇患者的信念：他即将死去。多尔蒂决定

    施用计谋。取得患者家属的同意后，他给这名患者一次强烈的催吐，然后悄悄地

    从他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只绿色的蜥蜴，假装这只蜥蜴是从患者身体里出来的。多

    尔蒂医生告诉患者，女巫利用魔法在他体内孵出蜥蜴，现在这只邪恶的动物已经

    从他体内取出来了，他将会痊愈的。最终，这名患者真的完全康复了。

    感觉好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好

    我们无法确认多尔蒂这件充满戏剧性的事件的真实性，但是可以说明，这种

    影响不仅会在易受外界影响的女生或轻信巫术的受害者身上产生，任何人都可能

    受到其影响。某个人或某件事使你感到不舒服，这高度依赖于你的社会文化背景

    和你的信仰。如果巫医诅咒你，你可能会笑，但如果电视新闻报道称附近有恐怖

    气体袭击，或者一名穿白大褂的医生说你将会死于癌症，你往往会认真对待所面

    临的威胁。

    最近美国和英国的研究发现，如果告诉(欺骗)志愿者他们被暴露在强大的

    Wi–Fi辐射中，或吸入环境中的毒素，受试的志愿者会出现身体不适。2007

    年，美国医生报道了一例病例，一名来自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岛的29岁男子，参加

    了一项抗抑郁药物的临床试验，而且对药物反应很好。然而，与女友争吵之后，他过量地服用了剩余的胶囊，结果心跳加速、血压明显降低，继而昏迷，并住进

    当地医院。在该患者加入试验组或安慰剂组的消息未到达之前，医务人员在4小

    时内给他输注了6升静脉液体，而后来传来的消息是该患者处于临床试验的安慰

    剂组，随后他的症状竟然在15分钟内就消失了。(本书分享更多索搜@雅书)

    事实上，当服用药物时，我们所体验的药物不良反应并不完全由药物本身导

    致，有时也受反安慰剂效应的影响。从抑郁症到乳腺癌的各种临床试验中，大约

    14的患者报告了不良反应，最常见的是疲劳、头痛和注意力不集中。这甚至会

    发生在安慰剂组。在一项研究中，意大利研究人员详细地讨论这一现象，他们随

    访了因心血管病而服用β受体阻滞剂阿替洛尔的96名男性患者，其中有部分人并

    不知道他们服用什么药，而另一些人则被告知这种药物可能导致勃起功能障碍，随后，两组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比例分别为3.1%和31.2%。这一结果表明，在

    常规的医学治疗中，会有多达13的患者在服用阿替洛尔后出现勃起功能障碍，因为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知道他们在服用什么药物，并且被警告服用此种药物会

    出现什么样的不良反应。但实际上在出现药物不良反应的患者中，只有110的

    病例是药物本身引起的，其余均是由患者的精神因素引发。

    虽然反安慰剂效应可能有害，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反安慰剂效应非常有意

    义。尼古拉斯·汉弗莱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理论心理学家，他写了大量关于安慰剂

    和反安慰剂效应的论文。他认为如果我们看到其他人在旁边呕吐，或我们有充分

    的理由相信自己已经中毒，然后我们也会呕吐，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如

    果我们真的中毒了，那么这一举动就能够在早期挽救我们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

    中毒，那么也无所谓，因为呕吐并不会对我们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头痛、头晕、晕倒这些症状可以作为预警信号，提示我们应该逃离危险的地方，同时提醒我们

    应及时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

    从这个角度来看，反安慰剂效应是一种不能忽视的生物信息，它是由心理暗

    示触发所引起的，这表明我们所处的环境中可能存在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我们意

    识到周围的环境存在的威胁越多，越容易出现这样的症状。如果暗示足够强大，反安慰剂效应可以在任何人身上被触发。这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或者正如特德

    ·卡普丘克提出的，这就如同当你处于遍布蛇的森林中时，你看到一根棍子，你

    的大脑却认为它是一条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积极的安慰剂效应，如果威胁、焦虑和消极的暗示能够诱发疼痛、恶心、呕吐的症状，那么相反，当我们感到安全或者自我感觉更好时，则会产生

    相反的效果，我们会放下心理防卫，压制疼痛等负面症状。

    安慰剂正是以这种方式渗进我们脆弱的神经。

    汉弗莱认为，不管是哪种医学治疗策略——假安慰剂、替代药物，抑或常规

    疗法，都能触发这些原始的大脑回路，让我们产生一种被爱、安全或病情好转的

    错觉。于是，我们觉得自己病好了。

    特德·卡普丘克认为，这可能是琳达和其他受试者在已知自己服用的是没有

    药效的惰性药丸时仍出现安慰剂效应的原因。一种可能性是他们有意识地期待安

    慰剂来帮助他们；另一种比这更深层次的原理是，当琳达拿到安东尼·伦博医生

    为她开的药时，“她实际上把医生带回家了”。他继续说道：“她把医生的关心

    和爱护都带回去了。”

    有些人比别人更能体验到安慰剂效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出现的安慰剂

    效应也可能不同。这表明，与其他人相比，有些人天生消极症状的阈值比较高，但此阈值也可以根据其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而上下浮动，如果他认为自己在布满蛇

    的森林里，就像被塔利班威胁包围的阿富汗女生一样，或者像琳达一样在照顾孩

    子和轮班工作的同时，还要参与一场混乱的离婚大战，身体对生物警告信号(如

    疼痛)就会变得更加敏感。

    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会期待安慰剂通过消除我们的焦虑并使得

    消极症状的阈值增高，从而帮助我们战胜消极病症。当琳达参加安慰剂试验

    时，“她就像处于森林里的焦虑的人，”特德·卡普丘克说，“她的身体发生了

    一些改变，进而减少了她的痛苦。她也不再像以前一样那么关注她的痛苦了。”

    2014年，由贝内德蒂主持的在罗萨高原进行的临床试验，其结果也支持这

    种观点，即在某些情况下，安慰剂效应通过清除原有的反安慰剂效应来发挥作

    用。76名学生参观了他被积雪覆盖的实验室。这些学生中其中一组被警告严重头

    痛是高海拔的不良反应，最终，该组发生严重头痛的人数较没有被警告过的那一

    组要多，且程度更加剧烈。贝内德蒂发现，两组学生头痛的发生均有生物学原

    因，即与前列腺素水平增加有关，而前列腺素会导致血管扩张。

    这是一个很好的反安慰剂效应的示范。在低氧条件下，大脑会产生前列腺素，作为自我保护机制的一部分，以便身体能够携带更多的氧气。那些担心头痛

    的学生的这一机制被放大了，他们的焦虑导致大脑比以前更谨慎，并采取额外的

    措施来保护自己。

    当学生服用阿司匹林后，阿司匹林可降低体内前列腺素水平，从而缓解两组

    学生的头痛症状。但最有趣的结果发生在他们服用安慰剂阿司匹林后，安慰剂阿

    司匹林同样起效。不过，它的作用比真正的阿司匹林弱，而且只在事先被警告的

    那一组有效。贝内德蒂总结到，安慰剂仅在清除致使头痛发生的反安慰剂成分上

    有效。它通过缓解焦虑，使大脑减少前列腺素的产生。

    贝内德蒂不知道这一原则是否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安慰剂反应，如果适用，这

    可能就被证明是“一种看待安慰剂的新方法”。这种安慰剂效应可能不会影响潜

    在的疾病进程。但无论我们的身体状态如何，它们都会提供一种方法最大限度地

    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说明我们并不能总是相信所感受到的症状。

    “我和我的药丸交谈，”人类学家丹·穆尔曼高兴地说，“我说，‘嘿，伙

    计们，我知道你们会干得很棒。’”他告诉我他的左膝疼痛，他使用这种方法来

    提高止痛药的效果，同时减少他服用药丸的量，现在他已经从2粒减到1粒了。

    他认为我们如何服用药物和药物本身看起来像什么同等重要。目前这方面的

    研究很少。他和其他专家表明，我们能做的任何能提高我们对治疗的重视程度的

    事情，例如有效治疗或安慰剂治疗，都可能会提高我们所体验到的有益效果。

    换句话说，不要随意地就把药丸扔到喉咙里。相反，你应该在服用药物时创

    造一种仪式。来自德国法兰克福奥德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的心理学家和科学哲

    学家哈拉尔德·瓦拉赫(Harald Walach)建议，每天在同一时刻服用药物，即

    早晨洗漱完毕，或者祈祷、冥想时服用。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是英国

    赫尔大学的心理学家，他与特德·卡普丘克合作完成了肠易激综合征研究。他建

    议，在服用药物时必须尽可能地确定自己到底想要药物或安慰剂产生怎样的效

    果。“在想象中改善症状。”他对我说。

    或者可以请求他人帮助你摆脱痛苦。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是汉弗莱和穆尔

    曼等专家认为与自己照顾自己相比，接受别人的医疗帮助可能会引起更大的安慰

    剂效应，因为它创造了更强的安全感。“虽然我认为对于我而言，和药丸交谈是

    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做效果会更好。”穆尔曼说。

    儿童特别适合这种类型的安慰剂效应。所有父母都知道，更多地亲吻孩子，绕着孩子擦伤的膝盖画心，在孩子出皮疹处擦上药膏，或给孩子喂一匙蜂蜜来减

    轻他的咳嗽等，可以对孩子的身体不适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使它们含有很少或没

    有药用活性成分。

    这对成年人似乎也有效。2008年，特德·卡普丘克公布了一项涉及262例患

    有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的临床研究，这项临床试验只有安慰剂而不涉及有效治疗。

    试验中，第一组患者不接受任何治疗；第二组患者接受假针灸治疗，负责针灸治

    疗的医生很有礼貌但很冷酷，且从不与患者交谈；第三组同样接受假针灸治疗，但负责治疗的医生很温和，对患者也很关心，他们会与患者面对面地交谈45分

    钟，倾听他们的担忧并安慰他们。特德·卡普丘克知道针灸本身所带来的效果是

    什么，以及这些额外的临床护理所带来的改善究竟会发生什么。

    在第一组内，28%的患者表示他们在试验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缓解，第二组

    中，44%的患者得到了充分缓解；而在接受假针灸同时得到充分情感护理的试验

    组中，这个比例高达62%，而之前任何关于肠易激综合征的药物试验都没有得到

    如此大的改善。

    特德·卡普丘克这项研究及其他类似的研究强烈表明，安慰剂研究中最关

    键、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医患接触。如果一名情感治疗师使我们感到被关心且有

    安全感，而不是感到受到威胁，这本身就可以引起我们的身体发生生物学改变，从而缓解我们的症状。这就是早些年前，特德·卡普丘克诊所中一些患者不可思

    议地痊愈，甚至在接受治疗前不治而愈的原因，即医患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遗憾的是，由于预算和时间限制以及强调药物和物理治疗，医学界医患关系

    发展的空间越来越小。医生与患者接触的时间可能不到10分钟，双方把开处方看

    得比进行一次长时间的令人安心的交谈更重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这个转

    变，特德·卡普丘克将其归咎于20世纪50年代医学上引入安慰剂对照试

    验。“在此之前，医生知道护理对他们的患者很重要，而且这是一种有效成

    分，”他说，“而现在变成了一堆数据和药物。”

    现代医学对物理数据和客观检测手段的关注无疑促使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但特德·卡普丘克认为，这也导致了医护人员对分子和生化途径的痴迷，而

    忽略了我们真实的感受。“现在，人们关注安慰剂唯一的原因是我们发现了安慰

    剂效应过程涉及一些神经递质，因为我的团队和其他很多团队利用神经影像发现

    了很多东西，”他说，“变得患者的主观感受不重要了。”替代医疗填补了空白。顺势疗法等不包含有效成分的治疗方法在严谨的临床

    试验中并没有获益，它们基于的原理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是荒谬的，并没有任何实

    际治疗作用，但是通过长时间的个人就诊和情感关怀，它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强

    安慰剂效应。鉴于此，它们可能带来真正的缓解，特别是对一些用常规药物并不

    能取得较好治疗效果的慢性疾病。

    所以，即使开具安慰剂处方不被认可，特德·卡普丘克也希望他的工作能引

    发人们对西方医学中恢复医生作为治疗者的重要性的广泛讨论。由此，我们可以

    从个人护理和已被科学证明的治疗中受益，而不是单纯地从一方面获益。“我们

    需要清楚，我们该如何管理药物，使它们更有效，使它们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更

    小。”他说。

    显然，医生向患者说明药物的益处和不良反应会影响患者的反应，但也可以

    以更微妙的方式传递给患者。1985年进行的一项经典研究显示，拥有坚信药物

    有效信念的医生，无论他们给患者开具的是止痛药或安慰剂，都能在很大程度上

    改善患者疼痛的症状，即使他们告诉患者的内容没有差别。

    这种间接安慰剂效应依赖护理者的信念和态度，而非患者本身。这就是安慰

    剂效应会在儿童甚至是动物身上出现的另一个原因。前面所描述的桑德勒的分泌

    素研究中，父母的积极期望可能会影响他们自己的行为，反过来又促使孩子的症

    状得到真正的改善，例如琥珀项链可以舒缓宝宝出牙疼痛这种替代疗法就是通过

    安抚父母焦虑情绪从而实现的。

    2012年，特德·卡普丘克成功地同时诱导了安慰剂效应和反安慰剂效应。

    他在患者面前迅速闪现不同的人脸，但患者根本就没有注意到它们，因为闪现速

    度实在太快了。这证明，我们对于症状(如疼痛)的感知能力很容易受到潜意识

    的影响。“语言、凝视、冷静和肢体语言对于我们感知症状都是很重要的。”特

    德·卡普丘克说。尽管这些因素常常被医生所忽视，但他推测，这些关于安慰剂

    的研究正在饱受争议。

    他是一位有说服力的演说家，但在我忘乎所以之前他提醒我，有许多事情单

    靠积极的期望无法实现。他说：“你改变不了疾病的潜在生理学，在任何研究

    中，我没有看到能做到这一点的。”我想，他强调安慰剂效应存在这些局限性是

    对的。感觉良好并不是意味着一切都好。许多疾病，如过敏、感染、自身免疫性

    疾病或癌症，其潜在的生理学机制极其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仅影响表面的主观症状是不够的。我决定去德国，在那

    里，研究人员正将思想渗透到身体防线中来对抗疾病。03

    用好条件反射能提高免疫系统的治愈能力

    卡尔·维尔贝斯 男 中老年 肾功能衰竭

    卡尔·维尔贝斯“砰”地打开了一个小塑料盒，取出4包锡箔纸塑料包装的

    药物。霉酚酸酯、他克莫司……这些是他每天生活的依靠。这天，有一颗额外的

    药丸，是一颗厚实的白色胶囊，闻起来有淡淡的鱼腥味。在服药之前，他打开了

    CD播放机，播放着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演唱的《帮助我》(Help

    Me)，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有薰衣草味的亮绿色饮料。

    卡尔是一名从德国北部埃森退休的精神科医生，看起来像一名朴实的学者，戴着镶边眼镜，有着安静甚至忧郁的气质。16年前，他肾功能衰竭。他说自己目

    前还不清楚具体的得病原因。患肾功能衰竭最常见的原因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所

    致。他成为德国8万名依赖透析的患者中的一员。透析就是将患者的血液通过一

    根管子定时送入一台机器，过滤掉废物后再被送回体内。

    他一周透析四五次，每次需要9个小时。卡尔很幸运，他可以在家里过夜。

    但他告诉我：“我整夜都睡不着，警报响了，得起身去检查机器，更换液体。胳

    膊上还得‘扎’着两根大针管。”他给我看了前臂内侧的大伤疤，那是整夜整夜

    透析时针头扎在前臂里留下的。

    他还活着，依然可以遛狗和画画，但对透析机的依赖使他无法旅行，他原本

    希望与妻子和女儿一起享受退休生活。通常，透析患者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5

    年。

    透析12年后，卡尔战胜了困难，所以当他终于有机会进行肾脏移植时，尽管

    怀有恐惧，他仍说“我愿意”。他说：“从那之后，我的人生变得截然不同，我

    自由了。”他告诉我，他在移植后的4年里和妻子去英格兰湖区看望了女儿，这

    在透析时是不可能的。他们已经两次去纽约，正计划去英国南部旅行呢。

    不过，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虽然他不再被绑在透析机上，但为了阻止身体

    排斥外来器官，不得不每天服用强效的药物来抑制免疫系统。这些药物给他带来致命的感染风险，并陷入癌症威胁中。他服用的药物对神经系统有副作用，使他

    的脚产生疼痛、烧灼感，药物的毒性也给他珍贵的肾脏带来了压力。药物剂量太

    低，他的身体会产生排异反应；剂量过高，药物毒性则会导致器官衰竭。

    《帮助我》是卡尔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它能使他进入一种平静的心境。听歌

    时，他就着薰衣草味饮料咽下了胶囊。他知道，与塑料盒里的其他药丸不同，这

    些药物无任何药效。他参与了一项开拓性试验，目的是研究这一治疗形式(饮

    料、药丸、音乐)是否有可能抑制他的身体对器官移植的排斥反应。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晓安慰剂是基于意识上的信念或期望的。你认为药

    丸或注射剂会有一定的效果，那么它就会起作用。尽管这样的假治疗可以导致身

    体发生生物变化，但是主要影响的是我们的主观症状和感觉，而不是潜在的疾

    病。但是卡尔希望他的大脑会触发另一种机制，可以影响包括免疫系统在内的基

    本生物学功能。

    支持者说，这种现象有可能减少像卡尔这样的患者，以及患有过敏、自身免

    疫性疾病甚至癌症等患者的用药剂量。但由于这不是主流医学，所以大多数的免

    疫学家不承认它的作用。

    想象一下：

    你从碗里拿出一个饱满的黄色柠檬，它触感光滑，有光泽。然后把

    柠檬放在盘子里，将它切成四等份。果汁沿着刀滴到你的手指上，浓烈

    的酸味扑鼻而来。你拿起一块，注意到其果肉晶莹，光照下荧光点点。

    你咬一口，把酸汁吮吸到舌头上……

    当读这段文字的时候，你的嘴皱起来了吗？你的唾液腺由兴奋转化为行动，舌头在为即将发作的酸准备了吗？如果是这样，你一定吃过柠檬，已经学会了适

    当的生理反应。这是关键点，你不再需要通过吃柠檬来经历这些变化。真正品尝

    果汁之前，你的身体会自动触发以响应视觉、嗅觉，或仅仅是想到柠檬。

    在这种学习形式中，心理线索驱动的物理反应被称为条件反射。这是著名的

    俄国生理学家伊凡·巴甫洛夫在19世纪90年代发现的。当时，巴甫洛夫正研究

    给狗食物时，狗是如何开始分泌唾液的。他注意到，无论是否带了食物，当他一

    走进房间，狗就开始流口水。狗学会了把他的出现和喂养联系起来。不久，狗对

    他做出反应，就像对它们的肉一样。

    巴甫洛夫表示，他可以训练狗把任何刺激物与食物相关联，例如电击、光或铃声。一旦学会，这些信号就足以使狗流口水。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身体不仅对像柠檬汁刺激舌

    头这样的身体刺激和变化做出盲目的反应，也可以利用心理

    线索提前使身体发生预期反应。这种预期反应使我们为重要

    的生物事件做准备，如进食或性行为。

    当接收到信号，例如时钟或电台新闻时，你的肚子“咕噜咕噜”叫，告诉你

    该吃午饭了；你会因情人香水的气味或声音而激动。对一首母亲曾在睡前唱给你

    的歌曲的记忆会放慢你的心率，使你平静下来。其他条件反射会保护我们，使我

    们准备逃离危险，或鼓励我们避免它。如果有人在童年被狗咬过，在以后的生活

    中，一见到狗他们的心就会恐惧地跳动，这是许多恐惧症的基础。如果我们吃了

    一种让胃部不舒服的食物，那么仅想到或闻到这种食物就足以让我们再次感到恶

    心。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是一个与疾病相关联的特定的地方就可以触发症状的产

    生。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化疗后一到医院就生病，甚至在他们的治疗开始之前也

    如此。

    众所周知，巴甫洛夫因对流口水的狗的研究闻名于世。然而大多数科学家，对条件反射能触发安慰剂反应并不太熟悉，当然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如果我们吞

    下含有活性药物成分的药丸，将药丸与特定的生理变化联系起来，之后，如果服

    用一种看起来像该药丸的安慰剂，我们可能发生同样的生理变化。这是身体的一

    种自动反应，无论我们是否知道药丸真假。但它是通过有意识的心理线索触发

    的，假如我们在昏昏欲睡时服用安慰剂，或不知道已经服了药的情况下，这种效

    果不会发生。

    基于生理调节的安慰剂反应常常发生在有意识预期的基础上。例如，贝内德

    蒂告诉我，在他的试验中，对止痛安慰剂有反应的志愿者比例变化极大，在0～

    100%之间波动。但如果先给患者一系列外观相同且含有活性药物成分的注射

    剂，随后对安慰剂有反应的比例可上升到95%～100%。“可以肯定，几乎所有

    的患者都会有反应。”他说道，即使患者知道最后一次注射的是安慰剂。

    这种反应在医学上有用吗？在第1章里，北卡罗来纳州的儿科医生阿德里安

    ·桑德勒测试激素分泌治疗自闭症，发现它并不比安慰剂更有效。然而，他震惊

    于两组儿童惊人的进步。我们无法忽视这背后的启示。在他的研究中，任何药物，如安慰剂，将一跃成为一种有效的治疗。然而，由于这种疗法涉及精神而不

    是药物，所以被忽视了。在业余时间，桑德勒开始研究安慰剂，想知道在不欺骗

    患者的情况下，他该如何使用它们。

    他每天看到的儿童中，最常见的诊断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顾名思义，这

    些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易冲动。他们不断地说话，坐立不安，在学校无法

    集中精力。药物能帮助他们控制症状，但仍有问题，包括夜间药物作用减弱时孩

    子会出现激惹，或出现体重减轻和发育迟缓。他说：“这在临床上是一种平衡行

    为，试图找到一种剂量能带来足够的益处而不会产生过量的副作用。”

    桑德勒想知道，安慰剂是否可以帮助这些孩子用低剂量的药物控制他们的症

    状。作为充分利用预期和条件反射疗法的一部分，他决定诚实地使用安慰剂。70

    名年龄在6～12岁的有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儿童，完成了为期2个月的试验。

    这些儿童被随机分成3组。

    其中一组接受条件训练。1个月后，他们接受正常的药物治疗，同时也吞下

    了一颗放在他们药物旁边的独特的绿白色胶囊，他们知道这是无活性的，但桑德

    勒希望他们学会联想它与有活性药物引起的生理反应。第2个月，他们用了一半

    剂量的常规药物，以及安慰剂胶囊。

    桑德勒将这一组儿童与其他两个对照组比较，两个对照组的儿童没有受到任

    何条件训练。其中一个对照组的儿童第1个月接受了全剂量的药物，第2个月将药

    物的剂量减半，就像条件训练组一样；最后一组始终接受全剂量的药物。

    2010年，桑德勒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正如预期的那样，半剂量对照组的

    儿童的症状在临床试验的第2个月明显恶化。但条件训练组保持稳定，和接受全

    剂量药物治疗的儿童一样好。事实上，有迹象表明，接受条件训练小组的孩子的

    表现甚至更好，比接受全剂量药物治疗组的儿童副作用少。

    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安慰剂诚实地给到孩子的试验。桑德勒说，父母

    和孩子都喜欢这个想法，超过一半的人希望在研究结束后继续服用安慰剂。“这

    是我吃过的最好的药，”一个孩子事后对他说，“我认为它欺骗了大脑，让大脑

    以为它会有效。”桑德勒的研究是简单的初步研究，但结合贝内德蒂的研究结

    果，这提示医生可以利用简单的条件训练方法促进安慰剂的效果，而不需要任何

    欺骗。

    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将预期和条件反射结合在一起，在治疗帕金森病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痛苦和抑郁症状上，伦理学的安慰剂可能有

    助于减少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患者的药物剂量。

    当然，还有其他东西与条件反射有关，这也打开了全新的可能性。这些学术

    的、无意识的联想并不局限于传统安慰剂效应形成的主观症状，如多动症患者的

    注意力不集中，它们还可以影响免疫系统，提供一条途径，使大脑成为身体对抗

    疾病的武器。换言之，精神意志能做的不仅是帮助我们更好地感觉和表现。另

    外，条件反射作用可以对生与死产生影响。

    几十年前，科学家们还一直否认这一可能。然而，随后两个意外的发现和一

    个叫曼奈特(Marette)的勇敢的少年，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

    1975年，纽约罗切斯特大学一位叫罗伯特·阿德(Robert Ader)的心理学

    家正研究味觉厌恶现象，即我们对一种过去曾使我们呕吐的食物感到恶心。他想

    知道这种联系会持续多久，所以他给一组老鼠喂了一些加糖精的水。这通常是一

    件乐事，但在这个实验中，他将水和使动物感到恶心的注射剂配对进行。后来，阿德单独给老鼠喂糖水，正如他预料的那样，老鼠将含糖的味道与生病难受相关

    联，而拒绝喝。

    于是，阿德用滴管强制给它们喂食，想知道让老鼠忘记这种关联需要多长时

    间。实验相当平常，但在老鼠身上发生的事情却像恶魔施了法。阿德在这个阶段

    的实验中给老鼠的全是甜水，不含任何药物。但老鼠没有停止恶心感，相反，它

    们一只接一只地死了。

    为了研究是什么杀死了老鼠，阿德仔细地查看一开始用来使老鼠感到恶心的

    化学药。这是一种叫环磷酰胺的药物，它能抑制免疫系统，也会造成胃疼。阿德

    在实验中用的是很小的非致命剂量，因此，他得出了一个激进的结论：当他训练

    老鼠时，它们不只是感到恶心，额外“剂量”的甜水也抑制了它们的免疫系统，使它们死于致命的感染。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它表明条件训练远远超出已知的

    反应，如流涎、心率和血流。我们的免疫系统也很脆弱。

    当时，这被免疫学机构视为伪科学。德国埃森大学的医学心理学家曼弗雷德

    ·舍德洛夫斯基(Manfred Schedlowski)说：“免疫系统和神经系统被认为是

    完全独立的系统，免疫学家认为阿德的发现是疯狂的。”生物学家确信免疫系统

    是独立工作的，对外来入侵者或伤害作出反应不受大脑的任何帮助。阿德死于

    2011年，但据他的女儿黛博拉(Deborah)说，他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自己是一名心理学家，而不是一名免疫学家的事实上，他没有被教条固化。他

    说：“我只是不知道更好，我认为免疫系统与大脑不会没有关联。”

    所以，尽管阿德的发现惊人，但一开始它却不被接受。主要问题是，20世纪

    70年代，他无法解释如何训练免疫系统起作用。他面对的是一代又一代免疫学家

    们坚信的理论，即大脑和免疫系统不交流。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两者之间的物理联

    系，他们不想改变自己的想法。

    几年后，他们得到了证据。大卫·费尔滕(David Felten)，一位在印第安

    纳大学医学院工作的神经科学家，利用强大的显微镜观察解剖小鼠的身体组织，目的是跟踪不同的神经在体内的走向。他对自主神经系统的网络特别感兴趣，自

    主神经系统控制身体机能，如心率、血压和消化。我们的神经系统分为中枢神经

    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前者包括大脑和脊髓，后者贯穿全身，同时又分为两个分

    支，一是躯体神经系统，处理意识信息，将指示传给肌肉，使我们可以走动，并

    将温暖和疼痛等感知信息传回大脑；二是自主神经系统，控制那些通常被认为不

    受意识控制的生理系统。

    当费尔滕追踪自主神经系统的不同分支时，正如他所料，他看到它连接了动

    物的血管。但是之后他看到的一些东西像是完全错误的，神经运行到如脾脏和胸

    腺等免疫器官的中心。正如他后来告诉PBS的记者：“我看到到处都是神经纤

    维，正好处于免疫系统的细胞之间。”

    他反复检查了结果，确保组织切片识别正确。“我几乎不敢说什么。我很担

    心搞错了某些东西，这看起来像一堆妄想。”但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神经

    直接与免疫系统的细胞连接。这是一个免疫系统和大脑相连的无可辩驳的证据。

    费尔滕回忆说，1981年他第一次发表他的研究结果时，他被嘲笑了。但他

    受到了美国伟大的病毒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的鼓励，他在20世

    纪50年代研制出根除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费尔滕被索尔克的话深深触动，索尔克

    说：“这个研究领域可能会成为生物医学中真正伟大的领域之一，你会遇到一些

    反对意见，但仍要继续逆流而上。”

    费尔滕开始与阿德以及阿德的同事尼古拉斯·科恩(Nicholas Cohen)合

    作，不久他搬到罗切斯特大学加入他们的小组。现在广泛认为这3位研究者建立

    了一个被称为“心理神经免疫学”的研究领域。他们主张，大脑和免疫系统一起

    工作，保护我们免于疾病。费尔滕小组继续研究复杂的网络连接以及与生俱来的神经连接。他们发现了

    免疫细胞表面的神经递质受体(一种信使分子，由大脑产生)以及能与这些细

    胞“对话”的新的神经递质，而且沟通的路线是双向的。心理因素(如压力)可

    以触发能影响免疫反应的神经递质的释放，而免疫系统释放的化学物质会反过来

    影响大脑，例如引发嗜睡、发烧和抑郁等症状，这些症状会导致我们卧床。

    同时，阿德继续研究条件免疫反应。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已渗透到流行

    文化，但它通常被描绘为权威者对群众进行精神控制时的一个可疑的工具。在阿

    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的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

    中，注定要为工厂工作的幼儿，被人用尖锐的噪音和轻度的电击来对待，避免对

    书籍和鲜花接触，而在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的《发条橙》(A

    Clockwork Orange)中，主人公被喂了一种让他恶心的药，然后被迫观看暴力

    镜头。阿德想知道条件训练是否可以被用来对抗疾病。

    曼奈特·富莱斯 女 11岁 红斑狼疮

    曼奈特·富莱斯是一名来自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开朗的学生。她有

    一头黑色的自来卷头发，白白净净的圆脸，喜欢吹小号。

    1983年，当她11岁时，她被诊断得了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红斑狼疮。

    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人体自身健康的细胞。一些自

    身免疫性疾病会针对特定的器官或细胞类型，例如，类风湿关节炎会侵蚀关节，而糖尿病会杀死胰腺里分泌胰岛素的细胞。但红斑狼疮患者的免疫系统对全身组

    织产生攻击，包括关节、皮肤，严重的还会攻击心脏、肾脏、肺和大脑。

    曼奈特最初是用类固醇治疗抑制她猖獗的免疫系统。她讨厌服用激素，她抱

    怨激素让她的脸看起来像水肿样，头发也开始脱落。早晨醒来，她发现头发掉满

    了枕头；吃早餐时，更多的头发会掉在她的食物里。

    尽管接受了药物治疗，但曼奈特的病情在接下来的两年内迅速恶化。起初，她仍然可以吹小号(反对医生的建议)，但后来她的肾功能受到损伤，开始癫痫

    发作、高血压，并出现肺炎。她的免疫系统还破坏了血液中一种重要的凝血因

    子，导致严重出血。她的病情非常严重，医生们考虑要给她进行子宫切除术，因

    为他们担心，一旦她开始来月经，她可能会死于失血。1985年9月，她的心脏开

    始衰竭。曼奈特的生命危在旦夕，医生们别无选择，给她用了强效免疫抑制剂环磷酰

    胺。阿德在他的实验中给大鼠用过相同的药物。当时由于毒性很强，在人体中的

    应用是试验性的。长长的副作用列表包括呕吐、胃痛、严重瘀血、出血、肾损

    伤、肝损伤，以及危及生命的感染和癌症。环磷酰胺是曼奈特活下去的唯一机

    会，但这几乎也是危险本身。

    俄亥俄州凯斯西储大学的儿科医师卡伦·奥利斯(Karen Olness)是当时

    治疗曼奈特的医生之一，她用生物反馈疗法和催眠帮助这名青少年应对病情带来

    的压力和痛苦。她开始喜欢上了曼奈特，但努力使自己相信事实，即她不可能在

    即将到来的危机中幸存下来。直到后来，曼奈特的母亲，一名心理学家，给奥利

    斯递上一篇阿德在1982年发表的论文的复印稿。

    在这项最新研究中，小鼠患有类似于狼疮的疾病，并接受环磷酰胺治疗。在

    最初的实验中，阿德训练一组小鼠将环磷酰胺与糖精溶液相关联。然后他继续给

    它们甜水和常规药物剂量的一半。与接受药物剂量减半但没有进行条件训练的小

    鼠相比，它们的症状得到了缓解，活得更长，就像服用全剂量药物的小鼠。曼奈

    特的母亲问奥利斯，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她女儿身上，他们是否能训练她的免

    疫系统对低剂量药物作出反应，从而使她免受最严重的副作用的损害？

    奥利斯打电话给阿德，他立即答应为曼奈特设计一个条件训练方案。同时，马列特医院伦理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她的病例。委员会指出，没有任何

    来自成年人或儿童的数据表明这样的试验是否安全或有效。这通常是直接拒绝的

    理由。但曼奈特面临的全剂量环磷酰胺的危险非常严重，因此，即使阿德的方法

    以前从未在人身上试验过，委员会也允许了。

    在为曼奈特制订的条件训练方案中，奥利斯的主要挑战是将哪种刺激与环磷

    酰胺配对。糖精在老鼠身上起作用，因为它们以前从未吃过甜的东西，但在人身

    上会产生太多的影响。奥利斯问曼奈特喜欢哪种独特的气味，回答是游泳池和炖

    肉的气味。但那些气味不能瓶装。为了增加曼奈特学习刺激和药物之间有明确关

    联的机会，阿德告诉奥利斯，气味应尽可能特殊，建议她选择一些强烈的、难忘

    的、曼奈特以前不知道的气味。

    奥利斯询问了周围人的建议，在最终决定使用鱼肝油之前，她品尝了醋、薄

    荷咳嗽药水、桉木片和各种烈酒。为了这个腥味治疗法，她添加了刺鼻的玫瑰香

    水，希望能通过刺激嗅觉和味觉增加成功的概率。一经委员会批准，曼奈特的治疗在第二天的早晨便开始了。医生在曼奈特的

    右脚放置了静脉管，将环磷酰胺注入她的血液中，曼奈特的妈妈喂了她三口鱼肝

    油。曼奈特做了个鬼脸：“我想吐。”奥利斯打开玫瑰香水瓶，香味飘荡在房间

    里。

    奥利斯每月重复这个奇怪的仪式1次，持续了3个月。之后，曼奈特每月接受

    1次鱼肝油和香水治疗，但仅仅每3个月服用1次药物治疗。到年底，她仅服用了

    6个单位剂量的环磷酰胺，而不是通常的12个单位。

    曼奈特的病情稳定下来，并开始好转。她长时间没有住院，血压开始恢复正

    常，而凝血因子又重新出现在她的血液中。正如医生们所希望的那样，她对常规

    药物剂量的一半作出了反应。曼奈特仍有红斑，但她的症状得到了控制，并且她

    能够恢复到使用温和剂量的药物的状态。15个月后，她不再喝鱼肝油了，但她继

    续想象一朵玫瑰，并确信这一想法有能力平息她的免疫系统。之后，她高中毕

    业，上大学，在大学里开跑车和吹小号。

    这一案例研究不可能说明奥利斯是否真的成功训练了曼奈特的免疫系统，或

    是她的症状是否有所改善。不过在1996年，阿德对10例多发性硬化的患者用了

    类似的方法。他将他们的免疫抑制剂药物环磷酰胺与茴香味糖浆配对。随后，在

    给予安慰剂药丸和糖浆时，8位患者表现出类似于活性药物产生的免疫抑制反

    应。虽然只是一个小试验，这也是进一步的暗示，条件反射真的起作用了。

    令人感到可悲的是，她没有活着看到这一结果。据奥利斯介绍，曼奈特的心

    脏最终衰竭了，这是药物的副作用之一。她死于1995年的情人节，年仅23岁。

    我坐在埃森大学医学院心理学系咖啡厅的一张桌子旁。两个年轻的研究人员

    朱莉娅·基希霍夫和凡妮莎·尼斯约我过来。但我们不是来喝咖啡的。茱莉娅把

    一个塑料罐从冰箱里拿出来，从顶部剥去一层保鲜膜。里面是绿松石液体，明亮

    得像霓虹灯。她倒了3杯，我们举杯。凡妮莎提醒我：“它会将你的牙齿和嘴染

    成绿色，但不会持续很久。”

    朱莉娅放下杯子，皱了皱眉，说：“曼弗雷德会说它不够烈。”我认为它看

    起来足够烈，并呷了一口。顿时，我的眼睛看到的都是绿色，但我立即又被紫色

    击中，有浓烈的薰衣草的味道。饮料是乳甜的，有点苦，像喝沐浴油。我的嘴巴

    皱了起来，胃开始翻腾，大脑不知道该怎么做。当冲突的色彩与味觉、嗅觉混淆

    时，我几乎感到神经元在混乱中燃烧。这是奥利斯的鱼肝油和玫瑰混合的升级版，将草莓牛奶和绿色食品着色剂及

    一大口薰衣草精油相混合。它是医学心理学家曼弗雷德·舍德洛夫斯基发明的，他现在正跟进阿德的有趣的实验。

    喝完后，我看到了难看的绿色。这是一间亮堂的屋子，屋子里装点着红色皮

    革扶手椅、黑色立方体咖啡桌和一排由他妻子画的几何艺术画布。舍德洛夫斯基

    亲切地给我拉了一张扶手椅，坐在对面。他个子高，身材瘦长，有着金色的头发

    和八字胡。一个同事进来提醒我们，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未爆炸的炸弹刚刚

    在附近的一个遗址出土，医院的一部分人员正在疏散，而舍德洛夫斯基无动于

    衷，并欢快地对我说：“我打赌它是你的!”

    舍德洛夫斯基已花了近15年的时间，试着将阿德发现的条件免疫反应的有趣

    逸事转换成有科学证明的治疗方法。他以戏剧性的方式将第二个心脏移植到一组

    大鼠的腹部。他向我保证：“听起来复杂，但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基本的实验设

    计。”接受移植但没有接受药物治疗的大鼠中，移植的心脏在受排斥之前平均存

    活10天，使用适量免疫抑制剂的大鼠中，移植的心脏会多存活3天。

    舍德洛夫斯基后来训练第3组大鼠，在心脏移植前，将药物和甜味相关联。

    移植后，大鼠接受的唯一药物是糖水。这一组移植的心脏存活了13天，与药物治

    疗组一样。令人惊讶的是，舍德洛夫斯基仅利用大鼠的意识延迟了移植心脏的排

    异反应。

    他说：“在那时没有人相信我们。”但他在一系列其他实验中重复得到了这

    一结果。他证实，外科切除脾脏神经(费尔滕发现的)阻断了这一影响。将条件

    训练和小剂量免疫抑制剂结合有可能提高效果。这些小剂量药物本身对移植心脏

    能存活多久没有明显影响，但是和条件反射结合，生存时间戏剧性地改善了。在

    一项实验中，20%的动物的移植心脏可以存活几个月，与舍德洛夫斯基的实验一

    样长。甜水和小剂量药物的结合比全剂量药物更好地保护了移植器官。

    在人体试验中，舍德洛夫斯基开发了纷繁缭乱的绿色饮品。在健康的志愿者

    试验中，他表示这种条件训练同样会抑制人体的免疫系统，如果与小剂量药物相

    结合，效果会持续更长时间。换句话说，已获得的关联不会消退。之后，一项62

    名尘螨过敏患者的试验中，他训练患者将绿色饮品和抗组胺药物氯雷他定的效果

    相关联。

    接受假条件训练的患者(他们认为已经接受了条件训练，实际上并没有)表示他们的过敏症状缓解了，当他们进行皮肤点刺试验时，形成的红色风团更小。

    意识预期(一种明确的安慰剂效应)平息了他们的症状。但当舍德洛夫斯基测量

    潜在的免疫反应时，它没有发生变化。只有当他补充安慰剂时，免疫细胞的数量

    才被抑制。

    舍德洛夫斯基能在人身上重复移植的结果吗？“那可是个大问题。”他说

    道。

    为了找出答案，他与埃森大学医院肾脏科医师奥利弗·维茨克合作。维茨克

    告诉我，寄主免疫系统的排异反应是肾移植术后的一个巨大问题。大约110的

    移植肾在第一年内受损。一半的患者死亡，另一半必须再接受透析。他说：“你

    需要强烈地抑制免疫系统，使移植器官存活。”他从事的持续平衡法也是维尔贝

    斯面临的问题，保持药物剂量足够高以防止排斥反应，同时对努力拯救的肾脏无

    毒性。

    他说，舍德洛夫斯基的工作打动了他，因为他从经验中得知心理因素影响移

    植的稳定性。他说：“免疫系统和大脑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作用。我在诊所看

    到，如果患者有心理危机，他们会产生排异反应。”

    他说对年轻患者有特殊的风险，其生活往往更动荡。例如，如果他们经历了

    分手，或者因为生病而失去工作，他们的心理状态就会下降。如果进入一个不稳

    定的状况，他们往往会造成移植器官的损失。“可能部分由于紧张或沮丧的患者

    不太可能定期服药。但是有一些患者，我确信他们正在服药，就像我确信自己会

    成为一名医生一样。”

    维茨克意识到条件反射可能会为用低剂量药物抑制免疫系统提供一种方法，将患者从一些危险的副作用中解救出来，特别是对肾脏的毒性。他和舍德洛夫斯

    基一起搞出了一个量表，来测试移植患者的意识想法。起初，停药对患者来说太

    危险了，所以他们设计了一项试验性研究，看看绿色饮料是否能在正常用药之外

    抑制患者的免疫系统。

    该试验研究的患者之一是卡尔·维尔贝斯。他必须将绿色薰衣草饮料和正常

    的药物一起服用，早晚均服，连服3天。在研究的第二阶段，他又做了同样的

    事，但是每天额外服用2次饮料和安慰剂。为了使药物的关联尽可能密切，舍德

    洛夫斯基让志愿者们在每次进行这个仪式时，都要保持环境的恒定，将药片和饮

    料一起服用，听同样的音乐。卡尔·维尔贝斯试着在播放约翰尼·卡什的音乐之前，先播放让·米歇尔·雅尔(Jean Michel Jarre)舒缓的《氧气》

    (Oxygène)的合成音。

    额外剂量的绿色饮料确实抑制了研究中包括卡尔·维尔贝斯在内的3例患者

    的免疫系统，舍德洛夫斯基经过测量，所有人的免疫细胞数量额外降低了20%～

    40%(在药物的最大效果基础上)。即便如此，这还不足以说明这个方案一定有

    效，但是正如我写的，舍德洛夫斯基和维茨克进行的一项包括50例患者的大试

    验，是足够有说服力的。如证实有效，他们会尝试条件训练，同时让患者停服部

    分剂量药物。

    舍德洛夫斯基认为，该技术可帮助其他类型移植和狼疮、多发硬化甚至癌症

    患者，减少其药物剂量。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亚拉巴马大学进行的一系列实验

    中，研究人员训练小鼠把樟脑味和激活自然杀伤细胞(一种免疫细胞，有助于对

    抗癌症)的药物相关联，然后将恶性肿瘤移植到它们体内。移植手术后，接受了

    条件训练的小鼠没有接受任何药物，只有樟脑，但它们比给予免疫治疗的小鼠存

    活时间更长。在实验中，尽管没有接受活性药物治疗，有两个接受了条件训练的

    动物完全清除了癌症。这些研究表明，单独的条件反射通过提高大鼠的免疫系统

    挽救了它们的生命。

    利用条件反射减少移植患者的药物剂量可能需要几年时间，对癌症患者甚至

    需要更长的时间。亚拉巴马大学的实验仅是初步研究，并且从来没有用于人体试

    验。但舍德洛夫斯基说，对于不严重的情况，没有实际原因的话，医生为什么不

    能立即开始进行条件训练强化治疗呢？

    例如，阿德在2011年去世前进行的一项试验中，对银屑病患者做了条件训

    练，并加上14剂量或半剂量的皮质类固醇软膏，同时将药物全剂量组作为对照

    组。舍德洛夫斯基正与同事们设计一个哮喘吸入器，有时给予安慰剂，有时给予

    活性药物。桑德勒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试验表明，可以用较低剂量的药物控制

    数以百万计的儿童的症状。

    利用条件反射与安慰剂来替代药物被称为安慰剂对照剂量减少(PCDR)，除了减少副作用，它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的医疗费用。2007年，仅在美国，注

    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药物的费用估计约为53亿美元。

    不幸的是，科学家们却在为找到将此疗法用于临床的研究经费而东奔西走。

    桑德勒说他很想进行一项更大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试验，但是他的申请被拒绝了，他说：“我认为这是一项非常不寻常的研究。使用开放标签的安慰剂治疗的

    想法很有创新性，但由于这是一种颠覆，一些评审专家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

    实际上，除了舍德洛夫斯基，没有人研究条件免疫反应。他开玩笑说：“我

    更喜欢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没有其他!”阿德和费尔滕在证明大脑和免

    疫系统之间的联系上，可能已经取得了理论的胜利，但在实践中，大多数免疫学

    家仍然倾向于忽略这一现象。

    舍德洛夫斯基说，医药公司对此不感兴趣。“他们不喜欢减少药物剂量这种

    想法。”就像桑德勒一样，他过去一直在努力说服学术评论家。几年前，他只能

    在小众期刊上发表文章，而且他被迫从瑞士回到德国的家，因为他的工作得不到

    资助。

    然而事情正在扭转，部分是因为贝内德蒂的工作，他使整个安慰剂领域研究

    获得了更多的认可。舍德洛夫斯基说：“打开评论家的意识大门，有些事情正在

    发生。”他甚至改变了正在研究的现象的名称，试图使它更有趣。之前我们称之

    为免疫反应的行为调节，现在我们称之为免疫抑制安慰剂效应。

    然而与此同时，数以百万计的像卡尔·维尔贝斯的患者继续接受远高于他们

    可能需要的药物剂量，并生活在不断担心失去肾脏、独立性、旅行能力和日常生

    活能力的恐惧中。

    他认为减少药物剂量与条件反射的想法是“美妙的”，并热衷于参加未来的

    评判。虽然在等待进一步的进展，但是他说已经得到了帮助，通过简单的示范说

    明，他的意识起到了保护移植器官的作用。他说：“在家里，我带着更多的意识

    服药。”

    感谢这项试验，他现在感觉自己很健康，他是一个积极的人，而不是被动地

    接受药物，药物的副作用不再打扰他了。他说：“有些我不相信的事情正在发

    生。”04

    大脑预防疲劳比患者本身更有先见之明

    梅斯纳尔 男 33岁哈伯勒 男 35岁 血氧水平低

    1978年5月8日早晨，风雪交加，透过雾霭，可以看到两位登山者在艰难地

    向前移动。他们仍保留着20世纪70年代的发式，蓬松的头发与胡须被包裹进连

    帽衫里。两人的衣服分别呈现出醒目的红色和蓝色。他们拖着笨重的靴子，戴着

    厚厚的手套，并佩戴有色眼镜，以防雪盲症和眼睛受冻。他们精疲力竭，气喘吁

    吁，每走几步都要靠在破冰斧上休息，大口地喘气。由于极度疲乏，两人只能靠

    打手势示意。然后，他们再次挣扎着站起来，在几乎失去意识、四肢也不听使唤

    的状态下，继续前行。他们唯有一个信念：义无反顾地向上攀登。

    距离他们几百米远的地方即是此行的目的地：世界最高点——海拔8 844.43

    米的珠穆朗玛峰(后简称珠峰)峰顶。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Edmund

    Hillary)和夏尔巴人丹增(Sherpa Tenzing Norgay)首次登顶，征服了珠

    峰。但是，希拉里和此后登顶的所有队员都借助于罐装氧气才得以达到目标。而

    来自意大利的33岁的莱因霍尔德·梅斯纳尔和他的搭档——来自奥地利的35岁

    的彼特·哈伯勒决定不带氧气登珠峰。

    登山者和医生都认为他俩疯了。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氧气含量仅为海平面的

    13，非常稀薄。没有人知道如此恶劣的环境会对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一般

    都认为这将导致大脑功能严重受损。生理学家又对希拉里在之后1960—1961年

    的登山情况进行研究后指出，珠峰峰顶的氧气水平维持人体静息时的生命所需都

    困难，更不用说还要进行艰苦的攀登了。

    然而，梅斯纳尔已习惯了登山面临的死亡危险。8年前，他的弟弟因雪崩遇

    难，在攀登著名的险峰南迦帕尔巴特峰时冻伤了7个脚趾。最近，他在不带氧气

    的条件下登上了8 068米的迦舒布鲁姆峰。不管能否登顶珠峰，他都决定体验人

    类身体所能承受的极限。

    5月8日一大早，梅斯纳尔和哈伯勒就从海拔7 985米的宿营地出发。当接近

    峰顶时，他们的行进愈加缓慢。他们被迫沿着岩石边缘爬进，跋涉厚厚的积雪时非常费力，几乎不能做任何动作。站立也变得越来越困难，最后，每挪动几步就

    不得不倒在积雪里休息一下再继续前行。他们知道，每一步都行走在死亡的边

    缘，都可能让自己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哈伯勒后来回忆道：“我突然感到濒死

    的恐惧，当时缺氧正显出致死性的魔力。”

    终于，他们在下午一两点之间到达峰顶，看到了一个金属三角架，那是

    1975年由中国登山队幸存者遗留的。哈伯勒泣不成声，眼泪流淌到胡须，在面

    颊上冻结成冰。梅斯纳尔说，他只能坐下，双腿颤抖，拼命喘气。“我像一片薄

    薄的、不停喘息的肺叶，飘浮在雾霭和山峰之上。”

    尽管身体和大脑受到缺氧的极大刺激，但梅斯纳尔和哈伯勒的成绩还是展示

    了人类至高无上的耐力。然而，此后科学家们对高海拔登山运动员所做的生理学

    实验却呈现出自相矛盾的结果。

    众所周知，在高海拔地区生活的人们极易疲劳。例如，在海拔5 300米处，对于适应了缺氧环境的健壮登山者而言，其有氧运动能力降低13。传统理论认

    为，在低氧条件下，人体血液不能携带更多的氧气，以供应全身需要，肌肉更容

    易疲劳，身体不能够持续运动。

    200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珠峰攀登队员在接近峰顶的8 400米处，其血氧含

    量陡降至正常水平的34。梅斯纳尔和哈伯勒的担心是合理的，如果山峰再高一

    点，他们就不会幸存。不过令人奇怪的是，直到7 100米这一使人感到头晕的高

    度之前，人体的血氧含量都与在海平面时相似。

    换句话说，海拔在7 100米以下时，血氧含量并非运动能力受损的原因。那

    么原因是什么呢？伦敦大学的高度、太空和极端环境医学中心主任丹尼尔·马丁

    指出，可能是由于在当时条件下，人体血氧弥散能力降低所致。因此，即使能够

    维持血氧水平，但细胞真正能够摄取的氧气却减少了。其他奇怪的现象提示或许

    还有其他原因。

    理论上，如果登山时肌肉缺氧确实会感到疲乏，这时心脏将尽可能快地跳

    动，以努力输送最大限度的氧气到达全身。此刻，血液中的乳酸水平特别高，这

    是因为缺氧导致了有毒废物的积聚。但是，科学家随后多项研究都未证实这一论

    点。当到达一定高度时，即使心脏仍能正常运作，但相对较轻的活动也会让人感

    到疲乏。实际上，人攀登得越高，疲劳时体内的乳酸水平反而下降。

    即使血氧水平能够得以维持，大脑、肌肉或心脏也没有出现应激或损害的征象，不过人在登山时仍感到上气不接下气。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状况的呢？

    莫·法拉 男 29岁 运动性疲劳

    2012年12月，29岁的伦敦人莫·法拉走进田径赛场，这是他一生中参加的

    最重大的比赛：伦敦奥运会5 000米决赛。当他走近起跑线时，英国观众起立鼓

    掌欢呼。就在一周前，大家目睹了莫·法拉赢得万米比赛的金牌。这一项目历来

    为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等非洲国家所包揽。这是第一次由英国人在奥林匹克运动

    会所赢得。现在，人们期望他再次夺冠。

    但是，莫·法拉虽是一名很有希望的选手，这次却有点不同。一周前他刚取

    得万米比赛的胜利，目前正在恢复中。参加5 000米角逐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当

    年，他在世界上排名第11，而本次7位参赛的运动员都排在他前面，其中包括被

    普遍看好的埃塞俄比亚运动员德杰恩·格布雷梅斯凯尔，他当时在世界排名第

    一。

    赛场全程12圈半，庆幸的是法拉开始时速度不快，多数赛程居于后面，而在

    最后1 000米，他加快了步伐，紧跟在格布雷梅斯凯尔后面。看台上，数千名观

    众挥舞着英国国旗，其中有法拉的继女和怀有双胞胎的妻子，她们在向他挥手，为他加油。

    法拉开始向前冲刺。紧接着，当最后一圈的铃声响起时，他迈开大步，跨越

    了队列。他的白色背心和蓝色短裤映衬着细瘦的身躯，伴随着金色项链在胸前跳

    跃。在最后的弯道处，身穿绿色背心和黄色短裤的格布雷梅斯凯尔赶了上来，他

    的胜出似乎不可避免，但是，人群的欢呼声浪鼓舞着法拉。他咬着牙，摆动手

    臂，越过格布雷梅斯凯尔，在万众瞩目下，伴随人群震耳欲聋的欢呼和惊叹声，率先冲过终点线。

    法拉在4分钟内跑完最后1.6千米，最后一圈仅用52.94秒。曾经同样身为长

    跑运动员的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史蒂夫·克拉姆激动不已，他热情洋溢地

    说：“我无法表达我的感受，你们见过这样的奇迹吗？”这一次，法拉为他那尚

    未出生的双胞胎孩子献上两枚金牌。

    当时，我怀孕好几个月了，正在家里看比赛。法拉的成绩点亮了我的客厅和

    整个国家。英国从来没有得过奥运会长跑金牌，这次我们一下就获得了两枚。法拉成为国家英雄。“国民倍受鼓舞，”他后来说道，“如果不是为了他们，我认

    为自己不会拼搏到底。”毫无疑问，为了我们赢得金牌，法拉倾尽每一份力量、每一分希望。

    法拉的最后冲刺惊心动魄，他跨过终点线的表现同样令我震惊不已。他没有

    由于精疲力竭而躺倒地上，而是向观众展示一组仰卧起坐。然后，又跳起来，绕

    着跑道奔向焦灼等待的摄影师，他双臂弯过头顶形成特征性的“M”式。

    这种现象人们常在赛场见到。当打破世界纪录、夺得冠军后，运动员集聚所

    有能量将身体推向极限。一旦跨过终点线，他们就有力量绕场奔跑一周。这正如

    登顶珠峰的运动员一样，到达巅峰时，他们仍能坚持。人们不禁要问：当感觉自

    身好像处于崩溃临界点时，为什么我们仍有如此多的能量储备？

    蒂姆·诺克是南非开普敦大学的运动生理学家，他敢于挑战权威。实际上，在职业生涯中，他养成了一种颠覆传统教条的习惯，有时得罪别人，但确也因此

    挽救了运动员的生命。

    比如，19世纪80年代，他通过研究揭示，南非橄榄球运动员中普遍存在灾

    难性颈部损伤。一开始这个结论被断然否定，但最后却改变了规则。后来，他对

    为什么很多马拉松运动员虚脱进行了研究。结论是，导致运动员虚脱并非由于先

    前普遍认为的脱水，而是刚好相反，饮水太多。诺克认为，官方建议运动员应在

    1小时内喝1.5升水，这简直是在毒害他们。

    美国专家深受运动饮料工业的影响，拒绝接受他的理论。直到2002年，波

    士顿发生了13%的马拉松参赛者水中毒和1人死亡事件，情况才得以改变。诺克

    说道：“美国运动饮料工业年产值数十亿美元，与之发生矛盾使我了解到这样的

    事实：医学科学易于屈从于为商业利益服务的目的，这曾被冠以人类最大利益的

    噱头。”

    这并不奇怪，几年来诺克一直挑战生理学最基本的一个假设。他本人是运动

    员，对疲劳很感兴趣。他告诉我：“如果你在运动，就会一直感到疲劳，也就会

    试图寻找原因。我很快认识到，事实并非像以前解释的那样。”

    传统理论认为，运动员达到生理极限时即感到疲劳，这时肌肉用尽了氧气、燃料，并可能由于乳酸等毒性副产品积聚而损伤身体。这样依次导致了疼痛和疲

    乏，迫使我们停止运动，直到恢复。

    上述基础理论是由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生理学家阿奇博尔德·希尔在1923年提出的，此后从未遭到怀疑。然而，诺克却努力检验其是否正确。

    他认为，希尔的结果不能自圆其说。首先，该理论预测如果运动到极限水平，在

    停止前短时间内，氧气的利用应稳定下来，这是因为心脏跳动不够快以满足组织

    所需的更多氧气。而像高海拔试验那种情况未出现这种现象。他说：“试验时，我们没有发现运动员用尽氧气，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同时，其他研究也显示，虽然肌肉内能源(糖原、脂肪和三磷酸腺苷)水平

    伴随运动减少，但从未耗竭。诺克也探讨了肌肉的氧利用，他要求自行车选手骑

    上赛车，将导线与车手腿部相连接。希尔的理论认为，运动员疲劳时应调动所有

    可用的能源，越来越多的肌纤维参与运动，直到最后全部都动员起来，达到极限

    突破点。但是诺克的发现却相反：当自行车手近乎精疲力竭时，肌纤维正在停止

    收缩。此时，志愿者感到非常疲乏，不能再继续运动。但他们动用的肌纤维从没

    有超过50%。疲劳迫使他们停止运动，而此时仍有很多的肌肉储备。

    所有这些发现使诺克确信希尔的理论不正确。另一方面，他和同事阿兰·克

    莱尔吉普森提出了新观点：疲劳感的核心是大脑调控的结果。很明显，人体存在

    生理极限。诺克和克莱尔吉普森认为，人体不是直接对肌肉疲劳做出反应，而是

    大脑在达到极限前做出反应：让人感觉疲劳，在发生损伤征象前停止运动。换句

    话说，疲劳不是生理事件，而是一种感觉，通过大脑来阻止灾难性伤害的发生。

    他们称之为“执行中枢控制的大脑系统”。

    从进化论的观点看，这样的系统堪称意义完美。大脑根据肌肉损伤信号发出

    警告，提醒我们运动已达到身体崩溃的危险边缘，为保证安全应提前停下来。同

    时也使我们在疲劳过后能够继续活动。诺克说：“这是人类进化的结果。因为我

    们一直需要后续能量来进行其他活动。”例如，我们打完猎，总要带猎物回家。

    这也是为什么法拉用尽力气仍能赢得第二枚金牌，跨过终点时仍可做仰卧起坐和

    慢跑。

    诺克表示，随着海拔高度的增加，这种效应更加明显。中枢控制系统可探测

    到空气中氧气减少，并推断出此条件下体力活动安全与否。即便肌肉刚开始运动

    且完全有能力活动，也会感到疲乏，以至于难以步行。另一方面，将资源分流向

    呼吸活动，以确保大脑获取足够的氧气。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其他有潜在危险性

    的环境。热天行动迟缓，不是源于肌肉力竭，而是中枢控制系统限制体力活动以

    免身体过热；生病时，免疫系统的信号诱发疲乏，促使我们休息，节省能量用来

    抵抗感染。诺克大概于12年前提出了中枢控制理论，其观点是大脑最终决定体力活动的

    极限，而非心脏、肺或肌肉，这看似有点荒谬，直到今天仍存在争议。比如，珠

    峰研究者马丁说，尽管诺克的理论很可能是正确的，中枢控制系统使人随海拔升

    高而迅速疲劳(不是缺氧原因)，不过这一假说没有获得任何证据加以证实。

    虽然运动生理学家相对比较慎重，但是心理学家越来越相

    信，大脑在疲劳感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例如，许多提高运动

    成绩的药物如安非他命、莫达非尼和咖啡因，通过影响中枢

    神经系统起作用，而并非影响肌肉本身。科学家使用电流直

    接刺激大脑提升自行车手的最大输出功率，减轻运动员的疲

    劳感。

    诺克希望未来几年的脑电图研究能直接证实中枢控制理论。

    最吸引我的想法是疲劳受大脑控制，人的意识是否也会受其影响？我们能左

    右中枢控制系统吗？

    相关的证据正在逐渐积累。大量研究显示，心理因素能够转移和调节我们的

    疲劳感。运动能力受情绪影响，如奖赏或竞争者出现，或听闻枪声等，无论我们

    取胜或失败，以及我们认为不得不跑多么远的路等，情绪都会起作用。

    同一时期，威尔士的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心理学家克里斯·比德发现，优秀

    的自行车手服用自认为是运动增效剂的一片药物或饮品平均能够提高2%～3%的

    速度，这一差异足以在许多比赛中影响胜败结果。比德指出，这是因为安慰剂能

    增加乐观性和自信，动员中枢控制系统释放更多的能源。他说：“大脑能做非凡

    的事情，也能使人受到限制。”服用一片安慰剂能提升自我强加的约束。安慰剂

    专家法布里奇奥·贝内德蒂也是诺克观点的崇拜者，他在一篇有关疲劳的文章中

    断言，安慰剂作为一种辅助信号作用于中枢控制系统以“控制刹车”。

    因此，除了生理指标如体温、血氧水平、体能和活动水平之外，大脑还能整

    合心理指标，如自信度或任务紧迫程度，然后，利用疲劳感设定最大运动速度。

    如果我们担心体能状态，或不能确定前行的路程远近，那么就会跑得慢一些。如

    果确定前方距离，或面临生死险境，中枢控制系统将全盘考虑，并放松管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危急状态下仍有体力和耐力创造正常情况下不可能

    达到的奇迹或壮举。如果环境改变了，我们的疲劳水平也会改变。比赛中，当我

    们看到终点线时，仍有能力发起冲刺。处在威胁中，我们倦意顿消，一旦威胁解

    除，则会感到疲劳。

    当法拉接近5 000米终点时，激动、自信和人群欢呼声混合在一起，驱动中

    枢控制系统发挥最大潜能，超越了对手。同样，梅斯纳尔和哈伯勒对于成功的断

    然决定似乎置身于承受极限状态的危险境地，处于几乎濒临死亡的破纪录海拔高

    度。

    中枢控制系统可以解释间歇训练法的良好效果，即短时间的高强度训练与休

    息恢复交替进行。按照诺克理论，规律性冲刺训练使我们接近人体耐受的最大体

    能强度，这不仅有益于提高身体素质，也能重新训练大脑。这些可以使中枢控制

    系统习知，艰苦训练效果很好，逐渐一点点增加负荷是安全的。

    不过，这也许正在简单地向外界释放信息：大脑怎样才能做到过度自我保

    护？诺克说：“你不必相信感觉，不必相信大脑指令。不管感觉怎样差，你都能

    继续下去，并做得更好。”

    萨曼莎·米勒 女 46岁 病毒感染

    萨曼莎·米勒一边嚼着三明治，一边盯着我，平淡地说：“就像被活埋一

    样，我的关节剧烈疼痛，精疲力竭。像患了难以治愈的流感一样，不能做任何事

    情。我被‘困’住了。”

    这天，萨曼莎看起来精神焕发，比46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她穿着20世纪50

    年代的粉红色衣服，头戴蓬松的贝雷帽，涂着口红，显得干净利落。一头卷曲亮

    发，别着一支白色的康乃馨。我们在土耳其餐厅相遇，位于伦敦时尚的阿佩尔街

    道。她精力充沛、幽默和机敏。难以置信，她曾经同死神抗争多年，并浴火重

    生。

    20世纪90年代后期，萨曼莎住在伦敦的汉普斯特，并在一所人手短缺、资

    金不足的中学教授艺术课。她创造了处理孩子疲劳的方法。她说：“儿童依

    然‘青春无敌’，孩子们还未曾遭受任何打击。”萨曼莎也是一位热情的山地自

    行车手和游泳选手，社交活动非常繁忙。如果一些事需要做，她则收拾残局，并

    总是致力于追求完美。后来，她病倒了。“我得了一种腺病毒感染，”她说，“高热不退，但并没

    有停止工作。此时事情也开始改变。”尽管身体痊愈，但她总是感到困倦。几年

    后又接受了背部手术，还发生了院内感染得了胃肠炎，当时真是雪上加霜。“真

    可怕，我全身每一个部位都受到攻击。”她回忆道。

    她康复后仍无力下床，精疲力竭但又无法入睡；她疼痛难忍，并对声光刺激

    过度敏感；她也不能下楼，因此她丈夫上班前必须把水果放在床边；她感到身体

    垮下来，非常虚弱：无法坐起来，不能听收音机，也不能开门。她回忆，当时如

    果不是坐在轮椅上，完全失去行走能力，她无论如何应该有力气到达门口的。 ......